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是指肝脏内细胞外瘢痕组织过度积聚,通常由持续或反复的肝损伤引起。它是纤维化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创伤愈合反应持续存在,导致肝细胞和血管周围组织的成分及结构发生改变。常见病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相关性肝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以及引起胆管阻塞或损伤的疾病。
肝纤维化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其严重程度与未来发生肝脏相关疾病及死亡的风险密切相关。进展期纤维化可发展为肝硬化,其特征是广泛的瘢痕形成、再生结节以及肝脏血管结构紊乱。不过,纤维化与肝硬化并非同义词:早期纤维化时,肝脏的大部分结构和功能可能仍保持完整;即使纤维化程度较重,在基础损伤得到控制后,有时也能消退。
肝纤维化可通过组织检查、血液检测以及估测肝脏硬度的影像学技术进行评估。这些方法衡量的是疾病的不同方面,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现代医学将纤维化视为一个动态的生物学过程,涉及肝脏细胞、免疫反应、细胞外基质的更新代谢以及组织力学性质的变化,而非毫无活性、永久固定不变的瘢痕。
组织结构与纤维化的含义
肝脏的微观结构解释了为何纤维化会同时影响代谢和血液循环。来自门静脉和肝动脉的血液进入称为肝血窦的微小血管通道,流经肝细胞板之间,最终汇入中央静脉。肝细胞承担肝脏的大部分生化功能,包括处理营养物质、合成血浆蛋白,以及对各种物质进行转化以便排出。在肝血窦内皮层与肝细胞之间,有一处称为狄氏间隙的狭窄空间,物质交换通过此处进行。
在健康肝脏中,细胞外基质构成相对纤细的支撑框架,其中含有胶原蛋白、糖蛋白和蛋白聚糖,它们在肝脏不同区域的排列方式各不相同。纤维化不仅涉及基质数量的增加,也涉及基质组成的改变。纤维型胶原,尤其是Ⅰ型和Ⅲ型胶原,会在正常情况下含量很少的部位积聚。纤维连接蛋白、层粘连蛋白及其他基质成分也会发生变化,影响细胞的黏附、迁移及其对信号的反应。
肝血窦毛细血管化是伴随纤维化出现的一种特征性改变。正常肝血窦内皮细胞具有称为窗孔的微小开口,且不像许多其他毛细血管那样具有连续的基底膜。在慢性损伤过程中,窗孔消失,基底膜样物质积聚。这些变化阻碍了血液与肝细胞之间的物质交换。因此,在整个肝脏出现结节性改变或常规肝功能指标出现异常之前,纤维化就可能改变肝脏的生理功能。
瘢痕组织的分布部分取决于最初损伤发生的部位。慢性病毒性肝炎通常在汇管区周围引起纤维化,汇管区内有门静脉、肝动脉和胆管的分支。酒精相关性脂肪性肝炎和代谢性脂肪性肝炎则常以中央静脉周围的窦周纤维化和细胞周围纤维化为起始表现。胆道疾病主要引起汇管区及其周围的改变。随着疾病进展,纤维隔可将不同汇管区相互连接,或将汇管区与中央静脉连接,形成桥接纤维化。
仅凭瘢痕组织的数量,无法全面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纤维隔的厚度及相互连接情况、有无再生结节、血管重塑以及持续的炎症活动都很重要。先天性肝纤维化也说明了纤维化与肝硬化之间的区别:这种发育性疾病可导致汇管区纤维化和胆管结构异常,常伴有门静脉高压,但不一定出现与后天性肝硬化相同的弥漫性肝细胞损伤和结节性结构。因此,肝纤维化是多种疾病共有的一种组织反应,而不是一种具有统一显微形态的单一疾病。
病因与影响因素
持续性肝损伤可由感染、代谢异常、毒性作用、免疫介导、胆道病变、血管病变或遗传性机制引起。在全球范围内,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一直是主要病因。乙型肝炎中的损伤很大程度上源于针对受感染肝细胞的免疫反应,而非仅由病毒直接破坏所致。慢性丙型肝炎则通过病毒感染、肝细胞应激与宿主免疫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持续的炎症性损伤。瘢痕形成的速度差异很大,感染持续时间并不对应某个固定的纤维化分期。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与肝内脂肪蓄积及心脏代谢危险因素有关,属于脂肪肝这一更广泛的疾病范畴。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是指伴有肝细胞损伤和炎症的一种类型。MASLD和MASH这两个名称于2023年由多个学会共同推动的命名修订中引入,在许多临床和研究场景中取代了NAFLD和NASH。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是重要的相关疾病,但非肥胖人群也可能发生晚期代谢性肝病。即使可见的肝内脂肪量减少,纤维化仍可能持续存在,尤其是在疾病晚期。
酒精相关性肝病由乙醇代谢、氧化应激、肠道通透性改变、炎症信号传导以及营养或代谢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乙醇的代谢产物乙醛可促进细胞损伤和促纤维化信号传导。酒精暴露与代谢功能障碍可能同时存在,两者的作用并不总能划分为相互独立的类别。暴露量和持续时间固然重要,但个体易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
免疫介导的病因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自身免疫性肝炎主要表现为肝细胞的炎症性损伤。后两种疾病主要累及胆管,可导致胆汁成分潴留、胆管反应及进行性门管区瘢痕形成。遗传性疾病包括遗传性血色病、威尔逊病、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以及某些中间代谢障碍。某些药物和环境暴露也可通过不同机制引起慢性损伤和纤维化。
血管性和感染性病因还会形成其他病变模式。心力衰竭引起的慢性肝淤血最初累及中央静脉周围区域,而肝静脉流出道梗阻可导致淤血、肝细胞丢失和瘢痕形成。血吸虫病的特征性表现是门管区周围纤维化,即使肝细胞功能相对保留,也可能出现严重的门静脉高压。这些例子说明,仅凭存在纤维化并不能确定其病因。
年龄、代谢性疾病、持续酒精暴露、合并感染和遗传易感性都会影响疾病进展。PNPLA3和TM6SF2等基因的变异会影响脂肪性肝病的风险,但并不能决定个体的结局。多种病因往往同时存在,因此病因评估比将每个病例归入单一类别更为复杂。
瘢痕形成的细胞机制
在多种类型的肝纤维化中,核心细胞事件是肝星状细胞的活化。静息状态下,这种细胞位于狄氏间隙,以脂滴形式储存维生素A。肝脏受损后,其基因表达发生广泛变化,大部分脂质储存表型随之丧失,细胞开始增殖,并获得类似肌成纤维细胞的收缩和基质生成特性。门管区成纤维细胞及其他间充质细胞群也参与这一过程,在胆道损伤中尤其如此。
来自受损肝细胞、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募集而来的免疫细胞、内皮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本身的信号,共同驱动这一活化过程。濒死的肝细胞释放分子信号,引发炎症。作为肝脏驻留巨噬细胞的库普弗细胞,以及募集而来的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会产生影响损伤与修复过程的介质。转化生长因子β是刺激胶原生成的主要因子,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则促进已活化间充质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当基质的生成量超过降解量时,基质便会积聚。基质金属蛋白酶能够降解细胞外基质成分,但其活性受到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的调控。在持续损伤期间,这种平衡往往偏向于基质的保留。胶原还会发生化学交联,其中包括赖氨酰氧化酶家族成员介导的反应。这会增加组织硬度,并使已经形成的瘢痕更难被酶降解。
这些力学变化又会强化生物信号传导。细胞通过整合素、细胞骨架结构和机械敏感性信号通路感知基质硬度的增加。这些信号可维持肌成纤维细胞的活化状态,并改变肝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行为。因此,纤维化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损伤促进基质沉积,而改变后的基质又有助于维持促纤维化状态。这并不意味着病情必然进展,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去除最初的致病因素后,肝脏的正常结构未必会立即恢复。
免疫系统兼具促纤维化和修复功能。处于某些特定状态的巨噬细胞会促进炎症和肝星状细胞活化,而处于另一些状态的巨噬细胞则有助于基质降解和纤维化消退。自然杀伤细胞能够杀死部分已活化的肝星状细胞,不同的T细胞群则会影响炎症、细胞存活和修复。这些功能随疾病阶段和组织环境而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免疫细胞分为“有害”和“保护性”两类。
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氧化应激、脂质代谢改变、细胞衰老以及肠道与肝脏之间的信息交流。经门静脉血流抵达肝脏的微生物产物能够激活先天免疫通路,尤其是在肠道屏障功能受损时。这些相互交织的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针对某一条信号通路有效的治疗,在人体已形成的疾病中可能效果有限。维持纤维化的是由相互作用的细胞群和信号构成的网络,而非某个在所有情况下都起主导作用的分子开关。
组织学评估与分期
对肝脏活组织检查标本进行检查,可直接显示纤维化,同时识别基础疾病的特征。组织切片可显示瘢痕的位置、有无纤维桥形成,以及是否已形成再生结节。常规苏木精-伊红染色可提供细胞损伤和组织结构方面的信息,而 Masson 三色染色或天狼星红染色等结缔组织染色可使胶原更加清晰可见。网状纤维染色有助于评估支撑框架及肝细胞板结构的变化。
纤维化分期不同于炎症分级。分期描述瘢痕形成的程度及其在组织结构中的分布;分级则描述炎症活动及相关组织损伤。患者可能已有明显纤维化,但当前炎症很轻,也可能存在活动性肝炎,而纤维化相对有限。混淆这两个维度,可能掩盖累积的结构损伤与取样时正在发生的损伤强度之间的区别。
目前有多种分期系统。为慢性丙型肝炎制定的 METAVIR 系统将纤维化分为 F0 至 F4 期:F0 表示无纤维化,F1 表示汇管区纤维化但无纤维间隔,F2 表示汇管区纤维化伴少量纤维间隔,F3 表示存在大量纤维间隔但尚无肝硬化,F4 表示肝硬化。Ishak 系统采用 0 至 6 期,对桥接纤维化和肝硬化作了更细的划分。这些量表相互关联,但不能互换使用,其数值的变化也不代表胶原含量等幅增加。
脂肪性肝炎需要采用能反映其特征性分布的分期系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临床研究网络分期系统在第 1 期内区分早期窦周纤维化与汇管区纤维化模式,将窦周纤维化合并汇管区或汇管区周围纤维化列为第 2 期,桥接纤维化列为第 3 期,肝硬化列为第 4 期。在采用 F0 至 F4 的分期系统中,“显著纤维化”“进展期纤维化”和“肝硬化”等术语通常分别对应 F2 及以上、F3 及以上和 F4。这些定义取决于所用量表及具体研究背景。
活组织检查存在重要局限。纤维化分布不均,而小块标本仅代表肝脏极小的一部分。未取到纤维桥或结节的标本可能导致分期被低估,而瘢痕异常密集的组织碎片则可能使整体纤维化负担被高估。标本长度、碎裂程度及汇管区数量均会影响判读。不同观察者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在相邻分期的判断上尤为明显。
由于活组织检查具有侵入性,并存在疼痛和出血等风险,随着无创检测的改进,其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当病因不明、可能有多种疾病并存,或显微镜下的炎症特征会影响治疗分类时,活组织检查仍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胶原定量测量和数字病理学可作为传统分期的补充,但单凭胶原所占百分比,无法全面反映血管结构扭曲、瘢痕位置或疾病的生物学活动性。
自然病程与临床后果
肝纤维化通常在没有可归因于瘢痕本身的特异性症状的情况下发生。早期病变可能在排查肝酶异常、检查偶然发现的影像学异常,或评估已知慢性肝病时被发现。氨基转移酶水平正常并不能排除显著纤维化。反之,肝酶显著升高可能反映正在发生的肝损伤,而不一定意味着已有晚期瘢痕形成。疲劳等症状缺乏特异性,不能可靠地反映纤维化分期。
纤维化的进展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人多年处于早期阶段,另一些人则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至晚期。其进程未必呈线性:损伤活跃期可与病情稳定期或消退期交替出现。以“每年进展的纤维化分期数”表示的估计值只是人群层面的概括,若将其当作个人病程的时间表,可能产生误导。年龄、病因、代谢因素,以及损伤是否持续或消除,都会影响疾病的演变轨迹。
随着瘢痕增多和血管重塑加剧,门静脉血流阻力随之升高。门静脉高压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动力性因素:纤维间隔和结节阻碍血流,而活化的收缩性细胞及血管信号传导的改变又进一步增加阻力。在肝窦性肝病中,肝静脉压力梯度达到或超过 10 mmHg 即符合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的定义,并与并发症风险升高相关。对于以肝窦前病变为主的疾病,这一测量指标的参考价值较低,因为门静脉压力可能已升高,而该压力梯度并未相应升高。
肝硬化可维持在代偿期,即尚未出现重大临床并发症。腹水、静脉曲张出血或肝性脑病等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进入失代偿期。腹水是门静脉高压、循环调节异常和肾脏钠潴留相互作用,导致液体在腹腔内积聚的结果。曲张静脉是门静脉血液绕过肝脏分流时形成的侧支静脉。肝性脑病反映的是与肝功能不全及门体分流相关的脑功能障碍,而非瘢痕组织直接产生的机械性影响。
晚期纤维化还会改变肝癌,尤其是肝细胞癌的发生风险。肝硬化是一种重要的高危状态,但在某些疾病中,尤其是慢性乙型肝炎,即使没有肝硬化也可能发生肝癌。纤维化本身并非恶性病变。它与癌症的关联反映了慢性损伤、再生、炎症、遗传改变和组织重塑共同构成的整体环境。
在多种慢性肝病中,纤维化分期是预测肝脏相关结局的重要指标。不过,解读时仍需注意竞争风险。在代谢性肝病中,心血管疾病和肝外恶性肿瘤也是导致患病和死亡的重要因素。Child–Pugh 分级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指标用于描述晚期肝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某些方面,并非直接的纤维化分期系统。瘢痕负荷、肝脏功能储备、门静脉压力和整体健康状况彼此相关,但属于不同的维度。
血液检测与序贯评估
基于血液的纤维化检测采用慢性肝病的间接指标,或与细胞外基质更新有关的成分。间接指标包括血小板计数、转氨酶水平和患者年龄。直接标志物组合检测则测定透明质酸或参与胶原代谢的蛋白质等物质。某种生物标志物可能与纤维化相关,却并非瘢痕组织所特有,因此,解读每项检测时,都必须考虑其经过验证的适用人群和临床情境。
纤维化4项指数,通常称为FIB-4,综合年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血小板计数计算:
常规计算中,年龄以岁为单位,AST和ALT以单位/升表示,血小板计数以 表示。门静脉高压和脾脏对血小板的滞留可伴有血小板减少,而转氨酶则提供有关肝损伤的信息。然而,这两种机制都并非纤维化所独有。因此,血小板疾病、急性肝炎及酶活性的变化均可影响检测结果,而与瘢痕负荷无关。
FIB-4尤其适合作为初步风险分层工具,而非精确判定组织学分期的手段。在许多针对成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评估流程中,数值低于1.3提示进展期纤维化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数值高于2.67则提示可能性较高。两者之间为不确定区间。根据年龄调整结果解读十分重要:对于65岁以上的人群,通常将较低的判断界值设为2.0;对于35岁以下的成年人,其评估效能有限。这些阈值取决于具体情境,并非普遍适用的诊断界值。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是另一种广泛使用的评分,尤其常用于病毒性肝炎。该评分结合AST相对于实验室正常值上限的比值与血小板计数进行计算。专有组合检测则综合多项生化指标。增强型肝纤维化(ELF)检测测定透明质酸、Ⅲ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和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这类检测既能提供预后信息,也能提示进展期纤维化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受到肝外生物学过程的影响。
检测效能取决于疾病的患病率和检测目的。在患病率较低的人群中,低风险结果可能有助于排除进展期疾病,而阳性结果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确认。仅凭诊断敏感度与特异度,无法确定某一具体结果真正代表进展期纤维化的概率。预测值会随检测前的患病可能性而变化。
序贯评估先采用相对便宜的一线血液评分,再结合第二项检测,通常是弹性成像或专门的血清标志物组合检测。这种方法既能识别高风险人群,又能减少需要接受有创评估的人数。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仍需重视:血液评分低而肝脏硬度测值高,可能反映混杂因素、测量局限,或某项检测未能充分反映的病变。无创评分用于划分患病概率和风险,并不能成为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精确替代显微镜下分期的方法。
影像学检查与肝脏硬度测量
常规超声成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和磁共振成像可显示与进展期慢性肝病相关的征象,包括肝表面结节状改变、肝段比例改变、脾大、侧支血管形成和腹水。这些征象对早期纤维化的敏感性较低。常规影像学检查中看似正常的肝脏,仍可能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瘢痕组织;而肝脏轮廓或质地的改变,也不能确定其根本病因。
弹性成像用于评估组织的力学特性。在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中,外部机械脉冲产生剪切波,随后通过超声追踪剪切波在肝脏中的传播。通常,组织越硬,剪切波传播越快。测量结果通常以千帕为单位,表示估算的硬度。点剪切波弹性成像和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利用超声系统产生的声脉冲,可在进行常规成像的同时评估组织硬度。
硬度并非对胶原含量的直接测量。活动性炎症、肝外胆道梗阻、肝淤血及近期进食,均可在与纤维化无关的情况下使硬度升高。体型、探头选择、测量部位和采集质量等技术因素也会影响结果。常规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通常受腹水限制,而其他一些基于超声的技术则可在存在腹水时使用。因此,正确解读结果既需要评估技术质量,也需要了解临床背景。
不同设备和不同疾病人群所适用的阈值并不相同。在某些慢性肝病情境中,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测得的硬度值低于约8 kPa,常被用于辅助排除进展期纤维化。Baveno VII共识针对代偿期进展期慢性肝病采用了一套相关但不同的判断框架:在没有其他临床或影像学征象时,低于10 kPa可排除该病,10–15 kPa提示可能存在该病,高于15 kPa则高度提示该病。这些分类反映的是临床风险和疾病的进展程度,不能与活检分期进行精确的一一对应换算。
磁共振弹性成像通过产生机械波,并利用磁共振成像序列,描绘机械波在较大范围肝组织内的传播情况。该技术诊断进展期纤维化的准确性通常较高,当基于超声的测量因技术原因未能成功,或结果不明确时,可能具有实用价值。其局限性包括成本、可及性,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技术困难,例如使用某些序列时,严重铁过载会影响检查。由于两种方法估算组织特性的方式不同,磁共振弹性成像所得的千帕数值不能与瞬时弹性成像的数值互换使用。
重复影像学检查可记录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但治疗后硬度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瘢痕组织也相应减少。例如,抗病毒治疗可能迅速减轻炎症,使硬度在胶原发生显著重塑之前就已下降。因此,将影像学结果与实验室检查结果、疾病活动度,以及在相近条件下获得的既往测量结果相结合,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结构影像学检查、硬度测量和组织学检查所提供的信息相互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通过控制基础疾病进行治疗
肝纤维化的治疗历来主要依靠控制造成持续性肝损伤的病因。这不同于缓解纤维化的某种症状,也不同于直接溶解胶原。去除或抑制最初的致损因素,可以减弱炎症信号传导,减少肝星状细胞活化,并使细胞外基质得以重塑。此后的恢复程度取决于肝脏原有的组织结构、病程长短、伴随疾病,以及是否已经形成血管改变或再生性改变。
对于慢性丙型肝炎,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可使大多数接受治疗的患者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清除病毒与肝脏相关并发症减少有关,部分患者的纤维化也可消退。对于慢性乙型肝炎,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等核苷(酸)类似物可抑制病毒复制,并带来组织学改善;一些长期研究还发现,部分患者的肝硬化可消退。抑制乙型肝炎病毒并不等于将其清除,其临床意义也不同于丙型肝炎的治愈。
控制酒精相关肝损伤的核心是停止接触致损因素,并在综合医疗照护中治疗酒精使用障碍。对于代谢性肝病,持续减重和改善代谢功能障碍与脂肪性肝炎的改善有关,部分患者的纤维化也可改善。肝脏脂肪含量、炎症活动和纤维化的变化各有不同的时间进程。一种药物能够改善血糖控制或减少肝脏脂肪,并不意味着其抗纤维化作用也已得到证实。
2024年3月,药品监管领域出现了一项重要进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速批准瑞司美替罗用于治疗伴有中度至重度纤维化(对应F2–F3期)的非肝硬化成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现通常称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即MASH)患者,同时配合饮食和运动干预。瑞司美替罗是一种甲状腺激素受体β激动剂。此次批准基于组织学终点,仍需确证性证据来证实其临床获益。这一适应证限定于特定疾病及纤维化分期范围,并不意味着该药可普遍用于治疗各种病因引起的纤维化,也不适用于失代偿期肝硬化。
其他病因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免疫抑制治疗可控制自身免疫性肝炎;熊去氧胆酸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公认治疗药物;去铁治疗用于处理遗传性血色病中的铁过载;针对铜代谢异常的治疗则用于威尔逊病。解除可逆性胆道梗阻可减轻胆汁淤积性损伤。这些例子说明,即使已经证实存在纤维化,明确病因仍然必不可少。
对于已经形成的晚期肝病,还需处理门静脉高压、腹水、肝性脑病,以及感染和肝癌风险。这类诊疗并不等同于逆转纤维化。对于经过筛选的终末期肝病患者,肝移植可替换病变器官,但它并非用于治疗无并发症的早期纤维化。临床结局既取决于病因是否得到控制,也取决于如何处理已经存在的结构和功能异常。
纤维化消退、抗纤维化研究和尚未解决的测量问题
从生物学上看,纤维化可以消退,因为细胞外基质始终处于不断生成、修饰和降解的过程中。当损伤减轻时,一部分活化的肝星状细胞发生程序性细胞死亡,一部分进入衰老状态,还有一部分转为活性较低的状态。巨噬细胞群体的功能可转向促进基质分解和组织修复。随后,随着基质生成及其降解抑制作用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降解胶原的酶便可发挥作用。
纤维化消退并不等于完全恢复正常。粗厚且高度交联的纤维间隔可能持续存在,即使胶原已大量减少,血管分流或微循环结构紊乱仍可能残留。纤维化消退的组织学特征包括纤维间隔变薄或断裂,以及瘢痕与再生组织之间关系的改变。即便活检结果已不再满足肝硬化的全部诊断标准,残留的组织结构和血管异常仍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在人类中观察到的纤维化可逆性证据,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对丙型肝炎成功治疗后以及乙型肝炎病毒得到长期抑制后的患者进行的随访研究表明,已经形成的纤维化可以减轻。某些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铁过载性疾病在治疗后出现的改善,也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不过,对前后配对活检结果的解读仍受到取样变异的影响:同一患者表面上出现的分期变化,可能部分源于所取组织的差异。
直接抗纤维化研究针对瘢痕形成的多个环节展开。研究中的策略包括减少肝星状细胞活化、调节巨噬细胞募集、抑制胶原交联、改变代谢应激状态,以及促进基质降解。广泛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存在困难,因为这一通路也参与正常的免疫调节、组织维持和肿瘤抑制。靶向赖氨酰氧化酶样蛋白2的抗体辛妥珠单抗,在针对脂肪性肝炎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开展的大型试验中未能显示出预期的临床获益,说明看似合理的作用机制与有效治疗之间仍存在差距。
测量是临床试验中的一大障碍。失代偿、肝移植和肝病相关死亡等临床事件,可能需要多年才能累积到足够数量,尤其是在疾病较早阶段。因此,试验往往采用组织学改善或无创指标作为中间结局。一项常用的活检终点是在脂肪性肝炎不加重的前提下,纤维化至少改善一个分期。这类终点属于替代终点:其是否有用,取决于治疗引起的指标变化能够多可靠地预测有实际意义的临床获益。
新兴方法包括定量图像分析、细胞群体的空间分布图谱绘制、胶原周转标志物,以及血液检测与影像学测量的组合应用。验证这些方法,需要在不同病因、疾病分期、实验室和人口群体之间进行比较。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区分疾病活动度降低与真正的组织结构修复。另一个问题是,测得的瘢痕减少是否会使门静脉高压、失代偿或癌症风险按比例降低。这些结局彼此相关,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将它们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