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性原理指出,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在每个惯性参考系中都相同。在与外界隔离的实验室内进行的任何实验,都无法确定该实验室究竟处于绝对静止状态,还是处于匀速运动状态。相对运动的观察者可能为事件赋予不同的位置、速度、时间和能量,但他们的描述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变换关系,使支配这些事件的定律保持不变。
这一原理最早在伽利略的研究中获得了明确的力学表述,并成为牛顿力学的基础之一。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中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包括电磁现象在内的所有物理过程。随后,广义相对论重新阐释了这一原理与加速运动及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相对性原理并不是断言一切都是相对的,而是要明确:不同描述之间的哪些差异反映了观察者的运动,以及哪些物理结构保持不变。
物理意义与适用范围
惯性参考系是一种理想化的坐标系,在其中,自由运动的试验物体沿直线做匀速运动。相对于惯性系做匀速直线运动的任何参考系也都是惯性系。相对性原理否认这类参考系中有任何一个具有特殊的物理地位。一个在除此之外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匀速漂移的实验室,无法通过研究摆、化学反应、原子光谱或任何其他内部过程来确定自身的“绝对速度”,前提是在比较时,整个实验装置所处的条件是等效的。
这一论断针对的是定律,而不是说观测所得的数值必须相同。彼此相对运动的两位观察者,通常会测得同一粒子具有不同的速度和动能。一位观察者可能认为某个物体静止,另一位则认为它在运动。这些差异都不意味着双方对支配运动的动力学规律存在分歧。必须一致的是:在对可测量的物理量进行一致的变换之后,这些量之间的关系应当相同。同样,温度或外场不同的两个实验室不必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一原理要求的是定律的等效性,而不是任意不同物理条件的等效性。
一个有用的区分是:改变坐标与改变物理实验并不是一回事。在被动变换中,同一组事件获得了不同的坐标描述。在主动变换中,整个实验系统被赋予相对于其原始状态的匀速直线运动。相对性原理将这两种视角联系起来:对一个得到适当隔离的系统整体施加速度变换,所得到的状态必须仍是同一组定律所允许的物理实现。比较时,必须将背景物质、实验室墙壁或外场纳入考虑,而不能不加说明地将它们保持不变。
加速运动则不同。加速度计能够探测到对惯性运动的偏离,旋转的实验室也无须向外观察就能探测到自身的旋转。离心效应、陀螺仪和萨尼亚克效应都能区分旋转装置与惯性装置。因此,相对性原理并不是说所有运动状态在物理上都无法区分。其狭义相对论形式将惯性运动归为一个等价类;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中,它解释了局部惯性系如何存在于引力场中,但并不意味着任意加速运动在物理上都无法被探测。
相对性原理也不能确定所有物理定律。牛顿力学和狭义相对论都满足相对性原理,但两者对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描述。要确定连接各惯性系的变换,以及与这些变换相容的动力学规律,还需要额外的假设和实验。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与牛顿力学
这一原理的经典例证见于伽利略·伽利莱于1632年出版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描述了在一艘平稳航行的船的甲板下所做的观察:飞舞的昆虫、游动的鱼、落下的水滴,以及乘客之间相互抛掷的物体,其表现都与船静止时相同。这个例子排除了振动、加速度和外部视觉参照的影响,单独考察匀速运动。在有关地面实验能否揭示地球运动的争论中,这个例子的意义尤为鲜明。
在经典力学中,相应的坐标变换是伽利略变换。对于坐标轴始终保持平行的两个参考系,若第二个参考系沿第一个参考系的 轴以恒定速度 运动,则有
因此,速度满足 ,而加速度保持不变:。时间坐标不变,体现了牛顿力学关于同时性具有普遍性的假设。在一个惯性系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在其他任何惯性系中也同时发生。
由于加速度具有不变性,只要力满足适当的变换性质,牛顿运动定律就能保持形式不变。在简单的方程 中,质量保持不变,而仅取决于相对间距的力也能按相容的方式变换。牛顿引力的大小取决于物体之间的距离,因此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相容。类似地,碰撞和系统内部的力学过程取决于相对构型和相对速度,而不取决于整个系统共同具有的匀速运动速度。
守恒量说明了定律的不变性与数值随参考系而变之间的区别。对于总质量为 、总动量为 、动能为 的一组粒子,经速度为 的推动变换后,有
因此,动量和能量的数值会随参考系而改变。尽管如此,由于总质量和总动量满足相应的守恒定律,在孤立的牛顿力学系统中,动量和能量的守恒性仍然成立。对于同一次碰撞,两个参考系中测得的总动能可能不同,但碰撞前后的动能收支仍然相同。
不过,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仍保留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他对水桶中旋转的水所作的讨论,涉及的是旋转的物理意义,而不是探测匀速平移的方法。因此,牛顿理论既保留了一种无法观测的绝对平移静止状态,又承认惯性运动与加速运动之间存在可观测的区别。后来的理论发展从基本时空描述中去除了这种具有特殊地位的静止状态,同时保留了惯性运动与加速运动之间在实验上十分重要的区别。
电磁学与十九世纪的难题
当电磁学理论获得统一的数学形式后,力学相对性原理便遇到了难题。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19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电磁扰动以波的形式传播。在真空中,麦克斯韦方程组给出的传播速度为
其中, 和 分别是国际单位制符号中的真空介电常数和真空磁导率。这一速度与实测的光速一致,支持了光是一种电磁现象的观点。
然而,按照伽利略速度叠加法则,在某一参考系中以速度 传播的光脉冲,在沿同一方向运动的另一参考系中,其速度应为 。在这种变换下,麦克斯韦方程组无法保持其通常的真空形式。19世纪的物理学家普遍将电磁波解释为以太中的扰动,并认为其标准传播速度是相对于这种介质定义的。因此,观测者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或许能够被探测到,这与纯力学实验中无法探测匀速运动的情况不同。
若干实验结果难以用简单的以太模型解释。詹姆斯·布拉德利于1728年发现的恒星光行差,以及伊波利特·斐索于1851年进行的流水中光传播实验,都对光与运动物质的相互作用方式施加了约束。1887年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利用干涉测量,比较了光沿相互垂直路径往返传播所需的时间。实验没有发现简单静止以太模型结合通常的伽利略光速叠加法则所预期幅度的条纹移动。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得到的零结果,本身既不是对狭义相对论的完整证明,也不是对单程光速的直接测量。
乔治·菲茨杰拉德于1889年提出,物体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能改变其尺寸;亨德里克·洛伦兹也在19世纪90年代独立提出了这一观点。洛伦兹还引入了“地方时”,并逐步发展出一套变换,越来越好地再现了所观测到的电磁方程的协变性。亨利·庞加莱强调相对性原理,并于1905年认识到这些变换的重要群性质。这些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爱因斯坦提出其解释时所依托的数学与实验背景。
爱因斯坦1905年的论文以运动磁体与导体的描述中显现出的不对称性为出发点。可观测的感应电流取决于两者的相对运动,但旧有解释却根据将哪一个物体视为运动物体而采用不同的机制。爱因斯坦将各惯性系描述的等价性提升为一条普适原理,并将其与真空光速不变相结合。这一理论不再借助相互补偿的物质效应来解释为何无法探测以太运动,而是修正了时间、同时性和空间测量这些概念本身。
洛伦兹变换与不变速率
狭义相对论将相对性原理与以下论断结合起来:真空中的光在每个惯性系中都以相同的速率 传播,与光源的运动无关。再加上空间和时间的均匀性、空间各向同性以及适当的正则性假设,这些条件便导出了洛伦兹变换。对于沿共同的 轴的相对运动,
其中
与伽利略变换不同,这一变换将空间坐标与时间坐标混合在一起。
时间变换方程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两个事件在一个参考系中满足 ,但在运动方向上的位置不同,那么
它们在第二个参考系中就不是同时发生的。这并非仅仅是光到达观察者需要时间所造成的延迟:这些坐标已经通过指定的同步程序计入了信号的传播时间。爱因斯坦同步法利用往返传递的光信号,为相隔一定距离的时钟赋予时间,并对去程和回程的传播速率作对称处理。往返光速可以直接测量,无须约定如何同步异地时钟;而单程光速的赋值则需要这样的约定。
速度叠加也随之改变。对于沿共同轴线的运动,
如果 ,则 。当速率远小于 时,分母近似为一,便恢复了通常的伽利略速度叠加。因此,常数 不仅仅是可见光的一种性质,更是惯性系之间变换关系所固有的不变速率。在具有洛伦兹不变性的真空物理中,所有无质量激发都以这一速率传播。
洛伦兹变换保持时空间隔不变,
这一表达式的不变性,取代了空间距离和坐标时间间隔各自的不变性。保持时空间隔不变的变换,会将可能的光传播轨迹映射为可能的光传播轨迹,并保持类时、类光和类空间隔之间的区别。这一几何结构是因果次序的基础,也使不同参考系之间能够对物理过程作出一致的比较。
仅凭相对性原理,并不能唯一确定一个有限的不变速率。在关于惯性系变换的通常假设下,伽利略运动学和洛伦典运动学是两种不同的可能性,前者可以作为形式极限 得到。究竟哪种结构能够描述自然,要由实验来判定。观测到的电磁现象和粒子行为支持洛伦典运动学,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关速度远小于 时,牛顿力学仍然准确。
时空、钟、量杆与守恒量
赫尔曼·闵可夫斯基于1908年提出的时空表述,明确揭示了狭义相对论的几何内涵。一个事件由四维时空中的一个点表示,而一个物体的历史则由一条世界线表示。不同惯性观察者将时空划分为空间和时间的方式不同,这有些类似于朝向不同的坐标轴以不同方式划分普通平面。但这一类比受到时空间隔符号特征的限制:时间项与空间项的符号相反,因此基本的不变结构是光锥,而不是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圆。
钟测量的是沿其世界线流逝的固有时。在惯性坐标系中,瞬时速率为 的理想钟满足
对于匀速相对运动,这就给出了时间膨胀:运动钟累积的固有时,小于同一对事件之间的坐标时间间隔。每位惯性观察者都可以说对方的钟走得较慢,因为双方进行比较时,所涉及的是不同组的远处同时事件。只要将同时性的相对性考虑在内,这种相互性就是自洽的。
双生子情境比较的是先分离、后重聚的两只钟。重聚时,可以在同一地点比较它们各自流逝的固有时,而两者不一定相同。旅行的钟沿着不同的时空路径运动,通常涉及惯性参考系的转换。加速度使这两段历史无法在全程保持对称,但年龄差并不是由某个很大的瞬时加速度直接决定的。要计算这一差值,必须沿每条完整世界线对固有时进行积分,其中也包括长时间的惯性运动部分。
长度收缩同样涉及在测量参考系中、于同一坐标时刻进行的测量。一根静止长度为 、沿运动方向放置的杆,其测得的长度为 。这并不意味着杆发生了与观察者无关的实际压缩,照片呈现的几何形状也未必与测量结果相同,因为杆上不同部位发出的光经过不同的传播时间才到达相机。长度测量、视觉外观和物理应变是不同的问题。
能量与动量组合成一个四维矢量,并满足
这里的 是不变质量,而静止能量 表达了质能等价。能量虽随参考系而变,却仍保持自洽,因为完整的能量—动量关系按协变方式变换。电磁场提供了另一个例子: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电磁场张量中随参考系而变的分量。在一个参考系中主要用电场描述的场构型,在另一个参考系中可能涉及磁力,但对带电物质运动的预言仍然一致。
引力、局部相对性与广义协变性
狭义相对论描述平直时空中的非引力物理。将其思想推广到引力时,需要区分局部的惯性行为与有限区域内的几何性质。爱因斯坦从1907年起发展起来的等效原理,将自由下落的实验室与局部惯性系联系起来。在足够小的自由下落实验室中,只要潮汐变化可以忽略,非引力实验的表现就与无引力环境中的惯性实验室相同。
“足够小”这一限定至关重要。两个相隔有限距离的自由下落物体,可能因实验室内各处的引力场不同而产生相对加速度。这类潮汐效应揭示了时空曲率,通常无法通过变换坐标来消除。因此,广义相对论并不是说引力可以在所有地方通过变换消除。它所说的是,选取适当的坐标,可以使联络系数在某个选定事件处,或沿某条适当的自由下落参考世界线消失,但曲率仍是一种可测量的几何性质。
这一局部结构在数学上由时空度规 表达。在某个事件处的局部惯性坐标系中,度规呈闵可夫斯基形式,且可以使其对坐标的一阶导数在该处为零。在更大的区域内,度规的变化决定了时钟走时速率、自由下落轨迹和光的传播。1915年完成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将时空曲率与描述物质、辐射、动量流和应力的应力—能量张量联系起来:
广义协变性与相对性原理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广义协变性是指,方程可以写成在任意光滑坐标变换下都成立的形式。埃里希·克雷奇曼在1917年强调,坐标协变性本身施加的物理限制很有限,因为具有优先结构的理论也可以写成协变形式。物理内涵在于几何场、它们的动力学方程,以及这些场和方程所允许的可测量关系,而不仅仅在于表达它们所用的符号。
在弯曲时空中,相距遥远的观测者通常无法通过单一的全局洛伦兹变换联系起来,全局惯性系也可能不存在。尽管如此,在自由下落参考系中,局部非引力定律仍然保持洛伦兹对称性。引力引起的时钟走时变化、加速实验室中的现象以及弯曲空间中的光传播,都必须利用度规来计算,而不能视为狭义相对论的例外。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的推广,是以嵌入动态几何之中的局部惯性结构,取代全局惯性对称性。
量子物理与粒子物理中的对称性
相对性原理不仅约束经典理论,也约束量子力学。通常的薛定谔方程适用于非相对论运动学,无法提供普遍适用的洛伦兹协变描述。包括克莱因–戈尔登方程和狄拉克方程在内的相对论性量子方程,纳入了符合狭义相对论的能量–动量关系。对这些方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粒子产生进行自洽处理,自然会导向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中,基本的动力学对象是场,而不是由固定数目粒子组成的集合。
在平直时空中,洛伦兹变换与时空平移共同构成庞加莱群。该群的表示为相对论性量子系统的可能状态提供了分类框架。尤金·维格纳于1939年提出的分类,将基本粒子态与不变质量和自旋联系起来,其中无质量态具有不同的结构。这解释了为什么质量和自旋角动量是相对论粒子物理中的基本标记,而能量和三维动量则取决于观测者所处的参考系。
对称性也限制了相互作用的构造。标准模型是一种相对论性量子场论,其作用量由符合洛伦兹对称性及其内部规范对称性的项构成。在惯性系变换下,标量场、旋量场和矢量场各有不同的变换方式;允许的相互作用项必须以使作用量保持不变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根据诺特定理,连续时空对称性与守恒量相联系:平移对应于能量–动量,洛伦兹变换对应于角动量流和推动流。
在局域量子场论中,相对论因果性通过对类空间隔处可观测量的限制来体现。适当的局域可观测量在类空间隔处彼此对易,因此无法利用一个区域内的操作,将可控信息传递到光锥之外。量子纠缠会产生局域隐变量模型无法解释的关联,但它并未提供超光速传递信号的机制。在将量子现象与相对性原理联系起来时,必须区分关联与可控通信。
洛伦兹对称性还必须与空间反射和时间反演区分开来。弱相互作用违反宇称对称性,但这并不会引入一个优先的惯性静止参考系。在包括局域性、洛伦兹不变性和适当量子理论框架在内的标准假设下,CPT对称性定理阐明了电荷共轭、宇称反演和时间反演三种操作联合施行时的对称性。这些联系使粒子物理的精密测量与相对论的基础密切相关,同时,逻辑上彼此独立的假设仍可分别接受实验检验。
实验检验与实际应用
对相对性原理的检验,旨在考察物理过程的结果是否以违背洛伦兹对称性的方式依赖于实验室的匀速运动速度或朝向。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检验了理论所预言的光往返传播随方向而发生的变化。1932 年的肯尼迪–桑代克实验采用臂长不等的干涉仪,检验与实验室速度变化相关的另一组效应。1938 年的艾夫斯–史迪威实验测量了高速离子所发出的光的相对论性多普勒效应,通过光谱测量检验时间膨胀因子。
现代实验以高度稳定的光学或微波谐振腔取代了十九世纪实验中的光路。当仪器旋转,或地球自转和公转使仪器的朝向与速度发生变化时,研究人员会寻找谐振频率的周期性偏移。原子钟提供了互补的检验手段,因为不同跃迁对电磁、电子及原子核性质的依赖各不相同。假如洛伦兹对称性遭到破坏,物质与光受到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需要采用多种仪器和朝向进行检验,而不能仅依靠一种通用检验。
高速不稳定粒子将相对论中的时钟行为与可测量的寿命直接联系起来。大气中的 缪子平均固有寿命约为 微秒;结合其产生和衰变的分布,相对论性时间膨胀能够解释到达地面的缪子数量。储存环实验则可在受控条件下测量同一效应。在随缪子一起运动的参考系中,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大气中产生位置与探测位置之间的距离缩短。这是对同一组衰变与探测事件的两种互补的坐标描述。
粒子加速器的整个运行过程都必须运用相对论动力学。在 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质子的能量远高于其约为 吉电子伏特的静止能量,但速度仍低于 。提高束流能量主要会增大洛伦兹因子,而非使速度按牛顿力学的方式增加。碰撞分析依赖于洛伦兹协变的能量–动量守恒、不变质量,以及实验室参考系与动量中心参考系之间的变换。
卫星导航提供了另一种实际应用场景。对于标称 GPS 卫星轨道,轨道运动使卫星时钟比参考大地水准面上的时钟每天约慢 微秒,而引力势差又使其每天约快 微秒,最终产生每天约快 微秒的净偏差。精密导航还需考虑地球自转、轨道偏心率和信号传播。这些修正检验的是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的相容结合,而非单独检验惯性系中的相对性原理。
宇宙学参考系与可能的违背
宇宙中的物质和辐射可用于确定有用的参考系。尤其是,宇宙微波背景存在温度偶极,其主要成因是太阳系相对于一个参考系的运动,在该参考系中,这种辐射近乎各向同性。测量这一偶极可以确定相对于某一实际辐射分布的运动,但不能据此确定一个由局部自然定律所要求的绝对静止参考系。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定律的对称性与某一特定状态的对称性。箱内气体的粒子平均运动可以确定一个静止参考系,但支配分子运动的定律并不一定赋予该参考系特殊地位。同样,一个宇宙学解可以包含一族随大尺度物质分布共同运动的优选观测者,而其基本方程仍保持局部洛伦兹不变性。膨胀、辐射和物质分布提供了物理参照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引入一种实验无法探测到的力学以太。
同样的区别也见于凝聚态物理学。晶体、流体或等离子体会确定一个介质的静止参考系,而扰动可以相对于该介质以特征速度传播。这种行为并不违背基本的相对性原理,因为介质本身就是物理系统的一部分。有效理论甚至可以具有近似的类洛伦兹对称性,其特征速度与真空光速不同。这种有限的对称性涉及材料内部的激发,而基本的洛伦兹不变性则涉及同时支配介质与激发的完整定律。
尽管如此,对洛伦兹不变性可能存在的偏离仍是合理的实验研究课题。某些量子引力研究方案促使人们寻找粒子色散关系的修正、依赖能量的光子传播或依赖方向的相互作用,尽管量子引力通常并不要求洛伦兹不变性遭到破坏。有效场论框架将可能的偏离参数化,使谐振腔实验、时钟比对、粒子测量和天文观测能够约束具体的系数,而不是笼统地检验一种未加界定的“相对性”失效。
天体物理检验可以利用极其漫长的传播距离和极高的粒子能量,但解释其结果时需要谨慎。光子到达时间的差异可能既反映传播效应,也反映源的辐射发射机制。所提出的反应阈值取决于假设采用的色散关系和守恒定律。因此,实验室和天文观测的结果约束的是特定模型及其参数组合,而不是一次性约束所有可以设想的替代理论。在已得到实验检验的范围内,尚无可重复验证的相对性原理违背现象获得公认;精度不断提高的检验仍在持续考察这一对称性是否严格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