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显微镜是一种利用光对肉眼难以充分辨察的微小物体形成放大图像,或进行具有空间分辨能力的测量的仪器。大多数光学显微镜使用可见光和玻璃透镜,但光学显微技术也涵盖紫外和近红外方法、扫描系统以及通过计算重建图像的技术。与利用电子束成像的仪器不同,光学显微镜可以方便地观察水中的活体样本,持续追踪动态过程,并借助荧光标记区分特定的分子组分。
光学显微镜是显微镜的一大类别,也是生物学、医学、材料科学和工业检测领域的基础仪器。其性能不仅取决于放大倍数,还取决于分辨率、对比度、照明、样本制备和探测方式。在有利条件下,常规光学显微镜能够分辨间距约为200—300纳米的细节;专门的荧光显微方法则能分辨小得多的结构。光学显微技术的发展,将透镜制作工艺和波动光学与细胞学说、微生物学、数字成像及现代分子测量联系在一起。
历史发展
早期显微镜源于欧洲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的透镜制作传统。复合显微镜的发明通常归功于约1600年荷兰的眼镜制造者,但现存证据尚不足以确切认定某一位发明者。早期复合显微镜由靠近标本的物镜和靠近观察者的目镜组合而成。它们能将物体显著放大,却存在严重的彩色边缘、图像畸变和照明不足等问题。因此,精心制作的单透镜显微镜,其性能可能优于结构更复杂的复合显微镜。
罗伯特·胡克于1665年出版的《显微图谱》,通过昆虫、植物组织和人造物品的细致插图,展现了显微镜在观察和描述事物方面的能力。胡克将软木薄片中观察到的小室称为“细胞”,这一术语后来成为细胞生物学的核心术语。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安东尼·范·列文虎克使用小巧、优质的单透镜显微镜观察微生物,包括原生动物和细菌。使用他的仪器时,眼睛和标本都必须紧靠透镜,但其呈现的细节在当时格外精细。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推动显微观察成为一种可重复验证的研究方式。
十九世纪的改进使显微技术从依赖工匠技艺的实践,转变为更为系统化的技术。消色差物镜通过组合具有不同光学性质的玻璃来减小色差。约瑟夫·杰克逊·李斯特在1830年前后的研究表明,透镜组合可以同时减小色差和球差。物镜性能的提升,为细胞学说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观察基础,其中尤以马蒂亚斯·施莱登于1838年和特奥多尔·施旺于1839年的研究为代表。切片与染色技术的改进同样重要:只有相关结构得以显露并能被区分时,光学上清晰的图像才有用。
恩斯特·阿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研究,将显微镜的分辨率与波长、衍射和孔径联系起来,为物镜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与卡尔·蔡司及玻璃化学家奥托·肖特的合作,将光学理论、精密制造与新型玻璃配方结合起来。1893年,奥古斯特·柯勒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柯勒照明系统。二十世纪,相差、荧光、微分干涉差和共聚焦扫描等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可观察标本的范围。此后,数字相机和计算机使图像处理与定量分析成为显微技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超分辨率荧光方法则使空间分辨能力突破了传统衍射极限。
仪器结构与成像
简单显微镜使用单个放大透镜或透镜组。复合显微镜则用物镜收集来自样品的光,再通过目镜或相机系统呈现所形成的图像。在传统的有限共轭设计中,物镜在规定的镜筒长度处形成实的中间像。在无限远校正设计中,样品合焦时,从物镜出射的光近似为平行光,再由独立的筒镜形成中间像。物镜与筒镜之间的空间可容纳滤光片、分光镜等元件,而不必像有限共轭系统那样相应调整成像几何关系。
物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辨率、集光能力、工作距离以及像差校正程度。物镜上通常标有放大倍率、数值孔径、浸没介质和适用的盖玻片厚度。消色差物镜可校正特定的色差和球差;复消色差物镜的校正更为全面,而“平场”物镜则旨在提供更平坦的像场。校正质量对多色成像尤为重要,因为不同波长的光必须准确对应同一空间位置。高倍物镜的工作距离通常较短,不过,专门的长工作距离设计可适用于厚壁容器或难以接近的表面。
照明并不只是提供亮度,而是一套独立的光学系统。在透射光显微术中,聚光镜将光引导穿过样品并进入物镜。在柯勒照明中,光源成像于孔径平面,而非样品上;与此同时,视场光阑成像于样品平面。这种分离有助于实现均匀照明,并可分别控制照明视场和照明角度范围。缩小聚光镜孔径可以提高视觉上的对比度并增大景深,但孔径过小会降低分辨率,还可能引入明显的衍射效应。
仪器的布局取决于样品的要求。正置显微镜的物镜位于样品上方,常用于载玻片样品观察和许多材料研究应用。倒置显微镜的物镜位于样品下方,适合观察生长在培养容器底部的细胞。体视显微镜为双眼提供彼此独立的观察光路,在较低放大倍率下产生立体感。反射光显微镜通过同一物镜或相关光路进行照明和观察,可用于检查不透明的金属、半导体器件和岩石表面。
目视观察时,总放大倍率近似等于物镜与目镜放大倍率的乘积。因此, 物镜配合 目镜可得到 的总放大倍率。相机系统的放大效果则取决于物镜放大倍率、中间光学元件、传感器尺寸和显示缩放比例。在屏幕上放大图像本身并不能揭示更多样品细节;这些信息必须已经由光学系统传递,并由探测器采样记录。
分辨率、衍射与光学性能
分辨率是区分彼此邻近的细节的能力,而放大倍数描述的是图像放大的程度。两者的区别源于衍射:点发光体通过有限孔径成像时,形成的并非无限小的像点,而是具有中央极大值及周围结构的光强分布。成像系统对理想点光源的三维响应称为点扩散函数。对于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物体,其成像结果取决于这一响应、照明和探测的共同作用。如果不增加所传递的空间信息,仅提高放大倍数,得到的就是空放大。
物镜的一个核心参数是数值孔径,其定义为
其中, 是标本与物镜之间介质的折射率, 是物镜所接收光锥的半角。横向最小可分辨间距常用瑞利判据估算:
其中, 是真空波长。当波长为 纳米、数值孔径为 时,计算结果约为 纳米。经常被引用的阿贝公式 描述的是特定成像条件下一个相关的空间频率极限。这些表达式并非可以互换使用的通用阈值:照明的相干性、物体结构、对比度,以及用于判定能否分辨的标准,都会影响结果。
浸没介质可以提高所能达到的数值孔径,并减轻折射率失配。干式物镜以空气为介质工作,数值孔径小于 1。油浸物镜的数值孔径可达到约 1.4,而水浸物镜尤其适用于水性标本。高数值孔径还能提高集光能力,但通常会缩小能够清晰成像的轴向范围。轴向分辨率比横向分辨率差,其最小可分辨间距大致按 的关系变化,具体数值系数则取决于成像方法和分辨率判据。
像差还会带来额外限制。当光穿过的盖玻片或标本介质与物镜设计时所假定的条件不符时,就可能产生球差。在组织深部成像时,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色差会使不同颜色的焦点或成像位置发生偏移;彗差和像散则会使图像偏离理想的对称形态。机械振动、热漂移、调焦不准以及标本运动,都可能进一步降低实际性能。因此,标称的衍射极限并不保证实际能够达到相应的分辨率。
探测器的采样也必须与光学性能相匹配。根据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必须高于某一空间频率的两倍,才能避免混叠;在实际显微成像采集中,通常会让一个可分辨细节横跨数个像素。像素更多的相机无法恢复物镜未能传递的细节,而过大的像素又会使原本可获取的细节丢失。因此,评价分辨率时需要考察完整的成像链,而不能只看物镜的规格。
透射光与反射光成像中的衬度
许多生物样本对可见光的吸收很弱。未经染色的细胞可能改变透射光波的相位,却不显著改变其强度,因此在普通明场成像中难以看清。各种衬度技术将吸收、散射、光程、偏振或表面反射率的差异转化为可见的光强变化。由于这些机制反映的是样本的不同性质,即使物体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其图像也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明场显微术中,样本呈现在明亮的背景上。吸光色素和染料通过降低特定波长的透射光强来产生衬度。这种模式广泛用于制备好的组织切片和染色微生物的观察。暗场显微术阻止直接透射的照明光进入物镜,只收集经样本散射而改变传播方向的光。因此,细小颗粒、边缘和纤细的生物体可以在暗背景上呈现为明亮的影像。在暗场下能够看见某个尺寸低于分辨极限的物体,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准确测量其尺寸;检出与分辨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相衬显微术由弗里茨·泽尼克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而来,通过改变未偏折光与衍射光之间的关系,使透明结构变得可见。聚光镜的环形光阑与物镜后焦面上的相位板对选定的光分量进行移相和衰减。这些光分量的干涉将相位差转化为光强差。光程同时取决于折射率和厚度,因此细胞核、细胞器和细胞边界无需染色便能清晰显现。不过,特有的光晕和渐晕伪影会使图像解读变得复杂,并可能限制强烈边界附近的测量。
微分干涉衬度显微术与乔治·诺马尔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密切相关,利用偏振光和棱镜产生两束横向错开的光。两束光穿过样本中彼此相邻的区域后重新合并,将光程差转化为光强差。所得图像往往类似带有明暗阴影的地形晕渲图,但这些明暗并不直接表示表面高度。衬度取决于两束光横向分离的方向,而具有双折射性的样本承载器件可能干扰这种方法。
偏光显微术利用各向异性材料引起的偏振变化。在正交偏振片之间,双折射晶体可呈现出与取向、厚度及光学性质有关的亮度和干涉色。这对于矿物鉴定、聚合物表征以及有序生物材料的检验十分重要。反射光明场和暗场方法将相关的衬度原理拓展到不透明物体。在所有这些模式中,衬度都是对某种光学性质的选择性呈现,而不是对所有现存结构毫无取舍的照相记录。
荧光与分子特异性
荧光显微术检测的是样品吸收激发光后发出的光。荧光团发射光的波长通常比激发光的波长更长,因此可以利用光学滤光片,将微弱的发射光与强得多的照明光分离。在常见的落射荧光光路中,二向色分光镜将激发光反射至物镜,并让返回的荧光透过,射向探测器。由于物镜同时负责照明和收集发射光,系统能够在相对较暗的背景下观察标记结构。
荧光标记使显微成像能够识别特定分子。染料可以优先结合脱氧核糖核酸,或在特定的细胞区室中积聚。偶联荧光团的抗体可识别特定抗原,从而对蛋白质及其他靶标进行免疫荧光成像。遗传编码的荧光蛋白则使研究者能够在活体系统中追踪特定的基因产物。1994 年,绿色荧光蛋白被证实可用作生物标记,这一成果影响尤为深远,因为荧光可以通过基因表达产生,而不再只能依靠外加染料。不过,标记仍需经过验证:与荧光蛋白融合可能改变被标记蛋白质的定位、丰度或行为。
检测到的信号取决于激发光强度、吸收概率、荧光量子产率、收集效率、滤光片透射率以及探测器效率。增强照明并不能无限改善成像效果。荧光团可能进入不发光状态、达到饱和,或发生光漂白,即不可逆地丧失荧光。激发光还可能通过光化学反应损伤活样品,其中包括产生活性氧。因此,在延时成像实验中,照明剂量、时间分辨率、空间细节与样品存活能力之间的关系,是解读结果时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
多色显微成像利用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不同的标记来区分各组分。光谱重叠可能使一种荧光团的信号出现在另一检测通道中,而样品自身的自发荧光也会增加背景。独立的对照样品、光谱测量和计算解混有助于区分这些信号来源。两种颜色在图像上的重叠也受到空间分辨率的限制:在衍射极限范围内共定位,并不能证明分子之间存在直接结合。
荧光提供的信息并不限于位置。荧光漂白后恢复技术追踪漂白区域中信号的恢复过程,可揭示分子的运动能力和交换情况。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测量合适的供体与受体荧光团之间随距离变化的能量转移,因此对纳米尺度的间距十分敏感。荧光寿命成像测量激发后发射光强随时间的衰减,可用于区分不同的分子环境或能量转移状态。只要所用的物理模型和标记化学方法恰当,这些方法便能使显微镜成为一种具有空间分辨能力的分子行为探测工具。
光学切片与三维成像
宽场显微成像会收集来自样品较大体积范围内的光。在较厚的荧光样品中,即使各个结构本来可以分辨,离焦荧光也可能掩盖焦平面。共聚焦显微术通过将照明和探测限制在相互对应的焦区内来解决这一问题。马文·明斯基在1957年提交的一项专利中描述了一种共聚焦装置;后来,激光、扫描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使这一方法得以广泛应用。在点扫描仪器中,聚焦光束在样品上扫描,针孔则在探测之前滤除大部分离焦荧光。
共聚焦成像无需对样品进行物理切割,就能获得光学切片。依次记录不同焦平面的图像,即可形成三维图像堆栈。针孔大小决定了光学切片能力与所探测信号量之间的权衡;很小的针孔会滤除更多光,但也可能使采集速度变慢或噪声增大。转盘式系统可同时利用多个针孔进行扫描,从而加快某些活体样品的成像速度,不过在较厚或荧光较强的样品中,针孔间的串扰可能削弱光学切片能力。共聚焦显微术能显著提高轴向分辨能力,但并不一定能大幅提高横向分辨率。
多光子显微术通过非线性过程将激发限制在局部区域。在双光子荧光过程中,荧光团在极短的时间间隔内吸收两个光子,这些光子通常来自紧密聚焦的近红外脉冲激光。由于激发概率近似与光强的平方成正比,荧光主要集中在焦点附近。这减少了离焦激发,并且无需共聚焦探测针孔就能实现光学切片。与波长较短的激发光相比,近红外光通常能更有效地穿透散射组织,但实际可达到的深度仍取决于吸收、散射、标记情况以及样品可承受的光照剂量。
光片显微术从侧面照亮一个薄层平面,同时由另一个物镜观测荧光,其观测方向通常与照明方向大致垂直。每一时刻只有部分样品受到激发,从而减少了体积成像过程中不必要的光照。2004年,选择性平面照明显微术得到演示,此后这类技术在现代生物学中的应用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光片系统广泛用于追踪胚胎发育、对类器官成像以及观察大体积透明化组织。其几何布局可能使样品装载变得复杂,而阴影或照明不均则可能需要通过多视角成像和计算融合来解决。
三维图像仍会受到分辨率各向异性、折射畸变以及不同平面采集期间样品运动的影响。除非所有相关平面均同时采集,否则图像堆栈并不代表同一瞬间的体积图像。反卷积利用实测或建模得到的点扩散函数,从模糊数据中估计原始物体,以提高对比度,有时也能更有效地恢复空间信息。其结果取决于噪声假设、采样情况和模型准确性。随深度变化的像差以及样品折射率的变化,都可能使单一的空间不变模糊模型无法满足需要。
超分辨与单分子定位
超分辨显微术涵盖一系列通过改变照明方式、利用荧光团的特性或引入额外先验信息,来获取超越传统远场衍射极限的空间信息的方法。这些方法并没有消除衍射,而是避开了传统分辨率极限所依赖的某些假设,例如同时观察大量持续发光且彼此无法区分的光源。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埃里克·贝齐格、斯特凡·赫尔和威廉·莫尔纳,以表彰他们在超分辨荧光显微术方面的贡献。
受激发射损耗显微术(STED)将激发焦点与损耗光束相结合,利用受激发射抑制焦点中心周围的荧光。环形损耗光斑使中心仅剩一个小区域能够发出荧光。提高损耗光强,可使有效发光区域缩小到普通激发焦点的尺寸以下。在简化模型中,可达到的横向尺度满足
其中, 为损耗光强, 表征损耗过程的饱和光强。实际性能还取决于光束质量、标记情况、光漂白、背景和样本稳定性。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实现数十纳米的分辨率。
包括 PALM 和 STORM 在内的单分子定位方法,是在时间上将发光体分离,而不是依靠光学上更小的焦点。每次曝光期间只允许稀疏的一小部分荧光团发光,从而能够拟合各个荧光团的衍射图样,估计分子位置。在多帧图像中反复进行激活或开关切换,便可重建出分子位置图。对于理想的孤立发光体,定位不确定度近似按下式减小:
其中, 表征图像宽度, 为探测到的光子数。背景、像素化、漂移和拟合所采用的假设都会影响这一关系。定位精度并不等同于结构分辨率,后者还取决于标记密度以及对相邻结构特征进行采样的能力。
结构光照明显微术将已知图案投射到样本上,利用这些图案与样本精细结构的相互作用,将原本无法获取的信息移入可观测的频率范围。常规线性实现方式可将分辨率提高到约两倍。重建需要多个位置和方向的照明图案,因此样本运动和照明误差是重要的伪影来源。包括 MINFLUX 在内的其他方法,则利用发光体对具有空间图案的激发光强极小值的位置依赖响应,在收集相对较少光子的同时,实现高精度定位。
在纳米尺度上,样本制备和结果解读可能比光学计算更具限制性。抗体可能使其所连接的染料偏离靶位点数纳米甚至更远;反复闪烁可能使一个分子看起来像多个检测事件;标记不完全则可能造成虚假的空隙。因此,可靠的超分辨测量应区分定位精度、图像分辨率、标记准确性和生物学变异,而不能将单一的纳米数值视为完整描述。
标本制备与活体成像
标本制备决定了哪些结构能够被保留、呈现,并可供光学观察。薄标本可减少散射和离焦背景,而厚标本则可能保留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结构关系。在常规组织显微观察中,样本通常需要经过固定、包埋、切片和染色。甲醛类固定剂通过交联分子组分实现固定,而醇类处理则可使蛋白质沉淀并提取脂质。这两类方法都无法完美保留活体状态。固定可能改变标本的尺寸、膜的形态、抗原的可及性,以及可溶性分子的分布。
常规组织学使用的石蜡切片通常只有几微米厚。苏木精—伊红染色可使细胞核与多种细胞质及细胞外组分形成鲜明对比。冰冻切片的制备速度更快,还能保留一些可能在石蜡处理过程中发生改变的特征。树脂包埋以及超薄或半薄切片则用于其他目的,包括高分辨率的结构比较。染色剂和封片介质也是光学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吸收特性、折射率、荧光特性和化学稳定性都会影响最终图像。
活细胞成像避免了许多固定伪影,但也对环境条件提出了要求。温度、酸碱度、氧气供应、营养物质和渗透条件都可能影响观察期间的细胞行为。带培养功能的载物台和封闭式显微镜培养腔有助于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设定的条件。物镜受热和环境变化可能造成焦点漂移,因此长时间实验通常采用基于反馈的焦点稳定系统。仅凭细胞图像清晰且外观正常,并不能证明所观察的生理过程未受到干扰。
厚组织会带来折射率不均一和光散射问题。光学透明化方法通过去除或改变引起散射的组分,并进行折射率匹配,来减轻这些障碍。不同处理方法对荧光蛋白、脂质、精细形态和分子靶标的保留程度各不相同。有些方法会使标本收缩或膨胀,进行空间测量时必须考虑这些变化。膨胀显微技术则有意采用另一种思路:将生物分子或标记物锚定在可膨胀的聚合物网络上,通过物理方式放大标本,使原先无法分辨的间距能够被常规光学系统分辨。
制备方法也会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荧光结构的消失可能源于光漂白,而非分子丢失;静止不动的物体可能是被封片介质固定住了;添加染料后出现的变化也可能由染料本身引起。比较活体与固定标本、设置无标记对照、采用其他标记物,以及使用独立的测量方法,都有助于识别这些影响。因此,在需要反复观察的应用中,标本制备不仅是前期步骤,也是实验中需要控制的组成部分。
定量成像与科学应用
现代光学显微技术不仅生成图像,也提供测量结果。常见的输出包括物体数量、尺寸、荧光强度、运动轨迹、空间分布和变化速率。这些结果是否有效,取决于校准,以及图像数值与所推断物理量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载物台测微尺可用于确定图像比例尺,荧光标准样品或参考标本则可用于表征强度响应、照明均匀性和日间稳定性。校准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物镜、相机配置和采集设置相匹配。
数字探测器将收集到的光子转换为电信号。科学相机的性能指标包括量子效率、读出噪声、暗电流、像素尺寸、动态范围和饱和特性。光子到达的统计特性会产生散粒噪声,其标准差大致与探测到的光子数的平方根成正比。背景扣除可以去掉估计的背景偏置,却无法消除背景带来的光子噪声。像素饱和会造成定量信息丢失,而非线性的显示调整可能掩盖微弱信号,或使边界显得过于鲜明,却并不能改善底层数据。
图像分析通常从分割开始,即将物体或区域与周围环境分离。对于彼此孤立、对比度高的物体,阈值法可能已经适用;而对于细胞密集的组织,则需要更复杂的算法。机器学习可用于识别细胞类型、分割细胞器和评估图像质量,但其结果取决于训练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所涵盖的条件。使用某一种染色方法、显微镜或组织制备方式获得的数据训练出的模型,换一种条件就可能失效。背景估计、物体边界界定、轨迹连接和排除规则等分析环节中的选择,也会引入测量不确定度。
光学显微技术的应用跨越多个尺度和学科。在微生物学中,它可揭示微生物的形态、分裂过程及相互作用。在细胞生物学中,荧光报告系统可用于追踪细胞骨架、细胞器动态和信号传导。组织病理学以组织结构和细胞形态作为诊断依据,并常辅以分子染色。在地质学中,通过偏振光观察岩石薄片,可以鉴定矿物及其相互间的结构关系。反射光法和干涉法则用于表征抛光金属、涂层、微加工器件及表面形貌。这些应用即使使用相似的物镜和成像组件,其标本制备方式和对比度形成机制也各不相同。
为保证定量研究的可重复性,需要记录影响结果解读的采集和处理条件,包括物镜与浸没介质、照明波长与强度、曝光、探测器设置、采样方式、光学切片间距以及分析流程。原始数据应与经过对比度调整的示意图像和计算重建结果明确区分。当光学测量与电子显微技术、光谱分析或分子检测相结合时,主要难点往往在于配准,即确认不同测量所描述的是相互对应的结构或状态。关联分析方法可将光学显微技术的分子特异性和活体成像能力,与仅凭光学图像无法获得的结构或化学信息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