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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坍缩

波函数坍缩是获得测量结果时量子态发生的变化,其物理地位在量子力学的不同诠释中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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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坍缩是指获得某个特定测量结果时,量子态所发生的变化。在教科书式的量子力学表述中,如果一个系统最初由各种可能结果的量子叠加来描述,那么在测量后,就会为它赋予一个与实际记录结果相符的量子态。与薛定谔方程支配的连续演化不同,这种状态更新通常是不连续的,并且具有概率性。各个结果出现的概率由玻恩规则给出。

在量子理论的各种表述中,“坍缩”一词并没有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统一解释。坍缩可以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物理事件、对测量过程的有效描述,或观察者对系统所赋予状态的更新。另一些表述则否认存在任何普遍适用的物理坍缩过程。这些不同观点是测量问题的核心:量子系统的数学描述与实验产生的确定记录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因此,坍缩既是计算连续多次测量结果的实用规则,也是量子理论基础研究的课题。其数学处理将投影测量与广义测量理论联系起来,而其物理诠释则涉及纠缠、环境退相干、相对论,以及通过实验寻找偏离通常量子动力学的现象。

历史起源与测量问题

坍缩概念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中。1926年,马克斯·玻恩将碰撞过程中使用的波动描述解释为实验结果的概率。由此,平滑演化的波函数与单次探测事件之间的区别,成为理解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波的振幅可以扩展到许多可能的探测位置,而实验通常记录到的却是一个局域事件。

维尔纳·海森堡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著述中,将测量描述为一个涉及波包约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尼尔斯·玻尔强调,只有在特定实验条件下,物理量才能得到有意义的定义和表述。这些观点促成了后来所谓的哥本哈根诠释,不过,这一名称涵盖的各种立场,对波函数的含义和坍缩的地位有着不同看法。因此,不应将其理解为一套规定统一的学说。

约翰·冯·诺伊曼在1932年提出的数学论述中,明确区分了量子态的幺正演化与测量所引起的变化。他还分析了用量子力学描述测量仪器的可能性。如果被测系统起初处于叠加态,相互作用就可以使其中的每个分量分别与不同的仪器状态相关联。示意如下:

(∑ici∣si⟩)∣A0⟩⟶∑ici∣si⟩∣Ai⟩.\left(\sum_i c_i|s_i\rangle\right)|A_0\rangle \longrightarrow \sum_i c_i|s_i\rangle|A_i\rangle.

这里,∣A0⟩|A_0\rangle 是仪器的初始状态,而 ∣Ai⟩|A_i\rangle 表示与系统状态 ∣si⟩|s_i\rangle 相关联的记录。这一演化产生的是量子纠缠,而不是从中选出某一项。将同样的动力学应用于后续的记录设备,只会延长这条关联链。

这以一种尤为直接的形式引出了测量问题。以下三个主张若不加限定,就难以同时成立:量子态完整描述物理实在;每个孤立的复合系统都遵循线性、幺正的演化;一次测量恰好只有一个确定结果。坍缩理论修改了普遍适用的幺正演化;隐变量理论在量子态之外补充了额外变量;埃弗雷特式理论则保留普遍适用的幺正演化,但通过分支之间的关联来解释测量结果,而非选出一个唯一的全局结果。

埃尔温·薛定谔于1935年提出的猫思想实验,生动呈现了从微观的不同可能性延伸至宏观上截然不同的记录会带来什么问题。它的目的并不是证明实验中能观察到普通的猫处于生死相干叠加态,而是揭示将量子动力学应用于完整测量链的后果。系统与仪器之间的界限通常称为“海森堡切割”,在实际建模中仍然十分重要:在有效描述层面的计算中,这条界限可以置于不同位置;但若要从基本原理上解释坍缩,就必须说明究竟是什么物理因素决定了这一转变。

数学上的投影规则

对于理想测量,坍缩可用可观测量的谱分解来表示。可观测量 AA 对应一个自伴算符;当其谱为离散谱时,该算符可写为

A=∑aaPa.A=\sum_a aP_a.

算符 PaP_a 将态投影到与可能取值 aa 对应的子空间上。它们满足 PaPb=δabPaP_aP_b=\delta_{ab}P_a 和 ∑aPa=I\sum_aP_a=I。对于归一化的初态 ∣ψ⟩|\psi\rangle,测得 aa 的概率为

p(a)=⟨ψ∣Pa∣ψ⟩.p(a)=\langle\psi|P_a|\psi\rangle.

在获得某个概率非零的测量结果这一条件下,理想的态更新为

∣ψ⟩⟶∣ψa⟩=Pa∣ψ⟩⟨ψ∣Pa∣ψ⟩.|\psi\rangle\longrightarrow |\psi_a\rangle = \frac{P_a|\psi\rangle} {\sqrt{\langle\psi|P_a|\psi\rangle}}.

若 aa 是非简并的,所得态就是相应的本征态,至多相差一个无关紧要的整体相位。若 aa 是简并的,所得态通常仍是该本征子空间内的叠加态。因此,即便按照这一理想化规则,坍缩也不一定会选出唯一的基矢量。

更一般的表达式使用密度矩阵 ρ\rho,它既可以表示纯态,也可以表示统计混合态:

p(a)=Tr⁡(Paρ),ρa=PaρPaTr⁡(Paρ).p(a)=\operatorname{Tr}(P_a\rho), \qquad \rho_a=\frac{P_a\rho P_a}{\operatorname{Tr}(P_a\rho)}.

对于可能存在简并的可观测量,这种扰动最小的更新通常称为吕德斯规则,得名于格哈特·吕德斯在1951年提出的表述。即使粗粒化的测量结果概率保持不变,获取简并本征子空间内的额外信息,也可能导致不同的态变化。

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是否保留测量结果。选择性测量以某个指定结果为条件,得到 ρa\rho_a。如果进行了测量,却忽略其结果,那么所赋予的量子态就变为

ρ′=∑aPaρPa.\rho'=\sum_aP_a\rho P_a.

这种非选择性更新消除了不同本征子空间之间的相干性,却并未确定某个具体结果。混淆这两种描述,既可能妨碍对测量问题的理解,也可能妨碍对纠缠系统中远程测量的分析。

条件更新是非线性的,因为其归一化取决于输入态。相比之下,非选择性映射是线性的,而且保持迹不变。这些性质并不矛盾:以某个随机结果为条件进行更新,与对所有可能结果取平均,是不同的操作。

理想投影还意味着可重复性。如果立即重复同一测量,且两次测量之间没有动力学演化或额外扰动,就必然得到相同的本征值。这是一种理想化情形,而非实验室探测器的普遍性质。例如,破坏性光子探测未必会留下一个可供再次测量的光子。同样,精确的位置本征态属于理想化的连续谱描述,并不是可归一化的波包;实际位置测量的分辨率是有限的。因此,描述真实实验中的坍缩时,必须同时考虑所获取的信息和仪器造成的物理扰动。

广义测量与具体实例

投影测量是一个更广泛框架的特例。在这一框架中,测量结果 mm 对应一个或多个测量算符 MmαM_{m\alpha}。指标 α\alpha 用于区分未在记录结果中分别辨识的不同物理情形。这些算符满足

∑m,αMmα†Mmα=I.\sum_{m,\alpha}M_{m\alpha}^{\dagger}M_{m\alpha}=I.

结果的概率及相应的条件态为

p(m)=Tr⁡(Emρ),Em=∑αMmα†Mmα,p(m)=\operatorname{Tr}(E_m\rho), \qquad E_m=\sum_\alpha M_{m\alpha}^{\dagger}M_{m\alpha},
ρm=∑αMmαρMmα†p(m).\rho_m= \frac{\sum_\alpha M_{m\alpha}\rho M_{m\alpha}^{\dagger}} {p(m)}.

正算符 EmE_m 构成一个正算符值测度,简称 POVM。它们决定测量结果的统计分布,但本身并不能决定测量后的状态。不同的探测器相互作用可以对应同一个 POVM,却留下不同的条件态。对结果概率和状态变化的完整描述称为量子仪器。

自旋测量可以说明理想的投影测量极限。将一个电子的自旋角动量制备为沿 xx 轴正方向的状态,在 zz 基底中可写为

∣+x⟩=∣+z⟩+∣−z⟩2.|{+x}\rangle = \frac{|{+z}\rangle+|{-z}\rangle}{\sqrt{2}}.

对 zz 分量进行理想测量,会得到 +ℏ/2+\hbar/2 或 −ℏ/2-\hbar/2,两者的概率均为 1/21/2,其中 ℏ\hbar 是约化普朗克常数。得到正值结果后,再次测量 zz 分量必然仍得到正值。然而,随后若测量 xx 分量,又会出现两个等概率的结果。因此,坍缩依赖于所选基底,并不是使所有物理性质都变得确定的普遍过程。

对于光子,偏振分析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理想的偏振分束器将两个正交的偏振分量分别与不同的输出路径关联起来。仅有这一相互作用未必构成不可逆的坍缩:如果各路径保持相干,并以适当方式重新合并,就可以恢复干涉。探测或与其他自由度之间不受控制的耦合,会改变此后还能进行哪些相干操控。

许多测量只能获取部分信息。在弱测量中,探测器对不同状态的响应相互重叠,无法完全区分这些状态,因此每个观测时段内的条件态都只发生微小变化。反复进行弱测量会产生一系列渐进的状态更新,而不是一次完整的投影。当积累了足够多的信息后,就可能呈现出强投影测量的行为。

也并非每次测量都需要交换大量能量。量子无损测量旨在监测某个物理量,同时在相关的理想化动力学条件下保持其数值不变,从而允许反复观测。反过来,未探测到事件也可以改变状态:得知一个可靠的探测器没有触发,可以排除那些会导致触发的可能情形,或降低其权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坍缩在操作层面的内容,都是一条将态的制备、与仪器的耦合、记录的信息以及对后续实验的预测联系起来的规则。

退相干与稳定记录的涌现

量子退相干解释了与未被观测的自由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抑制子系统中的干涉。它与测量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于选出一个结果。考虑一个系统及其测量仪器,两者相互关联的状态进一步与环境耦合:

∣Ψ⟩=∑ici∣si⟩∣Ai⟩∣Ei⟩.|\Psi\rangle = \sum_i c_i|s_i\rangle|A_i\rangle|E_i\rangle.

环境可以包括散射光、周围的气体分子、内部振动,或实验描述中未纳入的其他自由度。对环境取偏迹,得到约化态

ρSA=∑i,jcicj∗⟨Ej∣Ei⟩∣si,Ai⟩⟨sj,Aj∣.\rho_{SA} = \sum_{i,j} c_i c_j^* \langle E_j|E_i\rangle |s_i,A_i\rangle\langle s_j,A_j|.

当与不同记录相对应的环境态变得近乎正交时,对于 i≠ji\ne j,因子 ⟨Ej∣Ei⟩\langle E_j|E_i\rangle 就会变得极小。此时,不同仪器记录之间的局域干涉便受到强烈抑制。

退相干的时间尺度取决于相互作用、温度、各备选状态之间的分离程度以及环境条件;并不存在普适的退相干时间。普通环境中的宏观物体,其不同位置状态之间可观测到的相干性可能会极其迅速地消失,因为大量粒子和光子会获取有关其位置的信息。经过精心隔离的微观系统,以及某些经人工设计的集体自由度,则可以将相干性保持得更久。因此,仅凭尺寸大小不足以完整判定一个系统是否表现出经典行为。

退相干还有助于解释优选基问题:为什么测量记录对应的是某些特定而稳定的备选状态,而不是这些状态的任意叠加。仪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会保留某些状态,同时使它们之间的相干性迅速消散。这类稳健的状态称为指针态。它们的性质取决于耦合方式;位置局域态很常见,因为许多环境相互作用对空间构型十分敏感。指针态的选出并不是因为存在一种独立于动力学、在数学上普遍偏好位置的原则。

其局限在于,约化密度矩阵并不能证明全局态中恰好只有一个分量留存下来。即使它近似为对角矩阵,也可能表示一种非真正混合态:即通过对纠缠的另一方取偏迹而得到的子系统描述。这在概念上不同于真正混合态,后者表示我们不知道所制备的究竟是哪一个态。两者可以给出相同的局域统计结果,但完整的纠缠态仍包含能够区分其制备方式的关联。

H. 迪特尔·策自1970年起的工作,以及沃伊切赫·祖雷克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的工作,推动退相干成为测量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受控量子系统的实验为其机制提供了支持。然而,如果不引入额外的诠释假设或修改动力学,退相干并不能从幺正演化中推导出唯一结果的出现。它的作用更为具体:解释可探测干涉的抑制、记录的稳定性,以及为什么对于那些不追踪其环境关联的子系统,类似投影的描述往往极其有效。

坍缩的诠释及其替代方案

量子力学的不同诠释,主要分歧在于量子态代表什么,以及测量是否会使物理动力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常规实验中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这些诠释往往给出一致的预言,因此,对坍缩的不同解释并不必然构成可通过实验相互区分的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一是对现有数学形式体系作出诠释,二是修改这一体系,使其预言新的效应。

在许多教科书或哥本哈根式的表述中,坍缩被作为一条测量公设引入。波函数决定各种可能结果出现的概率,随后被与观测结果相应的状态所取代。有些表述主要将这种替换视为描述方式的改变;另一些则赋予约化更明确的物理地位。玻尔强调实验记录应当能够用经典语言描述,但不应把这一观点与后来所有冠以“哥本哈根”之名的主张混为一谈。

多世界诠释源自休·埃弗雷特于1957年提出的相对态表述,它保留了由系统、仪器和观察者组成的整体的幺正演化。在这一诠释中,测量产生彼此关联的分量,而不是只留下一个分量并消除其余分量。相对于某一特定记录,系统具有与之对应的条件态,因此,观察者可以使用有效的坍缩规则,而不必假设存在基本的全局坍缩。退相干解释了为什么各个分支在实际意义上会变得近似独立。这一诠释还必须说明:在整体动力学并不随机选定某一分支的理论中,玻恩规则给出的概率究竟起什么作用。

玻姆力学在波函数之外引入了一个受其引导的实际构型,通常是粒子的位置。戴维·玻姆沿着路易·德布罗意的早期思路,于1952年发展出了这一理论的现代非相对论表述。在测量过程中,不同的波函数分量可以在构型空间中彼此分离。实际构型处于其中一个有效分支中,在适当条件下,其他分支不再对其后续运动产生显著影响。这样,即使宇宙波函数仍在不依赖投影公设的情况下持续演化,也会出现有效坍缩。

其他一些进路则更明确地从信息或物理关系的角度理解量子态。在量子贝叶斯主义中,量子态表达的是行动主体对各种结果所作的个人概率赋值,坍缩则是与该主体的体验相关的更新,而非物质波发生的不依赖于观察者的收缩。关系量子力学则相对于彼此相互作用的物理系统来描述物理量的取值和事件。这些进路彼此不同,但都不要求存在一种脱离一切物理视角或信息视角而定义的绝对态约化。

意识导致坍缩的观点也曾出现在量子力学诠释的历史中,其中尤以20世纪60年代与尤金·维格纳相关的提议著称。量子测量的形式体系并不要求意识导致坍缩,常规实验室描述所使用的实验变量也是物理相互作用和记录,而非意识觉知。涉及观察者的论证,包括维格纳的朋友情境,主要揭示了以下假设之间的张力:普适的量子动力学、确定的记录,以及不同观察者所作描述的一致性。

客观坍缩理论

客观坍缩理论将约化视为真实的物理过程,并修改量子动力学,使足够大尺度的叠加态变得不稳定。与严格保留通常预测的诠释不同,这些理论可能给出偏离标准量子力学的预测。它们旨在用同一个动力学框架,既解释微观相干性为何能够持续存在,也解释日常宏观叠加态为何不见踪影,而不把“测量”当作一个未经定义的基本范畴。

吉安卡洛·吉拉尔迪、阿尔贝托·里米尼和图利奥·韦伯于1986年提出的模型,通常称为GRW理论,在薛定谔演化之外加入了随机的定域化事件。在最初的表述中,每个组成粒子都极少发生定域化。一组常被引用的参数取值是:每个组成粒子的定域化速率约为 10−16 s−110^{-16}\,\mathrm{s}^{-1},特征定域化长度约为 10−7 m10^{-7}\,\mathrm{m}。这些数值是模型参数,而不是测量得到的普适常数。这样的取值使孤立的微观系统几乎完全按照通常的量子力学演化。

对于复合物体,大量组成粒子提供了一种放大机制。在最初的简单图景中,任一组成粒子发生定域化的总速率近似按 NλN\lambda 增长,其中 NN 是组成粒子的数量,λ\lambda 是单个粒子的定域化速率。如果波函数的不同分量对应于整个物体的不同位置,那么一个组成粒子的定域化就可能强烈抑制与之竞争的分量。具体的约化速率取决于叠加态的空间结构;这一公式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可能集体态的普适速率公式。

连续自发定域化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0年前后发展起来,以连续的随机演化取代离散的定域化跃变。常见版本将噪声场与经过空间平滑处理的质量密度算符耦合。单条量子态演化轨迹同时包含随机项和非线性项。对噪声取平均后,密度矩阵可以满足线性主方程。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不受约束的确定性非线性演化可能导致有问题的信号传递行为,而精心构造的随机模型则可以保持通常的无信号统计性质。

定域化通常会增大动量的展宽,因而可能引起加热。这既提供了实验检验的切入点,也带来了理论困难:模型必须明确噪声、噪声的频谱及其能量后果。耗散型和非白噪声型变体的发展,部分目的就是改变这些效应。对某一种参数化形式的限制,并不能自动排除所有被称为自发坍缩的理论。

与引力有关的约化方案构成了另一类理论。与拉约什·迪奥西和罗杰·彭罗斯相关的模型,将约化与质量分布之间或其引力场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一个经常讨论的估算关系是 τ∼ℏ/EG\tau\sim\hbar/E_G,其中 EGE_G 是与不同备选质量分布之差相关的引力自能。这并不是广义相对论或量子力学已经确立的推论。其确切解释、正则化方式以及完整的动力学描述都取决于具体方案,因此,引力诱导坍缩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明确规定的单一理论。

纠缠、非定域性与相对论

当被测系统与远处的另一个系统处于纠缠态时,坍缩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于处于单重态的两个自旋为 1/21/2 的系统,

∣Ψ−⟩=∣+z⟩A∣−z⟩B−∣−z⟩A∣+z⟩B2,|\Psi^-\rangle = \frac{|{+z}\rangle_A|{-z}\rangle_B - |{-z}\rangle_A|{+z}\rangle_B}{\sqrt{2}},

若在 AA 处测得的 zz 方向自旋为正,则在 BB 处进行相应的 zz 方向测量时,结果必为负。在坍缩描述中,以 AA 处的测量结果为条件,会改变对联合态的指派,以及对 BB 的条件态指派,即使两次测量相隔很远也是如此。

这并不能实现超光速通信。在收到有关 AA 处测量结果的信息之前,BB 处的观察者用下式描述本地自旋:

ρB=I2.\rho_B=\frac{I}{2}.

若在 AA 处进行的任意局域测量具有满足 ∑aMa†Ma=I\sum_aM_a^\dagger M_a=I 的算符 MaM_a,则对其所有结果取平均可得

ρB′=Tr⁡A[∑a(Ma⊗I)ρAB(Ma†⊗I)]=ρB.\rho'_B = \operatorname{Tr}_A \left[ \sum_a (M_a\otimes I)\rho_{AB}(M_a^\dagger\otimes I) \right] = \rho_B.

远端的条件系综可以不同,但它们在本地可观测到的平均值完全相同。要辨认出相应的子系综,就需要通过普通物理信道传来的、记录测量结果的经典信息。

这一区别将非定域关联与可控的信号传递区分开来。1964 年确立的贝尔定理表明,满足相关定域性与独立性假设的理论,一般无法重现量子理论的预言。贝尔实验支持量子理论所预言的贝尔不等式违背,其中包括 2015 年同时堵住主要探测漏洞与定域性漏洞的检验。但这些实验本身并不能证明,真实发生的瞬时坍缩是产生这些关联的唯一机制。不以坍缩为基本过程的诠释,同样能够重现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

狭义相对论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类空间隔的事件不存在独立于观察者的时间先后顺序。在一个惯性参考系中,某次测量可能先发生,而在另一个参考系中,两次测量的顺序则可能相反。在相对论性量子理论中,位于类空间隔区域、具有适当局域性的可观测量彼此对易,从而保证可测得的联合概率不依赖于计算时将哪一个操作放在前面。因此,将条件态更新视为记账方式,与提出一种在空间中瞬时传播的物理约化前沿,是两回事。

相对论性的客观坍缩理论必须明确规定其物理事件、随机规律,以及它与时空结构的关系。针对受限情形,人们已经构建出一些具体的相对论性模型,但将坍缩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及量子场论结合起来,在技术上仍然十分困难。仅凭“瞬时坍缩”这个说法,并不能给出上述任何结构。也不应将其想象成一种物质波在普通三维空间中突然收缩:对于多粒子系统,波函数通常定义在这些粒子的联合组态变量上,而不只是一个遍布普通空间的物质场。

实验检验与实际应用

实验从两种有重要区别的意义上研究坍缩。标准测量实验检验量子理论预言的概率与条件动力学,而对客观坍缩的搜寻则着眼于普通环境相互作用无法解释的额外效应。实验结果与投影规则相符,证实了该规则在实际操作中的有效性,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区分基本的态约化与无坍缩诠释中的有效状态更新。

干涉实验检验彼此分离的不同备选路径是否仍保持相干。电子、原子以及日益复杂的分子都已实现物质波干涉。2019 年,有实验报告观测到了含约 2,000 个原子、质量超过 25,000 统一原子质量单位的分子的干涉。这类结果对预言相干性在这些尺度上就应当消失的模型构成了限制。不过,要从干涉条纹的可见度推导出对坍缩的约束,仍须进行计算,将分子的质量分布、路径间距、飞行时间以及通常的退相干机制纳入考虑。

其他搜寻实验则利用特定坍缩模型预言的额外扩散或辐射。研究人员可以监测机械谐振器,寻找无法解释的力噪声或升温。涉及冷原子、精密位移测量和低本底辐射探测器的实验,则提供了互补的约束。在坍缩噪声会使带电粒子加速的模型中,自发电磁辐射尤其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结果取决于诸多假设,例如噪声是否为白噪声、它如何与质量耦合,以及其效应在空间上如何关联;不存在一个无需调整就适用于所有坍缩方案的统一实验界限。

连续监测还揭示了测量引起的状态变化如何随时间展开。2013 年,超导电路实验根据弱测量记录重建了单条量子轨迹。2019 年,另一项超导电路实验跟踪了受监测状态之间的一次跃迁,并利用条件控制逆转了正在进行的演化。这些结果表明,一个被粗略描述为突然跃变的测量过程,可能具有实验可以探测的条件演化结构。它们既没有证明每一个量子结果都能被确定性地预测,也没有证实所有可能的基本坍缩机制都不存在。

坍缩规则在量子计算中不可或缺。对选定量子比特的测量会产生经典记录,使系统的其余部分处于相应的条件态,并为反馈提供依据。在量子纠错中,理想情况下,纠错综合征测量能够揭示错误信息,而不泄露所编码的逻辑信息本身。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同样利用对纠缠资源进行的一系列局域测量,其中后续测量的选择取决于先前的结果。

重复测量也能改变跃迁概率,产生量子芝诺效应。在理想的短时范围内,存活概率起初随时间呈二次而非指数变化,因此,足够频繁且适当的测量可以抑制系统离开初始态或初始子空间。视系统和监测方案而定,测量也可能反过来增强跃迁,即产生反芝诺效应。理解这些现象需要分析测量相互作用及相关时间尺度;它们并不是意识的关注能够阻止物理运动的证据。对这些现象的实际研究,采用的正是描述反馈、量子轨迹以及实验记录形成过程的同一套条件态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