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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red-queen-hypothesis

红皇后假说

红皇后假说认为,进化中的生物相互作用使选择压力不断更新,有助于解释持续适应、灭绝风险和有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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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古生物学适应自然选择基因型反馈进化适合度减数分裂红皇后假说

红皇后假说认为,生物必须不断进化,因为与它们相互作用的其他生物也在进化。某种提高生存或繁殖能力的适应,可能改变竞争者、捕食者、猎物、宿主或寄生生物所处的选择环境,从而促使对方演化出相应的反适应,削弱这种适应最初带来的优势。因此,即使发生显著的进化变化,也未必能使生物的相对表现得到持久改善。这一假说关注的是不断变化的生物环境,而不是生物能够一劳永逸地适应的固定挑战。

这一说法由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利·范瓦伦于1973年提出,灵感来自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红皇后在书中指出,必须不停奔跑才能留在原地。范瓦伦最初用这一思想解释化石记录中的灭绝模式。后来的表述,尤其是涉及宿主与寄生生物相互作用的版本,使这一假说成为解释有性生殖和遗传变异为何得以维持的核心思路。

这一假说是一种理论框架,而非单一的普适模型。其广义形式关注相互作用的谱系之间持续发生的协同进化;较狭义的形式则明确提出具体机制,例如寄生生物对宿主常见基因型的适应。因此,证据是否支持这一假说,取决于所检验的具体版本。在若干实验系统和自然系统中,相互作用双方的进化变化已得到充分证实,但这种变化对大尺度灭绝模式及有性生殖普遍存在的解释力,仍取决于具体的生态条件和遗传机制。

历史起源与灭绝问题

范瓦伦在1973年发表的《一条新的演化定律》中提出了红皇后假说。他的出发点是古生物学存续数据中的一种模式:在若干分类群中,灭绝概率似乎大致不受该分类单元已经存在多久的影响。古老谱系未必比年轻谱系更安全。如果漫长的演化历程通常能使生物逐步增强抵御致灭绝因素的能力,那么这一现象就出乎意料。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谱系的年龄与它所处的地质时代。灭绝与年龄无关,是指在所提出的统计模式下,存续时间长本身并不会降低此后的灭绝风险。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环境、分类群或地质时期的灭绝率完全相同。例如,大灭绝可能使受影响谱系的灭绝风险骤然上升,无论这些谱系已经存在了多久。

一种简单的表示方法,是在指定类群和给定条件下,采用恒定的灭绝风险率 λ\lambda。那么,一个谱系存续至年龄 tt 之后的概率为

S(t)=e−λt.S(t)=e^{-\lambda t}.

若以存续概率的对数为纵轴、年龄为横轴作图,这一关系会呈现为一条直线。该方程描述的是一个与年龄无关的统计过程,并未指出其生物学成因。范瓦伦的解释是,一些生物的改进会不断使其他生物的相对处境恶化,从而使演化经历无法提供永久的保护。

这一论点将适应重新理解为一个取决于生物间相互关系的过程。即使物理环境没有变化,捕食者效率的提高也可能增加猎物的死亡率。竞争者能力的增强,则可能使其他生物更难获取原本充足的资源。按照这一解释,其他生物的演化不断重塑着一个生物所处的生物环境。因此,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态地位,生物就可能需要持续适应。

这一历史性论断需要加上若干限定。化石的首次和末次出现,并不能精确反映真正的起源与灭绝时间,而不同分析所采用的分类单元也并非总是等价。化石保存、采样、地理分布范围和分类学实践,都会影响观察到的存续情况。此外,后续研究发现,在某些类群和情境中,灭绝风险确实与年龄有关。因此,范瓦伦提出的“定律”并未被接受为适用于整个生命史、毫无限制的普遍规律。

这篇1973年论文的持久意义,既在于它提出的因果解释,也在于它概括出的统计规律。它将持续存在的灭绝风险与不断变化的生物相互作用联系起来,并推动研究者将关注点从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转向在不断演化的生物所构成的网络中发生的适应。

相互选择、频率依赖与演化周期

红皇后模型共有的机制是相互推动的演化变化。自然选择之所以会改变种群,是因为个体在遗传性状和繁殖成功率上存在差异。在协同演化中,这些变化会改变另一个种群所承受的选择压力,而后者随后的演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作用于前一个种群的选择压力。这使红皇后过程有别于单方面适应一个始终不变的对手。

一种尤为重要的机制是负频率依赖选择。某种性状或基因型在稀有时具有优势,但随着它变得常见,这种优势便会消失。在宿主—寄生生物系统中,常见的宿主基因型可以构成一种丰富且可预测的资源。能够感染这种基因型的寄生生物会获得繁殖机会。随着这些寄生生物增多,先前占优势的宿主基因型受到的损害会格外严重,从而使寄生生物较少接触的其他宿主基因型得以增多。

一个最简模型可以说明这种依赖关系。设 xix_i 为宿主基因型 ii 的频率,yjy_j 为寄生生物基因型 jj 的频率,aija_{ij} 为两者相遇后成功发生感染的概率。一个简化的宿主适合度函数为

wi=1−s∑jaijyj,w_i=1-s\sum_j a_{ij}y_j,

其中,ss 衡量感染导致的宿主适合度下降幅度。相应地,衡量寄生生物繁殖成功程度的指标可写为

vj=b∑iaijxi−cj,v_j=b\sum_i a_{ij}x_i-c_j,

其中,bb 衡量成功感染带来的收益,cjc_j 表示与寄生生物基因型 jj 相关的代价。这些方程仅用于说明,并非普遍适用:实际模型还可能纳入传播率、宿主死亡率、免疫、密度依赖以及明确的生活史过程。

关键在于,宿主的适合度取决于寄生生物的频率,而寄生生物的繁殖成功程度又取决于宿主的频率。由此形成的反馈可以产生周期性变化、不规则波动、稳定的多态性,或导致其中一方灭绝。红皇后理论并不要求出现严格的周期性振荡。相互选择也不保证变化会无限持续:某些遗传和生态条件可以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

通常可以区分出两种模式。在演化军备竞赛中,接连出现的改进会推动性状沿特定方向不断升级,例如感染范围扩大,随后抗性范围也随之扩大。而在波动选择中,不同基因型反复交替占据优势,却不会有某一性状无限增强。在实验过程中,这两种过程可以并存,也可以相互取代。是否将两者都称为红皇后动态,取决于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有多宽泛。

核心指标是相对于当前生物环境的进化适合度,而不是朝着某个普适最优状态取得了多大进展。一个谱系在与祖先时期的对手进行测试时,可能表现有所改善,但在面对同时代的对手时却几乎没有改善。这种反差为“原地奔跑”的比喻赋予了明确的实证含义,也促使研究者开展实验,比较在不同演化时间点采集的生物。

有性生殖与稀有基因型的产生

这一假说在现代最广为人知的应用,是解释有性生殖为何能够维持。有性生殖可能带来相当大的代价。在一个简化的种群中,如果有性生殖雌性产生的雌雄后代数量相等,而其他条件相同的无性生殖雌性只产生雌性后代,那么无性生殖产生的、能够继续繁殖的雌性后代数量可达到有性生殖的约两倍。这种“两倍代价”取决于有关亲本投入和繁殖方式的假设,并不是所有有性生殖生物都必须承担的固定数值代价。

有性生殖还会拆散已经表现良好的基因组合。红皇后假说对这种拆散作用给出了相反的解读:如果寄生生物已经演化出利用某种基因组合的能力,那么先前成功的组合就可能变成负担。遗传重组与减数分裂过程中的分离共同作用,可以使后代携带对当前寄生生物而言相对陌生的基因组合。无性生殖谱系能够迅速扩增一种有利的基因型,但同样的遗传一致性也可能使其成功难以持久。

这一论点是在多位演化生物学家的研究中逐步形成的,其中包括约翰·耶尼克于1978年开展的研究,以及W. D. 汉密尔顿于1980年开展的研究。汉密尔顿、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田濑玲子在1990年一项备受关注的建模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寄生生物介导的选择。这些研究将关注重点从产生普遍更优的后代,转向产生其基因组合能够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拮抗生物的后代。

这一假说并不预测每一个有性生殖后代都具有抗性。重组产生的是变异,而不是预见未来的能力。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反复使亲本的基因组合变得不再有利时,重组的优势才会在统计意义上显现。对于能够提高重组率的修饰因子,选择如何作用,取决于该因子、它所产生的基因组合,以及这些组合的繁殖成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联。

因此,遗传条件十分重要。上位性是指某一遗传变体的效应取决于其他基因座上的变体,它会影响重组是否有利。连锁不平衡,即不同基因座上的变体之间存在非随机关联,也会产生影响。如果选择压力几乎保持不变,重组就可能反复破坏有利的基因组合。如果选择压力变化过慢,一个成功的无性克隆可能在寄生生物的适应带来显著代价之前就已扩张。变化过快也可能使有利于重组的必要关联无法形成。

因此,寄生生物的作用不能仅仅是降低宿主的存活率。它们必须造成一种恰当的选择模式:选择随时间变化,并针对特定基因型;而且,由此带来的收益必须足以抵消有性生殖的相关代价。宿主种群大小、寄生生物的世代时间、感染的严重程度,以及相互作用的基因座数量,都会影响结果。因此,红皇后假说是对有性生殖得以维持的一种有条件的解释,而不是声称寄生生物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使有性生殖更具优势。

自然宿主—寄生虫种群的证据

一个重要的自然研究系统是新西兰的淡水螺 *Potamopyrgus antipodarum*。某些种群中既有进行有性生殖的个体,也有进行无性生殖的雌性个体。这些螺会感染导致不育的吸虫类寄生虫,其中尤以微茎吸虫属(Microphallus)的物种为主,其生活史涉及水鸟。感染后,螺的大部分生殖组织会被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寄生虫取代,因此感染的后果与宿主的繁殖成功直接相关。

柯蒂斯·莱夫利的研究,包括1987年的一项研究,推动了利用这些螺来检验以寄生虫作用解释有性生殖的观点。在不同生境和种群中,有性生殖往往与较高的寄生虫暴露风险相关。这类关联符合红皇后假说的预期,因为严重感染能够产生强烈的选择压力,促进抗性的演化。然而,有性生殖与感染之间的关联本身并不能证明协同演化的存在。生境、宿主密度、倍性和生殖方式可能相互关联、共同变化。

更有辨别力的研究会比较特定宿主克隆的易感性,以及来自不同地点或不同时期的寄生虫的感染能力。按照红皇后假说的推理,一旦当地寄生虫适应了某种常见的无性克隆,该克隆就可能变得格外容易受到感染。随后,某种稀有克隆便可能增多,直到其自身的丰度改变了寄生虫种群所受的选择压力。在这一螺类研究系统中,长期观察和感染实验提供的证据,与常见克隆成为寄生虫适应的靶标、克隆频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解释相符。

空间比较也用于考察局部适应。寄生虫感染本地宿主的效率可能高于感染外地宿主的效率,这表明它们适应了当地可利用的宿主基因型。然而,这并不是必然的预测结果。宿主与寄生虫在扩散、种群大小和演化速率方面的相对状况,也可能反过来使本地宿主更具抗性。因此,恰当的检验应测量宿主来源与寄生虫来源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假定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方向。

另一个可提供互补证据的自然系统涉及水蚤,尤其是溞属,以及细菌性寄生物 Pasteuria ramosa。水蚤会产生能够保存在湖泊沉积物中的休眠卵,而寄生物的休眠体也能长期存留。来自已确定年代的沉积层的样本,使研究人员能够重建不同时期宿主与寄生物相互作用的部分过程。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埃伦·德卡斯特克及其同事利用这一方法,展示了寄生物对不同时期宿主的适应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这类“复活”研究尤为宝贵,因为它们不再局限于比较现存种群。研究人员可以借此探究:寄生物对同时期宿主的感染能力是否最强,或者,其感染能力在面对过去和未来时期的宿主样本时,是否呈现系统性的变化。不过,休眠体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历史种群的全貌。沉积物中的存活情况、孵化是否成功以及实验室培养过程,都可能引入偏差。当频率变化、感染特异性、空间比较和时间序列实验都支持同一种解释时,自然系统的证据才最有说服力。

微生物与线虫的实验演化

细菌及其病毒特别适合用于检验红皇后动态,因为研究者可以在受控条件下观察许多代的演化。噬菌体感染细菌细胞,而细菌抗性的变化可以迅速改变哪些细菌基因型能够成功繁殖。随后,能够突破抗性的噬菌体变异型可能受到选择的青睐,从而形成一个可直接测量的相互选择过程。

安格斯·巴克林和保罗·雷尼开展的研究,包括于2002年发表的实验,利用荧光假单胞菌及其噬菌体来研究拮抗性共同演化。在这些系统中,细菌的抗性和噬菌体的感染能力会随着连续转接培养而变化。早期动态往往类似于军备竞赛:细菌能够抵抗的噬菌体范围不断扩大,噬菌体能够感染的宿主范围也不断扩大。由于系统简单,研究者可以保存冷冻样本,并对不同时期样本的多种组合进行测试。

一种核心方法是时间移位实验。研究者将某一时间分离得到的细菌,分别暴露于更早、同期和更晚样本中的噬菌体。如果较晚的噬菌体能更有效地感染较早的细菌,这一结果可能表明感染能力发生了定向提升。如果感染表现针对某一相对时间的宿主达到峰值,随后下降,则可能表明适应呈波动变化。完整的交叉感染模式比单次抗性测量能提供更多信息。

基因组分析可以将这些表型变化与分子演化联系起来。史蒂夫·帕特森牵头的一项2010年研究发现,与宿主不再持续发生相互演化的对照处理相比,与细菌共同演化加速了噬菌体的分子演化。这类实验表明,不断演化的拮抗者既能改变演化变化的速率,也能改变其作用靶点。但这些实验并不能证明,每一个共同演化系统都必然出现分子演化加速。

另一种实验思路是检验有性生殖所具有的假定优势。莱维·莫兰及其同事于2011年报告了一项研究,将线虫秀丽隐杆线虫暴露于病原细菌黏质沙雷氏菌。这种线虫通常由雌雄同体个体通过自体受精繁殖,但也能与雄性交配,进行异交。研究者使用具有不同交配特征的实验种群,比较在寄生物处理下异交所带来的后果。

共同演化的病原体促使异交比例提高,而只能进行自体受精的种群则在共同演化处理中灭绝。这一结果为“不断变化的拮抗者能够使遗传混合获得选择优势”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实验证据。不过,其适用范围仍有限:自体受精并不等同于克隆繁殖,实验室环境也简化了扩散、群落结构和种群数量变动等因素。即便如此,通过结合受控处理、重复种群以及相互作用双方的演化变化,实验演化仍成为红皇后机制因果证据最有力的来源之一。

分子识别与特异性的遗传基础

红皇后动态的强度与形式取决于宿主和寄生生物的基因型如何相互作用。寄生生物要成功感染,可能需要与特定的细胞表面结合、躲避免疫识别、进入宿主细胞,或在感染后获取资源。宿主的抗性可以阻断其中任何一个步骤。因此,受体、表面分子或防御通路的变化,都可能改变特定宿主与寄生生物组合的感染结果。

等位基因匹配模型描述了特异性的一种形式。在这一模型中,当寄生生物与宿主的类型符合既定的识别匹配规则时,感染便会成功。因此,当某种常见宿主类型变得稀少时,专门感染该类型的寄生生物所能获得的感染机会也随之减少。这种相互作用结构很容易产生负频率依赖,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类型必然能在对抗所有对手时都表现最优。该模型是一种抽象概括,并不是说自然界中的感染总是取决于单个基因座上的直接匹配。

源自植物病理学的基因对基因模型描述了另一种相互作用结构。在其经典形式中,宿主的抗性基因使宿主能够识别与病原体相应无毒基因有关的信号。病原体可能逃避免疫识别,而宿主则可能获得更多具有不同特异性的抗性。如果没有代价或约束,这类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抗性谱和毒力谱不断拓宽,而不是形成持续的循环。防御与感染能力所付出的代价,则可能使多态性或波动选择重新出现。

区分这些情况十分重要,因为表面相似的感染数据可能源于不同机制。在嵌套模式中,某些寄生生物几乎能感染所有易受感染力较弱的寄生生物感染的宿主;而在基因型特异性很强的模式中,每种寄生生物只能成功感染一小部分特定宿主,两者并不相同。分子实验和交叉感染矩阵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性。真实系统可能在感染的多个阶段结合运用数种机制。

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提供了更多相关特异性的例子。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编码的蛋白质参与将病原体来源的肽呈递给免疫细胞。这些基因座上的变异会影响机体对不同病原体的反应,而病原体介导的选择是解释其高度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稀有等位基因优势是一种可能机制,但杂合子优势以及随环境而异的选择也能维持变异。仅凭高度多样性,无法断定存在红皇后过程。

同样关键的是区分跨世代的演化与个体内部的变化。适应性免疫会在个体一生中改变免疫细胞群体的组成,而种群层面的协同演化则会在世代更替中改变宿主与病原体的可遗传性状。病原体的抗原可以在免疫介导的选择下发生演化,但仅有快速的抗原变化,并不能证明宿主种群也发生了相互作用下的可遗传演化。要证实这一完整过程,就需要证据表明,双方各自的演化都会改变作用于另一方的选择压力。

空间结构、种群动态与生态背景

红皇后式相互作用发生在大小、连通性和生态环境各不相同的种群中。即使宿主在遗传上适合寄生,寄生生物也必须通过传播与之接触,才能加以利用。因此,宿主密度、季节性、寄生生物在环境中的存续能力以及替代宿主的可获得性,都可能决定特定基因型的优势能否转化为持续的演化变化。忽略这些因素的遗传模型可以揭示可能的机制,却未必能预测这些机制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强度。

扩散具有相反的两方面效应。基因流可以引入宿主抗性变异或寄生生物感染能力的变异,补充被局部选择消耗的变异;但也可能不断输入与当地条件不匹配的类型,从而抵消局部适应。如果寄生生物频繁地在种群之间迁移,而宿主仍相对隔离,寄生生物就可能接触到遗传组成更加多样的宿主。双方不同的扩散格局可能使宿主受益,也可能使不同地区出现各异的局部演化结果。

种群大小影响变异是否存在以及能否持续保留。突变产生新的变异,而遗传漂变则可能使变异消失,无论其对选择是否有利。在小种群中,一种罕见的抗性类型可能尚未获得优势就已消失。在大种群中,更多不同的基因型能够保留下来,供选择发挥作用。然而,种群规模大并不保证会出现周期性变化:遗传相互作用的规则和生态反馈仍然决定着最终结果。

种群数量的周期性变化可以与演化周期相互作用,但两者并不等同。即使遗传组成没有改变,捕食者和猎物的数量也可能发生振荡。反过来,基因型频率也可能呈周期性变化,而种群总量却保持相对稳定。要区分这些过程,除了测量数量,还需要测量可遗传性状或基因型频率。否则,生态振荡就可能被误当作协同演化的证据。

存在多种天敌的群落会带来额外的复杂性。某种宿主基因型可能对一种寄生生物具有抗性,却易受另一种寄生生物感染;竞争或捕食也可能改变抗性的代价。在资源充足的环境中,宿主或许能够承受某种防御机制导致的生长减缓,但在激烈竞争下,这种防御就可能成为劣势。因此,宿主的演化反映的是多种选择压力,而非单一对抗者的影响。这类权衡可以维持遗传多样性,同时使简单的成对相互作用周期难以被检测到。

这些因素共同形成的是地理镶嵌格局,而非全球一致的演化竞赛。有些地点可能存在强烈的相互选择,而另一些地点则因其中一方缺席,或环境条件阻止了感染,几乎没有贡献。迁移将这些局部结果联系起来。因此,在某个地点未能检测到周期性变化,本身并不足以否定这一机制;但诉诸空间复杂性也不能代替证据。要确定局部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形成更大尺度的演化模式,需要在多个空间地点重复采样、测量传播条件,并建立明确纳入种群动态的模型。

检验假说并界定其适用范围

严格的检验必须明确所针对的是红皇后假说中的哪一项主张。演化中的生物会彼此改变对方所处的选择环境,这一宽泛命题不同于寄生生物的适应能够维持有性生殖的预测;而这两者又都不同于范瓦伦对灭绝概率与谱系存续年龄无关的解释。支持某一层面主张的证据,并不会自动证实其他层面的主张。例如,实验室中观察到的宿主—寄生生物循环,并不能证明共同演化是地质时间尺度上灭绝的主要原因。

对于相互作用的共同演化,最有力的实验设计应显示双方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并证明一方的变化改变了作用于另一方的选择压力。实验处理可以将持续演化的拮抗者与祖先型、不演化或反复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拮抗者进行比较。设置重复种群有助于区分可重复出现的选择作用与偶然事件。随后,交叉感染试验可用于判断,演化中的种群是否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表现上存在差异,而不仅仅是基因序列有所不同。

时间错位实验尤其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其解释取决于取样方式。定向军备竞赛、波动选择以及对实验室条件的简单适应,可能产生不同的历史表现模式。取样间隔过长可能遗漏循环,间隔过短则可能检测不到多少变化。冷冻或培养生物也可能影响哪些基因型仍可用于测试。如果还能得到遗传学和生态学测量结果的支持,时间变化模式所提供的证据就最有说服力。

检验有关有性生殖的假说还需要额外的对照。有性种群和无性种群可能在倍性、突变积累、种群历史及生境利用方面有所不同。无性种群较高的感染水平可能源于这些差异之一,而非缺乏重组本身。反过来,有性种群较低的感染水平也不能证明寄生生物维持了有性生殖,除非其带来的繁殖优势足以抵消相关代价。与单纯的地理相关性相比,在受控条件下操纵生殖方式能够提供更有力的因果证据。

其他若干机制也可能有利于有性生殖或重组,包括清除有害突变、将有利变异组合在一起,以及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些机制并不相互排斥:寄生生物介导的选择可以与突变相关过程以及对物理条件的适应同时发挥作用。因此,要确认红皇后机制的贡献,就必须识别出选择作用中可明确归因于不断演化的生物拮抗者的那一部分。

这一假说也不意味着所有演化都是拮抗性的,或复杂性必然增加。互利相互作用、环境扰动、资源变化和历史约束,都可能产生无法用“原地奔跑”恰当描述的演化模式。将这一假说延伸到经济竞争、组织变革或计算系统时,虽然使用了同一个比喻,却仍需要各自的机制和证据。在生物学内部,尚未解决的定量问题包括:相互适应能够持续发生的频率有多高;在什么情况下,它对重组的促进作用足以维持有性生殖;以及其影响如何从相互作用的种群扩展到谱系的起源与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