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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fluorescence-microscopy

荧光显微术

荧光显微术利用发光分子揭示样品,尤其是生物细胞和组织的结构、组成及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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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显微术是一类利用显微镜检测样品受光激发后所发出光线的成像方法。其图像对比度来自荧光物质,而非主要来自样品对照明光束的吸收或反射。这些物质可以是样品天然具有的,也可以作为标记物引入,用于识别特定结构、分子或生理状态。通过将激发光与通常波长更长的发射光分离,仪器能够在相对暗的背景下显示出被标记的对象。

荧光显微术在细胞生物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将分子特异性与空间信息相结合,而且在许多成像配置下还能观察活样品。其应用范围广泛,从确定某种蛋白质在细胞内的位置,到追踪单个分子、测量细胞内信号传导,再到重建大体积组织。其主要类型包括宽场、共聚焦、光片、多光子和超分辨率成像。这些方法的性能取决于光物理特性、标记化学、光学设计、样品制备和定量分析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荧光对比的物理基础

当分子吸收一个光子并跃迁至电子激发态时,荧光过程便开始了。分子在激发态能级体系内快速弛豫后,可能通过发射另一个光子回到基态。所吸收光子的能量为 E=hc/λE=hc/\lambda,其中 hh 为普朗克常数,cc 为光速,λ\lambda 为波长。由于吸收的部分能量通常会在发射前通过非辐射过程损失,荧光波长一般长于激发光波长。吸收带与发射带之间的间隔称为斯托克斯位移。这一位移使得通过光谱选择有效滤除激发光成为可能,而荧光成像正是以此为基础。

荧光分子又称荧光团,其特征包括吸收光谱、发射光谱、荧光量子产率和激发态寿命。量子产率是所吸收的光子中产生荧光的比例;寿命则表示分子在衰变前处于激发态的平均时间。许多常用有机荧光团的荧光寿命为几纳秒。在弱激发条件下,亮度近似取决于吸收强度与量子产率的乘积,不过实际测得的图像亮度还取决于照明强度、光学通光效率、标记密度和探测器效率。

荧光循环并不能无限重复。分子可能进入寿命相对较长的不发光态,发生可逆的闪烁,或遭受不可逆的光漂白。涉及氧的激发态反应可能破坏荧光团,并产生活性物种,损伤生物样品。当激发速率足够高时,处于基态的分子数量会大幅减少,发光强度不再随照明强度线性增加。这些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提高激光功率并不总能弥补信号微弱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溶液中亮度很高的荧光团,在长时间成像时可能表现不佳。

点发射体所记录到的空间分布并不是一个点。衍射使其发出的光扩展为三维强度分布,称为点扩散函数。对于常规圆形光瞳,横向分辨率的一种常用估算式为

d≈0.61λNA,d \approx \frac{0.61\lambda}{\mathrm{NA}},

其中,NA=nsin⁡θ\mathrm{NA}=n\sin\theta 为物镜的数值孔径,nn 为样品侧的折射率,θ\theta 为收集半角。在发射波长为 520 nm、数值孔径为 1.4 时,按这一判据算得的分辨率约为 230 nm。轴向分辨率通常更差。这些数值描述的是在特定成像假设下可分辨的间距,而不是可探测物体的最小尺寸:即使单个分子的像远宽于分子本身,仍然可以探测到这个孤立分子。

光学架构、照明与探测

大多数实验室荧光显微镜采用落射荧光光路:激发光经物镜照向样品,荧光则经同一物镜返回。激发滤光片用于选出合适的照明波段。具有波长选择性的二向色镜将激发光导向物镜,同时让返回荧光中的大部分透射至探测器。发射滤光片进一步阻挡激发光和不需要的波长。这些组件共同构成针对某一种或一组荧光团选配的滤光片组。若激发光与荧光未能充分分离,就会产生激发光泄漏或光谱串扰,尤其是在多种标记物的光谱相互重叠时。

照明光源包括汞弧灯、氙弧灯、发光二极管和激光器。传统上,弧光灯可在较宽的波长范围内提供强烈的谱线,但需要仔细调校光路,而且输出会随灯的老化而变化。LED 具有切换迅速、输出稳定、强度控制相对简便等优点。激光器提供窄波段光,且能够精确聚焦或扫描,因此适用于共聚焦、定位及其他专门方法。光源的选择也决定了实际使用中的限制:一条窄激光谱线可能高效激发某种染料,却与另一种吸收峰位于附近的染料不甚匹配。

物镜决定集光能力、分辨率和工作距离。对于靠近盖玻片的薄样品,通常使用高数值孔径的油浸物镜;对于较深处的水性样品,水浸或其他浸液设计的物镜则可能更为匹配。浸液、盖玻片、封片介质与样品之间的折射率不匹配会引入像差,尤其是球差。其后果包括点扩散函数拉长、信号减弱以及深度测量不准确。因此,即使显微镜的其他光路均已正确调校,盖玻片厚度、物镜校正设置和温度仍会影响图像质量。

采用相机的仪器通常使用科学级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相机或电子倍增电荷耦合器件。重要性能参数包括量子效率、读出噪声、像素尺寸、满阱容量和采集速率。点扫描仪器通常使用光电倍增管、雪崩光电二极管或相关探测器。没有哪一种探测器对所有任务都是最优选择:低噪声相机能够高效地对大视场成像,而对于精确定时或微弱扫描信号的探测,光子计数探测器可能更合适。

成像还需要适当的采样。放大倍率必须使光学图像映射到足够多的探测器像素上,才能保留已有的空间信息;单纯提高放大倍率并不能改善光学分辨率。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为选择横向像素间距和轴向步长提供了依据。采样过于粗疏会丢失信息,而不必要的精细采样则会增加数据量,还可能需要额外曝光,却无法揭示更多结构。

荧光探针与分子标记

荧光显微术的特异性通常来自标记物,而非显微镜本身。小分子有机染料包括荧光素、罗丹明类、花菁类以及众多经设计改造的衍生物。它们在激发波长、亮度、光稳定性、电荷以及生物环境相容性等实用特性上各有不同。有些染料能与特定的细胞组分结合:DAPI 和 Hoechst 染料与脱氧核糖核酸结合后会发出强烈荧光,另一些探针则倾向于在膜或细胞器中富集。这种选择性通常取决于具体条件,而非绝对专一;染料的分布可能受到浓度、膜通透性和样本制备方式的影响。

免疫荧光利用抗体识别靶标。在直接标记中,一抗本身携带荧光团。在间接标记中,带有荧光标记的二抗识别一抗;由于多个带标记的二抗可以结合到同一个一抗上,这种方式通常能放大信号。间接标记用途广泛,但也增加了潜在的交叉反应,并拉大了荧光染料与靶标之间的物理距离。对于抗体复合物而言,这种位置偏移通常可达数十纳米,在超分辨率成像中尤为重要。较小的结合分子和直接偶联的探针可以降低标记位置的不确定性,但无法将其完全消除。

基因编码的荧光蛋白,如绿色荧光蛋白,使活细胞标记成为可能。源自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的绿色荧光蛋白可在自身蛋白质结构内部形成发色团,无需从外部添加染料。经工程改造的变体,其光谱范围覆盖了大部分可见光区域,并延伸至可见光以外。将荧光蛋白的编码序列与靶蛋白的编码序列融合,即可观察靶蛋白的定位和运动。不过,这种融合可能影响蛋白质的折叠、组装、转运或生物活性。发色团成熟也会使蛋白质合成与荧光出现之间产生时间延迟,而荧光亮度可能受酸碱度等环境条件影响。

自标记蛋白标签提供了另一种策略。HaloTag 和 SNAP-tag 是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能够与经过适当官能团修饰、携带荧光染料的合成配体发生反应。它们将基因靶向定位与灵活的染料化学选择相结合,还可用于脉冲追踪标记,以区分不同时期产生的分子。其表现取决于配体能否到达标签所在位置、标记效率、未结合染料产生的背景信号,以及标签本身对生物学过程的影响。

核酸探针可提供具有序列特异性的成像对比。荧光原位杂交使用带标记的探针,这些探针与选定的 DNA 或 RNA 序列互补。多个探针可以结合到同一个转录本上,形成可与背景区分的光点,并在适当条件下实现单分子 RNA 计数。其他标记方法则通过化学反应,将染料连接到预先引入的分子反应基团上。在上述各种方法中,荧光强度不仅反映靶标的丰度,还受到探针可及性、标记的化学计量关系、成熟过程、荧光淬灭以及制备过程中损失的影响。

宽场成像、光学切片与体积成像方法

宽场荧光显微术照明较大区域,并同时记录多个像点,通常使用相机采集图像。对于薄样品,这种方法效率很高,因为可以并行收集视场内发射的光子。对于较厚的样品,焦平面上方和下方的荧光会形成朦胧背景,降低对比度。在连续焦面位置采集的图像堆栈包含三维信息,但解读时必须认识到,每幅图像都包含来自多个深度的信号。反卷积显微术利用实测或建模得到的点扩散函数,估算更清晰的原始荧光分布。它可以提高对比度,并恢复数据中有依据的信息,但无法可靠地重建从未测得的信号。

共聚焦显微术通过在与焦平面共轭的平面上设置探测孔径,抑制离焦荧光。在激光扫描系统中,聚焦的激发光斑在样品上逐点移动,探测到的强度信号随后被组合成图像。缩小针孔可以增强光学切片能力,但也会损失有用的光子。因此,共聚焦成像需要在切片厚度、信号强度、采集速度和光照剂量之间进行权衡。常用的约一个艾里单位的针孔设置,是对其中若干因素的折中,而非普遍适用的最优选择。

转盘共聚焦系统通过旋转圆盘上的多个孔径进行并行扫描。利用相机探测可以实现快速成像,适用于活细胞观察,但在较厚或荧光较强的样品中,针孔间的串扰可能削弱光学切片能力。线扫描及其他并行化设计介于逐点扫描与全场采集之间。它们的性能不仅取决于标称速度,还取决于照明与探测方式能否高效地适配样品。

全反射荧光显微术利用光在界面处发生全反射时产生的倏逝场。该场仅激发紧邻界面的荧光团;在常见的生物成像配置中,激发深度通常约为100–200纳米,具体取决于波长、入射角和折射率。这种方法能够以较低的背景对盖玻片附近的过程成像,包括膜相关事件和囊泡融合。浅层激发也是它的一项局限:它无法提供反映整个细胞状况的代表性图像。

光片显微术照明一个与探测光轴近乎垂直的薄平面。由于激发光集中在成像平面附近,它可以减少其他区域不必要的光照,并支持快速体积成像。相比之下,多光子显微术通过非线性吸收将激发限制在局部区域,通常使用超短近红外脉冲。在未饱和条件下,双光子激发概率近似正比于局部光强的平方。因此,激发主要集中在焦点附近,而经散射的发射光子仍可提供有用的信号。这两种方法都无法消除散射、吸收、像差或样品几何形态对成像深度的限制。

超分辨与分子定位

超分辨显微术涵盖一类能够分辨超出同类荧光仪器常规衍射极限的空间细节的方法。它并未消除衍射,而是通过不同技术利用结构光照明、可控的分子状态、非线性响应,或对单个发光体的分别观测来实现超分辨。其有效分辨率取决于光子数、标记密度、样品稳定性、采集条件以及重建时采用的假设。因此,仅凭仪器的标称参数,不足以确定其在生物样品中实际达到的分辨率。

结构光照明显微术将已知的空间图案投射到样品上。该图案与样品精细结构的相互作用会产生显微镜能够记录的低频强度变化。通过计算整合在不同图案相位和方向下采集的图像,可以恢复更多空间信息。在有利条件下,常规线性结构光照明可将横向分辨率提高至原来的约两倍。它适用于许多普通荧光团,也支持多色成像,但采集序列期间的运动,以及微弱或畸变的照明图案,都可能产生重建伪影。非线性变体能够获得超过线性结构光照明的分辨率增益,但也有额外的实验要求。

受激发射损耗显微术通常缩写为 STED,它将聚焦的激发光束与中心具有光强极小值的损耗光束配合使用。损耗光束通过受激发射,使中心区域以外处于激发态的荧光团回到基态,从而缩小产生自发荧光的区域。其有效横向尺度的简化表达式为

dSTED≈d01+I/Isat,d_{\mathrm{STED}} \approx \frac{d_0}{\sqrt{1+I/I_{\mathrm{sat}}}},

其中,d0d_0 为衍射极限尺度,II 表征损耗光强,IsatI_{\mathrm{sat}} 为饱和光强。实际性能受染料性质、损耗光束质量、背景、光漂白以及样品耐受性的限制。在制备适当的样品中,可实现数十纳米的分辨率。

单分子定位方法采用了不同的思路,包括光激活定位显微术和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术。每一帧中只有少量、稀疏分布的荧光团发光,因此可以估计各个孤立衍射图样的中心位置。累积大量帧后,即可重建分子位置的分布。在简化的理想情况下,定位不确定度近似满足以下标度关系:

σloc∝sN,\sigma_{\mathrm{loc}} \propto \frac{s}{\sqrt{N}},

其中,ss 表征图像宽度,NN 为检测到的光子数。背景、像素化、光学像差以及发光体图像的重叠都会降低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并不等同于结构分辨率或分子计数准确度。稀疏标记可能使精细结构未被充分采样,闪烁可能使同一个分子被重复记录,而标记不完全则可能使某些分子完全无法被观测到。采集过程中的漂移会使重建图像模糊,抗体本身的尺寸也可能使标记偏离靶标。膨胀显微术则通过样品制备来解决同样的空间分辨问题:将已标记的样品包埋在可溶胀聚合物中,再使其物理膨胀。其有效分辨率取决于膨胀的均匀性、标记的保留程度,以及被测结构的保存情况。

功能测量与分子动力学

荧光显微术不仅能确定分子的位置,还能测量分子的行为。环境敏感型探针的荧光强度、光谱或寿命会随化学条件变化而改变。例如,钙指示剂与钙离子结合时会改变荧光,可用于反映细胞信号传导的某些情况。基因编码钙指示剂将荧光蛋白与钙响应组分结合,广泛用于神经科学研究。这些指示剂的信号属于间接测量:结合亲和力、响应动力学、饱和程度、表达水平以及细胞的钙缓冲作用,都会影响荧光与钙浓度之间的关系。在神经元中,钙瞬变并不等同于动作电位,也不是对膜电位的直接记录。

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通常简称为 FRET,能够灵敏地反映分子尺度的间距。处于激发态的供体通过偶极耦合,以非辐射方式将能量传递给邻近的受体。能量转移效率通常写作

E=11+(r/R0)6,E=\frac{1}{1+(r/R_0)^6},

其中,rr 为供体与受体之间的距离,R0R_0 为转移效率等于二分之一时的距离。由于转移效率随距离的变化十分显著,FRET 可以反映几纳米距离范围内的构象变化或分子缔合。对结果的解读还取决于光谱重叠、偶极取向、供体与受体的丰度,以及对直接激发和发射串色的校正。

荧光寿命成像显微术通过绘制荧光衰减的空间分布成像,而不只是依赖亮度。时间相关单光子计数记录光子相对于激发脉冲的到达时间,频域方法则测量相位偏移和调制变化。荧光寿命会随猝灭、分子环境或 FRET 而改变。与荧光强度相比,荧光寿命对荧光团浓度的直接依赖通常较小,但仍受发光物种混合、背景、仪器响应以及所用衰减模型的影响。这种方法也可用于研究内源性代谢荧光团,但若无其他证据,其信号并不能唯一确定某条代谢通路。

荧光漂白后恢复测量的是经过刻意光漂白的区域中荧光恢复的过程。恢复可能反映扩散、结合与解离、运输,或与另一细胞区室的交换。恢复速率和最终恢复程度可揭示分子的移动能力,以及在观测期间发生交换的分子所占比例。不同的物理模型可能产生相似的恢复曲线,因此,拟合得到的恢复时间并不能直接视为扩散系数。

单粒子追踪通过连续图像跟踪彼此分离的标记对象。轨迹可以揭示定向运动、受限运动或移动能力的变化,但定位误差、运动模糊、漏检以及轨迹连接错误都会影响结果。荧光相关光谱法则分析小观测体积内的荧光涨落,以估算粒子数、特征通过时间等量。这两种方法都借助明确的模型,将光学信号与分子动力学联系起来;它们都无法脱离采样率、标记行为和测量噪声的影响,直接揭示运动本身。

样品制备与应用领域

固定细胞荧光成像所用的样品相对稳定,并可采用活细胞无法耐受的标记流程。醛类固定通过交联作用固定细胞组分,而醇类固定则结合了沉淀与脱水作用。通透化处理使探针能够接触细胞内的靶标,但也可能使可溶性组分流失或破坏膜结构。固定还可能遮蔽抗体结合位点、改变形态,或使分子在完全固定之前发生重新分布。因此,观察到的靶标定位不仅取决于最终图像的光学质量,也取决于样品制备过程对靶标原有状态的保存程度。

活细胞显微成像能够保留对动态过程的观察能力,但必须满足细胞的生理条件要求。温度、气体组成、培养基、渗透压及力学条件都可能影响所记录的行为。在出现明显的细胞死亡之前,光毒性就可能改变细胞分裂、信号传导、形态或代谢。较短波长的照明通常损伤尤其明显,不过其影响也取决于光照剂量、光敏化分子、曝光时序以及细胞的修复能力。因此,一组视觉上清晰的时间序列图像,本身并不能证明所记录的细胞在整个采集过程中始终表现正常。

在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中,荧光显微术用于描绘细胞骨架、线粒体、染色体、膜及信号传导复合物的组织结构。延时成像可以追踪细胞分裂、迁移、组织重排和胚胎发育。光片成像方法对某些发育中的生物体尤其有用,因为它们能够在记录大体积样品的同时,限制成像平面以外区域受到的光照。不过,厚样品仍会引入随空间位置变化的像差和衰减,因此,对不同深度结构的检测灵敏度可能并不相同。

在病理学和研究性组织学中,荧光标记用于识别组织切片中的蛋白质、细胞群体和核酸序列。多重成像通过组合使用光谱分离、序贯染色、探针交换或多轮重复成像,增加可区分的靶标数量。组织自发荧光、探针渗透不均以及不同轮次图像之间的配准,都是重要的限制因素。在微生物学中,荧光染料和序列特异性探针有助于表征微生物,而遗传编码标记则可揭示细胞分裂、生物膜的组织结构或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用途是对其他鉴定和功能测量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

非生物学应用包括对聚合物、矿物、颗粒、表面涂层和微流体流动的分析。荧光示踪剂可以揭示输运过程或局部化学条件,而材料的固有荧光则可用于区分不同组分或降解产物。在文化遗产研究中,荧光成像有助于绘制清漆、修复材料或非均质表面的分布图。不过,这种成像对比并不一定能提供唯一明确的化学鉴定结果:不同物质的光谱可能相互重叠,风化作用也可能改变其发射特性。因此,往往需要结合光谱学或其他分析方法来确定组成。

定量分析、对照与测量限度

荧光图像是探测到的光子经光学和电子系统映射后形成的测量结果,并非分子浓度的直接分布图。在特定条件下,扣除背景后的强度可与荧光团数量成正比。这一比例关系会随照明、激发效率、荧光团所处环境、标记化学计量比、光学收集效率及探测器设置而变化。饱和、自淬灭、光漂白及探测器的非线性响应,都可能使简单的线性解释失效。因此,定量比较需要可比的采集条件,或明确的归一化与校准程序。

光子探测会引入不可避免的计数噪声。如果探测到的光子数服从泊松分布,其标准差约为 N\sqrt{N},因此在散粒噪声限制下,信噪比与 N\sqrt{N} 成正比。当存在背景和电子噪声时,可用以下简化表达式表示:

SNR≈SS+B+σread2,\mathrm{SNR}\approx \frac{S}{\sqrt{S+B+\sigma_{\mathrm{read}}^2}},

其中,SS 为探测到的信号,BB 为背景贡献,σread2\sigma_{\mathrm{read}}^2 表示相应测量中的读出噪声方差。收集更多光子可以提高精密度,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曝光时间或更强的照明,从而加重运动模糊、光漂白或光毒性。因此,分辨率、时间采样、视野和光照剂量都需要在有限的光子预算内相互权衡。

不同对照用于排查不同的失效原因。未标记样品可显示自发荧光和非特异性背景。单标记对照可识别多色成像中的光谱串扰。生物学阴性对照用于检验靶标特异性,而独立的标记策略则有助于评估观察到的分布模式是否依赖于所用探针。荧光参考微球可用于测量点扩散函数,并揭示通道间的配准误差。当以纳米尺度解读不同颜色物体之间的距离时,色差尤为重要。表观偏移可能来自仪器,而非样品本身。

图像处理还会引入其他假设。平场校正用于补偿照明不均匀;背景扣除会改变强度估计;图像分割则决定哪些像素属于细胞或结构。阈值的选择会显著影响计数、体积及表观共定位。两个通道中的像素重叠并不能证明存在分子相互作用,因为不同物体可能位于同一个衍射极限体积内。统计学分析还必须区分独立的生物学样本与来自同一份制备样品的重复图像或多个细胞;将相关观测视为独立观测,可能夸大表观精密度。

计算图像复原,包括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可以改善图像观感并辅助分析,但也可能抑制罕见特征,或生成看似合理、却缺乏测量数据支持的结构。因此,利用独立数据进行验证,并明确报告处理过程,是正确解读结果的关键。为保证可重复性,应记录物镜规格、照明波长与剂量、曝光时间、探测器设置、像素尺寸、轴向间距、样品制备条件及分析参数。测量不确定度既涵盖生物学取样和标记误差,也涉及光学与电子系统的精密度。

历史发展与实验能力的演变

荧光显微术源于十九世纪对发光现象的研究以及紫外光学技术的发展。1852年,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描述了激发光与发射光之间的波长变化,并借用萤石的名称提出了“荧光”一词。二十世纪初的仪器利用紫外光照明,观察具有天然荧光的样品。奥古斯特·克勒以及后来的奥斯卡·海姆施泰特等人的工作,推动了实用荧光显微术的建立。照明、滤光片和光学材料的改进,逐渐使微弱荧光与强烈激发光的分离更加可靠。

分子特异性标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1941年,阿尔伯特·孔斯及其同事报道了用荧光化合物标记的抗体。后续研究确立了利用荧光抗体在组织中定位抗原的方法。由此,荧光不再只是识别天然发光物质的手段,还能够显示选定的生物学靶标。此后,抗体制备、染料偶联和滤光片设计的发展拓展了多色成像的能力,并推动荧光技术成为细胞生物学和诊断实验室的常规工具。

光学切片技术沿着一条部分独立的发展路线逐步成熟。马文·明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设计了共聚焦显微镜,并于1957年提交专利申请。直到激光器、扫描硬件、探测器和计算机得到改进后,这一方法才具备广泛实用性。20世纪80年代,商用激光扫描共聚焦仪器逐渐普及,使研究人员无需逐层进行实体切片,就能采集光学切片并重建三维分布。1990年,温弗里德·登克、詹姆斯·斯特里克勒和瓦特·韦布展示了双光子激光扫描荧光显微术,为在具有光散射特性的生物组织内部成像提供了有力手段。

基因编码荧光技术变革了活细胞成像。1962年,下村修及其同事从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中分离出绿色荧光蛋白。1994年,马丁·查尔菲及其同事展示了将其用作基因表达标记的方法,钱永健等人的研究则阐明并改造了它的光物理性质。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下村修、查尔菲和钱永健,以表彰他们在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与开发方面的贡献。此后,荧光蛋白成为追踪蛋白质、标记细胞谱系和构建响应型生物传感器的核心工具。

超分辨率方法改变了光学成像所能探测的空间尺度。斯特凡·黑尔和扬·维希曼于1994年提出受激发射损耗显微术(STED),随后这一方法得到了实验验证。在单分子检测和荧光态调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光激活定位显微术和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术于2006年见诸报道。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埃里克·贝齐格、斯特凡·黑尔和威廉·莫尔纳,以表彰他们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术发展方面的贡献。此后的仪器设计将图案化激发、分子定位、自适应光学和干涉信息结合起来,以改善分辨率、速度或成像深度等特定性能。每一种组合也都对标记、样品稳定性、光子收集和物理建模提出了各自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