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管缺陷是一类与神经管形成或闭合异常有关的先天畸形。神经管是胚胎中发育为大脑和脊髓的结构。主要类型包括脊柱裂、无脑畸形和脑膨出。其影响轻重不一,轻者仅有局限性脊柱异常,几乎不影响功能;重者则有广泛畸形,无法长期存活。大多数神经管缺陷发生于受精后的第一个月,此时往往尚未发现怀孕。
神经管缺陷是导致胎儿及婴儿死亡和终身神经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其发生是遗传易感性、母体营养状况、代谢状况及某些环境暴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围受孕期摄入充足的叶酸,可显著降低多种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但无法预防所有类型。产前影像学检查、新生儿护理、神经外科技术和多学科随访的发展,改变了这类疾病的检出情况和临床病程。要理解这类疾病,需要区分早期发育缺陷本身与出生前后可能逐渐出现的继发性损伤及功能影响。
胚胎发育与闭合失败的起源
中枢神经系统最初是胚胎表面组织中一片增厚的区域,称为神经板。在初级神经胚形成过程中,神经板伸长、弯曲,形成成对的神经褶,两侧神经褶在背侧相遇并融合。由此形成的神经管随后与其上方的表面外胚层分离,后者继而形成皮肤。神经管的头端部分发育为脑,较靠尾端的部分则形成脊髓的大部分。周围组织参与形成脊柱、颅骨以及包裹神经系统的脑膜。
在人类发育过程中,神经管闭合始于受精后第3周,并持续至第4周。前神经孔通常在受精后约第25天闭合,后神经孔则在约第27~28天闭合;不过,以发育分期描述这一过程,比指定某个具体天数更为准确。这些时间均指受精后龄;产科常规使用的孕周从末次月经开始计算,比受精后龄大约多两周。因此,这一关键时期常被描述为发生在孕6周结束之前。
闭合并非只是两条被动的边缘相互接合,而是依赖细胞增殖、细胞形态变化、组织弯曲、黏附以及细胞外环境重塑等过程的协调进行。会聚延伸运动使神经板变窄、变长,有助于其两侧边缘相互靠拢。调控平面细胞极性的信号通路负责在整个组织中协调这些细胞运动。这些过程一旦受到干扰,颅部或脊柱区域就可能无法闭合。实验模型表明,不同的发育扰动可以造成相似的外观畸形,因此不能仅凭解剖形态确定单一的根本病因。
最下端的骶部和尾骨区域部分通过次级神经胚形成过程发育而来。在这一过程中,先形成实性的细胞结构,随后其中央出现腔隙。涉及这一过程的异常可导致闭合性脊柱畸形。因此,临床上范围更广的脊柱闭合不全这一类别,涵盖了一些发育起源不同于典型初级神经管闭合失败的疾病。
在开放性缺陷中,最初的畸形形成后还会发生进一步的损伤。暴露的神经组织可能因接触羊水及受到机械性损伤而发生退变。在颅部缺陷中,最初已形成但暴露在外的脑组织可逐渐退化。在开放性脊柱缺陷中,保护性被膜的缺失和脑脊液动力学的改变会促成后续异常。将最初的发育异常与后来的继发损伤区分开来,为部分经过筛选的病例实施产前外科闭合手术提供了部分生物学依据。
主要解剖类型与分类
脊柱裂涵盖一系列脊柱畸形,其共同特征是椎骨后部结构形成不全,有时还伴有脊髓及其被膜的异常。临床上最重要的开放型是脊髓脊膜膨出,即神经组织和脊膜经椎骨缺损处暴露或膨出。病变最常累及脊柱下段,但也可发生于其他节段。脊髓裂是指神经板开放、较为平坦,且没有完整囊膜包覆的情况。这些缺陷通常归为开放性脊髓闭合不全。
脊膜膨出是指含有脊膜和脑脊液的囊状结构向外膨出,囊内无明显的脊髓组织。其神经功能损害可能比脊髓脊膜膨出轻,但伴随异常仍不容忽视。闭合性脊髓闭合不全包括由皮肤覆盖的病变,如脂肪脊髓脊膜膨出,以及某些类型的脊髓纵裂畸形或皮肤窦道。单纯隐性脊柱裂常因偶然发现椎弓未融合而得到诊断,它不等同于开放性神经管缺陷,也可能不引起任何临床问题。对于是否纳入这些闭合性异常,以及如何将其归类,不同分类体系的处理方式并不相同。
无脑畸形源于颅部神经管未能正常发育,表现为脑和颅盖的大部分缺失。它并不意味着所有脑结构均完全缺如:部分脑干及其他神经组织仍可能保留。无脑畸形患儿无法长期存活,受累胎儿常在宫内死亡,或在出生后不久死亡。无颅盖畸形和露脑畸形是相关的发育异常表现,涉及颅盖缺如及异常脑组织外露;外露组织的退变可形成后期的无脑畸形表现。
脑膨出是指颅内组织或结构经颅骨缺损处向外疝出。膨出囊内可能仅含脊膜和脑脊液,也可能包含脑组织。枕部病变位于头部后方,额筛部病变则累及前额与鼻之间的区域。预后取决于病变位置、疝出神经组织的数量和类型、伴随的脑部异常,以及是否存在涉及范围更广的综合征。许多监测体系通常将脑膨出纳入神经管缺陷,尽管其发育机制并不总是与开放性闭合缺陷相同。
颅脊柱裂是一种严重畸形,表现为开放性颅部缺损与连续的开放性脊柱缺损并存。枕骨大孔区脑膨出畸形的特征是头部明显后仰,并伴有枕骨和颈椎异常。这些少见类型说明,神经管缺陷不能被视为单一、均质的解剖异常。要对临床研究进行可靠比较,就必须明确界定所纳入的病变。
遗传易感性与母体危险因素
大多数非综合征性神经管缺陷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非遵循简单的显性或隐性遗传模式。多种遗传变异可影响易感性,而营养状况和母体接触的因素则会影响胚胎发育是否越过发生畸形的阈值。既往妊娠中胎儿曾患神经管缺陷,会增加再次妊娠时胎儿患病的概率。再发风险的估计值因人群和临床情况而异,但常有报告指出,在未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一次受累妊娠后的再发风险约为2%–3%。这一风险高于一般人群,但并不意味着再次妊娠必然受累。
研究发现,参与平面细胞极性、叶酸代谢及其他发育通路的基因与神经管缺陷有关。在部分患者或家系中,已发现影响VANGL1、VANGL2等蛋白的罕见变异,但这些发现只能解释少数病例。MTHFR基因的常见变异,尤其是C677T,与神经管缺陷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群背景和营养状况。这些变异既不是导致神经管缺陷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单独致病,对大多数病例而言,也不能单凭这些变异作出诊断层面的解释。
某些神经管缺陷是染色体疾病或已知遗传综合征的组成表现。例如,脑膨出可见于梅克尔–格鲁伯综合征;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病,常伴有肾脏囊性病变和多指(趾)。13三体和18三体也可伴有神经管畸形或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是否同时存在其他结构异常,会影响对潜在染色体疾病或单基因病可能性的判断,也是遗传咨询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母亲孕前已患糖尿病是已明确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在器官形成早期血糖升高的情况下。母体肥胖症也与风险增加有关,但其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涉及代谢和营养因素。妊娠早期接触某些抗癫痫药物,尤其是丙戊酸,会增加神经管缺陷的风险。其他干扰叶酸代谢的药物也与发育风险有关。不能仅凭某种药物属于某一大类,就推断其具体作用。
在发育关键期,母体核心体温升高,包括明显发热所伴随的体温升高,与风险增加有关。许多职业接触化学物质、污染物以及饮食相关暴露的证据则不够一致,且难以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叶酸水平偏低是一个重要且可干预的致病因素,但通常无法将某次妊娠中的神经管缺陷归因于单一暴露因素。即使叶酸摄入充足,仍有病例发生,这表明对叶酸敏感和不敏感的发育通路均存在。
分布、疾病负担与监测
神经管缺陷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但记录在案的发生频率因地区、时期和人群而异,差异相当显著。报告的出生患病率从每万次出生数例到数十例不等。这些差异反映了叶酸摄入量、食品营养强化、遗传背景、孕产妇健康状况以及诊断服务可及性的不同。既往研究曾记录到一些地区的发生率特别高,包括中国北方和不列颠群岛的部分地区;此后,营养状况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变化改变了这些分布格局。
在流行病学中,分母的选择至关重要。出生患病率可按患病活产儿和死产儿占总出生数的比例计算,而先天异常监测中的总患病率还可能将产前诊断后终止的妊娠纳入统计。由于早期自然流产未能得到完整记录,两者都不能直接衡量受累的受孕总数。在胎儿死亡和产前诊断较为常见的情况下,仅使用活产记录的研究会严重低估无脑畸形及其他严重缺陷的发生情况。
产前检出还带来了另一个解读问题。出生时患有神经管缺陷的婴儿数量下降,可能反映了缺陷发生减少,也可能反映了诊断后妊娠结局的变化,或两者兼有。因此,评估一级预防效果,需要监测系统在可行范围内尽可能涵盖各类妊娠结局,并保持病例定义稳定。影像学检查可及性、记录方式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即使与胚胎发育本身的变化无关,也可能影响所测得的趋势。
国际疾病分类设有用于记录无脑畸形及类似畸形、脑膨出和脊柱裂的类别。在 ICD-10 中,这些类别主要对应 Q00、Q01 和 Q05。行政编码有助于开展大规模分析,但可能误判病变类型,或纳入不符合研究预定定义的疾病。专病登记系统通常以影像学检查结果、临床描述和专家复核作为编码的补充。尤其需要将孤立性椎弓缺损与具有临床意义的脊柱闭合不全区分开来。
疾病负担并不限于早期死亡。存在脊髓病变的存活者可能需要反复手术、处理排尿和排便功能障碍、使用助行器具、获得教育支持,并在整个成年期持续接受照护。伤残调整生命年等指标能够反映其中一部分负担,却无法全面描述个人的社会参与情况或家庭的切身体验。地区之间的比较还反映了新生儿存活率和治疗可及性的差异。即使受累妊娠的发生频率较低,存活率较高的人群中,患有脊柱裂的成年人数仍可能更多。
叶酸的生物学作用与人群预防
叶酸是一种参与一碳代谢所必需的B族维生素,一碳代谢包括核苷酸基本组成单位的合成以及与甲基化有关的反应。快速分裂的胚胎组织依赖这些过程。通常用于膳食补充剂和食品强化的叶酸为人工合成形式。虽然叶酸的预防作用已得到充分证实,但从叶酸供应充足到神经管成功闭合,其间确切的作用过程尚未完全阐明。目前正在研究的机制包括叶酸对核苷酸供应、细胞增殖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影响。
1991年发表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维生素研究是一项重要的里程碑。这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既往曾有过神经管缺陷胎儿妊娠史的女性,发现围受孕期补充叶酸可使再次发生神经管缺陷的风险降低约72%。试验采用的叶酸剂量为每日4毫克。1992年发表的一项匈牙利随机试验表明,含0.8毫克叶酸的复合维生素制剂能够预防神经管缺陷的首次发生。由于该制剂含有多种维生素,因此解读其结果时需结合其他证据,而不能将其单独视为对叶酸作用的估计。
补充时机对预防至关重要。在许多人发现自己怀孕之前,神经管闭合已基本完成,因此,若到常规首次产检后才开始补充,可能会错过相关的发育窗口期。因此,公共卫生建议通常强调在受孕前和妊娠早期摄入叶酸。对于可能怀孕的人群,许多国家建议每日摄入400微克;部分指南则规定为400~800微克。针对某些高风险情形,指南提出了更高剂量的补充方案,具体剂量及适用人群因国家或地区而异。
强制性食品强化使预防措施不仅惠及孕前服用补充剂的人群,也能覆盖更广泛的人群。美国自1998年起要求在营养强化谷物制品中添加叶酸,添加量为每100克产品140微克。加拿大在同一时期推出了类似计划,此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食品强化政策。监测研究记录到,这些政策实施后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显著下降,但降幅取决于人群原有营养状况、强化食品的覆盖范围、食物消费模式以及病例确认方法。
食品强化无法预防所有病例,其覆盖程度也取决于纳入计划的主食种类。主要依赖强化计划之外食物的人群可能获益较少。因此,对这类计划的评估会综合食品成分监测、膳食数据、叶酸水平测定和先天性异常监测。维生素B12的营养状况也与一碳代谢以及某些叶酸相关实验室结果的解读有关。实施叶酸干预后仍然存在的疾病负担,依然是发育与营养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产前筛查与诊断评估
产前检出主要依靠超声成像,在某些情况下也辅以孕妇血清检测。无脑畸形由于颅盖缺如、脑发育明显异常,往往可在孕早期影像检查中识别。许多脊柱缺陷可在孕中期的详细胎儿解剖结构检查中发现,此类检查通常在孕约18~22周进行。检出情况取决于病变类型、胎位、图像质量、孕周和检查者的经验。与较大的开放性病变相比,较小或有皮肤覆盖的脊柱异常更难识别。
对疑似开放性脊柱裂的超声评估包括检查脊柱、覆盖其上的组织、下肢活动及颅内解剖结构。“柠檬征”是指额骨呈扇贝样向内凹陷;“香蕉征”则是指与后脑结构向下移位相关的小脑形态改变。这些是间接征象,并非独立的缺陷。此外,还可能存在脑室扩大和后颅窝异常。详细检查还会寻找其他畸形,因为这些畸形可能提示染色体异常或某种综合征。
甲胎蛋白主要由胎儿肝脏和卵黄囊产生。胎儿的开放性缺陷可使更多甲胎蛋白进入羊水和母体循环。因此,通常在孕中期进行的孕妇血清甲胎蛋白检测,可提示胎儿存在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概率升高。结果通常以相应孕周中位数的倍数表示。解读结果时需考虑孕周估算、胎儿数量和母体特征等因素。甲胎蛋白水平升高并非神经管缺陷所特有,也可见于腹壁缺陷及其他妊娠相关情况。
过去,通过羊膜腔穿刺术测定羊水中的甲胎蛋白和乙酰胆碱酯酶,在确诊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高质量超声检查已在许多情况下减少了对侵入性生化确证检查的需求,但为进行遗传学评估或明确尚无定论的检查发现,仍可能实施侵入性检查。针对常见染色体非整倍体的常规游离DNA筛查,无法可靠筛查神经管缺陷。因此,该项检测结果阴性并不能排除神经管结构异常。
当需要进一步了解脑、脊髓或脑膨出的细节时,胎儿磁共振成像可作为超声检查的补充,但不能替代初步的胎儿解剖结构筛查。诊断评估还需将开放性神经管闭合不全与骶尾部肿瘤、囊性病变及其他脊柱肿块相鉴别。所得信息有助于描述病变、评估伴随异常,并讨论各种可能的结局。产前影像检查无法预测日后活动能力、大小便控制能力、学习能力或独立生活能力的所有方面。
神经系统及全身影响
脊髓神经管缺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经损伤的功能节段及范围。脊髓病变位置越高,通常受累的肌群越多,下肢运动和感觉障碍也越严重。不过,解剖学上的椎体节段与神经功能受损的节段并不总是一致。有些低位病变患儿能够独立行走,另一些则需要使用矫形器、助行器、轮椅,或综合使用这些辅助设备,具体方式会随年龄而变化。感觉减退会增加皮肤损伤、压力性损伤和烫伤未被察觉的风险。
开放性脊髓脊膜膨出常伴有II型Chiari畸形。这是一种复杂的发育异常,表现为后颅窝狭小及后脑结构向下移位,可累及小脑、脑干和脑脊液通路。症状可包括吞咽困难、呼吸紊乱,或上部神经结构受累所致的无力,但影像学表现不一定与临床严重程度相符。脑积水也是常见的伴随疾病,表现为脑脊液异常积聚并伴脑室扩大,可能需要接受脑脊液分流术或其他神经外科治疗。
膀胱功能障碍源于脑、脊髓与下尿路之间的信号传递异常。膀胱可能在异常高压下储尿、排空不全,或出现膀胱收缩与尿道出口松弛不协调。这些异常可导致尿失禁和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但仅凭是否能控制排尿,无法判断膀胱压力是否处于安全范围。持续的高压储尿和尿液反流可损害肾脏。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则可引起便秘、排便不尽和大便失禁。
肌肉骨骼系统的影响包括先天性足畸形、髋关节异常、关节挛缩和脊柱侧弯。肌力减弱和负荷改变会影响骨骼生长及力线。负重减少可导致骨密度降低和骨折;感觉受损时,骨折可能很少出现典型症状。即使没有新的神经系统病变,生长、体重变化及身体活动需求的增加也可能改变行动能力。皮肤破损同样可能降低功能,并使上学、工作或康复训练中断。
脊髓可能与周围组织异常粘连,形成栓系。脊髓脊膜膨出修补术后,解剖学上的脊髓栓系很常见;但脊髓栓系综合征是指牵拉所致的临床功能恶化,例如步态变差、疼痛、新出现的无力或膀胱功能改变。部分患者在注意力、执行功能、视空间能力或数学能力方面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伴有脑积水及相关脑部异常时。智力障碍并非脊柱裂的必然后果,患者的认知能力特征差异很大。
手术治疗与多学科照护
开放性脊髓脊膜膨出的出生后治疗,首先是保护暴露的组织,并评估神经功能状况、伴发异常及感染风险。手术闭合通常在出生后早期进行,条件允许时往往在最初的24—48小时内完成。手术旨在重建具有保护作用的各层组织并覆盖缺损,但无法恢复未能形成或已经受损的神经组织。脑膨出的手术方案同样取决于膨出囊的内容物、皮肤覆盖情况、静脉解剖结构、伴发异常以及重建的可行性。
脑积水通常采用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将脑脊液从脑室引流至腹腔。分流装置可能发生堵塞或感染,因而可能需要修正手术。对于经过选择的患者,内镜下第三脑室造瘘术可作为替代方案,有时会联合脉络丛烧灼术,但其成功率取决于患者年龄、解剖结构及脑积水的病因。并非所有脑室扩大都需要手术;临床病情的进展及对脑脊液动力学的综合评估十分重要。
产前修补旨在减少暴露的脊髓组织持续受到的损伤,并在出生前改善脑脊液循环状况。2011年发表的随机试验“脊髓脊膜膨出治疗研究”,在经过严格筛选的妊娠病例中比较了产前开放式修补与标准的出生后修补。该试验纳入183名受试者后,因已显示出治疗获益而提前终止。截至出生后12个月,产前手术组约40%的婴儿接受了分流装置置入,出生后手术组则约为82%;部分运动功能指标也显示产前修补效果更好。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已经找到了治愈方法,也不能直接适用于所有患有脊柱裂的胎儿。
产前手术会给孕妇和妊娠带来风险,包括胎膜相关并发症、早产,以及子宫切口对本次和今后妊娠的影响。开放式手术与胎儿镜手术在技术上有所不同,并发症的类型和发生情况也各异。两者的比较证据仍在不断积累,尤其是关于长期功能和孕产妇结局的证据。因此,胎儿手术的实施需要严格的筛选标准、专业团队,以及对母胎双方结局的评估,而不能仅依据脊柱病变作出决定。
长期照护通常结合神经外科学、泌尿外科、骨科、发育照护及康复等多个领域。膀胱管理可能包括间歇性导尿、药物治疗、泌尿道功能监测,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开展重建手术。肠道管理方案会根据个体情况,综合采用饮食调整、药物、灌洗或手术等措施。物理治疗、作业治疗、矫形器及移动辅助器具有助于改善功能和日常活动参与。治疗重点因年龄和临床表型而异;脊柱病变的治疗结局不应推广至无脑畸形等致死性颅脑缺陷,后者的照护目标有所不同。
生存、成年生活与持续开展的研究
20世纪,随着新生儿期缺损闭合术、脑脊液分流术、感染治疗及肾功能保护措施日益普及,脊柱裂患者的生存状况显著改善。如今,许多患者能够活到成年,部分患者还可存活至成年后期。不过,患者的结局仍存在很大差异,取决于病变的严重程度、伴随的脑部异常、肾脏健康状况、呼吸系统问题及医疗照护的连续性。由于患者群体的临床特征和可用的治疗手段均已发生变化,不能将历史生存数据直接用于当代患儿。
成年期照护并不只是延续儿童期的治疗。分流装置置入多年后仍可能发生并发症,而肌力、步态、大小便控制能力或认知方面的变化,都可能提示出现了新的问题。慢性疼痛、肌肉骨骼劳损、皮肤损伤和代谢性疾病可能逐渐成为更重要的健康问题。性功能、生育能力、妊娠及生殖遗传学问题也是成年期医疗的重要方面。人们已认识到,从儿科转向成人医疗服务的阶段,患者获得专科诊疗和协调随访的连续性可能受到影响。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并非仅由行走能力决定。大小便控制能力、疼痛、社会融入、无障碍住房、教育、就业以及对日常活动的自主掌控,都会影响患者参与生活的程度。轮椅及其他辅助技术能够拓展患者的行动能力,而不应仅被视为功能丧失的标志。仅衡量解剖结构损伤或手术次数的研究会忽略这些层面。患者报告的结局能够补充临床检查无法捕捉的信息,反映患者重视的事项及其亲身体验。
预防研究试图解释,为何叶酸能够预防某些神经管缺陷,却无法预防另一些。动物模型使研究人员能够深入研究神经褶的力学机制、细胞极性、组织代谢,以及遗传变异与母体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基因组研究面临的挑战在于,神经管缺陷较为少见,解剖表现多样,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合并不同病变类型可以扩大样本量,却也可能掩盖各自不同的发育机制。此外,发现某个相关遗传变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就能据此建立有用的筛查方法。
临床研究正在延长产前修补术后的随访时间,以评估学龄期乃至成年期的结局,包括行动能力、膀胱和肠道功能、认知能力以及母亲的生殖健康。其他研究则在探索如何减少对分流装置的依赖、加强尿路保护,以及预防继发性组织损伤。实验性再生治疗方法仍不同于已确立的治疗手段。在这些研究领域中,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就需要采用一致的病变定义、记录伴随异常,并使用兼顾医学并发症和日常生活功能的结局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