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脂蛋白E(apoE)是一种分泌型蛋白质,负责转运脂质,并帮助细胞识别和摄取携带脂质的颗粒。它是多类脂蛋白的组成成分;脂蛋白是一类复合物,能使原本难以溶解的脂肪在血液和细胞外液中运输。ApoE对于清除源自膳食和肝脏的脂蛋白残粒,以及在神经系统内重新分配胆固醇尤为重要。
人类的 APOE 基因有三种常见形式,通常记为ε2、ε3和ε4,分别编码apoE2、apoE3和apoE4三种蛋白质异构体。这些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仅有两个位点存在差异,但它们对脂质转运和疾病易感性的影响却有显著不同。某些 APOE 基因型会增加患残粒脂蛋白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倾向,而ε4是迟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最强的常见遗传风险因素。它影响的是患病概率,而非简单地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患上痴呆。
ApoE将一些常被分开研究的过程联系起来,包括肝脏代谢、血管生物学、脑内脂质稳态和免疫细胞反应。要理解其功能,既需要区分循环中的apoE与脑内产生的apoE,也需要将这种蛋白质的正常生理活动,与特定异构体、细胞环境和疾病状态相关的影响区分开来。
发现、基因结构与常见亚型
ApoE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血浆脂蛋白的研究中被发现的。由于其精氨酸这种氨基酸的含量异常高,最初被称为富含精氨酸的载脂蛋白。理查德·哈维尔、罗伯特·马利、卡尔·魏斯格拉伯和托马斯·因纳拉里蒂等研究者的工作,确立了它在脂蛋白清除中的重要作用,并阐明了其主要结构特征和受体结合特性。研究人员发现,Ⅲ型高脂蛋白血症患者往往携带一种不常见的apoE形式,从而将蛋白质化学与一种遗传性脂质代谢障碍联系起来。
人类的 APOE 基因位于19号染色体长臂的19q13.32位置。它所在的区域基因密集,还包含 APOC1、APOC2 和 APOC4 等参与脂质生物学过程的基因。该基因含有4个外显子,编码由317个氨基酸组成的前体蛋白。在分泌过程中,含18个氨基酸残基的信号肽被切除,形成由299个残基组成的成熟蛋白。ApoE的产生受组织特异性调控:循环中的apoE大多由肝脏提供,而其他多种细胞也会在局部产生apoE,其局部功能不能仅根据血液中的apoE浓度来推断。
三种常见的等位基因由两个编码区变异rs429358和rs7412界定。按照成熟蛋白的惯用编号,apoE2的第112位和第158位均为半胱氨酸,apoE3的第112位为半胱氨酸、第158位为精氨酸,而apoE4的这两个位置均为精氨酸。若按前体蛋白编号,这两个位置则分别为第130位和第176位;在解读实验室报告和序列数据库时,需要注意这一差别。在大多数人群中,apoE3是最常见的亚型,也常用作实验中的参照。
由于每个人通常分别从父母双方各遗传一份 APOE 拷贝,这三种常见等位基因可形成六种常见的基因型:ε2/ε2、ε2/ε3、ε2/ε4、ε3/ε3、ε3/ε4和ε4/ε4。基因型描述的是遗传序列,而蛋白亚型描述的是相应的蛋白质。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apoE的含量、脂质化程度、细胞来源及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其生物学行为。基因型相同的两个人,其脂蛋白谱或神经系统结局并不一定相同。
除这三种等位基因构成的体系外,APOE 还存在许多罕见变异。其中一些会改变受体结合、分泌、聚集,或与细胞表面分子的相互作用。这些变异的效应说明,“apoE2”“apoE3”和“apoE4”虽然是实用的分类,却不足以完整描述该基因座的变异。此外,APOE 附近的遗传关联既可能反映 APOE 本身的变异,也可能反映邻近基因中与之连锁的变异,因此需要谨慎解读这一区域的关联信号。
分子结构与脂质依赖性行为
成熟apoE的分子量约为34千道尔顿,此数值尚未计入各种翻译后修饰的影响。其结构富含α螺旋,通常可分为氨基端结构域、柔性连接区和羧基端结构域。氨基端区域含有与LDL受体家族成员结合的主要位点。羧基端区域则主要参与脂质结合和自身缔合。这些区域在功能上相互耦联,并非彼此独立的模块。
在脂质含量较低的apoE中,氨基端结构域可形成四螺旋束。位于第136—150位附近的一簇带正电荷残基对受体识别至关重要。靠近羧基端的脂质结合区域含有两亲性螺旋,其相对的两个表面分别倾向于与脂质或水相互作用。这种结构安排使apoE能够稳定疏水性脂质核心与水性环境之间的界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分离出的无脂蛋白质进行的结构测量,并不一定能反映生理性颗粒上apoE的结构。
与脂质结合会引起apoE构象和受体结合能力的显著变化。ApoE可在不同颗粒之间交换,其行为取决于颗粒大小、脂质组成以及其他载脂蛋白的存在情况。疏水效应、静电相互作用以及螺旋结构的柔性共同决定了这些转变。因此,采用X射线晶体学、核磁共振和冷冻电子显微术的实验研究,考察的是不同且相互补充的状态,而非揭示某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
区分常见亚型的氨基酸替换,其影响可波及远离替换残基的位置。在apoE2中,第158位被替换为半胱氨酸,改变了受体结合区域局部的静电分布,使其在标准实验条件下与LDL受体的结合能力大幅降低。ApoE4与apoE3在构象偏好和结构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上存在差异。一种得到广泛研究的模型涉及第61位精氨酸与第255位谷氨酸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确切的构象集合取决于脂质化程度和实验条件。
ApoE还会发生糖基化,包括O-连接修饰,也可被切割成片段。不同组织和体液区室中,修饰形式的丰度及分布有所不同。无脂的重组apoE可能形成不同于脂质结合形式的寡聚体,这又增加了实验变异的一个来源。因此,如果声称某种亚型在所有情况下都“更稳定”“活性更高”或“毒性更强”,却未明确所测定的分子状态、检测方法、细胞类型和生物学终点,这种说法就是不完整的。
脂蛋白清除与外周脂质代谢
在血液中,apoE主要充当脂蛋白颗粒上的识别信号。膳食脂质在肠道内被包装成乳糜微粒,进入循环后,在脂蛋白脂肪酶的作用下失去大部分甘油三酯。由此形成的残粒仍含有胆固醇和其他脂质,需要得到有效清除。肝脏同样会分泌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这些脂蛋白经重塑形成更小的颗粒。ApoE有助于引导其中多种残粒进入肝脏摄取途径。
携带apoE的颗粒可与肝脏表面的LDL受体、LDL受体相关蛋白1和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先使颗粒被捕获,继而通过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将其内化。内化后,脂蛋白所携带的物质经内体和溶酶体途径处理。释放的胆固醇可用于构成细胞膜、经酯化后储存,或参与其他代谢过程。ApoE通过调节残粒在循环中的停留时间,影响胆固醇在血浆各类脂蛋白之间的分布。
部分高密度脂蛋白(HDL)也携带apoE。这些颗粒参与胆固醇的交换与转运,但含apoE的HDL并非组成均一的单一类型。颗粒组成及其与受体的相互作用,会影响apoE在脂质重新分配、向肝脏递送脂质或其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不能用传统上将HDL胆固醇称为“好胆固醇”、将LDL胆固醇称为“坏胆固醇”的区分来概括apoE的功能。这种蛋白参与多种途径,其作用后果取决于整个颗粒的性质及所处的代谢环境。
ApoE2尤为清楚地说明,功能异常的表现取决于具体背景。它与LDL受体的结合能力显著受损,可导致残粒清除延迟,但大多数ε2/ε2个体并不会出现明显的异常β脂蛋白血症,又称Ⅲ型高脂蛋白血症。这种疾病的显现通常还涉及其他因素,如肥胖、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或激素变化。一旦发病,其特征是富含胆固醇的残粒积聚,并可同时导致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部分患者可出现掌纹黄色瘤和结节性黄色瘤等特征性临床表现。
总体而言,与apoE3相比,apoE4与较高的LDL胆固醇水平相关,但差异幅度因人群和环境条件而异。其影响涉及对不同颗粒的偏好,以及对肝脏脂蛋白处理过程的调节差异,而不只是与受体结合能力的强弱。在实验动物中,敲除Apoe会造成残粒脂蛋白大量积聚,并自发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因此apoE缺失小鼠成为血管疾病研究的重要模型。该模型表明了apoE介导的清除过程的重要性,但从生物学上看,完全缺失这种蛋白与携带人类ε4等位基因并不相同。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ApoE
脑内的胆固醇代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血液循环。血脑屏障严格限制血浆脂蛋白的交换,脑内大部分胆固醇均由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合成。相应地,脑和脑脊液中的大部分apoE也在局部生成,而非由血液循环中来自肝脏的apoE供给。由于这两个区室相对独立,血液中apoE浓度的变化不一定会引起脑内apoE的同等变化。
在许多基础状态下,星形胶质细胞是脑内apoE的主要来源。小胶质细胞也会产生apoE,且在损伤或神经退行性疾病期间,其表达量往往升高。包括神经元在内的其他细胞,也可在特定的应激或疾病状态下表达APOE。这些细胞来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产生apoE的细胞不同,与其一同分泌的脂质和蛋白质、它接触的受体,以及它参与的细胞内通路都可能不同。
脑内apoE发挥功能的一个关键步骤,是通过转运蛋白进行脂质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ATP结合盒转运蛋白A1,即ABCA1。该转运蛋白将胆固醇和磷脂转移给脂质含量低的载脂蛋白,促进细胞外环境中高密度脂蛋白(HDL)样颗粒的形成。随后,含apoE的颗粒可通过低密度脂蛋白(LDL)受体家族成员等受体,将脂质递送至细胞。细胞膜、突触结构的组织以及髓鞘的特化膜结构都需要胆固醇,因此,在发育、重塑和修复过程中,胆固醇的重新分配尤为重要。
ApoE还参与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之间的代谢协作。实验系统显示,处于应激状态的神经元可将过量或受损的脂质转移给支持细胞;这些脂质随后可储存于脂滴中,或接受进一步处理。这些通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神经元对脂质过氧化和某些形式的脂质蓄积耐受能力有限。不同apoE亚型在脂质转运效率及其对细胞脂质处理的影响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但差异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所用模型。
受体环境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ApoE受体不仅参与所载物质的摄取,还参与信号传导和膜运输,有时会通过与其他配体共用的通路发挥作用。因此,观察到的突触功能变化,可能间接源于胆固醇可利用性的改变、受体定位的变化、炎症信号传导,或与疾病相关蛋白质的相互作用。ApoE并非仅仅是脑内脂蛋白的结构成分;它处在一个将细胞外转运、细胞内代谢及细胞损伤应答联系起来的网络之中。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联及其机制
1993年,包括艾伦·罗塞斯、沃伦·斯特里特马特和安·桑德斯在内的研究团队确立了 APOE ε4与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关联。此后的遗传学研究反复发现,在影响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易感性的常见遗传变异中,APOE 区域的贡献最大。在许多人群中,与ε3/ε3基因型相比,携带一个ε4拷贝会增加患病风险,携带两个拷贝则会使风险进一步升高。该等位基因还会使发病年龄的分布向较年轻年龄偏移。相反,ε2通常与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相关,但它并非对所有脑部疾病都具有保护作用。
这些关联不能换算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患病概率。关联强度取决于年龄、性别、祖源、研究设计以及所衡量的结局。将临床确诊病例与对照进行比较的研究,与追踪起初未患病的参与者或测量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所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APOE 周围区域的局部遗传祖源可能改变这种关联,而长期以来对欧洲祖源队列的高度侧重,也限制了部分已发表估计值对其他人群的适用性。ε4携带者可能终生不出现痴呆,而不携带ε4的人也可能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其中一个主要的机制性联系涉及淀粉样β肽,这种肽会在细胞外斑块和脑血管壁中积聚。ApoE通过涉及胶质细胞、细胞外成分及血管界面的多种通路,影响淀粉样β肽的聚集、转运、摄取和清除。从人群层面来看,人类ε4等位基因与更高的淀粉样蛋白负荷及更早出现的淀粉样蛋白积聚相关。然而,apoE与淀粉样β肽之间的直接结合会随两者的生化状态而变化,任何单一的结合反应都无法解释所有已观察到的效应。
ApoE还会影响与tau蛋白相关的过程。tau蛋白是一种微管相关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tau蛋白病中会形成细胞内聚集体。实验模型显示,不同亚型对tau蛋白相关炎症和神经退行性变具有不同影响,其中一些效应无法仅用淀粉样蛋白沉积来解释。其他正在研究的机制包括内体功能障碍、神经元脂质处理异常、胶质细胞支持功能受损,以及细胞应激反应的变化。这些发现支持多机制模型,而非完全局限于淀粉样蛋白的解释。
对于ε4纯合子,区分生物学疾病标志与临床痴呆尤为重要。生物标志物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这一群体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相关变化的比例很高,但生物标志物阳性并不等于在某个特定年龄必然发生痴呆。APOE 也不同于 APP、PSEN1 和 PSEN2 等基因中可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罕见致病变异。其临床意义取决于随年龄变化的易感性、生物学背景,以及所考察的具体结局。
免疫反应、脑血管与组织损伤
ApoE由巨噬细胞及其他免疫相关细胞产生,将脂质处理与固有免疫联系起来。吞噬受损细胞膜、濒死细胞或脂蛋白颗粒的细胞必须处理大量脂质。在这些反应过程中,ApoE可促进脂质外排和重新分配。在动脉壁中,巨噬细胞来源的ApoE可影响胆固醇积聚及病变的生物学过程,但这些局部作用与肝脏清除脂蛋白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的全身性效应同时存在。
在脑内,通过RNA测序识别出的多种活化小胶质细胞状态中,APOE均有显著表达。这些状态还涉及与吞噬作用、溶酶体处理和脂质代谢有关的基因。ApoE与涉及髓系细胞触发受体2(TREM2)的通路存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该受体的某些罕见变异可改变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这种关系并非有益免疫与有害免疫之间的简单切换:同一种反应在某一阶段可能有助于限制损伤,而在另一阶段则可能促成组织损伤或导致正常支持功能丧失。
在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中,ApoE的不同亚型可改变炎症反应。已报道的影响包括细胞因子产生、脂质积聚以及对受损组织的反应等方面的差异。解读此类发现时,必须注意物种、细胞来源和实验刺激因素。暴露于强效炎症刺激物的培养小胶质细胞,无法重现人脑衰老的漫长过程或其多细胞环境。因此,疾病相关免疫程序的表达只能表明细胞处于某种状态,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状态会导致退行性变。
脑血管是ApoE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部位。人体研究和实验模型均发现,ApoE4与血脑屏障功能障碍有关。针对具有血管支持作用的周细胞开展的研究表明,可削弱屏障完整性的炎症通路和蛋白酶通路参与了这一过程。这些效应可能与血管危险因素及疾病相关蛋白的积聚相互作用,但它们对认知衰退的相对贡献因人而异,仍是当前研究的重要问题。
ApoE还与脑淀粉样血管病密切相关。在这种疾病中,β淀粉样蛋白积聚于脑内及软脑膜的小血管壁。ε4和ε2均与该病的某些方面相关:ε4尤其与血管淀粉样蛋白沉积有关,而在受累人群中,ε2则与血管壁改变和出血性表现有关。这说明,ε2与阿尔茨海默病痴呆之间相对有利的关联,不能推广到所有血管或神经系统结局。ApoE在脑实质、血管壁和循环脂蛋白中的生物学作用各不相同。
群体差异与罕见的保护性或致病性变异
ε2、ε3和ε4的频率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ApoE3通常最为常见,而ε4的频率则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差异。根据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及对序列变化的重建,相对于人类常见的ε3和ε2形式,ε4序列被认为是祖先型。这种演化上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着某个等位基因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利:其生物学效应取决于年龄、环境、饮食、感染暴露及生殖史。
群体遗传学研究探讨了ε4的持续存在是否反映了生命早期与晚期效应之间的权衡。已有研究报告,ε4与感染结局、生育力及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存在关联,但这些发现尚不足以为现今的等位基因频率提供一个公认的统一解释。遗传漂变、迁徙、群体历史和自然选择都可能发挥作用。笼统地声称ε4是“节俭型”等位基因,或是天生更优越的祖先型等位基因,超出了群体层面证据所能可靠支持的范围。
罕见变异有助于揭示仅凭三种常见亚型难以区分的功能。apoE Christchurch变异按成熟蛋白的氨基酸编号惯例记为R136S,影响了参与受体及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相互作用的区域。一名受到广泛研究的该变异纯合携带者同时携带致病性PSEN1突变,但与其家系的预期发病情况相比,其认知损害的出现时间显著推迟。后续观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该变异的关注,但保护作用并不等同于完全免于发病,罕见遗传背景下的发现也不能直接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
另一种罕见变异apoE3 Jacksonville,按成熟蛋白的氨基酸编号为V236E替换。人群关联数据和实验研究表明,该变异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降低及apoE生化特性改变有关。这些变异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为它们提示,改变某种特定的分子相互作用,可能产生不同于单纯增加或减少apoE总量的效应。它们也表明,即使同属广义的“apoE3”类别,不同变异与常见参考序列之间仍可能存在具有实际意义的差异。
其他罕见替换则会引起或促成严重的脂质代谢紊乱,包括以显性方式遗传的脂蛋白残粒蓄积。部分替换与脂蛋白肾小球病有关,这是一种罕见的肾脏疾病,特征为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出现异常脂蛋白沉积。因此,罕见变异的效应必须根据其序列、功能特性、家系中的分离情况及临床观察来确定,而不能仅因其位置接近某个已知保护性变异就作出推断。单倍型背景及其他遗传因素还可能进一步改变所观察到的表型。
实验室测量与结果解读
对ApoE的研究可以从多个不同层面展开:遗传的DNA序列、RNA表达、蛋白质浓度、蛋白质异构体、翻译后修饰,以及在脂蛋白颗粒中的分布。这些测量分别回答不同的问题。DNA检测可识别遗传变异,但不能测量当前的apoE生成情况。血浆蛋白检测测量的是循环中的蛋白质库,其中的apoE主要来自肝脏,不能直接反映脑内apoE的功能。混淆这些层面可能导致错误的生物学解读。
常规的APOE基因分型通常检测rs429358和rs7412。所用方法包括靶向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基于限制性内切酶的方法、芯片和DNA测序。这两个位点共同确定常见的ε2、ε3和ε4单倍型;罕见的位点组合或其他变异可能需要更广泛的测序才能识别。早期的蛋白质表型分析利用异构体之间的电荷差异,采用等电聚焦技术。现代基于蛋白质的检测方法包括靶向质谱法,可区分各异构体特有的肽段序列。
ApoE浓度通常采用免疫测定法测量,而色谱法、超速离心及其他分离方法则用于表征携带apoE的颗粒。不同检测方法对脂质结合态与贫脂态蛋白、蛋白质片段或修饰形式的检测灵敏度可能不同。样本处理和基质效应也可能影响结果。因此,不同检测平台获得的浓度值不能直接互换使用,apoE总丰度也不能直接反映受体结合活性或脂质转运效率。
对脑脊液和脑组织进行研究性测量时,还需考虑其他问题。脑脊液样本反映的是一个体液区室,而非脑内所有不同的细胞环境。尸检组织所反映的情况受疾病阶段、局部细胞丢失以及死亡前后发生的变化影响。单细胞和单细胞核方法有助于识别表达APOE的细胞,但信使RNA的丰度不一定能预测分泌蛋白的丰度。因此,将蛋白质组学与脂质测量相结合,有助于区分表达水平的变化与脂质处理功能的变化。
在临床解读中,APOE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易感性标志物,而不是可独立用于诊断该病的检测指标。它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淀粉样蛋白病理改变,也不能解释认知障碍的所有病因。基因型也已成为淀粉样蛋白靶向治疗安全性评估中的相关因素,因为在临床试验中,ε4携带者,尤其是纯合子,发生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的比例更高。这是一种与治疗相关的风险关联,不同于该等位基因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间的关联。此外,基因检测还涉及数据隐私问题,以及遗传检测结果对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所具有的意义。
实验模型与治疗研究
ApoE研究利用不同模型,分别考察其生物学特性的不同方面。ApoE缺失小鼠会出现显著的高脂血症和血管病变,因此被广泛用于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人源亚型替换小鼠则以apoE2、apoE3或apoE4取代小鼠自身的apoE,从而能够更直接地比较这些人源蛋白。这些模型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敲除apoE用于检验其缺失所造成的后果,而替换apoE则用于在其他条件受实验控制的情况下,检验不同亚型的功能。
神经科学研究常将人类的APOE等位基因与淀粉样蛋白沉积、tau蛋白病理改变或血管损伤模型相结合。这些组合能够揭示相互作用,但各自也引入了特定的前提假设。许多淀粉样蛋白模型会过量产生突变型人淀粉样前体蛋白,而tau蛋白模型则可能表达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变异体。小鼠的脂蛋白代谢、寿命和免疫反应也与人类不同。在多个模型中重复观察到的效应,比仅见于某一转基因品系的效应更有说服力,但仍需在人类生物学体系中验证。
人源细胞模型日益重要。诱导多能干细胞可分化为星形胶质细胞、神经元、小胶质细胞样细胞和血管细胞。基因组编辑使研究人员能够比较携带不同APOE等位基因、但其他方面高度匹配的细胞。多细胞培养体系和类器官可以揭示单独研究某类细胞时难以发现的相互作用。这些模型的局限包括成熟不充分、细胞组成不稳定,以及难以重现数十年的衰老过程或功能完整的循环系统。
正在研究的治疗策略包括减少apoE的产生、改变其脂质化程度、调节特定的分子相互作用,以及递送其他apoE亚型。一些方法旨在抑制apoE4的有害作用,同时保留脂质转运和修复所必需的功能。另一些方法则靶向决定该蛋白所携带脂质及其在细胞中处理过程的转运蛋白或受体。抗体类方法可能区分apoE的特定状态,例如脂质化不足或与聚集体相关联的蛋白状态,而核酸类方法则可降低其表达。这些干预手段在机制上各不相同,并非可以互换的“靶向apoE”方法。
若干干预设计问题仍未解决。降低apoE水平可能减少不利的病理性相互作用,却也可能损害正常的胆固醇再分配;提高其水平可能改善一条转运途径,却同时为另一条途径提供更多底物。干预效应也可能随年龄、疾病阶段和细胞来源而变化。脑内与外周的apoE库彼此分隔,使药物递送和安全性评估更加复杂。因此,实验研究不仅考察淀粉样蛋白或tau蛋白相关终点,也评估血管完整性、炎症状态、脂质谱和神经元功能,尤其关注干预能否在不破坏必要脂质稳态的前提下,改变apoE的有害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