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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地球科学 / geodesy

大地测量学

大地测量学测定地球的形状、重力场、空间定向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为精密定位和地球观测提供参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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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测量学是测量和表述地球的几何形态、重力场、空间定向及其随时间变化的科学。它确定位置和高程,测定地球的大小与形状,并将地面、海上和空间观测联系起来。其核心研究对象包括:参考椭球,即近似描述地球扁球形状的数学曲面;大地水准面,即选定的重力等位面;以及参考系统,用于对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测得的坐标进行一致的比较。

现代大地测量学将地球视为一个可变形的旋转天体,而非固定不变的测量表面。构造板块运动、水的重新分布、冰量损失、大气负荷和自转变化,都会影响观测站的坐标。反过来,对这些效应的精密测量也能揭示固体地球及其流体圈层中的各种过程。因此,大地测量学将计量学、天文学、地质学与地球系统科学联系起来。

大地测量基础设施为导航、制图、工程建设、卫星运行和海平面上升监测提供支撑。其测量范围涵盖邻近测量标志之间的角度与距离测量、洲际射电观测以及卫星跟踪。解读这些测量结果,需要统一的时空参考、描述信号传播和引力的物理模型,以及对测量不确定度的明确处理。

历史发展

早在现代仪器出现之前的许多世纪,人们就已尝试测定地球的大小。公元前3世纪,埃拉托色尼将亚历山大城的太阳高度角与据称在塞伊尼观测到的太阳几乎直射天顶的现象进行比较,据此估算地球周长。他的推理将两地的角度差与估算的地表距离联系起来。留存至今的记载给出的周长约为25万斯塔迪昂,但由于斯塔迪昂的长度及所依据的距离测量均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将这一数值换算成一个有充分依据的、唯一的现代单位数值。这项成就的持久价值在于其几何方法,而非某个能够确切认定的精度百分比。

伊斯兰学者发展了用于确定地理位置和测量地球的天文学与几何学方法。11世纪,比鲁尼阐述了利用山峰高度和地平线俯角确定地球半径的方法。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三角测量使人们能够通过相互连接的角度观测,将一条实测基线扩展为覆盖广大区域的测量网。17世纪初,威理博·斯涅尔在荷兰开展的工作,以及让·皮卡尔在法国进行的子午线测量,体现了从零散估算向系统性大地测量网的转变。

地球形状成为检验力学理论的重要依据。艾萨克·牛顿认为,自转且受自身引力作用的地球应当在两极处扁平。18世纪,由法国科学院资助的考察队分别在今厄瓜多尔境内的赤道附近,以及拉普兰的高纬度地区测量了子午线弧。测量结果支持地球呈扁球形而非长球形:越靠近两极,一度纬差所对应的弧长越长,因为那里的子午线曲率半径更大。子午线弧测量也为18世纪90年代米的最初定义提供了依据。

19世纪,各国的三角测量、精密水准测量、天文定位和摆观测,为地图绘制与重力研究建立了广泛的基础框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在平差方法和微分几何方面作出了贡献,弗里德里希·威廉·贝塞尔和弗里德里希·罗伯特·赫尔默特则对地球形状及大地测量理论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系统研究。国际合作随着1862年中欧弧度测量计划的启动而扩大,该计划是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的组织前身之一。

1957年以后,人造卫星彻底改变了这一领域。卫星轨道将此前彼此分离的各大陆测量网连接起来,并揭示了地球重力场的大尺度结构。随后,激光测距、射电干涉测量、卫星导航及专门的重力探测任务,使大地测量发展为覆盖全球、能够监测时间变化的学科。因此,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只是让地图变得更加精确,还使测量对象从基本静止的地表,转变为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行星系统。

地球形状与坐标几何

没有任何单一的地球表面能够满足大地测量的所有用途。地球的物理表面包括山地、海床、建筑物和植被。参考椭球面是便于坐标计算的光滑数学曲面。大地水准面则依据重力位从物理上定义,通常既不与地形表面重合,也不与椭球面重合。混淆这些表面,会导致对位置和高程的错误解读。

旋转参考椭球的几何形状由赤道长半轴 aa 和极短半轴 bb 确定,也可以由 aa 和扁率确定,扁率为

f=a−ba.f=\frac{a-b}{a}.

WGS 84 椭球的长半轴为 a=6,378,137a=6{,}378{,}137 米,扁率倒数为 1/f=298.2572235631/f=298.257223563。其赤道半径比极半径约大 21.4 千米。这些数值描述的是所采用的参考面,并不意味着赤道或两极上的每一点到地心的距离都等于相应数值。

大地纬度 φ\varphi 是椭球面的外法线与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它不同于地心纬度,后者采用的是地心到该点的连线。经度 λ\lambda 表示绕自转轴的角位置,而椭球高 hh 则沿椭球面法线量取。取第一偏心率的平方 e2=2f−f2e^2=2f-f^2,卯酉圈曲率半径为

ν=a1−e2sin⁡2φ.\nu=\frac{a}{\sqrt{1-e^2\sin^2\varphi}}.

相应的地心笛卡尔坐标为

X=(ν+h)cos⁡φcos⁡λ,Y=(ν+h)cos⁡φsin⁡λ,X=(\nu+h)\cos\varphi\cos\lambda,\qquad Y=(\nu+h)\cos\varphi\sin\lambda,
Z=[ν(1−e2)+h]sin⁡φ.Z=\bigl[\nu(1-e^2)+h\bigr]\sin\varphi.

笛卡尔坐标尤其适用于卫星轨道计算和测量网平差。经度、纬度和高程对于许多地理应用更为方便,但它们的含义取决于所采用的参考系统。

椭球面上的距离通常沿测地线定义;测地线是在局部使曲面距离最短的曲线。除子午线和赤道等特殊情形外,测地线并不是简单的平面圆。大地测量正算根据起点、方向和距离确定终点;大地测量反算则根据两个端点确定距离和方位角。

局部测量常采用以选定原点建立的东、北、天坐标。在有限区域内,这类坐标可用切平面几何近似描述,但随着测区扩大,就必须考虑曲率的影响。地图投影又引入了一种变换,将弯曲的参考面映射到平面。因此,必须将投影比例尺、相对于椭球面的高程以及坐标子午线收敛角,与实际地面距离和方向区分开来。

参考系统、参考框架与坐标历元

地球参考系统规定了为地球上的点赋予坐标的概念性规则。参考框架则通过测站位置、速度及相关模型,将这些规则具体实现。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定义一项计量标准与通过仪器实现该标准之间的区别。只有明确坐标所属的框架、所用单位及相关历元,坐标才有确切意义。

国际地球参考系统是随地球自转的地心参考系统。其原点旨在与整个地球系统(包括海洋和大气)的质心重合。其尺度与相对论建模约定保持一致,其定向则通过约定的约束条件维持。该系统历次实现称为国际地球参考框架,综合了多种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的观测数据。例如,ITRF2020 根据长期观测记录估计测站坐标及其运动,而不是定义一个新的物理地球。

测站位置通常可近似表示为

x(t)=x(t0)+v(t−t0),\mathbf{x}(t)=\mathbf{x}(t_0)+\mathbf{v}(t-t_0),

其中,x(t0)\mathbf{x}(t_0) 为测站在参考历元 t0t_0 的位置,v\mathbf{v} 为速度。毫米级和厘米级应用还可能需要考虑季节项、地震引起的位置突变、震后松弛以及其他非线性位移。因此,不注明历元的坐标可能存在歧义:一个每年移动 30 毫米的点,二十年间就会移动 0.6 米,即使测量标石本身完好无损也是如此。

区域和国家参考框架服务于不同的实际应用需求。有些框架近似固定在某个构造板块上,从而减小该区域内常规测图坐标的表观运动。全球参考框架则描述相对于整个地球系统的运动。框架之间的转换通常使用三个平移参数、三个旋转参数和一个尺度因子;随时间变化的转换还包括这些参数的变化率。单一的刚性转换无法充分描述随空间位置变化的形变,也无法完全反映早期测量遗留下来的畸变。

早期的大地测量基准通常通过固定某个地方天文测站的位置和定向,并用椭球拟合区域观测数据来建立。这些基准的原点不一定与地心重合。因此,以历史基准表示的坐标与现代地心坐标可能相差数百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任何一套坐标在其自身体系内没有意义。

稳定的参考框架既需要高质量的观测,也需要合理的测站分布。海洋和南半球部分地区的测站覆盖稀疏,会削弱全球几何构型的强度。同址布设的仪器有助于连接不同技术,但通过测量确定的仪器参考点之间的向量也必须准确。因此,参考框架的维持是一项持续进行的观测工作,而不只是公布一张坐标表。

地面测量与天文观测

经典地面大地测量通过由相互通视的测站组成的测量网,测定角度、距离和高差。三角测量主要利用实测角度以及一条或多条精确测定的基线来确定测量网。三边测量主要依靠距离,而导线测量则通过实测方向和边长,将一系列测站连接起来。现代全站仪将电子测角与电子测距相结合,使同一组观测数据既可用于工程测量,也可用于规模更大的大地测量网。

电子测距利用电磁辐射的传播时间或相位变化。若脉冲传播至反射器后返回,则几何距离近似等于往返传播时间与传播速度乘积的一半。电磁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不同于真空中的光速,因此仪器观测值的归算需要大气信息。温度、压强、湿度,以及某些测距方法所涉及的大气成分,都会影响改正值。即使仪器测得的距离具有很高的重复性,对大气梯度描述不准确仍可能引入系统误差。

角度也会受到传播环境的影响。垂直折光使光线在折射率不同的气层之间传播时发生弯曲。近地面观测可能受到地表受热和湍流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长距离视线上。仪器对中、目标对中、轴系失准以及测量标志的位移也会带来额外误差。在仪器不同盘位下进行重复观测,有助于分离某些仪器偏差,但重复观测无法消除未纳入模型的环境影响。

天文大地测量将天体观测与精密时间测定相结合,以确定位置和方向。天文纬度和天文经度以当地铅垂线方向为依据,而不是以选定椭球的法线为依据。它们与大地纬度和大地经度之间的差异揭示了垂线偏差,而垂线偏差反映了周围质量分布的变化。因此,山脉和地下密度差异可以影响天文定位,却不会改变椭球的几何形状。

精密几何水准测量通过近似水平的视线读取带刻度的水准尺,以传递高程。保持前后视距相等可减弱多种系统效应,而往返重复测量则可用于检核结果的一致性。长距离水准路线需要进行水准尺检定、温度、折光以及重力相关效应的改正。如果将数十年间采集的观测数据视为地面从未移动时取得的数据来处理,还可能造成累积性畸变。

尽管卫星技术已得到应用,地面观测仍不可或缺。它们用于联测基本观测站内的仪器,将坐标传递到隧道和存在遮挡的环境中,并精细测定局部结构变形。地面观测的最大作用往往在于与卫星方法互补:卫星方法提供全球位置和定向,而局部测量则确定相邻物体之间的精细几何关系,这些物体是卫星无法直接分辨的。

卫星导航与精密定位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包括 GPS、GLONASS、Galileo 和北斗,它们利用在轨卫星发射的信号确定位置。接收机通过比较信号的发射时刻与接收时刻,估算信号的视距。由于接收机时钟与系统时间并非完全同步,常规三维定位解算至少需要估计三个位置分量和一个接收机钟差。因此,在简化条件下,四颗卫星是基本的最低要求,但实际处理中通常会使用多得多的观测数据。

伪距观测值可概略表示为

P=ρ+c(δtr−δts)+I+T+b+ε,P=\rho+c(\delta t_r-\delta t_s)+I+T+b+\varepsilon,

其中,ρ\rho 为几何距离,cc 为光速,δtr\delta t_r 和 δts\delta t_s 分别为接收机钟差和卫星钟差,II 为电离层延迟,TT 为中性大气延迟,bb 汇集了仪器偏差,ε\varepsilon 表示其余误差。卫星轨道误差、反射信号、天线特性以及信号遮挡也会影响解算结果。

大地测量型接收机还测量载波相位,其精度远高于普通的码观测。难点在于,接收机起初并不知道卫星与天线之间包含多少个完整波长。估计或固定这些整周模糊度,是高精度定位的核心环节。跟踪失锁可能引起周跳,需要加以探测并重新估计模糊度。

双频观测利用电离层传播效应随频率变化的特性,消除或估计其主要影响。在导航信号频段,中性大气延迟基本不具有色散性,通常分为静力延迟分量和变化较大的湿延迟分量。天线相位中心的偏移和变化必须经过校准,因为接收机测得的电气位置并不等同于天线的物理参考点。

相对定位利用多台接收机的同步观测来抑制共同误差。在模糊度得到固定且环境条件适宜时,实时动态定位方法能够提供厘米级的相对位置。精密单点定位则利用精确的卫星轨道、钟差和偏差产品,估计接收机的位置,无需附近的本地参考接收机。其收敛过程和定位性能取决于可用的观测数据与改正产品。

卫星导航本身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固有精度。导航接收机、连续运行的大地测量站和移动中的测量天线,所解决的是不同的测量问题。毫米级的测站长期运动速度,是通过持续观测、稳定的设备安装、一致的数据处理和参考框架控制获得的;不能将其与单次瞬时定位的精度混为一谈。时钟和信号传播的相对论改正,也是系统运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卫星导航之外的空间大地测量技术

若干相互独立的空间大地测量技术,能够提供仅靠卫星导航难以同样有效获取的信息。将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各自观测的物理量不同,所带的系统误差也不同。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测定来自遥远天体的射电信号到达相距甚远的天线时的时间差。大地测量观测的目标大多是类星体,其方向为地面观测提供了一个实际上可视为外部基准的参考。

这种方法的基本观测量是时延,而不是通常的角度读数。它取决于天线之间的基线、射电源方向、测站时钟、大气传播以及地球定向。由于观测直接以遥远的射电源为参照,甚长基线干涉测量对于确定地球参考框架与天球参考框架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它还为确定与地球自转相关的时间尺度——世界时UT1——提供了直接的观测依据。

卫星激光测距测定短激光脉冲经携带后向反射器的卫星反射后的往返飞行时间。分别于1976年和1992年发射的LAGEOS卫星是密度很高的无源目标,专为稳定的大地测量跟踪而设计。激光测距在确定地球质心和地球参考框架尺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精度取决于计时校准、大气改正、测站几何分布以及卫星光学响应模型。

月球激光测距利用阿波罗任务和苏联月球车放置在月球上的反射器开展观测。它测量地月距离的变化,为月球动力学、潮汐演化和引力研究提供支持。要将光子的传播时间换算为实际距离,必须对观测站运动、月球定向、大气时延以及光传播的相对论效应进行详细建模。因此,这一观测量需要纳入动力学模型,而不能简单地当作尺子上的读数来解释。

由法国相关机构研制的DORIS系统,利用卫星接收全球地面信标网发射的信号,并对其进行多普勒测量。它既支持精密定轨,也有助于地球参考框架的实现。它的观测几何和仪器特性与卫星导航系统不同,因此在多技术联合解算中具有重要价值。

在基本大地测量观测站,多种技术共同运行。通过局部测量,将天线、望远镜和测距仪器的物理参考点联系起来。这些“局部联测关系”至关重要:即使两台仪器位于同一个观测站,它们观测的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坐标点。不同技术之间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暴露出天线模型、负荷改正、计时或局部测量中的误差。多技术观测网的价值,部分就在于这种独立核验的能力,而不只是增加测量数量。

地球自转与天球定向

地球自转在数小时至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都存在不规则变化。其瞬时自转轴相对于地壳发生移动,自转速率不断变化,自转轴在空间中的方向也会改变。大地测量学测定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将地球坐标转换为天球坐标时需要这些数据,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变化蕴含着地球系统内部角动量交换的信息。

地球定向参数描述几种不同的效应。极移给出自转极相对于地球参考框架的位置。UT1 描述自转角,而日长变化反映自转速率的变化。天极偏移表示观测结果相对于所采用的岁差—章动模型的偏差。不能将这些量视为对同一种摆动的不同描述而混为一谈:它们涉及定向的不同方面,并受到不同观测资料的约束。

极移包含周年分量和钱德勒摆动;后者是一种自由自转振荡,在真实的、可变形的地球上,其周期约为 430 天。钱德勒摆动的特征取决于地球的弹性、海洋响应、耗散作用,以及大气和海洋过程的激发。自转极还会发生更长期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到质量重新分布的影响,包括冰量和大陆储水量的变化。

大气风场和气压的变化会改变大气的角动量及其与固体地球之间的角动量交换。洋流、水体质量的重新分布,以及涉及地核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地球自转。月球和太阳引起的潮汐会造成周期性变化,并影响自转的长期演化。因此,要解释观测到的具体变化,需要建立综合考虑多个角动量储库的模型,而不能将所有自转变化都归因于单一原因。

岁差和章动描述地球自转轴在空间中方向的变化。引力力矩作用于地球的非球形质量分布,而地球的响应则取决于其内部结构。可变形的地幔和流体地核使地球的运动偏离理想刚体模型的预测。甚长基线干涉测量在这方面尤其重要,因为它所观测的遥远射电源提供了测定这些效应所需的天球方向基准。

地球自转还将大地测量学与时间计量联系起来。原子时提供均匀的物理时间尺度,而 UT1 则跟随地球不均匀的自转。实际业务中的坐标转换需要最新的地球定向参数,必要时还需要预测值。定向误差会传递到卫星轨道、天线指向以及对全球分布的观测资料的解读之中,因此,这一看似属于天文学的课题,也是实际地面定位工作的一部分。

重力场测定与物理大地测量学

在大地测量学中,引力与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效应共同构成重力。在通常采用的地固坐标描述中,重力位写为

W=V+Φ,W=V+\Phi,

其中,VV 为引力位,Φ\Phi 为离心位。按照大地测量学中常用的正位约定,重力矢量为 g=∇W\mathbf{g}=\nabla W。WW 为常数的曲面称为等位面,局部铅垂线沿重力场方向延伸,而不一定沿任意几何曲面的法线方向。

物理大地测量学旨在确定这一重力场及其与地球形状的关系。可以为参考椭球赋予一个数学定义的正常位 UU。两者之差 T=W−UT=W-U 称为扰动位。在线性化理论的假设下,布伦斯公式将大地水准面高 NN 与扰动位联系起来:

N≈Tγ,N\approx\frac{T}{\gamma},

其中,γ\gamma 为相应参考位置处的正常重力。该式将重力场的物理性质与参考面之间的几何间距联系起来。

重力测量采用多种类型的仪器。绝对重力仪通过物体的实际运动轨迹确定加速度,通常利用干涉测量法观测试验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相对重力仪测量不同地点或不同时刻之间的重力变化,需要进行比例因子标定并控制仪器漂移。超导重力仪可在固定观测站提供高灵敏度的连续记录。测量中可能需要对固体潮、海洋负荷、大气效应、仪器高度以及局部环境变化进行改正。

卫星轨道能够揭示重力场,因为引力的空间变化会使卫星运动产生摄动。全球模型通常采用球谐函数展开来表示外部引力位。低阶项描述大尺度特征,例如与地球扁率有关的四极矩;阶数越高,所表示的空间结构越精细。随着轨道高度增加,仅依靠卫星观测对短波长分量的敏感度会降低,因为这些分量会随距离增加而迅速衰减。

2009年至2013年运行的GOCE任务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测量,增进了对静态重力场的认识。2002年发射的GRACE和2018年发射的GRACE Follow-On通过测量成对卫星之间距离的变化,反演时变重力场。由于地面、航空、海洋和卫星观测的空间覆盖范围及对不同波长的敏感度各不相同,因此常将它们结合使用。

重力解释具有固有的非唯一性。不同的地下密度分布可能产生相似的外部重力场。重力异常可能反映地壳厚度、沉积结构、地幔变化、地形,也可能由多种来源共同造成。因此,对于仅凭重力观测无法唯一确定的解释,需要利用地质和地震资料加以约束。

高程系统、大地水准面与高程基准

仅凭一个数值和一个单位,并不能完整定义高程。高程还需要一个参考面,以及测量相对于该参考面间隔的规则。卫星导航直接给出的是大地高,而水体运动及许多工程问题则受重力位支配。这一区别解释了为什么卫星测得的“高度”可能与地形图上标注的高程相差甚大。

大地水准面是选定的一个重力等位面,用于近似表示全球平均海平面。从概念上说,它延伸至大陆下方,并不等同于瞬时海面。风、洋流、温度、盐度和大气压力使海面持续偏离重力等位面。因此,不能假定某一验潮站的平均海平面与其他所有海岸的平均海平面具有相同的重力位。

一点的位势数为

C=W0−WP,C=W_0-W_P,

其中,W0W_0 为参考重力位,WPW_P 为该点的重力位。位势数表示具有物理意义的重力位差。将 CC 除以大地水准面与该点之间沿铅垂线的适当平均重力,即可得到正高。由于地形内部的重力无法得到完整观测,实际使用的正高依赖于对内部质量分布所作的假设或建立的模型。

正常高采用参考重力场中的正常重力,因而避免了上述特定的依赖关系。与正常高相应的参考面是似大地水准面,而非大地水准面。大地高 hh、正高 HH 与大地水准面高 NN 之间的关系通常写为

h≈H+N.h\approx H+N.

对于正常高 HNH^{\mathrm{N}},相应的间隔为高程异常 ζ\zeta,因此有 h≈HN+ζh\approx H^{\mathrm{N}}+\zeta。这些关系在实际作业中极为有用,但在高精度应用中,必须严格遵循其几何定义和约定。

历史上的高程基准通常源于验潮记录和水准网。观测时段、海洋状况、重力改正以及后续地面运动的差异,造成了各国高程系统之间的偏差。水准网也可能含有累积误差,或者反映的是显著地面沉降或地震发生之前的测量结果。

国际上建立统一高程参考的工作,采用约定的参考重力位和全球一致的观测数据。实现这样的系统,需要重力数据、精确的大地水准面或似大地水准面模型,以及稳定的参考站。因此,高程基准现代化并非仅仅是以卫星定位取代水准测量:它必须将几何测量与物理位场联系起来,并同时考虑地面和参考面随时间的变化。

估计、不确定度与观测建模

大地测量成果中的各项量,很少能以最终公布的形式直接观测得到。仪器测量的是传播时间、相位、角度、频率或加速度,而坐标、速度、重力场系数和定向参数则通过数学模型推算得出。因此,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仪器性能、观测几何条件、环境改正和统计估计等多方面因素。

线性化观测模型可写为

y=Ax+ε,\mathbf{y}=\mathbf{A}\mathbf{x}+\boldsymbol{\varepsilon},

其中,y\mathbf{y} 包含观测值或观测残差,x\mathbf{x} 包含未知参数,A\mathbf{A} 为设计矩阵,ε\boldsymbol{\varepsilon} 表示误差。在加权最小二乘法中,常用的估计式为

x^=(ATPA)−1ATPy,\hat{\mathbf{x}} =(\mathbf{A}^{T}\mathbf{P}\mathbf{A})^{-1} \mathbf{A}^{T}\mathbf{P}\mathbf{y},

其前提是参数化模型具有足够的秩,且逆矩阵存在。权矩阵 P\mathbf{P} 表示所采用的观测协方差结构。

测量网往往存在基准自由度。例如,仅凭相对距离,无法确定测量网的整体平移或绝对定向。需要采用适当的约束或广义方法,才能在不引入非预期畸变的情况下获得唯一解。约束过强可能使形式误差显得很小,却将真实形变强行归入其他参数。

误差相关性在大地测量时间序列中尤为重要。大气建模偏差、卫星共性误差、负荷效应以及区域环境过程,都可能使观测值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相关性。将所有逐日坐标误差视为相互独立,通常会低估速度的不确定度。此外,还必须将季节性信号、设备变更及突跳与长期运动区分开来。即使各次定位结果看似精确,仅覆盖一个周年周期中部分时段的短期记录,也可能给出具有误导性的线性趋势。

仪器校准建立读数与物理量之间的关系,而计量溯源性则通过有记录的校准链,将测量结果与公认的标准联系起来。大地测量数据处理还要求在潮汐、天线模型、相对论效应和大气负荷等方面采用一致的约定。两项技术上均合格的分析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原因未必是原始观测数据不同,而可能是所采用的约定互不兼容。

因此,独立验证至关重要。例如,将卫星测得的高程与水准测量结果及基于重力的模型进行比较,利用局部测量核查坐标变化,以及在共址测站比较不同独立空间测量技术的结果。形式协方差描述的是所采用模型下的不确定度,并不能证明不存在系统误差。可复现的数据处理、元数据留存以及采用改进模型进行再分析,都是大地测量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即便原始测量数据没有任何变化,其科学解释也可能发生改变。

地壳形变与构造过程

大地测量直接测定板块构造的运动学特征。刚性板块的地表速度可近似表示为绕欧拉极的转动:

v=Ω×r,\mathbf{v}=\boldsymbol{\Omega}\times\mathbf{r},

其中,Ω\boldsymbol{\Omega} 为板块的角速度矢量,r\mathbf{r} 为相对于地心的位置矢量。观测结果与这一模型的偏差,可揭示板块内部的形变、边界两侧的相对运动,或负荷与沉降等非构造效应。

连续运行的卫星定位网络能够测量断层两侧的震间应变积累。当断层浅部处于闭锁状态时,深部的相对运动会在较宽的地表范围内形成速度梯度。弹性位错模型可将这一梯度与断层几何形态、滑动速率及闭锁深度联系起来。反演得到的这些参数依赖于模型假设;仅凭地表速度场,无法唯一确定深部应力或摩擦的完整分布。

地震会产生突发位移,其幅度从远离震源处的毫米级到震源附近的米级不等。2011年日本东北地震造成了显著的水平和垂直位移,日本密集的大地测量网络记录了这些变化。高采样率定位还可捕捉部分动态位移过程。震后观测揭示了余滑、黏弹性松弛以及流体相关过程所引起的持续形变,这些过程往往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同时发生。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通过比较不同时次观测的雷达相位,测定卫星至地面距离的变化。它能够以密集的空间采样绘制大范围形变图。单一观测几何主要测得沿雷达视线方向的位移,而非完整的三维位移矢量。大气延迟、轨道误差、植被变化和相干性丧失都可能造成类似地面运动的信号,或掩盖真实运动,因此结合多个观测方向和地面测量有助于解释观测结果。

在火山区,地表膨胀或收缩可能指示地下压力或流体储量的变化。形变源模型既包括理想化的点状腔体,也包括嵌于弹性或更复杂介质中的分布式侵入体。由于不同的地下过程可能产生相似的地表形变模式,解释大地测量形变观测时,需要结合地震活动、气体观测和地质信息。测量结果能够约束物理模型,但本身并不能确定火山喷发的时间表。

更长期的垂直形变包括冰川均衡调整,即地球对过去冰川负荷的持续响应。随着地幔和地壳不断调整以适应大型冰盖的消失,芬诺斯坎迪亚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至今仍在抬升。在解释现代冰体质量变化、海平面记录和参考站速度时,必须校正这一运动。因此,需要综合空间、时间及物理方面的证据,区分构造形变与非构造形变。

水、冰与海洋监测

水和冰的负荷变化会以两种可观测的方式影响地球:改变引力,并使固体地表发生形变。大地测量学利用这两种响应来研究地球系统内部的物质储存与输运。这些测量能够反映大范围区域内的综合变化,包括测站和实地测量稀少的地区,因此可与局地观测相互补充。

GRACE(重力恢复与气候实验)及其后续任务 GRACE Follow-On 可反演大尺度重力变化,并将其表示为等效水层厚度。在陆地上,这一信号包含地下水、土壤水分、积雪、地表水以及其他质量变化的贡献,并非仅对地下水的直接测量。估算地下水储量,需要借助观测和模型分离出其他分量。在解读单个流域的结果时,必须考虑空间平滑、相邻区域之间的信号泄漏,以及卫星重力测量分辨率有限等因素。

冰盖和冰川的变化可以通过重力测量、卫星测高,以及结合表面流速与冰厚的方法来测定。每种方法观测的物理量各不相同。重力反映质量;测高反映高程,而将高程变化换算为质量变化时,必须对雪、粒雪和冰的密度作出假设。基岩运动和冰川均衡调整也会影响结果的解读。由于各独立方法的主要误差来源不同,它们之间结果的一致性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卫星雷达测高利用卫星的轨道位置和测得的卫星至海面的距离来估算海面高度。1992 年发射的 TOPEX/Poseidon 任务,为此后的高精度海洋测高记录奠定了重要基础。测量中需要对信号在大气中的传播、潮汐、海况影响以及仪器偏差等进行改正。要保持长期记录的连续性,必须对前后接续的卫星任务进行细致的交叉定标,并维持稳定的轨道参考框架。

全球平均海平面的变化,主要源于海洋质量变化,以及温度和盐度变化引起的海水体积变化。卫星重力观测可约束质量变化的贡献,海洋剖面观测则可约束海水比容变化贡献中的大部分。卫星测高测得的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海面高度变化。对这些分量进行比较,可以建立海平面收支,并对不同观测系统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严格检验。

验潮仪测量的是水面相对于仪器所依托陆地的高度。因此,其记录同时包含海洋变化和陆地垂直运动的影响。正在沉降的海岸,其相对海平面上升速度可能高于全球海洋平均水平。同址或邻近的大地测量站有助于区分这些影响,前提是掌握测量站与验潮仪之间的局地相对运动。在三角洲、沉积盆地,以及受地下水开采或构造变形影响的地区,这一区分至关重要。

制图、工程与空间基础设施

大地测量学提供统一的空间框架,使地图、地籍测量、工程设计和导航系统能够相互整合。数据集即使十分详尽,其定位也未必正确:内部精度与相对于外部参考的准确度是不同的属性。两项测量都可能很好地描述局部几何关系,却因采用不同的基准、历元、投影或高程系统而出现不一致。

在制图中,大地坐标被转换为适于显示和计算的投影坐标。任何地图投影都会使距离、面积、形状和方向中的某些方面发生变形。在工程作业中,还必须将投影尺度因子与参考椭球面以上高程所产生的影响综合考虑。因此,在地图格网上计算出的距离,可能不同于施工现场实测的地面距离。“格网到地面”的换算是实际的大地测量问题,而不仅仅是制图细节。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在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一致的测量控制。长隧道可能在地下控制网贯通之前,就已从两端分别开展测量。桥梁需要监测其基础、桥塔和桥面在温度荷载与机械荷载作用下的变化。大坝和堤防需要在变形结构之外设置稳定的参考点。在这些情况下,参考网的设计都必须避免将其自身测量标志的移动误判为结构位移。

水道测量还涉及额外的垂直基准问题。海底深度、船舶运动、潮汐和卫星定位结果都必须统一到适当的海图基准面。海图基准面通常依据低潮潮位定义,而不同于内陆采用的陆地高程基准。因此,整合海岸地形与水深数据时,必须进行明确的基准转换,尤其是在淹没模拟和海岸工程中。

卫星影像、航空摄影、激光扫描和移动测图都依赖大地测量定位与定向。地面控制点可以约束影像的几何关系,而精密轨迹估计则用于确定飞机或车辆所载传感器的位置。直接地理定位减少了对大量地面控制点的需求,但并不能消除传感器安装定向、时间同步或相机几何参数中的标定误差。微小的角度误差在长距离投射后,也可能产生显著的位置误差。

大地测量信息也是地籍和法定界址体系的基础,但界址的法律定义不一定等同于坐标估计结果。界标、文书描述以及特定司法管辖区的规则,都可能具有独立于现代定位结果的法律意义。大地测量学提供测量上的一致性,本身并不决定所有权或法律权限。因此,健全的空间基础设施应包括技术标准、便于获取的参考服务、转换工具,以及长期保存的坐标确定过程记录。

国际组织与新兴方法

全球大地测量依赖国际机构协调观测,这些观测的规模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能力或领土范围。国际大地测量协会负责组织科学研究及相关服务。国际地球自转与参考系统服务负责维护地球定向和参考系统产品,而卫星导航、激光测距、射电干涉测量以及多普勒轨道确定和无线电定位综合系统(DORIS)的各项服务,则分别协调相应技术领域内的观测与分析。这些服务的产品被综合用于确定全球参考框架。

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致力于推动几何观测与重力观测的融合。一项重大挑战是维持观测站数十年的持续运行:观测记录越长,其科学价值往往越高,但设备更换、土地利用变化、测量标志不稳定以及经费中断都可能破坏观测的连续性。改善观测站的地理分布同样重要。提高观测已很充分的站点的精度,并不能完全弥补观测稀疏地区站点的缺失。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地测量参考框架的决议。这项决议确认,大地测量参考基础设施不仅支撑基础科学,也支撑灾害风险管理、环境监测和经济活动。国际协调涉及标准、数据共享、能力建设以及服务的连续性;而参考框架本身仍是基于测量建立的科学实现,并非在某一地点维护的单一实物。

新兴仪器包括原子干涉重力仪、性能得到改进的星载激光测距设备,以及用于相对论大地测量的光钟。根据广义相对论,处于不同重力位的时钟,其走时速率不同。对于彼此邻近且静止的时钟,在弱场近似下,相对频率差与位差之间近似满足以下关系:

Δff≈ΔWc2,\frac{\Delta f}{f}\approx\frac{\Delta W}{c^2},

其中,正负号取决于所选的比较次序和位的符号约定。10−1810^{-18} 量级的相对频率差,大致对应地球表面附近厘米级的高差。要将这种灵敏度转化为实际可用的高程比对能力,还需要稳定的时钟性能和精确的频率传递。

未来的参考框架必须更完整地描述非线性运动,并保持重力、几何与时间之间的一致性。观测水平的提高,可能使以往可以忽略的影响显现出来,包括仪器的热变形、局地水文过程,以及不同负荷模型之间的差异。自动化处理和机器学习可辅助异常检测与数据处理,但物理可解释性和独立验证仍不可或缺。

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是连续性:即使仪器、卫星星座和处理模型不断变化,观测结果仍须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上保持可比性。保存原始数据、校准历史、测站日志和分析约定,有助于日后重新处理数据,并避免将观测系统造成的假象误认为环境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