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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iron-overload

铁过载

铁过载是遗传性调节缺陷、反复输血或其他后天性因素导致的体内铁过度蓄积,可损害多个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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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过载是指体内蓄积的铁超过正常生理需求和储存能力。其原因包括肠道对铁的过度吸收、反复输血,以及某些造血障碍和铁代谢异常。铁是氧运输和细胞代谢所必需的元素,但过量的铁可产生化学性质活泼的分子,造成组织损伤。肝脏、心脏和内分泌器官尤其容易受到损害。

铁过载是一种生理病理状态,而非单一疾病。遗传性血色病是其重要的遗传性病因,而输血依赖型地中海贫血及其他慢性贫血则是导致铁过载的主要后天性疾病。仅凭血液中铁蛋白浓度升高,不能确诊铁过载:炎症、肝损伤和多种代谢性疾病也会使铁蛋白升高。

因此,评估时需分别明确铁蓄积的原因、储存铁的总量与分布,以及由此造成的器官损伤。血液检测、基因检测和磁共振成像可提供互为补充的信息。治疗通过放血或使用铁螯合药物清除体内的铁,具体方法主要取决于患者能否维持正常的红细胞生成。

正常铁平衡与铁过载的机制

成人体内通常含有约3~4克铁,具体含量因体型、血红蛋白浓度和铁储备而异。大部分铁存在于红细胞的血红蛋白中,少部分存在于肌肉中的肌红蛋白、铁依赖性酶和储存蛋白中。正常情况下,每天仅有约1~2毫克铁经肠道吸收进入体内,与细胞脱落、出汗和出血造成的少量铁丢失相平衡。人体没有能够通过调节来排出大量过剩铁的途径。

因此,每日生成红细胞所需的铁,大部分来自回收利用,而非新吸收的铁。巨噬细胞清除衰老的红细胞,并回收其中的铁;在一般成人体内,这一过程每天使约20~25毫克铁重新进入循环铁池。转铁蛋白是血浆中主要的铁运输蛋白,负责将铁运送至骨髓中发育中的红细胞及其他组织。在细胞内,铁蛋白以相对安全的形式储存铁。较大或较难动员的铁沉积可表现为含铁血黄素,这是一种可在组织切片中识别的含铁物质。

铁代谢的核心激素调节因子是铁调素,它是一种主要由肝脏产生的小分子肽。铁调素与细胞主要的铁输出蛋白——铁转运蛋白结合,减少肠道细胞、巨噬细胞和铁储存部位释放铁。在正常情况下,铁供应增加会刺激铁调素生成,从而限制铁的进一步吸收和释放。红细胞生成需求增加则产生相反的作用。炎症也会刺激铁调素生成,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炎症性疾病患者即使铁储备充足或增多,循环中的铁水平仍然偏低。

当这一调控系统被绕过或不足以发挥作用时,就会发生铁过载。在常见类型的遗传性血色病中,相对于体内的铁储备量,铁调素活性过低,或者铁转运蛋白对铁调素产生抵抗。因此,即使铁储备不断增加,肠道仍会持续吸收铁。输血带来的问题则有所不同:铁随供者红细胞直接进入体内,不受肠道调控机制的控制。每输注一个单位的浓缩红细胞,就会引入约200~250毫克铁。

随着转铁蛋白饱和度不断升高,血浆中可出现统称为非转铁蛋白结合铁的多种形式的铁。其中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组分通常称为血浆游离活性铁,可进入易受损的组织,促进氧化应激。亚铁离子参与芬顿反应:

Fe2++H2O2→Fe3++OH−+⋅OH.\mathrm{Fe^{2+} + H_2O_2 \rightarrow Fe^{3+} + OH^- + {\cdot}OH}.

该反应产生的羟自由基可损伤脂质、蛋白质和脱氧核糖核酸。细胞的防御机制能够缓冲部分过量铁的影响,但长期暴露于过量铁可能超出其应对能力。

遗传性铁调控障碍

最为人熟知的遗传性铁过载是 HFE 相关血色病。这种疾病通常在成年期起病,尤其与 HFE p.Cys282Tyr 变异(通常简称 C282Y)的纯合状态有关。HFE 蛋白参与肝脏对铁水平的感知以及铁调素生成的调控。相关信号减弱,会使铁吸收量多年来持续高于生理需求。这种疾病通常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但其临床表现差异很大。

携带疾病相关基因型,并不等同于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铁过载。一些 C282Y 纯合子携带者会出现转铁蛋白饱和度升高,却没有明显的组织损伤;另一些则会积聚足够多的铁,进而发生器官病变。年龄、性别、失血、饮酒以及合并的肝病都会影响表型。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早出现明显的铁负荷增加。月经及生育相关的铁丢失有助于解释部分性别差异,但无法解释所有个体差异。HFE p.His63Asp 变异(即 H63D)的疾病外显率要低得多,不应仅凭这一变异就认定存在铁负荷增加性疾病。

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可导致更早、更严重的铁积聚。编码血幼素的 HJV 基因或编码铁调素本身的 HAMP 基因发生致病性变异,可引起严重的铁调素缺乏。这些疾病通常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发病,有时以明显的心脏或内分泌系统病变为突出表现,因此传统上被归为青少年型血色病。TFR2 相关血色病则损害铁感知机制的另一组成部分。其临床表现不一,但明显的铁负荷增加可能比典型的 HFE 相关疾病出现得更早。

对于编码铁输出蛋白的 SLC40A1 基因变异,需要区分其作用机制。有些变异会损害铁的输出,使铁主要滞留在巨噬细胞内。这种经典型铁输出蛋白病常表现为铁蛋白水平升高,而转铁蛋白饱和度正常或相对偏低;放血治疗还可能因出现贫血而受到限制。另一些变异则使铁输出蛋白对铁调素产生抵抗,导致循环中的铁增多及实质组织铁沉积,其表现更接近铁调素缺乏性血色病。

其他罕见遗传病可同时出现铁积聚与神经系统或血液系统异常。铜蓝蛋白基因缺陷所致的无铜蓝蛋白血症,可导致全身及大脑铁积聚、糖尿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的转铁蛋白缺乏可导致贫血与组织铁过载并存,看似相互矛盾。这些疾病说明,遗传性铁代谢障碍并非总能仅凭铁蛋白水平或祖源背景进行分类:受影响的转运通路决定了铁积聚的部位,以及循环中的铁水平是高还是低。

输血及其他获得性原因

反复输注红细胞是导致具有临床意义的铁过载的重要原因。输入的红细胞最终会经历正常的分解过程,但其中的铁会留在受血者体内,除非通过失血或治疗将其清除。输注约20单位红细胞后,体内可能已额外摄入数克铁。输血负荷达到何种程度时会对器官构成显著风险,取决于体型、基础疾病、原有铁储备以及暴露持续时间。

输血性铁过载可见于输血依赖型地中海贫血、镰状细胞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以及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内的某些骨髓衰竭性疾病。成功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铁过载也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原有血液病虽已纠正,但蓄积的铁仍留在体内。这些疾病的肝外铁沉积模式各不相同。例如,在输血量相近的情况下,镰状细胞病患者发生心脏铁蓄积的频率通常低于地中海贫血患者,但两者均可出现严重的肝脏铁沉积。

无效红细胞生成是另一种致病机制。在若干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综合征中,骨髓会产生大量异常红系前体细胞,其中许多无法成熟。红系细胞发出的信号,包括红系铁调素生成增加,会抑制铁调素并增加肠道铁吸收。因此,非输血依赖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即使不定期输血,也可能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铁蓄积。某些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和铁粒幼细胞性贫血也存在类似机制。如果同时接受输血,铁吸收增加与输血带入的铁可共同加重铁负荷。

慢性肝脏疾病可伴有铁相关检测指标异常,也可能确有肝脏铁沉积。饮酒可改变铁调素调控及铁吸收,而肝细胞损伤会使铁蛋白释放入血。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常引起铁蛋白升高,但仅部分患者的组织铁含量显著增加。因此,代谢性高铁蛋白血症与铁过载虽有重叠,却不能作为可互换的诊断。慢性丙型肝炎及其他肝病也可改变铁的分布和血液检测指标。

药用铁摄入过量也是一种可能的原因,尤其是在反复给予非口服铁剂、用量超过补充需求时。历史上,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曾有膳食性铁过载的报道,与饮用传统啤酒有关;这类啤酒在铁制容器中酿制时混入了大量铁,但仅凭铁暴露量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体的易感性。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铁属于另一种临床情况,其特点是对胃肠道及全身产生直接毒性,而非本文所讨论的缓慢进展的铁蓄积性疾病。在调控机制完好的情况下,正常膳食中的铁摄入通常不会造成严重的全身性铁过载。

组织损伤与临床表现

铁过载的临床影响取决于累积暴露程度、铁的化学可利用性、组织分布及合并疾病。体内铁储量很大并不一定会立即引起症状,早期铁过载往往在出现器官功能障碍之前便已被发现。患者可能出现疲劳、乏力及非特异性腹部不适,但这些表现均无法可靠地区分铁过载与其他疾病。以往描述的皮肤色素沉着、糖尿病和肝硬化三者并存,反映的是晚期病变,而非诊断所必需的表现组合。

肝脏是铁的主要储存器官,也是铁损伤的主要靶器官。过量的铁会促进肝细胞损伤,并激活导致纤维化的相关通路。进行性瘢痕形成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尤其是在同时存在酒精相关性肝病或病毒性肝炎等其他损伤因素时。进展期纤维化和肝硬化会显著增加肝癌的风险。去除体内多余的铁可改善生化指标异常,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使纤维化消退;但即使铁储量已经降低,已形成的肝硬化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心脏铁蓄积可同时损害心肌收缩功能和心脏电传导。临床表现包括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有时早期舒张功能障碍会先于更明显的收缩功能受损出现。严重的心肌铁负荷在输血依赖型地中海贫血和青少年型血色病患者中尤为重要。由于各器官蓄积和清除铁的速度不同,个体肝脏总铁量并不能可靠地预测其心肌铁含量。这种不一致性说明了对易感人群直接开展心脏评估的重要性。

内分泌损伤可累及胰腺、垂体、甲状腺及其他器官。胰腺铁蓄积及相关代谢变化可能促成糖尿病。垂体损伤可影响促性腺激素分泌,导致青春期延迟、性激素分泌减少、月经紊乱或生育能力下降。生长障碍和骨量减少是长期患病的儿童及成人的重要并发症,不过,原有的贫血、其他内分泌异常以及治疗相关因素也可能参与其中。因此,这些人群中的骨质疏松症往往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

关节病变是遗传性血色病尤具特征性的表现。第二、第三掌指关节常受累,并可出现焦磷酸钙晶体沉积。与某些可逆的生化异常或心脏改变不同,即使铁储量已成功降低,关节症状仍可能持续存在。可利用铁过多也有利于某些微生物生长。铁负荷过重性疾病与创伤弧菌(Vibrio vulnificus)、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Yersinia enterocolitica)等病原体引起的严重感染有关;某些铁螯合剂还可能改变微生物获取铁的能力。这些关联属于特定并发症,并不意味着每个铁蛋白升高的人都存在广泛的免疫功能衰竭。

血液检测、基因检测与诊断解读

初步生化评估通常包括血清铁蛋白和转铁蛋白饱和度。铁蛋白是反映铁储备的有用生物标志物,但它也是一种急性期反应物,在炎症、感染、恶性肿瘤或肝细胞损伤时可能显著升高。因此,其浓度并不能直接衡量全身铁总量。反过来,在铁蛋白尚未升至极高水平之前,铁过载就可能已经存在,尤其是在转铁蛋白饱和度已经升高的情况下。

转铁蛋白饱和度用于估算转铁蛋白的铁结合位点中已被铁占据的比例,通常按以下公式计算:

Transferrin saturation (%)=serum irontotal iron-binding capacity×100,\text{Transferrin saturation (\%)}= \frac{\text{serum iron}}{\text{total iron-binding capacity}}\times 100,

分子与分母须采用相容的单位。饱和度持续升高通常以约45%为阈值进行评估,可能提示循环中可利用的铁增多,也是提示铁调素缺乏型血色病的重要线索。不过,血清铁水平会波动,而晚期肝病患者的转铁蛋白浓度降低,也可能使计算所得的饱和度升高,并不能据此确诊遗传性疾病。目前的诊断流程并非一律要求空腹检测。

结果解读取决于各项发现的综合情况,而非某一个界值。2022年欧洲肝脏研究学会指南将以下生化指标组合视为提示血色病的表现:女性转铁蛋白饱和度高于45%,且铁蛋白高于200 µg/L;男性及绝经后女性转铁蛋白饱和度高于50%,且铁蛋白高于300 µg/L。这些数值是用于特定诊断情境的阈值,并非区分无害与有害铁储备水平的通用界限。在适当的临床背景下,C282Y纯合状态结合特征性的生化指标组合,可确诊HFE相关疾病;其他基因型通常需要更明确的组织铁蓄积证据。

病史可提供关键的病因线索,包括累计输血情况、药用铁暴露、家族史、饮酒情况,以及已知的血液系统疾病或肝病。血常规、肝脏生化检查及炎症标志物有助于解读铁代谢检测结果。铁蛋白升高的鉴别诊断包括并无明显铁过量的炎症性和代谢性疾病。遗传性高铁蛋白血症-白内障综合征是一个尤其具有启示性的罕见例子:患者铁蛋白生成增多,却不存在全身性铁蓄积。

基因检测结合表型进行解读时最有价值。检出一个HFE变异并不能确诊疾病,而常见变异检测结果为阴性,也不能排除罕见的遗传性铁代谢疾病。扩大检测范围可能发现铁调控基因中的变异,但意义不明确的变异需要谨慎解读。遗传咨询涉及遗传方式及其对亲属的影响。在明确诊断为遗传性疾病后,对成年一级亲属进行评估是公认的常规做法;而面向全体人群的基因筛查,则另有外显率、成本和过度诊断等问题需要考量。

影像学与组织评估

在许多临床情境中,磁共振成像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反复肝活检,用于定量评估铁含量。铁会改变局部磁环境,并加快磁共振信号的衰减。相关方法测量的弛豫参数包括 T2T_2 和 T2∗T_2^*,或其倒数,即弛豫率 R2R_2 和 R2∗R_2^*。当弛豫时间以秒为单位时,

R2∗=1T2∗.R_2^*=\frac{1}{T_2^*}.

铁负荷增加通常会使 T2T_2 或 T2∗T_2^* 缩短,并使相应的弛豫率升高。经过验证的校准方法可将这些测量值换算为肝铁浓度的估计值。

肝铁浓度通常以每克肝组织干重所含铁的毫克数表示。约 1.8 mg/g 干重常被用作参考上限,但参考范围和分析惯例有所不同。更高浓度的临床意义取决于具体疾病及铁负荷持续的时间;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可用于界定风险的单一数值。磁共振估算结果受所用方法影响,采用经过验证的技术,并保持采集与分析流程一致时,连续测量结果才最便于解读。严重铁负荷、脂肪及技术因素均可能使测量变得复杂。

心脏 T2∗T_2^* 成像可直接评估心肌铁含量。在磁场强度为 1.5 特斯拉时,心肌 T2∗T_2^* 低于约 20 毫秒被广泛用作心脏铁沉积的证据;而在已研究的地中海贫血人群中,低于 10 毫秒则提示更严重的铁负荷和更高的心脏风险。这些阈值适用于特定的测量条件,不能直接套用于所有扫描仪或扫描序列。由于铁沉积可能先于心功能恶化出现,心功能和症状也能提供补充信息。

当需要通过组织检查明确其他肝脏疾病、查明尚不确定的诊断,或在特定情况下评估纤维化时,肝活组织检查仍有价值。化学分析可直接测量组织铁含量,而组织病理学检查则可显示铁在细胞中的分布。在典型血色病中,铁最初主要积聚于肝细胞内,尤其是门管区附近的肝细胞。输血所致的铁负荷通常首先明显累及巨噬细胞及网状内皮组织,随着铁过载加重,实质细胞中的铁沉积也会增加。Perls 普鲁士蓝染色可显示三价铁沉积,但不能精确替代定量分析。

肝损伤评估与铁含量测量是两回事。弹性成像和基于血液检测的纤维化指标可辅助进行纤维化分期,而常规影像学检查可识别结构性并发症。大量铁沉积时,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能显示肝脏衰减值升高,但由于特异性有限且存在辐射暴露,它并非定量监测的首选方法。无论是常规影像学检查中肝脏外观正常,还是单次铁蛋白测定值看似无异常,都不能排除其他器官中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铁沉积。

通过放血和红细胞单采去除铁

治疗性放血又称静脉放血,通过移除红细胞来去除铁。随后,骨髓会利用储存的铁生成新的红细胞。对于大多数已出现临床表现、且能维持足够血红蛋白生成量的 HFE 相关血色病患者,这是公认的治疗方法。与铁结合药物不同,放血无需对铁进行化学处理,也不依赖药物—铁复合物的排泄。

通常每次放血 500 mL 可去除约 200–250 mg 铁,具体数值主要取决于血红蛋白浓度。由于机体过度吸收铁的潜在倾向持续存在,治疗通常分为初始的铁耗竭期和随后的维持期。临床实践中,铁耗竭期通常每周或每两周放血一次,但放血量和频率需根据血红蛋白水平、体型、心血管状况及耐受性进行调整。治疗中通过测定血红蛋白,避免造成具有临床意义的贫血。

铁蛋白常用于监测铁耗竭的进展。2022 年欧洲指南将诱导期的铁蛋白目标值定为约 50 µg/L,维持期定为约 50–100 µg/L,同时指出应考虑耐受性和临床情况的差异。这些数值是针对明确疾病、在医疗监督下实施治疗时采用的目标,并非诊断阈值,也不是一般人群应达到的目标。即使储存铁已大幅减少,转铁蛋白饱和度仍可能偏高,因此不能仅凭这一指标决定是否继续强化放血治疗。

早期治疗最重要的依据是预防不可逆的器官损伤。观察性证据表明,在出现肝硬化和糖尿病之前接受治疗的患者,其生存情况可接近具有可比性的一般人群。去除铁可改善肝脏生化指标异常及部分功能性并发症。已经形成的关节病变和内分泌功能衰竭则不一定能够逆转。若患者已存在进展期肝纤维化或肝硬化,减少体内铁并不一定能消除其日后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因此,肝病管理仍是诊疗中需要单独处理的一部分。

红细胞单采是血液成分单采的一种,可选择性地移除红细胞,并将大部分血浆及其他血液成分回输体内。与常规放血相比,红细胞单采每次可去除更多红细胞中的铁,但需要专用设备和血管通路,其经济性和实际操作优势因具体条件而异。对于铁过载同时伴有持续性贫血或依赖输血的患者,常规放血通常并不适用,因为它会移除患者本已缺乏的携氧细胞。不过,在骨髓疾病得到成功纠正后,如果红细胞生成恢复充足,则可以考虑通过放血去除残留的输血相关铁负荷。

铁螯合治疗与治疗监测

螯合疗法通过药物结合铁,促使其排出体外。当铁蓄积伴有贫血或患者仍需持续输血时,铁螯合治疗是核心治疗手段。治疗慢性输血性铁过载的三种常用药物是去铁胺、去铁酮和地拉罗司。它们在给药途径、药物暴露持续时间、组织分布、排泄途径及不良反应谱方面各有不同。循环血液中的铁或储存铁能否减少,既取决于清除量,也取决于持续进入体内的铁量。

去铁胺通常通过长时间皮下输注给药,在特定情况下也可静脉给药。它与铁形成复合物,经尿液和胆汁排出。由于其在血浆中停留的时间较短,给药的持续时间和规律性十分重要。长期使用可能出现输注部位反应,以及听觉、眼部、骨骼或生长相关毒性,尤其是在相对于体内铁负荷而言药物暴露过量时。去铁胺还可能使某些微生物,尤其是耶尔森菌属细菌,更易获得铁,因此治疗期间需特别重视某些感染。

去铁酮是一种口服螯合剂,在心肌铁沉积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一项主要安全性问题是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其中包括可能危及生命的粒细胞缺乏症,因此血细胞计数监测是用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他已知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症状、关节症状和肝酶升高。地拉罗司也是口服药物,与铁结合后主要经粪便排出。其重要毒性包括肾损伤、肝损伤及胃肠道并发症;因此,实验室监测是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措施。

部分患者会接受联合螯合治疗,尤其是在心脏铁负荷严重,或单药控制不佳、需要更强效清除铁时。不同联合方案及不同疾病背景下的证据和获益风险平衡各不相同。不能仅因螯合剂都能结合铁,就认为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其疗效取决于能否维持持续的药物暴露、药物能否到达相应组织、剂量、耐受性,以及患者持续输血带来的铁负荷。复杂的给药安排和不良反应可能使长期坚持治疗变得困难。

监测应结合定期血清铁蛋白检测、肝脏定量磁共振成像、必要时的心脏磁共振成像,以及器官功能和药物毒性评估。铁蛋白的变化趋势比单次测定值更有参考价值,但仍可能与组织铁含量的变化不一致。肝脏铁含量可能已改善,而心肌铁含量仍然偏高,反之亦然,因此不能用一个部位的情况代表所有其他部位。随着铁负荷下降,继续强化螯合治疗可能因螯合过度而引起毒性。输血依赖型地中海贫血的临床证据最为充分;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疾病,解读证据时还需考虑合并症、竞争风险、预计输血量,以及铁指标改善与已证实的临床获益之间的区别。

流行病学、历史发展与持续研究

铁过载的发生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病因和所研究的人群。在一些具有北欧血统的人群中,HFE C282Y 纯合基因型的频率约为每 200~300 人中有 1 人,但在许多其他人群中则少见得多。由于外显率不完全,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疾病的频率低于该基因型的频率。估计结果因年龄、性别、疾病定义,以及研究衡量的是生化异常、已证实的器官损伤还是已确诊的血色病而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将基因型频率直接用作铁相关器官疾病的患病率。

输血性铁过载的地理分布则有所不同。其疾病负担反映了遗传性贫血的分布、慢性血液病患者的生存情况,以及安全输血和铁螯合治疗的可及性。地中海贫血在祖籍为地中海地区、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人群中尤为重要,不过人口迁移已使其诊疗日益成为国际性问题。生存期的延长也使长期内分泌、肝脏和心脏并发症受到更多重视。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可及性,以及能否持续获得铁螯合治疗,都会显著影响能否在发生严重损伤之前发现并控制铁过量。

早在人们了解其分子基础之前,这一临床综合征就已得到认识。1889 年,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冯·雷克林豪森在描述含铁色素沉着及其相关疾病时,提出了“血色病”一词。长期以来,人们主要通过肝硬化、糖尿病和皮肤色素沉着等晚期表现来识别这种疾病。20 世纪,治疗性放血的应用日益广泛,证实了体内铁负荷本身可以降低。1996 年 HFE 基因的发现改变了常见遗传性铁过载的研究与诊断方式;而约在 2000 年发现的铁调素,以及随后对其与铁转运蛋白相互作用的研究,则为解释这些现象提供了统一的生理机制。

长期铁螯合治疗的引入改变了输血依赖型地中海贫血的自然病程。此后,定量心脏 MRI 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在出现明显心力衰竭之前检出心肌铁沉积,并直接评估治疗对心脏的效果。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不再主要依赖铁蛋白或肝铁含量来间接判断心脏风险。输血操作、铁螯合治疗、影像学检查和专科诊疗的改进共同发挥了作用,因此,生存状况的变化不能仅归因于某一种检测手段或某一种药物。

目前的研究包括铁调素模拟物、铁转运蛋白抑制剂,以及其他旨在限制过量铁进入血浆的方法。这些策略着眼于纠正调节异常,而不只是清除已经蓄积的铁。其效果取决于基础疾病:限制铁的可利用性可能减少病理性铁吸收,但限制过度也可能抑制红细胞生成。减少输血需求的治疗,包括某些可改变疾病进程的药物,以及针对遗传性血液病的基因治疗,可能减少今后的铁输入,但并不能立即清除现有的铁储备。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更准确地预测遗传易感个体的疾病进展,如何测量具有生物毒性的铁,以及如何将实验室或影像学终点指标的变化与器官的长期结局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