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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quantum-coherence

量子相干性

量子相干性是相对相位关系得以保持的性质,使不同量子可能性能够相互干涉,并为量子技术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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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相干性是量子态的一种性质,使不同的可能性——例如不同路径、能级或自旋取向——能够以确定的相对相位共同影响可观测结果。它赋予了量子叠加物理意义:不同的可能性以概率幅的形式叠加,而不只是按经典概率相加。它们之间的相位关系可以产生干涉,因此,相干性在量子力学的理论预言以及从电子衍射到原子钟的各类实验中都具有核心地位。

相干性并不是系统中所含有的某种单一且不依赖于基底的实体。它的数学表示取决于所区分的是哪些可能性,而它的实验意义则取决于所涉及的可观测量、参考信号和时间尺度。一个系统可能在两个内部态之间具有相干性,却在不同空间位置之间不具有相干性;也可能在一个受保护的子空间内保持相干性,同时在其他部分失去相干性。这个术语在光学中也有密切相关的含义,用于描述电磁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关联。

量子相干性是超导电路、相干光谱学、精密传感和量子信息处理的基础。相干性会因量子退相干而丧失,这解释了为何在与不可控环境相互作用的系统中,干涉会变得难以观测。因此,要理解相干性,既需要掌握量子态的数学描述,也需要了解态的制备、演化、测量及其与环境耦合等实际物理过程。

数学描述及其对参考基的依赖

对于在一组正交归一基下展开的纯态,

∣ψ⟩=∑jcj∣j⟩,|\psi\rangle=\sum_j c_j|j\rangle,

复系数 cjc_j 确定了振幅和相位。将所有系数乘以同一个相位因子,不会改变任何测量结果的概率。然而,当测量涉及不同基态的叠加时,系数之间的相对相位却可以改变预测结果。不可观测的全局相位与可观测的相对相位之间的这一区别,是理解相干性含义的关键。

密度矩阵既能描述纯态,也能描述统计混合态。在选定的基下,其矩阵元为

ρjk=⟨j∣ρ∣k⟩.\rho_{jk}=\langle j|\rho|k\rangle.

对角元给出各态的布居,非对角元则编码相应状态之间的相干性。对于二能级系统,

∣ψ⟩=∣0⟩+eiϕ∣1⟩2,ρ=12(1e−iϕeiϕ1).|\psi\rangle=\frac{|0\rangle+e^{i\phi}|1\rangle}{\sqrt{2}}, \qquad \rho=\frac12 \begin{pmatrix} 1&e^{-i\phi}\\ e^{i\phi}&1 \end{pmatrix}.

若仅在 {∣0⟩,∣1⟩}\{|0\rangle,|1\rangle\} 基下测量,两种结果的概率相等,且与 ϕ\phi 无关。在叠加态构成的基下测量,则可以揭示这一相位。相比之下,混合态

ρmix=12∣0⟩⟨0∣+12∣1⟩⟨1∣\rho_{\mathrm{mix}}=\frac12|0\rangle\langle0| +\frac12|1\rangle\langle1|

具有相同的布居,但这两个状态之间不存在干涉。

密度矩阵的半正定性对非对角元施加了约束:

∣ρjk∣2≤ρjjρkk.|\rho_{jk}|^2\leq \rho_{jj}\rho_{kk}.

因此,相干性不能脱离布居而独立指定。对于两个能级等权叠加的纯态,上述不等式取等号。对 ϕ\phi 的所有可能取值进行等权平均,会消除非对角元而不改变布居,从而将该态转化为上述混合态。这为相位随机化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

参考基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任何密度矩阵在其本征基下都是对角矩阵,因此,除非明确所讨论的是哪些状态,否则仅说某个态“具有相干性”并不完整。在光谱学中,能量本征基通常是自然的选择;在双路径干涉仪中,空间路径则构成了基。热平衡态在能量本征态之间可以没有相干性,却在位置表象中具有非零的非对角矩阵元。

相干性也不同于纯度。纯的能量本征态在能量基下没有相干性,而混合态在该基下仍可能保留非零的非对角元。对于单个量子比特,布洛赫矢量表示清楚地体现了这一区别:横向分量表示相对于计算基的相干性,纵向分量描述布居的不平衡程度,而矢量长度则决定纯度。

干涉、光学相干性与关联函数

干涉使相对相位能够在实验中显现出来。如果两种不同的可能过程都能产生同一个探测结果,其振幅分别为 a1a_1 和 a2a_2,则根据玻恩规则有

P=∣a1+a2∣2=∣a1∣2+∣a2∣2+2Re⁡(a1∗a2).P=|a_1+a_2|^2 =|a_1|^2+|a_2|^2+2\operatorname{Re}(a_1^*a_2).

最后一项是干涉项。当这两种过程完全可区分,或对不受控制的相位进行均匀平均时,该项便会消失。单个电子或光子也能表现出这种行为,并不需要许多粒子同时通过。

在理想的、两条路径平衡的实验中,条纹可见度为

V=Imax⁡−Imin⁡Imax⁡+Imin⁡.V=\frac{I_{\max}-I_{\min}}{I_{\max}+I_{\min}}.

对于归一化的路径密度矩阵,若两条路径完美重合且探测效率相同,则有 V=2∣ρ12∣V=2|\rho_{12}|。因此,即使没有环境引起的退相干,两条路径占据概率不等的纯态,其条纹可见度也可能小于 1。解释实验中的可见度时,必须同时考虑路径平衡、探测器分辨率和背景计数,而不能将其视为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相干性度量。

在经典光学中,相干性通过电场的关联来表述。量子光学则以算符取代场振幅。一阶关联函数为

G(1)(x,x′)=⟨E(−)(x)E(+)(x′)⟩,G^{(1)}(x,x')= \left\langle E^{(-)}(x)E^{(+)}(x')\right\rangle,

其中,xx 表示空间和时间。其归一化形式 g(1)g^{(1)} 在适当条件下决定普通干涉的对比度。时间相干性涉及不同时刻之间的关联,空间相干性则涉及不同位置之间的关联。一个光源可能在其中一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相干性,而在另一个方面的相干性却很有限。

对于平稳场,频谱与时间关联函数互为傅里叶变换。较窄的谱线通常对应较长的相干时间,但具体的数值关系取决于线形以及相干时间的定义。对于半高全宽为 Δν\Delta\nu 的洛伦兹型频谱,一阶场关联函数的包络正比于 e−πΔν∣τ∣e^{-\pi\Delta\nu|\tau|}。因此,其 1/e1/e 衰减时间为 1/(πΔν)1/(\pi\Delta\nu)。相干长度通常可用适当的传播速度乘以相干时间来估算。

高阶关联能够揭示普通干涉条纹所不包含的信息。归一化二阶关联 g(2)(0)g^{(2)}(0) 对于理想相干态等于 1,对于理想单模热光等于 2,而对于非经典光则可以小于 1。因此,仅有很强的一阶相干性并不足以证明非经典性。相干态是一种有严格技术定义、与理想激光密切相关的量子态,必须将其与更广义的量子相干性这一本征性质区分开来。

幺正演化、退相位与环境退相干

对于孤立系统,薛定谔方程决定其相干演化。如果哈密顿算符在所选基底下是对角的,则有

ρjk(t)=ρjk(0)exp⁡[−i(Ej−Ek)tℏ],\rho_{jk}(t)=\rho_{jk}(0) \exp\left[-\frac{i(E_j-E_k)t}{\hbar}\right],

其中,ℏ\hbar 是约化普朗克常数。非对角元的相位以可预测的方式变化,而模长保持不变。如果哈密顿算符包含基态之间的耦合,就能将布居转化为相干性,也能将相干性转化为布居。因此,即使系统在完全孤立的条件下演化,相对于任意固定基底的相干性也不一定保持不变。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会改变这一情形。假设系统的两种可能状态分别与不同的环境态建立关联:

(a∣0⟩+b∣1⟩)∣E⟩⟶a∣0⟩∣E0⟩+b∣1⟩∣E1⟩.(a|0\rangle+b|1\rangle)|E\rangle \longrightarrow a|0\rangle|E_0\rangle+b|1\rangle|E_1\rangle.

忽略环境自由度后,系统的非对角元会乘上因子 ⟨E1∣E0⟩\langle E_1|E_0\rangle。当这些环境态彼此正交时,约化后的系统在这两种可能状态之间便不再具有相干性。相干性未必在系统与环境构成的整体中遭到破坏;而是由于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量子纠缠,仅通过对子系统的测量已无法获取这种相干性。

能量弛豫与相位随机化是不同的过程。在一种常见的马尔可夫模型中,弱阻尼二能级系统的纵向弛豫时间 T1T_1、横向相干时间 T2T_2 和纯退相位时间 TϕT_\phi 满足

1T2=12T1+1Tϕ.\frac{1}{T_2}=\frac{1}{2T_1}+\frac{1}{T_\phi}.

这意味着,在该模型中有 T2≤2T1T_2\leq 2T_1。弛豫会导致相干性衰减,因为跃迁会改变系统状态;而纯退相位则可以在不改变能级布居的情况下抑制非对角元。这一关系并不普遍适用于任意多能级系统或非马尔可夫动力学。

相干性的衰减也不一定呈指数形式。缓慢变化的频率噪声往往会使拉姆齐信号呈近似高斯形式衰减,而离散的环境模态则可能引起振荡或相干性复苏。即使系综中的每个成员都保持相干,整体的净横向信号仍可能消失,因为各成员以不同但近乎恒定的频率进动。这种非均匀展宽通常用 T2∗T_2^* 表征,其数值可能远短于通过回波测得的相干时间。

因此,温度并不是决定相干性的唯一因素。相关因素还包括耦合强度、环境谱密度、跃迁频率、几何结构以及所测量的可观测量。声子、涨落的电磁场、碰撞、光子发射以及缺陷,都可能将可区分不同状态的信息带走。反过来,即使周围装置并未处于极低的温度,经过适当隔离的自由度仍能保持可供利用的相干性。

制备、测量与相干控制

相干性通常通过受控相互作用来制备,这种相互作用将初始时可区分的状态耦合起来。共振电磁脉冲可以使原子或自旋从能量本征态旋转到叠加态。对于受到共振驱动的理想二能级系统,能级布居以拉比频率振荡,该频率取决于跃迁矩阵元和驱动振幅。使状态在布洛赫球上旋转四分之一圈的脉冲,即 π/2\pi/2 脉冲,可以制备出两个能级布居相等的叠加态,其相对相位由驱动场决定。

诺曼·拉姆齐于1949年提出的拉姆齐干涉法,在两个这样的脉冲之间留出一段自由演化时间。第一个脉冲制备相干性,随后系统相对于振荡器积累相位,第二个脉冲则将该相位转化为布居差。若角频率失谐量为 δ\delta,则一个简单的理想信号可写为

P1(T)=12[1+C(T)cos⁡(δT+ϕ0)],P_1(T)=\frac12[1+C(T)\cos(\delta T+\phi_0)],

其中,C(T)C(T) 为对比度包络。拉姆齐测量既能揭示频率差,也能揭示实验上可探测的相干性的损失。

埃尔温·哈恩于1950年提出的自旋回波,为区分可逆的散相与不可逆的相干性损失提供了关键手段。π\pi 脉冲可逆转由静态频率偏移引起的相对相位积累,使相位已经分散的自旋在稍后重新同相。回波通常无法逆转任意的环境动力学过程,但可以消除缓慢变化的噪声所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影响。动力学解耦通过脉冲序列选择性地抑制环境耦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原理。这些序列的有效性取决于脉冲误差、噪声频率以及序列的时序安排。

通过量子态层析,可以更完整地重建相干性。对反复制备的状态,在若干组互不相容的基下进行测量,以估计密度矩阵。对于量子比特,测量三个泡利分量即可确定布洛赫矢量。层析需要测量模型和充足的统计数据;否则,制备与测量误差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量子态本身的性质。对于更大的系统,不受限制的完整重建所需的实验资源会迅速增加。

每一次相位测量也都依赖于一个参考。在光学零差探测中,本地振荡器提供这一参考;在自旋实验中,参考通常由射频源或微波源提供。参考的漂移可能使一个稳定的系统看起来发生了退相干。反过来,共用的相位参考可以显现出两个装置在相位互不关联时无法探测到的相干性。因此,报告相干时间时,必须说明所涉及的跃迁、脉冲序列、参考的稳定性以及衰减判据,而不能将相干时间视为材料或粒子固有不变的性质。

凝聚态中的集体相干性

在多体物理学中,相干性通常指大量粒子之间保持的相位关系。此时,相关的物理量可能是单粒子关联函数,

g1(r,r′)=⟨Ψ^†(r)Ψ^(r′)⟩,g_1(\mathbf r,\mathbf r') =\langle\hat\Psi^\dagger(\mathbf r)\hat\Psi(\mathbf r')\rangle,

而不是两个内部能级之间的非对角矩阵元。这类关联在长距离下的行为可用于区分不同形式的集体有序。这种用法将微观量子振幅与凝聚态物理学中的宏观现象联系起来,但并不意味着每个粒子都各自独立地处于同一个纯态。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的单粒子密度矩阵中存在一个被宏观占据的模式。稀薄原子气体凝聚态于1995年首次实现,随后的干涉实验使人们能够直接探测其空间相位结构。当分别制备的凝聚态膨胀并相互重叠时,即使相对相位在各次重复实验之间随机变化,单次实验图像仍可能呈现条纹。这些观测说明,必须区分单次实验实现、系综平均,以及关于共同相位参考的假设。

超流性涉及低耗散流动和量子化环流等集体响应,而不仅仅是存在较大的凝聚比例。相互作用和维度可使凝聚与超流行为彼此分离。在二维情况下,对于具有适当短程相互作用的理想化均匀系统,长波长涨落会阻止通常意义上的有限温度长程有序,但低温相仍可保持按幂律衰减的关联和超流响应。别列津斯基–科斯特利茨–索利斯相变描述了这种情况下涡旋束缚与解束缚的作用。

在超导现象中,相位相干性涉及集体配对态。对于常规超导体,BCS理论描述了电子配对形成库珀对的过程。弱连接两侧的相位差会产生约瑟夫森效应:

I=Icsin⁡Δϕ,dΔϕdt=2eVℏ.I=I_c\sin\Delta\phi, \qquad \frac{d\Delta\phi}{dt}=\frac{2eV}{\hbar}.

这些关系将集体量子相位与可测量的电流、电压联系起来,是高灵敏度磁通测量和超导电路元件的基础。

这一领域涉及几种不同的长度。超导相干长度表征配对振幅的空间变化,或者在适用的微观描述中,表征与配对关联有关的尺度。它不能与光学相干长度或量子比特的退相位长度混为一谈。同样,电子通过介观导体输运时的相干性,是指不同散射路径之间的相位关系能够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发生干涉。这种输运相干性无需超导现象也能出现,说明集体有序与单粒子相位记忆虽有联系,却是不同的现象。

量子计算与通信中的相干性

量子计算利用相干变换,操控一组具有特定结构的计算态上的概率幅。对于 nn 个量子比特,纯态可以包含 2n2^n 个基态上的概率幅,但这种数学上的规模本身并不带来计算优势。算法必须恰当地安排干涉,使测量以足够高的概率给出有用的答案。仅仅制备均匀叠加态并进行测量,得到的只是随机比特串,而不是同时获取所有概率幅。

一个单量子比特的例子可以说明相位在实际操作中的作用。哈达玛操作将 ∣0⟩|0\rangle 变为 (∣0⟩+∣1⟩)/2(|0\rangle+|1\rangle)/\sqrt2。改变相位的操作可以将其转变为 (∣0⟩−∣1⟩)/2(|0\rangle-|1\rangle)/\sqrt2。随后再施加一次哈达玛操作,便会得到 ∣1⟩|1\rangle,而不是未改变相位时得到的 ∣0⟩|0\rangle。如果在两次哈达玛操作之间发生了使计算基中的相干性完全丧失的退相位过程,这种确定性的区别就会消失。相干性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后续的量子门能够将相位关系转化为可测量的布居。

多量子比特器件需要保持的不仅仅是各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性。即使单独测得的 T1T_1 和 T2T_2 数值看起来良好,关联噪声、非预期相互作用、向量子比特子空间之外的泄漏以及控制误差,仍可能破坏算法。也不能仅凭局域相干性来推断纠缠。态 (∣00⟩+∣11⟩)/2(|00\rangle+|11\rangle)/\sqrt2 的各个单量子比特约化态都是最大混合态,在计算基中没有局域非对角元,却仍保留着 ∣00⟩|00\rangle 与 ∣11⟩|11\rangle 之间的全局相干性。

量子纠错通过将逻辑信息编码到更大的物理系统中,并在不直接测量所编码概率幅的情况下测量错误综合征,来保护逻辑信息。相位翻转错误与比特翻转错误同样重要。成功纠错并不要求每个物理组成部分都无限期地保持完美相干,而是要求噪声具有适当的结构、操作足够精确,并反复提取错误信息。此时,真正相关的寿命是在完整纠错流程下,所编码逻辑态的寿命。

在量子通信中,相干性必须在传输、存储或不同物理载体之间的转换过程中得到保持。时间箱编码和偏振编码采用不同的量子态作为编码基,因此对环境扰动的响应也不同。光学相位漂移、双折射、频率失配以及不完美的模式重叠,都可能损害远端光子之间的干涉。量子存储器必须保持所编码的关系,而不只是吸收信号后再将其发射出去。因此,通信协议会区分布居存储效率、相位保持能力和纠缠保真度,因为其中一项表现优异,并不保证其他各项也同样出色。

作为可量化物理资源的相干性

系统化的量子相干性资源理论研究:当在指定基下制备叠加态受到限制时,哪些态和操作具有利用价值。T. Baumgratz、M. Cramer 和 M. B. Plenio 于 2014 年提出了其中一种重要表述。其出发点是非相干态的集合,

δ=∑jpj∣j⟩⟨j∣.\delta=\sum_j p_j|j\rangle\langle j|.

所选的基决定了哪些态不含这种资源。对允许操作施加不同的限制,会得到不同的资源理论,因此,讨论转换速率或单调性时,必须明确所采用的操作框架。

一个简单的量是非对角元绝对值之和,

Cl1(ρ)=∑j≠k∣ρjk∣.C_{l_1}(\rho)=\sum_{j\ne k}|\rho_{jk}|.

对于由 dd 个基态等幅叠加而成的纯态,这一度量等于 d−1d-1。另一个广泛使用的量是相干性的相对熵,

Cr(ρ)=S(Δ(ρ))−S(ρ),C_{\mathrm r}(\rho)=S(\Delta(\rho))-S(\rho),

其中,Δ\Delta 将参考基下的所有非对角元置零,SS 为冯·诺依曼熵。采用以 2 为底的对数时,等幅叠加纯态满足 Cr=log⁡2dC_{\mathrm r}=\log_2 d。

这些度量回答的是不同的定量问题。在一类已确立的非相干操作下,相干性的相对熵可通过渐近相干性蒸馏获得操作意义上的解释。相干性蒸馏旨在从大量不完美的副本中提取近乎理想的相干资源单元;相干性形成则研究制备一个态需要消耗多少资源。对于混合态,这两种速率未必相同,由此产生的不可逆性与其他资源理论中的不可逆性类似。此外,单一的标量相干性度量也无法取代对特定器件中噪声或控制要求的完整描述。

另一个相关但有所区别的框架,将相干性视为相对于时间平移的不对称性。相关变换由系统的哈密顿量生成,而能量相干性使一个态能够充当时钟或相位参考。在具有简并能级的系统中,简并子空间内的叠加态可能具有基相干性,却并不破坏时间平移对称性。在讨论物理时钟、热力学约束以及制备参考系统的代价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资源理论也厘清了相干性与纠缠的关系。相干性是相对于某个基定义的性质,而纠缠关乎复合态能否表示为乘积态的混合。适当的联合操作可以将单个系统的相干性转化为该系统与辅助系统之间的纠缠。然而,这两种资源并不能互相替代:乘积态可能具有显著的局域相干性,而纠缠态的局域约化态则可能是非相干的。

精密测量、时钟与传感

相干叠加态可以用作灵敏的探针,因为它的相对相位会随外部参数变化而变化。对于能量间隔为 ℏω\hbar\omega 的两个能级,自由演化会积累相位 ϕ=ωT\phi=\omega T。改变能级间隔的微扰也会改变相位,随后便可通过干涉将其读出。基于原子跃迁、自旋进动、物质波和超导电路的计量学都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相干时间限制了有效的探测时长,但它只是决定总体精度的因素之一。

原子钟将可控振荡器的频率与可复现的原子跃迁频率进行比较。现行的秒定义将铯-133 原子无扰动基态超精细跃迁频率固定为 9,192,631,770 赫兹。现代光钟采用频率高得多的跃迁,从而增加给定探测时间内积累的相位。其性能取决于相干激光探测、振荡器稳定性、环境引起的频移以及统计平均。如果系统性频移没有得到控制,仅凭观测到的跃迁谱线很窄,并不能证明时钟准确。

在简单的拉姆齐测量中,若使用 NN 个独立、制备方式相同的探针,并采用理想读出,则在最灵敏工作点附近,单次探测的相位不确定度按 1/N1/\sqrt N 缩放。对于频率估计,在尚未计入重复试验和实验额外耗时的情况下,相应的不确定度尺度正比于

δω∼1TN,\delta\omega\sim\frac{1}{T\sqrt N},

延长探测时间可以提高灵敏度,但也会让退相位过程降低干涉对比度。最佳时长取决于噪声模型、占空比和探测效率,并非总是等于某个标称相干时间。

在适当条件下,纠缠探针可以改善这种缩放关系。格林伯格–霍恩–蔡林格态

∣0⟩⊗N+∣1⟩⊗N2,\frac{|0\rangle^{\otimes N}+|1\rangle^{\otimes N}}{\sqrt2},

会积累相位 NωTN\omega T,但其大尺度相干性也可能特别容易受到独立退相位的破坏。量子费舍尔信息对依赖于参数的量子态所能提供的灵敏度作出了形式化描述。它将相干性与可区分性联系起来,同时明确表明,量子增强取决于生成元、噪声以及允许采用的测量策略。

具体的传感器利用不同的物理耦合机制。原子自旋通过塞曼频移响应磁场;原子干涉仪通过依赖于路径的相位响应加速度和引力;金刚石中的缺陷则提供了可通过光学方式操控、且对局域场敏感的自旋。核磁共振和磁共振成像利用相干自旋演化和受控退相位来获取光谱或空间信息。在这些应用中,与环境的耦合既是所需信号的来源,也是限制相位记忆的机制。

分子动力学、光谱学与生物系统

分子可处于电子、振动和转动的叠加态,这些叠加态各有不同的能量尺度及其与环境的耦合方式。短光脉冲可以制备由多个定态组成的波包。这些定态之间的相对相位以由能量差决定的频率演化,使可观测量发生振荡,空间分布随之改变。因此,即使分子不存在持久的电子相干性,也能探测到相干的原子核运动。在解释实验中的振荡信号时,必须区分参与其中的自由度。

超快二维电子光谱学利用脉冲序列,在改变中间延迟时间的同时,建立激发频率与探测频率之间的关联。这段等待时间内的振荡可能揭示态之间的相干性。然而,电子叠加态、振动波包、电子与振动混合态,以及与脉冲有关的伪信号,都可能产生相互重叠的特征。要确定这些特征的来源,需要结合频率、退相位、偏振依赖性、温度依赖性等信息,并采用适当的理论模型。只有在完整实验结果的支持下,振荡才能被视为相干动力学的证据。

一个广受讨论的例子涉及捕光蛋白质中的激发转移。2007 年,一项在低温下研究芬纳–马修斯–奥尔森复合物的工作报告了长寿命振荡信号,并将其解释为电子相干性的证据。后续实验与理论研究确立了振动及振电耦合贡献的重要性,也使这类拍频信号的解释变得更加复杂。激发动力学具有量子力学性质,这一点并无争议;另一个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是,某种特定的长寿命相干性是否在生理条件下具有功能上的优势。

在光合作用中,吸收的光产生电子激发,这些激发在相互耦合的色素之间传递,最终到达反应中心。激发可以离域分布于多个色素上,而与分子运动的相互作用则会引起能量弛豫和退相位。模型可显示,当环境耦合强度适中时,转移效率较高:噪声过强会抑制相干运动,而弛豫不足则可能使系统难以脱离不利构型。这些模型结果本身并不能证明,自然选择已使生物复合物朝着维持长寿命电子相干性的方向得到优化。

自旋依赖化学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情境。在自由基对机制中,两个未成对电子的自旋在超精细相互作用和磁相互作用下,在单重态与三重态构型之间演化,同时,自旋选择性反应会产生不同的化学产率。这一框架被用于研究生物磁感应,包括涉及隐花色素蛋白的反应。这里所涉及的是反应分子系统内部的自旋相干性,而非整个生物体的相干性。更广泛地说,在生物学讨论中,必须区分已得到充分证实的微观量子机制与关于其生理作用的更广泛主张。

历史发展与概念边界

量子相干性的根源可追溯到从波动光学向量子理论的过渡。19 世纪的干涉实验确立了相位关系对光的重要性。量子力学将振幅干涉推广到了物质:波函数为量子态引入了复数描述,而 20 世纪 20 年代的衍射实验证实了电子的波动行为。概念上的核心转变在于,干涉不仅能支配连续经典波的强度,还能支配单次探测事件发生的概率。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起来的密度算符形式体系,使人们能够系统地区分叠加态与统计混合态。此后,磁共振技术为相干自旋演化提供了实际的操控手段。哈恩的自旋回波和拉姆齐的分离场方法表明,通过精确定时的操作,可以制备相位、让其演化,并恢复相位关系。早在相干性成为量子信息科学的核心术语之前,这些方法就已成为光谱学和精密测量的基础。

光学的发展拓宽了这一领域。1960 年首次成功演示的激光器提供了相位关联极强的光源。罗伊·格劳伯于 1963 年开展的工作发展了量子关联函数方法和相干态理论,厘清了哪些光学性质可以用经典理论描述,哪些则需要量子化的场来解释。他对光学相干性量子理论的贡献获得了 200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认可。20 世纪 50 年代的汉伯里·布朗—特维斯强度关联实验,也是推动这一发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通过 H. 迪特尔·策于 1970 年的分析以及沃伊切赫·祖雷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等工作,环境退相干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解释框架。它解释了环境的监测作用如何抑制某些不同可能态之间的干涉,并选择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仅凭这一框架,并不能解决测量问题的所有方面,尤其无法单独解释为何会出现某一个确定的结果。不同的量子力学诠释可以对相干性衰减的计算结果达成一致,却对整体量子态究竟代表什么持有不同看法。

在当代用法中,若干概念边界仍然十分重要。相干性并不自动意味着纠缠、计算优势、宏观非经典性,也不意味着不受热噪声影响。反过来,未观测到局域干涉信号,也不能证明更大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全部量子关联。因此,讨论宏观相干性时,必须明确所涉及的不同可能态和测量方式,例如超导电路中不同的电流态,或有质量粒子的分离路径。评估实验进展,依据的是受控的态制备、经验证的相位敏感可观测量,以及量化的环境效应,而不是某个用来划分量子行为与经典行为的普适尺寸或温度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