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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动理论

气体动理论通过微观粒子的统计运动与碰撞,解释气体的压强、温度、平衡及输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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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动理论从气体组成粒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出发,解释气体可观测的性质。气体由数量极其庞大的原子或分子组成,通常既不知道、也无须知道每个粒子的运动轨迹。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统计描述将分子速度和碰撞与压强、温度及黏度等物理量联系起来。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该理论将粒子视为经典物体:它们在两次短暂的弹性碰撞之间自由运动。

该理论为热力学的许多内容提供了微观基础,也是统计力学的一个核心范例。它解释了气体为何近似遵循压强、体积与温度之间的定律,不同气体为何会相互混合,以及气体如何输运动量和能量。该理论更一般的形式可以描述偏离平衡态的气体,包括真空设备和高层大气中的稀薄气体流动。其适用限度同样重要:对于稠密气体、量子简并气体和强相互作用系统,必须对最简单的分子图像作出修正。

历史发展与分子假说

早期对气体的力学解释,在分子的存在得到实验证实之前就已出现。17世纪,罗伯特·波义耳的研究揭示了气体压强与体积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有一些自然哲学家提出,压强源于运动的微粒。1738年,丹尼尔·伯努利在《流体动力学》中给出了一个尤为清晰的定量解释。伯努利将气体描述为大量快速运动的粒子,认为这些粒子撞击容器便产生了压强。他的模型将分子运动加剧与压强增大联系起来,并预示了将热能解释为微观运动的观点。

19世纪,气体动理论与热的力学理论并行发展。约翰·赫拉帕斯和约翰·詹姆斯·沃特斯顿提出了用分子解释气体性质的理论,但他们的工作起初影响有限。沃特斯顿于1845年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的一篇重要论文,直到1892年才得以全文发表。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也研究了分子运动,并估算了分子速率。这些早期理论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难题:推算出的分子速率达到每秒数百米,而气体的扩散和混合却缓慢得多。区分快速运动与缓慢的净输运,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19世纪50年代,鲁道夫·克劳修斯通过强调碰撞的作用并引入平均自由程概念,回应了这一难题。分子可以一边快速运动,一边不断改变方向,因此在较长时间内,其位移远小于实际走过的总路程。1860年,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引入了分子速度的统计分布,而不再假定所有分子的速率都相同。他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与直觉相悖的预言:在温度固定时,稀薄气体的黏度近似与压强无关。

路德维希·玻尔兹曼通过研究分子速度分布随时间的演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于1872年提出的动力学方程及相关的H定理,将分子碰撞与系统趋于平衡的趋势联系起来。这项工作使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不可逆的宏观行为如何能由可逆的力学规律产生?直到19世纪末,反对原子论解释的声音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主张以纯粹唯象方法研究热力学的人士之中。对布朗运动的研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的理论以及让·佩兰随后的实验,为分子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独立证据。到20世纪初,气体动理论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推测性的气体力学模型,而是成为了更广泛的物质统计理论的一部分。

微观假设与压强的起源

最基本的模型考虑体积 VV 内的 NN 个相同粒子,每个粒子的质量为 mm。它们的数密度为 n=N/Vn=N/V。这些粒子遵循经典力学,自身占据的体积相对于可用空间可以忽略,除碰撞期间外,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力也可以忽略。碰撞过程中,总动量和总动能守恒。理想气体是一种极限情况下的热力学模型,其中分子间相互作用对能量和压强均无贡献。真实的稀薄气体近似具有这种行为,但碰撞对于建立平衡仍然不可或缺。

压强源于粒子向边界传递动量。考虑一个速度分量为 vxv_x 的分子,撞击垂直于 xx 方向的静止壁面。镜面弹性反射使这一速度分量反向,从而向壁面传递动量 2mvx2mv_x。将大量分子碰撞的贡献相加,得到

p=nm⟨vx2⟩.p=nm\langle v_x^2\rangle.

在没有宏观流动的平衡状态下,各个空间方向等价,因此

⟨vx2⟩=⟨vy2⟩=⟨vz2⟩=13⟨v2⟩,\langle v_x^2\rangle =\langle v_y^2\rangle =\langle v_z^2\rangle =\frac{1}{3}\langle v^2\rangle,

于是

p=13nm⟨v2⟩.p=\frac{1}{3}nm\langle v^2\rangle.

这一结果表明,压强体现的是微观动量的通量,而不是相距很远的粒子之间的静态排斥力。

将这一力学结果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V=NkBTpV=Nk_{\mathrm B}T 结合,得到

12m⟨v2⟩=32kBT,\frac{1}{2}m\langle v^2\rangle =\frac{3}{2}k_{\mathrm B}T,

其中 kBk_{\mathrm B} 是玻尔兹曼常数。因此,温度衡量的是处于经典平衡态的气体中,每个粒子的平均平动动能。它并不衡量每个分子的速率;对于具有转动、振动或电子激发的分子,温度通常也不与其总能量成正比。自2019年国际单位制修订以来,该常数的精确值为 1.380649×10−23 J K−11.380649\times10^{-23}\ \mathrm{J\,K^{-1}}。

在流动的气体中,必须将分子运动分解为宏观流动和随机热运动。若气体的局部流速为 u\mathbf u,则热运动速度(也称脉动速度)为 c=v−u\mathbf c=\mathbf v-\mathbf u。此时,微观动量通量张量为

Pij=m∫cicjf(r,v,t) d3v,P_{ij}=m\int c_i c_j f(\mathbf r,\mathbf v,t)\,d^3v,

其中,速度分布函数 ff 对速度积分后得到局部数密度。在平衡状态下,该张量化为 Pij=pδijP_{ij}=p\delta_{ij}。在非平衡状态下,其不同方向分量之间的差异以及非对角分量描述了应力。区分这两类运动有助于避免一种常见误解:高速气流的定向运动动能,并不自然地计入其温度。

平衡态的速度与速率分布

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描述了经典气体在平衡态下的速度分布。对于整体静止的气体,三维速度空间中的归一化概率密度为

ϕ(v)=(m2πkBT)3/2exp⁡(−mv22kBT).\phi(\mathbf v)= \left(\frac{m}{2\pi k_{\mathrm B}T}\right)^{3/2} \exp\left(-\frac{m v^2}{2k_{\mathrm B}T}\right).

速度的每个笛卡尔分量都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kBT/mk_{\mathrm B}T/m 的高斯分布。概率密度可分解为三个独立分量的乘积,这反映了平动动能的可加性,以及空间中不存在优先方向。对于具有均匀宏观流速的气体,同一表达式适用于相对于宏观流速的脉动速度 c\mathbf c。

速度分布与速率分布并不相同。速度既包含大小,也包含方向;速率则是速度的非负大小 v=∣v∣v=|\mathbf v|。将速度空间中球壳内的速度状态数考虑在内,可得速率的概率密度

F(v)=4π(m2πkBT)3/2v2exp⁡(−mv22kBT).F(v)=4\pi \left(\frac{m}{2\pi k_{\mathrm B}T}\right)^{3/2} v^2\exp\left(-\frac{mv^2}{2k_{\mathrm B}T}\right).

因子 v2v^2 使速率分布在速率为零处取零值,尽管速度空间中的概率密度在原点处最大。温度升高会使速率分布变宽,并使其峰值向更大的速率移动。在温度固定时,粒子质量增大会使分布向更小的速率移动。

以下三种特征速率尤其有用:

vmp=2kBTm,vˉ=8kBTπm,vrms=3kBTm.v_{\mathrm{mp}}=\sqrt{\frac{2k_{\mathrm B}T}{m}}, \qquad \bar v=\sqrt{\frac{8k_{\mathrm B}T}{\pi m}}, \qquad v_{\mathrm{rms}}=\sqrt{\frac{3k_{\mathrm B}T}{m}}.

它们分别是最概然速率、平均速率和方均根速率,满足 vmp<vˉ<vrmsv_{\mathrm{mp}}<\bar v<v_{\mathrm{rms}}。对于温度为 300 K300\ \mathrm K 的氮分子,这三种速率分别约为 422422、476476 和 517 m s−1517\ \mathrm{m\,s^{-1}}。在相同温度下,氢分子的运动要快得多,因为其分子质量小得多。在处于平衡态的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具有相同的温度,每个粒子的平均平动动能也相同,但平均速率并不相同。

这一分布与更一般的玻尔兹曼分布有关,后者赋予各状态的权重为 exp⁡[−E/(kBT)]\exp[-E/(k_{\mathrm B}T)]。它描述的是平衡态的概率,而不是对分子的固定分类:碰撞不断使粒子从一个速率区间转移到另一个速率区间。此外,由某种物理过程筛选出的样本,其分布未必与气体内部的分布相同。撞击壁面的分子,其统计权重取决于朝向该壁面的速度分量;而经小孔逸出的分子中,高速分子所占的比例更大。这一区别对于分子束实验以及理解逸出气体带走的能量都很重要。

内能、能量均分与热容

能量均分定理将分子运动与热学性质联系起来。在经典平衡状态下,能量中每个独立的二次项对每个分子的平均能量贡献为 kBT/2k_{\mathrm B}T/2。因此,三个平动项的总贡献为 3kBT/23k_{\mathrm B}T/2。对于电子激发可忽略不计的单原子理想气体,其内能为

U=32NkBT,U=\frac{3}{2}Nk_{\mathrm B}T,

其定容摩尔热容为 CV,m=3R/2C_{V,m}=3R/2,其中 RR 为气体常数。再由理想气体关系式 CP,m−CV,m=RC_{P,m}-C_{V,m}=R,可得 CP,m=5R/2C_{P,m}=5R/2。

分子还具有其他运动模式。线性分子有两个通常意义上的转动自由度,而非线性分子有三个。当热运动足以激发这些转动、却不足以激发振动时,双原子理想气体近似满足

U=52NkBT,CV,m=52R.U=\frac{5}{2}Nk_{\mathrm B}T, \qquad C_{V,m}=\frac{5}{2}R.

一个经典简谐振动模式同时包含动能项和势能项,充分激发时对能量的总贡献为 kBTk_{\mathrm B}T。含有 ss 个原子的分子,若为线性分子,就有 3s−53s-5 个振动模式;若为非线性分子,则有 3s−63s-6 个振动模式。这些模式数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温度下,多原子气体能够比单原子气体储存更多能量。

然而,不加限制地应用经典能量均分定理,会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给出错误的热容。量子力学解决了这一问题:分子的内部能量具有离散能级,当热能过低、不足以使某一模式的激发态得到显著占据时,该模式对热容的贡献就很小。转动模式通常在比振动模式更低的温度下就能被激发。对于室温附近的氮气,转动的贡献很大,而振动的贡献很小。氢分子的转动能级间隔相对较大,因此其低温行为对量子化效应和核自旋态的占据分布尤为敏感。这些效应并不意味着统计推理失效,而是要求采用正确的分子能谱。

被激发的模式数也会影响气体的力学行为。对于热容近似恒定的理想气体,热容比 γ=CP/CV\gamma=C_P/C_V 决定了可逆绝热过程中的关系式 pVγ=constantpV^\gamma=\text{constant},也出现在声速表达式 a=γkBT/ma=\sqrt{\gamma k_{\mathrm B}T/m} 中。常见的热容比取值为:单原子气体为 5/35/3,转动已被激发而振动基本未被激发的双原子气体约为 7/57/5。在快速变化的流动中,内部模式的弛豫可能过于缓慢,无法与平动维持相同的温度。此时,热容和声传播特性就可能取决于扰动的时间尺度,从而将分子间的能量交换与可测量的宏观动力学行为联系起来。

碰撞、相互作用势与平均自由程

碰撞使分子速度重新分配,并使气体趋于平衡。在最简单的硬球模型中,分子的有效碰撞直径为 dd,几何截面为 σ=πd2\sigma=\pi d^2。对于处于平衡态的稀薄气体中的同种分子,平均自由程为

λ=12 nσ.\lambda=\frac{1}{\sqrt{2}\,n\sigma}.

其中,因子 2\sqrt{2} 计入了碰撞双方的相对运动。如果把其他所有分子都视为静止,就会漏掉这一因子。相应地,每个分子的平均碰撞频率为 z=nσ⟨g⟩z=n\sigma\langle g\rangle,其中 gg 为相对速率;对于服从麦克斯韦分布的同种粒子,⟨g⟩=2 vˉ\langle g\rangle=\sqrt{2}\,\bar v。因此,z=vˉ/λz=\bar v/\lambda。

典型的分子碰撞直径为零点几纳米。取空气分子的有效直径约为 0.37 nm0.37\ \mathrm{nm},可得室温和大气压附近的平均自由程约为 70 nm70\ \mathrm{nm}。分子速率为每秒数百米时,两次碰撞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为 10−10 s10^{-10}\ \mathrm s 量级。这些数值是依赖于模型的估算值,而非普适常数:空气是混合物,有效截面取决于相互作用的具体细节,实际碰撞频率也随温度变化。在温度不变的条件下,将压强降至原来的千分之一,稀薄气体的平均自由程便会增大至原来的约一千倍。

真实分子的行为并不像完全刚性的球体。在短距离内,电子云的重叠会产生强烈的排斥作用;在较大的间距下,范德华力可使中性粒子相互吸引。一种广泛使用的近似是伦纳德-琼斯势,

U(r)=4ϵ[(σLJr)12−(σLJr)6].U(r)=4\epsilon \left[ \left(\frac{\sigma_{\mathrm{LJ}}}{r}\right)^{12} -\left(\frac{\sigma_{\mathrm{LJ}}}{r}\right)^6 \right].

这里,ϵ\epsilon 决定势阱深度,σLJ\sigma_{\mathrm{LJ}} 是一个长度参数,与碰撞截面不同。这一势函数适用于许多简单的非极性气体,但对于各向异性分子、极性相互作用以及反应性碰撞,则需要更精细的描述。在这种图像中,碰撞应理解为运动轨迹发生偏转,而不是分子在某个固定表面上发生实际接触。

输运不仅取决于碰撞发生的频率,还取决于碰撞改变运动状态的效率。小角度偏转与迎头碰撞所传递的动量并不相同,因此定量理论采用加权碰撞积分和输运截面。碰撞还可能使平动能与转动能或振动能相互交换,而能量足够高的碰撞则可能引发化学反应。因此,气体可能具有多个弛豫时间:平动速度分布有其弛豫时间,内能和化学组成也各有相应的弛豫时间。在冲击波、快速膨胀的射流以及高温气体中,这些区别尤为重要,因为单一的碰撞时间不足以完整表征气体趋于平衡的过程。

动量、能量与物质的输运

输运的产生,是因为分子会将所携带的物理量从一个区域带到另一个区域,再通过碰撞使其重新分配。在存在速度梯度的气体中,从运动较快的流层到达较慢流层的分子,会带入多余的定向动量;而沿相反方向运动的分子所携带的动量则相对不足。由此产生的剪切应力抵抗这一速度梯度。对于简单的平面流动,

τxy=−η∂ux∂y,\tau_{xy}=-\eta\frac{\partial u_x}{\partial y},

其中,符号约定表示动量沿其梯度的反方向输运,η\eta 为动力黏度。根据平均自由程作出的估算为

η∼13ρvˉλ,\eta\sim\frac{1}{3}\rho\bar v\lambda,

其中 ρ\rho 为质量密度。数值系数取决于碰撞模型以及对速度分布的处理方式。

这一估算解释了麦克斯韦的预言:稀薄气体的黏度近似与压强无关。在温度固定时,质量密度随数密度成正比增加,而平均自由程则与数密度成反比减小;两者的乘积近似保持不变。携带动量的粒子虽然更多,但每个粒子输运动量的距离却更短。对于硬球模型,更精确的稀薄气体结果为

η=516d2mkBTπ.\eta=\frac{5}{16d^2} \sqrt{\frac{mk_{\mathrm B}T}{\pi}}.

因此,硬球气体的黏度随 T1/2T^{1/2} 增大。真实的分子间作用力会改变这种温度依赖关系。在高密度条件下,或在有边界的极稀薄系统中,黏度与压强无关的结论并非无条件成立,因为分子间的关联或分子与壁面的碰撞会改变输运机制。

热传导也有类似的解释。从较热区域穿过来的分子,平均而言比从较冷区域穿过来的分子携带更多能量。相应的连续介质关系为傅里叶定律,

q=−κ∇T,\mathbf q=-\kappa\nabla T,

其中 κ\kappa 为热导率。粗略估算可得 κ∼ρcvvˉλ/3\kappa\sim\rho c_v\bar v\lambda/3,其中 cvc_v 为单位质量的定容比热容。分子的内部运动模式使这一估算变得更复杂,因为其能量的输运和交换速率可能与平动能不同。对于稀薄的单原子硬球气体,动理论的最低阶结果给出 κ=(15/4)(kB/m)η\kappa=(15/4)(k_{\mathrm B}/m)\eta,表明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物性之间存在定量联系。

扩散则是与之对应的粒子输运。对于均匀背景中的稀薄标记粒子群,其相对于气体平均运动的通量近似为 J=−D∇ntr\mathbf J=-D\nabla n_{\mathrm{tr}},其中 D∼vˉλ/3D\sim\bar v\lambda/3。与黏度不同,稀薄气体的扩散系数近似与压强成反比。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的通量通过碰撞相互耦合,因此单一扩散系数并不总是足够。温度梯度可以通过热扩散使组分分离,而组成梯度则可以驱动热通量。系统求解动理学方程,可以得到这些耦合效应,并明确简单的梯度定律在何种条件下仍然有效。对于强梯度或快速变化的情形,则需要采用超出局域输运系数范围的描述。

玻尔兹曼方程与不可逆演化

稀薄气体理论的核心动力学量是单粒子分布函数 f(r,v,t)f(\mathbf r,\mathbf v,t),其定义使得 f d3r d3vf\,d^3r\,d^3v 表示相空间中一个小体积元内粒子数的期望值。在外力 F\mathbf F 作用下,该分布函数的演化由玻尔兹曼方程描述:

∂f∂t+v⋅∇rf+Fm⋅∇vf=C[f].\frac{\partial f}{\partial t} +\mathbf v\cdot\nabla_{\mathbf r}f +\frac{\mathbf F}{m}\cdot\nabla_{\mathbf v}f =C[f].

等式左侧描述粒子在位置空间和速度空间中的运动。碰撞算子 C[f]C[f] 计入双粒子碰撞导致的各速度处粒子数的增加与减少,其具体形式取决于微分碰撞截面。

通常采用的碰撞算子假设,即将碰撞的粒子的速度在相关尺度上统计独立。这一假设称为分子混沌,它将入射粒子对的双粒子分布替换为两个单粒子分布的乘积。这并不是说碰撞不会产生关联;碰撞后的粒子会因这次相遇而相互关联。其含义是,在稀薄条件下,粒子随后的运动使得我们在估算未来典型的入射碰撞时,可以忽略这些关联。高密度、反复发生的关联碰撞,或经过特殊制备的初始态,都可能使这一近似失效。

对于弹性碰撞,碰撞算子保持粒子数、总动量和总动能守恒。将方程分别乘以 11、mvm\mathbf v 或 mv2/2mv^2/2,再对速度积分,便可得到宏观平衡方程。这些方程本身并不封闭,因为应力和热流依赖于 ff 的更高阶矩。在局部平衡附近,悉尼·查普曼和戴维·恩斯科格于20世纪初提出的查普曼–恩斯科格展开给出了本构关系和输运系数。该展开的最低几阶将分子动力学描述与流体力学中的欧拉方程及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联系起来。

玻尔兹曼还引入了泛函

H=∫fln⁡f d3r d3v.H=\int f\ln f\,d^3r\,d^3v.

对于满足适当边界条件的孤立气体,他的H定理给出 dH/dt≤0dH/dt\leq0。除去取决于归一化方式的常数,相应的动理学熵为 −kBH-k_{\mathrm B}H,因此在该方程的假设成立时,熵不会减少。定常平衡分布为麦克斯韦分布。这一结果从分子层面解释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但并未证明每一条可能的微观轨迹都必然表现出熵的单调增长。约瑟夫·洛施密特的可逆性诘难和恩斯特·策梅洛的回归诘难揭示了这一区别。将所有分子的速度反向,会产生与通常的入射粒子对假设不相容的特殊关联。只要区分精确的可逆动力学与忽略某些关联、描述占压倒性多数的典型宏观行为的统计描述,就能化解这一表面矛盾。

适用范围与推广

判断连续介质描述是否适用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克努森数,

Kn=λL,\mathrm{Kn}=\frac{\lambda}{L},

其中,LL 是相关的几何尺度或梯度变化的特征长度。当 Kn\mathrm{Kn} 很小,且弛豫过程相对于宏观变化足够迅速时,局部平衡假设和通常的流体方程一般都能有效适用。随着稀薄程度增加,壁面处会出现速度滑移和温度跳跃。当克努森数为一的量级时,碰撞与自由飞行在整个系统中同样重要;当其值大得多时,自由分子运动占主导地位。这些区域之间的数值界限是约定性的,取决于所考察的观测量和几何形状。因此,在某一压强下,大型装置中的气体可表现为连续介质,而小型器件中的气体仍可能需要用动理论处理。

稀薄性与克努森数小是两个独立的要求。在较高密度下,分子的有限尺寸和位置关联会改变碰撞率、压强及输运性质。恩斯科格对硬球动理论的推广,考虑了分子接触概率的增加,以及跨越有限分子间距的动量传递。吸引力和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则需要进一步处理。实际气体的状态方程可以写成密度展开的形式,但在临界点附近,强烈涨落和集体关联使简单的独立碰撞图像不再适用。通常的稀薄气体理论并不是描述液体或气液共存的完整理论。

经典统计也有其独立的适用界限。将热德布罗意波长定义为

λth=h2πmkBT,\lambda_{\mathrm{th}}= \frac{h}{\sqrt{2\pi m k_{\mathrm B}T}},

其中,hh 是普朗克常数。当相空间密度 nλth3n\lambda_{\mathrm{th}}^3 远小于一时,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统计适用;必要时还须考虑内态简并度。在更高的相空间密度下,粒子的不可分辨性要求对玻色子采用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对费米子采用费米—狄拉克统计。量子动理学方程对碰撞项作出修正,以计入向已占据玻色子态散射的增强效应,或向已占据费米子态散射的抑制效应。超冷原子气体为这些区域提供了可在实验中研究的实例。

其他推广涉及粒子间的作用力及其能量。在等离子体中,长程库仑相互作用往往造成多次小角度偏转,而非孤立的短程硬碰撞,因此需要采用朗道碰撞算符或福克—普朗克碰撞算符。如果粒子的典型能量与其静止能量相当,就必须用相对论力学取代经典的动量与速度关系。高温分子气体可能发生解离、电离,或出现彼此不同的平动温度和内模温度。边界条件也需要谨慎处理:分子可能发生近乎镜面的反射,与表面交换能量,暂时吸附于表面,或发生反应。因此,仅给出体相动理学方程,并不能确定有界区域内的气体流动;气体与表面相互作用的模型是物理描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验检验、测量与计算

气体动理论可以通过测量各种物理量来检验,这些量对分子质量、速率、碰撞频率和内部结构的依赖各不相同。逸流就是一个尤为直接的例子。如果平衡态气体通过一个小孔逸入真空度足够高的空间,且小孔尺寸远小于平均自由程,那么单位面积上的出射粒子通量为

Φ=14nvˉ.\Phi=\frac{1}{4}n\bar v.

因此,在压强和温度相同的条件下,粒子数通量与分子质量的平方根成反比。这就是格雷厄姆逸流定律的动理论基础。逸流分子束并非只是从原有速率分布中抽取的样本:其速率概率密度正比于 vF(v)vF(v),因为运动较快的分子会更频繁地到达小孔。因此,对于单原子气体,逸出粒子的平均平动能为 2kBT2k_{\mathrm B}T,而不是储气容器中的 3kBT/23k_{\mathrm B}T/2。

分子束实验可以利用旋转式速度选择器、飞行时间法及相关技术测量速率。奥托·施特恩自1920年开始进行的实验,为分子热运动速率提供了早期的直接证据。谱线线形提供了另一种检验途径。热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会使吸收线或发射线展宽;对于中心频率为 ν0\nu_0 的谱线,纯热运动所形成的高斯线形,其频率标准差为

σν=ν0ckBTm,\sigma_\nu=\frac{\nu_0}{c} \sqrt{\frac{k_{\mathrm B}T}{m}},

其中,cc 为光速。必须将碰撞展宽、宏观整体运动和仪器效应与这一热运动贡献区分开来。对黏度、热传导和扩散的测量,则可用于检验动理论计算中采用的分子间势。

实际应用中常会遇到连续介质模型在局部失效的情形。真空技术需要考虑气体通过管道和小孔时,从黏性流向分子流的过渡。在航天器空气动力学中,地球大气层上部的密度逐渐降低,使得分子轨迹以及气体与表面之间的能量交换变得重要。强激波的厚度可能仅为几个平均自由程,因此其内部结构本质上必须用动理论来描述。同样,当微通道的尺寸接近分子自由程尺度时,也会出现滑移、温度跳跃和热流逸效应。

数值方法无需追踪每一个真实分子,就能处理这些问题。格雷姆·伯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的直接模拟蒙特卡罗方法,用计算粒子来代表数量庞大的分子群体。粒子运动与通过概率抽样确定的碰撞分步推进,所选的空间网格和时间步长必须能够分辨相关的碰撞尺度。分子动力学则根据显式给定的相互作用力对运动轨迹进行积分,尤其适合研究关联性或检验碰撞模型。确定性求解方法将速度空间离散化,直接求解动理学方程的演化,不过其计算成本会随空间维数和速度维数的增加而迅速上升。将这些方法的结果与实验室测量及连续介质模型的预测相互比较,可以确定特定的分子假设和流体近似在何种条件下仍然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