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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

这一基础性论证认为,量子力学无法既完整描述物理实在,又保留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提出的定域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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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通常简称为 EPR佯谬,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和内森·罗森于1935年提出的、有关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论证。它考察的是这样两个系统:即使彼此相距很远,它们的可测量性质仍具有很强的关联。作者提出了一项判定物理实在要素的准则,并假定对一个系统采取的操作不会立即改变远处另一个系统的物理状况;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结论:量子力学的描述未能明确给出某些真实存在的性质。

这一佯谬并非量子理论内部的数学矛盾。它揭示了量子理论的统计预言、对单个系统作出完整描述的可能性,以及定域性原理三者之间的张力。其论证的关键在于量子纠缠:这是一种联合态,无法归结为各组成系统独立确定的状态。最初的论证涉及位置和动量;后来涉及粒子自旋的版本,使其逻辑更易于分析,其推论也更易于检验。

EPR论证推动了有关波函数意义的争论向实验研究计划的转变。1964年确立的贝尔定理表明,一大类满足定域因果性的解释无法重现量子理论的全部预言。随后的实验观测到了对相应贝尔不等式的违反。这些发现对量子关联的定域解释施加了严格限制,但非定域性、超光速信号传递和量子理论诠释之间的重要区别仍需保留。

历史背景与完备性问题

1925至1926年间,量子力学通过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确立了其主要数学形式。它在预测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人们对于其形式体系究竟描述了什么也产生了分歧。根据与玻恩规则相关的统计诠释,量子态决定了各种测量结果出现的概率。通常,它并不在测量之前就为每一个可测量的量赋予确定值。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些概率反映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确定的世界,还是对某种更为细致的物理状况所作的不完整描述?

爱因斯坦认可量子理论在解释和预测实验现象方面的能力,但反对把它的概率性描述视为对单个系统的最终说明。他的异议并不只是针对随机性。他还强调,空间上分离的系统各自具有独立的物理实在性。如果两个系统已不再相互作用,那么对其中一个系统选择何种测量,就不应决定另一个系统的物理实在是什么。这一关切将量子基础问题与狭义相对论的因果结构联系起来,不过,EPR论文并未直接从相对论性场方程推导其论证。

《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一文于1935年5月15日发表于《物理评论》。作者提出了两项应当加以区分的要求:完备的理论应当表征物理实在的每一个要素;而判定某个量对应于物理实在要素的一个充分判据,则是能够在不扰动所涉系统的情况下,确定无疑地预测这个量的值。随后,论证利用一个具有相关性的双粒子态,找出了据称满足这一判据、却未由同一个量子态同时确定的性质。

作者并未提出详细的替代理论。他们主张,更完备的描述应当是可能的,但论文既没有给出额外变量所遵循的方程,也没有提出产生所观测关联的机制。因此,它的结论是指出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而不是提出一套成熟的替代理论。此外,相比于已发表的论文,爱因斯坦后来的阐述往往更直接地强调:用波函数作出完备描述,与远处系统具有独立实在性这两者并不相容。

这场争论很快扩展开来。尼尔斯·玻尔于1935年发表回应,为量子力学辩护,并对EPR使用“丝毫不扰动系统”这一表述的方式提出质疑。同样在1935年,埃尔温·薛定谔引入了“纠缠”这一术语,并发展了与之相关的“导引”概念。这些交锋厘清了关联、物理扰动、量子态指派与完备性之间的区别,而这些区别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

最初的位置—动量论证

最初的EPR构造使用两个位置和动量彼此关联的粒子。将它们的位置可观测量记为 x1,x2x_1,x_2,将它们的动量可观测量记为 p1,p2p_1,p_2。一个理想化的联合态可以具有精确确定的相对位置和总动量:

x1−x2=d,p1+p2=P.x_1-x_2=d,\qquad p_1+p_2=P.

这里,dd 和 PP 是固定常数。虽然每个粒子自身的位置和动量是不相容的可观测量,但这两个集体量彼此对易:

[x1−x2,p1+p2]=0.[x_1-x_2,p_1+p_2]=0.

这一结果可由 [xj,pk]=iℏδjk[x_j,p_k]=i\hbar\delta_{jk} 推出,其中 ℏ\hbar 是约化普朗克常数。因此,量子力学允许这两个集体量在这一理想化构造中同时具有确定值。

假设两个粒子已经相距足够远,以至于对粒子1的测量可以视为不会扰动粒子2。测量 x1x_1,便能以完全的确定性预言 x2=x1−dx_2=x_1-d。另一种选择是测量 p1p_1,这样便能以完全的确定性预言 p2=P−p1p_2=P-p_1。按照EPR的实在性判据,第一种操作确立了位置是粒子2的一个实在要素,第二种操作则确立了动量是同一粒子的一个实在要素。

在一次具体实验中,这两种备选测量只会进行其中一种。该论证并未声称实验者能够以任意精度同时测量 x1x_1 和 p1p_1。相反,它的推理是:远处粒子的真实属性不可能取决于实验者自由选择对粒子1进行哪种测量。如果两种选择都不改变粒子2,那么在任何一种测量发生之前,这两个量显然都应被视为实在的。然而,任何通常的单粒子波函数都无法赋予位置和动量同时确定的值。二者的展宽满足不确定性原理:

Δx2 Δp2≥ℏ2.\Delta x_2\,\Delta p_2\geq\frac{\hbar}{2}.

因此,EPR得出结论:波函数并未完整表述粒子2的物理实在。

这一构造包含理想化假设。相对位置和总动量均具有完全确定值的态,并不是无限直线上的可归一化、有限能量的双粒子波包。它是一种广义态,类似于精确的动量本征态。实际实验使用的则是关联宽度有限的可归一化态。这些近似保留了问题的核心,但此时必须用具有定量界限的推断误差来取代完全的确定性。

因此,这种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表面冲突,并不构成对量子力学的直接违反。不确定性关系约束的是系统的量子态,而EPR则将备选测量、确定性和局域性结合起来,对底层属性作出推断。佯谬源于这种结合,而不是源于标准量子测量本身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关系的预言。

实在性、定域性与论证的逻辑结构

EPR判据的基本内容是:如果能够在不扰动系统的情况下确定地预测某个物理量,那么就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物理实在要素。这是一个充分判据,而不是对实在的穷尽性定义。EPR并未声称,只有能够被完全准确预测的物理量才是真实的。这一判据旨在确认至少某些性质的存在,而不必依赖关于测量过程的那些有争议的假设。

“不扰动”一语承载了这一论证的大部分力量。在一个经典例子中,两个盒子分别装着颜色相反的物体,打开其中一个盒子,就能知道另一个物体的颜色,而不改变它。量子纠缠使人们能够对不同且不相容的测量作出同样确定的预测。如果空间上的分离能够保证,局域的测量选择不会使远处系统发生物理变化,那么这些可供选择的预测似乎就揭示了同一个系统预先存在的不同性质。

定域性与可分离性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定域性涉及不同区域之间因果影响所受的约束;可分离性则涉及复合系统的物理状态是否完全由其各部分的物理状态所决定。纠缠量子态在后一种数学意义上是不可分离的。至于这种不可分离性是否还意味着某种非定域的物理过程,则取决于关于量子态代表什么、测量结果如何产生的额外假设。

EPR推理还运用了一种反事实比较:原本可以测量位置,也可以测量动量,尽管实际上只进行了其中一种测量。这一推论并不只是说,每一种可以想象但未实际进行的测量都有一个结果。它所主张的是,远程预测的确定性加上对远处系统不存在扰动,足以让我们认定某个数值已经存在。如果用一个笼统称为“实在论”的前提取代这一推理结构,围绕EPR的讨论往往就会陷入混乱。

因此,这一结论是有条件的:如果接受EPR实在性判据,并且相关的定域性假设成立,那么标准波函数就是不完备的。主张完备性的人可以拒绝将这一判据用于不相容的实验安排,可以否定远隔系统各有独立状态的图景,也可以采用某种要求重新表述这些前提的诠释。仅凭EPR论证本身,无法通过实验判定这些回应孰是孰非。

在贝尔的工作之后,这一区分变得尤为重要。“定域实在论已被证伪”之类的说法,可能把若干在逻辑上各不相同的假设压缩进同一个标签。贝尔型结果涉及的是对联合概率的精确约束,并非通过实验从一般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EPR的持久贡献在于指出:远程可预测性如何能够将那些关于实在性和定域性、看似属于哲学的立场,转化为对物理解释的约束。

玻尔的回应与薛定谔的导引

玻尔在1935年的答复中承认,在最后的测量过程中,远处的粒子不一定受到通常意义上的机械扰动。他的异议涉及物理量得以被预测的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实验装置决定了哪些关于系统的陈述能够得到无歧义的表达。用于测量位置和动量的不同实验安排,不能简单地合并为一幅经典图景,将二者视为彼此独立存在的属性。

这一回应以互补性为依据。玻尔的这一观点认为,要完整说明量子现象,可能必须采用彼此排斥的实验安排。位置实验和动量实验揭示了系统的不同方面,但其结果并不足以支持同时赋予系统所有相应的经典属性。在玻尔看来,EPR判据忽视了有意义的预测对完整实验情境的依赖,即便这种依赖并非传递给远处物体的物理冲量。

作为对这一论证的解读,玻尔的答复始终存在争议。它并未提出一种额外的动力学相互作用,来从力学上扰动粒子2;相反,它质疑的是从不同的预测程序推导出可同时归属于系统的属性这一推理。因此,EPR与玻尔的分歧并不只是一个粒子是否对另一个粒子施加了未被察觉的力,而是涉及实验情境在定义物理量时所起的作用,以及量子描述本身的地位。

薛定谔指出了同一情形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通过选择对一个子系统进行何种测量,观测者可以为另一个子系统制备出不同的条件态描述。他将这一效应称为**量子导引**。例如,在一组基下进行测量,可以将远处的系综划分为一组纯态,而另一种测量则可将其划分为另一组纯态。这两组纯态可以对应于同一个未附加条件的密度矩阵。

对于由两个二能级系统组成的最大纠缠对,将远端状态对所有局域测量结果取平均后,得到的是 I/2I/2,其中 II 为恒等算符。沿某一自旋方向进行测量,可以在给定测量结果的条件下制备该自旋分量的本征态;另一种测量则可以在相应条件下制备另一分量的本征态。然而,如果没有收到测量结果的信息,远处的观测者所描述的仍然是同一个最大混合系综。因此,导引涉及的是关联和条件制备,而不是可控地传输某个选定的纯态。

现代导引理论为这一概念给出了操作性定义。如果观测到的条件态无法用这样一种模型来解释,即接收方原本就拥有某个局域量子态,而另一方只是揭示有关该态的经典信息,那么就称该态可由一方向另一方导引。由此形成了一个层级关系:贝尔非定域关联蕴含导引,导引蕴含纠缠,但反向推论一般并不成立。与通常的纠缠不同,导引还可能具有方向性。

玻姆的自旋表述与纠缠对

1951年,大卫·玻姆利用自旋角动量提出了一个格外清晰的EPR论证版本。这个版本不使用连续的位置和动量变量,而是采用两个处于总自旋为零的状态的自旋为 12\tfrac12 的粒子。对于选定的参考轴,该态为

∣ψ−⟩=12(∣↑⟩A∣↓⟩B−∣↓⟩A∣↑⟩B).|\psi^{-}\rangle =\frac{1}{\sqrt{2}} \left( |\uparrow\rangle_A|\downarrow\rangle_B - |\downarrow\rangle_A|\uparrow\rangle_B \right).

这个单重态具有旋转不变性:无论用哪一条轴来描述它,其总自旋都为零。如果两位观测者沿同一条轴测量自旋,他们的结果就会呈现完全反关联。

对于电子,自旋分量的理想测量结果只能是 +ℏ/2+\hbar/2 或 −ℏ/2-\hbar/2。如果艾丽斯测量第一个粒子并得到 +ℏ/2+\hbar/2,她就可以预测,鲍勃沿同一条轴测量时将得到 −ℏ/2-\hbar/2。她也可以改选另一条轴,并同样确定地预测鲍勃的自旋在相应方向上的分量。因此,运用EPR的定域性推理,似乎就会为多个彼此不相容的自旋分量赋予确定值。

自旋版本避开了理想化位置—动量论证中使用的不可归一化态。它所用的态属于有限维希尔伯特空间,并且可以在物理上以很高的精度制备出来。它也使EPR论证与贝尔检验之间的联系变得直接。沿相同轴测量所得的完全反关联为EPR推断提供了依据,而沿不同轴测量所得的关联则提供了额外信息,用以区分量子力学的预言与定域模型的预言。

将两个自旋测量结果归一化,记为 A,B=±1A,B=\pm1。对于由单位向量 a\mathbf a 和 b\mathbf b 表示的测量方向,量子力学预言单重态的关联为

E(a,b)=⟨AB⟩=−a⋅b.E(\mathbf a,\mathbf b) =\langle AB\rangle =-\mathbf a\cdot\mathbf b.

因此,方向相同时关联为 −1-1,方向正交时为 00,方向相反时为 +1+1。然而,每位观测者单独看到的仍是正负结果等概率出现的序列。其独特结构体现在:对于不同的测量设置组合,这两个序列如何相互关联。

实验中经常使用纠缠光子,而不是有质量的自旋为 12\tfrac12 的粒子。光子的偏振提供了另一种二能级自由度,但其角度依赖关系有所不同:对于适当的偏振纠缠态,关联涉及偏振分析器之间相对夹角的两倍。其他实验平台包括囚禁离子、原子系综、超导电路以及固体中的电子自旋。它们具有共同的抽象结构,即联合态与彼此不相容的局域测量,但并非物理上完全相同的实现方式。

因此,“EPR对”的用法比1935年的原始设想更为宽泛。在量子信息术语中,它通常指两个二能级系统构成的最大纠缠对,尤其是四种贝尔态之一。这种用法指的是一种有用的纠缠资源,而非对原始位置—动量思想实验的原样实现。

贝尔定理与定域性的定量检验

贝尔于1964年提出的结果改变了问题的重心:不再是是否需要一种更完整的描述,而是满足定域因果性的描述能否重现量子力学的预言。设有观察者爱丽丝和鲍勃,测量设置为 a,ba,b,测量结果为 A,BA,B,变量 λ\lambda 则表示对相关先前条件足够完整的刻画。满足贝尔定域性的模型具有如下因子分解形式:

P(A,B∣a,b,λ)=P(A∣a,λ) P(B∣b,λ).P(A,B\mid a,b,\lambda) = P(A\mid a,\lambda)\,P(B\mid b,\lambda).

另一个假设是测量独立性:分布 ρ(λ)\rho(\lambda) 与测量设置无关,即 ρ(λ∣a,b)=ρ(λ)\rho(\lambda\mid a,b)=\rho(\lambda)。

因子分解所表达的要求,比不存在可观测信号更强。它要求:一旦给定对相关先前条件的刻画,本地测量结果的概率就不依赖于远处的测量设置或结果。无论是由 λ\lambda 确定测量结果的确定性模型,还是由它仅确定概率的随机模型,都可以满足这一条件。因此,贝尔定理并不局限于一种狭隘图景,即粒子携带着简单且预先设定好的指令表。

一种广泛使用的检验是 CHSH不等式,由约翰·克劳泽、迈克尔·霍恩、阿布纳·希莫尼和理查德·霍尔特于1969年提出。每位观察者都在两种测量设置之间作出选择。将测量结果归一化为 ±1\pm1,定义

S=E(a,b)+E(a,b′)+E(a′,b)−E(a′,b′).S=E(a,b)+E(a,b')+E(a',b)-E(a',b').

每个满足上述假设的贝尔定域模型都遵守

∣S∣≤2.|S|\leq2.

对于确定性测量结果,这一结论源于 A(B+B′)+A′(B−B′)A(B+B')+A'(B-B') 总是等于 +2+2 或 −2-2;取平均值不可能超出这些界限。随机定域模型也遵守同一不等式。

量子力学预言,这一不等式会被违反。对于自旋单态,恰当选择共面自旋方向可得 ∣S∣=22|S|=2\sqrt2,这是量子力学所允许的最大值,称为齐雷尔松界。例如,爱丽丝可以选择两个相互正交的方向,而鲍勃选择这两个方向向量之和与之差各自归一化后的方向。所得的关联不可能全部由同时满足贝尔因子分解条件和测量独立性的模型重现。

贝尔定理比EPR最初关于不完备性的论断更强。仅仅加入以定域方式起作用的隐变量,并不足以重现量子力学的全部预言。事实上,玻姆于1952年提出的导波理论,是一种能够重现量子现象的明确隐变量理论,而其动力学是非定域的。反过来,仅仅放弃测量结果的确定性,也无法避开这些不等式,因为随机定域理论同样受到约束。

在实验分析有效的前提下,实验中对不等式的违反,排除了用于推导所检验界限的各项假设同时成立的可能性。它本身既不能选定唯一的本体论,也不能证明存在可供利用的超光速影响,更不能决定应当如何诠释量子态。贝尔工作的力量在于:它使一类界定明确的解释能够在经验上与量子力学区分开来。

实验进展与漏洞的封闭

早期实验检验了偏振关联是否符合量子力学的预言,以及是否违反相应的贝尔不等式。1972年,斯图尔特·弗里德曼和约翰·克劳泽报告了一项利用原子级联跃迁所产生的光子进行的检验。阿兰·阿斯佩及其合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其中包括1982年一项采用随时间变化的分析器设置的实验。这些研究有力地支持了量子力学的预言,并推动贝尔检验发展成为一个实验研究领域。

两个实际问题影响了后续研究的方向。探测漏洞出现在发射出的系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探测到的情况下。如果探测到的事件不能代表整个系综,定域模型有时就能模拟出在公平抽样假设下得出的不等式违反现象。定域性漏洞则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相关时间间隔内,一侧的设置选择或测量结果可能通过速度不超过光速的普通过程传递到另一侧。要封闭这一漏洞,就需要适当的空间间隔,并对设置选择与测量的时序作出精确安排。

1998年,格雷戈尔·魏斯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项光子实验,其中分析器的设置由各自独立的装置快速选择,测量事件之间则为类空间隔。其他实验在囚禁离子等系统中实现了很高的探测效率,却未能同时达到封闭定域性漏洞所需的空间间隔。因此,进一步的进展有赖于整合最初分别解决了不同问题的技术。

2015年,三项重要实验各自在单次检验中同时封闭了主要的探测漏洞和定域性漏洞。巴斯·汉森及其合作者使用了相距约1.3千米的金刚石缺陷中的电子自旋,并通过一个中间光学站的信号来确认纠缠的建立。玛丽莎·朱斯蒂娜及其合作者,以及林登·沙尔姆及其合作者,则采用了高探测效率的光子实验装置。这些实验的结果违反了相应的贝尔不等式,而且不依赖于此前许多光子实验所需的公平抽样假设。

“无漏洞”是一个有特定适用范围的惯用术语。这类实验仍然需要对实验设备、记录下来的设置与结果,以及统计程序作出假设。它们也无法排除测量设置与遥远共同过去中的隐含条件之间所有可以设想的关联。后来的检验利用天文源,对某些可能的共同原因解释施加了约束;然而,任何有限的实验都无法仅凭观测排除不受限制的阴谋式关联。

现代分析还会考虑有限样本量、态制备不完善,以及连续各次试验之间可能存在的记忆效应。有效的统计检验并不一定要假设各次试验独立同分布。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阿斯佩、克劳泽和安东·蔡林格,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贝尔不等式的违反以及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工作,体现了基础性检验与新实验能力之间的联系。

无信号原理与相互竞争的诠释

纠缠并不允许观测者瞬时发送自行选定的信息。这里的相关约束是**无信号原理**:一处测量结果的概率分布,不会因另一处与之类空间隔的位置所选择的测量设置而改变。例如,对于联合分布,这要求

∑AP(A,B∣a,b)=P(B∣b),\sum_A P(A,B\mid a,b) = P(B\mid b),

且不依赖于爱丽丝的设置 aa。量子关联即使违背贝尔不等式,也仍然满足这一要求。

密度矩阵形式体系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如果 ρAB\rho_{AB} 是一个联合态,那么鲍勃的局域态为

ρB=Tr⁡A(ρAB).\rho_B=\operatorname{Tr}_A(\rho_{AB}).

爱丽丝实施的任何局域保迹量子操作,只要不考虑其具体结果,都不会改变 ρB\rho_B。以某个特定结果为条件,可能会改变赋予鲍勃系统的量子态,但爱丽丝无法选择究竟出现哪个随机结果。鲍勃必须先收到一条指明该结果的普通经典消息,才能将自己的数据归入相应的条件系综。

这一区别将操作层面的预测与对状态变化的诠释区分开来。在波函数坍缩的描述中,一旦获得测量结果,联合态就会更新。这种更新究竟代表一个物理事件、信息的变化,还是一种有效描述,取决于所采用的诠释。在相对论语境下,将坍缩归于某个全局时刻尤其需要谨慎,因为不同观测者对类空间隔事件的时间先后次序未必有一致的判断。

不同诠释以不同方式回应EPR。玻姆力学在波函数之外引入粒子构型,并采用明确具有非定域性的动力学。埃弗雷特式诠释保留幺正演化,通过系统、仪器与观测者之间的关联来描述测量,而不是诉诸唯一一次动力学坍缩。操作主义诠释强调实验结果的概率,而不要求像经典物理那样,列出底层属性的完整清单。关系性诠释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诠释,则进一步修正了为远处系统赋予状态这一做法的含义。

这些简要概述都不意味着,相应诠释各自通过实验解决了EPR提出的所有问题。尤其是,贝尔不等式遭到违背,并不表明所有诠释都会给出不同的经验预测。许多诠释都能再现相同的实验统计结果,却在本体论、概率的地位以及如何解释单次结果等方面存在分歧。量子退相干解释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何抑制某些备选状态之间可观测到的干涉,但它本身并不能唯一地解决测量问题。

无信号条件也弱于贝尔定域性。假想的概率分布可以在满足无信号条件的同时,以超出量子力学所允许的程度违背CHSH不等式,直至达到代数极限 ∣S∣=4|S|=4。因此,相对论禁止可控的超光速通信这一要求,本身并不能确定量子关联的界限。为什么物理关联落在量子理论允许的范围内,而不是更大的无信号范围内,仍是量子基础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连续变量实现与量子信息应用

原始的位置–动量结构在连续变量实验中得到了直接体现。光场具有类似于位置和动量的共轭正交分量可观测量。在双模压缩态中,两个模式的正交分量的某些特定组合具有较小的涨落,使一位观察者能够以比无关联体系中更高的精度推断另一位观察者的测量结果。与理想的EPR态不同,实验室制备的态具有有限的压缩程度、有限的能量,以及非零的测量噪声。

玛格丽特·里德于1989年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定量判据。令 ΔinfxB\Delta_{\mathrm{inf}}x_B 和 ΔinfpB\Delta_{\mathrm{inf}}p_B 分别表示根据爱丽丝的相应测量,估计鲍勃的类位置和类动量可观测量时的均方根误差。对于满足 [xB,pB]=iℏ[x_B,p_B]=i\hbar 的正则变量,EPR导引的实验验证可以采用如下形式:

ΔinfxB ΔinfpB<ℏ2.\Delta_{\mathrm{inf}}x_B\, \Delta_{\mathrm{inf}}p_B < \frac{\hbar}{2}.

这一界限涉及基于不同远程测量选择所作推断的误差,而不是单个体系同时具有的位置和动量的内禀展宽。违反这一界限,就排除了用局域量子态解释鲍勃体系的可能性;这并不违反鲍勃体系通常的不确定性关系。

1992年,欧哲宇及其合作者报告了利用关联的光场正交分量,在光学系统中实现这一连续变量EPR判据的实验。后续实验将导引检验拓展到了其他光学配置和物质体系。这些研究也明确表明,纠缠、EPR导引和贝尔非定域性需要不同的实验认证:证实一个态不可分离,并不自动等于证实了所有更强形式的非经典关联。

纠缠对成为了量子隐形传态的资源;这一方案由查尔斯·贝内特及其合作者于1993年提出。在标准协议中,通信双方共享一个纠缠对;发送方对未知的输入体系与纠缠对中的一个成员进行联合测量,然后传送一个经典结果。接收方根据该结果实施相应操作,从而恢复输入态。对于单个量子比特,标准协议需要传送两个经典比特。在这条消息到达之前,接收方无法恢复未知态,因此隐形传态并未绕过无信号原则。

在纠缠交换中,对两个起初彼此独立的纠缠对各取一个成员进行联合测量,可以使余下的体系在给定测量结果的条件下产生纠缠,即使这些体系从未直接相互作用。这将EPR结构扩展到了网络,并成为远距离分发纠缠方案的基础。量子中继器旨在将这类操作与存储以及纠缠纯化或纠错方法相结合,以克服信道损耗。

贝尔关联也为设备无关量子信息提供了支持。在这一框架中,观测到的贝尔不等式违背可以用于认证某些性质,而无须建立测量设备内部工作机制的详细模型。其应用包括随机性认证和某些密码学协议。这些认证仍然需要明确的假设,包括设备之间适当的隔离、有效的测量设置选择,以及充分的统计处理。其独特之处在于,部分保证来自实验中观测到的关联模式,而不是对仪器的完整微观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