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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进化综合论

现代进化综合论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孟德尔遗传学与博物学结合起来,以种群为基础解释进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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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进化综合论是一个理论框架,将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与孟德尔遗传学结合起来,并将二者与物种、地理变异、化石及植物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一框架主要形成于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解释了种群内的可遗传变异如何产生适应、生殖分化及大尺度的进化变化。其核心成就在于表明,颗粒式遗传与通过自然选择发生的渐进进化并不矛盾,而非后者的障碍。

现代进化综合论并非在某一时刻发表的单一理论,其各位奠基者也并非对所有机制都持一致看法。它将群体遗传学的数学基础与实验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和植物学的证据结合起来。主要贡献者包括罗纳德·A. 费希尔、J. B. S. 霍尔丹、休厄尔·赖特、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恩斯特·迈尔、朱利安·赫胥黎、乔治·盖洛德·辛普森和 G. 莱德亚德·斯特宾斯。赫胥黎于1942年出版的《进化:现代综合论》,为这场学术运动赋予了最广为人知的名称。

当代进化生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用现代进化综合论以种群为基础的推理方式,但历史上的综合论并不等同于完整的现代进化理论。分子进化、基因组学、发育生物学以及非遗传性继承研究,大幅拓展了其研究内容。因此,要理解现代进化综合论,就必须将其基础主张与有时被附加其上的更强断言,以及后来改变其涵盖范围的新发展区分开来。

历史起源:调和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理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提出,自然选择是解释适应和物种变化的一种主要机制,但他未能提出充分的遗传机制。十九世纪一个始终未解的难题是,有利变异似乎会在遗传过程中被稀释。按照简单的融合遗传模型,具有特殊性状的个体与配偶繁殖后,其性状会与配偶的性状相互平均,因此很难解释罕见的有利变异如何得以保存。达尔文本人提出的泛生论只是一种暂定假说,并未以能够纳入现代遗传学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格雷戈尔·孟德尔于1865年报告了他的豌豆实验,并于1866年发表了研究成果。实验结果表明,遗传因子在杂交过程中可以保持彼此独立,并在后代中重新表现出来。1900年前后,孟德尔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这一过程与胡戈·德弗里斯、卡尔·科伦斯和埃里希·冯·切尔马克有关,也为融合遗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不过,孟德尔主义并未立即巩固达尔文主义。一些早期遗传学家着重研究界限分明的不连续变异,并提出新物种源于大幅度的突变,而非微小差异的积累。

与此相关的另一场分歧,发生在以卡尔·皮尔逊和W. F. R. 韦尔登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派,与威廉·贝特森一派的遗传学家之间。生物统计学派运用统计方法研究体型大小等性状的连续变异,并认为这类变异是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核心。早期孟德尔学派则侧重研究不连续的遗传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具有显著的表型效应。这场争论既涉及证据,也涉及解释思路:理解进化,究竟应当主要依据可测量的种群性状分布,还是依据不同遗传因子的分离?

实验研究逐渐缓和了这种对立。威廉·约翰逊对纯系的研究区分了遗传差异与环境引起的变异,并帮助确立了基因、基因型和表型这些术语。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及其同事通过果蝇研究,将基因与染色体联系起来,并证实了连锁与重组现象。这些发现为颗粒遗传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验证据,同时并不要求进化变化只能通过显著的突变发生。

费希尔于1918年发表的论文《孟德尔遗传假设下亲属间的相关性》为双方搭建了关键的桥梁。论文表明,许多孟德尔遗传因子各自对某一性状作出贡献,便可产生连续变异,以及亲属间在统计上呈现的相似性。因此,连续变化的性状并不需要用融合遗传来解释,而可以是许多彼此独立的遗传因子与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进化综合理论正是从这种调和中产生的,而不是一个学派简单取代另一个学派的结果。孟德尔遗传理论解释了变异如何得以保留,自然选择则解释了遗传变异的频率如何发生变化。其他理论纲领,包括独立于选择的定向进化趋势,以及获得性状普遍能够遗传的观点,都失去了先前的核心地位。不过,这些理论的衰落并不同步;从历史上看,综合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不同学科长期协调的过程,而这些学科各有不同的研究生物、方法和证据标准。

群体遗传学与数学基础

群体遗传学将种群视为各种可遗传变异的分布,从而使进化变化能够用数学方法加以研究。一个等位基因的频率可以因选择、突变、迁移或偶然因素而升高或降低。研究者不再只问某个生物个体如何获得某种特征,还可以追问一个繁殖种群的组成如何随世代更替而变化。这一视角的转变,将繁殖过程中起作用的机制与进化时间尺度上观察到的模式联系了起来。

戈弗雷·哈罗德·哈代和威廉·温伯格于1908年各自独立提出的哈代-温伯格平衡原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情形。对于常染色体上具有两个等位基因的基因座,若两者的频率分别为 pp 和 qq,且 p+q=1p+q=1,则配子的随机结合会产生以下基因型频率:

p2,2pq,q2.p^2,\qquad 2pq,\qquad q^2.

在没有选择、突变、迁移或随机抽样效应的理想条件下,等位基因频率保持不变。这一原理表明,单凭孟德尔式分离并不会使变异逐渐消失。它还提供了一条基准,使研究者能够考察特定进化过程所造成的偏离。

费希尔发展了选择的数学理论,以及连续变异性状的统计分析方法。他在《自然选择的遗传学理论》(1930年)中,围绕广泛的问题,将孟德尔遗传与达尔文式适应联系起来。他的基本定理将平均进化适合度变化的一个分量与适合度的加性遗传方差联系起来。这一定理常被简化为“平均适合度必然始终增加”的论断,但这种解读忽略了环境变化以及进化变化的其他分量。其确切含义取决于如何将选择的贡献与这些变化区分开来。

霍尔丹自1924年起发表的系列论文《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的数学理论》,探讨了选择必须具有多大强度,才能产生实际观察到的变化。他分析了显性与隐性等位基因、突变—选择平衡,以及新突变在种群中的确立。他的研究表明,即使繁殖成功率的差异不大,经过许多世代也能产生显著变化。反过来,有利突变也可能在仍然稀少时消失,尤其是在其命运取决于少数后代的情况下。

赖特着重研究有限种群、近交、种群分化和遗传漂变。他1931年的论文《孟德尔种群中的进化》奠定了这一研究进路的主要基础。赖特的适应景观呈现了基因组合与繁殖表现之间的关系。他的转移平衡理论提出,在部分隔离的小种群中,遗传漂变有时能够帮助种群从一种适应性组合转向另一种,而选择和迁移则有助于新组合随后扩散。这一过程究竟有多普遍,成为了长期争论的话题。

因此,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确立了一套共同的数学语言,却没有对进化给出完全相同的解释。费希尔总体上强调大种群中的选择;赖特则更重视种群分化、基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遗传漂变。他们的分歧富有成效,因为争论围绕的是定义明确的各种过程各自具有多大作用。进化解释由此越来越能够表述为模型,具有明确的假设、可测量的参数,以及可与观察结果相比较的推论。

变异、选择与种群遗传组成的变化

综合理论区分了可遗传变异的产生及其随后受到筛选的过程。突变产生新的等位基因,而减数分裂期间的重组则产生已有等位基因的新组合。这两个过程都不是因为生物需要某种特定适应才发生的。在这里,“随机突变”是指突变并不因其未来可能有用而预先产生;这并不意味着基因组中所有位置发生突变的频率都相同,也不意味着突变没有物理原因。突变率与突变谱取决于复制、修复等分子过程。

当可遗传的差异与繁殖贡献的差异相关联时,选择就会发生。因此,适合度是相对于特定环境和生活史而言的,并非衡量力量或复杂程度的普遍尺度。一种变体即使能提高存活率,如果同时大幅降低生育力,其总体适合度也可能低于另一种变体。选择还可能取决于年龄、性别、种群密度或相互竞争的类型各自的频率。这些限定条件对于理解进化为何并不总是使某一可见性状最大化至关重要。

一个简单的单倍体模型可以说明这一机制。假设等位基因 AA 的频率为 pp,相对适合度为 1+s1+s,而等位基因 aa 的频率为 1−p1-p,适合度为 11。经过选择后,

p′=p(1+s)1+ps,p'=\frac{p(1+s)}{1+ps},

因此,

Δp=sp(1−p)1+ps.\Delta p=\frac{sp(1-p)}{1+ps}.

在这个模型中,当 s>0s>0 时,AA 的频率就会上升。二倍体遗传引入了显隐性关系,而环境变化、多个基因座以及频率依赖性则会产生更复杂的动态。这一方程的价值在于,其结论是从明确的假设推导而来的,而不是源于“有利的生物会占上风”这样笼统的断言。

并非所有变异都会被选择消除。当杂合子的适合度高于两种纯合子时,杂合子优势就能使两种等位基因得以维持。负频率依赖选择可以使稀有变体获得优势,防止某一种类型达到固定。随空间而变化的选择,加上种群之间的迁移,也能保留差异。这些机制使遗传多样性的维持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不再把变异仅仅视为最佳基因型取代所有其他基因型之前的暂时阶段。

基因流通过迁移个体或其配子使等位基因在种群之间转移。它可以引入有用的变异,阻碍局部适应,或防止种群发生分化。相比之下,遗传漂变源于哪些遗传拷贝得以传递这一过程中的随机差异。在有限种群中,即使在选择上等效的等位基因,其频率也可能改变,并最终固定或丢失。这里相关的量通常是有效群体大小,它衡量遗传抽样的某些特性,可能远小于实际统计到的生物个体数量。

综合理论也纳入了对连续变异性状的选择。数量遗传学将加性遗传方差与表型变异的其他来源区分开来,并将其与选择响应联系起来。在适当的假设下,育种者方程 R=h2SR=h^2S 通过狭义遗传力 h2h^2,将选择响应 RR 与选择差 SS 联系起来。遗传力针对的是特定种群和环境;它并不衡量某个个体的性状在多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这些模型共同解释了,离散的遗传方式如何既能支持渐进的适应,又能维持持久的种群变异。

物种、地理分化与生殖隔离

现代综合理论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将种群内部的遗传变化与物种的起源联系起来。达尔文曾为分化积累了大量证据,但早期的种群遗传学模型本身并未解释不同物种是如何产生的。杜布赞斯基和迈尔将交配关系、地理分布以及自然变异引入了这一讨论。他们的研究使关注点发生转变:物种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形态类型,而被视为在历史上相互关联、具有特定生殖关系的种群。

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1937年)尤其具有影响力。该书大量借鉴果蝇研究,将实验室遗传学与自然种群中的变异联系起来。种群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选择、突变、遗传漂变以及受限的基因交流逐渐积累。如果这些差异最终使种群之间无法成功交配繁殖,种群分化就可能转变为物种分化。因此,物种内过程与物种间过程的分界,并不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遗传机制来解释。

迈尔的《系统学与物种起源》(1942年)发展了生物学物种概念,并强调地理因素在物种形成中的作用。按照这一观点,物种是由实际或潜在能够相互交配繁殖的自然种群构成的群体,并与其他此类群体存在生殖隔离。这一概念将共同繁殖的关系,而非单纯的外表相似性,置于物种身份判定的核心。形态极为相似的生物可能属于不同物种,而外形明显不同的类型也可能属于同一个能够相互交配繁殖的物种。

生殖隔离可以在受精前或受精后发挥作用。繁殖季节、栖息地、求偶行为或配子相容性的差异,都可能阻止交配或受精。受精后,杂交后代的存活能力或生育力可能降低。杜布赞斯基和赫尔曼·约瑟夫·马勒提出的一种遗传学解释尤其重要:不同种群中分别产生的遗传替代,在各自原有的遗传背景下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但在杂交后代中相遇时,却可能产生不利的相互作用。因此,生殖屏障的演化并不要求任何一个种群经历本身适合度低下的中间阶段。

在异域物种形成中,地理屏障减少了基因交流,使种群得以独立分化。岛屿、山系、不断变化的水系网络以及破碎化的栖息地,都为这一解释提供了自然情境。地理隔离本身并不保证物种形成:种群可能始终保持交配相容性,也可能在再次接触后融合。反过来,即使基因流持续存在,生殖屏障有时仍能演化出来。后来的研究更加关注此类情况,包括沿环境梯度发生的分化,以及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分化。

植物研究揭示了其他途径,也暴露出这些概念的局限。多倍性,尤其是在与杂交相结合时,可以通过染色体数目的变化,迅速建立强大的生殖屏障。无性生殖的生物和化石物种通常无法通过直接检验能否相互交配繁殖来分类;即使是有性生殖的谱系,在分化之后也可能继续交换部分基因。因此,现代综合理论中的物种概念是有力的研究工具,而非普遍适用的定义。当代研究常将物种形成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因组的不同部分可以以不同速率形成隔离。这使以种群为基础的研究思路超越了完全相互交配与完全隔离之间的简单二分。

博物学、化石与综合理论的制度化

现代综合理论之所以成为一个广泛的进化理论框架,是因为它将种群遗传学原理与研究自然环境中生物及其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变化的学科联系起来。这种整合并不只是把实验室成果应用于更多实例。分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提出了各自独特的问题,涉及地理变异、灭绝、进化速率、杂交以及主要类群之间的关系。他们提供的证据,有助于确定一个令人满意的普遍理论必须解释哪些现象。

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综合》(1942年)汇集了遗传学、生态学、分类学、发育研究及其他领域的成果,对进化作出了广泛的论述。赫胥黎强调选择与种群变异,同时试图在生物组织的不同层次间寻找共同原理。他的著作有助于确立一个清晰可辨的学术纲领,不过,不能因其书名就认为所有相关研究都始于1942年,也不能认为当时已经达成了完全统一的共识。

辛普森的《进化的节奏与方式》(1944年)是古生物学对综合理论作出贡献的核心著作。化石表明,不同谱系以及不同时段的变化速率差异很大。辛普森认为,要解释这种差异,并不需要假定存在一种普遍的、由内部定向驱动的进化力量。种群过程可以与长期形态变化有限、相对迅速的转变以及重大的生态变化相容。他提出的量子进化概念,探讨的是生物相对迅速地进入新的适应区的过程,而不只是主张主要类群起源于单次、幅度极大的突变。

宏观进化与种群层次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界定综合理论立场的核心问题。许多综合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大尺度的进化格局源于与物种内部所观察到的过程相连续的过程,只是这些过程跨越了更长的时间,并在分支演化的各个谱系中展开。不过,化石记录呈现的格局也取决于灭绝、多样化程度的差异、环境扰动以及化石保存的不完整性。解释某一特定解剖特征,并不等同于解释为什么一个演化支发生了多样化,而另一个却消失了。这一区别后来在关于进化层级的讨论中变得十分重要。

斯特宾斯的《植物的变异与进化》(1950年)系统整合了植物学对综合理论的贡献。植物提供了大量有关杂交、多倍性、自体受精、营养繁殖,以及繁殖系统与种群结构相互作用的证据。这些现象使主要以有性生殖动物为基础的解释变得更加复杂,但往往仍可通过遗传学和种群过程来理解。斯特宾斯推动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普遍的进化理论必须能够容纳不同的繁殖系统,而不能把某一种动物模型提升为普遍模式。

综合理论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基础。进化研究学会于1946年成立,其期刊《进化》于1947年创刊。会议与通信将此前主要在相对独立的学科中开展工作的研究者联系起来。这种整合形成了共用的术语和研究问题,但也留下了历史形成的界限:胚胎学的融入程度不及遗传学和分类学,而微生物进化在这一主要围绕多细胞、有性生殖生物建立的框架中,仍处于边缘地位。这些不均衡的联系影响了后来拓展进化理论的各种尝试。

分子进化与对选择中心观的修正

历史上的综合理论形成于1953年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确定之前,当时也还无法在序列层面常规测量遗传变异。该理论所涉及的基因,往往是根据杂交实验、染色体行为和表型效应推断出来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遗传信息提供了物质层面的解释,并最终使人们能够研究蛋白质、核酸、调控区域乃至整个基因组中的进化变化。

蛋白质比较表明,即使亲缘相近的生物在外观特征上十分相似,它们之间仍存在可以测量的分子差异。埃米尔·朱克坎德尔和莱纳斯·鲍林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研究推动了分子钟概念的形成:某些分子差异以足够规律的速率积累,因此能够提供有关分化时间的信息。这类分子钟的速率并非普遍恒定,而是因基因、谱系和基因组区域而异,且其校准需要独立证据。尽管如此,分子比较仍在进化历史与生物化学测量之间建立了重要的新联系。

1966年,理查德·莱万廷和约翰·哈比对果蝇属(Drosophila)的研究,以及哈里·哈里斯对人类的研究,利用凝胶电泳揭示了广泛存在的蛋白质多态性。这些发现使两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种群中究竟包含多少遗传变异,这些变异又是如何维持的。平衡选择可以维持一部分变异,但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每一种分子差异都需要用适应来解释。变异的规模使选择、突变与遗传漂变之间的相对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证研究问题。

木村资生于1968年提出了分子进化中性理论,杰克·金和托马斯·朱克斯则在1969年提出了相关论点。其核心主张是,许多分子替换,尤其是那些最终固定下来的变异,在选择上是中性或近乎中性的,并通过遗传漂变而传播。在一个简单的二倍体中性模型中,每代会产生 2Neμ2N_e\mu 个新的中性拷贝,每个拷贝的固定概率为 1/(2Ne)1/(2N_e),由此得到替换速率

k=μ.k=\mu.

式中各项相消,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假设下,中性替换速率可以等于中性突变速率,而不直接取决于有效种群大小。

中性理论并不否认选择在形成复杂适应方面的重要性。它所挑战的是这样一种预期:观测到的大多数分子变化都是有利的。太田朋子于1973年提出的近中性理论进一步强调,有些突变的选择效应十分微弱,以至于它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群大小。因此,分子进化拓展了而非抛弃了综合理论的数学工具体系:遗传漂变、突变和选择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但它们各自的相对贡献需要重新评估。

现代DNA测序和比较基因组学进一步带来了重组图谱、种群历史推断、选择检验以及对祖先关系的详细重建。这些研究也确立了水平基因转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细菌和古菌之中。因此,基因的历史可能不同于生物体的历史,使得用严格分枝的方式表示传承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发现揭示了历史上的综合理论在偏重的研究生物和模型方面所存在的局限,同时保留了该理论的基本要求:以明确的机制解释遗传变化。

发育、演化新特征与继承的环境

发育并未缺席二十世纪早期的演化思想,但它只是部分地融入了现代综合理论。种群遗传学模型能够描述遗传因子的变化,却不必解释这些因子如何构建一个生物体。这种抽象方法在分析遗传传递和选择时十分有力,但对于新结构的起源、解剖结构的协调变化,以及各种可能变异产生概率的不均等性等问题,探讨仍不够深入。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发育遗传学揭示出亲缘关系相距甚远的动物类群之间保守的发育机制,演化发育生物学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例如,对 Hox 基因的研究表明,在多种动物中,彼此相关的调控基因都参与确定身体轴线上的位置。这些发现将演化转变与发育系统的变化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基因表达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调控。它们也表明,外观差异显著的结构可以通过改变共同的分子机制而形成。

发育偏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某些表型变异比其他变异更容易产生。生物体并不会以相同的概率产生所有可以想象的形态。基因、细胞、组织与物理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变异的产生受到方向性约束;而多效性则使同一遗传变化对多个性状的影响相互关联。选择作用于这些系统实际产生的变异。因此,要解释演化中形成的形态,既要关注存活和繁殖上的差异,也要关注其他可能形态在发育上实现的难易程度。

表型可塑性又增添了一个维度。同一基因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可以产生不同的表型。季节型、依赖温度的发育反应,以及环境诱导的生长变化,都说明遗传差异并非表型变异的唯一来源。可塑性本身也能演化,选择可以改变发育途径对环境的敏感程度。二十世纪中叶,康拉德·沃丁顿开展了有关遗传同化的实验,探索选择如何使一种最初需要环境刺激才能出现的表型,在后续世代中无需该刺激也能出现。

表观遗传学研究还发现,有些遗传现象涉及的过程并非 DNA 序列的改变。其中包括某些形式的染色质状态传递、小 RNA 介导的效应,以及其他在不同生物之间差异很大的机制。它们在演化上的重要性取决于传递的保真度、持续性、重置情况,以及对繁殖成功的影响。某种诱导状态能够遗传,本身并不能证明它具有适应性,也不意味着获得性状普遍能够无限代地传递下去。

此外,生物体还会改变后代所处的环境条件。生态位构建描述了筑巢、改造土壤或改变资源分布等过程,这些过程能够改变后续的选择。亲代供给、微生物传递和文化遗传同样可以通过仅凭 DNA 序列无法涵盖的途径,将不同世代联系起来。这些研究主题拓宽了对遗传和环境反馈的分析。它们的意义在于识别具体的因果机制及其作用的时间尺度,而不是将所有非遗传效应都视为一种可统一取代遗传演化的解释。

适用范围、持续争论与当代应用

“现代综合理论”一词有多种含义。从历史角度看,它指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实现的理论整合。在教科书中,它可能泛指通过种群遗传学、选择、遗传漂变、突变和基因流来解释进化的理论。在理论争论中,它有时指一种范围更窄、格外强调适应的解释。这些含义应当加以区分:关于奠基者着重强调什么的论断,并不一定就是关于当代进化模型能够描述什么的论断。

一个持续受到讨论的问题,是种群过程与更高层次模式之间的关系。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于1972年提出间断平衡,以解释化石记录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形态在相对漫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其间穿插着集中发生于物种形成前后的变化。这一观点既不要求放弃遗传学,也不主张复杂生物会在一代之内出现。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形态停滞的普遍程度及其成因、物种形成的地理条件,以及解释物种层面的模式,是否需要超出局部种群内部变化的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权衡适应性解释与其他解释。某种性状看似有用,并不能证明它最初就是经由针对其现有功能的直接选择而产生的。某个特征可能作为相关响应而出现,在选择作用微弱的情况下延续,也可能在不同条件下起源之后获得新的作用。同样,一个模型能够生成某种模式,并不能证明该模型中的机制就是某一具体历史案例的成因。因此,当代研究综合运用比较证据、实验、发育分析和遗传数据,以区分各种可能的解释。

扩展进化综合理论的倡议强调发育偏向、可塑性、广义遗传,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歧部分在于研究重点和研究组织方式。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课题需要一个经过修订的解释框架;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无须取代种群遗传学基础,就能将它们纳入本已不断拓展的进化理论之中。扩展综合理论与一般的当代进化生物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公认的界线。

凡是需要将进化变化与遗传及种群结构联系起来的领域,都能看到综合理论的实际作用。微生物抗性模型区分了变异的出现与随后发生的传播。保护遗传学考察有效种群大小、近交、基因交流和多样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分析将种群分化与物种形成及灭绝联系起来,而现代系统发育学则利用形态和分子证据重建亲缘关系。这些领域并不依赖综合理论学者在历史上提出的每一项主张,但仍保留了其着眼于机制、以种群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当前研究常以更切合实际的假设取代简单假设:种群大小会变化,选择作用随时间而变,基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基因组不同区域的重组并不均匀,谱系之间也会交换遗传物质。这类模型要接受日益详尽的数据的检验,而不会仅仅因为属于某一理论传统就被接受。持续受到探讨的问题包括:哪些机制在特定系统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生物层次的过程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依据保存在生物体、基因组和化石中的证据,能够可靠地辨别出哪些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