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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探究基本现象,以拓展知识为目的,不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直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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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主要为获取有关各种现象和可观察事实之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开展的系统性探索,不以某种特定的应用或用途为直接目标。它致力于探寻解释、关系和原理,例如物质如何运动变化、生物如何发育、人如何学习,以及社会制度如何形成。其成果可以包括理论、测量结果、方法、数据集,以及能够改变某一领域所能提出的问题的新发现。

基础研究是研究与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医学、工业和公共行政中运用的许多能力,都依赖于最初并非为这些用途而产生的知识。基础研究的效益往往是间接的,惠及面广,而且难以预测。即使不用于商业应用,它也具有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意义。基础研究与实用性研究的区别在于具体活动的目的,而非机构、学科或研究人员之间的绝对划分。

定义、范围与分类

在统计工作中,使用最广泛的定义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写的《弗拉斯卡蒂手册》。2015年版将基础研究定义为:主要为获取有关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开展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不以任何特定的应用或用途为目标。该手册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区分开来:前者针对特定的实际目标开展研究,后者则系统地利用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获取面向新产品、新工艺或现有产品与工艺改进的新知识。这些类别划分的是活动类型,而不是每项发现都必须经历的阶段。

该手册进一步区分了纯基础研究与定向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旨在增进知识,不谋求经济或社会效益,也不主动尝试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定向基础研究则预期为解决已知或预见到的问题提供广泛的知识基础。例如,对细胞修复一般机制的探究,即便是出于癌症问题的长远重要性,也仍可属于基础研究。针对明确的治疗靶点筛选和测试化合物,则更明确地属于应用研究。两者的界限取决于工作的主要目标,而不只是研究对象。

基础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针对细菌的实验、对遥远星系的观测、考古调查,以及围绕社会关系开展的访谈,都可以探讨根本性问题。反过来,数学建模也可以服务于范围十分明确的工程或商业目标。基础研究也不限于自然科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学科中的工作,只要涉及原创性的系统探究,也可能属于基础研究。各学科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人文学者往往使用“基础性研究”或直接称为“研究”,而不采用科技政策中惯用的分类。

就统计而言,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必须具有新颖性、创造性、结果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且其成果能够转移或复现。常规测试、一般市场调查和标准化数据收集并不必然符合这些条件。一个项目可以同时包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因此可能需要将支出分别计入相应类别。当项目目标在进行过程中发生变化,或一个机构资助另一个机构开展工作时,分类尤其困难。工业实验室可以开展基础研究,大学实验室也可以从事产品开发。因此,仅凭机构类别、发表成果的情况和资金来源,不足以判定相关活动的性质。

历史发展与研究理想

不以直接的实用目标为目的的知识探索,远早于“基础研究”这一现代术语的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理论探究与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区分开来。但不应将这种区分原封不动地套用于后来的科学机构:天文学、数学、博物学和医学的发展,都是求知欲、行政管理、航海、农业和资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早期的实验科学同样将解释自然的追求与实用技艺结合在一起。因此,基础研究的历史并不是从不求实用的思辨走向实际应用的简单线性过程。

19世纪,专业实验室、科学期刊和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使持续开展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职业活动。欧洲德语地区的机构推动确立了将高等教学与原创研究相结合的模式,产生了广泛影响。博士教育向世界各地传播,形成了一条职业培养路径,使学生学会创造新知识,而不只是掌握已有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工业实验室和政府天文台开展的研究,跨越了现代意义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基础性发现越来越依赖有偿的科学劳动、可靠的仪器和有组织的机构,而不再仅仅依靠个人的闲暇。

万尼瓦尔·布什于1945年发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了一套影响尤为深远的主张。这份报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于美国撰写的。布什主张联邦政府继续支持科学研究,并将基础研究描述为不考虑实际用途的探究。他的报告将科学进步与健康、安全、就业和公众福祉联系起来,同时强调科学自主的重要性。195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为支持这一理念的主要机构之一,不过,美国的研究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承担特定任务的政府机构、大学、工业界和私人基金会。

战后政策常将创新描述为一个从基础研究,经由应用研究和开发,最终走向生产的过程。这种“线性模型”作为一种组织思路的概念图景,具有广泛影响,但它从未能充分解释所有历史案例。技术也会催生新的科学问题,仪器使以往无法进行的观测成为可能,而实际问题也会激发基础性探究。唐纳德·斯托克斯在《巴斯德象限》(1997年)中,将追求根本性认识与考虑实际用途区分为两个维度,提出了一种广受关注的替代框架。路易·巴斯德的研究正是同时追求这两项目标的典范。这一框架阐明了为何由重大实际问题驱动的研究,在学术上未必就不够基础。当代分类仍保留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分,同时也承认,二者的动机、方法和知识流动往往相互交叠。

问题、方法与证据标准

基础研究通常始于现有知识无法充分解答的问题:尚未得到解释的观察结果、理论之间的矛盾、未经检验的机制,或某一类测量的缺失。研究人员将这些问题转化为可以利用本领域资源和方法开展探究的具体问题。有些项目检验明确的假说;另一些则探索未知领域、研制仪器、证明数学结论或发展概念。不存在一种称为科学方法的单一流程,能够涵盖所有学科。不过,系统的记录、有理据的推断,以及接受批判性审视的开放态度,仍是各学科共有的标准。

实验研究通过操控条件来区分不同的解释。设置对照、随机化、盲法和独立测量可以减少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但这些方法是否适用,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观察性研究则针对不易操控的现象,包括天文事件、生态系统和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在这类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时间序列、自然变异和建模来评估相互竞争的解释。确立因果关系不能仅凭观察到相关性:所提出的解释必须考虑混杂因素的影响、测量的局限,以及其他合理的替代机制。在某些领域,必须先开展精确的描述性研究,才有可能进行有力的因果检验。

理论和计算用于组织证据,并推导出可供检验的结果。物理理论可以通过方程将可测量的量联系起来;演化模型可以比较关于遗传或选择的不同假设会产生什么结果。计算机模拟能够探索过于复杂、无法进行精确解析处理的系统,但其结论取决于模型结构、数值实现和输入数据。在机器学习中,预测成功本身并不能证明模型揭示了底层机制。数学研究有其独特的证据结构:证明从明确陈述的假设出发确立结论,而计算可以启发猜想或验证特例,却不一定能证明一般性命题。

可靠性还取决于测量不确定度、仪器校准、恰当的统计学方法,以及对不完整数据或被排除数据的透明处理。可复现性检验与重复研究提供了相互关联的核查手段,不过各学科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复用相同的数据和代码,可以检验计算结果是否一致;收集新的证据,则可以检验某项发现能否在独立条件下依然成立。这两种过程都不能简单归结为获得完全相同的数值结果。预期的变异、情境差异,以及原始论断的精确程度,都需要考虑。设计严谨、对既有解释提出质疑的研究,可以与支持该解释的研究同样富有启发性。如果研究方法具备检测所考察效应的能力,并且清楚报告了不确定性,那么阴性结果也具有科学价值。

机构、人员与科研基础设施

大学是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场所,因为它们将科学探究与高层次教育结合在一起。高校实验室、研讨班、图书馆和博士培养项目,为资深研究人员与受训者共同探索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环境。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对知识作出原创性贡献,不过具体要求因学科和各国制度而异。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使研究方法和成果得以融入教学;与此同时,学生也为研究投入劳动、带来新思路,并成为未来的科研力量。但当教学任务、短期聘任和科研资助的截止期限与持续深入的研究相冲突时,这种安排也会产生矛盾。

专门的研究机构提供了另一种组织模式。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于1948年成立,承继了威廉皇帝学会,其下属研究所遍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文学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于1930年在普林斯顿成立,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而不设通常的本科教学体系。政府实验室可能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承担标准、能源、卫生、农业或国防等方面的职责。私营企业也会支持基础研究,前提是这类研究有助于积累长期能力、增强人才招聘的吸引力,或帮助企业理解与未来市场相关的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机构形式能够独占基础性发现。

许多领域依赖共享的科研基础设施,其规模超出了单个研究团队的资源承受能力。粒子加速器、天文台、科考船、高性能计算机、生物资源库和纵向调查,都可以在数十年间为众多项目提供支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成立于1954年,体现了大型实验物理研究的国际化组织方式;其大型强子对撞机于2008年开始运行。共享设施需要工程技术、维护、安全系统、数据管理以及各方商定的使用程序。它们的科研产出不仅依靠项目负责人,也依靠技术人员、软件开发人员、科研仪器专家、图书馆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将“研究”与“支持”区分开来,可能会掩盖这些专业知识与技能对科学发现的范围和可能性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研究的组织方式因领域而异,差别很大。一个数学项目可能只有少数几位合作者,而一项大型探测器实验则可能有数千人参与。民族志研究可能需要与某个社群建立长期关系,环境观测则可能需要跨越数代人、不间断地进行测量。这些差异会影响预算、署名、职业发展和评价。基础设施资助也会带来长期责任:缺少运行经费的望远镜,或缺乏整理维护的数据库,都可能失去大部分科学价值。因此,决定建设新设施时,不仅要考虑初期建设成本,还要考虑人员配备、升级改造、开放使用、保存维护以及最终关闭等问题。可靠的机构使研究人员能够探索那些所需时间超出单次资助或一段聘期的问题。

经费资助与知识经济学

基础研究面临一种典型的融资难题:为某项发现出资的机构,可能只能获得其部分价值。研究成果一旦发表,通常就能供许多人使用,而不会因使用而耗损。这使科学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尤其是非竞争性,不过,保密措施、订阅门槛、知识产权或理解知识所需的专业技能,仍可能限制人们获取知识。当一个机构的工作提高了其他机构的生产效率时,知识也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相对于基础探索所能带来的广泛社会效益,私人激励所能支持的研究规模可能不足。

公共资金通过多种机制应对这一问题。机构资助或整笔拨款用于支持薪酬、设施和综合性研究计划;竞争性拨款为经过遴选的项目提供经费;研究奖助金支持研究人员个人;承担特定任务的机构则资助与其既定职责有关的研究。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慈善组织,也一直支持研究机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计划。成立于2007年的欧洲研究理事会,是通过竞争性资助支持研究者自主开展前沿研究的突出例子。经费可能来自某一个国家,而研究人员、设备和受益者却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使得确定纯粹归属于某个国家的回报变得更加复杂。

不同资助方式分配风险的方式各不相同。短期项目拨款有助于鼓励研究者明确界定问题,并提供定期审查的机会,但可能不利于需要长期准备或中间结果不确定的研究。长期机构资助能够保障研究的连续性,并为探索性工作提供空间,但如果评估不力,就可能难以调整方向。组合式资助将稳定支持与竞争性资助结合起来,并为非传统构想预留部分资源。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使这种多样化配置尤为重要:资助者无法事先可靠地识别每一项可能带来变革的发现。资助一项研究,并不意味着其核心假说一定正确;假说检验未能支持假说,也不自动意味着资源浪费。

经济评估必须区分经费支出、科研产出和最终影响。研发强度通常以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它衡量的是资源投入程度,而非研究质量。基础研究只是全部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一部分,国家之间的比较也会受到核算方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估算社会回报率十分困难,因为科学发现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收益会跨越国界,而有用的应用可能要到数十年后才会出现。人才培养、仪器改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可能与某一篇论文同样重要。将后续全部价值都归于某一项突破的估算,忽视了开发、制造、监管、推广和使用由此产生的技术所必需的配套投入。

与技术及实际应用的关系

基础研究可以通过提供理论解释、方法、材料和受过训练的人才,为技术发展作出贡献,但这些贡献很少沿着简单的单向链条实现。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十九世纪提出的电磁理论,以及海因里希·赫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实验,帮助确立了电磁波的物理基础。此后,无线电通信的实现还需要在发射机、接收机、天线、供电系统及商业组织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工作。同样,量子力学为现代电子技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认识,但贝尔实验室于1947年演示的晶体管,则诞生于一个围绕材料行为和通信系统需求开展专项研究的环境。

生物学研究也提供了类似的例子,展示了这些相互交织的联系。对细菌防御机制的研究证实,CRISPR相关系统能够识别外源遗传物质并对其采取作用。2012年,由埃玛纽埃尔·沙尔庞捷和詹妮弗·杜德纳领导的团队,在体外展示了利用Cas9实现可编程的RNA引导DNA切割。这项工作将微生物学基础研究与基因组编辑方法的开发联系起来,随后又推动了关于递送方式、特异性及适用场景的广泛研究。这个例子并不意味着每一项细菌生理学研究都能产生类似的工具,而是说明,对一种看似专门的自然机制的认识,如何能够获得超出最初实验情境的用途。

研究工具本身也常常发展成为独立的技术。费利克斯·布洛赫和爱德华·珀塞尔于1946年开展核磁共振研究后,后续的一系列进展促成了磁共振成像的实现;保罗·劳特伯开展的首项成像工作发表于1973年。1989年,蒂姆·伯纳斯-李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提出了万维网,旨在改善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万维网并非从粒子物理学中直接推导而来,而是源于基础研究环境中的组织需求。这些案例表明,实际效益不仅可能来自研究的主要发现,也可能源于研究所用的工具及其面临的协调问题。

这种作用也沿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即从技术走向基础知识。探测器、测序系统和计算技术的改进,使新的问题能够通过实验加以研究。工业问题可能暴露现有理论的不足,临床观察则可能揭示有待解释的生物学机制。技术转移通过合作、许可授权、咨询、人员流动和创办企业等方式,将研究机构与潜在用户联系起来。专利可以帮助组织对某些发明的投资,但许多研究成果是通过出版物、开源软件、专业网络和教学传播的。实际应用有赖于制造能力、标准、监管、资金及用户接受度等配套条件,因此,仅有一项发现,并不能保证随后就会出现实用或价格可负担的产品。

评估、出版与研究质量

尽管基础研究最重要的影响在作出资助决定时可能尚未显现,仍然必须对其进行评估。评估通常考察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方法的适切性、研究人员的能力,以及预期知识增益与所需资源之间的关系。同行评审为这些判断提供相关的专业意见,但评审者无法预先知道哪些尚不确定的构想会取得成功。在既有领域内易于理解的研究提案,可能比跨越学科边界或挑战主流假设的研究更容易评估。因此,评估是在不确定性下作出判断,而不是机械地预测发现。

发表的成果是研究工作已经完成的重要证据,但其数量并不能充分衡量质量。引用次数所反映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在不同学科、语言和职业阶段之间并不均衡。一篇论文可能因为方法有用而被引用,也可能因为结论存在争议,或因为它属于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而被引用。期刊层面的指标无法确定单篇文章的有效性或重要性。诺贝尔奖等奖项是对部分既有成就的追认,但它们只涵盖某些领域,无法代表整个研究体系的贡献。负责任的评估会兼顾研究工作的内容及其开展时的具体条件。

学术出版的组织方式会影响哪些成果进入人们的视野。新颖、结果为阳性且易于讲述的发现,可能比严谨的重复验证、无显著效应的结果或渐进式的测量工作受到更多关注。如果研究人员检验了多种可能性,却只报告有利的结果,那么已发表的证据就可能夸大某种效应的强度或出现频率。因此,选择性报告和未披露的分析灵活性属于方法论问题,而不仅仅是呈现方式的问题。在适宜作出区分的情况下,预注册可以将预先计划的假设和分析与后续的探索性研究区分开来。注册报告在结果揭晓前就对研究方法进行评审,从而减少发表决定对研究结果是否为阳性的依赖。

开放科学力求通过开放出版物、共享数据、提供代码和透明的方法,让研究过程与成果更易获取。预印本可以在期刊评审之前传播研究结果,加快讨论进程,但读者仍需自行留意其评审状态。开放本身并不保证正确性:缺乏充分说明的数据或无法使用的软件,可能名义上已经公开,却难以检验。另一方面,合理的限制也可能使全面披露无法实现,尤其是在涉及参与者信息保密或敏感地点的情况下。因此,质量保障需要将透明度与适当的文档记录、独立审查、纠错机制和长期保存相结合。撤稿和更正有助于修正学术记录,而评估实践的改变则可以使数据整理、软件维护和重复验证被认可为实质性的研究贡献。

自主性、伦理与国际治理

基础研究的发展路径难以预料,因此学术自由尤为重要。研究者需要有空间选择问题、质疑公认的解释,并公布不受欢迎的发现。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每个项目都必须获得资助,也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免除法律和伦理义务。公共机构和资助方有权制定预算和总体优先事项,而科学共同体则评估拟议的方法能否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治理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难题是:如何在落实公共问责的同时,保留足够的学术独立性,让研究者能够追求事先无法保证取得的成果。

“基础”这一标签并不能免除伦理责任。涉及人的研究需要接受适当审查,作出知情同意安排,并采取与风险和具体情况相称的保护措施。使用可识别个人身份的记录开展研究,会引出数据隐私、数据二次使用和访问控制等问题。动物研究须遵守法律和机构在研究正当性、动物照护及减少伤害方面的要求。实地研究可能影响社区、栖息地或文化遗产,因此,取得许可、维护相关各方关系以及履行保护管理责任,都是负责任研究实践的核心。这些义务同样适用于没有直接商业或临床目标的研究。科学价值与伦理可接受性相互关联,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某些发现和方法既可能带来益处,也可能造成危害。有关病原体、先进材料或强大计算系统的研究可能引发两用性方面的担忧,研究设备和专业知识也可能受到出口管制或安全规定的约束。评估这些问题,需要关注具体活动、由此形成的能力以及可能的滥用途径,而不能假定所有基础知识都无害,或都具有内在危险。限制措施也可能妨碍独立核查和国际交流。因此,治理可以采取分阶段审查、受控访问或限制披露特定细节等方式,而不必将无限制公开发表和完全保密视为仅有的选择。

国际合作使研究者能够共享昂贵的设施、比较观测结果,并整合互补的专业知识。同时,它也带来了资金承诺、成果归属、数据访问及机会分配等实际问题。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17年通过《关于科学和科学研究人员的建议书》,并于2021年通过《开放科学建议书》,为研究条件和科学知识获取提供了国际框架。由于各国和各机构在资源、基础设施及谈判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参与程度仍不均衡。有关共享设施和数据集的协议可以明确贡献方如何获得使用权限、成果如何发表,以及资助结束后各方如何继续履行责任。这些制度细节影响着谁能够探索根本性问题,以及谁的工作能够载入长久留存的科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