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质是指某一化学组分从一个位置迁移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既可发生在单一相内,也可跨越相与相之间的界面。它包括溶解物质在液体中的扩散、氧气从空气向水中的传递,以及特定分子透过膜的过程。与仅考察物料整体运动不同,传质分析区分各个组分的运动,并解释组成如何随空间和时间变化。
传质是化学工程的核心研究内容,也是更广泛的传递现象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与动量传递和热量传递并列。它支配着工业分离过程的速率,影响反应器和电化学装置的性能,并有助于确定营养物质、污染物和气体在生物体及环境中迁移的方式。传质分析综合运用守恒定律、分子输运模型、流体力学和相平衡关系。
分析传质时,一个有用的区分是:物质重新分布在热力学上是否可能,以及重新分布以多快的速率发生。平衡决定系统可能趋向的组成,而传递过程则决定系统接近这些组成的快慢。因此,实际设备不仅要具备有利于分离的平衡条件,还必须提供足够的接触面积、停留时间和传递速率。
组分守恒与热力学驱动力
传质计算以各化学组分的守恒为基础。对于组分 ,一种常用的局部衡算式为
其中, 为摩尔浓度, 为总摩尔通量, 为单位体积内化学反应的净生成速率。浓度的单位为 ,通量的单位为 ,源项的单位为 。该方程表明,组分的积累来自进出某一区域的输运,以及局部化学反应造成的生成或消耗。
组分通量可分解为随混合物整体运动产生的通量,以及相对于混合物运动产生的通量:
这里, 为选定的参考速度, 为相对于该速度的扩散通量。参考速度的选择很重要。采用摩尔平均速度时,各组分的摩尔扩散通量之和为零;采用质量平均速度时,各组分的质量扩散通量之和为零。混用这两种约定可能引入误差,尤其是在各组分的分子质量相差很大,或蒸发引起显著整体流动时。
浓度差是最为人熟知的输运驱动力,但并非最一般的驱动力。其背后的热力学量是化学势,即某一组分的偏摩尔吉布斯能。对于混合物中的一个组分,
其中, 为活度, 为气体常数, 为绝对温度。在理想混合物中,活度通常可以与摩尔分数或分压直接关联。在非理想混合物中,分子间相互作用会改变这种关系。因此,某一组分有时会向浓度更高的区域迁移,同时仍沿着化学势降低的方向运动。
在相平衡时,每种可在相间转移的组分在各共存相中的化学势相等,但浓度不一定相等:例如,平衡时某种溶质在油中的浓度可能远高于在水中的浓度。电场、压力梯度和温度梯度也会对输运产生影响。离子的相关驱动力包括其电势能,而在沉降过程以及高度差足够大时,重力的作用就会变得重要。因此,传质方程是对特定条件下输运行为的本构描述,不能替代热力学。
分子扩散与多组分输运
扩散源于分子运动;当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时,扩散会使物质发生净的重新分布。对于近似静止介质中的稀溶质,菲克第一定律通常写为
其中, 为扩散系数。负号表示,在该模型的假设条件下,物质沿浓度降低的方向输运。将这一关系与组分守恒方程相结合,在扩散系数恒定、无宏观流动且无反应的情况下,可得菲克第二定律:
扩散系数的量纲为面积除以时间。在接近常温常压的条件下,气体中典型分子扩散系数的数量级为 ,液体中小分子溶质的典型扩散系数则为 。固态中的扩散系数可跨越多个数量级,因为原子的迁移能力强烈依赖于温度、晶体结构、缺陷以及扩散组分的种类。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气体容易在较短距离内混合,而溶解物质在未经搅拌的液体中却可能长期混合不均。
扩散距离为 时,特征扩散时间的标度关系为
当 时,扩散 约需 10 秒,而扩散 1 厘米约需 秒。具体数值因子取决于几何形状和边界条件,但扩散时间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这一关系是基本规律。因此,缩短扩散距离是在薄膜、小液滴、多孔催化剂和微流控通道中加快输运的有效手段。
对于连续介质液体中的球形颗粒,斯托克斯–爱因斯坦关系将扩散系数与温度、液体黏度及颗粒尺寸联系起来:
其中, 为玻尔兹曼常数, 为动力黏度, 为流体动力学半径。这一关系尤其适用于解释悬浮颗粒的布朗运动,但分子尺度的溶质和复杂流体可能不满足其假设条件。
在浓混合物或多组分混合物中,相互独立的二元菲克定律可能不足以描述输运。麦克斯韦–斯特藩扩散通过组分之间相互耦合的摩擦作用来描述输运。一种组分的运动取决于其他组分的速度和浓度。可观测到的现象包括交叉扩散,即一种组分响应另一种组分的梯度而发生扩散,以及逆浓度梯度扩散。这些效应在浓电解质、混合气体分离膜和多组分液体分离中十分重要。
对流、边界层与传质系数
对流通过运动的流体输送组分。在搅拌容器、流动管道或上升气泡中,流体的宏观运动不断使物质重新分布,往往使整体输运速率远高于仅靠分子扩散时的速率。然而,在跨越流线的方向上以及流体运动微弱的区域内,分子扩散仍然至关重要。在不可渗透的静止壁面处,无滑移条件使流体在表面的速度为零,因此沿壁面法向的最后一步输运通常依靠分子扩散完成。
当流体流经组成与来流不同的表面时,就会形成边界层。在浓度边界层内,浓度从表面值逐渐变化至主体流体中的值。其厚度取决于流速、流体性质、几何形状以及距前缘的距离。湍流会在紧邻壁面区域之外产生强烈混合,但即使在湍流中,仍存在一个分子输运起重要作用的近壁区域。
工程计算常用传质系数来代替详细的浓度分布:
其中, 和 分别表示表面浓度和主体浓度。以这种浓度差为基准时, 具有速度的量纲。它并非物性参数:搅拌强度、流速、表面形状或流体黏度的变化都会改变其数值。当净摩尔流动不可忽略时,例如液体快速蒸发进入气体时,这一简单的线性表达式可能需要进行整体流动修正。
传质系数通常通过无量纲数建立关联。舍伍德数、雷诺数和施密特数分别为
舍伍德数衡量在特征长度尺度上对流相对于扩散的传质强化程度。雷诺数比较惯性效应与黏性效应,而施密特数则比较动量扩散率与分子扩散系数。对于流经平板的层流,广泛使用的平均关联式为 ,但其适用性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包括平板表面光滑、边界条件恰当,以及施密特数处于适用范围内。
传质佩克莱数 用于比较给定距离上的平流输运与扩散输运。该值较大表明沿流动方向的输运以平流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扩散在所有位置都可以忽略。例如,在微通道中,溶质可以沿下游方向快速迁移,而横跨通道的混合却十分缓慢。因此,关联式必须同时适合所研究的几何形状和输运方向;在旋转圆盘上测得的传质系数不能原封不动地用于填料塔。
相间传质与串联阻力
许多实际操作都涉及某一组分在气体与液体、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或流体与固体之间的传递。这类传递包括向界面的输运、穿过界面,以及在另一侧远离界面的输运。即使两侧主体相远未达到平衡,界面也可能近似处于局部平衡状态。这一假设是双膜模型的基础,该模型将传质阻力视为集中在界面两侧相邻的薄层中。
对于稀薄气体 被液体吸收的过程,假设界面平衡关系为
这是亨利定律的一种形式。这里, 特指分压与液相浓度之比;亨利常数的其他定义方式可能采用不同的单位,或将该比值取倒数。气侧和液侧的传质速率可写为
消去未知的界面浓度,得到
这种串联阻力形式可以判明传质受哪一相控制。如果气侧阻力项占主导,增强液相搅拌的作用就很有限。如果液侧阻力项占主导,仅改善气相混合则收效甚微。溶解度通过平衡关系影响两侧阻力的相对大小,但不存在一条普遍规则,能将所有易溶气体都归为由同一相控制传质的情形。必须综合考虑传质系数的定义、操作条件下的组成以及流体力学状况。
传质面积与传质系数同样重要。对于分散的气泡、液滴或润湿填料,单位体积的传质速率通常写为 ,其中 为单位设备体积内的相界面积, 为与主体气相平衡的液相浓度。气泡越小,单位气体体积所对应的界面积通常越大,但气泡尺寸还会影响上升速度、聚并、气体停留时间和局部传质系数,因此其总体影响较为复杂。
膜模型并非唯一的界面传质模型。渗透理论认为,流体微元在界面上的暴露时间有限,由此得到的传质系数近似与 成正比。表面更新理论则用暴露时间的分布来描述界面液体不断被替换的过程。对于波动界面、液滴及受搅动的表面,持久存在的静止膜在物理上并不现实,这些理论因而很有用。
当界面处的分子交换缓慢时,局部平衡假设本身也可能不成立,一些蒸发、冷凝及表面活性剂覆盖的体系便是如此。随浓度变化的表面张力还会引发界面运动,从而改变传质过程,而不只是被动响应传质。因此,界面既可能带来额外阻力,也可能成为流体运动的来源。
与反应、传热及电荷输运的耦合
化学反应通过沿传质路径消耗或生成组分来改变传质过程。如果气体溶入液体后迅速发生反应,其在界面附近的浓度就会保持较低水平,从而维持较大的浓度梯度,促进吸收。反过来,即使反应本身的化学动力学很快,反应速率仍可能受反应物供给的限制。因此,实际观测到的反应器反应速率不一定等于在无传质限制条件下测得的速率。
达姆科勒数用于比较特征输运时间或停留时间与反应时间。其确切定义取决于具体体系:流动反应器、液膜和多孔催化剂需要采用不同的特征尺度。气体吸收中一个相关的衡量指标是八田数。对于液相拟一级反应,一种常用表达式为
其中, 为一级反应速率常数。八田数较小,表示液侧传质区域内发生的反应很少;八田数较大,则表示反应能够显著改变该区域内的浓度分布。在反应速率很高时,液相反应物的耗竭及扩散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在蒸发、冷凝、干燥和结晶过程中,传热与传质紧密耦合。蒸发消耗潜热,若没有热量补给,界面温度就会降低。这种温度变化会改变蒸气压、扩散系数、黏度,有时还会改变自然对流。因此,假定表面温度恒定的干燥计算,即使所用传质系数本身恰当,也可能得出不准确的结果。在燃烧和催化体系中,反应产生的热量同样会改变局部反应动力学和输运性质。
温度梯度本身也能引起组分分离,这称为热扩散或索雷效应。浓度梯度则可通过与之互易的杜福尔效应对热通量产生贡献。在常规工业液相操作中,这些交叉效应通常很小,但在气体、接近某些特殊热力学状态的混合物以及精密测量中,它们可能十分重要。对这些效应的处理属于非平衡热力学的范畴,而不能采用不考虑耦合的菲克模型。
对于带电组分,能斯特–普朗克方程将扩散、电迁移和对流结合起来。在扩散系数恒定的理想稀溶液中,
其中, 为离子的电荷数, 为法拉第常数, 为电势。离子通量必须满足电荷守恒,并与适当的静电模型相一致。在电池或燃料电池中,电极附近的反应物耗竭可引起浓差极化和极限电流。浓电解质需要更复杂的输运描述,因为离子间相互作用和溶剂运动并不总能用相互独立的稀溶液通量定律来表征。
多孔材料与膜中的传质
通过多孔材料的传质不同于在无障碍流体中的传质,因为孔隙会限制传输路径、减小可供传质的横截面积,并引入表面相互作用。有效扩散系数通常可示意性地表示为
其中, 为可达孔隙率, 为曲折度因子。曲折度的定义并不统一,有些表述还单独引入了收缩因子或连通性因子。因此,这一表达式是一种模型约定,而非普适的几何恒等式。闭孔、狭窄的孔喉以及各向异性结构都可能显著影响传质。
当气体分子与孔壁的碰撞比彼此之间的碰撞更频繁时,努森扩散就会变得重要。对于半径为 的理想圆柱形孔道,
其中, 为摩尔质量。努森扩散系数随孔半径增大而增大,随分子质量增大而减小。在过渡区间内,分子扩散、孔壁碰撞和压力驱动流动可能同时存在。吸附分子也可能沿表面迁移,因此,沸石及其他微孔固体中的传质并不总能仅用气相扩散来解释。
在多孔催化剂中,反应与内部扩散相互竞争。对于发生一级反应的等温球形颗粒,蒂勒模数可定义为
在体积基准的反应动力学定义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内有效因子为
当 较小时,反应物能够渗入颗粒的大部分区域,有效因子趋近于一。当 较大时,反应集中在靠近颗粒外表面的区域。减小粒径有助于反应物进入颗粒内部,但可能增大填充床的压降。外部膜层阻力则必须另行评估。
膜分离利用组分通过屏障时的选择性传质来实现分离。多孔膜可依据尺寸、电荷或优先表面相互作用来区分不同组分。致密聚合物膜通常采用溶解—扩散机制描述:组分先溶入膜中,再扩散穿过膜,最后在另一侧解吸。渗透系数综合反映溶解度与扩散系数的作用,而渗透率还考虑了选择层厚度。高选择性与高通量是不同的性能,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权衡。
在反渗透中,外加压差抵抗水进入较浓溶液的渗透趋势。一种常用的唯象表达式为 ,其中的系数和界面条件需针对具体膜系统加以定义。溶质在进料侧膜表面附近积聚,形成浓差极化,使局部渗透压升高,净水通量降低。膜污染还会通过沉积物、孔道堵塞或表面化学性质的改变增加额外阻力。即使膜材料本身具有良好的固有性能,这些边界层效应和表面效应仍可能限制其实际性能。
工业分离与接触设备
工业分离过程利用挥发性、溶解度、吸附亲和力或膜渗透性的差异实现分离,而传质决定了利用这些差异需要多大规模的设备。蒸馏使气液两相接触,让挥发性较高的组分优先进入气相。在石油炼制中,分馏将组成复杂的烃类混合物分离为不同沸程的物流。平衡级计算给出理想化的分离结果,而塔板效率和速率模型则用于考虑实际过程未能完全达到平衡的影响。
气体吸收将气体中的某一组分转移到液体溶剂中;解吸则将溶解的挥发性组分转移到气体中。填料塔使液体铺展在规整排列或随机堆放的填料表面上,气体则流经填料间的空隙,通常与液体逆流接触。润湿面积、液体分布、气速和压降都会影响设备性能。气体流量过大时,液体向下流动受阻,便会发生液泛。液体流量较低时,即使填料的几何表面积很大,润湿不充分也可能使有效接触面积减小。
填料塔的填料层高度可表示为传质单元高度与传质单元数的乘积:
气相总传质单元数通过沿程驱动力的变化,综合反映分离的难度;传质单元高度则表征在给定流量及传质系数定义下的接触传质效果。在接近平衡夹点处,驱动力变小,所需的填料层高度可能变得很大。增加填料面积并不能消除热力学夹点。
液液萃取使溶质在基本互不相溶的液体之间转移。混合澄清器、萃取塔和离心接触器先形成两相接触面积,再将两相分离。液滴越小,接触面积越大,但沉降可能更慢,也可能形成难以破除的乳状液。在吸附过程中,分子在固体表面富集,例如使用活性炭回收溶剂或净化水。固定吸附床内会形成不断移动的浓度前沿,其宽度受吸附平衡、弥散、膜传质和颗粒内扩散的共同影响。
干燥过程结合了物料内部的水分迁移、水分蒸发以及蒸气向外部的移除。初始处于湿润状态的表面可能呈现近乎恒定的干燥速率,此时干燥主要受外部条件控制。随着表面不再被水分充分润湿,内部传质及水分与物料之间的结合往往会使过程进入降速干燥阶段。并非所有物料都有明显的恒速干燥阶段;干燥速率过高还可能造成结壳、开裂或水分分布不均。
在碳捕集中,溶剂吸收、固体吸附和膜分离提供了从混合气体中分离二氧化碳的不同途径。它们的性能不仅取决于平衡容量或选择性,还受相际接触面积、反应速率、再生要求、压降和材料长期稳定性的影响。直接空气捕集面临的二氧化碳分压尤其低,因此空气处理、接触器设计和传质阻力成为关键的工程制约因素。
生物与环境中的传质
生命系统依赖多个依次衔接的尺度上的传质过程:整体循环、在周围流体中的迁移、跨界面传递以及细胞内的再分布。细胞膜是一道选择性屏障,而非被动敞开的通道。小分子非极性物质通常较容易穿过其脂质区域,而离子和许多极性化合物则需要借助通道、载体或能量耦联的转运机制。如果外部不受搅动的液层或内部反应构成了更大的阻力,仅凭膜的通透性并不能确定总摄取速率。
扩散在细胞尺度上很有效,但在更大尺度上会变得缓慢,因为扩散所需时间随距离的平方增长。因此,多细胞生物利用循环系统、分支状交换结构或主动的流体运动来缩短扩散路径。在肺部,氧的传递涉及通气、跨越气血屏障、溶解、与血液成分结合,以及随血流进行的对流输运。单一的扩散系数无法表征这一完整过程,而且在不同的物理条件下,起限制作用的环节也可能不同。
在好氧发酵中,氧必须先从气泡进入培养液,再到达细胞。常见的宏观衡算采用以下氧传递速率:
其中, 是与接触气体处于平衡时的溶解氧浓度, 是液相主体中的溶解氧浓度。这一供氧过程与生物耗氧过程相互竞争。加强搅拌或通气可以提高传质速率,但也会改变功耗、起泡情况、剪切作用和气体停留时间。发酵液的黏度和表面活性物质可能使清水中的传质数据不适用于实际生产培养体系。
生物膜会形成额外的扩散—反应结构。氧或其他底物从周围流体进入生物膜,并在由微生物和胞外物质组成的膜层内被消耗。浓度可能随深度急剧下降,使富氧区和缺氧区在很短的距离内并存。这类梯度在废水处理中十分重要,其中的微生物群落会转化有机物和含氮化合物。过程速率既取决于生物反应动力学,也取决于微生物能否获得溶解态底物。
环境中的传质涉及分子扩散、平流与弥散的共同作用。在地下水中,水沿非均质的孔隙通道流动,使溶解态污染羽的扩展程度超过仅靠分子扩散所能达到的程度。矿物对某些污染物的吸附会使其迁移速度低于水流速度,而反应则可能使其发生转化。因此,拟合得到的弥散系数所表征的效应不同于分子扩散系数,而且可能随观测尺度而变化。
在气—水界面,气体交换取决于湍流、波浪、气泡、溶解度和表面膜。二氧化碳与海洋之间的交换还与水中的碳酸盐化学过程相互影响,后者会改变溶解态碳在不同化学形态之间的分布。在解释吸收速率和估算环境通量时,必须区分物理传质与随后发生的化学形态再分配。
测量、数学建模与规模放大
传质测量必须区分物质固有的输运性质与依赖于设备的系数。分子扩散系数可通过扩散池、瞬态浓度分布测量,或在受控流动条件下利用弥散技术测定。膜实验可能报告渗透系数或渗透率,两者不能混用。吸附实验必须将平衡吸附量与趋近平衡的速率区分开来。要使结果可复现,就必须报告温度、组成、压力和材料状态。
气液体积传质系数通常通过瞬态浓度测量获得。当液相混合均匀、 和 均保持恒定,且不存在化学或生物消耗时,
因此有
偏离这些假设会使拟合得到的系数产生偏差。探头响应时间、气相组成变化、混合不充分以及背景耗氧,都可能影响浓度的瞬态变化。所报告的 通常无法单独确定液膜传质系数和相界面积。
局部测量能够提供总体衡算所掩盖的信息。光学浓度测量、示踪成像和速度测量可以揭示浓度边界层、旁路流和混合不充分的区域。光谱学可用于跟踪选定的化学组分,而选用恰当的传感器则可提供具有时间分辨率的过程数据。任何探头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都是有限的,而且可能扰动小尺度流动或相界面。因此,测量方案的设计既需要输运模型,也需要不确定度分析。
模型涵盖从集总式完全混合衡算、一维弥散方程到充分解析的守恒方程。计算流体力学能够耦合速度、组分浓度、温度和反应,但其准确性取决于本构模型、边界条件、网格分辨率和验证情况。在湍流多相设备中,未能解析的气泡破碎、聚并和相界面积所引入的不确定性,往往大于组分方程数值求解本身的不确定性。
规模放大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几何相似并不保证输运相似。在搅拌容器中保持单位体积功率不变,并不能同时保持搅拌桨尖端速度、混合时间、气泡尺寸和气体停留时间不变。同样,即使填料类型和表观流速保持不变,增大塔径仍可能改变液体分布。量纲分析能够识别相关的无量纲数群,但实际放大时必须确定哪些机理占主导地位,以及哪些相似条件最为重要。
参数估计还存在另一项局限。扩散系数、表面反应速率和传质系数的不同组合,可能重现同一条总体吸收曲线。独立的平衡测量、采用多种粒径、改变流动条件或获取局部浓度数据,都有助于辨别这些机理。因此,可靠的设计应将守恒检验、适当简化的模型、实验室测量和中试证据结合起来,而不能认为拟合得到的系数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条件。
历史发展与理论基础
扩散理论、分子运动论、热力学与工业分离实践的融合,使传质发展成为一门定量学科。托马斯·格雷厄姆在十九世纪开展的实验,确立了气体扩散速率和逸出速率的系统性规律。1855 年,阿道夫·菲克仿照傅里叶热传导定律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扩散的数学论述。他的表述将可测量的通量与浓度梯度联系起来,并给出了描述瞬态浓度场的微分方程。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以及后来的约瑟夫·斯特藩所发展的分子运动论描述,推动了气体理论的进展。他们的工作为通过多种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扩散奠定了基础,而不再将各组分的运动视为完全独立。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的分子运动论将输运置于分子统计行为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在液体方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 1905 年对布朗运动的分析,将可观测的粒子位移与扩散联系起来,有助于在微观运动与宏观输运之间建立定量联系。
化学工程则从互补的角度,着重研究设备尺度上的传质速率。W. K. 刘易斯和 W. G. 惠特曼在 1924 年关于气体吸收的论文中提出了双膜理论,后来成为描述相间传质阻力的标准框架。拉尔夫·希格比于 1935 年提出的渗透理论,考察了液体微元与气体接触有限时间的情形。彼得·V. 丹克沃茨于 1951 年提出的表面更新理论,则以界面处流体的持续更替取代了单一接触时间的假设。这些模型体现了不同的物理图景,可根据实测的传质速率对扩散系数的依赖关系以及流体力学行为,选择合适的模型。
将热、动量和组分输运整合为一门统一的学科,对工程教育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R. 拜伦·伯德、沃伦·E. 斯图尔特和埃德温·N. 莱特富特合著的《传递现象》于 1960 年出版第一版,以共同的衡算定律和本构关系组织这些过程。传递过程之间的类比成为推导关联式的实用工具,而这些类比的局限性也凸显了反应、相变、多组分耦合以及分子扩散系数差异的重要性。
后续的发展拓宽了研究所涵盖的尺度和材料范围。膜科学需要描述选择性屏障中的吸着与扩散;电化学工程强调离子输运与电荷输运之间的耦合;计算方法则使建立详细的空间模型成为可能。微加工器件呈现出扩散距离短而横向混合弱的情形,纳米多孔材料则要求关注限域效应、吸附和分子间相互作用。
理论上始终需要区分不同层次的描述。分子模型解析相互作用或运动轨迹;连续介质模型将这些行为平均化,表述为场和输运系数;设备模型进一步将这些场简化为传质单元、有效系数或分区衡算。各个层次回答不同的问题,而要将它们联系起来,就必须明确有关尺度、平衡、几何形状以及模型所保留过程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