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贝尔(1928年7月28日—1990年10月1日)是北爱尔兰理论物理学家,以提出贝尔定理而闻名。该定理将关于量子力学诠释的争论转化为可以通过实验检验的问题。这一定理发表于1964年,表明满足特定局域性假设的理论无法重现量子理论所预言的全部关联。此后的实验一再违反由该定理导出的约束条件,即贝尔不等式。
贝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度过,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学和加速器理论研究。他的科学贡献涵盖了从中性π介子衰变背后的量子反常,到粒子在储存环中的行为等多个方面。在开展这些工作的同时,他还对量子测量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极为严谨的批评,并主张物理理论应以明确界定的实体为基础来表述,而不是诉诸未经定义的观测行为。
贝尔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证明量子力学自相矛盾,也不在于证明超光速通信是可能的,而在于揭示了量子理论的预言与一大类遵循局域因果性的解释之间的鲜明冲突。他的著述还厘清了实验预言与为解释这些预言而提出的物理图景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在持续开展的量子基础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
早年生活、教育与科研生涯
贝尔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父母是约翰·贝尔和安妮·贝尔。他的家境并不宽裕,走上专业科研道路不仅有赖于大学教育,也离不开技术学校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他曾就读于贝尔法斯特技术高中,随后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物理系担任实验室助理。这份工作使他在完成学位之前,就有机会直接接触实验设备和大学里的物理学家。
在女王大学,贝尔先后于1948年和1949年获得实验物理学和数学物理学学位。这两方面的训练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他在成为数学理论物理学家的同时,始终重视实验的实际要求。学生时代,他就对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抱有兴趣,尤其关注量子系统与被视为经典系统的测量仪器之间的划分。即使后来主要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他也一直没有放下这一问题。
1949年,他加入位于哈韦尔的英国原子能研究机构。他早期的工作涉及核物理和加速器物理,包括为加速带电粒子而设计的装置所带来的理论问题。此后,他在伯明翰大学开展研究,鲁道夫·佩尔斯对他的科研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一时期,贝尔投身于战后英国核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相对论量子理论日益广泛的应用。
在哈韦尔,他结识了加速器物理学家玛丽·罗斯。两人于1954年结婚,后来还合作开展科研。玛丽·贝尔既是他的专业同行,也是其研究发展所处思想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1960年,贝尔夫妇迁往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此后,约翰·贝尔终生都在该中心工作,研究高能理论和加速器问题,同时在本职工作之外探索物理学基础问题。
1963至1964年间,贝尔赴美国休假访问,得以集中研究隐变量理论和量子关联。他那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文于1964年发表在存续时间不长的期刊《Physics Physique Fizika》上。与后来产生的影响相比,这篇论文最初引起的反响有限。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贝尔继续发表有关物理学基础问题的论文,但并未放弃构成其职业生涯重要部分的技术研究工作。1990年10月1日,他因脑出血在日内瓦去世,享年62岁。
粒子物理学与轴反常
贝尔在量子基础研究方面的声望,可能掩盖了他对量子场论的重要贡献。他在粒子物理学中最著名的成果,是于1969年与罗曼·杰基夫共同取得的。他们的工作解释了经典场论中一个看似守恒的流与相应量子理论的行为之间的冲突。斯蒂芬·阿德勒独立得到了一个密切相关的结果,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阿德勒–贝尔–杰基夫反常。
当时直接面对的物理问题,是中性π介子衰变为两个光子的过程。π介子是一种轻介子,其性质与强相互作用的近似手征对称性密切相关。按照经典理论推理,与轴矢量流相关的守恒性质似乎施加了一项约束,而这项约束与观测到的衰变相矛盾。困难并不只是数值计算不够准确,而在于建立理论时所假定的对称性,在量子化后是否仍然成立。
贝尔和杰基夫考察了相关的三角图,即由一个与三个流耦合的费米子圈所表示的量子过程。此类计算的中间表达式存在发散,因此需要采用某种处理方案,使其在数学上具有明确意义。关键结果是,预期的守恒定律无法全部同时保留。要保持电磁规范不变性,轴矢量流的散度中就必须出现一个反常项。粗略地说,这一项正比于电场与磁场的标量积,不过其精确系数取决于所考察的场和流。
这一结果体现了量子反常:经典描述中的对称性,在量子化后未必仍是严格的对称性。反常为中性π介子衰变问题补上了缺失的理论环节。此后,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这一应用,涉及规范理论的自洽性条件以及标准模型的结构等方面。在一个成立的规范理论中,会破坏规范对称性的反常必须相互抵消,而某些整体流中的反常则可能产生可观测的物理后果。
贝尔关于反常的工作与他关于量子基础的工作,处理的是截然不同的技术问题。不过,两者都涉及找出无法自洽地同时成立的假设。在反常计算中,冲突涉及对称性与量子化;在贝尔定理中,冲突则涉及局域因果性与量子关联。他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工作也表明,他对物理学基础的批判源自前沿理论物理学内部,而不是对其数学或实验成就的否定。
爱因斯坦的问题与隐变量理论
贝尔定理的直接背景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和纳森·罗森于1935年提出的论证,通常称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他们质疑,量子力学对物理系统的描述是否完备。他们的例子涉及相互关联的位置和动量,但核心问题更具普遍性:对于经过适当制备的一对粒子,测量其中一个粒子,就可能预测远处另一个粒子的情况。
戴维·玻姆后来用处于单重态的两个自旋为 的粒子,给出了一个格外清晰的版本。如果沿同一方向测量两个粒子,结果就会完全反关联。因此,在一侧进行测量,便可确切预测另一侧相应的测量结果。如果两个粒子相距足够远,且此处的测量不可能对彼处的系统造成物理扰动,那么远处的结果似乎就反映了该系统某种早已确定的性质。然而,通常的量子态并不为所有可能方向上的自旋分量同时赋予确定值。
EPR的结论并不是量子理论的预测与实验不符,而是量子态可能遗漏了更完备的物理描述中的某些要素。这类额外信息通常称为隐变量,不过贝尔后来更倾向于使用不会暗示这些变量必然无法被观测的术语。隐变量理论可以是确定性的,即一旦给定完整状态,结果就随之确定;也可以是随机性的,即给出以该状态为条件的结果概率。
玻姆于1952年提出的理论对贝尔尤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替代理论,反驳了量子力学排除了精确底层动力学的说法。在玻姆力学中,粒子具有确定的位置,其运动由波函数引导。在平衡分布下,这一理论能够再现通常的量子统计结果,但其动力学是非局域的:对于纠缠系统,一个粒子的运动可能取决于远处粒子的位置构型。贝尔认为,这一理论的存在表明,许多所谓的不可能性论证夸大了其结论。
他还重新审视了约翰·冯·诺伊曼反对隐变量的著名论证。贝尔指出,对量子期望值施加的可加性假设,一般不能同样要求隐变量描述所设想的无弥散态满足,尤其是在涉及不相容可观测量时。他的论文《论量子力学中的隐变量问题》早已写成,直到1966年才发表;该文区分了真正的数学限制与缺乏充分物理依据的假设。它也有助于阐明量子语境性:测量结果可能取决于整个实验安排,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孤立的算符标记。
1964年的定理及其数学结构
贝尔在1964年的论文《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中,考察了对彼此关联的自旋为 的粒子进行的空间分离测量。令 和 表示两个测量站各自选择的测量方向,令 表示对这对粒子状态的更完整描述。在确定性的局域模型中,测量结果可以写为
局域性要求体现为: 中不出现 , 中不出现 。也就是说,每个测量结果只取决于本地的测量设置和共享状态,而不取决于远处的测量设置。
如果制备过程产生归一化分布 ,则模型预言的关联为
而对于单重态,量子力学预言
其中 和 为单位矢量。这种对角度的依赖是关键的物理特征。问题不在于局域模型能否再现某一个关联,包括完全反关联,而在于它能否再现不同测量方向所对应的整组关联。
利用完全反关联以及模型的局域性结构,贝尔推导出一个约束,可写为
只要适当选择测量方向,单重态的量子力学预言就会违反这一不等式。因此,任何满足推导中所用假设的模型,都无法再现所有这些预言。这一证明并不是选取某种特定的隐变量机制,再证明它行不通;它约束的是整整一类可能的机制。
1969年,约翰·克劳泽、迈克尔·霍恩、阿布纳·希莫尼和理查德·霍尔特提出了一个更便于实验检验的不等式。CHSH不等式在每个测量站采用两种测量设置,且不要求完全反关联。定义
则局域模型满足
对于固定的 ,相应的表达式为
由于 的取值为 ,两个方括号中的表达式必有一个为零,另一个为 。取平均不会增大这一绝对值上界。
量子力学允许 ,这一量子最大值被称为齐雷尔松界。 与 之间的差距,使二者的分歧可以定量表述,并接受实验检验。因此,贝尔的成就远不止于定性地宣称相距遥远的系统具有神秘行为:他在明确的物理假设下,指出了彼此不相容的数值预言。
局域因果性、独立性与非局域性的含义
1964年之后,贝尔继续完善其研究结果的物理诠释。他后来的表述强调了局域因果性:一旦完整给定过去的相关物理信息,遥远的、与本地区域呈类空间隔的区域中发生的事件,就不应再为本地测量结果提供额外信息。这比实验者无法利用仪器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发送可控信息这一操作性要求更强。
对于测量结果 和 、测量设置 和 ,以及对过去状态足够完备的描述 ,局域因果性条件通常表示为
这种因子分解也涵盖随机性理论:完备的物理描述不一定要预先确定每一次测量的结果。因此,贝尔不等式并不完全以决定论为基础。在最初的EPR式推理中,特定测量的决定性反而可以由完美关联与局域性共同推导出来。
另一项独立的假设涉及制备变量与测量设置选择之间的关系。其标准形式为
这通常称为测量独立性或设置独立性。它排除了测量设置与相关隐变量之间的关联,因为这类关联会破坏对子系综进行常规比较的基础。这项假设并不要求接受关于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主张,而是关乎实验的统计结构和因果结构。
贝尔不等式被违反,表明支撑该不等式的各项假设不可能对观测数据同时成立。常见的“局域实在论”一词可能掩盖这一点,因为“实在论”有多种含义,未必对应一项额外且定义明确的数学前提。贝尔本人后来的讨论将核心矛盾集中在局域因果性上。不同诠释的分歧在于:究竟应当舍弃这一条件,改变对测量设置选择的因果解释,引入逆向因果结构,还是改变理解测量结果与概率的框架。
量子非局域性也必须与超光速信号传递区分开来。在量子理论中,对远端测量结果求平均后,本地测量结果的分布仍与远端的测量设置无关。只有通过普通通信比较两个测量站的记录,关联才会显现。贝尔本人认为,非局域关联与相对论因果结构的共存是一个严峻的概念问题;但他的定理既不能提供超光速通信装置,也不直接违背狭义相对论在操作层面的预言。
实验检验与漏洞的堵塞
贝尔的论文起初并未立即催生一项实验计划。要将理论付诸实验,需要适用于非理想设备的不等式,以及能够产生特性得到充分表征的关联粒子对的源。1969年提出的CHSH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斯图尔特·弗里德曼和约翰·克劳泽利用原子级联跃迁产生的光子,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光学检验。他们的结果与量子理论的预言一致,并在相应实验假设下违反了有关的局域性约束。
20世纪80年代初,阿兰·阿斯佩及其合作者利用关联光子开展了日益精密的检验。1982年的一项实验在光子飞行途中改变分析器的设置,以回应这样一种担忧:固定的设置可能使普通的因果影响得以协调各装置的行为。后来的实验增大了测量站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设置选择的速度和不可预测性,也提高了粒子探测效率。这些工作日益将贝尔检验视为条件界定严谨的因果实验,而不只是对反常关联的展示。
两项主要的实验问题后来被称为探测漏洞和局域性漏洞。当发射出的粒子对中只有经过筛选的一部分产生了被记录的结果时,就会出现探测漏洞。如果探测效率不够高,局域模型就可能利用可探测性与隐状态之间的关联,使探测到的样本不具代表性。局域性漏洞则涉及设置选择与远处测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亚光速通信。要堵塞这一漏洞,需要恰当的时空分离和精确的时序安排,而不只是把装置放得足够远。
2015年,三个独立的实验项目报告了同时处理主要探测漏洞和局域性漏洞的检验结果。代尔夫特的一项实验由包括罗纳德·汉森在内的团队主持,使用金刚石中的纠缠电子自旋,并采用“事件就绪”方案来识别成功建立纠缠的试验轮次。萨乌·南和安东·蔡林格各自所在的团队则采用了高效率的光子系统。这些实验使用了不同的物理实现方式,但所得结果均与相应的局域模型不相容。
“无漏洞”一词,是指在明确给定的框架内堵塞了主要的、可通过实验处理的漏洞;它并不意味着某项实验能够排除一切可以想象的其他因果解释。统计分析还必须考虑数据量有限、不同试验轮次之间可能存在记忆效应,以及有效事件的筛选规则等因素。后续研究利用遥远的天文源来选择设置,从而将某些可能的共同原因解释进一步限制到更久远的过去。
贝尔在这些进展出现之前就已去世。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肯定了这些工作的历史意义,将奖项授予阿斯佩、克劳泽和蔡林格,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实验、证实贝尔不等式遭到违反,以及开创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贡献。该奖项所表彰的是一系列实验与技术研究,而正是贝尔精确界定了贯穿这些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
测量、实在物与正统量子理论的替代方案
贝尔关注的不只是空间上相互分离的系统之间的关联,还包括量子力学的基本表述。标准论述将波函数依照薛定谔方程的连续演化,与一套单独规定测量结果的规则结合起来。如果测量仪器本身也由量子组分构成,就会引出测量问题:理论如何产生一个确定的、有记录的结果?测量与其他物理相互作用之间,究竟有什么明确的区别?
贝尔反对将“观察者”“仪器”和“测量”等术语置于一套号称基础性理论的根基之中,除非这些术语具有明确无歧义的物理含义。他的批评并不是说实验室中使用的量子力学没有成效,而是说,一套描述物理世界的理论,应当说明什么东西存在以及它们如何运动变化,而不应依赖外部判断来决定哪些相互作用算作测量。他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反对“测量”》中,尤为直接地表达了这一关切。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问题,贝尔引入了“实在物”(beables)一词,与“可观测量”相对。实在物是理论视为物理上存在的实体,例如粒子的位置、场或局域事件。相比之下,可观测量则与可能的测量结果相关。这一区分并不要求每个可测量的量都具有一个预先存在的值。一套理论可以通过其实在物的动力学来精确描述测量,而无须为量子计算中使用的所有算符同时赋予确定的值。
玻姆力学是贝尔认真对待的一种模型,因为它既明确了本体论,也明确了动力学。他还研究了如何将基于实在物的描述推广到量子场论。在1984年的论文《量子场论中的实在物》中,他提出了一个基于格点的模型,采用费米子占据数,并引入随机演化。他并未将这一模型作为最终的相对论性理论,而是借此表明,超出初等非相对论力学的范围,仍有可能对物理构型作出精确描述。
贝尔也将客观坍缩理论视为值得认真对待的替代方案。吉安卡洛·吉拉尔迪、阿尔贝托·里米尼和图利奥·韦伯于1986年提出的模型,通过引入罕见的自发定域化过程来修改量子动力学。这类修改旨在抑制宏观叠加态,而不必诉诸由观察者界定的测量边界。贝尔既关注导波理论,也关注坍缩理论,这反映出他所要求的是明确的物理定律,而不是固守某一种偏好的诠释。环境引起的量子退相干虽然对于解释可观测干涉为何受到抑制十分重要,但它本身并不指明究竟会出现哪一个具体结果;这一更进一步的问题,始终是贝尔批评的核心。
加速器物理、自旋运动与相对论思想实验
从哈韦尔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加速器物理始终贯穿贝尔的职业生涯。粒子加速器必须控制带电粒子的轨迹、维持束流稳定,并处理粒子与周围电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问题融合了经典力学、电磁学、相对论和量子过程。因此,贝尔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并非附带从事的技术性任务,而是其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后期工作中一个尤为突出的方向,是研究储存环中的电子自旋。电子通过弯转磁铁时会发出同步辐射。某些辐射跃迁会改变电子的自旋取向,通过索科洛夫–捷尔诺夫效应使束流逐渐极化。平衡极化度取决于跃迁速率,以及实际储存环中其他自旋动力学效应。理解这些效应,对于偏振束流实验的运行和结果解读都很重要。
贝尔与约恩·马格纳·莱纳斯共同研究了储存环中电子的行为与加速系统对量子涨落的响应之间的联系。他们在1983年和1987年发表的论文探讨了如何利用加速电子的自旋来探测量子真空。这项工作与温鲁效应有关:按照这一效应,在量子场真空中做匀加速运动的探测器会表现出热响应,其温度为
其中, 为固有加速度, 为光速, 为玻尔兹曼常数, 为约化普朗克常数。
储存环中的圆周运动并不等同于匀加速直线运动,自旋响应通常不能简单地通过将向心加速度代入这一公式来求得。贝尔和莱纳斯考察了自旋、轨道运动与场涨落之间的实际耦合。他们的分析将量子场与加速观察者这一抽象问题,同实验室中粒子可测量的行为联系起来。
贝尔还为相对论教学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实验。在1976年的文章《如何讲授狭义相对论》中,他讨论了两艘飞船:它们相对于初始惯性系以相同方式加速,同时在该参考系中保持恒定的坐标间距。由于两艘飞船在适当的共动参考系中测得的间距不断增大,连接它们的细线承受的拉伸也不断增加。这个例子如今广称为贝尔飞船佯谬,它说明了为什么相等的坐标加速度不能维持玻恩刚性。其要点在于区分坐标距离与加速的有广延物体所涉及的物理距离,而不是表明相对论性长度收缩失效。
著述、荣誉与科学遗产
贝尔关于物理学基础的著述汇编为《量子力学中可说与不可说的》,于1987年首次出版。这部文集收录了最初散见于各类期刊和会议论文集的技术论文与论说文章。书名表达了一个贯穿其工作的主题:能够成功给出预测的计算,应当与那些未被明确定义或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的、有关物理实在的主张区分开来。后来的版本增收了一些内容,包括《反对“测量”》。
贝尔在写作中经常借助浅显的例子,揭示看似艰深的问题背后隐含的假设。1981年首次发表的《贝特尔曼的袜子与实在的本性》对比了日常关联与量子关联。如果一双袜子被故意配成不同颜色,那么知道其中一只的颜色,就可能得知另一只的颜色,而无须任何远距离影响。贝尔用这个类比强调,关联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关键在于,不同测量选择下的完整关联模式,能否用局域可用的共同原因来解释。
贝尔于197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随着人们对通过实验研究物理学基础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定理逐渐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核心成果之一。这种认可并非一蹴而就:最初的论文篇幅很短,读者群有限,而它后来展现出的重要意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后数十年间实验技术的发展和概念上的完善。
除了基础物理学,贝尔不等式也成为量子信息科学的重要工具。在设备无关的方法中,观测到的不等式违背,可以用来认证系统的某些性质,而无须为其内部运作建立完整模型。其应用包括随机性认证以及某些形式的量子密钥分发。这些结论仍然需要明确的假设,例如有关设备隔离、测量设置选择的独立性以及统计分析的假设;但它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约束的是任何与观测结果相容的底层模型,而不只是对某一具体装置的描述。
这一定理也持续为量子力学各种诠释之间的争论提供框架。它并不唯一地支持玻姆力学、坍缩模型、多世界解释、逆因果模型或任何其他诠释。相反,它要求每一种方案说明,自身对测量结果、因果关系和实验选择的解释,与定理的假设有何关系。贝尔持久的影响力正是建立在这种精确性之上:相互竞争的描述必须明确指出,它们保留了哪些物理条件,舍弃了哪些条件,以及如何重现测得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