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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性是生物生殖角色的组织方式,也涵盖通过有性生殖组合遗传物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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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生物无性生殖减数分裂受精DNA复制染色体交换同源重组细胞分裂性

性是生物体在生殖角色上的组织方式,这些角色与配子(即生殖细胞)的产生和结合有关。在动物和许多植物中,雄性产生相对较小的配子,通常称为精子;雌性产生较大的配子,通常称为卵细胞。从更广泛的生物学意义上说,有性过程通过细胞融合、细胞核融合以及遗传信息的重组,将遗传物质组合起来。这些过程在大多数真核生物的生活史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其发生时间、频率以及与生殖的关系差异很大。

性将分子层面的遗传与身体、行为及种群的演化联系起来。它产生遗传变异的新组合,是生殖个体之间许多差异的基础,并影响配偶选择、竞争以及对子代的投入。其机制既包括由染色体决定的发育系统,也包括环境对生殖发育的调控。在人类中,性涵盖若干相互关联的生物学特征,不同于社会性别和性取向。“性”一词也常指性活动,但本词条主要讨论生物学上的组织方式与生殖。

配子、生殖角色与性别的含义

在生殖生物学中,适用范围最广的雌雄区分依据是异配生殖,即产生大小不等的配子。雌性产生较大的配子,雄性产生较小的配子。卵细胞通常为受精细胞提供大部分细胞质、细胞器和初始资源;精子则通常专门承担递送细胞核基因组的功能。这些定义关注的是生殖组织方式,而不是体型、运动能力、亲代行为或社会支配地位。例如,海马由雄性携带发育中的胚胎,但它们仍属于雄性,因为它们产生的配子是精子。

并非所有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都具有大小不同的配子。在同配生殖中,相容的配子大小相近,外观也往往相似。此时,有性生殖的相容性可能取决于交配型,即由遗传因素控制的类别,各类别的成员只能与特定的配对对象融合。绿藻莱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具有正、负两种交配型,而不是雌、雄两类配子。有些真菌的相容性系统涉及许多交配型。不应将这些交配型理解为多种雄性或雌性性别:相容性类别与配子大小类别描述的是生殖的不同特征。

生物学性别可以指生物体的生殖角色、其有性生活周期中的某一特定阶段,或与该角色相关的发育特征。应采用哪种描述,取决于具体生物。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个体会发育形成两种生殖组织方式之一。在许多开花植物中,同一个体既产生花粉,也产生胚珠。有些鱼类一生中会改变生殖角色。个体也可能尚未性成熟、不育或已过生殖年龄,但这些状况本身并不意味着其生殖组织方式有所不同。

有性生殖还必须与生殖本身加以区分。无性生殖无需配子融合即可产生后代,例如多种形式的出芽生殖、断裂生殖,以及未经受精的卵细胞发育。反过来,有性过程也可以交换遗传物质,却不立即增加个体数量。纤毛虫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一区别:两个细胞可以交换细胞核后彼此分离,此后的种群增长则通过细胞分裂实现。有性生殖也未必涉及两个独立的亲本,因为许多雌雄同体生物能够自体受精。因此,亲本的数量、是否存在交配行为以及是否产生后代,任何一项单独来看,都不足以定义生物学意义上的性。

减数分裂、受精与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

典型的真核生物有性生活周期由减少染色体数目的减数分裂与使单倍体细胞核结合的受精交替进行。单倍体细胞核含有一套染色体,二倍体细胞核则含有两套。如果染色体数目不减半,反复融合就会使染色体组数不断增加。减数分裂与受精相互配合,使这一周期得以循环往复,不过,不同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发生在周期中的不同阶段。

减数分裂前,DNA复制使每条染色体完成复制。随后,同源染色体配对,两次减数分裂通常会产生染色体数目为原来一半的细胞核。在第一次分裂中,同源染色体彼此分离;在第二次分裂中,姐妹染色单体彼此分离。染色体交叉互换通过同源重组机制,在同源染色体之间交换DNA。自由组合也会产生母源和父源染色体的不同组合。在人类中,即使不考虑交叉互换,仅自由组合就能使配子中的染色体出现 2232^{23} 种,即超过800万种组合。

受精需要相容的细胞相互识别并发生相互作用,随后细胞膜融合,双方贡献的遗传物质结合。在许多动物中,精子进入卵细胞后引发的分子变化有助于防止其他精子再与同一个卵细胞受精。由此形成的合子通过受调控的细胞分裂、基因表达的变化,以及遗传而来的组分与细胞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始发育。双亲通常都会贡献核DNA,而在大多数动物中,线粒体主要由卵细胞传递。真核生物的细胞器遗传方式更为多样,许多针叶植物的叶绿体主要由父本遗传。

减数分裂发生在生活周期的哪个阶段,因生物而异。动物主要处于二倍体阶段,减数分裂产生配子或配子的直接前体细胞。许多真菌主要处于单倍体阶段,二倍体阶段可能很短暂。陆生植物则在二倍体的孢子体世代与单倍体的配子体世代之间交替:减数分裂产生的是孢子,而非配子;之后,配子在配子体中通过有丝分裂产生。

这些区别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减数分裂总是直接产生精子或卵细胞。这一基本周期涉及的是细胞核倍性的变化,而多细胞生物体可能处于其中一种倍性状态,也可能两种状态都经历。有性生活周期还可能包含长时间的克隆生长、休眠阶段或非典型的倍性变化。与外在可见的生殖结构相比,这些周期共有的分子机制更为保守。

性过程的演化起源

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表明,现存真核生物的最近共同祖先很可能已经具备一套相当完备的性过程机制。参与减数分裂中染色体配对、重组和分离的基因,广泛存在于亲缘关系相距甚远的真核生物谱系中。如果认为完整的减数分裂曾多次独立起源,就很难解释这些基因的分布。不过,重建最早的有性生活周期仍然十分困难,因为相关事件的发生早于大多数可辨识的动物、植物和真菌化石。

性的若干组成机制,其演化历史比真核生物的繁殖更为久远。细菌和古菌通过转化、接合及病毒介导的转移等机制交换DNA。这些机制属于水平基因转移,通常并非减数分裂与受精相结合的周期。细菌接合可能涉及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和DNA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接合的细胞在配子意义上有雌雄之分。这些过程表明,遗传交换与繁殖在演化上可以彼此分离。

一大类重要假说将减数分裂重组的起源与DNA修复联系起来。同源重组可以利用相似序列作为模板,修复受损的DNA。早期的细胞融合可能使同源基因组汇聚到一起,从而使修复成为可能;随后,染色体数目减半的机制则可能将基因组拷贝数恢复到细胞能够维持的水平。另一些相关假说强调,组合不同遗传变异或在胁迫条件下存活具有优势。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关于性起源的重建方案,其所有细节都已得到确证。

雄性和雌性配子的起源晚于性本身的起源,也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异配生殖模型考察了两种策略之间的权衡:产生大量小配子,或产生数量较少、体积较大且营养储备充足的配子。在适宜的生态条件下,选择可能有利于两种互补策略:小配子凭借数量优势获得受精机会,大配子则依靠资源储备提高合子的存活率。大小居中的配子因而可能处于劣势。最终结果取决于模型对配子相遇率、后代存活率、配子竞争和环境所作的假设。

对现存藻类的比较表明,等大的配子和大小不等的配子都存在,但它们并不能直接呈现祖先各阶段依次演变的过程。要区分哪些是保留下来的祖先特征,哪些是独立产生的新特征,就需要进行系统发育学重建。相似的繁殖方式曾反复演化出现,因此,与其将性的历史视为逐级通向动物繁殖方式的阶梯,不如将其理解为生命周期不断分支、走向多样化的过程。

性为何在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仍然存在

性是进化生物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因为它的直接代价可能相当高。寻找配偶需要耗费时间和能量,使生物暴露于捕食者或病原体的威胁之下,而且最终可能一无所获。重组可能拆散原本配合良好的等位基因组合。在一个简化模型中,如果只有雌性生育后代,而雄性没有提供任何足以补偿其代价的贡献,那么无性生殖的雌性谱系就能比雌雄数量相等的有性生殖谱系增长得更快。这就是经典的“雄性的双重代价”。

这个模型具有启发意义,但并非普遍适用。它的假设不能直接用于同配生物、同时雌雄同体的生物、父代育幼投入很大的系统,或仅偶尔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此外,产生雄性的代价也无法解释有性生殖的所有不利之处。减数分裂的代价、配偶不足、寄生生物的传播,以及有利基因组合的破坏,都是彼此相关却又各不相同的问题。任何一般性解释都必须说明,在某种特定的生活史中,哪些代价起着重要作用。

一种解释认为,重组的好处在于有助于将有利变异与有害变异分离。在克隆种群中,一个有益的突变可能始终与同一基因组其他位置的有害突变连锁在一起。重组可以产生保留有利变异、同时去除有害变异的后代,也可以将不同个体中独立出现的有益突变组合到一起。这些过程会影响自然选择的效率,尤其是在适合度受许多基因座影响且种群规模有限时。描述无性生殖种群中有害突变不可逆积累的模型,通常被称为“穆勒棘轮”。

另一种主要解释强调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生物与寄生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红皇后假说,一种常见的宿主基因型可能成为已适应它的寄生生物特别容易侵染的目标。有性生殖不断产生较为罕见的遗传组合,从而可能提高抵抗力。对淡水螺及其寄生生物的研究提供了与这一机制相符的重要证据,不过,寄生生物介导的选择在不同系统中的重要性并不相同。

有性生殖也能促进生物适应新条件,但仅仅说“性创造变异”并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解释。突变产生新的序列变异,而有性生殖主要是重新组合已有的变异。这种重组是否有利,取决于基因间的相互作用、种群结构和环境变化。此外,还必须解释长期进化收益如何与较短时间尺度上作用于个体和基因的选择相协调。因此,当前理论将性的维持视为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着普适答案的问题。

遗传性别决定与环境性别决定

性别决定包括启动个体向某一生殖角色发育的各种机制。即使在亲缘关系较近的生物之间,这些机制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某些物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某条特定的染色体或某个基因。在另一些物种中,相关信号则可能是染色体的比例、多个基因座的共同作用、胚胎发育期间的温度,或生命后期所处的社会环境。性别决定必须与性分化相区分:性分化是其下游过程,包括性腺、生殖管道、外部结构、生理特征及第二性征的形成。

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兽亚纲哺乳动物中,功能正常的 SRY 通路通常会启动胚胎性腺向睾丸发育。典型的性染色体组成是 XX 和 XY,但仅凭染色体组成并不能涵盖所有发育结果。在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中,决定体细胞性别发育的初始信号则取决于 X 染色体剂量与常染色体组数的相对关系;Y 染色体的重要作用在于维持雄性生育力,而非启动体细胞的雄性发育。这些例子表明,表面上相似的 XX/XY 组合未必通过相同的分子机制发挥作用。

鸟类通常采用 ZZ/ZW 系统:雄性一般为 ZZ,雌性为 ZW。对剂量敏感的 DMRT1 基因在鸟类睾丸发育中起核心作用。在许多蚂蚁、蜜蜂和胡蜂中,单倍—二倍体性别决定制表现为雄性由未受精的单倍体卵发育而来,雌性则由二倍体卵发育而来。某些谱系的具体机制更为复杂。例如,蜜蜂采用互补性别决定系统,其中具有特定纯合基因型的二倍体个体可发育为二倍体雄性,而非雌性。

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见于许多龟类、鳄类及其他一些爬行动物。温度在发育的敏感期发挥作用,影响调控性腺分化的通路。这种关系并非总是“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雌性”:不同物种各不相同,有些物种在中间温度下产生一种性别,在较高或较低温度下则产生另一种性别。因此,巢穴深度、遮阴程度、湿度以及筑巢的季节时机,都可能影响后代的性别比例。

环境机制与遗传机制之间并不总有明确界限。一些爬行动物的性别由遗传因素决定,但温度可以改变其决定的结果;一些鱼类则会综合遗传信号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可能采用不同的主调控因子,却保留相似的下游发育基因。起始信号在演化过程中的改变常被称为性别决定系统更替,这一概念强调:相对保守的生殖发育结果,可以由变化程度出人意料的遗传开关来启动。

性染色体与剂量调控

性染色体是指其遗传与生殖发育相关的染色体。在XY系统中,雄性通常为异配性别,产生携带X或Y染色体的配子;在ZW系统中,雌性通常为异配性别。其他形式还包括X0系统、多条性染色体系统,以及虽携带性别决定区域、但外观差异很小的染色体。因此,人类的X染色体和Y染色体只是特定的例子,并非决定性别的通用蓝图。

一种常见的演化模型以一对普通的同源染色体为起点。其中一条染色体上出现决定性别的变异,该区域周围的重组随之受到限制。重组进一步受到抑制,可使这两条染色体逐渐分化。在很少发生重组的区域,有害突变的清除效率较低,重复序列可能积累,基因也可能丢失。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Y染色体和W染色体相较于其配对染色体所含的基因较少。这一过程并不必然以恒定速率发生,在不同演化谱系中也并不相同。

人类的X染色体和Y染色体仍会在称为假常染色体区的小片段同源区域中发生重组,这些区域有助于它们在雄性减数分裂期间配对。Y染色体的大部分区域不会与X染色体发生常规的交叉互换,不过,某些重复区域可以通过基因转换在内部交换信息。人类Y染色体保留了对生殖发育、精子生成以及更广泛的细胞功能具有重要作用的基因。不能根据人类Y染色体过去的基因丢失,就断言它必然会在一个可预测且相对短暂的演化时期内消失。

染色体拷贝数的差异带来了剂量问题:个体可能拥有许多X连锁或Z连锁基因的一个或两个拷贝。剂量补偿包括减小由此产生的基因表达差异的各种机制。在雌性有胎盘哺乳动物的许多细胞中,一条X染色体会通过涉及XIST RNA和染色质变化的过程而大部分失活。有些基因会逃逸失活,而且失活模式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之间存在差异。X染色体的随机失活也会形成细胞层面的嵌合现象,即不同细胞中保持活性的X染色体可能分别来自父方或母方。

其他生物以不同方式解决剂量问题。雄性果蝇(Drosophila)会提高其唯一一条X染色体的转录水平,而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雌雄同体个体则会降低两条X染色体的表达水平。鸟类的剂量补偿并不完全,而且具有基因特异性,并非采用一种类似于哺乳动物X染色体失活、作用于整条染色体的统一机制。在比较性别偏向的基因表达时,这些差异十分重要:测得的同一种表达差异,可能源于染色体剂量、激素调控、组织组成,也可能源于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

性腺发育、激素与性分化

在脊椎动物中,生殖系统早期发育涉及能够沿不同发育途径分化的组织。在哺乳动物中,胚胎性腺含有支持细胞的前体细胞,可向睾丸支持细胞或卵巢颗粒细胞分化。睾丸发育通常涉及以 SRY 和 SOX9 为核心的调控网络,而卵巢发育则涉及包括 WNT4、RSPO1 和 FOXL2 在内的主动调控通路。因此,卵巢发育并不只是缺少发育活动的结果。每条途径都会建立并维持协调有序的细胞组织结构。

性腺分化通过激素信号影响其他器官。在典型的人类胎儿睾丸发育过程中,支持细胞产生抗缪勒管激素,促使缪勒管退化。睾丸间质细胞产生睾酮,支持沃尔夫管发育为附睾、输精管等结构。睾酮转化为双氢睾酮,有助于外生殖器和前列腺的分化。缺少这些特定的睾丸信号时,则会形成不同的管道结构和外生殖器结构。信号作用的时机、局部代谢、受体功能以及组织的反应能力,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激素并非各自独立、用以区分雌雄的标签。雄激素和雌激素在两种性别的个体中均存在,只是在浓度、来源、发育过程中出现的时间以及对组织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雌激素对雄性和雌性的骨骼发育都很重要,雄激素在雌性体内也具有生理作用。许多类固醇激素由胆固醇合成,酶则可以将一种类固醇转化为另一种。激素的作用取决于其受体以及靶细胞所处的调控状态。

进入青春期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激活使性腺活动增强,并促进生殖系统成熟。脉冲式释放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刺激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这些信号通过反馈回路调节类固醇的生成和配子的发育。体毛生长模式、乳房发育、声音及身体组成的变化等第二性征,是内分泌信号、遗传变异、营养和发育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对哺乳动物的描述不能简单套用于所有动物。在鸟类中,除激素影响外,性分化的某些方面更直接地取决于各个细胞的性染色体组成。在昆虫中,性别特异性的基因剪接通路可以在组织内发挥作用,而无须依赖脊椎动物式的性腺激素系统。细胞自主性信号与循环激素的相对作用因类群而异。因此,相似的成年性别差异,可能由截然不同的发育机制产生。

雌雄异体、雌雄同体与生殖角色的转换

不同物种的雄性和雌性生殖功能,在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一生中的分布方式各不相同。雌雄异体指雄性与雌性分别为不同个体的情况,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即属此类。雌雄同体则指同一个体同时或先后具备两种生殖功能。这种现象在许多植物类群中很常见,也见于众多无脊椎动物和一些鱼类。这些是生殖系统的分类,并非衡量生物复杂程度或进化水平的标准。

同时雌雄同体的个体可以在同一大致时期内产生两种配子。蚯蚓和许多蜗牛是人们熟悉的例子,不过它们的交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会相互交换精子;另一些则在某次交配中只承担一种生殖角色。具备两种生殖功能并不意味着通常会自体受精。生殖结构在解剖位置上的分离、成熟时间的差异、遗传上的不相容性或行为,都可以促进异体受精。对雄性和雌性功能的资源投入如何分配,部分取决于遇到潜在配偶的频率,以及每种功能所带来的繁殖收益。

序列雌雄同体的个体会在一生中转换生殖角色。在雄性先熟的情况下,个体先作为雄性,之后转为雌性;小丑鱼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在雌性先熟的情况下,个体先作为雌性,之后转为雄性,许多隆头鱼便是如此。社会环境可以触发这些转变。在某些隆头鱼中,移走占优势地位的雄鱼后,一条体型较大的雌鱼会迅速改变行为,随后发生内分泌和性腺的变化。这些是相互协调的发育转变,而不只是外表的简单变化。

体型优势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在两种生殖角色的繁殖成功率随体型增大而呈现不同增长模式时,序列性别转换可能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如果大型雄性能够垄断交配机会,而小型雄性的繁殖成功率很低,那么个体先作为雌性繁殖、再转为雄性,可能更有利。如果产卵量随体型增大而显著增加,而小型雄性也能成功使卵受精,那么相反的转换顺序可能更有利。该模型的预测取决于交配制度、死亡率、生长情况,以及获得繁殖地位的机会。

混合型系统也存在。线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通常具有能够自体受精的 XX 雌雄同体个体和 XO 雄性个体。有些植物的雌性个体与雌雄同体个体并存,这种情况称为雌性异株。这些系统表明,生殖角色并不一定要以两类永久分离的个体来组织。因此,进化分析会区分配子类型、个体生殖能力、繁育系统,以及分配给各项功能的资源。

被子植物及其他陆生植物的性

陆生植物的生活史中,多细胞的二倍体孢子体与多细胞的单倍体配子体交替出现。在苔藓中,显眼的绿色植株通常是配子体,孢子体则始终附着其上。在蕨类植物中,显眼的具叶植株是孢子体,而配子体一般小得多。种子植物的配子体高度退化,在与孢子体相关的组织内发育。要理解各个阶段中“雄性”和“雌性”的含义,这些差异至关重要。

在被子植物中,雄蕊产生含有雄配子体的花粉,胚珠则含有雌配子体。花粉粒并不等同于精细胞。传粉后,亲和的花粉能够萌发并形成花粉管,精细胞经由花粉管到达胚珠。在大多数被子植物中,一个精细胞与卵细胞融合形成合子,另一个则与中央细胞融合,启动胚乳的形成。这一过程称为双受精,将胚的形成与营养组织的发育联系起来。

许多花是两性花,同时具有雄蕊和心皮。另一些植物则分别着生雄花和雌花。在玉米等雌雄同株的物种中,两类花生长在同一个体上;在椰枣等雌雄异株的物种中,雄花和雌花则分别生长在不同个体上。这些类型描述的是生殖结构的配置,而不是整株植物的倍性。植物的性别决定可能涉及性染色体、多个相互作用的基因、激素调控,或发育过程中对环境条件的响应。

当亲和的交配对象或传粉者稀少时,自体受精能够为繁殖提供保障,但也会提高纯合度,使有害隐性等位基因的效应显现出来。自交不亲和性系统通过在柱头、花柱或其他部位发挥作用的识别机制,阻止或减少遗传上相似的花粉完成受精。其他促进异体受精的机制包括雄蕊与柱头成熟时间不同,以及花药与柱头在空间上分离。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花的结构、传粉者的行为和种群密度。

植物也可以绕过有性生殖系统进行繁殖。无融合生殖无需卵细胞经历通常的受精过程便可产生种子,使母本基因型得以传递,而遗传物质几乎不发生或完全不发生重新组合。某些无融合生殖系统仍需中央细胞受精,胚乳才能发育。通过匍匐茎、鳞茎、根状茎或植株片段进行的营养繁殖,则提供了另一种克隆繁殖途径。因此,同一植物谱系可能兼具有性生殖、克隆生长和特殊的种子形成机制,简单地将其归为有性或无性并不足以概括其繁殖方式。

真菌、原生生物及兼性有性生殖生物中的性

真菌的有性生殖周期往往将动物受精过程中紧密相继的事件分隔开来。质配,即细胞内容物的融合,可以使遗传组成不同的细胞核进入同一细胞质,而不立即发生核融合。核配,即细胞核的融合,则可能在很久之后才发生。许多担子菌在大范围生长过程中一直维持双核阶段,细胞内含有成对的单倍体细胞核。只有在专门的生殖结构中,细胞核才会融合、进行减数分裂并产生单倍体孢子。因此,肉眼可见的蘑菇只是其生活史的一部分,而这一生活史无法仅用动物式的配子概念来描述。

真菌的交配亲和性通常取决于编码识别信号和调控蛋白的交配型基因座。有些系统有两大亲和类别,另一些系统则将多个基因座上的变异组合起来,形成许多可相互交配的类型。在裂褶菌(Schizophyllum commune)中,这些组合可产生数千种交配型。它们在演化上的意义在于识别和异交,而不是产生数千种按配子大小划分的类别。有些真菌能够自交受精,另一些则需要遗传上相容的交配伙伴。

原生生物的生活史更加多样。草履虫属(Paramecium)等纤毛虫具有生殖系小核和体细胞性大核。在接合过程中,减数分裂和细胞核交换使生殖系遗传物质重新组合,之后再发育出新的大核。种群数量的增长通常通过分裂实现,而不是由接合本身实现。在疟原虫属(Plasmodium)寄生虫中,有性生殖阶段出现在脊椎动物宿主的血液中,但受精要等到蚊子将其摄入后才会发生。因此,确定有性生殖过程发生的位置,对于理解其传播十分重要。

许多生物会根据环境条件,在有性世代与无性世代之间交替。蚜虫通常在有利时期通过孤雌生殖繁殖,而在季节性变化的环境中,有性世代则产生抗逆性强的卵。溞属(Daphnia)的水蚤同样可以在克隆繁殖与有性生殖之间交替,并在有性生殖时产生休眠卵。这些转换将生殖方式与季节变化、拥挤程度、食物供应及其他信号联系起来,但相关诱因因物种和种群而异。

没有观察到交配,并不一定说明有性生殖完全不存在。罕见或隐蔽的有性生殖事件可能很难被发现,微生物尤其如此。因此,研究人员会将细胞和生活史观察,与重组的群体遗传学证据以及减数分裂相关基因的搜寻结果结合起来。没有任何单一迹象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起决定性作用:重组可以发生在典型有性生殖之外,相关基因也可能保留与减数分裂无关的功能。要确定某种生物长期以无性方式繁殖,就需要同时掌握其生殖行为和遗传模式的证据。

性选择、两性异形与生殖冲突

性选择涉及因争夺配偶或受精机会而产生的繁殖成功差异。它既可在交配前通过展示、争斗和配偶选择发挥作用,也可在交配后通过精子竞争及生殖道内的相互作用发挥作用。查尔斯·达尔文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解释华丽的羽毛和争斗用的武器等性状,因为仅凭生存优势难以理解这些性状的演化。这些性状可能提高交配成功率,但同时也会带来能量消耗,或增加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

两性异形包括两性在大小、形态、体色、解剖结构或其他性状上的平均差异。性选择可以促成这些差异,生态特化、繁殖力选择和发育约束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许多蜘蛛的雌性体型较大,部分原因可能与体型和产卵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在一些鸟类中,雄性醒目的羽毛反映了配偶选择或竞争的作用,而雌性较不显眼的体色则可能与筑巢生态有关。对这些差异的解释,必须针对具体性状和物种加以验证。

配子大小的差异通常伴随着每个配子初始投入的不均等,但不能仅凭配子异型就推断成年个体的繁殖行为。妊娠、产卵、亲代照料、配偶的可获得性和死亡率,都会影响个体的潜在繁殖速率。在一些海龙和鸻鹬类中,雄性承担大量照料工作,雌性则为争取与雄性交配的机会而展开激烈竞争。有效性比,即某一时刻可参与繁殖的雄性与雌性之比,可能与种群总体性比有很大差异。

亲代投资是指能够改善后代生存和繁殖前景、同时降低亲代向其他方面投入能力的各类付出。这种投入可以发生在受精前、发育过程中,或出生、孵化之后。由哪一方亲代承担照料,取决于生态和演化条件,包括亲子关系的确定程度、获得额外交配的机会,以及照料带来的益处。仅由母方照料、仅由父方照料、双亲共同照料和合作照料都已在演化中出现。因此,即使物种的配子差异相似,其家庭结构也可能截然不同。

性冲突发生于以下情形:某一性状提高一方配偶的繁殖成功,却降低另一方的繁殖成功;或者同一种可遗传变异对两性的适合度产生不同影响。性冲突可以推动交配行为、生殖解剖结构和基因调控发生演化变化。性比本身也受到选择作用:在两性繁殖成本相同且随机交配的标准假设下,数量较少的一性可能具有繁殖优势,从而使对两性大致均等的投入受到选择的青睐。局部交配、近亲交配、成本差异,以及导致性比偏移的遗传因子,都可能改变这一预期。

人类的生物性别、个体差异及相关概念

人类的生物性别可通过几项相互关联的特征来描述:染色体组成、性腺发育、内外生殖器官的解剖结构、内分泌功能和第二性征。这些特征通常按照与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相对应的模式协调发育。然而,没有任何一项测量能够在所有情境下提供全部与生物学相关的信息。染色体分析所回答的问题,不同于生殖器官解剖结构检查、激素浓度测定或配子生成情况检查所回答的问题。

典型的染色体组成为46,XX和46,XY。染色体组成的变异包括45,X、47,XXY,以及不同细胞群具有不同染色体组成的各类嵌合现象。发育差异还可能涉及影响性腺形成、类固醇合成或激素受体的基因。例如,组织对雄激素的反应减弱,可能改变染色体组成为XY的个体的发育过程;而某些类型的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则会使染色体组成为XX的个体在出生前接触到更多雄激素。这些例子说明,染色体组成与特定的解剖特征虽有关联,却不能相互等同。

间性是一个统称,指性别特征不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身体定义的各种变异。临床文献也使用“性发育差异”和“性发育障碍”等术语,具体用语因情境和个人而异。这些变异在成因、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和临床意义上各不相同。如果不明确纳入了哪些状况和特征,单一的发生率数字就很难解读。这些状况并不构成一种统一的生殖类型。

生物性别不同于社会性别,后者涉及社会角色、身份认同及相关的文化意义;生物性别也不同于性取向,后者涉及性吸引或浪漫吸引的模式。无论是性别认同还是性取向,都无法仅凭染色体、生殖器官的解剖结构或一次单独的激素测量结果来可靠推断。英语日常用语中的“sex”也指性行为,而性行为既可能伴随生殖,也可能与生殖无关。因此,生殖分类、身份认同、吸引和行为即使相互影响,也需要分别描述。

在医学和流行病学中,与生物性别有关的生物学因素可能影响生殖相关状况、染色体连锁遗传、药物在体内的处置、免疫反应及疾病分布模式。解读群体差异时,必须同时考虑年龄、体型、暴露因素、社会条件和个体差异。研究报告的平均差异,并不能证明每个个体之间都存在截然分明的差异,也不能确定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越来越注重区分实际测量的变量——例如记录的性别、染色体组成、激素状态或生殖器官的解剖结构——与那些可能掩盖重要生物学差异的宽泛标签。

历史发现与现代研究方法

早期关于生殖的论述,既受到生殖器官可见差异的影响,也包含对雌雄亲本各自贡献的推测。亚里士多德曾广泛探讨生殖问题,但古代研究者尚不了解微观尺度的配子和染色体。1694年,鲁道夫·雅各布·卡梅拉里乌斯发表了有关植物雄蕊和雌蕊具有有性生殖功能的实验证据。他的研究有助于确立这样一个认识:在他所研究的植物中,正常的种子形成离不开花粉。这挑战了植物繁殖与动物的有性生殖在根本上互不相关的观点。

显微镜技术使这一领域发生了转变。17世纪,人们观察到了精子;1827年,卡尔·恩斯特·冯·贝尔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细胞。19世纪70年代,奥斯卡·赫特维希对海胆受精过程的研究,为证明精子细胞核与卵细胞核的融合提供了重要证据。后续研究将生殖细胞与染色体行为及遗传联系起来。1900年前后,格雷戈尔·孟德尔的研究成果被重新发现,为将遗传因子与染色体分离联系起来提供了理论框架。

1905年,内蒂·史蒂文斯和埃德蒙·比彻·威尔逊分别独立发表了重要证据,表明昆虫的特定染色体与性别决定有关。他们的发现有助于确立以染色体为基础的性别决定机制,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物种都采用同一种系统。此后,对果蝇、哺乳动物、鸟类及其他生物的研究,既揭示了起始信号的多样性,也揭示了某些下游调控因子的保守性。1990年,SRY基因的鉴定为从分子层面理解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的睾丸决定机制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现代研究综合运用细胞遗传学、发育实验、激素测定、DNA测序、基因表达分析及跨物种比较。基因组编辑可以检验某个候选基因是否为实验生物的某条发育通路所必需,而自然发生的变异则为理解人类发育提供了证据。单细胞方法能够区分性腺内不同细胞群的信号,空间分析方法则可以展示这些细胞群如何相互作用。这些方法尤为重要,因为对整个组织进行测量可能会掩盖支持细胞、生殖细胞和激素分泌细胞之间的差异。

这些研究的应用并不限于发育生物学。对于某些养殖物种,雌雄个体的生长速度、成熟过程或生产性状有所不同,因此水产养殖可利用性别决定方面的知识。保护生物学家研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温度敏感的发育过程如何影响爬行动物种群,同时也考虑筑巢行为和种群结构。植物育种者则利用雄性不育和不亲和系统进行受控杂交。在这些应用中,研究者必须区分性别决定机制、与性别相关的性状,以及这些关联成立所需的环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