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于1913年在纽约创立的私人慈善机构,其宗旨是促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基金会的活动包括提供资助、开展科学研究、推动机构建设、提供专业培训,以及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其总部设在纽约市,工作范围长期以来遍及美国以外的地区。
基金会曾协助创办现代公共卫生学院,支持防治传染病的行动,资助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并推动了通常被称为“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它的影响力往往并非主要来自相对于政府支出的资金规模,而更多源于其扶持新兴领域、组织国际网络,以及建立模式供规模更大的机构日后采用的能力。
基金会的历史也体现了现代慈善事业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私人财富如何影响公共事务的优先次序,专业技术知识如何与地方知识相互作用,以及机构应如何应对早期研究与发展项目中根深蒂固的有害观念。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组织上独立于洛克菲勒大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及其他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的机构。
成立与科学慈善的兴起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诞生,既源于约翰·D. 洛克菲勒通过标准石油公司积累的巨额财富,也源于一种逐渐形成的、有组织地开展慈善捐赠的理念。在创办基金会之前,洛克菲勒就已资助宗教、教育和医疗事业。他的顾问弗雷德里克·T. 盖茨主张,慈善应当着眼于疾病与贫困的根源,而不是一再缓解其直接后果。这种思路重视科学研究、专业化管理,以及能够在最初捐款用尽后继续开展工作的机构。
此前成立的几个组织为基金会提供了范例和人才。1901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资助实验室研究,后来发展为洛克菲勒大学。1902年成立的普通教育委员会致力于美国的教育事业。1909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则在美国南部组织了防治钩虫病的行动。这些都是独立的组织,并非后来成立的基金会下属的部门,但它们的经验帮助塑造了基金会的运作方式。
基金会曾试图获得联邦特许状,但遭到反对,争议集中在一个拥有如此庞大私人财富的机构应享有何种权限、又应如何受到问责。最终,基金会依据纽约州议会于1913年5月14日通过的一项法案注册成立。小约翰·D. 洛克菲勒出任首任会长。章程的宽泛表述使基金会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活动,并调整工作重点,而不局限于某一种疾病、某一个专业领域或某一个国家。一笔捐赠基金为其提供了持续的财务基础,使其不必依赖每年向公众募款。
基金会发展之际,工业巨富和企业权力正受到政治层面的严密审视。1915年,由弗兰克·P. 沃尔什担任主席的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在对劳动条件和财富集中问题开展广泛调查的过程中,审查了大型基金会。1914年科罗拉多州拉德洛冲突涉及一家洛克菲勒家族持有大量权益的煤炭公司,使围绕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质疑更加尖锐。这些事件并未决定此后每一个项目的走向,却引出了一场持久的争论:慈善事业能否与为其提供资源的经济关系分离。
因此,基金会早期的特征,是将具有普遍人道主义宗旨的章程与一套特定的机构运作方式相结合。它力求聘用专业人员,找出有望解决的问题,试验干预措施,并鼓励政府或大学接手成效显著的工作。这种结合使其有别于主要从事紧急救济或直接援助个人受助者的慈善组织。
治理、财务与运作方式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一家私人基金会,并非政府机构、会员制组织,也不是洛克菲勒家族企业旗下的商业子公司。基金会由理事会行使治理权,由会长及专业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运作。尽管创始家族的成员在基金会早期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后来仍建立了专业化的领导架构,并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组成理事会。基金会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是将其决策与其他冠以洛克菲勒之名的组织的决策区分开来的关键。
基金会的财务模式以捐赠基金的投资为核心,并运用相关资源支持公益事业。投资表现、运营成本、拨款承诺以及战略调整,都会影响年度支出。根据美国税收规定,非直接运作型私人基金会通常必须作出合规支出,其金额按非公益用途投资资产的约5%计算,具体还须依照详细规则进行调整。合规支出既可包括符合条件的行政开支,也可包括拨款;这项规定并非简单地要求基金会将年度投资收益的5%用于拨款。
拨款从来都不是基金会唯一的运作方式。历史上,其国际卫生项目曾直接雇用医生、实验室科学家和实地工作人员。基金会还资助过建筑设施、实验室、图书馆、奖学金、调查和示范项目。在其他情况下,基金会会支持某个中介组织,或参与由政府、大学及其他资助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合作项目。这些安排使基金会能够通过多种途径介入相关事务:创造知识、建立机构、培养专业人才,或降低尝试新方法时的初期财务风险。
基金会经常采用的一种做法,是为期限有限的初始阶段提供资金,并期望由另一家机构接手维持或扩大项目。例如,疾病防控示范项目可能促使政府建立常设服务机构;研究拨款可能帮助大学设立一个系;农业试验站则可能发展成为国际中心。这一模式能够扩大规模相对有限的慈善预算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其成效仍取决于持续的公共资金投入、当地的行政能力,以及该模式对其他环境的适用程度。
基金会也将召集各方作为推进项目的一种手段,围绕明确的问题,将研究人员、官员、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项目评估并不只是统计拨款笔数或参与人数:机构能否持久运作、政策是否得到采纳、取得了哪些科学发现,以及受益如何分配,都可能是重要的考量。年度报告、财务报表、税务申报文件和档案记录提供了不同形式的问责依据,但仍无法消除这样一种困难:面对长期社会变迁,很难将其归因于众多资助者中的某一家。
国际卫生运动与专业培训
国际卫生是该基金会早期最具特色的工作领域。1913年成立的国际卫生委员会,将此前在美国南部开展的钩虫防治工作扩展到其他地区。该机构于1916年改组为国际卫生局,1927年又改组为国际卫生部。其防治运动将医疗救治、调查、实验室诊断、环境卫生改善和地方人员培训结合起来,也推动各国政府建立能够监测整个人群疾病状况的行政体系,而不再仅仅在个别患者求医时才予以治疗。
钩虫尤其清楚地展现了感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寄生虫的传播与受人类粪便污染的土壤有关,慢性感染可导致贫血及健康受损。因此,防治运动将治疗与粪便的卫生处理、公众教育相结合。成效并不只取决于药物发放:如果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没有改变,人们仍可能再次感染。基金会的实践经验,使示范性防治运动逐渐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国际公共卫生干预形式。
黄热病防治工作将实验室研究与蚊虫控制结合起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人员研究传播机制与免疫,实地工作队则致力于减少媒介蚊虫的数量。20世纪30年代,马克斯·泰勒及其同事在基金会的实验室中研制出17D黄热病疫苗,成为预防黄热病的重要工具。泰勒于195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黄热病也揭示了仅针对城市传播的根除策略的局限性:病毒在森林动物与蚊虫之间循环传播,使该病的生态关系远比仅在人类之间延续的感染链复杂。
机构建设与各项防治运动同样重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帮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1916年创办了卫生与公共卫生学院,并支持哈佛大学等院校开展公共卫生教育。20世纪20年代,基金会还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扩建提供了大量支持。其奖学金使医生、护士、卫生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得以赴海外学习,随后回到本国工作。相关培训将流行病学、实验室科学、环境卫生和公共行政管理整合到同一个专业领域之中。
基金会还支持国际联盟的卫生组织,推动了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之前的国际卫生合作。基金会专门设立的国际卫生部于1951年撤销,但卫生仍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转变反映了机构格局的变化:各国卫生服务体系和政府间组织,日益承担起过去由私人国际卫生机构负责的事务。
中国的医学教育与机构建设
在基金会早期的国际项目中,中国占据了格外重要的地位。洛克菲勒方面的代表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医院和疾病状况进行了调查,希望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让一所资金充裕的机构能够示范科学医学的模式。1914年,基金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作为其在华工作的管理机构。1915年,基金会收购了北京一所已有的医学院,为一项规模大得多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于1917年启动重组后的教学计划,新校区则于1921年正式落成启用。该机构将医学院、医院、实验室和护理教育融为一体。其课程要求学生接受充分的预科教育,并注重实验科学、临床观察以及在指导下进行的专业训练。英语是主要教学语言。这一项目耗资巨大,招生也十分严格,体现出这样一种理念:高水准的机构可以通过毕业生和自身的示范作用发挥影响,而不必依靠庞大的招生规模。
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了一批医生、研究人员和护士,他们后来在中国医学界担任重要职务。它的意义并不限于传授特定的治疗方法,还在于推动了实验室研究、病历记录、专业护理,以及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联系。这些特点促进了中国医疗机构的发展,不过,在一个涵盖其他大学、教会医院、政府医疗服务以及中国固有医学传统的广阔医疗格局中,它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一模式也显露出精英式专业教育与为人口众多、以农村居民为主的社会提供医疗服务之间的矛盾。一所资源雄厚的城市教学医院,本身并不足以支撑全国性的卫生系统。因此,与基金会相关的工作也包括公共卫生培训和面向社区的调查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师兰安生(John B. Grant)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倡导者,主张将预防与治疗服务相结合,并使专业培训与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条件相联系。
1928年,中华医学基金会成为独立组织,在机构上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分离。明确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此后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视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自身项目的延续。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战争、占领和政治变革扰乱了中国的医学教育及外国慈善活动。尽管如此,北京协和医学院仍延续下来,成为中国重要的医学机构。它的历史既体现了洛克菲勒机构建设工作所产生的持久影响,也表明这些机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最初资助者的初衷与掌控。
生物学研究与社会科学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生物学研究的重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并未仅仅着眼于特定疾病的治疗,而是支持对生命活动中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研究。沃伦·韦弗自1932年起主管基金会的自然科学项目,鼓励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开展合作。在1938年的一份报告中,他用分子生物学一词,指称一种新兴的研究取向,即关注生命系统背后的微观结构与过程。
这一策略不仅资助范围明确的具体实验,也同样注重对人才、仪器和研究环境的投入。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技术,包括X射线晶体学以及分离和表征生物物质的方法,为研究蛋白质及其他细胞组分提供了新途径。在分子生物学尚未成为一门根基稳固的学科之前,基金会的支持帮助实验室购置设备,并持续开展跨学科研究。因此,基金会的贡献也部分体现在组织层面:它鼓励大学将学科交界地带视为能够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
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危机中,对欧洲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也变得尤为重要。基金会参与援助行动,使一些因迫害而流离失所的学者得以在国外继续工作,这类行动往往与大学及难民援助组织合作开展。这些援助促进了专业知识的转移,并重塑了国际科研网络。不过,科学家的迁徙并非仅仅是慈善规划的结果;它发生在独裁统治、种族迫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迫近所造成的强迫性处境之下。
社会科学则沿着略有不同的机构发展路径前进。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成立于1918年,在20世纪20年代比尔兹利·拉姆尔的领导下,成为社会研究的重要资助者。1929年,该基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职责和资源并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涵盖大学研究、专业组织、研究奖助金,以及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机构。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从中受益;这些支持旨在使研究更加系统化,并建立持久的制度基础。
基金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项目都倾向于支持有组织的专业研究力量,但两者的目的与方法并不相同。实验室研究可以专注于受控条件下的作用机制,而对劳工、社区或经济制度的研究,则必须面对阐释、价值观和政治背景等问题。资助决策影响着哪些方法和议题能够获得学术声望。因此,这些资助的历史意义既在于具体的研究发现,也在于巩固了学科、专业网络和研究规范,并由此影响了后来的几代人。
农业与绿色革命
1943年,基金会通过一项与墨西哥政府合作开展的计划,大规模介入农业发展。该计划旨在通过科学研究、作物育种、田间试验和专业培训,提高作物产量。计划下设的特别研究处在墨西哥农业行政体系内开展工作,同时借助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员和资源。科学家、试验站和农民共同参与了针对小麦、玉米及其他作物的协同研究。
诺曼·博洛格于1944年加入墨西哥计划,此后与该计划的小麦育种工作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根据抗病性、产量以及对不同生长条件的适应能力筛选植株。他们采用“穿梭育种”方法,利用墨西哥不同地点和生长季节的条件差异,加快筛选进程,培育出能适应更广泛环境的小麦。后来培育出的半矮秆品种减少了倒伏现象,即高秆植株因谷粒重量而倾倒的情况,并能在适宜条件下通过施肥有效提高产量。博洛格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墨西哥的经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国际研究体系的形成。1960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菲律宾政府的支持下,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成立。该所于1966年推出的IR8水稻品种,成为新型高产种植方式的代表。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简称CIMMYT)也于1966年在墨西哥计划的基础上成立。1971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成立,将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纳入了一个由政府、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共同参与、协调程度更高的资助体系。
绿色革命并非某一项单独的发明,也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独力开展的项目。改良作物品种与灌溉、化肥、病虫害防治、信贷、收购体系、道路和农业技术推广等因素相互配合。各国政府和当地科学家在品种的适应性改良及推广应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这些变化带来了谷物产量的大幅增长。但其成效因作物、地区、供水条件和农民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围绕这一农业模式的争论,既涉及其成就,也涉及其代价。产量提高增加了主粮供应,但在土地、信贷和基础设施的获取条件存在差异的地方,收益分配并不均衡。集约化生产还可能导致地下水枯竭、污染和作物多样性减少,具体影响取决于当地的生产方式与监管情况。因此,基金会的农业发展历程表明,提高生物学产量与实现粮食安全并不等同;后者还取决于购买力、分配、营养以及生计的稳定性。
人文学科、艺术、研修资助与贝拉焦
尽管许多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叙述以医学和农业为主,但它也支持人文学科、艺术和文化机构。这些项目体现了一种认识:人类福祉不仅在于减少疾病或提高产量。基金会的资助涵盖学术研究、图书馆、语言学习、艺术创作,以及将知识工作与更广泛公众联系起来的组织。这些活动之间的侧重点随时间而变化,并非始终遵循一项固定不变的文化政策。
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往往着眼于巩固学术研究的基础条件。图书馆和研究馆藏需要编目、保护、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以及供人查阅使用的安排;学者则需要时间和跨机构开展工作的机会。基金会资助了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及不同社会研究的工作。这类支持还使研究者得以研究美国学术界较不熟悉的地区与传统,从而增进国际理解。因此,其意义既体现在学术层面,也体现在机构层面,关系到知识得以生产和传播的条件。
在表演艺术领域,基金会支持专业发展和组织运作方面的探索。对戏剧、音乐及相关机构的资助,有助于艺术家和管理人员开展难以通过票房收入或商业投资获得资金的工作。这些活动不同于疾病防控模式:艺术价值和文化影响无法像感染率或作物产量那样衡量。因此,决策取决于对质量、公众参与机会、机构持续运作能力,以及特定组织对文化生活贡献的判断。
研修资助是贯穿基金会各个领域的一项联结机制。科学家、卫生专业人员、社会研究人员和人文学者借此获得进阶培训或持续开展工作的机会。与兴建医院相比,一项研修资助的金额可能相对有限,但如果受资助者日后创立了一个系、培养了学生,或引入了一种研究方法,其影响仍可能十分深远。这些项目也有助于建立持久的国际网络。不过,能否获得资助仍取决于遴选程序,也取决于候选人此前是否获得了使其具备申请资格的教育机会。
意大利的贝拉焦中心成为此类交流尤为引人注目的场所。该中心于1959年在一处俯瞰科莫湖的受赠庄园内设立,作为基金会的活动中心,接待学者、艺术家、实务工作者和公共事务领袖驻留,并举办有他们参与的会议。其运作模式既为个人工作提供不受打扰的时间,也促进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人士相互接触。在那里举行的会议还推动了合作倡议的形成。贝拉焦所代表的是一种通过持续对话和人际关系、而非直接提供服务来发挥影响的慈善方式。
人口、发展与健康公平
战后数十年间,人口变化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基金会支持了有关人类生殖、人口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经济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些活动属于一个更广泛的领域,政府、大学、国际机构和其他慈善组织也参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人口理事会并非同一机构;后者是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的倡议下于1952年成立的独立组织。
人口项目的发展伴随着人们对人口转变认识的变化。研究人员考察了死亡率下降、生育率变化和人口快速增长对教育、就业及公共服务的影响。基金会对研究和培训的资助,推动了对这些问题的专业研究。然而,人口政策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涉及生育的措施引发了关于个人自主权、政府权力、性别以及如何理解国家发展目标等方面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基金会也开始参与探索适用于资源有限地区、成本可负担的健康干预措施。1979年在贝拉焦举行的一次会议,推动了关于“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的讨论。这一做法优先采用预期能以相对较低成本带来显著健康效益的干预措施,例如儿童免疫接种和口服补液疗法。与此同时,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愿景,强调综合服务、社区参与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条件。
选择性方法与综合性方法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卫生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针对特定疾病的干预措施能够带来可衡量的成效,并吸引持续的资金支持;综合性方法则着眼于加强能够应对多种不同需求的机构。这两种策略并不总是相互排斥,但涉及不同的资源配置选择。基金会的历史涵盖了这两种路径:早期的防治行动针对特定传染病,而专业培训以及后来的卫生系统工作则着眼于机构能力建设。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卫生项目越来越重视医疗服务可及性、筹资和疾病负担分布方面的不公平。通过支持卫生政策研究和国际网络,基金会将其早期的生物医学传统与贫困及公共行政问题联系起来。难点在于,如何将新知识或前景良好的试点项目转化为可靠的大规模服务。有效的治疗方法、训练有素的卫生队伍和可持续的筹资安排,分别解决同一制度性问题的不同部分;某一方面取得进展,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也必然取得进展。
韧性、能源、粮食与当代合作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初,基金会日益围绕相互关联的发展问题开展工作,而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学科领域。城市系统、生计、营养、能源可及性以及气候相关风险成为重点。这一取向延续了基金会长期以来对卫生和农业的关注,同时更加强调环境条件、制度与经济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构成了这些议题的共同背景,因为它可能同时影响疾病风险、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和家庭生活保障。
2013年,基金会启动“100韧性城市”倡议,旨在帮助城市为突发冲击和持续性压力做好准备。参与城市获得的支持涵盖韧性规划、专业网络建设以及首席韧性官岗位的设立。该计划将灾害、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社会压力和环境风险视为相互关联的城市治理问题。2019年,该倡议以原有组织形式开展的运作告一段落,但一些参与城市和后续成立的网络仍延续了部分工作。这段历程也表明,一项慈善倡议的终止,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所支持的所有机构或实践都会随之消失。
能源可及性成为另一个主要工作领域。基金会通过支持服务不足社区的分布式供电项目,力求将可靠电力供应与生产活动及公共服务联系起来。这类项目不仅涉及发电,还涉及用电需求、电价、维护、融资和监管等问题。2021年,基金会与宜家基金会、贝索斯地球基金共同发起“全球人类与地球能源联盟”。这三家创始慈善机构宣布合计承诺投入15亿美元,旨在撬动更多投资,支持发展中经济体采用更清洁的能源并推进能源转型。
新冠疫情使公共卫生能力再次成为重点。基金会支持了诊断检测、数据以及公平复苏等方面的工作。2020年,基金会宣布了一项计划,承诺在三年内投入10亿美元,用于疫情后的复苏及相关优先事项,其中部分资金通过发行7亿美元债券筹集。以未来的财务能力为基础举债,是一种不同于仅依靠捐赠基金年度拨款的筹资手段。这项承诺是一项资金投入计划,并不代表已经取得的健康成效。
2023年,基金会宣布承诺在五年内投入10亿美元,通过能源、卫生、粮食和金融等领域的项目推进气候解决方案。这些资金承诺通过合作伙伴关系落实,而不是依靠某项由基金会集中提供的服务。评估这些承诺时,需要区分宣布的资金额与实际支出、预期效益与已观察到的成果,以及慈善机构的贡献与政府和其他投资者的贡献。当一笔相对有限的资助旨在撬动规模大得多的公共或商业资源时,这些区分尤为重要。
历史争议、问责与解读
基金会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不能仅从科学进步的叙事来理解。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资助与优生学和种族科学有关的研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机构包括德国的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基金会还资助了威廉皇帝脑研究所。其中一些机构合作关系在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后仍然延续。
这些拨款属于当时更广泛的国际研究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一环境中,以遗传解释人类差异的观点已在科学和政策领域获得权威地位。历史学家考察了资助决策、人员关系网络以及对科学正当性的种种预设如何助力维系这一环境。区分对机构的支持、对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以及后来的罪行,仍然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这段历史记录仍提出了实质性问题:资助方应如何评估某一研究领域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将机构的科学声誉视为充分的保障。
国际卫生和农业项目也一直受到殖民主义、国家发展及权力不平等史视角的审视。这些行动可能改善健康状况,同时却优先考虑由外部专家选定的事项。某种疾病控制方法或教育模式或许在技术上有效,却未必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因此,历史解读也关注东道国政府、当地专业人员和参与社区所发挥的作用,而非将其描绘为被动的受援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各项举措在特定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中经过协商、得到调整,有时也遭遇抵制。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私人基金会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力。理事无须参加选举,便可调整资源投向,而其资助的机构可能影响公共政策、科研议程或基本服务的可及性。慈善机构的独立性使其能够开展既有机构难以尝试的探索,但也带来了代表性和民主问责方面的问题。公布拨款情况和财务报表能够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却不能使私人理事会等同于立法机关或政府部门。
历史研究大量依赖拨款档案、往来信函、项目评估和机构记录,其中许多保存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这些材料既可用于分析公开宣示的意图,也可用于考察实际决策。它们还有助于将基金会的作用与合作方的作用区分开来,并辨别事后关于功劳归属的说法。成果归属问题仍然尤为重要:一项发现、一所大学、一套农业体系或一项卫生服务,通常是众多机构多年工作的结果。档案记录使人们得以详细考察其间的关系、分歧以及不断变化的观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