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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thermal-expansion

热膨胀

热膨胀是材料尺寸随温度发生变化的现象,受原子间相互作用、结构和力学约束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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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压强开尔文密度质量相变化学键量子谐振子热膨胀

热膨胀是材料的长度、面积或体积因温度变化而发生改变的现象。大多数物质受热时膨胀,冷却时收缩,但有些物质在特定温度范围内会受热收缩,或在一个方向上膨胀的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收缩。固体、液体和气体中都存在热膨胀现象,它反映了温度对物质微观运动及平衡结构的影响。

热膨胀将原子尺度的相互作用与可观测的宏观现象联系起来,例如桥梁支座的位移、温度计内液柱的上升、晶体尺寸的变化,以及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部分成因。要定量描述热膨胀,既需要材料本身的性质——膨胀系数,也需要明确压强、温度范围、方向和力学约束等条件。此外,还必须区分单一物相内的通常热膨胀与熔化、凝固或其他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体积突变。

膨胀系数与尺寸变化

对于在指定载荷条件下自由膨胀的试样,瞬时线膨胀系数为

αL=1L(∂L∂T)p,\alpha_L=\frac{1}{L}\left(\frac{\partial L}{\partial T}\right)_p,

其中,LL 为测得的长度,TT 为温度。下标表示压力恒定;对于固体,更完整的条件说明可能还要求所施加的应力保持不变。该系数的单位为开尔文的倒数,即 K−1\mathrm{K}^{-1}。用摄氏度表示温度间隔时,其数值不变,因为一摄氏度与一开尔文的温差相等。不过,在包含温度本身而非温差的方程中,绝对温度必须用绝对温标表示。

如果膨胀系数近似恒定,且尺寸变化很小,则可用下式描述膨胀:

ΔL≃αLL0ΔT.\Delta L \simeq \alpha_L L_0\Delta T.

这一常用的工程表达式采用初始长度 L0L_0,以及该温度区间内具有代表性的膨胀系数。例如,一根长 10 m、线膨胀系数为 αL=12×10−6 K−1\alpha_L=12\times10^{-6}\ \mathrm{K}^{-1} 的钢构件,如果可以自由伸缩,在温度升高 50 K 时会伸长约 6 mm。钢的实际膨胀系数取决于其成分和温度。因此,表列值应理解为特定材料在规定条件下的性质,而不是某一大类材料所具有的普适常数。

体膨胀系数为

αV=1V(∂V∂T)p.\alpha_V=\frac{1}{V}\left(\frac{\partial V}{\partial T}\right)_p.

对于发生无约束膨胀的各向同性材料,αV=3αL\alpha_V=3\alpha_L;相应地,面膨胀系数为 2αL2\alpha_L。这些都是微分关系。使用常系数线性公式计算有限变化时,由于忽略了小应变的乘积项,所得结果仅在一阶近似下相符。对于随温度变化的膨胀系数,精确的长度比为

L(T2)L(T1)=exp⁡ ⁣[∫T1T2αL(T) dT].\frac{L(T_2)}{L(T_1)} =\exp\!\left[\int_{T_1}^{T_2}\alpha_L(T)\,dT\right].

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低温系统和高温加工中。

膨胀也会改变密度。对于处于单一物相且质量固定的物质,

αV=−1ρ(∂ρ∂T)p.\alpha_V=-\frac{1}{\rho}\left(\frac{\partial\rho}{\partial T}\right)_p.

因此,通过密度测量即可确定体膨胀,而无须直接测量尺寸。无论是线膨胀系数还是体膨胀系数,都不应随意跨越相变进行外推,因为相变时尺寸可能发生不连续变化,或者导数可能变得非常大。此外,加热还可能导致水分流失、化学变化、永久变形或结构弛豫。这些变化可能伴随热膨胀发生,但并不等同于通常用膨胀系数表示的可逆尺寸响应。

原子层面的起源与晶格振动

在固体中,相邻原子的排布由其化学键和周围结构决定。加热通常会增加原子运动所储存的能量。膨胀并不只是因为原子“振动得更剧烈”:在完全谐性的模型中,振幅可以增大,而平均间距保持不变。普通晶格膨胀的关键在于非谐性,即相互作用能对位移的依赖偏离了纯二次关系。

平衡间距附近的相互作用势可示意性地写为

U(x)=U0+12kx2+13ax3+14bx4+⋯ .U(x)=U_0+\frac{1}{2}kx^2+\frac{1}{3}ax^3+\frac{1}{4}bx^4+\cdots.

二次项给出量子谐振子近似。高阶项使势能曲线呈现不对称性。对于许多常见的原子间相互作用,压缩引起的能量上升比同等程度的拉伸更为陡峭,因此,热运动对不同间距的采样会使平均间距向较大值偏移。这一图像有助于理解膨胀,但真实固体涉及的是集体运动和多体相互作用,而不是由相同弹簧连接的、彼此独立的原子对。

在晶体固体中,集体振动用声子来描述。其频率通常取决于晶体体积。对于振动模式 ii,这种依赖关系用其格吕奈森参数表示:

γi=−∂ln⁡ωi∂ln⁡V,\gamma_i=-\frac{\partial\ln\omega_i}{\partial\ln V},

其中,ωi\omega_i 为该模式的频率。许多模式会随晶体膨胀而软化,因此其 γi\gamma_i 为正。当这些模式因热激发而被占据时,它们对自由能的贡献有利于形成更大的平衡体积。参数为负的模式则可能有利于收缩。净膨胀取决于这些贡献之间的平衡,以及给定温度下哪些模式受到激发。

一个常用关系式为

αV=γˉCVKTV,\alpha_V=\frac{\bar{\gamma}C_V}{K_TV},

其中,CVC_V 为试样的定容热容,KTK_T 为其等温体积模量,γˉ\bar{\gamma} 为适当的热容加权平均值。在准谐近似描述下,这一关系将膨胀与振动热力学及抗压缩能力联系起来。较强的成键作用和较大的体积模量往往伴随着较小的膨胀,但由于结构和电子效应的存在,这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

量子力学在低温下尤为重要。随着受到热激发的振动模式逐渐减少,它们对膨胀的贡献通常也会减小。对于处于低温德拜区间的简单绝缘晶体,声子贡献通常近似按 T3T^3 变化。金属还可能存在传导电子的贡献,而磁有序可通过磁性与晶格之间的耦合改变材料尺寸。在接近结构或电子不稳定性的情况下,这些额外效应可能超过通常的振动响应,成为主导因素。

热力学关系与流体膨胀

热膨胀是状态方程所描述的一种响应性质;状态方程将压力、体积和温度联系起来。热膨胀并非独立的性质,而是与其他可测量的性质相互关联。将等温压缩系数定义为

κT=−1V(∂V∂p)T,\kappa_T=-\frac{1}{V}\left(\frac{\partial V}{\partial p}\right)_T,

对状态方程求微分可得

αV=κT(∂p∂T)V.\alpha_V=\kappa_T\left(\frac{\partial p}{\partial T}\right)_V.

因此,一种在恒压加热时显著膨胀的物质,在体积固定时加热,通常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增幅,具体幅度取决于其压缩系数。

对于理想气体,pV=nRTpV=nRT,其中 nn 为物质的量,RR 为气体常数。在压力和 nn 均固定时,

αV=1T.\alpha_V=\frac{1}{T}.

在 300 K 时,该值约为 3.33×10−3 K−13.33\times10^{-3}\ \mathrm{K}^{-1},远大于固体通常的膨胀系数。这种与温度成反比的关系说明,在较宽的气体温度范围内,采用单一的恒定膨胀系数并不合适。真实气体在密度足够低时趋近这一关系,但当分子间相互作用变得重要时,便会偏离这一关系,尤其是在接近凝结条件和临界点时。

膨胀也与熵有关。由吉布斯自由能导出的一个麦克斯韦关系给出

(∂S∂p)T=−(∂V∂T)p=−αVV.\left(\frac{\partial S}{\partial p}\right)_T =-\left(\frac{\partial V}{\partial T}\right)_p =-\alpha_VV.

对于膨胀系数为正的材料,在温度固定时增大压力会使熵降低。另一个恒等式为

Cp−CV=TVαV2κT,C_p-C_V=\frac{TV\alpha_V^2}{\kappa_T},

其中,两种热容对应相同物质的量。该关系适用于处于平衡状态、各状态函数可微的单相区域内的简单可压缩系统。它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没有相变,定压热容与定容热容也会不同:允许系统膨胀,会改变其对加热的热力学响应。

液体的体膨胀系数通常大于致密晶态固体,但不同液体的数值差异很大。液体的响应不仅反映了热运动的影响,也反映了局部分子排列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在敞口容器中,观测到的液面高度既取决于液体的膨胀,也取决于容器的膨胀。当变化较小时,表观体膨胀系数近似等于液体的真实体膨胀系数减去容器的体膨胀系数。因此,玻璃液体温度计测量的是液体与玻璃之间的膨胀差,而不是液体本身的膨胀。

压力可以显著改变液体的膨胀特性,膨胀系数甚至可能改变正负号。在相边界附近,必须区分连续膨胀与相变:沸腾造成的体积大幅增加,主要是液体被蒸气取代的结果,而不是普通液体膨胀异常剧烈的表现。测量和热力学模型都必须明确体系中存在的是哪一种相,或哪些相的混合物。

方向性膨胀与受热收缩的材料

热膨胀在各个方向上不一定相同。在晶体中,无约束条件下的微小热应变可以用二阶张量表示:

dεijth=αij dT.d\varepsilon_{ij}^{\mathrm{th}}=\alpha_{ij}\,dT.

晶体的对称性限制了 αij\alpha_{ij} 的独立分量。立方晶体在理想、无应力状态下具有各向同性的热膨胀,而对称性较低的晶体在不同方向上可以具有不同的膨胀系数。体积膨胀系数等于该张量的迹,即 αV=α11+α22+α33\alpha_V=\alpha_{11}+\alpha_{22}+\alpha_{33}。因此,晶体可以在某一方向上收缩,同时总体积仍然增大。

石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碳原子层内的键合作用很强,而层间相互作用弱得多,因此平行于层面和垂直于层面的热膨胀表现截然不同。碳原子层的振动可使其在相当宽的温度区间内出现面内负膨胀,同时层间距却增大。在多晶材料中,宏观响应取决于晶粒的取向、晶粒之间的相互约束,以及孔隙或微裂纹能否容纳晶粒间的差异性变形。

负热膨胀也可以发生在所有方向上。立方相钨酸锆 ZrW2O8\mathrm{ZrW_2O_8} 是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的例子:它从极低温到约 1,050 K 的温度范围内均表现出收缩,并在此范围内发生一次结构相变。其开放式框架允许相互连接的配位多面体发生集体运动,使某些平均间距随着热运动增强而缩短。更一般地说,横向振动可以将相互连接的结构单元拉得更近。这种行为表明,热膨胀取决于几何结构和集体运动,而不只是取决于单个化学键是否伸长。

水具有另一种对环境十分重要的反常性质。在大约一个大气压下,液态水在接近 3.98 ∘C3.98\,^\circ\mathrm{C} 时密度最大。从这一温度降至冰点的过程中,水会随着冷却而膨胀;等价地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加热水会使其收缩。这种行为反映了一般热效应与其氢键网络的组织方式之间的竞争。在通常条件下,结冰还会使体积进一步发生约 9% 的不连续增大。这一突增属于液—固相变,不应与液态水在最大密度对应温度以下的负膨胀系数混为一谈。

低膨胀也可能源于不同机制之间的竞争。因瓦合金通常是镍质量分数约为 36% 的铁镍合金,由于磁性效应与晶格效应部分抵消,其在室温附近的膨胀异常微小。它的膨胀系数取决于成分、处理工艺和温度;“低膨胀”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条件下尺寸都保持不变。同样,将正膨胀与负膨胀组分组合而成的复合材料,也可以实现较小的整体膨胀,但最终结果取决于各组分的刚度、界面及内应力,而非仅由简单的算术平均决定。

测量、历史发展与不确定度

受热物质的膨胀现象在温度测量的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早期的验温器能够显示气体或液体体积的变化,但尚未提供完全标准化的温标。18世纪的玻璃液体温度计将可重复的膨胀现象转化为实用的测量方法。丹尼尔·加布里埃尔·华伦海特于1724年引入了他的温标,安德斯·摄尔修斯则于1742年提出了百分温标。现代温度测量已不再以某种特定物质的膨胀为定义依据,但这些仪器确立了将尺寸变化与温度联系起来的实际意义。

直接测量膨胀的方法称为膨胀测量法。在推杆式膨胀仪中,试样的长度变化通过一根杆传递至位移传感器。仪器必须将试样的膨胀与推杆、夹具及测量框架的膨胀区分开来,因此标准物质和校准程序必不可少。接触力也必须受到控制,尤其是在测量软质试样或高温下会发生蠕变的材料时。升温和降温过程中的测量可以揭示材料的响应是否可逆,或是否伴随永久性变化。

光学方法可以减小某些机械接触效应。干涉测量通过光学相位或干涉条纹位置的变化确定位移,将长度变化与已知的光波长联系起来。在适当条件下,它能够分辨远小于一微米的变化。电容式膨胀仪则通过电容的变化推算位移,在低温和高灵敏度研究中尤为有用。这两种方法都不会天然免受系统误差的影响:对准情况、支撑结构的变形、电场、温度梯度以及测量环境都可能影响结果。

X射线衍射和中子衍射通过晶格参数的变化来测定膨胀。对于X射线,衍射角的变化依据布拉格定律进行解释。这些方法能够区分不同的晶体学方向,并可跟踪同一试样内多个物相的变化。晶格膨胀不一定与整个多孔或含微裂纹物体的膨胀完全一致,因为宏观尺寸还受微观结构的影响。因此,将衍射测量与宏观膨胀测量进行比较,可以揭示材料内部协调变形的机制。

膨胀系数的测量不确定度包括温度、温度均匀性、初始尺寸、位移和仪器修正所带来的不确定度。对测得的长度数据进行数值微分可能会放大噪声,因此研究人员通常会拟合一个平滑函数,或报告平均系数:

αˉL=L(T2)−L(T1)L(T1)(T2−T1).\bar{\alpha}_L=\frac{L(T_2)-L(T_1)}{L(T_1)(T_2-T_1)}.

这一温度区间内的平均系数不一定等于区间中点处的瞬时值。高质量的测量报告会明确说明温度区间、试样的成分与取向、热历史、施加载荷、气氛,以及测量是在升温还是降温过程中进行的。精密尺寸计量学通常以 20 ∘C20\,^\circ\mathrm{C} 为尺寸的参考温度,因此,只要测量在其他温度下进行,可靠的膨胀修正就十分重要。

约束、内应力与力学失效

物体在自由受热时,尺寸可以发生变化,而不产生显著应力。约束则会改变这一结果。如果一根均匀杆件被限制而无法伸长,其膨胀趋势就会受到压缩弹性应变的抵消。在理想单轴条件下,由此产生的热应力近似为

σ=−EαLΔT,\sigma=-E\alpha_L\Delta T,

其中,EE 为杨氏模量,并规定拉应力为正。在相同约束下冷却则会产生拉应力。这个公式假设温度均匀、材料性质恒定、应变较小,且材料具有线性弹性;不同的约束条件需要采用不同的方程。

这种应力可能相当大。取 E=200 GPaE=200\ \mathrm{GPa}、αL=12×10−6 K−1\alpha_L=12\times10^{-6}\ \mathrm{K}^{-1} 和 ΔT=50 K\Delta T=50\ \mathrm{K},可得完全受约束的钢杆中产生的压应力约为 120 MPa。在实际结构中,支座可能移动,接头可能滑移,屈服或屈曲也可能限制应力的大小。尽管如此,这一估算仍说明,看似不大的温度变化为何会造成重大的力学影响。在铁路上,无缝线路通过规定锁定轨温、采用扣件系统以及利用轨道阻力来控制钢轨的热胀冷缩,而不是在每个钢轨接头处设置伸缩缝。

即使没有外部约束,温度不均匀也会产生应力。当高温物体的表面迅速冷却时,表面试图收缩,而温度较高的内部则会阻碍这种收缩。由此产生的表面拉应力可能使脆性材料萌生裂纹。这是玻璃和陶瓷发生热冲击破坏的主要机制之一。抗热冲击能力取决于热膨胀、刚度、强度、断裂韧度、几何形状以及热导率;热导率控制着温度梯度的形成与消退。较低的膨胀系数有助于提高抗热冲击能力,但仅凭这一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材料的抗热冲击性能。

相互结合的材料若具有不同的膨胀系数,就会产生失配应力。在最简单的近似下,它们不受约束时的应变差为

Δε=(α1−α2)ΔT.\Delta\varepsilon=(\alpha_1-\alpha_2)\Delta T.

结合使各组成部分的变形趋于协调,从而产生内应力,并常常引起弯曲。厚基底上的薄膜通常在面内两个方向上受到约束,因此其应力取决于双轴模量,而不只是杨氏模量。结合界面或薄膜在某一温度下受到力学固定,该温度也就确立了后续失配的参考状态。

反复的温度循环可能导致疲劳、界面分离和裂纹扩展。在高温下,蠕变可能使保温期间的应力松弛,并在随后的冷却过程中使应力重新分布。聚合物和玻璃也可能发生随时间变化的松弛,尤其是在接近玻璃化转变时。因此,力学分析通常需要考虑随温度变化的材料性质和载荷历程,而不能仅凭一个膨胀系数和最大温差。

器件、制造与尺寸稳定性

热膨胀可用于产生受控运动。双金属片由两层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结合而成。加热时,一层金属趋向于比另一层伸长更多,因此金属片发生弯曲。其曲率取决于两层金属的膨胀系数之差、温度变化、各层厚度及弹性性质。双金属元件已应用于恒温器、指针式温度计和热动断路器。它们的工作原理说明,差异膨胀可以将材料的微小应变放大为可供利用的位移。

制造工艺也利用了同样的效应。在温差装配中,通过加热外部零件、冷却内部零件,或同时采取这两种措施,形成暂时的装配间隙。当零件逐渐恢复到相同温度时,便形成过盈并产生接触压力。轴承、轴环等组件均可采用这种方式装配。另一方面,热膨胀也会使精密加工变得复杂:温热的工件即使加工到了指定尺寸,冷却后也可能出现尺寸偏差;机床产生的热量则可能使刀具位置发生偏移。温度控制和热膨胀补偿分别针对这类尺寸问题的不同方面。

在光学和电子领域,材料选择尤为重要。硼硅酸盐玻璃的膨胀系数低于普通钠钙玻璃,熔融石英则更低,其室温线膨胀系数约为 0.5×10−6 K−10.5\times10^{-6}\ \mathrm{K}^{-1}。某些微晶玻璃利用不同物相对膨胀的贡献相互补偿,可在特定温度范围内实现近零膨胀。这类材料用于望远镜反射镜和精密基准结构。较低的整体膨胀可以减小尺寸变化,但空间温度梯度仍会改变形状和光学性能。

电子组件包含膨胀系数差异显著的材料。在室温附近,硅的线膨胀系数约为 2.6×10−6 K−12.6\times10^{-6}\ \mathrm{K}^{-1},相比之下,铜约为 17×10−6 K−117\times10^{-6}\ \mathrm{K}^{-1},铝约为 23×10−6 K−123\times10^{-6}\ \mathrm{K}^{-1}。因此,工作过程中反复受热会使焊点和界面产生应变。封装几何形状、柔顺连接、基板选择以及传热路径都会影响可靠性。选择材料时,关键并不总是让膨胀系数尽可能小,而是使膨胀特性、刚度、导热性和加工温度相互匹配。

热膨胀也会影响谐振器、传感器以及用于天文学的设备。谐振器的尺寸、弹性常数和内部应力都会随温度变化,因此其频率也可能发生变化。光学仪器既可能因几何尺寸的膨胀而发生漂移,也可能因折射率的变化而发生漂移。无热化设计通过配置相互补偿的效应,使某个选定的输出保持相对稳定。这种补偿必然受温度范围和工作条件的限制;在某一温度下能够相互抵消,并不意味着在任意宽的温度区间内都能如此。

海洋、浮力与地质过程

热膨胀对海洋有重大影响。海水变暖通常会使其比容增大、密度降低,因此即使海洋质量不变,也会因热膨胀而出现海平面上升。这与陆地冰融化、向海洋补充水量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不同。膨胀程度取决于初始温度、盐度和压力,因此,加入相同的热量,并不会在各处造成相同幅度的海平面变化。温暖表层海水的膨胀系数通常大于寒冷表层海水,而在深处,压力会改变海水对升温的响应。

对于一个简化的垂直水柱,热膨胀对海平面高度的贡献可近似表示为

Δh≃∫−H0αV(z) ΔT(z) dz,\Delta h \simeq \int_{-H}^{0}\alpha_V(z)\,\Delta T(z)\,dz,

其中,HH 为水柱深度,膨胀系数按相应的海水状态取值。这个表达式单独考虑温度引起的体积变化,并假定采用了合适的参考构型。完整计算则需运用海水热力学,并计入盐度和压力的影响。海洋观测表明,热膨胀与陆地冰储量及陆地水储量的变化一样,是当代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度引起的密度差异也会产生浮力。在许多流体流动模型中,这种密度差异表示为

ρ≃ρ0[1−αV(T−T0)].\rho\simeq\rho_0[1-\alpha_V(T-T_0)].

这一关系与引力共同作用,使较暖流体呈现出人们熟悉的上升趋势。它也是一种常用近似的基础:只在计算浮力时保留密度变化,而在其他项中忽略密度变化。当密度变化较大、压缩性不可忽略,或膨胀系数变化剧烈时,这种近似的适用性便受到限制。在海水中,盐度的影响可以增强或抵消热浮力;而淡水存在密度最大值这一特性,则会改变湖泊的季节性环流。

在地球内部,热膨胀是地幔浮力的来源之一,也有助于形成与板块构造相关的对流。在相同压力下,炽热地幔物质的密度通常低于成分相近的冷地幔物质。不过,密度还取决于矿物组成、压力和相变。海洋岩石圈在远离扩张洋脊的过程中逐渐冷却,密度增大,并趋于下沉。因此,描述海底深度和岩石圈冷却的模型,会将热收缩与热传输、力学结构一并纳入考虑。

在地表,反复受热和冷却会在岩石中产生差异应力,因为相邻矿物的膨胀程度不同,而且裸露表面会形成温度梯度。这些应力可能促使岩石开裂并发生物理风化,尤其是在与水分、盐结晶生长或既有裂隙共同作用时。在更深处,如果排水受限,受热孔隙流体的膨胀可能使压力升高。受热岩石主要表现为膨胀、破裂,还是内部流体压力升高,取决于其渗透率、围压、矿物结构,以及加热与流体逸出的相对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