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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quantum-observable

量子可观测量

量子可观测量通过算符或更一般的、为测量结果赋予概率的数学规则,表示可测量的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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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可观测量是量子力学中可测量物理量的数学表示,例如位置、动量、能量或自旋角动量的某个分量。在标准表述中,可观测量由作用于量子态空间的自伴算符表示。算符的谱结构规定了可能的测量结果,而量子态则通过玻恩规则确定这些结果的概率。更一般的表述使用正算符值测度来表示测量,也能涵盖有限分辨率、噪声以及不属于理想投影测量的测量过程。

可观测量将量子系统的数学描述与实验记录联系起来。与经典力学中的物理量不同,一般而言,无法同时为所有量子可观测量赋予确定值,并使这些值与每一种可能的测量安排都相容。可观测量的非对易数学结构支配着不确定性关系、测量的相容性、动力学演化,以及量子关联与经典统计关联之间的区别。

这一概念兼具数学层面与操作层面的含义。自伴算符给出了精确的概率规律,但实际测量仪器还涉及校准、与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改变系统状态的规则。区分这些要素,对于原子物理学、量子信息、精密测量和量子场论都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及其与经典物理量的分野

在经典力学中,可观测量通常是定义在相空间上的实值函数。对于一个粒子,相空间中的一点确定了其位置和动量,而这些变量的任意函数在该点都有确定的值。统计不确定性可以用相空间上的概率分布来表示,而无须改变物理量本身同时具有确定值这一基本假设。量子力学则以态空间和算符代数取代了这一结构,其中算符的乘法不一定满足交换律。

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25年。维尔纳·海森堡建立了一种表述,以实验可测的跃迁频率与强度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不再依赖未被观测到的电子轨道。马克斯·玻恩认识到矩阵乘法与此有关,随后与帕斯库尔·约尔丹共同发展出了矩阵力学。在这一框架中,位置和动量不再是普通的数值变量,而是由跃迁相关量构成的数组。它们的相乘次序至关重要,由此得到正则对易关系

QP−PQ=iℏI,QP-PQ=i\hbar I,

其中,ℏ=h/(2π)\hbar=h/(2\pi),hh 为普朗克常数,II 为恒等算符。

埃尔温·薛定谔于1926年提出的波动力学,为同一物理结构提供了另一种表示。在这种表示中,位置通过乘法作用于波函数,动量则通过微分作用于波函数。薛定谔等人确立了波动力学表述与矩阵力学表述之间的联系。玻恩于1926年提出的概率诠释,则在量子振幅与实验中观测到的结果频率之间建立了关键联系。因此,可观测量不再仅被理解为一个代数符号,而被视为这样一种对象:其谱性质及其与量子态的关系决定了实验结果的概率。

保罗·狄拉克的变换理论和约翰·冯·诺伊曼的数学表述巩固了这一诠释。冯·诺伊曼在1932年的专著中,将态与可观测量纳入系统的希尔伯特空间框架,并精确阐明了谱分解的作用。这一发展也说明了,为什么将关于有限维厄米矩阵的熟知结论用于微分算符时必须谨慎:算符的作用域是其数学定义的一部分。

后来的研究拓展了可观测量在操作层面的含义。奈马克扩张定理将广义正算符测度与扩展空间上的投影测量联系起来,而关于量子仪器的研究则区分了测量结果的概率与测量装置引起的态变化。这些进展并未摒弃以自伴算符描述可观测量的表述,而是将其确认为更广泛测量理论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特例,即锐可观测量。这一更广泛的理论能够描述间接探测、不完全判别,以及借助辅助系统实施的测量。

自伴算符与谱结构

量子系统的标准态空间是复希尔伯特空间 H\mathcal H。纯态由单位向量 ∣ψ⟩|\psi\rangle 表示,仅相差一个整体相位的向量表示同一个物理态。锐可观测量 AA 由自伴算符表示。在有限维情形下,它是满足 A=A†A=A^\dagger 的厄米矩阵。其本征值均为实数,并且可以选取其本征向量组成一组标准正交基。

对于有限维可观测量,其谱分解为

A=∑aaPa,A=\sum_a aP_a,

其中,aa 遍历所有不同的本征值,PaP_a 是到相应本征子空间的投影。这些投影满足

PaPb=δabPa,∑aPa=I.P_aP_b=\delta_{ab}P_a, \qquad \sum_aP_a=I.

本征值可以是简并的,即其本征子空间的维数大于一。仅测得这一 本征值,并不能区分该本征子空间内的不同态。例如,当多个态具有相同能量时,能量测量不一定能确定粒子的角动量取向。

无限维系统需要使用完整的谱定理。自伴算符有一个与之关联的投影值测度 EAE_A,形式上可写为

A=∫Ra EA(da).A=\int_{\mathbb R}a\,E_A(da).

对于任意适当的实数可测集 BB,EA(B)E_A(B) 表示“测量结果落在 BB 中”这一锐命题。这一表述涵盖离散谱、连续谱以及两者混合的情形。自由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具有连续谱:其理想化的、具有精确取值的“本征态”,并不是通常的态希尔伯特空间中可归一化的向量。因此,除非结合广义的谱概念来理解,否则人们常说的“每次测量都会得到一个本征值”并不完整。

对于无界算符,定义域不可或缺。位置算符、动量算符以及许多哈密顿算符都不能作用于希尔伯特空间中的每一个向量。对称算符在其定义域上满足相应的内积对称关系,而自伴性还要求算符与其伴随算符相等,包括定义域也相等。不同的边界条件可以使同一个微分表达式具有不同的自伴实现。例如,有限区间上的动量算符可以在不同的带相位扭转的周期边界条件下得到自伴实现,并相应地具有不同的谱。

谱也决定了可观测量的函数。若 ff 是适当的实值函数,谱演算定义

f(A)=∫Rf(a) EA(da).f(A)=\int_{\mathbb R}f(a)\,E_A(da).

这为 A2A^2、依赖于能量的热权重以及谱滤波器等量赋予了精确的含义。它也有助于避免一种常见误解:自伴算符的任意乘积不一定仍是自伴算符。当 AA 与 BB 不对易时,乘积 ABAB 不一定表示锐可观测量。

概率、期望值与量子态

仅凭可观测量本身,无法预测其不同结果出现的频率。作出这些预测还需要知道系统的状态。一般的状态由密度矩阵 ρ\rho 描述,它是迹为一的正算符。纯态具有 ρ=∣ψ⟩⟨ψ∣\rho=|\psi\rangle\langle\psi| 的形式;混合态还可用于描述统计混合,以及与其他系统存在关联的子系统。对于锐可观测量 AA,玻恩规则给出

Pr⁡(A∈B)=Tr⁡ ⁣[ρEA(B)].\Pr(A\in B)=\operatorname{Tr}\!\left[\rho E_A(B)\right].

这一公式统一描述了结果离散的测量和结果连续分布的测量。

对于离散可观测量,得到结果 aa 的概率为

p(a)=Tr⁡(ρPa).p(a)=\operatorname{Tr}(\rho P_a).

在纯态下,它变为 ⟨ψ∣Pa∣ψ⟩\langle\psi|P_a|\psi\rangle。如果本征空间是一维的,其归一化本征向量为 ∣a⟩|a\rangle,该表达式便简化为 ∣⟨a∣ψ⟩∣2|\langle a|\psi\rangle|^2。因此,一个态可以使某个可观测量具有完全确定的值,同时使另一个可观测量具有多个可能的取值。这并不是说测量仪器校准不准,而是在陈述该状态所确定的概率分布。

当相应的矩存在时,期望值为

⟨A⟩ρ=Tr⁡(ρA).\langle A\rangle_\rho=\operatorname{Tr}(\rho A).

对于无界算符,严格定义需借助谱概率分布给出,而且并非每个态都有有限的期望值或有限的二阶矩。期望值是系综平均值,不一定是单次试验中能够得到的结果。一个能量测量结果为 00 和 ε\varepsilon 的二能级系统,其平均能量可以是 ε/2\varepsilon/2,尽管这个值并不在能谱中。

当二阶矩有限时,分布的离散程度可由方差量化:

(ΔA)2=⟨A2⟩−⟨A⟩2,(\Delta A)^2=\langle A^2\rangle-\langle A\rangle^2,

在纯态下,自伴可观测量的方差为零,意味着态向量是其本征向量。在混合态下,方差为零意味着该态的支撑完全位于某一个本征空间内。因此,存在简并时,即使测量没有任何不确定性,也无法唯一确定系统的状态。

量子态还包含无法由单个可观测量的概率分布确定的信息。在二维空间中,相干态 (∣0⟩+∣1⟩)/2(|0\rangle+|1\rangle)/\sqrt2 与由 ∣0⟩|0\rangle 和 ∣1⟩|1\rangle 等比例组成的非相干混合态,在这组基下测量时会给出相同的概率。换一组基进行测量,就能将它们区分开来。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密度矩阵的非对角元中,这些矩阵元承载着相干性信息,并可产生干涉。

这说明,量子态并不只是一份预先存在的数值清单。它针对不同的测量选择,给出一整套相互协调的概率指派。要重建这套概率指派,需要使用一组信息完备的测量,而不能仅仅反复测量同一个物理量。

位置、动量、能量与角动量

对于在三维欧几里得空间中运动的无自旋粒子,位置表象采用波函数 ψ(x)\psi(\mathbf x)。位置分量通过乘法作用于波函数,

(Qjψ)(x)=xjψ(x),(Q_j\psi)(\mathbf x)=x_j\psi(\mathbf x),

而正则动量分量在适当的定义域上作用为

(Pjψ)(x)=−iℏ∂ψ∂xj.(P_j\psi)(\mathbf x)=-i\hbar\frac{\partial\psi}{\partial x_j}.

归一化纯态的位置概率密度为 ∣ψ(x)∣2|\psi(\mathbf x)|^2。动量概率由相应的动量空间波函数给出,该波函数与位置空间波函数通过傅里叶变换相联系。因此,位置表象与动量表象是同一状态的不同表示,而不是附着于某条潜在轨迹的两种独立经典描述。

哈密顿算符表示能量,并生成时间演化。对于标量势中质量为 mm 的非相对论粒子,

H=P22m+V(Q).H=\frac{\mathbf P^2}{2m}+V(\mathbf Q).

其谱区分了束缚态能级与散射态连续谱。在量子谐振子中,能量为

En=ℏω(n+12),n=0,1,2,….E_n=\hbar\omega\left(n+\tfrac12\right), \qquad n=0,1,2,\ldots.

非零的最低能量是零点能的一个具体例子。相比之下,自由粒子的动能具有连续的非负取值范围,而非离散的阶梯状能级。

在电磁场中,必须区分正则动量与机械动量(也称动力学动量)。对于电荷为 qq、矢势为 A(Q)\mathbf A(\mathbf Q) 的情况,机械动量为

Π=P−qA(Q).\boldsymbol{\Pi}=\mathbf P-q\mathbf A(\mathbf Q).

动能算符由 Π\boldsymbol{\Pi} 构造,而不能简单地由 P\mathbf P 构造。正则动量取决于规范的选取,而在这一非相对论情形下,机械动量对应于质量与速度的乘积。在磁场中,机械动量的各分量可能不对易,其对易子与磁场分量成正比。

轨道角动量由 L=Q×P\mathbf L=\mathbf Q\times\mathbf P 表示。其分量满足

[Li,Lj]=iℏϵijkLk,[L_i,L_j]=i\hbar\epsilon_{ijk}L_k,

且 L2L^2 与每个分量都对易。因此,一个状态可以同时具有确定的 L2L^2 和 LzL_z,其本征值分别为 ℏ2ℓ(ℓ+1)\hbar^2\ell(\ell+1) 和 ℏm\hbar m,但不能使三个分量都具有确定值。自旋服从相同的角动量代数,但它是粒子的内禀性质,而非源于粒子的空间运动。

对于自旋为 12\tfrac12 的系统,Sj=ℏσj/2S_j=\hbar\sigma_j/2,其中 σj\sigma_j 为泡利矩阵。沿单位方向 n\mathbf n 的测量有两个结果,即 ±ℏ/2\pm\hbar/2,对应的投影算符为

P±=I±n⋅σ2.P_\pm=\frac{I\pm\mathbf n\cdot\boldsymbol{\sigma}}{2}.

这些有限维可观测量为态制备、不相容测量和量子关联提供了尤为清晰的例子。它们也表明,离散的测量结果并不一定源于普通空间运动的离散化。

相容性、对易子与不确定性

如果两个锐可观测量允许联合锐测量,就称它们相容。在有限维情形下,这等价于对易性,即 AB=BAAB=BA,并且意味着它们具有共同的标准正交本征基。即使其中任一可观测量本身存在简并,联合测量结果仍可按共同本征子空间组织起来。对于无界算符,适当的条件比在某个选定定义域上形式上满足 AB−BAAB-BA 为零更强:它们的谱投影必须彼此对易。这一性质通常称为强对易性。

换向器

[A,B]=AB−BA[A,B]=AB-BA

刻画了非对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满足必要的定义域条件和有限矩条件的态与算符,罗伯逊形式的不确定性原理表述为

ΔA ΔB≥12∣⟨[A,B]⟩∣.\Delta A\,\Delta B\geq \frac12\left|\langle[A,B]\rangle\right|.

对于正则位置与动量,这给出

ΔQ ΔP≥ℏ2.\Delta Q\,\Delta P\geq\frac{\hbar}{2}.

左侧的量表示某个态中测量结果的统计离散程度,由对同样制备的系综进行测量来确定。按定义,它们既不是仪器的校准误差,也不是一次测量对另一次测量造成的扰动大小。

一个更强的不等式保留了对称化协方差。令

δA=A−⟨A⟩I,δB=B−⟨B⟩I,\delta A=A-\langle A\rangle I,\qquad \delta B=B-\langle B\rangle I,

则薛定谔–罗伯逊关系为

(ΔA)2(ΔB)2≥∣⟨[A,B]⟩2i∣2+∣⟨δAδB+δBδA⟩2∣2.(\Delta A)^2(\Delta B)^2\geq \left|\frac{\langle[A,B]\rangle}{2i}\right|^2+ \left|\frac{\langle\delta A\delta B+\delta B\delta A\rangle}{2}\right|^2.

这表明,涨落之间的关联会在对易子项之外作出独立贡献。振子的高斯态是能够达到这一下界的重要例子,其中包括压缩态:一个正交分量的不确定性减小,是以其共轭正交分量的不确定性增大为代价的。

非对易并不意味着每个态中这对可观测量的罗伯逊下界都严格为正。对易子的期望值在某个特定态中可能为零。非对易也不排除个别共同本征矢的存在。对于有限维锐可观测量,非对易所排除的是这样一种联合锐测量:它能对每个输入态都复现这两个可观测量各自的测量统计。在将实验解释为对测量不确定性的检验时,这些区别至关重要。

对于广义的非锐可观测量,联合可测性的条件更为灵活。两个不相容的自旋测量在加入足够噪声后,其含噪版本可以通过同一次测量实现。对于效应算符为

E±=I±a⋅σ2,F±=I±b⋅σ2,E_\pm=\frac{I\pm\mathbf a\cdot\boldsymbol{\sigma}}2,\qquad F_\pm=\frac{I\pm\mathbf b\cdot\boldsymbol{\sigma}}2,

的无偏二值量子比特可观测量,联合可测性成立的充要条件是

∣a+b∣+∣a−b∣≤2.|\mathbf a+\mathbf b|+|\mathbf a-\mathbf b|\leq2.

这从定量上区分了不相容性与不精确性。沿正交方向的锐自旋分量彼此不相容,而将其适当弱化后得到的版本则可以联合测量。

广义测量与态的变化

一次实际测量有两种在逻辑上彼此不同的输出:一个经典结果,以及一个发生了变化的量子态。正算符值测度(简称 POVM)规定的是前者。对于离散结果 ii,它由满足下式的正算符 EiE_i 构成:

Ei≥0,∑iEi=I,E_i\geq0,\qquad \sum_iE_i=I,

各结果的概率为

pi=Tr⁡(ρEi).p_i=\operatorname{Tr}(\rho E_i).

与谱投影不同,效应算符 EiE_i 不必具有幂等性,也不必彼此正交。因此,投影值测度是 POVM 的一个特殊类别,对应于锐可观测量。

POVM 能自然地描述通过辅助系统间接进行的测量。原系统与辅助系统相互作用,随后对辅助系统进行锐测量,而原系统上的有效测量概率则由一个 POVM 表示。奈马克扩张定理给出了相应的数学实现:POVM 可以表示为更大希尔伯特空间上的投影值测度的压缩。这说明广义测量与标准量子理论形式相容,并未引入新的动力学。

仅凭一个 POVM,并不能确定记录测量结果后系统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此,需要一个量子仪器。离散量子仪器由一组完全正、迹不增的映射 Ii\mathcal I_i 构成,这些映射之和保持迹不变。结果的概率及相应的条件态为

pi=Tr⁡[Ii(ρ)],ρi=Ii(ρ)pi.p_i=\operatorname{Tr}[\mathcal I_i(\rho)], \qquad \rho_i=\frac{\mathcal I_i(\rho)}{p_i}.

其中一种表示方式使用算符 MiαM_{i\alpha}:

Ii(ρ)=∑αMiαρMiα†,Ei=∑αMiα†Miα.\mathcal I_i(\rho)=\sum_\alpha M_{i\alpha}\rho M_{i\alpha}^\dagger, \qquad E_i=\sum_\alpha M_{i\alpha}^\dagger M_{i\alpha}.

不同的量子仪器可以具有相同的效应算符,因而给出相同的结果统计,却产生不同的测量后态。

对于理想投影测量,吕德斯规则给出

ρi=PiρPiTr⁡(ρPi).\rho_i=\frac{P_i\rho P_i}{\operatorname{Tr}(\rho P_i)}.

如果不保留测量结果,系统的态就变为 ∑iPiρPi\sum_iP_i\rho P_i,从而消除不同本征子空间之间的相干性。在简并本征子空间内,这一规则会保留相干性,而能够进一步分辨其内部差异的测量装置则可能破坏这种相干性。因此,即使对谱概率已达成一致,“测量 AA”这一说法也不能唯一确定测量装置的全部物理细节。

多种测量任务都需要广义测量。非正交量子态无法在单次试验中被完美区分,但 POVM 可以优化态的区分,或允许出现无法判定的结果。位置与动量的近似同时测量也会用到非投影的效应算符。此外,为 POVM 的各个结果赋予数值标签,通常并不能由此定义一个能够涵盖其全部统计特征的单一自伴算符:一阶矩算符 ∑ixiEi\sum_i x_iE_i 并不能确定诸如 ∑ixi2Ei\sum_i x_i^2E_i 这样的高阶矩。对可观测量的操作性描述是完整的测度,而不仅仅是其均值算符。

动力学、对称性与守恒可观测量

可观测量不仅参与测量,也参与动力学描述。在薛定谔绘景中,态随时间演化,而不显含时间的算符保持不变。在海森堡绘景中,对于不含时的哈密顿量,有

AH(t)=U†(t)AU(t),U(t)=e−iHt/ℏ.A_H(t)=U^\dagger(t)AU(t), \qquad U(t)=e^{-iHt/\hbar}.

此时可以让态保持不变,将所有时间依赖性转移到可观测量上。两种绘景预言的概率和期望值完全相同。两者的差别在于表示方式,而非对物理演化的描述存在分歧。

海森堡方程为

dAHdt=iℏ[HH,AH]+(∂A∂t)H.\frac{dA_H}{dt} =\frac{i}{\hbar}[H_H,A_H] +\left(\frac{\partial A}{\partial t}\right)_H.

相应地,

d⟨A⟩dt=iℏ⟨[H,A]⟩+⟨∂A∂t⟩.\frac{d\langle A\rangle}{dt} =\frac{i}{\hbar}\langle[H,A]\rangle+ \left\langle\frac{\partial A}{\partial t}\right\rangle.

如果 AA 不显含时间,并且在适当的意义下与哈密顿量对易,那么它就是守恒的。对于无界算符,采用谱不变性的表述可以避免定义域带来的歧义。守恒不仅仅意味着某个特定选取的态中的均值不变,而是指相应的可观测量在时间演化变换下保持不变。

连续对称性将可观测量与生成元联系起来。空间平移由动量生成,旋转由角动量生成,时间平移则由哈密顿量生成。对于强连续的单参数酉群,斯通定理保证存在一个自伴生成元。这一关系是量子形式的诺特定理的基础:动力学的连续对称性对应于一个守恒的生成元。它也解释了为什么能量兼具可测量的物理量和时间演化的数学生成元这双重角色。

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联系通过对易子和泊松括号来表达。在适当的半经典情形下,

1iℏ[A,B]\frac{1}{i\hbar}[A,B]

在最低阶近似下对应于相关相空间函数的经典泊松括号。这并不是一种精确且普适的量子化方法。不对易的位置算符和动量算符采用不同的排序,可能会使同一个经典表达式得到不同的算符表示,而且不存在能够保留所有经典代数关系的量子化映射。因此,从经典到量子的过渡受到结构性约束,而不是简单地用算符替换变量。

薛定谔方程还可以导出埃伦费斯特关系。对于哈密顿量为 P2/(2m)+V(Q)P^2/(2m)+V(Q) 的粒子,

d⟨Q⟩dt=⟨P⟩m,d⟨P⟩dt=−⟨V′(Q)⟩.\frac{d\langle Q\rangle}{dt}=\frac{\langle P\rangle}{m}, \qquad \frac{d\langle P\rangle}{dt}=-\langle V'(Q)\rangle.

这些关系与牛顿方程相似,但一般而言,⟨V′(Q)⟩≠V′(⟨Q⟩)\langle V'(Q)\rangle\neq V'(\langle Q\rangle)。只有满足额外条件,例如态足够局域化,且势能在该态的空间宽度范围内变化缓慢时,才会呈现经典轨迹行为。因此,可观测量的演化方程既揭示了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之间的连续性,也揭示了将期望值等同于经典轨迹的局限。

复合系统、纠缠与语境性

对于可区分的子系统,复合系统的态空间是张量积 HA⊗HB\mathcal H_A\otimes\mathcal H_B。仅作用于子系统 AA 的可观测量具有 A⊗IA\otimes I 的形式;仅作用于 BB 的可观测量则具有 I⊗BI\otimes B 的形式。这些算符彼此对易,反映了它们对子系统的作用在数学上相互独立。然而,联合概率取决于复合系统的状态,不一定能分解为各自概率的乘积。

在状态 ρAB\rho_{AB} 下,局域统计由约化态决定:

ρA=Tr⁡B(ρAB).\rho_A=\operatorname{Tr}_B(\rho_{AB}).

即使整体状态呈现量子纠缠,这一点仍然成立。对于自旋单态,

∣ψ−⟩=∣0⟩∣1⟩−∣1⟩∣0⟩2,|\psi^-\rangle= \frac{|0\rangle|1\rangle-|1\rangle|0\rangle}{\sqrt2},

每个子系统单独来看都处于最大混合态。在局域测量中,沿任意方向测量自旋,得到正、负结果的概率都相等;而沿相同方向对两个子系统进行测量,结果则完全反相关。更一般地,

⟨(a⋅σ)⊗(b⋅σ)⟩=−a⋅b.\langle (\mathbf a\cdot\boldsymbol{\sigma})\otimes (\mathbf b\cdot\boldsymbol{\sigma}) \rangle=-\mathbf a\cdot\mathbf b.

因此,这种关联是联合态的性质,而不是由约化态所指定的确定局域自旋值导致的。

约翰·贝尔于1964年提出的贝尔定理,对试图通过适当的局域隐变量解释这类关联的模型施加了约束。在克劳泽–霍恩–希蒙尼–霍尔特表述中,对于局域隐变量模型,四个关联的某个特定组合的绝对值上限为 22,而量子可观测量允许这一数值达到 222\sqrt2。达到该量子值,需要在两侧各自选择不相容的测量设置,并采用适当的纠缠态。这并不能实现可控的超光速信号传递:在不以远端测量结果为条件时,局域测量结果的分布始终与远端选择何种测量无关。

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是量子语境性。测量语境是指一组共同测量且彼此相容的可观测量。1967年发表的科亨–施佩克尔定理表明,在维数至少为三的希尔伯特空间中,不可能在保持量子力学所要求的函数关系的同时,为每个锐可观测量赋予一个与语境无关的确定值。它并不只是说测量一个量会在物理上扰动另一个量;它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相容测量安排下,赋值能否保持一致。

这些结果限制了对可观测量的某些经典诠释,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诠释下,每个量子物理量在测量前都不具有物理意义。这些结果的结论依赖于明确陈述的、关于局域性、非语境性和赋值的假设。贝尔不等式和语境性检验将这些假设转化为对可观测关联的限制,从而使其能够接受实验检验。算符结构提供了可选的测量方式,而状态则决定所得统计结果是否违反某个给定的经典界限。

可观测量代数、场与可测量性的限制

在代数表述中,可观测量被组织成一个代数,而不是在某个选定的态空间上逐一引入。有界可观测量可以用 C∗C^*-代数或冯·诺依曼代数中的自伴元素来表示。态则是正的、归一化的线性泛函,为代数元素赋予期望值。可以从一个态构造出希尔伯特空间表示,但代数关系所承载的物理信息并不依赖于这一特定表示。

这一观点在量子场论中尤其有用,因为无穷多个自由度使表示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局域可观测量被赋予各个时空区域。定域于类空分离区域的可观测量彼此对易,在可测量量的层面上体现了相对论的局域性。场本身不一定都是可观测量:费米场满足分次局域性关系,而依赖于规范的场变量含有表示上的冗余。

单个时空点上的量子场通常是算符值分布,而不是具有明确定义的有限涨落的普通算符。因此,需要用合适的检验函数对场作涂抹,

ϕ(f)=∫d4x f(x)ϕ(x),\phi(f)=\int d^4x\,f(x)\phi(x),

其中,涂抹体现了有限的空间或时间定域。对于实标量场和实值检验函数,在恰当确立其算符性质后,涂抹所得的表达式便可构成一个可观测量。局域能量密度等复合量通常需要额外的定义和重整化,而不能简单地将同一点上的场直接相乘。

在规范理论中,物理可观测量必须与规范冗余及定义物理态的约束相容。在电磁学中,电场和磁场具有规范不变性,而势则会在规范变换下改变。规范不变的回路量能够刻画一些效应,这些效应无法仅通过给定某一点的势值来表征。在广义相对论和各种量子引力方案中,识别可观测量更加困难,因为时空坐标标签本身并不是不变的物理标记。关系式构造则通过参照其他物理系统或事件来定义物理量。

超选择规则带来了另一种限制。如果物理可观测量代数中不存在连接某些扇区的算符,那么这些扇区之间的相干相对相位就无法被允许的可观测量探测到。这一区分具有操作意义:形式上的希尔伯特空间叠加态,并不意味着该空间上的每个算符在物理上都可测量。哪些限制是根本性的,哪些源于参照系统的缺失,必须在具体理论中加以考察。

时间也说明了采取类似审慎态度的必要性。在通常的非相对论量子力学中,时间一般是一个外部参数,而不是与位置处于同等地位的可观测量。如果一个自伴时间算符与哈密顿量满足完整的正则平移关系,就会对哈密顿量的谱施加强约束,与哈密顿量有下界的条件不相容。这并不排除一切有用的时间测量。到达时间、寿命和时钟读数都可以通过专门的构造来描述,这些构造通常采用正算符值测度(POVM),而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与哈密顿量共轭的自伴时间算符。

实验实现与重构

实验通过将系统的某种性质与可读取的仪器记录建立关联,来测量可观测量。奥托·斯特恩和瓦尔特·盖拉赫于1922年进行的斯特恩—盖拉赫实验,利用非均匀磁场使一束银原子发生分裂。如今,人们用与原子电子角动量相关的原子磁矩来解释其中的两个主要束流分量。该实验早于电子自旋概念的提出,后来成为展示自旋分量测量结果离散性的经典实例;不过,实际装置涉及原子结构和磁力,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二维矩阵。

理想化的测量相互作用可建模为

Hint(t)=g(t)A⊗Ppointer.H_{\mathrm{int}}(t)=g(t)A\otimes P_{\mathrm{pointer}}.

这里,PpointerP_{\mathrm{pointer}} 使指针坐标发生平移,而耦合随时间累积的作用则将 AA 的不同谱值与不同的指针位置关联起来。指针分布的宽度有限,意味着分辨率有限;若分离不充分,各测量结果的分布就会相互重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通过量子退相干,抑制宏观上不同的记录之间的干涉。这解释了记录为何具有稳定性的一些重要特征,而测量问题所关注的,则是如何在量子描述中理解确定的测量结果。

不同的物理实现方式可以测量同一个抽象可观测量。光偏振测量使用偏振元件和探测器;原子自旋测量可以利用态选择性跃迁之后的荧光;超导电路则常采用与谐振器的色散耦合。在光谱学中,跃迁频率揭示的是能量差,而不一定是在单次投影测量中给出系统的初始能量。在核磁共振中,测得的信号通常与系综的横向磁化强度有关。因此,数学上的可观测量必须与实际探测方案相匹配,不能仅凭技术名称来推断。

量子态层析利用一组信息完备的测量统计数据来重构密度算符。一个 dd 维密度算符具有 d2−1d^2-1 个独立的实参数。对于量子比特,

ρ=12(I+r⋅σ),\rho=\frac12\left(I+\mathbf r\cdot\boldsymbol{\sigma}\right),

因此,测量三个泡利分量即可确定布洛赫矢量 r\mathbf r。有限采样、探测器效率、态制备漂移以及校准都会影响重构。因此,期望值估计所带的不确定度,与可观测量在所制备态中的内禀方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有些实验旨在保持某个物理量,以便对其进行重复观测。量子非破坏性测量通过适当安排动力学和测量耦合,使测量反作用在相关条件下不会破坏被监测可观测量的未来取值。另一些方案则有意采用弱相互作用,每次试验只获取少量信息,同时减小单次测量对状态的扰动。经后选择得到的弱值可以落在算符的谱之外,但它们表征的是有条件的弱测量统计,而不是新的投影测量结果。这些技术说明,完整描述一个实验,需要同时考虑可观测量、输入态、仪器响应以及状态更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