玻姆力学是量子力学的一种表述,其中粒子在任何时刻都具有确定的位置,并按照由波函数决定的规律运动。在其标准的非相对论形式中,波函数服从薛定谔方程,而一个额外的引导方程则决定粒子的运动轨迹。当粒子构型服从玻恩规则所规定的分布时,该理论便能重现通常的非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统计预言。
这一理论在物理学基础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无需引入波函数的基本坍缩机制,就能对测量结果给出明确的解释。它还表明,量子现象本身并不排斥确定性的粒子轨迹。该理论的独特之处包括非定域动力学、构型空间的核心地位,以及对量子算符所表示的物理量与描述物理实在的变量所作的区分。
玻姆力学、德布罗意—玻姆理论和导波理论这几个名称的含义有所重叠,但用法并不完全相同。玻姆力学通常指以粒子位置为基本变量的一阶理论及其扩展;导波理论也可指更广泛的一类模型,包括以场为基础的理论,以及涉及偏离量子平衡的分布的理论方案。
历史发展
玻姆力学起源于路易·德布罗意将物质的粒子描述与波动描述相结合的尝试。1924年,德布罗意提出,实物粒子具有波动性。到1927年索尔维会议时,他已建立了一种导波动力学,其中粒子的运动由构型空间中的波引导。这一方案不同于他更具雄心的“双解”纲领;后者试图寻找一种物理波,其中包含一个代表粒子的局域奇点。相比之下,导波模型使用通常的量子波函数,来引导一个与波函数分开描述的粒子位置。
索尔维会议上的讨论涉及针对散射问题和多粒子系统诠释的质疑。此后,德布罗意将导波方法搁置了多年。与此同时,与尼尔斯·玻尔、维尔纳·海森堡及其他奠基者相关的理论表述,成为量子物理的主流语言。这些方法以描述实验结果的数学规则为核心,通常不为两次测量之间的粒子赋予确定的轨迹。
1952年,戴维·玻姆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两篇题为《关于用“隐”变量解释量子理论的一种建议》的论文,独立提出了一种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玻姆详细展示了确定的粒子构型如何能够与通常的量子预言相容。他的表述着重于一个经过修正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和一个量子势,使这种动力学呈现出广义经典力学的形式。他还分析了测量相互作用,认为即使波函数仍处于叠加态,仪器的构型也能给出确定的测量结果。
约翰·S.贝尔随后指出,玻姆理论是一个重要反例,反驳了隐变量解释不可能成立的笼统断言。贝尔1964年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更为具体的限制:满足适当定域性条件的理论,无法重现所有量子关联。玻姆力学本身已经表现出这一结果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因此,它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对量子现象的自身诠释,还在于澄清了各种不可能性定理究竟证明了什么。
后续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的数学结构和统计诠释。德特勒夫·迪尔、谢尔登·戈尔茨坦和尼诺·赞吉在1992年对量子平衡的分析中,强调了典型性以及子系统的有效波函数。研究者还构建了相对论性轨迹模型,以及量子场论的导波版本。这些发展形成了一族彼此相关的理论,而非一个获得普遍认可的统一推广版本。最初的非相对论粒子理论,仍是这一理论族中最清晰、得到最广泛分析的成员。
状态变量与运动方程
对于 个可分辨的无自旋粒子,玻姆力学中的状态由波函数 和实际位形
共同构成。这里, 是系统的 维位形空间中的变量,而 则指定各粒子实际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波函数并不是普通三维空间中 个相互独立的波的集合。对于纠缠系统,它是所有粒子坐标的联合函数。
波函数按薛定谔方程演化:
其中, 是粒子 的质量, 是势能, 是约化普朗克常数。对于这一哈密顿量,引导方程为
速度取决于波函数在整个系统实际位形处的取值。因此,只要满足方程存在解所需的正则性条件,初始位置和初始波函数就能确定随后的运动。
同一规律也可以表述为:速度等于概率流除以概率密度:
这一表述可以自然地推广到多分量波函数。对于与电磁矢势 耦合的粒子,无自旋情形下的引导速度变为
上式在实际位形处求值,其中 为粒子的电荷。
这一动力学的位置运动方程是一阶的:独立给定的初始速度并不是额外的状态变量。这与牛顿力学不同,后者通常用位置和速度,或位置和动量来指定状态。粒子的瞬时速度不一定等于测得的动量本征值除以其质量。动量实验的结果必须通过粒子与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导。
在 的节点处,速度表达式没有定义。严格的存在性定理表明,在广泛但明确规定的假设下,几乎所有初始位形都存在全局轨迹。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任意奇异势或任意初始波函数都能产生处处正则的轨迹。
量子平衡与概率的起源
玻姆力学的统计结构以玻恩规则为核心:
这里, 描述的是可能构型上的分布,而不是轨迹定律中额外引入的随机性。关键的数学性质是等变性:如果构型分布最初等于 ,那么在薛定谔方程与导引方程共同支配的动力学演化下,它将始终等于 。
等变性源于两个连续性方程的一致性。薛定谔演化意味着
在玻姆速度场中运动的系综满足
由于 ,当 时,这两个方程相同。这就确立了量子平衡能够得到保持,但仅凭这一点,还无法解释为何一开始就应当采用平衡分布。
一种颇有影响的解释采用了典型性概念。对于宇宙波函数 ,测度 可用于判定宇宙构型的集合是典型的还是非典型的。在适当条件下,典型构型会使子系统上的重复实验呈现符合玻恩规则的频率。这类似于统计力学中对典型性的运用,不过两者涉及的测度和子系统结构有所不同。这里无须设想一个由许多宇宙组成的真实系综。
关于子系统的一个关键结果,涉及将宇宙构型划分为子系统坐标 和环境坐标 。对于无自旋系统,条件波函数定义为
其中默认已作归一化。在量子平衡下,给定 时, 的条件分布正比于 。当子系统具有有效波函数时,由此便得到熟悉的玻恩分布。这一结果也限制了环境中的物理记录所能提供的有关子系统位置的信息。
另一种方法主要与安东尼·瓦伦蒂尼有关,它研究假设存在的、满足 的非平衡分布。数值模型可以呈现这样的过程:复杂的轨迹运动使粗粒化分布向平衡态弛豫。这种弛豫取决于波函数、初始分布及粗粒化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系统的普遍定理。非平衡版本可能给出不同于通常量子力学的预言,但玻姆力学与通常量子力学在经验上等价的标准结论,以量子平衡为前提。因此,确定性的微观动力学与概率性的实验预言,是该理论解释结构中两个不同的部分。
测量与波函数的有效坍缩
测量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线性的量子演化通常会使被测系统与仪器的多个宏观上可区分的状态产生关联。如果系统的初态为
那么,理想化的测量相互作用会产生
其中, 表示系统坐标, 表示仪器坐标。函数 代表不同的指针读数。仅靠薛定谔演化,并不能选出其中一项作为唯一实际发生的结果。
在玻姆力学中,仪器也有一个实际构型 。如果各个指针波包在仪器构型空间中所占据的区域实际上互不重叠,那么 就位于其中一个区域内。这一构型给出了确定的读数。该理论并不在观察者查看仪器时引入某种特殊的物理过程:指针、探测器、照相记录以及观察者的身体,都由同一套普遍的动力学规律描述。
对于被测子系统而言,实际构型所在的分支可以成为它的有效波函数。将仪器的实际构型代入宇宙波函数,便得到
如果只有一个仪器波包在 处具有不可忽略的振幅,那么这个表达式就近似为相应的 。此后,子系统的演化就如同它的波函数已经坍缩一样。然而,完整的波函数仍然遵循原有的幺正动力学。
量子退相干有助于维持这种分支分离。系统与空气分子、热辐射以及其他环境自由度的相互作用,使相位相干性分散到与环境的关联之中。对于宏观指针而言,要逆转这一过程,就必须对这些关联进行极其精细的控制。退相干本身既不会赋予系统一个实际构型,也不会选出一个结果;在玻姆力学中,它解释了为什么实际构型所在的分支在实际情况下能够保持动力学上的独立性。
实际构型未处于其中的分量通常称为空波。它们的支集内没有实际的粒子构型,但它们仍然是波函数的一部分。在控制得当的干涉实验中,先前分离的分量可以再次重叠,并影响运动。因此,“空”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数学上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它们无法在未来产生影响。
在各态均已归一化且满足通常的理想测量条件时,量子平衡赋予各指针区域的概率为 。更一般的仪器相互作用则给出更广泛的量子测量形式体系。因此,算符和测量概率是从物理相互作用及其记录中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作为一套支配观测的独立动力学而另行假定的。
干涉、自旋与语境性可观测量
双缝实验说明,轨迹如何能够与干涉共存。粒子穿过其中一个狭缝,而导引波则通过两个狭缝演化。在挡板后方,相互重叠的波分量产生一个速度场,该速度场的流动形成干涉分布。在量子平衡下,经过多次试验,各次探测到的位置以 为密度逐渐累积。因此,这种轨迹并不是一条附加了独立统计波的经典路径。
在理想的对称布置中,轨迹可能出现显著偏折,并且不会穿过对称面。更一般地,受同一个足够正则的一阶速度场支配的两条轨迹,不可能在同一时刻经过构型空间中的同一点,随后又彼此分离。这一唯一性结论针对的是构型空间。多粒子轨迹在普通三维空间中的投影,不一定具有同样的不相交性质。
路径探测装置会改变联合波函数。如果不同路径与可区分的探测器状态建立关联,粒子位置分布中的干涉就可能消失。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对一条原本遵循经典规律的路径施加了机械扰动。它源于新的系统—探测器纠缠波函数,以及由此产生的导引定律。反过来,弱耦合的路径探针也未必能可靠地记录粒子先前的位置。
自旋角动量通常不需要用微小的旋转物体或额外的隐含自旋取向来解释。对于旋量波函数,一种标准的导引定律为
并在适当情况下纳入电磁项。施特恩—盖拉赫磁体通过非均匀磁场,将旋量分量与在空间中分离的波包耦合起来。粒子进入其中一个输出波包,探测器便记录下相应的结果。自旋测量结果的离散性来自这种相互作用结构,而不是来自某个经典物体在所有可能的空间取向之间作出选择。
这一分析体现了量子语境性。标为“沿某一轴的自旋”或“动量”的算符,并不自动对应于某种独立于仪器、只是由实验揭示出来的属性。不同的实验布置,可以让同一个算符对应于不同的具体轨迹历程。科亨—施佩克尔定理排除了在至少三维的希尔伯特空间中,以某些特定的非语境方式为量子可观测量赋予确定值的可能性。玻姆力学以位置作为粒子的基本变量,并根据具体实验语境推导其他测量结果,从而避开了这一障碍。因此,轨迹确定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量子算符都同时具有预先确定的值。
纠缠、贝尔定理与非定域性
对于乘积形式的波函数,
只要动力学演化保持这种因子分解,粒子1的速度就只取决于它自身的坐标及其对应的波函数因子。对于纠缠波函数,比值 通常同时依赖于两个粒子的坐标。因此,即使两个粒子相距遥远,粒子1的瞬时速度仍可能取决于粒子2的实际位置。这是导引方程直接体现出的特征。
因此,量子纠缠具有动力学作用,而不只是对关联信息的描述。在涉及两台相距遥远的测量装置的实验中,改变其中一台装置的设置,可以改变联合波函数,以及对其他位置粒子的导引。这种依赖关系是相对于非相对论理论中的共同时间参数定义的,并非由穿过其间空间传播的普通局域力所传递。
贝尔定理精确揭示了这种依赖关系的意义。在适当的定域性和统计独立性假设下,测量结果之间的关联必须满足贝尔不等式。量子力学预言,适当的纠缠态会违反这些不等式,而实验也已观测到这种违反。玻姆力学在量子平衡条件下能够再现这些违反,因为其动力学不满足贝尔定域性。决定论并不是该定理唯一针对的对象:满足贝尔定域性的随机理论同样受到约束。
非定域依赖并不会自动带来可控的超光速通信。在量子平衡条件下,局域测量结果的分布,是通过对无法获知的构型取平均而得到的。由此得到的边缘概率与通常的量子力学一致,不依赖于远处实验者自由选择的测量设置。因此,个体轨迹之间的非定域依赖,与理论预言的实验统计中不存在可用的超光速信号,是两个需要区分的层面。
这种统计上的相容性,并未消除所有与相对论有关的问题。一种理论可以在操作层面遵守无信号原则,同时采用一种并不具有显式洛伦兹不变性的底层时间结构。许多相对论性玻姆模型将时空分叶为类空超曲面,以定义相关的同时构型。不同方案中,这种分叶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由动力学生成,或由量子态确定。
如果物理上能够获得非平衡分布,产生无信号性质的平均过程就未必仍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因此,一些导波理论的非平衡模型允许传递信号,或允许更充分地获取隐含构型的信息。这些是对标准平衡框架的扩展,而不是通常的贝尔实验已经确立的结论。
量子势与经典极限
将标量波函数写成极坐标形式后,玻姆最初的表述便清晰起来:
其中 和 均为实数。将薛定谔方程的实部与虚部分离,可得到一个连续性方程和一个修正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
其中
量 称为量子势。导引方程变为 ,右端在实际构型处取值。
沿轨迹对这一阶运动定律求导,在标量势情形下可得
它看起来类似于牛顿第二定律,但只有当速度满足导引约束时,它才与原本的玻姆力学体系等价。如果认为任意初始速度都可以独立指定,通常就会得到另一种理论。因此,一阶表述避免了将量子势理解为一种附加力,作用于原本不受其他约束的牛顿粒子。
量子势取决于 的形状,而非其整体归一化。将波函数乘以一个非零常数,不会改变导引速度或 。对于纠缠态,量子势是定义在整个构型空间上的函数,一般不能写成普通空间中各个独立势的总和。这些特征使其有别于常见的经典相互作用势。
定态与经典图像的对比尤为鲜明。对于处于实的、非简并束缚态波函数中的无自旋粒子,其空间相位为常数,导引速度为零。在量子谐振子的基态中,量子势抵消了经典回复力,粒子可以保持静止。然而,动量测量仍可能得到非零值,因为测量相互作用会改变波函数和粒子的运动。这一例子依赖于上述特定的无自旋模型,不应不加区分地推广到所有原子态。
要恢复经典力学,需要对态、相互作用和尺度施加条件,而不能仅仅在形式上宣称 很小。处于足够光滑的势中的窄波包,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引导粒子沿接近经典轨迹的路径运动。半经典相位结构、环境退相干以及相关分支之间干涉的抑制也都很重要。波函数的节点、波包分裂和干涉都可能使简单的经典近似失效。因此,经典行为是玻姆动力学在特定条件下呈现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每个描述宏观质量物体的波函数都会默认表现出的行为。
相对论与量子场论扩展
将玻姆力学推广到狭义相对论,并不只是用相对论性波动方程替代薛定谔方程。对于单个狄拉克粒子,守恒的狄拉克流给出了自然的轨迹定律。将旋量记为 ,其密度和流为
速度则为 。这就在相对论性量子方程与粒子世界线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纠缠的多粒子系统更难处理,因为非局域的引导定律需要明确:不同世界线上的哪些事件应被纳入同一个构型。基于超曲面的模型将时空分叶为一组类空叶片。多时间波函数为各个粒子分别赋予时空自变量,而守恒的张量流则可相对于所选叶片定义引导规律。相互作用的多时间方程能否彼此相容,本身就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约束。
对于这种额外的时空结构,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分叶可以是独立指定的结构,也可以是受附加定律支配的变量,或者在适当模型中由波函数以协变方式构造出来的结构。数学表述具有洛伦兹协变性,与不存在任何优选分叶,是两个不同的要求。有些模型满足前一要求,却仍将优选分叶保留为其本体或动力学的一部分。在平衡态下,优选结构无法通过经验观测显现,并不意味着它在理论中的作用就此消失。
量子场论引入了粒子的产生和湮灭,固定粒子数 的构型空间不足以描述这些过程。贝尔于1986年提出的格点模型,使用费米子数构型作为描述物理实在的变量。后来的贝尔型量子场论采用的构型,属于各个粒子数扇区的并集:
在同一扇区内,构型可以连续演化;不同扇区之间的跃迁则可以通过随机跳跃发生,用以表示粒子的产生或湮灭。跃迁率的选取须保证量子概率分布得到保持。这些理论表明,玻姆式的描述并不一定在每一种扩展中都是决定论的。
其他导波理论以场而非粒子作为基本构型变量。实际的场构型由定义在场空间上的波泛函引导。还有一些混合模型,仅将选定的粒子或场自由度纳入基本本体。费米子、规范约束、紫外正则化和重整化,在不同方法中带来了不同的技术难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涵盖全部已确立粒子物理学的、充分发展的导波表述,能够像非相对论性粒子理论那样具有公认的标准地位。
实验、轨迹重建与计算
在量子平衡状态下,对于两者共同适用范围内的实验,标准玻姆力学与通常的非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相同的结果概率。因此,观测到干涉条纹、隧穿事件或贝尔不等式的违反,本身并不能区分这两种理论。要通过实验加以区分,就需要引入某种具体的偏离,例如非平衡分布或修正后的动力学,并给出定量预言。两者在经验上的等价性还取决于是否对实验装置进行了一致的建模,而不能将未经测量的玻姆轨迹与另一种量子测量程序作比较。
对于那些被描述为拍摄“玻姆轨迹”的实验,需要谨慎解读。2011 年,萨沙·科奇什及其合作者在双缝装置中,先对横向动量进行弱测量,再进行位置测量,由此重建了光子的平均路径。重建出的曲线对应于根据光场和弱值分析得到的流线。这些曲线既没有确立单个光子经强测量得到的连续位置序列,也没有唯一地验证某一种光子本体论。
这种区别不仅涉及诠释,也涉及数学。对于标量波函数,以位置为条件的动量弱值的实部为
在没有矢势的情况下,它等于玻姆速度乘以质量。利用大量以相同方式制备的系统重建这一场,并不能揭示某个特定粒子原先具有怎样的初始构型。此外,将有质量粒子的轨迹诠释直接推广到光子,还需要作出额外的理论选择。
玻姆方法还可用于计算,而不必接受其关于量子理论基础的立场。轨迹系综可以用来描述概率输运、量子散射、化学反应动力学和量子隧穿。量子流体力学算法沿着移动的数值计算点,推进密度与相位或相关场的演化。这类算法的吸引力在于,有可能将计算资源集中在概率密度较大的区域,而不必对整个坐标网格进行均匀采样。
主要困难包括在节点附近计算导数、追踪快速变化的相位,以及表示分支和干涉。在多体系统中,波函数仍然定义在高维构型空间中;引入轨迹本身并不能消除描述一般量子态所需信息量的指数增长。因此,近似方案还需要额外的假设、截断或约化描述。
经典的行走液滴实验提供了另一种经常被讨论的比较。弹跳的液滴可以与自身激发的表面波相互作用,表现出类似于某些导波现象的行为。这类系统是经典的、耗散的,并且受不同的方程支配。它们为波与粒子之间的反馈提供了类比和实验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完整玻姆导引定律的物理实现,也不能证明量子非局域性。
本体论、诠释与未决问题
玻姆力学将理论的本体论——即理论认为哪些事物存在——与用于计算测量统计结果的算符形式体系区分开来。在基本的粒子理论中,位置描述普通空间中的物质构型。这通常被称为原始本体论:它是表征宏观物体、仪器记录和实验结果的物质变量。波函数支配这些变量的运动,但其自身的物理地位则容许多种诠释。
按照构型空间实在论的理解,波函数是定义在高维空间上的物理对象。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熟悉的三维世界如何从这种描述中涌现出来?按照法则性的理解,宇宙波函数的作用更像一条定律,而非普通的物质场。其他进路则将其视为一种倾向,或一种为若干空间点构成的集合赋予属性的多重场。这些方案可以采用相同的粒子方程,却对波函数所表征的事物持有不同看法。
“隐变量”一词可能掩盖一个重要区别。粒子位置并非本质上不可观测:指针的位置和探测器的位置恰恰就是实验所记录的内容。量子平衡所限制的,是获取有效波函数所编码的信息之外的额外构型信息。因此,相关限制并不在于位置属于一个本质上无法触及的领域,而在于获取信息需要发生物理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也受同一套动力学支配。
与其他应对测量问题的方案进行比较时,既要考虑方程,也要考虑本体论。多世界诠释保留幺正演化,但不将某一个粒子构型选定为实际的物质历史。客观坍缩理论修改波函数的动力学,通常会引入随机定域化过程,并可能产生偏离通常量子预言、可供实验检验的结果。相比之下,玻姆力学保留通常的波函数幺正演化,同时加入一个具有自身运动定律的实际构型。即使某些具体模型对目前能够开展的实验给出无法区分的预言,这些差异仍然存在。
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包括相对论模型的构建与诠释、不依赖暂行截断的相互作用场论,以及向量子引力的推广。此外,还有关于导引定律的地位与唯一性的基础性问题。仅凭等变性,并不能唯一确定标准速度场的所有方面;涉及对称性、简单性以及所要描述的物理变量的附加条件也很重要。同样,围绕量子平衡的争论涉及典型性的解释作用、可能的弛豫机制,以及非平衡态是否曾在实际物理演化史中存在。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其非相对论方程是明确的,但更广泛的理论推广尚未得到唯一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