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规作图是仅用无刻度直尺和圆规构造几何图形的方法:直尺用于画出经过两个已知点的直线,圆规用于以指定点为圆心、以已有长度为半径画圆。在欧几里得几何中,这两种工具所界定的是一套精确规定哪些操作可以进行的体系,而不只是一种准确绘图的技巧。作图必须在有限步骤内完成,其正确性也必须通过几何推理得到证明。
这一课题将初等几何图形与代数和数论中的深刻问题联系起来。作垂线、作角平分线、作正五边形以及许多三角形作图问题,都可以用尺规完成;而在同样的规则下,倍立方、任意角三等分和化圆为方则并非都能实现。这种区别并不取决于构思是否巧妙或工具是否精良,而是由允许的操作所能产生的坐标的代数结构决定的。
尺规作图的经典理论源于古希腊几何,并在十九世纪获得了明确的代数解释。现代研究既包括具体的作图方法和不可能性证明,也分析改变工具或初始条件后,作图的可能范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允许的操作与作图的含义
尺规作图问题以指定的已知条件为起点:点、线段、直线、圆,或这些对象的某种组合。标准表述将这些条件归结为已知点,并允许三种操作:过两个不同的已知点作直线;以已知点为圆心、以已知距离为半径作圆;将已作出的直线与圆的交点加入已知点的集合。这里的交点包括直线与直线、直线与圆、圆与圆的交点。成功的作图,是指通过有限次这样的操作构造出所要求的对象。
直尺没有刻度。它不能直接测量长度、标出数值坐标,也不能通过要求尺上的两个标记分别落在两条指定曲线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它也不能自动过一点作出平行线:平行关系本身必须通过允许的作图操作来实现。在通常的现代表述中,圆规用于画圆和转移距离。它不能直接测量角度,也不能直接将一段弧任意等分。
古代的表述往往被解释为使用“塌缩圆规”,即圆规一旦离开纸面,就无法保持原来的开度。如果同时可以使用直尺,这一限制并不会缩小可作图形的范围。几何原本的命题 I.2 给出了这样一种作图:从给定点出发,作出一条线段,使其长度等于平面上另一处的给定线段。因此,在这种表述中,转移距离虽不被视为基本操作,却可以通过有限步作图来实现。
理想的作图工具没有物理厚度,所作的直线和圆都是精确的数学对象。直线可以按需要无限延长;圆的大小不受纸张尺寸或实际圆规张开幅度的限制。反过来,折叠纸张、沿有特定形状的边缘描画,或用量角器读取角度等实际操作,都不在允许之列。这一理论研究的是,在一组明确受限的操作下能够得到什么,而不是借助普通绘图工具所能做到的一切。
许多作图会引入辅助点,选取时只须避开有限个不允许的位置。这类选取需要加以论证:相应论证必须对符合条件的选取成立,而不能依赖侥幸的巧合。同样,提出一种作图方法时,必须区分真正的相交与对象的重合。两条不同的直线可以确定一个交点;两条重合的直线却不能确定唯一的新点。
初始条件至关重要。只要某个长度在一开始就已给定,无论它能否仅从单位线段作出,都可以使用。因此,“可作”始终是指相对于指定初始条件而言可作。通常所说的不依赖额外已知条件的可作性分类,假定只给定一条单位线段,而没有额外提供不可作的信息。
基本作图及其几何证明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是一个基本例子。给定两个不同的点 和 ,分别以 和 为圆心、以 为半径画圆,记两圆的交点为 和 。这两个交点到 和 的距离都相等,因此直线 就是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这一证明揭示了一个几何轨迹:到两个定点距离相等的所有点组成的集合,恰好是连接这两个定点的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它与 的交点就是线段的中点。
角平分线的作法与此类似。对于顶点为 的角,以 为圆心画圆,分别交角的两条射线于 和 。再分别以 和 为圆心,以相同的半径画圆,取两圆位于角内部的另一个交点 。三角形 和 的三组对应边分别相等,因此 平分这个角。这一作图也说明了为什么能够二等分角并不意味着自然就能三等分角:产生两个相等角的对称性,并没有一种直接对应的形式可以将任意角分成三等份。
要过直线上一点 作该直线的垂线,先在 的两侧分别取点 和 ,使它们到 的距离相等。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便经过 ,且垂直于原直线。要从直线外一点向该直线作垂线,可以该点为圆心画圆,使圆与直线相交,再作所得弦的垂直平分线。随后,连续作两次垂线,就可以过直线外一点作出原直线的平行线。
线段可以按任意给定的正整数等分。从一个端点 出发作一条辅助射线,在射线上依次截取 段等长的线段,最后一个分点记为 。连接 与另一个端点 ,再过中间各分点作 的平行线。根据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这些平行线与 的交点将其等分。这是对线段的等分,而不是对任意角的等分;后者受到不同的代数条件限制。
这些作图可以作为反复使用的基本步骤。作垂直平分线可以确定三角形的外心,作角平分线可以确定内心,作中点则可以进一步得到中线。每一种作图过程都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构造所需各点的操作步骤,二是说明这些点确实满足要求的数学证明。一幅看起来令人信服的图,既不能保证所需对象在所有允许的情形下都存在,也不能保证相关量精确相等。因此,经典的几何论述将图形视为演绎论证的辅助,而不是通过测量获得的证据。
用几何长度进行算术运算
一旦选定单位线段,就可以用长度表示数。将线段在同一直线上首尾相接,就能实现加法;从较长线段中截去较短线段,就能实现减法。虽然普通线段的长度非负,但采用有向坐标后,这种表示方式也可扩展到负数。通过反复相加和等分作图,可以从单位线段得到每一个有理数。更重要的是,相似三角形能将乘法和除法转化为几何操作。
作乘法时,从点 引出两条射线。在第一条射线上取点 和 ,使 、;在第二条射线上取点 ,使 。连接 ,再过 作 的平行线,与第二条射线交于 。由相似关系可得
当 时,只需交换已知长度与待求长度的角色,同样的构形也能作出 。固定的单位线段至关重要:这一作图将数值比的乘积转化为图上的长度。
平方根的作图尤其简单。在一条直线上依次取点 ,使 、。以 为直径作半圆。过 作 的垂线,与半圆交于 。角 为直角,由直角三角形的高定理可得
因此 。更一般地,同样的作图可以由正长度 和 作出几何平均数 。
勾股定理还提供了相应的其他作图方法。两条直角边长为 和 的直角三角形,其斜边长为 ;若已知斜边和一条直角边,另一条直角边的长度则表示一个差的平方根。这些操作解释了为什么含有嵌套平方根的表达式会自然地出现在古典几何中。例如,
可以通过依次进行算术运算和开平方作出。
几何算术还能求解所有实系数均可作出、且所求根为实数的二次方程。当 时,公式
在判别式非负的情况下,只用到了上述可实现的运算。负坐标可以表示在原点的另一侧。作图并不要求把每个中间代数表达式都解释为无符号的实际长度。
这种对应关系并非只是一组实用技巧。它确立了核心刻画的一个方向:凡是能从初始坐标出发,经过有限次加法、减法、乘法、除以非零量以及对非负量开平方而得到的实数量,都可以用尺规作出。
可作图数与二次域扩张塔
反向的刻画来自解析几何。选取相互垂直的坐标轴和一个单位长度,令 为包含初始数据各坐标的最小域。经过已知点的直线具有线性方程,其系数属于当前的坐标域。圆心及半径平方已知的圆,其方程具有如下形式:
求交点所涉及的代数运算决定了可能出现哪些新的坐标。
两条不平行直线的交点只需求解线性方程组,因此交点坐标仍在当前域中。将直线方程代入圆的方程,得到的是次数至多为二的方程。将两个不同圆的方程相减,可以消去 ,得到一个直线方程;因此,求它们的交点同样归结为二次方程的计算。每次求交若产生新的坐标,至多只需引入一个平方根。
因此, 上的可作图数是某个有限实域扩张塔中的元素:
其中,每个 在所选的实数解释下均为正数。平凡的步骤可以略去,剩下的每一步都是二次扩张。反过来,利用几何方法实现的算术运算,可以构造出每个此类扩张塔中的所有元素。一个点可作图,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坐标都属于某个适当的扩张塔。
如果初始数据只有一条单位线段,就有 。此时,每个可作图实数都是有理数域上的代数数,且其最小多项式的次数整除某个 。因此,其次数必定是二的幂。这立即排除了最小多项式次数为三、五或其他非二的幂的数。
次数为二的幂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例如,一个四次代数数未必属于某个二次扩张塔。完整的判据是它是否属于这样的扩张塔,而不只是其最小多项式的次数。用伽罗瓦理论的语言来说,对于 上的实代数数,可作图性等价于其最小多项式的分裂域的伽罗瓦群的阶为二的幂。这一表述涵盖了所有共轭根之间的关系,而单凭次数无法反映这些关系。
由此得到的可作图实数构成一个域,并且对正元素开平方的运算封闭。它们并不包含所有实数,甚至也不包含所有实代数数。不过,它们包含全部有理数,因此在实数轴上稠密。所以,即使无法精确作图,也仍然可以作出任意精确的近似——这一区别是理解经典作图不可能性结论的关键。
三大古典作图难题的不可能性
倍立方问题要求作出一个体积为已知立方体两倍的立方体。若原立方体的棱长为单位长度,新立方体的棱长为 ,则
多项式 在有理数域上不可约:对于三次多项式,可约就意味着存在有理根,而这个多项式没有有理根。因此, 在 上的次数为三,不属于任何二次扩张塔。这里的障碍在于新立方体的棱长;画出立方体的透视图与这一作图问题无关。
任意角的三等分问题也有类似的障碍,但具体情形更为多样。恒等式
表明,三等分角通常需要求解三次方程。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可以用尺规作出的 角。若能将其三等分,那么 就是可作数,并且满足
可能的有理根只有 和 ,但二者都不是根。因此,这个多项式不可约, 的次数为三。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角都不能三等分。直角可以分成三个 角,也还有其他可以三等分的特殊情形。不可能性结论所否定的是适用于任意给定角的作图方法。能否三等分也取决于给定的角:对于某个特定角,代数上的问题在于,所需的根是否属于以该角所确定的域为基域的某个二次扩张塔。
化圆为方问题要求作出一个与已知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对于半径为单位长度的圆,正方形的边长必须为 。费迪南德·冯·林德曼于1882年证明, 是超越数,也就是说,它不满足任何非零的有理系数多项式方程。由于每个可作数都是代数数, 不是可作数。 同样不是可作数,因为如果它可以作出,它的平方也就可以作出。这一论证排除了作出所需正方形的可能性,无论所提出的有限步骤方法多么巧妙。
因此,这三个问题无法用尺规解决,其原因彼此相关,却又有所不同。倍立方问题和上述三等分角的例子遇到的是不可约三次扩张;化圆为方问题遇到的则是超越数,它根本不在代数数的范围内。这些结论都不排斥高精度近似、借助其他曲线求解,或使用功能更强的工具作图。
古人借助圆锥曲线或机械生成的曲线给出的解法,确实解决了放宽条件后的几何问题。它们并不与不可能性定理矛盾,因为这些定理规定,允许使用的曲线只有直线和圆。这些限制是问题定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古代工具偶然存在的局限。
正多边形与高斯–旺策尔定理
作一个有 条边的正多边形,可以归结为在给定圆上作出圆心角 。若取以原点为圆心的单位圆,则其中一个待作顶点的坐标为
因此,问题在于这些三角函数值是否为可作数。用复数表示时,这些顶点就是
的各次幂,其中 是一个本原单位根。
高斯–旺策尔定理给出了完整的分类。对于 ,正 边形可用尺规作出,当且仅当
其中 ,且各 是互不相同的费马素数。这类素数具有如下形式:
目前已知的五个费马素数是 和 。是否还存在其他费马素数,至今仍未解决。
其代数解释要用到分圆域 ,其次数为欧拉函数值 。它的伽罗瓦群是阿贝尔群。恰好当这个次数为二的幂时,正多边形才可用尺规作出。将 分解为素因数,并利用
可知,每个奇素因数的指数只能为一,而且必须满足 是二的幂。若 为素数,则 本身也必须是二的幂,由此便得到费马素数这一条件。
一些熟悉的情形可以由此直接得出。正三角形、正方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正八边形、正十边形和正十五边形都可用尺规作出。正七边形则不行,因为 。尽管正三角形可用尺规作出,正九边形却同样不可能,因为 。将边数加倍仍能保持尺规可作性:将每个圆心角平分,就能使顶点数加倍。
正五边形通过黄金比例体现了平方根的作用:
它就是正五边形对角线与边的长度之比。正十七边形之所以可用尺规作出,其背后也是同一原理,只是更为深入:相关三角函数值可以用逐次开平方来表示。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于1796年发现了正十七边形的尺规可作性,这是在古代几何所熟知的多边形之外取得的一项重要突破。
这一定理判定的是作图是否可能,而非实际操作是否简便。正65537边形在理论上可用尺规作出,但完整而明确的作图过程远比正五边形的作图繁复。反过来,近似正七边形可以画得在视觉上极为准确,却仍不符合经典作图规则所要求的精确性。
三角形的确定、相切与几何轨迹
许多作图问题要求构造满足若干度量条件的图形,而不是求出某个特定的数。标准方法是将每个条件转化为一条轨迹,再求这些轨迹的交点。与一个定点的距离为 的点位于一个圆上。到两个定点距离相等的点位于这两点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到两条相交直线距离相等的点位于这两条直线所成角的两条角平分线之一上。当所需轨迹都是可作出的直线和圆时,它们的交点就直接给出了可能的解。
已知三边长作三角形就是一个基本例子。先作出具有指定长度的底边 ,再分别以 和 为圆心,以另外两条边的长度为半径作圆。两圆的交点就是可能的第三个顶点。若有两个交点,便得到互为镜像的两个三角形。两圆相切对应于退化三角形,而两圆相离则意味着不存在这样的三角形。因此,熟知的严格三角形不等式既是代数条件,也是几何上的相交条件。
对于其他已知条件,需要更仔细地处理解的个数。已知两边及其中一边的对角时,一个圆与一条射线可能有两个交点、一个交点,也可能没有交点。这就是“边—边—角”条件下解不唯一的情形。严谨的作图必须保留所有有效交点,再排除不符合指定朝向、角度或非退化要求的交点。作图并不一定是只能得出唯一答案的过程。
三角形的各类中心构成了一组联系尤为紧密的例子。三边的垂直平分线交于外心,外心到三个顶点的距离相等。三个内角的角平分线交于内心,内心到三边的距离相等。外心到任一顶点的距离、内心到任一边的垂直距离,分别给出外接圆和内切圆的半径。三线共点的证明保证了只需作出两条相应的平分线:第三条必然经过同一个点。
相切问题往往可以通过改变所求对象来简化。要从圆外一点 向圆心为 的圆作切线,可先作以 为直径的圆。它与已知圆的交点 满足 ;因此, 垂直于半径 ,从而是切线。圆外一点可引出两条切线,圆上一点可作一条切线,而圆内一点则无法引出切线。
更一般的阿波罗尼奥斯问题要求作出与三个已知圆均相切的圆。在非退化的构型中,其解可以用尺规作出。设未知圆的圆心为 ,半径为 ,对于选定的相切类型,它与圆心为 、半径为 的圆相切的条件可写为
将方程两两相减,可以消去共同的二次项,得到 之间的线性关系。在通常的满秩情形下,再通过代入即可得到一个二次方程。所得各圆仍须逐一检验是否符合要求的内切或外切关系;仅凭代数上的正负号选择,并不能免去对各种几何情形的区分。
尺规作图的历史发展
尺规作图成为古希腊几何学的一项标志性实践,但希腊数学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两种工具。欧几里得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编纂的《几何原本》,将直线与圆的作图置于系统性演绎论述的核心。该书开篇的公设允许作直线、延长直线以及画圆。第一卷以作等边三角形为起点,逐步展开一系列问题和定理,为越来越复杂的作图提供基础。
作图与证明紧密相连。典型的欧几里得式问题会先指定要作出的图形,再给出作图步骤,最后证明所得图形具有所要求的性质。第二卷给出了一些几何关系,后世从代数角度将其解释为二次恒等式;第四卷则讨论圆的内接图形与外切图形,包括正五边形及相关多边形。这些内容为后来的数学教育提供了一套经久沿用的作图方法。
倍立方与三等分角问题推动了超出基本工具规则的方法的发展。公元前4世纪的梅内克缪斯以利用圆锥曲线解决倍立方问题而闻名。公元前3世纪的阿基米德研究了涉及螺线的作图,以及通过嵌入带标记直线进行作图的方法。古代几何学家根据所需的曲线或操作步骤区分各种方法;高深的几何研究远远超出了仅用直线和圆的限制。
伊斯兰时代的数学家保存、发展并重新组织了希腊几何学,同时也研究实际的作图问题。生于940年、卒于998年的阿布·瓦法曾撰写一部关于工匠所需几何作图的著作。这类传统将严谨的几何关系与图案设计、测量及工艺操作联系起来。其实际应用场景所施加的限制,并不总与抽象的古典问题完全相同。
近代早期的解析方法改变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方式。勒内·笛卡尔在1637年的《几何学》中将几何作图与方程联系起来,并发展出根据问题的代数要求进行分类的方法。随着坐标观点的兴起,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直线与圆的相交问题同二次方程之间有着特殊联系。这一观点也为证明某些作图目标需要使用这两种工具无法实现的代数运算提供了途径。
决定性的分类结果出现得更晚。高斯于1796年取得了关于正十七边形的发现,并在1801年的《算术研究》中加以阐述,将多边形作图与算术联系起来。皮埃尔·旺策尔于1837年证明,可作出的量必须通过逐次二次扩张得到,由此确立了倍立方和一般三等分角的不可能性,并补全了正多边形可作性判据中必要性的论证。林德曼于1882年得到的超越性结果解决了化圆为方问题。这些进展共同将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转化为精确的定理,明确了这种受限几何语言所能达到的范围。
工具改变后会有何不同
经典尺规作图体系并非只是所能设想的最弱作图体系。有些看似能力更弱的工具,在理论上却具有同等的作图能力。莫尔-马歇罗尼定理指出,凡是能用直尺和圆规构造出的点,都能仅用圆规构造出来。格奥尔格·莫尔于1672年发表了这一结果,洛伦佐·马歇罗尼则于1797年独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里所说的是确定点的位置:仅用圆规无法画出连接两个已构造点的直线,但可以构造出足以确定这条直线的点。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彭赛列-施泰纳定理。如果已经给定一个圆及其圆心,那么所有尺规作图都可以仅用直尺完成。让-维克托·彭赛列于1822年提出这一结论,雅各布·施泰纳于1833年给出了证明。给定的圆及其圆心提供了单独使用无刻度直尺时所缺少的几何信息。
如果只有一把无刻度直尺,没有上述辅助信息,作图便只能保持射影关系,一般无法确定欧氏几何中的度量量。这与射影几何有关:射影变换保持直线和关联关系,却不一定保持长度、角度或中点。如果给定的图形无法将所求的度量对象与其经过射影变换得到的其他对象区分开来,那么仅靠关联操作就无法选出所求对象。
带刻度的直尺用于嵌入作图时,可以具有更强的作图能力。在这种作图中,直尺上间距固定的两个标记要同时落在指定的直线或曲线上,而直尺本身还必须经过一个指定点。这并不只是画一条经过两个已知点的直线,而是还要解决一个额外的定位问题。适当的嵌入作图可以三等分任意角,也能完成与三次方程有关的作图。
理想化的折纸作图也能超越尺规作图的能力。将两个指定点同时折到两条指定直线上的操作,可以表达一个三次方程。在标准的精确折叠规则下,三等分角和倍立方都可以实现。这种能力的增强来自所允许的几何操作,而非纸张折叠在实际中的精确程度。
允许使用适当的圆锥曲线,同样会改变作图在代数上的可能性。例如,抛物线 和 有一个非零交点,其 坐标满足 。因此,这两条抛物线提供了一种仅靠直线和圆无法实现的倍立方作图方法。
这些变体说明,列出作图工具的同时,必须明确规定其使用规则。带标记的直尺如果只当作普通直尺使用,并不会增强作图能力;但若将这些标记用作必须同时满足的位置约束,能力就会增强。同样,只需额外给定一个圆及其圆心,就能在不增加任何新绘图操作的情况下,根本改变仅用直尺作图的能力。
精确性、算法与实际绘图
有限步作图是一种几何算法。它接收给定的输入数据,执行允许的操作,并得到一个或多个满足条件的对象。对它的数学分析包括正确性、存在性、特殊情形以及终止性。若一种作图方法仅在两圆相交时才有效,就必须指明两圆相交的参数范围。若某一步有两个可能的交点,就必须说明是否可以任选其一,或者是否应根据某个几何条件选定其中一个。
作图步数可以用不同方式计算。一种模型将画出的每条直线和每个圆都计为一步;另一种模型则把作垂线、作平行线或截取等长线段视为复合操作。由此得到的复杂度度量各不相同。能够用逐次二次扩张的表达式表示,可以证明某个对象可作,但未必能给出简洁的作图方案。反过来,简短的几何作图可能利用对称性,避开坐标消元产生的繁杂表达式。
实际作图会引入理想理论中不存在的测量不确定度和误差。铅笔线条的宽度、圆心定位不准、圆规滑动以及直尺长度有限,都会影响绘图结果。即使工具在其他方面足够精确,数学上成立的作图方法也可能是病态的。当两条曲线以很小的夹角相交时,任一曲线的微小扰动都可能导致所见交点发生相对较大的位移。接近相切时,扰动甚至可能改变实交点的数量。
这种敏感性将几何作图与数值稳定性及条件数联系起来。一种作图方法作为符号运算过程可以是精确的,却未必便于精确绘图。选择相交角度较大的交点、避免将长度近乎相等的线段相减,或利用对称性,都可能改善实际作图效果,而不改变理论上可作的对象范围。步数最少的作图方法,未必是实际操作中最可靠的方法。
数字几何系统中也存在同样的区别。屏幕上显示的交点可能是通过浮点运算计算出来的,而其背后的几何依赖关系表达的却是精确作图。拖动初始点有助于发现不变量和特殊情形,但某种现象在拖动过程中始终保持,并不能构成证明。符号方法则可以通过代数方程表示坐标,并严格验证作图所要求的关系。
精确的代数表示也需要作出一些选择,而单凭公式未必能体现这些选择。二次方程有两个根;软件必须确定哪个根对应于选定的交点。这可以通过根的隔离区间、方向判定或附加的符号条件来处理。对于两圆重合或分母为零等退化情形,需要单独处理,而不能任意输出一个数值。
最后,数值近似并不能推翻不可能性结论。有理数都是可作的,并且能够任意逼近任何实数长度,包括 和 。通过有限步作图得到这样一个近似值,仍不等于作出了精确的目标。经典理论明确区分:一者是通过有限次允许的操作确立的相等,另一者是在任意选定的容差范围内达到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