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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审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诉纳粹领导人及机构,并确立了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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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一系列审判,旨在追究纳粹德国主要人物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刑事责任。这一名称主要指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进行的审判,也包括美国军事法庭于1946年至1949年间进行的十二场后续审判。这些审判共同审查了纳粹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警察、医疗界、司法界、国家行政机构及大型工业企业各方的责任。

纽伦堡审判依据国际法追究个人通过国家机构实施行为的责任,否定了担任公职就必然可以免于承担刑事责任的主张。审判留下的文献记录成为研究纳粹统治和纳粹大屠杀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些审判也引发了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刑法的溯及既往、选择性起诉、服从命令,以及司法问责与执行司法裁决所需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战时筹划与起诉决定

举行国际审判的决定是逐步形成的,并非德国战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条约曾规定对德国前皇帝威廉二世提起诉讼,并起诉涉嫌犯有战争罪的人员。威廉留在荷兰,荷兰政府拒绝将其交出;而在莱比锡进行的有限审判中,最终被定罪者寥寥无几。这些先例表明,在未能拘押被告、也缺乏持续政治合作的情况下,追究国际刑事责任十分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大规模枪杀、驱逐、虐待战俘以及摧毁被占领地区社区的报告,使盟国要求惩处罪行的呼声日益高涨。1942年1月,九个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代表发表《圣詹姆斯宫宣言》,将通过司法程序惩处暴行责任人列为主要战争目标之一。1942年12月,盟国发表宣言,公开谴责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行径。这些声明确立了追究责任的承诺,但尚未就设立共同法庭或具体指控达成一致。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宣言》作出了一项重要区分:对暴行负有责任的德国军官、士兵和纳粹党成员,应被送回其犯罪发生地所在国,在当地受审;罪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主要战犯”,则由盟国共同决定如何处置。纽伦堡审判正是针对后一类罪犯而设。因此,它只是规模大得多的战后起诉工作的一部分,欧洲各地的国内法院和军事法庭也参与其中。

然而,盟国政府在程序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英国官员一度倾向于不经审判便处决少数纳粹主要领导人,部分原因是担心审判可能沦为宣传舞台,或遭遇法律障碍。美国政府内部的提案也各不相同,既有主张采取严厉行政惩罚的,也有主张进行全面司法审判的。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等人认为,一场有充分证据支撑并留下完整记录的审判,能够将依法惩处与政治报复区分开来。在他们的推动下,支持起诉的立场逐渐占据上风。

1945年5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为美方首席检察官。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代表齐聚伦敦展开谈判,并于1945年8月8日达成协议,设立法庭并制定其宪章。因此,起诉决定既是对空前罪行的回应,也是各占领国协商形成的一项制度安排。它将法律上的宏愿与军事胜利、能够获取德国档案以及已拘押许多尚在人世的领导人等现实条件结合起来。

法庭宪章与四项指控

作为1945年8月8日协定附件的《国际军事法庭伦敦宪章》规定了法庭的管辖权、组成和基本程序。其核心创新在于,将多种违法行为纳入针对个人的国际刑事追诉。10月6日提交的起诉书列有四项指控:共同计划或共谋;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这些类别在事实层面有所重叠,但各自需要作出不同的法律认定。

危害和平罪包括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以及参与旨在实施上述行为的共同计划或共谋。检方主张,对波兰、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入侵,并不只是可归责于抽象国家实体的决策,而是有具体领导人参与其中的犯罪。1928年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宣布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为侵略战争在当时已属违法这一论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战争罪涉及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宪章列举的行为包括谋杀和虐待战俘及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强行迁徙人口以从事奴役劳动、杀害人质、掠夺,以及非军事必要的破坏。这些指控以既有规则为依据,包括海牙公约和习惯法。在法律上,它们有别于范围更广的侵略指控:无论发动战争本身是否合法,战争期间的犯罪行为仍应受到惩处。

危害人类罪包括针对平民人口实施的谋杀、灭绝、奴役、强行迁徙及其他不人道行为,以及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实施的迫害。这一罪名使法庭得以审理一国针对本国民众实施的行为,而不局限于对外国国民的侵害。不过,其适用仍受到一项限制:相关行为必须与法庭管辖范围内的犯罪存在关联。在判决中,法庭没有笼统认定战争爆发前的迫害构成危害人类罪,因为所要求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证实。

共谋指控体现了美国尤为显著的影响。这项指控试图将各被告的不同活动联系起来,视为一项协调实施的犯罪事业的组成部分。法庭最终对共谋采取了比检方主张更为狭窄的解释,将其限定于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而没有承认存在一项独立且不受范围限制、旨在实施所有被控暴行的共谋。

第7条和第8条针对两种预期会提出的辩护作出了规定。被告的公职身份,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官员身份,不能使其免于承担责任。奉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也不自动免除责任,但可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些条款将个人刑事责任与被告行事时所凭借的国家权力区分开来。

法官、检察官、被告与庭审程序

四个主要盟国各派出一名法官和一名候补法官。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担任审判长;其余三名正式法官分别是美国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法国的亨利·多纳迪厄·德·瓦布尔和苏联的约纳·尼基琴科。多国法官共同组成的审判庭体现了法庭的联合权威,不过,其成员代表的是战胜国,而非一个常设国际司法机构。

各国也分别组建了检察团队。杰克逊率领美国代表团,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率领英国代表团,罗曼·鲁登科率领苏联代表团。法国检察团队最初由弗朗索瓦·德·芒通领导,后由奥古斯特·尚珀蒂埃·德·里布接任。各代表团大体按主题分工举证。美国检察官侧重于共谋和侵略战争;英国检察官主要负责具体侵略行为的指控;法国检察官负责西欧发生的罪行;苏联代表团则就东欧发生的罪行举证。

共有二十四人被起诉,其中包括前德国空军总司令、纳粹政权要人赫尔曼·戈林;希特勒的前副手鲁道夫·赫斯;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最高军事统帅部的威廉·凯特尔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以及参与占领政策、劳工动员、宣传和经济管理的官员。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在诉讼程序开始前便已死亡。罗伯特·莱伊在开庭前自杀,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则经医学鉴定被认定身体状况不适合受审。马丁·鲍曼接受了缺席审判。因此,法庭最终对二十二名被告作出判决,其中二十一人亲自出庭。

被告被关押在毗邻纽伦堡司法宫的监狱中。这座城市因纳粹党集会和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但实际条件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城内其他地区在战争中遭到大规模破坏,法院大楼及与之相连的监狱仍可经过改造,用于举行大规模审判。法庭的常设所在地设于柏林,并在那里举行了首次庭审,但主要审理程序是在纽伦堡的第600号法庭进行的。

庭审程序融合了不同法律传统的特点。被告获配辩护律师,可以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提交文件和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并作最后陈述。法庭宪章规定,法庭不受技术性证据规则约束,可以采纳其认为具有证明力的材料,并对指定的官方记录予以司法认知。这有助于处理数量庞大的文献证据,但后来也因证据程序的保障问题受到批评。

同声传译使庭审得以使用英语、法语、俄语和德语进行。译员分组工作,使用麦克风和耳机,使证人作证和法庭辩论无须等待逐一译成其余每种语言后再继续。纽伦堡审判成为大规模法庭口译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示范,同时也显现出跨语言准确传达法律概念间的细微差别和行政术语的困难。

侵略、迫害与大规模屠杀的证据

控方大量依靠缴获的德国档案。杰克逊及其同事认为,与主要依赖受害者证词的指控相比,纳粹政权形成的命令、备忘录、往来信函、会议记录和报告能够为案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这些文件也使检察官能够将特定被告与各部委、军事指挥机关、占领行政机构和警察组织内部作出的决策联系起来。

希特勒会议的记录,以及德国外交和军事规划的相关档案,有助于厘清其扩张与发动战争的过程。记录了1937年11月5日一次会议内容的《霍斯巴赫备忘录》,被用于论证纳粹长期以来的侵略意图。控方还重建了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1939年9月波兰遭到进攻,以及此后各次战役的经过。法庭并未将这些文件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证据:文件的撰写者、日期、传阅范围及其与各被告的关系,都是法庭评估个人参与程度时的重要依据。

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包括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其中记录了在苏联被占领土上枪杀犹太人及其他目标群体的情况。特别行动队D队前指挥官奥托·奥伦多夫就其部队实施的大规模处决作证。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营长鲁道夫·赫斯在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举证阶段出庭,描述了集中营的屠杀活动。他的证词揭露了灭绝行动的规模及其组织管理方式,不过庭审中提出的部分人数估计后来经历史研究得到修正。

影像是另一种有力的证据形式。1945年11月29日,美国检方放映了纳粹集中营获解放时拍摄的影片,展示了尸体、幸存囚犯以及营内状况。苏联检察官后来又提交了其他影片。这些放映将纳粹政策造成的实际后果呈现在法庭上,但仍须查明究竟是谁下令、组织实施、协助实施,或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了具体罪行。

证人还提供了仅凭官方档案无法获得的证据。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讲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和拉文斯布吕克的经历,包括囚犯甄选、强迫劳动以及女囚所受的待遇。其他证词涉及占领政策、驱逐、剥削和杀害战俘等问题。尽管如此,与后来的一些审判相比,幸存者在这场主要审判的整体架构中并不那么居于核心地位。案件主要围绕被告,以及文件所揭示的纳粹政权运作方式展开,而非全面重建受害者的经历。

拉斐尔·莱姆金于1944年创造的“种族灭绝”一词出现在起诉书和控方论证中,但根据法庭宪章,种族灭绝并不是一项独立罪名。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提出指控的。这一区别十分重要:纽伦堡审判展示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大量证据,但其法律框架将这些证据纳入了一个范围更广、涉及侵略战争及纳粹犯罪政权的案件之中。

判决、量刑与犯罪组织

法庭于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宣读判决。法庭并未全盘接受控方的指控,而是区分各项罪名,评估被告个人的参与情况,并宣告三名被告无罪。判决的论证既依据对纳粹政权总体政策的认定,也分别评估了每名被告的所作所为及其知情程度。

十二名被告被判处死刑: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汉斯·弗兰克、威廉·弗里克、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弗里茨·绍克尔、约德尔、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和鲍曼。鲍曼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刑的。戈林在行刑前不久服氰化物自杀。其余十名死刑犯于1946年10月16日被处以绞刑。他们的遗体与戈林的遗体一同火化,骨灰随后被撒散,以防墓地成为政治纪念场所。

七名被告被判处监禁。赫斯、瓦尔特·丰克和埃里希·雷德尔被判处终身监禁;阿尔伯特·施佩尔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康斯坦丁·冯·牛赖特被判处十五年监禁;卡尔·邓尼茨被判处十年监禁。获判无罪的被告是亚尔马·沙赫特、弗朗茨·冯·巴本和汉斯·弗里切。在纽伦堡获判无罪,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会再受到德国去纳粹化制度下的审查与处置,因为后者的目的和标准有所不同。

这些判决表明,责任认定因罪名而异。反犹报纸《冲锋报》的出版人施特赖歇尔因煽动迫害和灭绝而被判犯有危害人类罪,但未被认定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共谋。法庭认为,沙赫特在德国重整军备中的作用,尚不足以达到认定其犯有所控罪行所需的证明标准。施佩尔虽然将自己描述为一名相对不涉政治的行政管理者,仍因参与强迫劳动而被定罪。他后来作为一名悔过的技术官僚所享有的公众声誉,又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审视对象。

《宪章》还授权法庭宣布某些组织为犯罪组织,为随后追究其成员的责任提供依据。法庭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将纳粹党领导集团、盖世太保、保安处(简称SD)以及党卫队认定为犯罪组织。法庭并未将冲锋队、帝国内阁或总参谋部与最高统帅部认定为犯罪组织。这些裁决并不意味着后几类机构的成员没有犯下个人罪行。

对这些组织的认定,附有涉及成员身份、知情程度和是否受到强迫等方面的限定。法庭力求避免仅凭名义上的成员身份就足以施加惩罚,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迫加入、且未亲自参与犯罪行为的人。苏联法官尼基琴科对若干结论持异议,其中包括三项无罪判决以及有关组织裁决的部分内容。这些分歧表明,最终判决是在盟国建立的框架内作出的司法裁断,而不只是一份所有细节都由四国政府统一授意的声明。

美国主持的十二场后续审判

国际审判结束后,原本由四国共同开展更多审判的计划,被各占领区分别主持的起诉所取代。在美国占领区,1946年12月至1949年4月间,纽伦堡又举行了十二场审判。这些纽伦堡后续审判由美国军事法庭依据盟国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及美国占领当局的法规进行。因此,它们并非原国际军事法庭的续审。

这些后续诉讼将调查范围从纳粹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扩大到了各专业群体和机构网络。医生审判审理了人体实验及参与杀害残障人士的问题。法官审判审理了将法院和司法行政用作迫害工具的问题。部委审判调查了参与外交、占领、驱逐及其他国家活动的高级官员。党卫队种族与移居事务局审判审查了党卫队的种族与移民安置机构,而波尔审判则调查了党卫队的经济管理机构及其在集中营和强迫劳动中所起的作用。

三场针对工业界的审判分别涉及弗里德里希·弗利克、法本公司和克虏伯企业。它们调查的问题包括强迫劳动、对被占领地区经济的掠夺,以及工业界对纳粹政策的参与。这些诉讼并未确立一项笼统规则,认定凡是与犯罪政权开展经济合作都构成国际罪行。相反,它们探讨了更为具体的认定要件,包括知情、参与、胁迫,以及对特定行为所负的责任。这些判决至今仍是讨论企业参与国际罪行问题的重要依据。

特别行动队审判直接针对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活动的机动杀戮部队。共有二十四人被起诉,但由于疾病及其他情况,最终完成审判的人数有所减少。本杰明·费伦茨领导控方工作,大量采用这些部队自身的行动报告作为证据。该案表明,有关杀戮的行政记录既能证明屠杀的规模,也能确立指挥官的责任。其他诉讼,包括人质审判和最高统帅部审判,则审查了报复行动、占领区作战、战俘待遇及军事指挥责任等问题。

医生审判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纽伦堡守则》的原则。这些原则载于1947年8月19日的判决,强调自愿同意、具有科学依据的研究目的、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以及受试者终止实验的权利。该守则并非1945年《伦敦宪章》或原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组成部分。它在后世的重要意义,尤其体现在研究伦理学的发展史和人体实验的规范管理方面。

美国主持的审判所作出的刑罚包括死刑和有期徒刑,但许多监禁刑期后来得到缩减。美国当局作出的宽大处理决定,尤其是高级专员约翰·J. 麦克洛伊于1951年宣布的决定,大幅改变了若干判决的实际执行结果。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及对西德政策的变化,构成了这些决定的政治背景,但并未改变原判决所载的法律认定。

法律异议、选择性与管辖权的局限

最持久的法律异议涉及禁止溯及既往的刑事处罚,这一原则常以拉丁语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表述,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辩护律师主张,此前并未以足够明确的方式将侵略战争界定为须由个人承担刑事处罚的罪行。他们还质疑,危害人类罪和共谋指控是否超出了既有国际法的范围。这些异议对不同指控的说服力并不相同,因为禁止许多常规战争罪行的法律规范早已得到较为牢固的确立。

法庭回应称,《宪章》具有约束力,而且侵略战争早已被条约和国际承诺所禁止。判决将《宪章》描述为既有国际法的体现,而非对权力的任意行使。尽管如此,从针对国家的禁令转向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仍是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纽伦堡审判既适用了先前的规则,也赋予这些规则更明确的制度形式和刑罚形式。

对“胜利者的正义”的批评,既针对法庭的组成,也针对被告的选择。纽伦堡审判只起诉了轴心国领导人;盟国的行为不在法庭实际审理的范围内。法庭没有调查盟军战略轰炸、苏联在波兰及其他地区的行动,或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合法性。这种不对称并不决定被告是否实施了所控行为,却限制了审判程序关于普遍、平等追责的主张。

卡廷惨案暴露了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苏联检察官试图将卡廷波兰军官遇害事件归咎于德国,尽管这些杀戮实际上是苏联安全机关于1940年实施的。法庭听取了有关这一指控的证据,但在最终判决中并未将其列为已经证实的德国罪行。这一事件表明,国际刑事起诉中存在国家操纵证据的危险,也始终是批评苏联所扮演角色的核心议题。

即便在针对德国的案件中,选择性也同样存在。许多加害者从未受到起诉,而选定的被告也无法代表所有机构或涵盖所有受害群体。设立犯罪组织审理程序,部分目的在于处理通过庞大官僚机构实施的犯罪,但为避免不加区分的集体惩罚,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与后来的历史研究和国际刑事诉讼相比,性暴力以及对某些受害群体的迫害在此次审判中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

审判也允许在特定辩护中有限度地考察盟军的类似做法。在邓尼茨案中,有关英国和美国潜艇战的证据,影响了法庭在量刑时对其潜艇战违法行为的处理。这些情况并未使纽伦堡审判转变为对所有交战方的对等调查。不过,它们表明,即使法庭的整体管辖权仍受到盟国获胜这一背景的严格限制,有关军事惯例的具体问题依然可以进入司法审理。

国际法、历史记忆与后来的机构

纽伦堡审判留下的最持久的法律主张是:国际罪行由个人实施,国际法可以直接对个人施加义务。这挑战了几乎完全着眼于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责任观念。担任国家公职并不能免除个人责任,国内法的授权也未必能使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合法化。与此同时,这些审判既没有废除国家主权,也没有建立一个自动享有全球管辖权的常设刑事法院。

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确认了法庭宪章及判决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拟定了纽伦堡原则,其中包括个人责任原则、公职身份不能构成完全免责抗辩,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不接受以上级命令为免责理由。委员会还指出,国内法未规定处罚并不免除国际责任,并确认了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战后的法律秩序是通过多项法律文书逐步形成的,而非仅凭纽伦堡审判建立。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将灭绝种族罪界定为一项独立的国际罪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详细规定了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保护,以及针对严重破约行为的相关义务。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同样体现了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个人所受待遇这一更广泛的转变,但它并非刑事法律,也没有设立法院。

纽伦堡审判之后的数十年间,并未出现常设国际刑事法庭。冷战时期的分歧阻碍了许多提议。随着1993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1994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国际刑事审判再度发展。1998年通过、2002年生效的《罗马规约》设立了国际刑事法院。这些后来的机构借鉴了纽伦堡审判,同时对罪行定义、程序保障和管辖权行使条件等重要内容作出了修订。例如,当代危害人类罪一般不再要求具备当年纽伦堡法庭所要求的与战争的关联。

纽伦堡审判也塑造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其庭审记录、证物、宣誓书和影片保存了大量有关纳粹机构及其罪行的证据。历史学家不断重新研究这些记录,并将其与其他档案、幸存者证言、人口统计研究及地方研究相互核验。为起诉某一被告而提交的证据,并不必然构成对某一事件的完整叙述;后来的学术研究修正了有关数字,重新评估了证言,并揭示了法庭审理中较少关注的迫害层面。

在德国,这些审判成为公众反思纳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始终伴随着争议。最初的反应既包括接受对主要罪犯的惩罚,也包括对盟国权威的不满,以及试图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与被告撇清关系。后来的调查、国内审判、教育和学术研究,挑战了责任仅限于少数领导人的观念。600号法庭此后数十年间一直用于司法审判;2010年开放的纽伦堡审判纪念馆则设立了常设展览,探讨这些审判及其在国际刑事司法发展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