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利用是指将二氧化碳用作工业材料、工艺流体,或生产化学品、燃料、生物产品和矿物材料的原料。它既包括饮料碳酸化和尿素制造等成熟应用,也包括将捕集的CO₂转化为航空燃料、聚合物或建筑骨料等仍在发展中的工艺。当利用过程与碳捕集明确结合时,通常称为碳捕集与利用,简称CCU。
这一领域受到关注,既是因为含碳产品具有实用价值,也是出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需要。二氧化碳可以在不额外开采化石资源的情况下提供碳源,但将其转化为富含能量的产品,通常需要投入大量外部能源。因此,利用二氧化碳并不必然减少排放:其效果取决于CO₂的来源、加工方式、所替代的产品,以及其中的碳何时重新进入大气。
这一领域涵盖物理应用、化学合成、电化学转化、生物固定和矿化。有些途径只能让碳循环利用数天或数月,另一些途径则能将碳固定长达地质时间尺度。由于这些差异,产品性能、能源效率、碳核算和市场规模,与进入利用设施的CO₂量同样重要。
范围、术语与工业发展
二氧化碳利用涵盖两类本质不同的活动。在直接利用中,CO₂发挥物理作用,而其化学性质不一定发生变化,例如用于制冷、溶剂萃取和维持油藏压力。在转化过程中,二氧化碳通过反应生成其他物质,如甲醇、尿素、一氧化碳或碳酸钙。同一套工业系统可以同时开展这两类活动,并在系统内部回收和循环利用部分CO₂。
二氧化碳利用不同于碳捕集与封存,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将CO₂与大气长期隔离,通常将其封存在深部地质构造中。不过,这些类别之间也存在交集。矿化若生成稳定的碳酸盐,就既是转化过程,也是封存机制。为提高石油采收率而注入CO₂,也可能使大量CO₂留在地下,但由此增加的石油开采和使用,使其气候效应的评估更加复杂。更宽泛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一词将这些活动统称在一起,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效果。
许多利用方式早在现代气候政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1772年描述了一种将“固定空气”溶入水中的方法,为人工碳酸化奠定了科学基础。此后,工业纯碱生产开始将CO₂用于化学加工,尿素的商业化合成则在20世纪确立。随后,超临界流体萃取、油田注入和温室二氧化碳增施进一步拓展了应用范围。现代研究又增添了一个不同的目标:利用低排放能源,循环利用原本会进入大气或留在大气中的碳。
国际能源署2019年发布的一份评估估计,全球每年的CO₂使用量约为2.3亿吨。其中,尿素制造约占1.3亿吨,提高石油采收率约占7000万至8000万吨。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一个已形成规模的工业市场,并不代表相应数量的减排量。它们也说明了为什么规模相对较小的高价值应用,本身不足以消纳全球化石能源系统产生的排放。
区分碳循环利用与碳移除至关重要。将化石燃料工厂排放的CO₂转化为燃料,通常只是延迟其释放,而非移除大气中的碳。以从大气中捕集的CO₂,或以可持续方式获取的生物源CO₂制造燃料,可以形成循环利用的闭环,但燃料在使用时仍会释放CO₂。要实现持久的碳移除,就必须将大气中的碳转移到能够足够长久地保存碳的储库中,并在核算净移除量时计入捕集、加工和封存过程中的排放。
碳源、纯化与过程集成
利用过程首先需要获得CO₂供应,其浓度、所含杂质、压力和所在地都会显著影响成本。发酵、部分天然气处理工序以及合成氨生产可产生浓度相对较高的CO₂气流。水泥窑、钢铁厂和燃烧设施产生的气流通常较为稀薄,混有氮气、氧气、水蒸气及其他化合物。大气中CO₂的体积分数仅约为0.04%,因此,直接空气捕集与从高浓度工艺气体中回收CO₂,是性质差异很大的分离任务。
捕集可采用液体吸收、固体吸附、膜分离,或多种分离方法的组合。胺类溶剂通过化学作用结合CO₂,并在再生过程中将其释放,这一过程通常需要输入热量。沸石和金属有机框架等吸附剂利用不同气体吸附行为的差异实现分离。没有一种捕集方法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优选择:耐水性、再生能耗、气体组成和操作压力共同决定其适用性。下游用户所能接受的气流纯度,也可能低于管道输送或食品级标准的要求。
在催化转化和电化学转化中,杂质尤为重要。含硫化合物可能使催化剂中毒;氧气可能干扰还原性环境;氮氧化物及其他活性物质可能改变溶剂或电解质的性质。水在某些反应中是有益的,在另一些反应中却会造成问题。食品和饮料应用对污染物有严格的控制要求,而矿化过程可能容许一些不适用于化学合成的原料组成。因此,将所有捕集到的CO₂视为可相互替代的商品,会掩盖重要的工程差异。
运输还会带来额外的限制。根据运输量和距离,二氧化碳可通过管道、船舶、铁路或公路运输。压缩和液化会消耗能源,降压则可能导致剧烈冷却或干冰形成。尽管CO₂不可燃,但高浓度泄漏会带来窒息危险,而且高密度气云可能在低洼地区积聚。管道设计必须考虑腐蚀、相态行为、杂质和快速减压等因素。这些要求使二氧化碳利用与过程安全及专业化物流紧密相连。
通过在地理位置和热能供需方面匹配排放源与用户,过程集成可以减轻相关负担。化工厂可以利用附近的高浓度气流,通过换热器回收反应热,并循环利用未转化的气体。不过,运行时间安排也必须相互匹配:连续运行的合成装置并不能自然适应间歇性供应的气源。共享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利用率,但也可能使用户依赖某个未来能否持续运行尚不确定的排放设施。因此,初期成本最低的CO₂来源,并不总是最适合长期使用的来源。
直接物理用途与提高石油采收率
直接物理应用利用的是CO₂在特定条件下的溶解性、相变、密度和化学惰性。为饮料充入二氧化碳是人们熟悉的用途,工业用途还包括焊接保护气、惰化、灭火、萃取、清洗和制冷。这些应用通常会在短时间后将气体释放回大气。因此,其环境意义主要取决于回收的CO₂是否替代了环境负担更重的材料,或避免了为此专门生产CO₂。
固态二氧化碳又称干冰,在大气压下的升华温度约为 。它能够提供冷却而不留下液态残留物,因此可用于温控运输和专门的清洗作业。液态CO₂也可作为制冷剂使用,编号为R744,相关系统需按其较高的工作压力进行设计。这类系统涉及制冷和热泵技术,但其气候效益主要取决于能源效率、泄漏情况以及所替代的制冷剂,而不是碳的永久留存。
当温度和压力超过临界点,即约 和 时,CO₂会成为超临界流体。其溶剂性质可通过温度和压力调节,降压则有助于使其与萃取出的物质分离。商业应用实例包括咖啡脱咖啡因处理和啤酒花化合物萃取。这些应用的吸引力往往在于产品品质和溶剂回收,而非碳储存。同样,干冰喷射清洗可在某些清洗作业中替代磨料,但干冰的生产、运输和升华仍涉及能源消耗,并最终释放CO₂。
提高石油采收率是一种用量大得多的应用。注入的CO₂可溶于原油,使其膨胀并降低黏度。在适宜的油藏条件下,混相驱替可改善原油的流动能力。商业化CO₂驱油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逐步推广;得克萨斯州的SACROC项目于1972年开始注入CO₂。随原油采出的CO₂通常会与原油分离并重新注入,同时也有一部分通过多种物理和地球化学机制滞留于地下。
如何评价这种采油方式的气候影响,取决于系统边界。为注入而购买的CO₂量并不等于CO₂净留存量;考虑到作业排放和额外的石油消费,留存的CO₂也不自动等同于净减排。项目可能使用天然赋存于地下的CO₂,而不是从工业排放中捕集的CO₂。凡是声称实现了封存的项目,都必须通过监测和核算确定注入量、采出量、循环回注量、泄漏量和留存量。采出原油的商业价值能够为捕集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但利用与经核实的封存仍是两种不同的主张。
化学合成与聚合物生产
二氧化碳是一种稳定的、完全氧化的碳化合物。将其转化为还原程度更高的化学品,通常需要能源和还原剂,后者往往是氢。另一些反应则利用环氧化物或碱性化合物等反应活性较高的物质,在不还原碳原子的情况下将CO₂引入产物。这一区别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利用途径的能源投入相对较低,而燃料合成却可能需要大量电力和热量。
目前,规模最大的成熟化工应用是尿素生产。氨与CO₂反应,经由氨基甲酸铵中间体生成尿素,总反应为
工业生产在高温高压下进行,并回收、循环利用未反应的原料。氨通常采用哈伯法生产,而传统制氢工艺会产生高浓度CO₂气流,便于与尿素合成工艺衔接。按化学计量关系计算,每吨纯尿素所含的碳相当于约0.73吨CO₂。这些碳只是被纳入了产品,并非得到持久封存:尿素用于农业后,其中的碳通常会重新回到环境中。
甲醇是另一种重要的目标产物。其加氢反应的净反应式为
许多工艺设计都采用铜基催化剂、高压条件和物料循环。实际过程中,CO₂加氢与一氧化碳相关反应相互交织,其中包括逆水煤气变换反应。甲醇可用作溶剂、化工中间体或燃料,也可进一步转化为其他产品。因此,其中碳的留存时间既可能像燃料使用周期那样短暂,也可能因进入制成材料而延长。
二氧化碳还可用于聚合物生产。它与环氧化物共聚,可生成聚碳酸酯或含碳酸酯基团的多元醇,其中一些可用于聚氨酯配方。井上祥平及其同事于1969年报道了CO₂与环氧化物的共聚反应,这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现代催化剂设计能够调控反应速率、聚合物结构、分子量,以及聚合物生成与环状碳酸酯生成之间的竞争。最终材料的质量只有一部分来自CO₂;环氧化物、其他组分和加工过程仍是决定其环境足迹的关键因素。
这些途径体现了替代原料与储存碳之间的区别。以CO₂为原料制得的多元醇可能减少对某种传统石化原料的需求,但并不意味着整个聚合物实现了碳中和。产品的耐久性、回收利用、焚烧以及填埋后的变化,都会影响最终的碳收支。同时,还必须维持材料的化学性能:如果材料用量增加、使用寿命缩短,或复杂的分离步骤额外消耗大量能源,那么一种名义上排放较低的材料也难有多少优势。
合成燃料与氢气需求
二氧化碳可以为合成甲烷、甲醇和液态烃提供碳源。这些产品通常统称为合成燃料,而使用电力制得的氢气生产的燃料,通常称为电合成燃料或电燃料(e-fuels)。其主要吸引力在于适用于需要高能量密度、便于运输的能源载体的领域,尤其是航空、航运和化工生产中的部分应用。不过,CO₂提供的是碳原子,而不是燃料日后燃烧时释放的能量。
制氢通常占据能源需求的主要部分。水电解利用电力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低排放电力可来自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发电等,但所产氢气的碳足迹取决于实际电力供应和工厂运行情况。采用传统天然气重整工艺制氢,若未充分控制相关排放,就可能削弱其减排效益。电解槽效率、压缩、水处理和储存也会影响整个工艺。
甲烷化遵循萨巴捷反应:
这是一个强放热反应,需要移除热量并严格控制温度。甲烷可以进入符合相应技术规范的燃气系统,也可以液化,但必须重视泄漏问题,因为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液态烃的生产通常先通过逆水煤气变换反应将CO₂转化为一氧化碳,再调整氢气与一氧化碳的比例,随后进行费托合成。所得混合物还需经过分离和提质处理,才能得到所需的燃料馏分。
化学计量关系可以说明氢气投入的规模。合成甲醇时,每转化1吨CO₂约需0.136吨氢气。以电解槽每生产1千克氢气耗电 为例,每利用1吨CO₂,仅制氢就需要约 的电力。捕集、压缩、合成和产品分离还会带来额外的能源需求。这只是一个示例性的工程计算,并非适用于所有工厂的性能指标。
燃料使用时,其中所含的大部分碳会重新释放到大气中。因此,要形成闭合的碳循环,就必须持续从空气或可持续的生物源中回收碳,而不是不断加入化石碳。与在电动汽车或其他电气化终端用途中直接使用电力相比,经由氢气和合成燃料进行转化会带来额外损失。在直接电气化存在技术困难,或本身就需要含碳分子的场景中,这一路线最有应用价值。即使能够兼容现有发动机和配送系统,仍需评估燃料规格、非CO₂排放以及上游能源需求。
电化学与太阳光驱动的转化
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利用电势驱动电极上的反应。根据催化剂和运行条件的不同,产物可包括一氧化碳、甲酸盐、甲烷、乙烯和醇类。电解槽将阴极上的二氧化碳还原反应与阳极上的氧化反应耦合,后者通常是水的析氧反应。与分别制氢和进行催化合成相比,直接电化学转化可以整合反应步骤,但其实际优势取决于产物选择性、电解槽电压、使用寿命和分离要求。
不同的催化剂表面有利于不同的反应路径。银和金通常有利于生成一氧化碳,而锡基和铋基材料往往有利于生成甲酸盐。铜的突出特点是能够生成相当数量的多碳产物,因为吸附在其表面的含碳中间体可以形成碳—碳键。堀善夫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实验研究,有助于确立金属电极与产物分布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关注表面结构、局部酸碱度、电解质组成以及催化剂附近的中间体浓度。
一个核心指标是法拉第效率,即用于生成某一特定产物的电荷量占总电荷量的比例:
其中, 为生成每个产物分子所需的电子数, 为法拉第常数, 为产物的物质的量, 为通过的电荷量。法拉第效率高本身并不意味着能量效率高。电解槽的选择性可能很高,却需要较高的电压;也可能生成浓度很低的产物,回收时需消耗大量能量。电流密度、单程转化率和碳利用效率则是各自独立的衡量指标。
由于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有限,将其输送至反应表面并不容易。气体扩散电极可缩短传输路径,支持更高的反应速率,从而使催化剂性能与传质及电极结构紧密关联。在碱性条件下,二氧化碳与氢氧根离子反应,生成碳酸氢根和碳酸根。因此,碳可能穿过膜,或随目标产物以外的物流流失。淹没、盐析出、膜降解以及润湿性变化,也是实现持续运行的障碍。
光化学和光电化学方法旨在直接利用光。半导体吸光材料产生电荷载流子,驱动还原和氧化反应,有时还需配合独立的催化剂。消耗牺牲性电子供体的实验体系,并不等同于以水为电子来源的完整太阳能燃料生产过程。产物污染是另一项挑战:痕量有机残留物可能产生误导性信号。同位素标记和严格的对照实验有助于确认,检测到的含碳产物是否确实来自所供给的二氧化碳。
矿化与建筑材料
碳矿化通常通过CO₂与含钙或含镁材料反应,将其转化为碳酸盐矿物。与燃料合成不同,这类反应通常不需要将碳还原至能量更高的状态。许多碳酸盐产物在通常的地表条件下具有热力学稳定性,能够将碳保留极长时间。因此,矿化提供了一条兼顾利用与持久封存的途径,尤其是在碳酸化材料可替代传统建筑产品的情况下。
一个简化的钙反应式为
理论上,每吨纯氧化钙可结合约0.79吨CO₂。然而,实际材料中还含有其他物相,转化也很少能完全进行。硅酸盐矿物也能与CO₂反应,但其溶解过程往往较慢。研磨、加热、加压、添加化学助剂或采用水相处理均可加快反应,但代价是增加能源和材料投入。生成的碳酸盐层可能阻碍反应物与未反应矿物接触,从而抑制反应继续进行。
原料包括钢渣、某些灰渣、矿业残渣、废混凝土,以及天然富镁或富钙岩石。工业残渣既可提供具有反应活性的矿物,也可能省去废物处置环节,但其成分并不稳定。有些残渣含有需要加以控制的组分,以防发生有害浸出。天然矿物储量丰富,但大规模开采和粉碎可能带来显著的土地、能源和运输负担。评估时应关注扣除这些负担后的净碳封存量,而不只是实验室测得的吸收量。
在水泥和混凝土行业中,可以在搅拌或受控养护过程中通入CO₂,也可以用其制造碳酸化骨料。反应产物可改变孔隙结构、强度发展过程以及胶凝材料用量。在某些体系中,掺入相对少量的CO₂即可通过减少水泥用量实现更大的减排。这种间接效益必须与实际测得的碳封存量区分开来。碳酸化还会改变碱度,这对钢筋混凝土尤为重要,因为钢筋的防腐蚀保护取决于其周围的化学环境。
并非所有碳酸盐产品都能实现净碳移除。煅烧石灰石生产新制石灰会释放CO₂;逆转这一反应只是重新吸收工艺过程中释放的碳,除非整个系统还能带来额外效益。同样,从复杂材料中提取钙或镁,可能需要使用生产过程排放量很高的试剂。因此,要有充分依据地宣称其效益,就必须提供有关原料来源、转化程度、能源消耗、产品性能和寿命终结后处置方式的证据。碳封存通常具有较高的持久性,但接触酸性环境或后续的高温处理可能使已封存的碳重新释放。
生物固定与生物工业途径
生物利用依靠生物体将CO₂同化为细胞物质或产品。光合作用利用光能固定碳,而某些微生物则通过化学反应获取所需能量。应用包括温室增施CO₂、微藻培养、微生物蛋白生产,以及通过生物合成生产燃料或化学中间体。这些系统将碳转化与营养物供应、水分管理、生物体生理活动及产物回收相结合,而非将CO₂转化视为孤立的反应。
在光照、温度、水分和养分等其他条件适宜时,向温室补充CO₂可提高作物生产力。对于某些作物和运行条件,常见的增施目标浓度约为800—1,000 ppm,但实际响应各有不同。燃烧来源的供气中所含的污染物可能损伤植物或妨碍温室运行,因此气体质量十分重要。碳进入植物组织后,通常会通过食用、分解或废弃物处理重新回到大气中。因此,提高作物产量不同于长期固碳。
微藻可在开放式池塘或封闭式光生物反应器中培养。开放式系统的成本可能相对较低,但面临污染、蒸发和控制能力有限等问题;封闭式系统可提高控制水平,但也会增加设备和运行负担。光线的穿透能力限制了培养体系中能够有效生长的深度,高密度藻液还会产生自遮光效应。要在避免过量损失的情况下输送气态CO₂,需要适当的混合和气液接触。从稀薄培养液中收获生物质并将其干燥,可能消耗大量能源,甚至成为决定某些拟议燃料生产途径环境表现的主导因素。
氢氧化微生物提供了一条不依赖光合作用的途径。它们可以氢气为能源、CO₂为碳源,生产包括富含蛋白质的物质在内的生物质。另一些生物则将CO₂和氢气转化为乙酸盐或其他化合物,这些产物可作为后续发酵阶段的原料。消耗一氧化碳的气体发酵与此相关,但不应与直接同化CO₂混为一谈:混合气体中的多种不同分子可能分别提供碳源和还原力。只有完整核算气体和电子的收支,才能确定实际利用了什么。
生物反应器必须在维持适宜生物活动条件的同时,实现气体传质,而这些气体的溶解度可能很低。气体组成、氧气供应、温度、营养物以及污染控制都会影响生产效率。涉及氢气和氧气的系统还需要经过精心工程设计的安全措施。其气候效应取决于氢气和营养物的生产方式、生物质是否替代了高排放强度的产品,以及碳此后的去向。只有当源自大气的碳进入足够持久的储存状态时,生物转化才构成碳移除;仅仅生产可食用生物质或可燃生物燃料,本身并不满足这一条件。
生命周期评价与碳核算
评价二氧化碳利用的核心问题,不是有多少CO₂进入反应器,而是与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相比,环境结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生命周期评价考察原料生产、能源供应、捕集、运输、转化、产品使用和处置等相互关联的阶段。必须将某条利用路线与提供相同功能的另一系统进行比较。对于燃料,这种功能可以是实际提供的推进能量;对于混凝土,则可以是规定的结构性能和使用寿命,而不只是简单地以一吨材料为基准。
简化的比较可将避免的排放量表示为
其中,两项须采用一致的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在相关情况下,利用方案的排放量必须计入产品中所含碳的最终释放。如果在捕集时将CO₂吸收计为收益,却忽略其后续释放,就会夸大效益。同样,如果既在排放源端将捕集的化石源排放计为避免的排放,又由产品制造商再次将其计为避免的排放,就可能造成重复计算。碳的实际流动与环境效益声明的归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CO₂的来源会改变对结果的解读。将化石点源CO₂转移到短寿命产品中,通常只是推迟了排放,同时也可能替代新开采的化石原料。大气来源的CO₂若随后重新释放,可构成碳循环利用系统;若被持久储存,则可实现碳移除。对于生物源CO₂,需要关注生物质的再生长、土地利用影响,以及生物质在未被利用时的其他去向。不考虑这些条件就将所有生物源原料都标为“碳中和”,会掩盖可能十分重要的排放和碳储量变化。
对于还原型化学品和燃料,电力与氢气方面的假设往往决定评价结果。电网全年平均排放水平未必能反映响应新增需求的发电机组的排放。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有限的低排放电力供应还可用于哪些其他用途也同样重要。工厂可以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但其实际运行仍会对更大范围的电网产生影响。不同的核算框架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不同,因此,结果也部分取决于所要回答的问题。
储存时长、不确定性和核查需要分别处理。耐久的矿物产品与几周内就被消耗的燃料,不应获得相同的碳储存认定。监测可采用气体流量测量、产品分析和质量衡算等方法,并在计算过程中传递各项不确定性。矿物体系需要有证据证明实际形成了碳酸盐,而不能仅凭向容器中通入了CO₂。评价还会考察耗水量、土地利用、毒性和其他影响,因为有利的碳收支并不能证明其整体环境表现更优。
经济性、部署与尚未解决的工程制约因素
二氧化碳利用的经济性取决于产品价值、转化成本,以及环境绩效所获赋予的价值。位于用户附近的高浓度CO₂可能相对便宜,而需要大量处理和长距离运输的低浓度来源则成本更高。对于大量消耗氢气的工艺路线,电力和氢气价格往往比CO₂采购价格更为重要。资本成本、设备利用率、融资、催化剂更换和产品提纯,也同样可能成为决定一项技术上成功的工艺能否实现商业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具有吸引力的早期市场与气候减缓所需的规模之间,始终存在错配。特种化学品或许售价较高,但所能吸纳的碳量有限。燃料和大宗建筑材料的潜在市场要大得多,却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和严格的规格要求。一种产品的市场总规模并不等于其实际可吸纳的CO₂量:产品质量中可能只有一部分源自CO₂,合适的矿物原料可能受地域限制,而现有生产工艺可能已经在使用回收的二氧化碳。
技术开发所需的不只是验证一种反应。某种催化剂在短期实验室测试中性能优异,却可能在数千小时运行过程中逐渐失活。工业设备必须能够耐受杂质的变化,维持传热和传质,并以经济的方式回收未反应的原料。间歇性电力供应可能与按连续运行设计的合成回路发生冲突。缓冲储存、灵活运行的设备和混合运行模式可以缓解这种错配,但每一种措施都会增加成本或复杂性。因此,可靠的规模放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学工程和过程控制。
政策支持可以采取科研资助、采购规则、燃料标准、碳定价、税收激励,或为经核证的碳移除付费等形式。这些政策工具激励的结果各不相同。仅按交付的CO₂吨数提供支持,可能会使净效益甚微的工艺受益;而以经核证的全生命周期绩效为依据的规则,则对测量和文档记录提出了更高要求。建筑产品还面临额外的审批障碍,因为合规审查必须确认其强度、耐久性及对特定用途的适用性,而不仅仅是含碳量。
该领域反复面临几项尚未解决的制约因素:低成本、低排放的氢气,高效的分离技术,长寿命的催化剂和膜,反应性矿物的可靠供应,以及对产品替代效应的可信核算。地理匹配同样重要。低排放电力充足的地区可能远离CO₂来源或产品市场,而矿物残余物和建筑需求也可能分散在各地。因此,商业部署取决于排放源、工艺、能源系统、产品功能和运输距离的具体组合,而不是某一种普遍适用的利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