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侵蚀是土壤物质在流水、雨滴冲击、风以及某些人类活动,尤其是耕作的作用下发生分离和搬运的过程。它是侵蚀的一种特定形式,其特点在于影响支撑陆地植被和农业生产、具有生物活性的土壤表层。侵蚀本是一种自然过程,但清除植被、扰动土壤和使径流集中,都可能使侵蚀速度大幅加快,远远超过新土壤的形成速度。因此,区分自然侵蚀与加速侵蚀,是理解其环境意义的关键。
侵蚀并非只是让土壤消失,而是使其重新分布:从一处移走的物质,可能在坡面更下方堆积、进入河流、沉积于水库,或以尘埃的形式在大气中迁移。侵蚀的后果取决于物质的来源地和最终去向。肥沃表土的流失可能降低农业生产力,而被搬运的泥沙则可能改变水生生境、携带养分和污染物,并缩短蓄水设施的使用寿命。因此,要理解土壤侵蚀,就必须关注其物理过程、土地管理、测量尺度,以及坡面与河流系统之间的联系。
物理过程与泥沙收支
土壤侵蚀包含三个密切关联的过程:分离、搬运和沉积。当外力超过维持土壤颗粒或团聚体稳定的阻力时,就会发生分离。雨滴能够击碎团聚体,流水能够通过剪切作用使颗粒脱离地表,风则能够吹起干燥的颗粒。随后,分离出来的物质受到搬运;当搬运介质的能量降低到不足以继续携带这些物质,或颗粒遇到障碍物时,便会发生沉积。这些过程可能在相距仅几厘米的位置发生,因此,肉眼可见的土壤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物质已经离开田块或流域。
土壤的抗侵蚀能力部分取决于土壤结构,也就是矿物颗粒与有机质组成团聚体和孔隙空间的排列方式。根系、真菌菌丝、有机胶结物质以及某些矿物成分有助于稳定团聚体。相反,反复的机械扰动、有机质含量偏低,以及易崩解的干燥团聚体迅速湿润,都可能削弱其稳定性。单个黏土颗粒十分细小,一旦分离便能长时间保持悬浮状态;但富含黏土且具有黏聚性的土壤,在最初发生分离时,可能比松散的砂土或粉土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因此,颗粒大小并不能单独决定土壤的易蚀性。
土壤形成与侵蚀同时进行。风化将母质转化为更细小的颗粒和化学性质发生改变的产物,而生物活动与有机物输入则促成可辨识土层的发育。局地土壤收支可用下式概括:
其中, 为单位面积的土壤质量, 为土壤生成量, 为沉积量, 为流失量。这一简化表达式未包含溶解流失和人为添加土壤等某些过程,但它清楚地说明了:当侵蚀量持续超过生成量时,土壤剖面就会逐渐变薄。
侵蚀总量与输沙量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侵蚀总量描述的是指定区域内发生分离或位移的物质量;输沙量则是越过该区域边界向外输出的物质质量,通常在河流出口处测量。两者之间的差额涉及坡脚、洪泛平原、河床及障碍物后方的泥沙储存。在一个流域内,某次暴雨侵蚀搬走的泥沙可能储存数十年,直到后来的洪水才将其再次搬运。因此,所形成的泥沙收支既具有空间性,也具有历史性。
土壤侵蚀的范畴并不等同于所有地表侵蚀过程的范畴。河岸后退、滑坡和沟蚀可能在移走土壤的同时,也移走更深处的沉积物或风化岩石。在某些环境中,即使地表侵蚀程度不高,这些过程也可能主导泥沙供给。地貌学将它们视为相互联系的地貌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农业评估往往侧重于耕作土层。在比较侵蚀估算结果时,必须明确说明所测量的物质、过程、区域和时间区间。
降雨与流水侵蚀
水蚀通常始于雨滴撞击裸露地表。下落的雨滴将动能传递给地表,使土粒剥离并向近处溅散。在斜坡上,反复撞击会使土粒总体向坡下移动。雨滴撞击还会破坏土壤团聚体,并使细颗粒重新分布、填入地表孔隙,形成降低下渗能力的封闭层。于是,更多降水转化为地表径流,形成一种反馈:土粒剥离有助于为后续搬运创造条件。
径流可通过不止一种水文途径形成。当降雨强度超过水分进入土壤的速率时,就会产生超渗径流。这种径流常见于强降雨期间受压实、结皮或植被稀疏的地表。当土壤达到饱和、无法继续储水时,即使降雨强度较低,也会产生蓄满径流。这种情况常见于溪流附近、水流汇聚的洼地,或排水受浅层不透水层限制的地方。因此,前期土壤湿润程度可能与降雨强度同样重要。
细沟间侵蚀包括雨滴造成的土粒剥离,以及浅薄、相对不受约束的地表水流对土粒的搬运。这种侵蚀常被称为面蚀,但实际水流通常沿细密而不规则的路径网络流动,而非形成均匀的片状水流。由于土壤流失在空间上可能较为分散,即使没有明显沟道,累积流失量也可能相当可观。石块下方残留的土柱、裸露的根系、地表结皮,以及颜色较深的表土逐渐消失,都能反映其影响。
径流汇集后,会切割出称为细沟的小型沟道。细沟通常较浅,常规耕作即可将其消除,但其输沙能力可能远高于周围的细沟间区域。较大的沟道,即切沟,通常无法通过日常耕作消除。有些切沟起始于向坡上后退的沟头陡坎:流水掏蚀陡坎底部,使失去支撑的土体坍塌。暂时性切沟被耕作填平后,会在相同的地形洼地反复出现;永久性切沟则会长期保留,成为固定的排水沟道。
水流对土粒的剥离通常与边界剪切应力有关:
其中, 为水的密度, 为重力加速度, 为水力半径, 为能量坡度。当这一应力超过特定土壤的临界值时,土粒更容易剥离,但湍流、根系、石块及土壤强度的变化会使这种关系变得复杂。泥沙输移还取决于水流是否有足够的剩余能量来携带更多物质:在相同流量下,含沙水流的表现可能不同于清水。
地下水流通道还会造成其他形式的侵蚀。水沿裂隙、动物洞穴或分散性土壤流动时,可能逐渐扩大地下孔道,这一过程称为土壤管蚀。即使起初地表径流看似有限,这些孔道的坍塌也可能引发切沟。沿河岸,岸坡土体饱和、坡脚冲刷和水位变化可能共同导致块状土体崩塌。因此,水蚀涵盖了从单个雨滴的撞击到整个土体坍塌的一系列过程。
风蚀与耕作引起的土壤再分配
当地表干燥、疏松、缺乏有效覆盖,且连续暴露的距离足够长时,风蚀作用最为强烈。风蚀不仅发生在沙漠和半干旱草场,也发生在农田中。直接起作用的是近地面流动空气施加的剪切应力,而不只是某一任意高度处的风速。地表粗糙度、土块大小、含水量、植被以及地表结皮强度,共同决定了土壤颗粒开始移动的阈值。
三种运动方式相互作用。较大的颗粒沿地表滚动或滑动,形成表面蠕移;中等大小的颗粒以短距离、反复跳跃的方式运动,称为跃移;细颗粒则进入悬浮状态。跃移颗粒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撞击地表时,能够使更多物质从地表溅出。这种撞击一旦开始,即使风速降至低于最初启动颗粒运动所需的水平,仍可能持续发生强烈侵蚀。运动颗粒的磨蚀还会损伤幼苗,并破坏脆弱的土壤团聚体,产生更多扬尘。
细尘可以迁移到远离源区的地方,而较粗的物质通常堆积在源区附近。因此,风成作用会按粒径对土壤进行分选,并可能选择性地移走细小矿物颗粒、有机质及其所携带的养分。沉积的沙粒可能掩埋幼苗、堵塞排水沟渠,或沿围栏和道路形成积沙。悬浮的尘埃成为大气气溶胶,影响辐射过程,并为遥远的生态系统输送矿物质。大气中的矿物尘并非全部来自农业土壤侵蚀;干涸湖床和天然荒漠地表也是重要来源。
耕作会引起另一种由机械作用驱动的土壤再分配,称为耕作侵蚀。犁及其他农具沿作业方向搬移土壤,但搬移量随坡度、作业深度、速度、农具设计和土壤状况而变化。经过反复作业,从凸形坡顶移出的物质通常多于移回的物质。凹地和坡地下缘则往往积聚这些被搬移的土壤。
即使只有少量泥沙离开田块,耕作侵蚀也可能十分严重。凸形丘顶可能失去深色的表土层,露出颜色较浅的底土,而附近的洼地则形成厚厚的堆积土层。由于这些变化发生在耕地内部,仅监测河流泥沙无法发现它们。随后的水蚀还可能进一步搬移这些物质,因此,耕作和径流的影响可能相互强化,但两者的物理过程并不相同。
其他人类作业也会将土壤带离原地。收获块根、块茎类作物时,会带走附着在马铃薯、甜菜及类似作物上的土壤;施工中的土方作业会转移土壤;车辆通行也可能将物质带离受扰动场地。这些损失有时会与水蚀和风蚀分开记录。是否将其纳入评估,取决于评估目的,但这些情况表明,要完整核算农田土壤的收支,不能总是仅凭降雨和径流来推断。
环境控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加速作用
一场暴雨造成的侵蚀量,既取决于外力的强度,也取决于地表对侵蚀的敏感程度。降雨侵蚀力反映降雨的动能、强度及发生时间等特征,而土壤可蚀性则描述土壤在特定条件下被剥离和搬运的倾向。年降水量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侵蚀严重:频繁的和缓降雨落在防护良好的地表上,造成的破坏可能小于几场强暴雨落在刚耕作过的裸露坡地上。
地形会影响地表径流的水深、流速和汇集程度。较长且连续的坡面通常有利于径流汇集,而较陡的坡度会增加径流的势能。不过,仅凭坡长和坡度还不足以判断侵蚀情况。汇流型洼地能够汇集大范围汇水区的来水,而分流型山脊则使水流向两侧分散。道路、田界、排水沟和梯田可能切断天然水流路径,也可能形成新的路径。这些连通关系的微小变化,就可能显著影响泥沙是留在坡面上,还是进入溪流。
植被通过多种机制保护土壤。叶片和茎秆截留降雨,地表枯落物吸收雨滴冲击能量,地表覆盖物则减缓径流并拦截泥沙。根系固结土壤,促进孔隙网络的形成,而有机质的输入有助于形成土壤团聚体。只有高大冠层、却缺少枯落物或林下植被,并不一定能提供充分保护:从叶片滴落的水仍可能以相当大的能量冲击裸露地面。近地表覆盖的连续性,往往比植被高度本身更为重要。
农业活动会使这些控制因素随季节变化。作物冠层发育成熟时,农田可能受到良好保护;但从收获到下一季作物建植期间,土壤则可能极易受到侵蚀。过度放牧会减少植被覆盖,并使牲畜频繁活动区域的土壤受到压实,饮水点附近尤其如此。即使周围的森林地表仍相对稳定,林区道路和木材集运通道也可能使径流集中。施工场地尤其容易受到侵蚀,因为这里往往同时存在植被被清除、土壤受扰动、土石料堆积,以及排水路径被人为连通等情况。
火灾会清除地表保护层并改变土壤性质,从而引起突变。一些火烧后的土壤会形成斥水层,但具体反应因火烧烈度、土壤特征及后续降雨而异。火灾后的强暴雨可能迅速产生地表径流,并在短时间内输送大量泥沙。这些响应应与泥石流区分开来;泥石流由水和泥沙组成的高浓度混合物形成,并可能裹挟土壤表层以下较深处的物质。
气候变化通过降雨强度、干旱、植被、火灾及农时安排影响侵蚀。降雨增强可能提高侵蚀力,但仅凭年降雨量的变化并不能确定最终结果。干旱可能使土壤表面的植被覆盖变得稀疏,从而容易受到风或后续强降雨的侵蚀。区域尺度的预测仍高度依赖土地管理方式:相似的气候变化,在持续覆盖、裸露耕作或城市开发扩张的条件下,可能引起不同的侵蚀响应。
对土壤、水体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侵蚀发生地最直接的影响是表层土壤被移走。与下层土壤相比,表土通常含有更多有机质、养分和植物可利用的水分,生物活动也更活跃。随着侵蚀使可供根系生长的土层变浅,植物可能会遇到致密的底土、砾石、盐分或化学性质不利于生长的物质。因此,侵蚀对产量的影响并不单纯与土壤流失量成正比。对于岩石上方的浅薄土壤,损失薄薄一层土的后果,可能比深厚、均一的沉积土层损失同样多的土壤更严重。
侵蚀还会改变土壤性质,而不一定立即使土层厚度耗尽。细颗粒被选择性带走后,地表可能留下较粗的颗粒;地表封闭则会减少水分入渗,增加径流。裸露的底土可能更难耕作,或更不利于幼苗出土。沉积区有时会增加养分和蓄水能力,但过度掩埋也会损害作物和天然植被。因此,土壤的再分配可能使同一块农田内部的生产力出现显著差异。
被搬运的泥沙会影响河流、湖泊、水库和湿地。细小的悬浮颗粒会增加水体浑浊度,降低光线穿透能力,从而影响水生植物的生长。泥沙沉积可能覆盖鱼类产卵场的砾石,改变河道尺寸,并掩埋底栖生物。泥沙还会携带附着在矿物和有机物表面的物质,尤其是磷以及某些农药或金属。养分输入可能促成富营养化,但溶解态养分还会通过其他途径流失,无法仅凭泥沙测量结果推断。
泥沙本身并非有害之物。河流需要泥沙来维持洪泛平原、沙洲以及下游的许多地貌。如果上游水坝和河道工程使泥沙输送量大幅减少,河流三角洲相对于海面的高程就可能下降。因此,环境问题往往不在于泥沙本身的存在,而在于泥沙输移状况发生改变——泥沙过多、过少,或在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到达。水库淤积就体现了这种反差:有助于下游陆地形成的物质,一旦被拦截在大坝后方,就可能削减上游水库的蓄水容量。
土壤侵蚀还与碳循环相互作用。侵蚀会将有机碳从源区带走,使其中一部分碳暴露于分解过程,同时将另一部分埋入可能更有利于保存的沉积环境中。植被可以补充侵蚀地损失的部分碳,但补充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养分的可利用性。由于搬运、氧化、埋藏和植物新增碳输入同时发生,不能简单地将发生迁移的土壤碳等同于向大气释放了相应数量的二氧化碳。
更广泛的影响包括道路和排水系统受损、水库维护费用增加、考古堆积遗存流失,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风吹起的物质会降低能见度,并将细颗粒带过人口聚居区。由于损失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各不相同,经济核算十分困难:土地所有者可能面临土壤质量下降,而下游社区则要承担水处理或清淤费用。因此,对侵蚀损害的估算,取决于纳入了哪些影响,以及如何评估长期土壤退化造成的损失。
不同时空尺度的侵蚀测量
直接测量通常在尺寸已知、设有边界的径流小区内进行。暴雨后收集流出小区的水和泥沙,便可将土壤流失量表示为每次降雨事件或每年单位面积流失的质量。标准化小区对于比较不同土壤和管理措施至关重要,但其边界会改变天然水流的连通关系。小型试验小区也无法代表大面积田地中发生的所有过程,例如切沟侵蚀、沟道内的泥沙蓄积,或来自道路的泥沙输入。
地表变化可通过侵蚀针、重复水准测量、摄影测量和激光扫描来测定。这些方法尤其适用于细沟、切沟和岸坡,因为这些部位会发生可测量的高程或体积变化。将体积换算为质量,需要采用适当的土壤容重。能够检测到的最小变化量十分重要:能够记录切沟沟壁坍塌的测量方法,未必能分辨出地表不规则的田地上每年仅几毫米的弥散性土壤流失。
在流域出口,泥沙监测将水流流量与泥沙浓度相结合。悬移质输沙量可估算为
其中, 为流量, 为悬移质泥沙浓度。由于暴雨期间泥沙浓度变化迅速,采样频率过低可能漏掉很大一部分输沙量。自动采样器和经过校准的浊度传感器能够提高时间覆盖率,但浊度与泥沙浓度之间的关系会随颗粒大小、颜色和有机质含量而变化。推移质则需要单独测量或估算。
沉降放射性核素可为较长时期内的土壤再分配提供证据。铯-137在大气层核武器试验期间广泛沉降,并与许多土壤颗粒牢固结合。如果某处的铯-137存量低于适宜的、未受扰动的参照点,可能表明该处发生了净侵蚀;存量较高则可能表明发生了沉积。非支持态铅-210可用作另一种示踪物,而铍-7适用于较短的时间尺度。这些技术依赖于对初始沉降、土壤混合、放射性衰变和后续再分配过程的假设。
泥沙指纹识别利用地球化学性质、磁学特征、同位素或有机标志物等特性,区分可能的泥沙源区。它有助于区分表土与底土的泥沙贡献,或区分来自农用地与沟道岸坡的泥沙。然而,各来源的特征必须能够相互区分,而选择性搬运又可能改变这些特征。因此,利用统计方法进行来源解析,并不等同于直接观测每一次产生泥沙的侵蚀事件。
空间观测日益将遥感、数字高程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结合起来。卫星影像可识别裸地、植被的季节性变化和大型切沟,航空或无人机测量则能分辨更精细的地表特征。这些观测通常测量的是相关指标或地表变化,而非直接测量土壤流失的质量。因此,比较不同研究时,必须区分模型估算的侵蚀量、观测到的土壤再分配量和实测的泥沙输出量,同时也要区分各项估算所代表的时段。
预测模型与侵蚀速率的解读
侵蚀模型既包括根据观测数据拟合的经验方程,也包括描述径流、土壤分离、输移和沉积的过程模型。模型是否有用,取决于所要回答的问题。用于比较不同种植制度下平均片蚀和细沟侵蚀的模型,未必适合预测单次极端暴雨中的切沟发育。当关键输入数据掌握不足时,模型再复杂也无法保证准确。
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在美国发展起来,沃尔特·H. 威施迈尔和德怀特·D. 史密斯于1965年出版的手册对其进行了系统整理。该方程将长期平均土壤流失量估算为:
其中, 为平均土壤流失量, 为降雨侵蚀力, 为土壤可蚀性, 为坡长, 为坡度, 为覆盖与管理因子,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这些因子概括了主要依据径流小区观测建立的关系。该方程将大量田间试验成果转化为比较不同土地管理方案的实用框架,因此产生了广泛影响。
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通常简称为 RUSLE,改进了这些关系及其计算方法。USLE 系列方程主要针对片蚀和细沟侵蚀;其本身并不能描述所有切沟侵蚀、河岸侵蚀、风蚀或耕作侵蚀。计算得出的坡面土壤流失量,也不直接等于输送到河流中的泥沙量。采用泥沙输移比可以估算泥沙输出量,但这一比值会随连通性、泥沙蓄积情况、流域面积和侵蚀事件的具体条件而变化,并非普适常数。
包括水蚀预测项目模型(WEPP)在内的过程模型,能够更完整地模拟天气、入渗、径流、土壤分离与沉积之间相互关联的物理过程。风蚀模型则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征地表状况、空气动力学阈值和颗粒运动。分布式流域模型能够将坡面泥沙来源与河道联系起来,但需要土壤、地形、植被、管理和水文等方面的信息。这些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可能与侵蚀过程本身的数学表述同样重要。
侵蚀速率通常以吨/公顷/年表示。要将质量损失换算为等效深度,必须明确土壤容重。当容重为每立方米 吨时,每公顷流失 吨土壤,约相当于损失 毫米厚的土层。这是等效的平均厚度,并不一定意味着地表均匀下降了相应高度。年平均值也可能掩盖侵蚀集中发生于少数几场异常暴雨的事实。
水土保持规划中使用的“容许”土壤流失速率是管理阈值,而非普适的生态常数。其取值取决于土层厚度、预期生产力、所考虑的时间跨度,以及对土壤更新的假设;这些阈值未必能保护下游水质。全球侵蚀总量同样对统计范围十分敏感。2017年,帕斯夸莱·博雷利及其同事发表了一项基于模型的估算,认为2012年水力作用造成的全年土壤迁移量约为 十亿吨。这类数字描述的是特定范围内由模型模拟的过程,并非对全球流失土壤的直接称量,不应不加辨析地将其与涵盖不同来源的估算值进行比较。
预防、土地管理与修复
土壤保持旨在减少土壤剥离、限制搬运,并维持土壤功能。适用最广的原则是保护地表。作物残茬、覆盖物、活体植被覆盖以及长期保留的植被能够吸收雨滴能量,减少疏松土壤暴露于风中的程度。其效果取决于侵蚀易发时期的地表覆盖程度,而不只是全年生物量产量。如果农田在暴雨最猛烈的季节裸露,即使年内较晚时节作物茂密,仍可能容易遭受侵蚀。
保护性耕作和免耕制度能够减少土壤扰动,并保留起保护作用的残茬。耕作次数减少或深度变浅时,搬动的土壤更少,也能减轻耕作引起的土壤再分布。这些制度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因土壤质地、压实程度、排水条件、气候以及采用年限而异。减少扰动并不意味着径流、养分流失或集中水流侵蚀会自动消失。轮作和种植覆盖作物可通过延长地表覆盖时间、增加根系和有机物输入,发挥互补作用。
等高耕作和带状种植能够阻断顺坡水流,梯田则可缩短有效坡长,形成更便于管理的坡度。这些措施必须确保水流安全排泄:水流漫顶或排水口设计不当,都可能使水流集中,造成严重的局部侵蚀。植草水道可稳定天然排水通道,植被缓冲带则能在泥沙进入溪流之前将其拦截。如果径流经沟渠绕过缓冲带,或以高度集中的水流进入缓冲带,其拦截效果就会减弱。
防治风蚀有赖于保持地表覆盖、维持稳定的土壤团聚体,以及降低近地表风速。防护林带和防风屏障可在下风向形成保护区,直立的作物残茬则能扰乱近地面气流。其效果因高度、透风率、朝向和缺口情况而异。缩短田块中无遮蔽地段的长度,可以抑制土粒跃移的发展;但在植被未能存活或风从未设防的方向吹来时,防护效果会下降。
侵蚀沟修复通常需要同时治理沟道及其汇水区。如果只稳定沟头陡坎,而不减少集中径流,可能只是将侵蚀转移到其他地方。比降控制构筑物、拦沙坝、植被恢复和沟道整形等措施,在与预期水流和泥沙供给相适应时,能够减轻局部不稳定。构筑物后方淤积的泥沙可被暂时储存,但储存容量有限,且构筑物一旦失效,这些泥沙可能再次被搬运。在施工场地,沉沙设施同样只能作为源头侵蚀控制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
流域尺度的管理必须考虑农田、道路、沟道与下游受影响对象之间的连通关系。侵蚀最活跃的地点如果被沉积区隔开,未必是河流泥沙的最大来源。相反,一小片与溪流直接连通的受扰动区域,也可能产生与其面积不成比例的影响。因此,评价土壤保持成效,既要看当地保土效果,也要看下游的变化;还需持续监测,以区分地表扰动减少带来的即时效果,以及河道和洪泛平原泥沙储量较为缓慢的变化。
历史发展与区域格局
人们对土壤流失的关注早于现代侵蚀科学的形成。早在定量监测出现之前,许多农业社会就已通过梯田、石墙、植被管护和灌溉工程,改变水和泥沙的分布。一些做法还刻意拦蓄搬运而来的土壤,说明人们会将侵蚀与沉积作为相互关联的过程加以管理。不过,对历史的解读仍须谨慎:废弃的梯田或被泥沙填满的河谷,本身并不能证明某一种单一成因,因为气候波动、人口变化、土地权属、战争和农业方式的变迁,都可能留下相互重叠的证据。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黑色风暴使风蚀成为全国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时,大平原部分地区的严重干旱与大面积开垦、保护性植被丧失同时发生。沙尘暴破坏了农场,并将土壤带到远离源区的地方。美国于1933年成立土壤侵蚀局,随后于1935年成立土壤保持局。休·哈蒙德·贝内特是推动土壤保持和组织联邦政府应对行动的核心人物。该机构于1994年更名为自然资源保护局。
20世纪,水蚀研究依托试验小区和试验流域网络不断拓展。这些观测记录将降雨强度、种植方式、坡度及管理措施与实测土壤流失量联系起来,并为经验预测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此后的研究日益转向整个流域,利用泥沙收支分析、放射性核素示踪和重复调查,区分泥沙源区与储存区。这一转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农田小区侵蚀的减少,并不总能使远处河流出口的泥沙量立即按相同比例下降。
中国的黄土高原是易受侵蚀地形长期受到耕作影响的典型实例。厚层风成粉土沉积、切割强烈的陡坡、强烈的夏季降雨和广泛发育的沟壑,向黄河输送了大量泥沙。修筑梯田、恢复植被、建设淤地坝以及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侵蚀和泥沙输移状况。中国于1999年启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推动了部分坡耕地向林地或草地的转变。河流泥沙的变化反映了这些措施与水库、水文波动及其他人为干预的共同影响。
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陡坡耕地、季节性降雨、放牧压力和有限的植被保护覆盖,共同造成了面蚀、细沟侵蚀和沟蚀等多种侵蚀形式。水土保持措施包括修筑石埂、梯田和植被管护,但其成效取决于维护状况和当地水文条件。在地中海地区,长期干旱之后出现的强降雨,使季节性裸露的地表易受侵蚀,坡地果园和葡萄园尤为如此。在湿润热带地区,植被清除后,裸露土壤受到强降雨冲击,侵蚀可能急剧增加,而附近未受破坏的森林仍能得到良好保护。
当前研究越来越多地将侵蚀视为环境与土地利用相互耦合的过程,而不是为某类土壤指定一个单一的侵蚀速率。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涉及极端事件、侵蚀沟的形成、泥沙连通性、碳的再分配,以及如何在监测覆盖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推广应用模型。长期水土保持试验仍然尤为宝贵,因为土壤剖面、植被和泥沙储存对变化作出响应的时间尺度各不相同。短期记录可能捕捉到一次异常强烈的暴雨或某项管理措施的暂时效应,却无法揭示数十年间土层厚度和生产力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