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协定》**是纳粹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于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在慕尼黑达成的一项协议。协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以德语人口为主、通常称为苏台德区的边境领土割让给德国。文件落款日期为9月29日,但实际由阿道夫·希特勒、内维尔·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和贝尼托·墨索里尼于9月30日凌晨签署。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归属和国家安全是此次谈判所决定的事项,但该国却未获准参与谈判。
这一安排暂时避免了因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而爆发的欧洲战争,却也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体系,并增强了德国的实力。西方主要倡导者将其宣扬为通过谈判解决民族争端、维护和平的途径。然而,希特勒早已为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做好准备,德军随后于1939年3月占领了捷克地区的其余领土。因此,慕尼黑协定成为绥靖政策最著名的历史例证,也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时的一项关键事件。
这项协定的意义远不止于会议本身。它涉及1918年后国际秩序安排中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集体安全体系的崩溃、对军事准备程度的不同判断,以及小国面对大国间讨价还价时的权利问题。协定在领土和人口方面造成的后果、其法律效力后来遭到否定的过程,以及它被反复用于政治类比的现象,始终是历史研究的课题。
捷克斯洛伐克与战后的民族问题安排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随之诞生。其西部领土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捷克西里西亚等历史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既有讲捷克语的居民,也有讲德语的居民。新国家还纳入了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塞尼亚。战后和平安排保留了波希米亚诸地区的历史疆界,而没有完全按照语言分布划定边界。因此,约三百万德意志人成为这个政治领导层以捷克人为主的国家的公民。
德语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边境沿线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各族居民往往混居,其他地区也有规模可观的德语社群。“苏台德德意志人”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统称,其涵盖范围超出了这一名称所源自的苏台德山脉地区。许多讲德语的居民最初反对并入捷克斯洛伐克,主张与德意志奥地利或德国联合。他们的诉求与捷克人基于历史建国传统、经济生存能力和边境安全提出的主张相冲突。国际社会最终作出的安排维持了捷克斯洛伐克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维持了议会制度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德意志人政党也自1926年起参与政府。这些安排使它有别于周边若干逐渐走向威权统治的国家。然而,在公务员任用、土地改革、行政事务中的语言使用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等问题上,争议始终存在。宪法所确立的单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念,也掩盖了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德意志人的不满是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国家构建方面所面临的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而非一场目标一致、主张并入德国的运动。
经济大萧条加剧了这些紧张关系。德语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包括纺织、玻璃制造及其他制造业,因国际需求下降而遭受重创。失业使民族主义论调更具吸引力,也削弱了致力于同布拉格合作的德意志人政党的力量。主要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组织于1933年在康拉德·亨莱因领导下成立,后来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之名为人所知,并在1935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其支持者起初并非都抱有相同目标,但该党领导层日益向柏林靠拢。
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有赖于本国武装力量、边境防御工事和对外关系。法国是其主要的西方盟国。1935年与苏联签订的条约规定,苏联提供援助以法国提供援助为前提,而地理条件也使苏联的任何军事干预面临重重困难。国际联盟为集体安全提供了制度框架,却缺乏可靠的执行保障。1936年德国重新在莱茵兰驻军,削弱了法国在中欧采取行动的战略可信度。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使德国控制的领土延伸至捷克斯洛伐克南面的通道沿线,令后者在战略上更加暴露。
从少数族群争端到国际危机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苏台德问题的作用远不止于保护德意志族人。捷克斯洛伐克阻碍了德国在中欧确立支配地位,拥有重要的军工产业,并与法国和苏联保持着政治与军事联系。消灭这个国家将改变地区力量对比。尽管德国在公开外交中强调民族自决,其内部军事计划却着眼于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发布指令,表明他已决定在近期以军事行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
亨莱因领导的运动成了这一战略的工具。1938年3月,该运动领导层与希特勒会晤时,受到鼓励,要提出能使争端悬而不决的要求。该党于4月24日提出的《卡尔斯巴德纲领》要求实行广泛自治,承认德意志族人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群体,并允许其自由表达德意志民族立场。其中一些要求可以被说成是对少数族群的保障,但这些要求结合起来,却威胁着国家的权威与凝聚力。因此,谈判是在一种柏林方面可从谈判失败中获益的形势下进行的。
5月的一场警报曾短暂地使这场危机受到国际关注。有情报称德国正在进行军事准备,捷克斯洛伐克因此征召预备役人员,并采取预防措施。这些情报并未证实德国当时即将发动进攻,但英国和法国发出的警告,使人们产生了强硬行动已遏制希特勒的印象。这一事件加深了德国的敌意,也表明在开战的最终决定作出之前,情报、动员与公开声明便可能相互作用,推动争端升级。
夏季,英国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朗西曼勋爵于8月抵达捷克斯洛伐克,执行英国政府支持的调停任务。调停团听取了各方相互对立的主张,但越来越倾向于将德意志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分离出去。英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并无直接军事同盟关系,但由于法国不愿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对抗德国,英国的政策便具有了决定性作用。法国领导人同时面临着履行同盟承诺的责任、对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的疑虑、国内分歧,以及卷入又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忧虑。
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作出了重大让步,并于9月初提出一项方案,接受了苏台德德意志人要求中的大部分实质内容。然而,这仍未能促成和解。希特勒于9月12日在纽伦堡发表讲话后,边境地区爆发动乱;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采取紧急措施,苏台德德意志人领导人则逃往德国。此后,一支得到德国支持的苏台德德意志自由军团越境实施突袭与攻击。到9月中旬,这场冲突已演变为一场国际对抗,少数族群争端、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与德国入侵的威胁已无法分割。
张伯伦的谈判与战争迫近
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试图通过与希特勒直接会晤来化解对峙。1938年9月15日,他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对于当时的英国首相而言,这种亲自出面干预的做法并不寻常。希特勒坚持,苏台德德意志人必须并入德国。张伯伦原则上接受领土转让,但须先与内阁及法国政府磋商。这使问题的焦点从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少数族群的权利,转向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
9月18日至19日,英法领导人拟定方案,主张转让德意志人占人口多数的地区。他们认为,接受割地便可避免战争,并设想为割地后剩余的国家提供国际保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起初予以抵制,强调此举将危及本国防御和主权。在英法的强大压力下,且被告知若拒绝这些提案便不能指望获得军事支援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9月21日接受了方案。随后爆发了示威,米兰·霍查政府辞职,由扬·西罗维将军领导新政府。
9月22日至23日,张伯伦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与希特勒会晤时,希特勒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戈德斯贝格备忘录》要求迅速撤离有关地区并由德军进驻,其中的安排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视为带有胁迫性且十分危险。希特勒还将解决方案与波兰、匈牙利的领土要求挂钩。双方的分歧并非仅限于程序:德军若立即进驻,就会在经谈判达成的领土转让方案或有效保障得以实施之前,迫使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既成事实。张伯伦本以为此行能敲定折中方案,结果面对的却是局势明显升级。
各方加快了战争准备。捷克斯洛伐克于9月23日下令总动员,集结大军进入阵地。法国采取了军事戒备措施;随着危机加深,英国也着手部署防空袭措施,并动员舰队。英国各城市预期将遭到毁灭性空袭,纷纷发放防毒面具、挖掘防空掩体。这种恐惧既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也受到当时人们对战略轰炸威力的判断所影响。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谈判恢复时民众会感到如释重负,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最终达成的协定在战略上是明智的。
最后的外交转机出现在9月28日。张伯伦呼吁再次召开会议,墨索里尼则出面劝说希特勒,促使其推迟军事行动。德国邀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于次日前往慕尼黑开会。尽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呼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美国并未参会,苏联也未参加。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这场决策会议之外。该国的动员表明,它有能力也有意愿抵抗,但其主要西方伙伴拒绝支持这种抵抗,使其政治领导层的选择受到制约。
慕尼黑会议与协定条款
会议于9月29日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建筑元首行馆召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见了张伯伦及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外交和军事顾问陪同与会。墨索里尼以意大利提案的名义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但其主要内容实际上由德方拟定。该方案缓和了戈德斯贝格要求中一些最为迫切的条件,却保留了核心结果:强制割让领土,随后由德军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虽已抵达慕尼黑,却未获准参与谈判。四国敲定条款后,他们才被告知结果。这种排斥从根本上决定了协定的政治性质。它并非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谈判达成的边界条约,而是由外部大国作出的安排,随后英国和法国要求布拉格政府接受。苏联同样被排除在外,这也凸显出四国间的解决方案取代了更广泛的集体安全外交。
协定要求,指定领土的撤离工作须于10月1日开始,并于10月10日前完成。德军将分阶段占领指定区域。其余细节,包括边界划定以及可能举行公民投票的地区,将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确定,委员会成员包括四个签署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因此,条约文本本身并未完整划定最终边界。实际上,后续决定有利于德国大规模吞并领土,而拟议中的公民投票机制并未成为决定领土移交范围的主要手段。
其他条款涉及撤离条件和居民迁移。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确保撤离时各项设施完好无损。协定规定,居民在六个月内有权选择迁入或迁出被移交地区,具体办法另行商定。协定还要求,准许某些苏台德德意志人退出现役军队或警察队伍,并释放因政治罪行而被拘押的囚犯。这些条款在规定领土移交的同时,也要求立即作出涉及国家权力、人员和政治控制的调整。
一份附件涉及为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提供保障的提议。英国和法国重申了此前提出的承诺,即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免遭无端侵略;德国和意大利则将参与这一保障的条件与波兰、匈牙利少数族群问题的解决挂钩。这一表述并未建立立即生效的四国军事保障。此外,9月30日,张伯伦取得了希特勒在一份英德宣言上的签名,宣言表达了避免战争、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意愿。该宣言并非慕尼黑协定本身。张伯伦返回英国时向公众展示的正是这份文件,并宣称这一解决方案带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领土变更的实施及其对民众的影响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遭受入侵威胁和外交上被孤立的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德军于10月1日开始进入指定地区。随后几天,希特勒视察了被吞并的领土,德国的宣传则将这场占领描绘为民族解放。许多苏台德德意志人欢迎并入德国,但公开的庆祝场面并不能代表所有居民的感受。捷克人、犹太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反对纳粹主义的人,都面临流离失所或遭受迫害的处境。
德国获得了约29,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当地人口约360万,其中包括大量非德意志居民。具体数字因采用的边界范围和统计分类而有所不同。这些领土的大部分被划入苏台德帝国大区,其余地区则并入德国邻近的行政区。领土割让使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大片山地边境及其永久性防御工事,也切断了交通联系,使一些社区与其行政中心分离,并将矿山、工厂和其他经济资源转交给德国。
人口迁移随即发生,各群体的境遇也不尽相同。捷克官员、军人、铁路职工及其家属离开了被吞并地区;逃难者中还包括害怕被捕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德意志人。事变后不久,便有超过10万人逃离或遭到驱逐,后续迁移又使总人数进一步增加。有些人是有组织地撤离的,另一些人则是在恐吓、解雇、暴力或直接驱逐之下离开的。协定虽对国籍选择和人口迁移作出了正式规定,但面对权力迅速移交所造成的局面,这些条款所能提供的保护十分有限。
吞并使这一地区被纳入德国的种族与政治体制之下。政治组织被解散或并入纳粹组织体系,反对者遭到逮捕,犹太居民则受到与纽伦堡法相关的歧视性制度的压迫。在水晶之夜,即1938年11月的反犹暴行期间,被吞并地区的犹太会堂和犹太人财产,与扩张后的德国境内其他地方一样,遭到了袭击。因此,慕尼黑协定的后果不仅是主权归属的改变,还包括将日后参与纳粹大屠杀的制度扩展至这一地区。
慕尼黑协定也促使邻国加紧提出领土要求。波兰向布拉格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后,于10月初占领了存在争议的外奥尔扎地区。11月2日,德国和意大利通过仲裁强加了第一次维也纳裁决,将斯洛伐克南部和鲁塞尼亚南部的领土划归匈牙利。这些变更与德国依据慕尼黑协定实施的吞并并非一回事,但慕尼黑会议为其创造了条件。由此形成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领土缩小,经济受到扰乱,政治也日益走向威权化。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塞尼亚获得了自治权,而政治多元化的空间不断收窄,难民又给已遭削弱的公共机构增添了压力。
残存国家的覆灭与外交政策的转向
贝奈斯于1938年10月5日辞去总统职务,随后流亡国外。他的离去既反映了德国施加的压力,也标志着与他密切相关的安全政策的破产。11月,埃米尔·哈查出任领土缩减后的国家的总统。该国领导人寻求与德国妥协,但领土、防御设施以及独立外交筹码的丧失,使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国家能否继续存在,越来越取决于德国是否自我克制,而非慕尼黑会议所设想的保障。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柏林利用了布拉格中央政府与斯洛伐克自治派之间的紧张关系。1939年3月,中央政府对斯洛伐克领导层采取干预行动后,希特勒召见了约瑟夫·蒂索,以另行安排斯洛伐克领土归属相威胁,促使其宣布独立。斯洛伐克议会于3月14日宣布独立。随后,匈牙利占领了同样曾试图独立的喀尔巴阡乌克兰。这些事件使慕尼黑协定后形成的联邦东部地区分崩离析,也为德国干预捷克地区提供了借口。
3月14日至15日夜间,哈查被召至柏林。在包括军事毁灭威胁在内的极端压力下,他签署了一份声明,将捷克人民的命运交到希特勒手中。德军于3月15日进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当晚,希特勒抵达布拉格。3月16日,德国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捷克的国家机构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实际主权掌握在德国手中。斯洛伐克则成为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严密受制于德国的国家。
这次占领暴露了慕尼黑会议上所提出的理由的局限。德国此时夺取的领土,其居民主要是捷克人,而非德国人。已无法令人信服地将这一行动简单解释为德语族群的统一。尽管慕尼黑文件并非一项全面规定德国今后一切义务的条约,但德国摧毁残存国家的行为,违背了西方达成这一安排所依赖的保证。这也表明,领土让步并未满足希特勒更广泛的野心。
英国和法国的政策因此发生了转变。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宣布英国保证支持波兰独立;法国也参与了这一承诺。同年春季稍晚,英国还开始实行和平时期征兵制,并加紧备战。然而,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这些措施未能促成有效的反德联盟。德国于9月1日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于9月3日对德宣战。慕尼黑协定推迟了欧洲全面战争的爆发,却未能建立其支持者所追求的持久政治安排。
军事考量与历史解读
对慕尼黑协定的解读,需要区分几个常被归结为单一判断的问题:让步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1938年开战在军事上是否可行,协定是否改善了英国的处境,以及采取强硬立场是否可能遏止希特勒。这些问题各自需要不同的证据。慕尼黑协定未能带来持久和平,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确切说明,如果英国和法国拒绝接受协定,究竟会发生什么。反过来,对其他可能结果的不确定,也不能抹去协定给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切实损失。
认为慕尼黑协定“争取了时间”的论点,主要依据是英国的重整军备。从1938年9月到战争爆发,英国扩大了飞机生产,增加了可投入使用的现代战斗机数量,并完善了包括雷达覆盖在内的防空体系。这些改进后来在不列颠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的英国领导人还面临着遍及全球的防务责任,可立即投入欧洲大陆作战的陆军兵力有限,而军方的建议又着重强调了同时卷入多场冲突的危险。对空袭的恐惧尤其具有影响力,尽管当时的估计往往夸大了德国立即发动决定性轰炸攻势的能力。
然而,德国同样赢得了时间和资源。慕尼黑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设防边境不再构成障碍,改善了德国的战略处境。随后,德国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其余地区,又将更多武器、工业产能和军事装备纳入掌控。捷克设计的坦克及其他军用物资也开始为德军所用。因此,将这段时间视为只有英国从中获益,是一种误导。真正需要比较的,是所有参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也包括一支潜在抗德军队的消失。
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一支规模可观、已经动员的军队、重要的军工产业,以及部分边境地区的坚固防御工事。但其处境并非无懈可击。奥地利遭吞并后,其南部防御较弱的进军通道暴露在德国面前;该国还可能面对多个邻国的敌意,能否获得外部援助也不确定。法国本可以从西面威胁德国,但其作战计划和政治决策并不能保证迅速发动攻势。苏联援助则涉及条约条件、借道波兰或罗马尼亚、作战可行性以及政治意图等问题。断言1938年一旦开战就必然获胜或必然失败,都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德国军方内部的反对力量,又为反事实推演增添了一个维度。一些高级军官和文职反对派人士担心希特勒的政策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因而讨论过采取行动推翻其政权。慕尼黑协定提高了希特勒的威望,也削弱了这些人在短期内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不过,存在密谋策划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西方若坚决抵制希特勒,就一定会促成一场成功的政变。对于张伯伦的个人外交、军事上的结构性制约、公众舆论,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各应占多大分量,历史学家也存在分歧。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对协定的谴责,以及他后来在战时的崇高地位,对主流解读的形成产生了强大影响;而后来的学术研究则重新梳理了决策者当时的选择与判断前提,并不将最终结果视为命中注定。
法律上的否定、公众记忆与慕尼黑类比
战争期间,协定的法律地位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贝奈斯力求获得承认,确认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国家在法律上具有延续性,且协定所作的领土安排不能成为划定战后边界的有效依据。英国对此的承认是逐步推进的。1942年8月,英国政府声明,德国对有关安排的破坏已使英国不再受相关承诺的约束;在考虑最终的边界安排时,英国也不会受1938年及其后所作变更的约束。这一表态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却未能解决协定是否自始无效的所有问题。
盟国的不同声明采用了不同措辞。协定自始无效与协定因后续违约而失效,两者之间的区别,关系到占领期间产生的国籍、财产及其他法律后果。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将慕尼黑协定视为强加于己的无效行为。恢复后的捷德边界大体回到了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位置,但其他地区的战后领土安排有所不同:喀尔巴阡鲁塞尼亚被划归苏联。这些东部领土的归属并非慕尼黑协定文本所规定的直接结果。
纽伦堡审判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纳入证明纳粹谋划及侵略扩张的证据之中。控方利用德国档案表明,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超出了其公开宣称的保护德意志少数族群的范围。审判并非简单地将慕尼黑协定本身视为一项独立的犯罪行为,并据此裁断所有参与方的责任。相反,这场危机有助于揭示从威胁、外交胁迫,逐步发展到占领及更大规模战争的过程。这一区别说明,对协定法律效力的否定,与因国际罪行而起诉特定个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西德与捷克斯洛伐克在1973年12月11日签订的《布拉格条约》中处理了这一问题。两国就彼此关系而言将《慕尼黑协定》视为无效,同时保留了某些法律效力,并避免对自1938年以来产生的所有私法后果一概重新审议。经过谨慎谈判达成的措辞,反映出围绕溯及力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此后的1997年《德捷宣言》在更广泛地承认德国责任的框架下看待慕尼黑协定,承认德国对导致该协定签订、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摧毁及被占领的事态发展负有责任,同时另行论及了战后驱逐所造成的苦难。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公众记忆中,慕尼黑意味着遭盟友抛弃,也意味着一个小国被排除在关乎自身存亡的决策之外。在英国政治话语中,它成为轻信扩张主义独裁政权之危险的代名词。此后,在涉及威胁、领土要求和军事干预的争论中,人们屡次援引“慕尼黑类比”。这种类比的分析价值,取决于能否证明相关目标、能力和外交环境具有可比性,而不能仅仅给谈判贴上绥靖的标签。历史上的慕尼黑事件具有一组尤为鲜明的特征:以胁迫手段改变领土归属、将受影响的国家排除在外、未获兑现的保证,以及侵略者的野心远远超出其已获得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