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定理是一组数学结果,确立了量子力学的预言与一大类对物理事件的局域因果解释之间的冲突。在这类解释中,相距遥远的测量结果之间的关联源于共同原因,而描述这些原因的变量在统计上独立于测量方式的选择。约翰·斯图尔特·贝尔于1964年首次证明了这种不相容性。他的成果将关于量子理论是否完备的哲学分歧,转化成了可以通过实验研究的问题。
这一定理涉及关联,尤其是与量子纠缠有关的关联。局域因果模型通过贝尔不等式对这些关联施加约束。量子理论预言某些此类不等式会被违反,实验也已观测到这种违反,其中包括同时堵住主要探测漏洞和局域性漏洞的检验。这些发现,在相关检验所采用的假设下,排除了相应的一类局域模型;它们并未证明可控的超光速通信是可能的。
因此,贝尔定理在量子基础研究和量子信息科学中占据核心地位。要理解其含义,就必须区分局域因果性与操作意义上的无信号性,区分纠缠与贝尔非局域性,并明确:从实验中观测到的不等式违反,推导出关于物理解释的结论,需要哪些假设。
历史起源:从爱因斯坦的论证到贝尔的结果
贝尔定理的直接背景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和内森·罗森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其中的论证通常称为 EPR论证。他们考虑了两个先相互作用、随后分离的系统,其量子态在位置和动量上具有很强的关联。通过测量其中一个系统,观察者便能确定地预测对另一个系统进行适当测量的结果。他们将这些预测与一项物理实在性判据结合起来:如果无须扰动一个系统就能确定地预测某个物理量,那么该物理量就应当对应于一个物理实在要素。
EPR认为,量子力学的描述是不完备的。根据对第一个系统所做的测量不同,可以预测远处系统的位置或动量。如果这一选择并未扰动远处的系统,那么这两个物理量似乎都必须同时具有对应的物理实在,尽管量子态并未同时赋予两者确定的值。尼尔斯·玻尔则对这一论证如何处理物理量得以定义和预测的条件提出了异议。这场分歧起初似乎难以解决,因为双方都接受标准的实验预言。
戴维·玻姆后来提出了一个版本,用两个自旋为二分之一的粒子代替连续的位置和动量变量。在自旋单态下,沿同一方向测量两个粒子的自旋,必定得到相反的结果。选择不同的测量方向,则为贝尔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尤其清晰的情境。玻姆于1952年提出的隐变量理论还表明,通过引入额外变量来重现量子预言是可能的,尽管该理论的动力学明确具有非局域性。这有助于澄清,关键问题并不只是隐变量能否存在。
贝尔于1964年发表的论文《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表明,对自旋关联的局域解释必须遵守一些与量子预言不相容的约束。在最初的论证中,完全反关联对于推导出确定的局域响应起到了重要作用。贝尔在后来的研究中提出了更一般的局域因果性表述,也适用于随机理论。
1969年,约翰·克劳泽、迈克尔·霍恩、阿布纳·希莫尼和理查德·霍尔特提出了便于实验检验的CHSH不等式。此后提出的不等式进一步将探测不完美等实际因素纳入考虑。因此,贝尔贡献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为同样的观测提供另一种诠释,而在于找出了某些可测概率的组合,能够将量子预言与一大类局域解释区分开来。随后开展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成为现代量子信息研究的主要基础之一。
局域因果性与贝尔模型的假设
标准的贝尔实验涉及两位彼此分离的观测者,通常称为爱丽丝和鲍勃。爱丽丝选择测量设置 ,得到结果 ;鲍勃选择测量设置 ,得到结果 。通过重复试验,可以估计条件概率 。测量设置可以指定偏振分析器的取向,而测量结果则表示哪个探测器探测到了粒子。
局域隐变量模型引入变量 ,用来充分而完整地刻画相关的先前原因。它不必是单个数值,也不必描述纯粹经典的粒子机制。它可以包含粒子源的性质、共享的随机信息,以及测量仪器的相关特征。局域因果性的核心条件是如下因子分解:
一旦共同原因被确定,爱丽丝的结果概率就只取决于她本地的测量设置,鲍勃的结果概率也只取决于他本地的测量设置。由此得到的可观测概率分布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 非负且归一化。当隐变量取离散值时,积分改为求和。
第二个假设是测量独立性:
这一假设要求,支配测量结果的变量与最终选取的测量设置之间不存在统计关联。这有时被称为“选择自由”,但它在数学上的作用并不要求对人类是否具有自由意志作出断言。它只是模型中的一项独立性条件。随机设置生成器和精心设计的实验安排,使得通过普通因果机制违反这一条件的可能性降低;然而,如果不对共同的过去作任何限制,那么任何实验都无法排除所有可以设想的关联。
因子分解条件本身可以拆分为两个要求。参数独立性指的是,在给定 的条件下,本地结果的概率分布不依赖于远端的测量设置。结果独立性指的是,在给定测量设置和 的条件下,获知远端的测量结果不会改变本地结果的概率。两者共同导出因子分解。这些区分有助于识别不同理论以何种方式偏离贝尔局域性。
决定论并不是这一定理一般形式所需的额外要求。随机的局域响应本就直接涵盖在内,也可以借助额外的局域随机变量来表示。因此,贝尔不等式所否定的,并不只是那些认为粒子携带预先确定的“指令卡”的模型。它约束的是所有具有上述因子分解结构并满足测量独立性的模型,无论其底层描述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性的。
CHSH不等式及其推导
CHSH不等式是阐释贝尔定理时最常用的例子。每位观测者都有两种可能的测量设置,,每次测量得到的结果为 。对于每一对设置,定义关联函数
这是测量结果乘积的期望值。当结果完全一致时,它等于 ;当结果完全相反时,它等于 ;当结果相同与相反的概率相等时,它等于零。
考虑如下组合:
对于一个确定性局域模型,设爱丽丝的输出为 ,鲍勃的输出为 ,它们的取值均为 。对于任意固定的 ,有
由于 和 要么相等,要么互为相反数,两个括号中的表达式必定恰有一个为零,另一个为 。因此,。按照与测量设置无关的隐变量分布取平均,得到
局域随机模型也满足同一不等式。这类模型的响应概率是确定性响应的混合,而对区间 内的数值取平均,结果不可能超出该区间。
上述论证用同一组局域响应函数和同一个底层分布来解释全部四种设置组合,并不要求对同一对粒子实施全部四种测量。每次试验只提供一对设置下的测量结果,而模型则为整个系综提供统一的解释。正是测量独立性,使我们能够将实验采样得到的四个关联值与这一统一模型进行比较。
这个不等式还有以测量结果概率或游戏获胜率表达的等价形式。在 CHSH游戏中,设置 和 是彼此独立、均匀随机选取的比特,两位观测者在不进行通信的情况下分别输出比特 和 。满足以下条件时,他们获胜:
共享的经典信息所能实现的最高平均获胜概率为 。采用适当的量子测量,可以将这一概率提高到 ,约为 。
当测量设置和结果的数量固定且有限时,局域关联构成一个凸多胞体:其顶点对应确定性响应策略,而概率模型则是这些顶点的混合。贝尔不等式定义了界定这个集合的半空间。在两方、各有两种设置且每次测量有两种结果的情形中,CHSH不等式与通常的概率约束相结合,可以完整刻画该集合的非平凡边界;但更复杂的实验配置则需要其他不等式。
量子预言与齐雷尔松界
量子力学预言,处于自旋单态的两个自旋二分之一粒子会违背 CHSH 不等式。该单态为
这是一个纠缠态:它不能写成艾丽丝所持粒子的状态与鲍勃所持粒子的状态的乘积。根据玻恩规则,沿单位方向 和 进行测量时,关联函数为
沿相同轴向进行的测量完全反关联。对贝尔定理而言,重要的是在几种不同的轴向选择下,关联如何变化。
选择艾丽丝的测量方向为 和 ,鲍勃的测量方向为
对于这些方向,上文定义的 CHSH 组合为 ,因此
这种违背并非源于某一对测量结果之间有何异常关联。每一个单独的关联都可能出现在普通的概率模型中。贝尔局域模型无法再现的是:在不同的局域设置选择下,这些关联共同呈现出的整体模式。
数值 是 CHSH 的齐雷尔松界,由鲍里斯·齐雷尔松于 1980 年确立。它适用于任意量子态和二值可观测量,而不只适用于这一特定的自旋实验。对于满足 的可观测量,定义贝尔算符
其平方为
由对易子的算符范数上界可得 。因此,不对易的局域测量是达到最大量子值的关键。
纠缠光子提供了另一种常见的实现方式。其两种测量结果可对应于相互正交的偏振通道。对于适当的偏振纠缠态,关联取决于检偏器相对夹角的两倍,这反映了线性偏振的几何性质。因此,光学实验中相应的最优角度与自旋测量的最优轴向夹角不同,但能够达到的 CHSH 值相同。
噪声会减弱对不等式的违背。对于混入均匀噪声的单态,
最优 CHSH 值为 。因此,要违背不等式,就必须满足 。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实验目标,但它只是针对这一族量子态和这一不等式的阈值,并非所有局域量子态与非局域量子态之间的普适分界。
纠缠、导引与无信号传递
纠缠与贝尔非局域性密切相关,但二者并不等同。如果一个二体系统的密度矩阵可以写成
其中 ,且 ,那么这个态就是可分态。这种分解直接为双方各自进行的局域测量提供了一个局域模型:共享变量为 ,每位观测者对相应的局域态应用玻恩规则。因此,通过局域测量得到的贝尔不等式违背可以证实纠缠的存在。
反过来则通常不成立。一些纠缠混合态对于广泛类别的测量仍可用局域模型描述。赖因哈德·维尔纳于1989年的工作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论证:在标准的单副本测量情形下,纠缠并不必然导致贝尔不等式违背。一个态能否显现非局域性,可能取决于允许进行的测量、局域滤波、是否使用多个副本以及具体实验情境。因此,未能违背某个特定的贝尔不等式,并不能证明一个态是可分的。
在二体关联的一种常见层级关系中,量子导引处于中间位置。在导引实验中,一位观测者的测量装置未经表征,而另一位观测者的量子测量则被视为可信。导引排除了这样一类描述:可信一方收到的只是预先存在、并与经典信息相关联的局域量子态。贝尔检验对双方测量装置所作的假设更少。按照相应的标准定义,贝尔非局域性蕴含导引,导引又蕴含纠缠;反向推论一般不成立。
贝尔非局域性也不同于违反无信号传递原理。操作意义上的无信号传递要求
且结果与 无关;对鲍勃也有类似条件。量子理论的预言满足这些关系。爱丽丝不能仅靠改变自己的测量设置,就在鲍勃未经条件筛选的测量结果统计中编码一条可读取的信息。只有当双方通过普通通信信道比对各自的记录时,这些关联才会显现出来。
无信号传递约束弱于贝尔局域性约束,也弱于量子力学施加的全部约束。假想的波佩斯库–罗尔利希盒可以在满足无信号传递条件的同时,达到 CHSH 表达式的代数最大值 ,超过量子上限 。这样的盒子是一种数学关联模型,而非已获实验证实的物理装置。它表明,仅仅禁止超光速信息传递,并不足以推导出量子关联的集合。
这些区别说明,使用“非局域”一词时必须谨慎。在贝尔定理的语境中,它指的是某种特定的局域因果因子分解不成立。这个词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可控的信号,也没有指明底层的物理机制,更不能据此断定每个纠缠态都会违背每个贝尔不等式。
全面封堵漏洞之前的实验进展
1972年,斯图尔特·弗里德曼和约翰·克劳泽报告了首个得到广泛认可的违反贝尔不等式的实验结果。他们测量了钙原子级联跃迁所发射光子之间的偏振关联。实验采用了适用于该光学装置的贝尔不等式,结果与量子理论的预言一致,而不符合相应的局域界限。当时的光子探测效率较低,因此必须引入辅助假设,说明被探测到的光子对如何代表全部发射出的光子对。
20世纪80年代初,阿兰·阿斯佩及其合作者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他们改进了光源和偏振分析器的配置,并在不同测量配置下检验偏振关联。在1982年的一项实验中,他们利用随时间变化的光学切换,在光子飞行途中改变分析器的有效设置。这针对的是采用静态设置的实验中的一个弱点:原则上,在一次实验运行期间,常规物理影响可能使光源与仪器相互协调。
该实验中的切换方式,并不等同于后来将快速、独立的随机选择与严格控制的类空间隔相结合的做法。尽管如此,它表明贝尔检验不仅能够比较固定仪器设置下测得的关联,还能检验局域性背后的时序假设。1998年,格雷戈尔·魏斯及其合作者采用快速随机选择测量设置的方式,并将光学测量站分隔约400米,大幅加强了实验对局域性条件的检验。
光学技术改变了这些实验的规模,也提高了其实用性。非线性晶体中的自发参量下转换为产生关联光子对和纠缠光子对提供了实用光源。一个频率较高的泵浦光子可以在满足能量与动量约束的条件下,产生两个频率较低的光子。适当的装置配置能够产生偏振纠缠,并将两个光子分别传送至不同的测量站。
其他物理系统则提供了互补的优势。2001年,玛丽·罗及其合作者报告了一项利用囚禁离子、以高探测效率实现的违反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这类基于物质粒子的实验表明,探测效率低并不是贝尔检验不可避免的特征。然而,它们的时空布局未能同时排除局域性方面的疑虑。因此,多年以来,光子实验与基于物质粒子的实验分别针对不同的主要漏洞。
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阿兰·阿斯佩、约翰·克劳泽和安东·蔡林格,以表彰他们利用纠缠光子开展实验、证实贝尔不等式遭到违反,并开创量子信息科学的贡献。他们的工作还将基础性检验与纠缠分发、量子隐形传态及相关技术联系起来。从1972年的实验发展到现代检验,依靠的不仅是观测到更强的关联,还包括光源、探测器、随机化、时序控制和统计方法的改进;这些进步逐步压缩了对这些关联作出其他解释的空间。
探测、局域性与选择漏洞
实验中的漏洞,是指实际实验程序不满足分析所依据的假设,使得观测结果可能看似违反贝尔不等式,却仍然与局域模型相容的情形。漏洞并不是对这一数学定理本身的反驳,而是涉及如何从有限且不完美的实验记录推断定理的适用条件是否成立。
当发射出的系统中只有一部分产生被记录的结果时,就会出现探测漏洞。如果探测是否成功取决于隐变量和测量设置,那么被探测到的样本就可能呈现出整个系综无法具有的关联。假定探测到的粒子对能够代表总体,称为公平抽样假设。若检验旨在避免这一假设,就必须在结果判定规则中纳入未探测到的情况,或采用等效的有效方案。
探测效率的阈值取决于所用的不等式、量子态、噪声以及探测模型。对于采用最大纠缠态的常见对称 CHSH 实验配置,基准效率为
菲利普·埃伯哈德于 1993 年证明,采用非最大纠缠态和适当的概率不等式,可以使理想对称条件下的阈值降低并趋近于 。这一极限值以背景噪声可忽略及其他理想条件为前提;实际所需的阈值更高。这一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在力求排除漏洞的检验中,纠缠程度较低的量子态反而可能在实验上更有优势。
局域性漏洞涉及测量站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按照狭义相对论,合适的实验空间布局应使一个测量站的相关设置选择事件位于远端测量结果产生事件的因果过去之外。这就不能只考虑探测器之间的距离。分析必须确定设置何时固定、测量何时产生结果,以及电子设备运行、切换和信号传播各需多长时间。类空间隔使得任何以不超过光速的速度传播的影响,都无法沿被排除的方向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
样本选择和时间判定还可能引入其他问题。在符合时间漏洞中,实验依据探测时间之间的关系,选出看似有效的光子对,而这些时间关系本身可能取决于测量设置或隐变量。预先规定试验时间窗,或精心设计配对规则,可以避免相应的偏差。在事件就绪实验中,先由预告信号确认一次试验成立,再选择测量设置;此后,所有经预告确认的试验都保留在分析中。关键区别在于,这是正当的预先筛选,还是事后丢弃不合意的结果。
最后,不能直接假定相继进行的各次试验彼此独立。仪器状态可能发生漂移,设备也可能保留对先前设置和结果的记忆。统计检验可以容纳这种依赖关系,同时以既往记录为条件施加局域界限。因此,通常所说的“无漏洞”,是指实验上能够处理的主要漏洞已被同时堵住,而不是说有关因果结构、设置独立性或记录数据可靠性的所有假设都已被消除。
无漏洞检验与统计推断
2015 年,几项实验同时解决了探测漏洞和局域性漏洞。巴斯·亨森及其合作者在代尔夫特相距约 1.3 千米的两个站点,使用了金刚石中氮—空位色心的电子自旋。实验通过一种涉及光子的事件就绪方案建立纠缠。在选择测量设置之前,预告信号会宣告制备成功,因此分析可以保留每一次收到预告信号的试验,而无须假定探测到的光子能够公平地代表所有发射尝试。
代尔夫特实验报告了 245 次事件就绪试验,CHSH 值约为 。在相关局域实在论零假设模型下,实验报告的假设检验概率约为 。这项实验体现了物理条件控制与统计精度之间的区别:它在同一套装置中关闭了主要漏洞,但成功产生纠缠的速率相对较低,限制了试验次数。
同样在 2015 年,由玛丽莎·朱斯蒂娜和林登·沙尔姆分别领导的团队报告了光子贝尔检验,将高效率探测与彼此类空间隔的测量设置选择相结合。这些实验采用了适合将未探测事件纳入统计、而非将其丢弃的不等式与统计方法。这些结果与代尔夫特实验的结果共同表明,采用显著不同的物理实现方式,都可以关闭主要漏洞。
贝尔检验是一种统计实验,而不是在单对粒子上观察不等式的违背。有限样本存在涨落,因此,即便是局域模型,偶尔也会得到超过其界限的贝尔值估计。关键问题是:如果局域零假设成立,出现所记录的结果,或按指定检验统计量衡量更为极端的结果,其可能性有多小。 值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它并不是局域因果性为真的概率。
现代分析不必假定各次试验独立同分布。基于鞅的界限、基于预测比的方法及相关程序,可以允许设备根据先前的试验作出调整,同时要求每一次新试验仍然满足适当的局域性约束。如何处理设置选择的偏差也很重要:设置选择若不完全均衡或具有部分可预测性,就可能改变适用的界限。预先确定分析规则,有助于防止选择性停止试验或依赖数据作出分析选择,从而夸大统计显著性。
后续实验进一步加强了设置选择与纠缠源之间的因果隔离。宇宙贝尔检验利用恒星或类星体发出的光来确定设置,从而限制了普通共同原因可能将这些选择与受检系统关联起来的时空区域。2018 年的 BIG Bell Test 在一系列协同开展的实验中使用了人类作出的选择。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证明不受任何限定的测量独立性。它们的价值在于检验越来越具体的替代解释,并揭示设置选择背后的物理假设。
诠释与其他因果方案
人们常将这一定理概括为对“局域实在论”的否定,但这种说法可能掩盖实际涉及哪些假设。在标准表述中,局域因子分解与测量独立性共同导出贝尔不等式。可靠的不等式违背表明,任何满足这些条件的模型都无法再现观测到的分布。它并不能单独证明某种未加明确定义、被称为“实在论”的哲学立场是错误的。
玻姆力学展示了一种应对方式。它描述的是具有确定位置、受波函数引导的粒子,而其对纠缠系统的动力学描述是非局域的。在量子平衡条件下,它能再现通常的量子预言,包括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以及操作层面上的无信号性。因此,贝尔定理并未排除确定性隐变量理论这一整类理论;它排除的是其中满足相关局域条件的理论。一种理论可以在放弃局域因果性的同时,保留明确的底层本体论。
埃弗雷特诠释,即多世界诠释,则保留了普适的量子演化,并通过纠缠态中的分支结构来处理测量。这类理论在解释贝尔实验时,涉及测量结果、概率,以及在不存在唯一的全局测量结果的理论中如何理解局域性等问题。操作主义进路可以接受量子概率规则,而不必详细说明彼此分离的系统之间的影响在微观上如何发生。仅凭观测到的不等式违背,无法在这些诠释策略之间作出取舍。
超决定论模型否定测量独立性,允许与源有关的变量和最终采用的测量设置之间存在关联。这样一来,在形式上,观测到的分布就可以采用依赖于设置的隐变量分布,
而不再采用共同的 。这就阻断了标准推导。此时,科学问题转变为:什么具体的动力学会产生这些关联,由此能得出哪些独立的预言,以及这些预言是否可以检验。定理本身既不能确立这类模型,也不能排除它们。
逆因果进路同样修改了因果假设,允许未来的测量条件参与对较早时刻变量的解释。它们不一定主张可以向过去发送可控的信息,但必须给出自洽的动力学,并再现观测到的概率。贝尔实验对这类进路的约束,不同于对那些保留通常的正向因果、且共同原因独立于测量设置的结构的模型的约束。
讨论与相对论的相容性,还需要进一步作出区分。无信号性保留了操作层面对超光速通信的禁止,而贝尔局域性则对关联的解释施加了更强的条件。量子场论通过诸如与类空分离区域相联系的可观测量相互对易等条件来体现局域性,同时又允许存在违反贝尔不等式的纠缠态。要理解这些说法为何能够相容,就必须在概念上区分可观测量代数的数学局域性、对测量结果的因果诠释,以及操作层面的信号传递约束。
设备无关的应用与研究前沿
如今,贝尔不等式的违背不仅用于检验物理学基础,也用于认证物理设备的有用性质。在设备无关协议中,结论主要依据观测到的输入—输出关联,而不是仪器的完整模型得出。这类协议仍然需要一些假设,包括测量设置具有适当的独立性、设备受到隔离以防止未经授权的通信,以及经典数据处理值得信赖。设备无关意味着减少对测量设备内部构造的依赖,而不是完全不作任何物理假设。
一项重要应用是量子随机性认证。在上述条件下,如果一台设备的输出完全预先确定,并且这些输出可作为局域共享信息获取,那么该设备就不可能突破贝尔界。因此,适当的贝尔不等式违背可以为外部系统预测输出的能力设定上限。实际协议会将这一界限转化为有限样本下的熵估计,再利用随机性提取器获得近乎均匀的随机比特。能够认证的随机性数量取决于违背程度、所允许的攻击者模型以及统计置信度。
设备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将类似的推理应用于保密通信。1991 年提出的埃克特协议较早将贝尔关联与密码学安全性联系起来,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设备无关安全性证明利用非局域性、攻击者可获取的信息,以及为使合法用户的数据一致而需要进行的纠错之间的定量关系。损耗、噪声、安全密钥速率以及有限数据带来的代价,使这类协议的实现要求比仅仅观测到贝尔不等式的违背更高。
另一项应用是自检验。在适当假设下,极值关联可以确定底层的量子态和测量,所剩的不确定性仅限于那些无法通过观测数据区分的变换。例如,CHSH 不等式的最大违背可以认证出系统中嵌入的一对处于最大纠缠态的二能级子系统,以及相应的测量结构。稳健自检验研究的是:当观测值低于理想最大值时,仍能认证哪些性质;在有噪声且样本有限的实验中,观测值必然低于这一理想值。
基础研究也已超越最简单的两方情形。格林伯格–霍恩–蔡林格论证表明,对于适当的多体量子态,量子预测与局域预定结果之间存在鲜明的矛盾。多方贝尔不等式能够区分不同形式的共享非局域性。包括纠缠交换方案在内的网络情景,对多个源施加独立性条件;由此产生的约束可能不同于通常的贝尔不等式,而且未必是线性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参与方、测量设置和测量结果的数量任意时,刻画量子关联的完整集合。除 CHSH 等简单情形外,这一集合的边界可能很难确定。研究人员使用包括半定规划层级在内的优化方法,为可达到的违背程度求取界限。这些研究将贝尔定理与算子理论、计算复杂性,以及通信和密码学所需的物理资源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实验研究仍在不断检验更长距离上以及日益复杂的量子网络中的非局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