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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korea · 地点

朝鲜

朝鲜是东亚的历史文化地区,自1945年起分为南北两部分,现有两国共享语言与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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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是位于亚洲东部的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地区,以朝鲜半岛及其邻近岛屿为中心。自1945年起,该地区分为南北两个政治管辖区;自1948年起,分别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称朝鲜)和大韩民国(通称韩国)治理。英文中的“Korean”一词指该地区的人民、语言和文化传统,而非另一个独立的地理实体。因此,作为地区名称的“朝鲜”并不等同于当今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与日本之间,东北部与俄罗斯有一段短小的陆地边界。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大陆与海洋交流的重要地带,也使其成为重大战争与国际角逐的舞台。其历史发展历经早期农业社会、诸国并立、延续数百年的王朝国家、日本殖民统治,以及经朝鲜战争而固化的南北分裂。共同传统在语言、饮食、亲属关系和文化遗产中依然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七十多年来各自发展的制度,也使南北双方在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和日常经历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

名称、疆域与自然地理

英语名称 Korea 源自高丽,该王朝于918年至1392年间统治半岛大部分地区。通过中世纪的商贸与外交往来,这一名称逐渐为东亚以外的地区所知。如今,半岛南北的朝鲜语称谓有所不同:南方通常简称“韩国”(Hanguk),北方则通常称“朝鲜”(Chosŏn)。大韩民国的正式朝鲜语名称为 Daehan Minguk;北方国家的国名则包含 Chosŏn。这些称谓体现了不同的历史命名传统,并不意味着朝鲜语有着不同的起源。在历史著述中,“Joseon”通常指1392年建立的朝鲜王朝,不过 Chosŏn 和 Joseon 其实是同一个朝鲜语名称的不同罗马字转写形式。

朝鲜半岛自亚洲大陆东北部向南延伸约1,000公里。包括各岛屿在内,朝鲜的总面积约为22万平方公里,具体数值因测量方式和疆域界定不同而略有差异。鸭绿江构成了与中国边界的大部分,图们江则构成东北部与中国的边界,并在河口附近构成与俄罗斯的边界。半岛西临黄海,东临日本海(朝鲜语称“东海”),南接朝鲜海峡及其毗邻海域。这一区域还包括众多近海岛屿,其中以济州岛最大。

朝鲜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和高地。最高峰是位于中国与朝鲜边境的白头山,亦称长白山,海拔约2,744米,山顶火山口内有一座湖泊。太白山脉纵贯半岛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小白山脉则向西南方向分支延伸。由于主要山脉构成的山地中轴距东海岸较近,东部河流通常比许多向西或西南流的河流更短,坡降也更大。较大的农业平原分布在西部河谷和西南沿海。这些地形差异深刻影响了聚落分布、交通走廊以及历史上的水稻种植分布。

鸭绿江和图们江汇集北部边境地区的水流;大同江流经平壤;汉江流经首尔;洛东江流域则涵盖韩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部和南部海岸曲折,河口、潮滩与岛屿众多;相比之下,东部海岸大多较为平直,沿岸低地也相对狭窄。西海岸潮差较大,既孕育了独特的滨海环境,也推动了围海造地工程。位于半岛以南的济州岛是一座火山岛:汉拿山海拔约1,947米,熔岩洞、火山锥和玄武岩地貌使其有别于半岛大部分地区。

气候、生态系统与环境变化

朝鲜半岛属温带气候,深受东亚季风影响。冬季,来自亚洲内陆的大陆气流向外流动,天气普遍寒冷且较为干燥。夏季,周边海域带来湿润气流,天气温暖至炎热,空气潮湿。纬度、海拔及受海洋影响的程度造成了显著的地区差异。北部内陆高地的冬季远比南部沿海寒冷,而济州岛的气候则相对温和。春秋两季为过渡季节,但其持续时间和天气状况因地点和年份而异。总体而言,这里的气候兼具冬季的大陆性特征与受海洋影响的夏季降雨格局。

全年降水大多集中在暖季。移动的锋面雨带形成了初夏雨季,朝鲜语通常称之为“장마”(jangma);夏季后期的降雨则可能包括热带气旋带来的强降雨。南部和沿海地区尤其容易受到热带风暴降雨和大风的影响,但内陆及北部也会发生造成严重破坏的洪灾。降雨量年际变化较大,带来洪涝与干旱交替出现的风险。陡峭的山坡、集中的降雨和人口密集的洪泛平原共同作用,可能引发滑坡、快速地表径流和城市内涝。冬季,寒冷的大陆气流经过海面时,可在某些沿海和山区带来强降雪。

自然植被从北部山区的耐寒森林,逐渐过渡到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温带落叶林和混交林,最南端的部分地区则分布着暖温带常绿植被。历史上的农耕、薪柴采集、战争及工业发展,广泛改变了这些自然环境。韩国开展了大规模植树造林,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使许多原本退化的山坡面貌一新。在朝鲜,森林减少和坡地开垦加剧了土壤侵蚀,使流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不过,两国内部的生态状况均存在很大差异,行政边界也并不与森林或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域完全吻合。

沿海潮滩为沿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迁徙的鸻鹬类候鸟提供了觅食地。围垦、泥沙输移变化、污染和海岸建设使许多此类栖息地缩小或发生改变。2021年,韩国部分潮滩以“韩国滩涂”之名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边境非军事区内也保留了一些栖息地,其开发强度低于周边许多地区,但军事设施、地雷、火灾以及通行受限且不连贯的状况,使保护工作变得复杂。气候变化正在影响气温、季节时序、海洋环境和极端天气风险。这些压力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土地利用、河流工程及城市扩张相互作用。

早期社会与王国的兴起

考古证据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朝鲜半岛就已有人类居住。此后的社群制作陶器,利用沿海和河流资源,生活方式也日趋定居化。栉文陶器时代通常被定为约公元前8000年至前1500年,其间存在多种生计方式,而非单一、同质的农业社会。随后的无文陶器时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300年,农业聚落不断扩展,社会分化也愈加明显。水稻种植与粟等其他作物的栽培并行发展。青铜器、大型墓葬和聚落组织形式,反映出社会地位与权力结构的变化,但不能仅凭陶器风格或墓葬形式直接判定当时的政治归属。

古朝鲜被后世视为朝鲜早期政权之一,见于涉及半岛西北部及其毗邻大陆地区的古代文献传统。其传统建国年代为公元前2333年,这一说法源于檀君建国传说,并非经考古证实的国家建立时间。公元前2世纪,卫满朝鲜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势力。汉朝于公元前108年将其征服,设置了乐浪等郡。这些机构将半岛部分地区纳入帝国的行政和商业网络,同时与当地居民共存并相互往来。在考察早期政权的地理范围并对其作出解释时,必须谨慎区分同时代证据与年代晚得多的历史记载。

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若干国家和联盟相继形成。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成为主要的竞争势力,伽倻诸联盟则占据半岛南部的部分地区。高句丽控制着半岛北部及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大片领土。百济以半岛西南部为根基,与日本列岛等地保持着重要的海上联系。新罗兴起于东南部,逐步加强其制度建设与军事实力。王室谱系记载了较早的建国年代,但中央集权王国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由与大陆的联系传入的佛教,成为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推动了艺术创作和学术交流。

新罗与唐朝结盟,分别于660年和668年击败百济与高句丽,随后又与唐军交战,确立了对北部边疆以南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渤海国于698年在高句丽故地及其毗邻地区建立,统治着更北方的区域,直至926年被契丹灭亡。因此,一些历史学家使用“南北国时代”这一称谓,而不将新罗视为此前朝鲜各政权全部领土的统治者。新罗都城庆州成为重要的宗教与艺术中心。政治分裂最终形成了后三国局面,王建建立的高丽从中崛起,于10世纪初成为主导力量。

高丽与朝鲜王朝:制度、学术与社会秩序

王建于918年建立高丽,至936年巩固了对半岛的统治,定都开京,即今开城。高丽发展了中央官僚体制,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度;在其社会中,世袭身份与科举学业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佛教受到王室扶持,深刻影响了制度、艺术和思想生活。高丽尤其以青瓷和高丽大藏经闻名;后者是一部在十三世纪雕刻于八万余块木制印版上的佛教经典总集。现存经版收藏于海印寺,体现了宗教、工艺与典籍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

高丽的对外关系涉及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中国的宋朝以及蒙古势力。始于1231年的蒙古入侵造成了广泛破坏,也引发了长期抵抗。朝廷迁往江华岛,最终高丽臣属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双方的王室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关系。国内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从1170年至12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武人掌控着政治。十四世纪,随着元朝权势衰落,高丽统治者试图恢复自主,但土地占有纠纷、军事压力和派系斗争削弱了王朝。1392年,将领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定都汉阳,即今首尔,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日益以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学为核心。君主通过中央各部、地方官员、法典和科举选拔的官吏治理国家。两班精英兼具学术声望、官职和世袭的社会优势,不过这一群体的构成随时间有所变化。社会中还有平民以及被归为奴婢的人群,后者所受的人身束缚形式在不同时期各有差异。在世宗在位期间(1418—1450年),朝廷资助研制天文仪器、编修历法和农书,并创制了后来称为“韩文”的新文字体系。这套文字于1446年颁布,为记录朝鲜语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文言文的方式。

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使全国遭受重创。朝鲜军队、地方武装、中国明朝军队,以及李舜臣将军指挥的海上作战,共同参与了抵抗。随后,满洲人于1627年及1636—1637年发动入侵,改变了朝鲜王朝与正在兴起的清朝秩序之间的关系。朝鲜王朝后期,商业有所发展,农业发生变化,以本土语言进行的写作日益普及,学术界也展开了通常被归入实学范畴的讨论。这些变化并未消除身份等级差别,也未消除反复出现的财政与政治矛盾。十九世纪,国内起义以及外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使王朝的各项制度承受着日益沉重的压力。

外国干涉、帝国与日本殖民统治

19世纪,朝鲜的转型发生在东亚列强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朝鲜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包括1866年法国的军事行动和1871年美国的远征。1876年,日本以军事压力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开放港口供日本通商,并确立了日本的治外法权。此后签订的更多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外国进入朝鲜的范围。改革运动、宫廷派系、商人利益群体以及民间反对力量,对这些变化作出了不同回应。1884年失败的甲申政变,既反映了制度改革的诉求,也体现了相互竞争的外部势力的影响。此时,已不能仅凭朝鲜此前与清朝的外交关系来理解其处境。

1894年的东学农民革命将社会不满与宗教、政治动员结合起来。中日两国军队的介入促使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结果使日本的影响力急剧上升。甲午改革力图对制度作出重大调整,包括正式废除世袭身份等级和旧有科举制度。1895年,闵妃,即后来被追尊为明成皇后者,遭日本人员及朝鲜合作者杀害。1897年,高宗宣布建立大韩帝国,试图通过确立帝国地位来巩固主权平等。这些举措始终受到外国竞争和内部冲突的严重制约。

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的地位。1905年,日本强行将朝鲜置于保护国地位,剥夺其独立外交权,继而于1910年将其吞并。殖民政府使朝鲜的各项机构服从于日本帝国的行政体系,开展土地调查,扩建铁路和港口,并推动工农业生产融入日本经济。这些变化同时伴随着政治排斥、强制性的警察管控、言论限制,以及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殖民统治后期,北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尤为可观,而人口迁移则将朝鲜与日本、满洲及其他帝国领地联系起来。

反抗采取了多种形式。1919年的三一运动以发表独立宣言为开端,随后发展为大范围示威,并遭到殖民当局镇压。同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及武装抵抗组织则在不同环境中开展活动。殖民时期的文化政策有所变化,但战时动员带来了日益严密的同化措施、劳工动员和军事征募。朝鲜人也是日本军方“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围绕殖民强制行为、赔偿与历史责任的问题,在此后的外交关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其在朝鲜的统治随之结束。

分裂、战争与两个国家的形成

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分别在以北纬38度线为界的两个占领区接受日军投降。这条线最初是占领区的分界线,并非朝鲜半岛上的国家通过谈判达成的边界。朝鲜各政治组织寻求以不同方式实现独立、组建政府,而占领国则支持彼此竞争的制度安排。随着冷战对抗日益加剧,建立统一行政机构的努力以失败告终。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在首尔成立;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成立。两国政府均声称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管辖权。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由此爆发。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介入战争,支持韩国。联合国军向北推进后,中国军队于1950年末参战。战争给整个半岛的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和平民生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大量人口死亡、流离失所或与亲人离散;由于史料和统计方法不同,对死亡总人数的估计也各不相同。在战线大幅变动、各地遭受严重破坏之后,战局最终在最初的分界线附近稳定下来。

1953年7月27日签署的停战协定中止了敌对行动,但并未促成全面和平条约。协定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并设立了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形成一条宽约4公里、长约250公里的缓冲地带。停战协定由联合国军、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代表签署;韩国并非签署方。此后,这条严密设防的边界成为国际对抗在地理上最鲜明的体现之一。海上界限,尤其是西部海域的界限,始终是争议的根源,并不时引发武装冲突。

两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制度。朝鲜在金日成领导下巩固了中央集权的一党体制,此后由金正日、金正恩先后继任最高领导人。韩国则经历了威权统治、军人干政和快速工业化,并于1987年转向竞争性民主制度。两国均于1991年加入联合国。2000年、2007年和2018年的朝韩首脑会晤促成了多项宣言,也曾带来短暂的交流契机,但合作与对抗始终交替出现。离散家属团聚和有限的经济项目为双方提供了接触机会,却未能消除根本性的分裂。外交措辞、军事政策和沟通渠道的变化,一再改变着两国政府之间的实际关系。

人口、聚居与迁移

2020年代初,韩国人口约为5200万,国际估计则认为朝鲜人口约为2600万。因此,两国总人口约为7800万,不过,受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及统计时间所限,朝鲜人口数字的准确程度有限。两国人口绝大多数认同自己属于朝鲜民族,并拥有共同的历史语言,但两国社会都并非完全同质。地域认同、迁移历史、宗教归属、社会地位以及分裂经历,使得将其简单描述为一个内部毫无差异的民族并不恰当。韩国的外籍居民及跨国家庭成员群体也在不断壮大。

人口聚居格局既反映自然地理条件,也体现政治经济变迁。平原和河谷拥有可耕土地和交通通道,长期以来人口密集。在韩国,包括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尔首都圈集中了全国约一半的人口。釜山发展成为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蔚山、浦项及东南部其他中心城市则与制造业紧密相连。大田和行政城市世宗在韩国的国家机构空间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的城市网络包括平壤、咸兴、清津、南浦及其他工业或交通中心,但这些城市的发展是在不同的居住管理与资源分配体制下进行的。

韩国的人口转型尤为迅速。20世纪下半叶,死亡率下降、生育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以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重塑了家庭形态。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妇女生育0.72个孩子,远低于在没有人口迁移的情况下长期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水平。人口老龄化影响着劳动力供给、地方公共服务、家庭构成以及照护责任的分配。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的人口减少往往比首都圈更为严重。朝鲜同样面临人口压力,但较难获得可供比较的最新统计数据,其人口发展史还包括1990年代严重的粮食危机及由此造成的超额死亡。

朝鲜民族的海外侨民群体形成于数次不同的迁移浪潮。19世纪至20世纪初,迁往中国东北的人口不断增加;殖民统治时期,前往日本的人数上升,其中既有为就业而迁移的人口,也有遭强制动员者。1937年,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被强制迁往中亚,这一事件对前苏联境内的朝鲜人社群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移民浪潮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社群。各地侨民在国籍、语言保留程度和文化认同方面存在差异。朝鲜半岛的分裂又带来了新的流离失所问题:战时难民、离散家庭以及离开朝鲜的人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迁徙,进入了不同的法律与社会环境。

语言、教育与宗教传统

朝鲜语是半岛主要的共同语言。它通常被归为孤立语言,或一个规模较小的朝鲜语系的主要成员,具体分类部分取决于如何看待济州话等语言变体。早期一些试图将朝鲜语明确归入广义“阿尔泰语系”的主张,尚未得到普遍认可。朝鲜语的动词通常位于分句末尾,并大量使用后缀来表达语法关系、礼貌程度和言语等级。其书面语词汇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历史上源自汉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语是汉语的一个分支。其地域变体包括西北、东北、半岛中部、东南、西南及济州等地的方言。

韩文字母在朝鲜称为“朝鲜文字”,由世宗大王主持创制,并于1446年通过《训民正音》颁布。字母分别表示辅音和元音,书写时组合成音节方块。最初的体系包含28个字母;现代标准朝鲜语使用24个基本字母,并辅以字母组合。这套字母问世后,汉字在数百年间仍占据重要地位。朝鲜基本上已在日常公共书面表达中停用汉字,而韩国则在教育及专业领域保留了汉字的有限用途。半岛分裂以来,双方在拼写规则、术语、发音标准和外来词选用上逐渐形成差异,但两种标准语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

历史上,教育由不同机构承担,各有侧重。儒家书院、官学、佛教寺院和乡村私塾传授宗教知识、经典文献及行政知识。现代大众教育在二十世纪得到普及,但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教育体制,其政治目标截然不同。当代的朝鲜和韩国都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学校体系,并高度重视识字教育和技术培训。韩国发展了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入学考试竞争激烈;朝鲜则将教育纳入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学校教育也传递本国的历史叙事,因此既是共同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机制,也是不同政治认同不断得到强化的机制。

半岛的宗教生活从来不能归结为单一传统。佛教在早期诸王国及高丽时期深深扎根,而朝鲜王朝则尊崇儒家的治国理念、学术和祭祖礼仪。通常以“巫俗”一词概括的萨满信仰实践,一直在家庭和社区中延续。天主教自十八世纪末开始发展,最初源于朝鲜人对传入文献的研读;新教的传教活动则自十九世纪末起逐渐扩大。在现代韩国,基督教的影响尤为显著,佛教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有大量人口自称没有宗教信仰。东学兴起于十九世纪,后来发展为具有组织体系的天道教。在朝鲜,宗教机构的运作受到国家的广泛限制,独立宗教活动也受到严格约束。

艺术、物质文化与历史记忆

朝鲜的文化创作在本土创新和与周边社会的持续交流中发展。现存的高句丽墓葬壁画描绘了宫廷生活、仪仗出行、狩猎以及反映宇宙观的图像。佛教雕塑与寺院建筑在三国及其后的各个时期蓬勃发展;庆州附近的佛国寺和石窟庵是八世纪的杰出范例。高丽工匠以青瓷闻名,其中包括采用镶嵌纹饰的瓷器。朝鲜王朝的文化艺术作品包括白瓷、粉青沙器、山水画、书法和插图书籍。这些传统随着赞助力量、技术、市场和社会审美的变化而演变,并非数百年间一成不变的固定形式。

印刷在宗教和学术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高丽使用雕版和金属活字印制佛教典籍。1377年印行的《直指》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朝鲜王朝历代宫廷继续资助印刷和学术活动,商业出版和本国语文阅读也逐渐普及。文学表达既包括文言散文和汉诗,也包括乡歌、时调和歌辞等朝鲜本土体裁。本国语文小说和表演传统使叙事作品触及更广泛的受众。由于多种书面语体并存,朝鲜文学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以现代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的历史。

音乐和表演艺术包括宫廷与仪式音乐、民歌、打击乐传统、假面舞,以及由一名歌者在鼓手伴奏下演绎长篇故事的盘索里。伽倻琴和大笒等乐器至今仍是传统音乐的代表。各地饮食习惯有所不同,但通常以米饭或其他谷物搭配蔬菜、汤、炖菜和发酵调味品。泡菜泛指经过调味、发酵的蔬菜,而不是一道做法统一的菜肴;大酱和酱油则广泛用于多种食物的制作。传统住宅采用温突地板供暖,其现代化形式至今仍十分普遍。服饰、居住空间和饮食都在工业化与城市生活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代文化产业使朝鲜语媒体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尤其体现在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游戏及数字传播领域。“韩流”一词指的就是这种日益扩大的国际传播现象。奉俊昊的《寄生虫》于202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韩江于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朝鲜的艺术机构在国家指导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电影、音乐、视觉艺术和大型集体表演形式。在整个半岛,文化遗产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诠释:博物馆、修复后的宫殿、纪念碑、考古遗址和纪念活动都凸显了对过去的特定理解,这些理解有时相通,有时则截然不同。

经济发展与区域联系

20世纪,朝鲜半岛的经济地理格局经历了多次转变。在日本统治下,半岛被更紧密地纳入帝国的农业供应、采矿、工业和交通运输体系。重工业和水电开发在北部部分地区尤为重要,而南部地区则拥有规模可观的农业生产和主要港口。分裂切断了原本一体化的供应网络,朝鲜战争又摧毁了南北双方的生产能力。因此,战后重建既要面对原有的地区差异,也要应对大范围破坏带来的困难。两国最终形成的经济反差,并非只是1945年以前状况的延续,而是在不同政策、国际关系和历史冲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定向信贷,以及政府与被称为“财阀”的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加快了工业扩张。继纺织品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之后,钢铁、造船、石化、汽车、电子和先进半导体产业相继发展起来。海外市场准入、引进技术、外国援助、本土创业活动,以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所提供的劳动力,都发挥了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企业融资和银行业的薄弱环节,并引发了大规模重组。此后,韩国巩固了其高收入经济体的地位,但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住房成本和经济活动的地域集中,仍是重要的国内问题。

朝鲜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强调国家所有制、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为重建及工业生产提供了支持。苏联解体扰乱了贸易和生产投入品的获取,而生产问题与环境冲击共同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严重的粮食危机。此后,在国家继续实行分配和管控的同时,非正式及半正式市场在家庭生活物资供应和商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与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有关的国际制裁限制了多种形式的贸易、金融和投资活动。中国已成为朝鲜有记录的货物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伙伴,但由于直接统计资料有限,公开发表的经济估算各不相同。

交通运输和贸易既体现了朝鲜半岛与全球的联系,也反映出分裂带来的影响。韩国港口,尤其是釜山港,是主要海运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仁川则是重要的航空门户。封闭或受到严格管控的陆地边界,使韩国与欧亚大陆腹地之间无法开展常规直通运输。南北经济合作项目曾包括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将韩国的资本和管理与朝鲜的劳动力相结合,直至2016年暂停运营。双方的能源体系也各自发展:韩国高度依赖进口燃料,并运营核电站;朝鲜的电力供应则包括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但受到基础设施条件的严重制约。半岛的地理位置持续将商业、交通运输、安全以及进入区域市场等问题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