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是指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的格局,长期转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格局的过程。由于死亡率通常先于生育率下降,这一转变往往会带来一段人口快速增长期,随后人口增长放缓,年龄结构也逐渐趋于老龄化。人口转变是人口学的核心分析框架之一,将生存和生育状况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公共卫生、教育及家庭组织形式联系起来。
这一框架源于欧洲和北美的历史经验,后来被用于分析世界各地的人口。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而非一成不变的演进顺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变化速度可能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停滞或逆转,人口迁移也可能显著改变各国的实际结果。因此,这一框架的解释力取决于能否区分人口变化模式本身与促成这种模式的社会机制。
人口转变改变了世界人口的规模与构成。死亡率下降使人们存活至成年的情况日益普遍,生育率下降则缩小了平均家庭规模,并最终推动了人口老龄化。这些变化影响着学校教育、就业、住房、代际支持和公共财政,但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内部的资源分配。
人口指标与阶段模型
人口转变关注的是出生率、死亡率等人口变动指标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人口规模的变化。某一时期内的人口变化可以用人口平衡方程表示:
其中, 为期初人口, 为出生人数, 为死亡人数, 为迁入人数, 为迁出人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即为人口自然增长。在分析上,人口迁移与自然增长是两个独立的部分,但迁移可能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实际呈现的人口变化轨迹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家即使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仍可能通过人口迁入实现增长;而大量人口迁出则可能抵消自然增长。
常见的阶段模型是一种简化的描述。在第一阶段,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使长期人口增长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其间会因流行病、歉收及其他冲击而出现波动。在第二阶段,死亡率下降,生育率则仍然较高,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在第三阶段,生育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放缓。在第四阶段,死亡率和生育率均处于低水平。有些论述还加入了第五阶段,即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可能减少,但这一扩展阶段尚无统一的定义,也未得到普遍认可。
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衡量的是每千人中每年发生的出生和死亡数量。解读这些指标时,需要注意人口年龄结构。即使在每个可比年龄上,人们的死亡风险都更低,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人群,其粗死亡率仍可能高于较年轻的人群。因此,粗死亡率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健康状况恶化。年龄别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能更有效地反映生存状况。生命表概括了一个假想队列在经历一组特定的年龄别死亡率时所呈现的死亡状况。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名假想女性在整个育龄期内,若始终经历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所生育的子女数量。它不一定等于现实中女性最终生育的子女数量。更替水平生育率是指在没有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使一代女性能够由其女儿一代接替的生育水平。在低死亡率人口中,这一水平约为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孩子;但在更多女孩于育龄期之前或期间死亡的人口中,这一水平会更高。
这些区分有助于避免几种常见误解。低出生率并不一定意味着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很少,因为出生人数还取决于女性的人数及其年龄。同样,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并不保证人口立即稳定。此前数十年形成的年龄分布,可能使人口在生育率发生变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持续增长或减少。
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人口转变理论源于对现代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现象的解释。早期论者,尤其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强调人口压力、生计、死亡率与生育限制之间的关系。人口转变框架则将关注点转向一种历史性变革:死亡率可以大幅下降,生育率随后作出调整,而不再主要将人口增长视为受到资源再度匮乏的制约。
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伦·S. 汤普森根据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的模式对各国进行了分类。他将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在下降的人口,与死亡率下降但生育率仍居高不下的人口区分开来。1934年,法国人口学家阿道夫·兰德里在《人口革命》中提出了相关论述。兰德里强调生育行为的变化,以及有意识地限制家庭规模这一做法的出现。这些研究成果都早于“人口转变”作为标准术语的广泛使用。
弗兰克·W. 诺特斯坦于1945年发表的《人口——长远的视角》一文,对这一理论作出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阐述。他将死亡率下降与环境卫生、医学知识、食品供应和公共秩序的改善联系起来,同时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城市工业社会生活中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家庭规模缩小被理解为对养育子女成本上升、个人追求日益多样,以及维持高生育率的压力减弱所作出的适应。这一论述使人口转变成为更广泛的现代化解释框架的一部分。
后续研究对“工业化达到某一水平便会自动引发生育率下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20世纪60年代,在安斯利·J. 科尔主持下启动的普林斯顿欧洲生育率项目,汇集了大量有关欧洲生育率的历史数据。研究结果凸显出,生育率下降时各地的经济条件存在显著差异,语言、宗教和文化界限也具有重要影响。生育率下降往往在相邻或具有文化联系的人群之间扩散,这表明,除了物质激励,沟通交流和社会接受程度也发挥着作用。
到20世纪末,人口转变既是一种描述性的概括,也涵盖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解释。经济学路径考察养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社会学路径强调制度与家庭关系的变化;扩散路径则研究观念和实践的传播。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区分两个过程:人们最初开始有意识地限制生育,以及此后理想家庭规模的变化。这一历史框架仍然有用,但随着政治体制、收入水平和家庭制度迥异的社会相继经历人口转变,最初将其与单一欧洲发展道路相联系的观点便越来越难以成立。
死亡率下降与生存状况的转变
死亡率下降通常标志着人口转变中人口加速增长阶段的开始。在历史上的许多人口群体中,传染病、营养缺乏以及较高的婴幼儿和儿童死亡率,使平均预期寿命维持在较低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低,并不意味着成年人普遍早逝: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婴儿期和儿童期的大量死亡。当这些早期死亡减少时,即使高龄人群的生存状况尚未显著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也可能大幅上升。
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因时代和地区而异。在西北欧的部分地区,18至19世纪的变化包括食物供应、交通运输、住房条件以及传染病防治的改善。继爱德华·詹纳于1796年开展相关研究后,天花疫苗接种日益成为预防这一重大死因的重要手段。19世纪,清洁供水系统、污水排放设施、食品监管和城市环境卫生逐渐成为公共卫生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措施的成效取决于实施情况、覆盖程度以及当地的疾病分布。
20世纪死亡率的下降越来越多地得益于疫苗、抗生素、病媒控制、孕产妇保健,以及对儿童疾病的有效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即使尚未经历欧洲早期人口转变国家所走过的漫长工业化进程,也能够引进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因此,许多较晚经历人口转变的人口群体,其死亡率下降速度要快得多。例如,口服补液疗法得到广泛应用后,显著提高了腹泻病患者的存活率,表明相对简单的干预措施也能降低死亡率,而无须以较高的国民收入为前提。
疾病与死因构成随之发生的变化,通常借助阿卜杜勒·奥姆兰于1971年提出的流行病学转变概念来讨论。随着传染病在早期死亡原因中的主导地位减弱,以及更多人活到老年,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其他慢性病在死亡原因中所占的比例随之上升。这并不意味着传染病会消失。许多国家面临传染病与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担,而疫情也可能暂时打断长期改善的趋势。
死亡率下降还会与生育决策相互影响。当儿童存活的可能性提高时,父母为达到期望的存活子女数量,可能不再需要生育那么多孩子。这种影响未必会立即显现:家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子女生存状况的改善,而生育偏好也不只受死亡率影响。反过来,严重的死亡冲击也不会自动使人口退回较早的人口转变阶段。艾滋病流行和新冠疫情扰乱了许多地方的生存状况变化趋势,但其人口影响取决于死亡的年龄分布、治疗条件、制度安排以及既有的生育行为。
生育率下降与生育行为变化
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转变中最直接涉及行为变化的组成部分,不过生育结果也受到健康状况和生物学因素的制约。推迟结婚或建立伴侣关系、减少受孕机会、采取避孕措施、延长生育间隔,以及在达到预期子女数后主动停止生育,都可以使生育率下降。这些途径的相对重要性因社会而异。例如,婚内生育率降低,与主要由晚婚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并不相同。
约翰·邦加茨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析框架,将深层社会条件与这些条件影响生育率所经由的直接决定因素区分开来。教育、收入和社会规范并不直接介入生殖的生物学过程,而是通过性接触、避孕措施的使用及其有效性、人工流产,以及产后不孕期等因素发挥作用;产后不孕期也包括与母乳喂养有关的不孕期。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在生育实践和服务可及性不同的情况下,相似的社会变化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生育结果。
经济学解释强调养育子女的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变化。在农业社会,子女可能提供劳动力,并在父母年老后给予支持,但其贡献会因年龄和家庭状况而有很大差异。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行和童工使用受到限制,子女在经济上依赖家庭的时间通常会延长。城市住房成本以及投入每个子女的资源也可能增加。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将期望子女数量与每个子女所获投入之间的关系形式化,而约翰·考德威尔则强调代际财富流动的变化。
教育,尤其是女孩接受学校教育,通过多种途径与生育率变化密切相关。在校就读可以推迟结婚和初育时间,改善获取信息的条件,并扩大就业机会。教育也可能提高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这些关系不能归结为单一的因果机制:教育普及往往与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劳动力需求变化及家庭规范转变同步发生。性别平等也很重要,因为生育决策可能取决于伴侣双方在协商中的相对地位,以及女性能否实现自己在婚姻和生育方面的意愿。
获得计划生育服务可以缩小生育意愿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但仅靠避孕并不能解释期望家庭规模为何发生变化。少生子女的观念通过社会网络、媒体和医疗卫生服务传播,可以使限制生育更容易被接受。相反,持续偏好较多子女、决策权不平等、儿童死亡或服务不可靠,都可能减缓生育率下降。这些机制表明,少生子女的意愿与实现这一结果的实际能力是两回事;这一区分对于解释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差异都至关重要。
区域路径与历史多样性
最早持续推进的人口转变发生于18世纪、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洲部分地区,但欧洲各地并未遵循统一的演变次序。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早于对婚内生育的普遍限制。法国则是“死亡率先下降”这一简单叙事的重要例外:其生育率较早就开始下降,当时的工业化程度尚未达到某些邻国的水平。在欧洲各地,婚姻制度、土地占有制度、宗教归属和文化联系共同塑造了人口变化的时间和形式。
在北美,大规模移民和移民定居也影响着人口增长。美国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远早于19世纪末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这说明限制生育并非完全依赖现代方法。结婚时间的变化、对家庭生活的期望,以及人们所感知的养育子女成本,都发挥了作用。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表明,生育率长期下降的转变过程可能出现幅度可观的暂时反弹,而非呈现一条平滑下降的曲线。
亚洲许多地区的人口转变,比欧洲早期的转变更为迅速。日本在战后经历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随后较早出现了持续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局面。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20世纪中叶的高生育率转向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已大幅下降,早于1980年前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此后的行政限制与城市化、教育、经济变化及家庭偏好共同影响着生育行为。这些案例说明,实际观察到的生育率结果不能归因于某一项政策或某一个发展指标。
拉丁美洲在20世纪经历了死亡率的显著下降,随后生育率也大幅降低,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中,城乡人口之间及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这削弱了特定宗教传统一定会阻碍人口转变的说法。伊朗的生育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水平迅速降至世纪之交前后接近更替水平,是一个突出案例,其变化涉及卫生服务、教育、计划生育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
撒哈拉以南非洲总体上较晚进入生育率下降阶段,而且各国开始下降的时间和下降速度差异很大。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显著降低,另一些国家则下降较慢,或出现了相对停滞的时期。由于生育率仍然较高,人口年龄结构又较年轻,死亡率的下降往往带来了快速的人口增长。将这一地区视为单一的人口统计单元,会掩盖其内部在儿童存活状况、学校教育、婚姻习俗、理想子女数及生殖健康服务可及性方面的差异。全国平均值同样掩盖了城市、农村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
人口惯性、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改变的不只是出生和死亡人数,还有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当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仍处于高位时,更多儿童得以存活,人口往往趋于年轻化。生育率开始下降后,儿童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此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大规模同龄群体随后进入劳动年龄。再往后,随着这些群体逐渐老去,而后续出生群体的规模较小,老年人口的比例便会上升。这些变化会持续数十年,因为年龄结构保留着早期人口状况的影响。
人口惯性解释了为什么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仍可能继续增长。年轻型人口中,有大量人口即将进入或正在进入育龄。即使每名女性生育的子女少于上一代女性,庞大的潜在父母群体仍能使出生总人数维持在较高水平。老年型人口则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潜在父母这一代人数较少,即使生育率回升,出生人数也可能少于死亡人数。因此,更替水平生育率描述的是世代更替的条件,并不保证人口立即实现零增长。
衡量年龄结构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抚养比,通常以不满15岁的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人口计算。这一指标使用方便,但不应按字面将其理解为不工作人口与工作人口之比。许多劳动年龄人口并未从事有酬工作,一些老年人仍在工作,而儿童在特定环境中也可能参与劳动。将实际就业、消费和生产情况纳入考量的经济支持比,能够呈现不同的图景,而且往往更具参考价值。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被抚养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上升时,可能带来的经济优势。每名成年人对应的儿童数量减少后,家庭和政府可能有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卫生和投资。如果就业随之扩大,规模更大的劳动力队伍便能提高产出。这一机会是暂时的,而且有条件限制:失业、健康状况不佳、教育薄弱或女性就业面临障碍,都可能使有利的年龄结构无法转化为更高的收入。
与此相关,人口红利还可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可能出现的第二人口红利:前者主要与年龄构成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有关,后者则与储蓄和资本积累有关。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降低,可能促使人们为晚年积累资产,但结果取决于养老金制度、金融机构和家庭资源。最终,人口老龄化会使退休资金筹措、长期照护和生产率变得相对更加重要。因此,同一次人口转变可能在初期带来潜在劳动力供给的扩大,而在后期进入经济增长更依赖每名劳动者产出的阶段。
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影响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收入提高可以改善营养、住房、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从而降低死亡率。与此同时,健康状况改善和寿命延长也能促进教育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生育率下降可以改变家庭的储蓄和支出,而经济保障的改善则可能改变人们期望的家庭规模。这些关系通过制度和个人境况发挥作用,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收入门槛,使所有社会一旦跨过便转向另一种人口模式。
城市化是这些相互作用的重要背景之一。与许多农业活动相比,城市就业通常使工作场所与家庭之间的界限更为分明,而住房和育儿成本可能使养育大家庭的开销更高。城市也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教育、医疗、信息,并接触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然而,居住在城市并不会自动带来低生育率或低死亡率。历史上,过度拥挤、生计缺乏保障以及卫生条件不足,曾使一些城市的居民健康状况格外恶劣;即使在当代,城市人口内部在服务获取方面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家庭规模的变化会改变住户的组织方式以及代际资源分配。出生人数减少,可能使每个孩子获得更多投入,但人口变化并不能保证资源在兄弟姐妹之间或男孩女孩之间得到平等分配。寿命延长也会拉长几代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家庭需要抚养的年幼成员可能减少,却又同时面临长期照护年迈亲属的责任。在正规照护服务有限的地方,这些责任可能影响就业、迁移以及无偿劳动的分工。
人口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取决于其发生的时点。规模庞大的青年群体先带来教育需求,随后又带来就业需求;出生人数下降并不会立即减少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即使人口增长放缓,女性有偿就业的扩大仍可能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国际迁移可以使劳动者在具有不同人口变化轨迹的地区之间重新分布,但移民也会变老,迁移并不能永久消除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数量关系约束。迁移对迁出社会和迁入社会的影响并不相同,在全国总体层面与特定职业或地方层面的影响也各有差异。
人口变化还会重塑公共支出。年轻型人口会产生对孕产妇保健、疫苗接种和学校教育的需求;老龄型人口通常需要医疗、养老金和照护服务的另一种组合。财政结果取决于税收制度、就业状况、生产率、福利给付规则以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环境影响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人口规模影响对土地、水和能源的需求,但人均消费量和生产技术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仅凭人口转变,无法解释资源利用或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与第二次人口转变
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提出了原有转变模型未能充分解答的问题。该模型的早期表述往往暗示,人口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死亡率较低,而生育率足以维持人口更替。实际上,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已连续数十年低于更替水平。一旦年龄结构不再支撑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就可能转而减少,不过迁移可能延缓或抵消这一趋势。这种发展有时被称为“第五阶段”,但这一说法既不指向某种公认的单一机制,也不意味着所有社会最终都会走向同一终点。
极低的时期生育率,既可能反映一生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也可能反映生育时间的推迟。当相继进入育龄的各出生队列都推迟生育时,即使她们最终生育的子女总数变化没有那么显著,年度总和生育率也可能下降。这被称为生育进度效应。此后补偿先前推迟的生育,可能使时期生育率回升,但这种补偿未必充分。生理限制、建立稳定伴侣关系的困难、经济状况以及偏好的变化,都会影响推迟的生育最终能否实现。
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一套独立的解释框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与德克·范德卡和罗恩·莱斯塔格的研究密切相关。它将持续低生育率与晚婚、同居增多、伴侣关系更加不稳定,以及婚姻与生育进一步分离联系起来。其解释强调个人自主、世俗化,以及有关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变化。它并不只是原有死亡率—生育率转变后期阶段的另一种叫法。
这一框架引发了争论,因为它所涵盖的各种变化并非在所有社会中都同步发生。有些社会的生育率极低,但婚姻与生育仍紧密相连,同居也相对少见。另一些社会的家庭形式更加多样,生育率却高于那些绝大多数生育发生在婚内的国家。经济不稳定、住房条件、工作时间过长,以及就业与照护责任能否兼顾,可能与价值观变化同样重要。这些差异使人们难以将低生育率解释为某一种文化转变的产物。
各国政府采用育儿假、托育服务、现金补贴、住房措施及其他政策来应对低生育率。实际观察到的效果因政策设计、实施时长和社会背景而异;生育时间的变化,也可能被误认为终身生育水平的持久提高。此外,生育政策还涉及人权,包括不受胁迫的自由,以及自主决定组建家庭相关事宜的能力。因此,当代分析会将人口目标、个人的生育意愿,以及影响这些意愿能否实现的制度条件区分开来。
证据、预测与框架的局限
人口转变的证据来自多种记录,各有其优势和不足。民事登记系统持续记录出生和死亡情况,在登记覆盖完整的地区,可为细致分析提供支持。人口普查提供年龄结构和人口数量信息,但仅定期开展,且可能出现漏报或错误归类。在登记不完整的地区,住户调查可提供生育史、儿童死亡率、避孕和生育意愿等信息。历史研究者还利用教区登记簿、家谱记录和家庭重构法,还原早期的人口行为。
测量问题可能显著影响对数据的解读。婴儿死亡漏报可能使死亡率看起来低于实际水平,而出生报告不完整则可能使生育率估计失真。年龄误报既会影响生育率计算,也会影响死亡率计算,对高龄人群的影响尤为明显。回溯性生育史容易出现遗漏和时间记忆错误。因此,分析人员会比较不同来源、评估数据的内部一致性,有时还会采用间接估计方法。表面上的突变可能源于测量方法或数据的修订,而非真正的人口转折点。
人口预测通常采用队列要素法。该方法将初始人口按年龄和性别划分,再根据对死亡、生育和迁移的假设,逐期推算人口变化。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估计,2024年全球人口约为82亿,并预测将在2080年代中期达到约103亿的峰值。这些是基于特定条件的人口预测,而非注定发生的结果。未来生育率的差异,尤其是人口大国生育率的差异,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造成显著不同的结果;而在国家尺度上,迁移尤其难以预判。
人口转变模型的主要局限在于,反复出现的变化顺序本身并不构成完整的因果解释。死亡率和生育率受到多种制度、技术、观念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不同国家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组合,达到相似的人口结果。总体层面的阶段划分还会掩盖不平等: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以及不同族群或宗教群体,可能在不同时期经历人口转变。将整个国家归入某一个阶段,可能掩盖这些相互交叠的变化轨迹。
研究者还将人口转变与另一种主张区分开来,即所有社会都必然趋向相同的家庭制度或生育水平。战争、流行病、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政策变化可能打断趋势,却不一定逆转更广泛的历史性转变。因此,长期预测既要考虑人口变化的规律性,也要考虑行为变化的不确定性。年龄结构能为近期入学、就业或退休的人数提供较为可靠的信息,而数十年后的出生人数,则越来越取决于尚未作出的决定和尚未出现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