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是日本的一种戏剧形式,形成于十七世纪初,至今仍是活跃的专业表演艺术。它融合了对白戏剧、舞蹈、器乐与声乐音乐、华丽的服装,以及高度程式化的表演。在其成熟的专业传统中,所有角色均由男性演员扮演,其中包括专演女性角色的演员;不过,这一艺术形式最初由女性开创,女性也一直参与其他与歌舞伎相关的表演传统。歌舞伎的一大特色是演员的突出地位:演出既讲述戏剧故事,也展现世代相传的技艺、演员个人的诠释,以及所承袭的表演谱系。
歌舞伎在德川时代兴起,最初是面向城市居民的商业娱乐。其剧目涵盖武家历史、商人家庭、爱情纠葛、超自然变身故事及舞剧。歌舞伎不同于主要围绕完整、固定的文学文本组织起来的戏剧体系,而是通过剧本、音乐、舞蹈编排、舞台惯例以及代代传承的表演程式共同保存剧目。长篇剧作中的单独一幕或著名场景,经常脱离全剧而独立上演。
“歌舞伎”这一书面名称通常被解释为歌唱、舞蹈与技艺,但这个词源自 kabuku,意为倾斜、偏离常规或行为不拘常格。这种与张扬风格的联系,反映出它源于时尚大众娱乐的背景。四百多年来,歌舞伎从一种冲击既有秩序的都市娱乐演出,发展为获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始终离不开明星演员、商业剧场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诠释。
起源与全男性剧场的形成
歌舞伎通常被认为创始于1603年,当时出云阿国开始在京都演出。阿国表演的舞蹈和诙谐场景,取材于宗教性娱乐、流行歌曲以及当时引人注目的行为风尚。在描绘她演出的图像中,她有时身着男装,佩带刀剑等醒目的配饰。这种早期表演尚未发展为后来称作歌舞伎的长篇戏剧:其吸引力部分来自舞蹈、时尚装扮、带有挑逗意味的性别角色反串,以及演员自身的魅力。
女子剧团很快也采用了类似的表演形式。这些剧团所处的城市经济环境中,演出、资助与卖淫活动可能相互交织。1629年,德川幕府禁止女性出演歌舞伎。这项禁令是当局整饬社会风气、维持公共秩序的一系列举措之一,并未立即促成成熟的全男性表演艺术。由少年男子组成的剧团,即“若众歌舞伎”,随后兴盛起来,但同样因性交易以及涉及赞助者的骚乱而引起官方关注。1652年,当局也禁止了这种表演形式。
此后,由成年男子表演的歌舞伎,即“野郎歌舞伎”,成为官方认可的演出形式。对少年化扮相的限制,以及对充实戏剧内容的要求,推动了这门艺术的变化,不过歌舞伎的发展并不能仅仅归因于政府法令。演员日益注重专门行当的塑造,对白、人物刻画和篇幅更长的戏剧结构也愈发重要。专门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演员——女形——成为这一戏剧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不再只是女性被禁演后的临时替代者。
歌舞伎主要发展于京都、大阪和江户这几座大城市,江户后来改名为东京。这些城市孕育了不同的戏剧趣味。京都和大阪同属上方地区,偏好细腻亲切的人物刻画,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和事”的温柔浪漫风格。江户则格外喜爱刚猛的英雄、壮观的动作场面,以及夸张有力的戏剧表现。这些差异只是总体倾向,而非严格的界限:演员往来各地,剧目四处流传,不同地区的表演实践也不断相互影响。
整个德川时代,歌舞伎与官方权力的关系始终十分重要。剧场须经许可方能营业,营业地点受到管制,演出开支、服装和题材也不时受到限制。然而,这些管制也促进了格局明确的剧场区和专业组织的形成。城市观众、富有经营精神的剧场管理者、声名显赫的演员,以及一面容许商业娱乐存在、一面又试图约束其社会影响的政府,彼此互动,共同塑造了歌舞伎的制度形态。
元禄时期的舞台与剧目发展
元禄时代通常指1688至1704年,是歌舞伎艺术发展中的奠基时期。城市商业的扩张培育了一批观众,他们既追求精致的娱乐,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熟悉的城市生活。演员也越来越以各自独特的表演风格为人熟知。在江户,初代市川团十郎确立了气势强劲的“荒事”风格,以超凡英雄、铿锵有力的念白、大开大合的动作和醒目的妆容为特色。在京都与大阪地区,初代坂田藤十郎则以“和事”闻名,这种较为柔和的风格适合表现脆弱的恋人以及陷入情感纠葛的市井人物。
同一时期,对女性角色表演的思考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戏剧文献中保存的一些女形表演原则,与初代芳泽菖蒲密切相关。这些教导认为,舞台上女性气质的塑造有赖于持之以恒的训练,而非仅靠服装。体态、步法、手势、发声,以及运用衣袖或扇子的方式,共同塑造出令人信服的舞台形象。虽然后世的记述有时会将这些传统的开创者理想化,但把具体演员与特定技法联系起来,已成为歌舞伎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础。
歌舞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与日本木偶戏的交流,尤其是历史上称为“人形净琉璃”的形式。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既为真人演员也为木偶戏创作,其中包括与坂田藤十郎有关的作品。他的《曾根崎情死》于1703年以木偶戏形式首演,成为描写城市平民家庭生活悲剧的重要范例。十八世纪,木偶戏发展出精巧复杂的戏剧结构和细腻成熟的叙事音乐,歌舞伎屡次加以改编。这种移植并非只是用真人演员替换木偶,而是需要调整动作、节奏、叙事方式,以及可见的舞台行动与演唱描述之间的关系。
歌舞伎剧目中的几部核心作品最初都是木偶戏。《菅原传授手习鉴》和《义经千本樱》均于1746年首演,《假名手本忠臣藏》则于1748年首演。这些故事将公义责任、隐匿身份、家庭牺牲、政治冲突,以及情感高度凝聚的场景融为一体。歌舞伎的改编使这些作品成为演员发挥各自专长的载体,也让某一场戏得以形成有别于全剧的独立演绎传统。
到了十八世纪,戏剧制作已依赖剧作家、演员、乐师、服装师和舞台人员之间的协作。剧本往往是为某个特定剧团及其主要演员创作或修改的。十九世纪,四代鹤屋南北与河竹默阿弥通过鬼怪故事、以罪犯为主角的叙事、市井口语,以及极富舞台表现力的情节,进一步丰富了剧目。因此,流传至今的歌舞伎剧目体现的是历代创新的层层积累,而非某个凝固于时间之中的古典时刻。
戏剧类型、情节与道德冲突
歌舞伎的戏剧剧目大体分为两类:时代物,即历史剧;世话物,即世俗生活剧。时代物通常涉及武士、政治冲突、王朝斗争,或以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背景的事件。世话物则以町人、商人、工匠、游女等人物为中心,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接近歌舞伎最初观众的生活世界。第三大类是所作事,包括以舞蹈为中心的作品。这些分类虽有实用价值,却并非泾渭分明:历史剧可能包含亲密的家庭生活场景,舞剧也可能有丰富的叙事和戏剧冲突激烈的段落。
历史背景常使剧作家得以间接处理政治敏感题材。例如,《假名手本忠臣藏》取材于赤穗四十七名浪人的复仇事件,却将故事移至更早的时代,并更改了人物姓名。观众能够从中看出与当时现实的呼应,而作品在形式上又避免了直接再现不久前的政治事件。其戏剧魅力并不局限于复仇情节,还涉及忠诚、生计压力、夫妻离散、屈辱,以及不同人物所承担的牺牲并不均等。
世话物经常探讨以义理(社会义务)和人情(人的情感)来表述的冲突。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适用于每部戏的万能公式,却点明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戏剧张力。人物对雇主、家庭、债权人所负的义务,或其社会身份要求履行的责任,可能与爱情、同情乃至自身的生存无法两全。金钱往往是推动灾难发生的具体机制:一笔债务、一笔失窃的钱款、一件典当的财物,或一笔有争议的款项,都可能将私人情感与都市生活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的悲剧,不仅是抽象的价值冲突,更是一连串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
歌舞伎也容纳超自然恐怖、道德上的暧昧性以及喜剧。第四代鹤屋南北的《东海道四谷怪谈》于1825年首演,围绕背叛、毁容、谋杀以及阿岩阴魂不散的鬼魅形象展开。河竹默阿弥的《弁天小僧》于1862年首演,其中乔装、身份揭露、富有节奏的台词,以及对法外之徒身份的舞台化展示,都为演员提供了著名的表演段落。这些作品表明,不能将歌舞伎仅仅视为表现高尚武士或道德楷模的戏剧。
现代演出常选演若干幕,而非上演全剧。例如,《菅原传授手习鉴》中的“寺子屋”一场,便可独立构成一出集中表现忠诚与父母之痛的戏。观众可能通过以往的观演经历、出版的剧情梗概或其他媒介,了解这一场前后的故事。这种选段演出的惯例着重突出高潮情境和演员的诠释;这也意味着,观众实际体验到的作品形态,可能与完整剧本中保存的连贯情节大不相同。
演员、角色类型与身体技法
歌舞伎表演以“型”为组织基础,即动作、言语、节奏和互动的既定范式。一个“型”所规范的范围,小至手腕的转动,大至整场戏的演绎。它并非只能照搬、不容变化的僵硬姿势。演员先掌握可辨识的基本框架,再通过体态比例、音色、节奏以及与其他演员的关系,在其中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广受赞誉的演绎本身,也可能成为传承给后世的范本。
角色分类提供了另一套框架。“立役”广义上指男性角色的表演,“女形”则专门扮演女性角色。其他分类涉及反派、丑角、老年角色、儿童,以及特定的社会身份或情感类型。演员可以专精某一类别,也可以跨越多个类别演出。女形的表演技法讲究对身体各部位相互关系的精细控制:膝盖与双脚的位置、肩膀呈现出的宽度、颈部的角度,以及衣袖的运用,都会影响角色的外形轮廓。声音表演同样经过程式化处理,而非简单模仿日常生活中女性的说话方式。
“荒事”与“和事”的对比,体现了歌舞伎人物塑造的广阔幅度。荒事中的英雄通过大开大合的姿势、爆发式的念白、夸张的大型道具,以及往往十分鲜明的脸部妆饰,彰显超凡的力量。他们的身体仿佛能以一次强有力的力量宣示,将整个舞台凝聚起来。和事中的恋人则更常显得温雅、依赖他人、冲动,或在社会处境中身不由己。他们的戏剧魅力,往往源于真挚情感与无力掌控境遇之间的张力。这两种风格都不能被视为对江户或上方表演艺术的全面概括。
歌舞伎最为人熟知的表现手法之一是“见得”,即在情感或戏剧张力高度凝聚的时刻,定格于一个经过强化的姿势。动作逐步推进,最终暂时凝止,有时还以打击乐和有力的转头动作加以强调。某些见得还包括独特的对眼动作。其作用并不只是表现写实意义上的停顿,而是让内心冲突、决意或英雄气概变得清晰可见。同样,称为“杀阵”的程式化打斗,也是通过有章法的动作与编舞来呈现险境,而非力求营造失控的肢体暴力场面。
台词的表达方式,从较接近日常交谈的对话,到节奏感或旋律性强烈的念白,不一而足。“连词”(tsurane)这类篇幅较长、形式庄重的台词段落,让演员得以展现语言节奏、气息控制和角色身份。沉默与静止也具有精确的戏剧作用。演员可以延迟回应,让观众在对话恢复之前,体会到角色的认知、隐瞒或悲痛。因此,歌舞伎的精湛技艺不仅依赖引人注目的舞台效果,也有赖于对时长的精细拿捏:哪怕极其短暂的迟疑,也可能改变观众对一场世代相传的戏的理解。
音乐、叙事与时间的组织
歌舞伎音乐同时发挥多种作用:为舞蹈伴奏、配合叙事演唱、营造氛围、标示转场,以及制造音效。其主要伴奏乐器包括三味线这种三弦弹拨乐器,以及笛、鼓等。音乐演奏由分处不同位置的乐队承担,而非采用统一的管弦乐编制。有些表演者在台上公开演奏,另一些则在舞台侧面帘幕后方演奏。这种区别会影响观众对声音来源及其戏剧意义的感知。
长呗,字面意思是“长歌”,与歌舞伎舞蹈相伴发展,成为其主要音乐形式之一。长呗乐队通常由歌者、三味线乐手,以及打击乐和笛子演奏者组成。其音乐能够支撑篇幅宏大的舞蹈结构,让描写性的唱段与器乐段落交替展开,并引导情绪变化。常磐津、清元等其他叙事音乐传统,则提供了不同的声乐色彩与表现可能。唱词可以描述角色的行动和情感,而演员则通过表演将这些文字具象化、加以诠释,或有意与之形成反差。
由人偶戏改编的剧目往往保留义太夫说唱。在歌舞伎中,这种叙事功能通常与竹本相联系,由说唱者和三味线乐手在指定区域演出。说唱者可以在叙事描述与角色对白之间转换,使演员台上可见的身体表演与外部声音的叙述相互呼应。有时由演员开口说话,有时则由说唱提供语言,演员以动作推动场景展开。这种安排保留了人偶戏中所塑造的角色与叙述声音相分离的某些特点。
幕后音乐与音效通常统称为下座。一段旋律便能暗示地点、季节、社会氛围或观众熟悉的戏剧情境,而无须借助写实布景。鼓和其他乐器可以通过约定俗成的声音,唤起雨、雪、风、水或超自然异动的意象。这些声音并不一定是在声学上模仿自然声响。其效果取决于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习得的联想:某种声音模式,在演出的象征语言中标示某种状况或情绪。
拍子木与附打的敲击声尤其能有力地引导观众的注意。柝与附打所发出的清脆声响,可以标示开场、转场、脚步、登场,或强调性的动作。它们与演员的配合,共同形成歌舞伎独特的节奏顿挫。声音与动作的互动在“亮相”时尤为鲜明:视觉上的高潮,往往也伴随着同样鲜明有力的声响。因此,音乐时间与戏剧时间密不可分:一个动作可以在演员与乐师的共同配合下延展、加速或悬停,而不必遵循日常行为的节奏。
剧场空间、舞台机械与视觉设计
歌舞伎最具特色的空间设施是花道,这是一条高出地面的通道,从观众席后方穿过观众席,一直延伸至主舞台。花道供演员上下场,但其意义远不止于通行。角色置身观众之间时,可以立即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使花道成为另一处具有独立戏剧分量的表演空间。角色离开主要布景区域后,沿花道退场的过程,还能让一场戏的情感余波持续回荡。
从后方入口朝舞台方向走,约十分之七处,有一个惯称为“七三”的位置,是重要表演动作经常发生的地方。演员可能在此停步、揭示身份、发表独白或摆出姿势。这一区域附近设有名为“鳖口”的升降活门,尤其常用于幽灵或超自然存在等非凡角色的登场。因此,花道兼具亲近感与奇观效果:它既让演员靠近观众,又为仿佛突破日常空间常理的登场方式提供了通路。
歌舞伎还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舞台机械。旋转舞台又称“回转舞台”,于十八世纪确立,其发展与剧作家兼剧场实践者初代并木正三的革新密切相关。它能将一处布景转走,同时让另一处布景呈现出来,使换景本身成为观众眼前表演的一部分。名为“迫”的舞台升降装置则用于升降演员和布景。这些设备可以展现并置的空间、迅速转换场所,或让戏剧世界的构成方式本身成为观赏的乐趣。
舞台助手往往直接出现在观众眼前。身穿黑衣的“黑衣”负责移动道具、协助演员和配合制造舞台效果;按照表演惯例,他们被视为不引人注意的存在,而非真的隐形。他们的在场体现了歌舞伎对舞台幻觉的选择性运用。演出并不总是要求观众忘记表演背后的运作机制;观众也可以欣赏到实现某种效果所需的协调配合。包括“引拔”在内的快速换装手法,则通过抽去外层戏服、露出里面另一套服装,迅速改变角色的外观。
戏服、假发和化妆传达着角色的年龄、社会地位、性情及行当类型。称为“隈取”的醒目线条妆式,尤其常见于荒事表演和某些超自然角色,并非所有歌舞伎角色都会采用。红色通常突出刚健或英勇的力量,蓝色或靛蓝色则可表现阴险的特质,不过具体含义取决于妆式设计和角色。假发有各自特定的造型,戏服的重量与构造也直接影响演员的动作。因此,视觉设计并不是附加在表演之上的装饰,而是确立了演员身体在场景中的体量、动作幅度及象征身份。
演员传承、训练与观众文化
歌舞伎的职业体系格外重视世代承袭的艺名和演艺家系。市川团十郎、尾上菊五郎、中村勘三郎等名字,指的是历代使用这些艺名的演员,而非某一个人。演员承袭新艺名时,会举行称为“袭名”的仪式,公开宣告其新艺术身份的确立。这类活动可能包括特别演出、仪式性的宣告,以及与该艺名相关的代表性角色演出。袭名将当代演员与历代积累的表演传统联系起来,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前辈比较。
技艺传承往往在家族内部进行,但戏剧界的亲缘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血缘关系。长期以来,收养、师徒关系和职业上的归属关系,都参与塑造了演员家系的组织方式。出生于演艺世家的孩子可能很小就开始登台,通过观摩、指导、排练和反复参演来学习。训练涵盖舞蹈、发声、身段、角色诠释、戏服的穿戴与运用,以及同乐师和舞台工作人员配合所需的实务知识。即使继承了著名艺名,演员仍须经过多年公开演出,磨炼这些技艺。
制度化的培训也为演艺世家以外的人开辟了入行途径。日本国立剧场于1970年开设了歌舞伎演员培训项目。这类项目不仅培养未来可能担纲主演的演员,也为整个演出班底培养人才,教授演出剧目所需的专门身段、武打和舞台表演技法。歌舞伎离不开众多并非宣传焦点的演员:侍从、士兵、町人及其他配角,使大型场面的呈现成为可能,也营造出让观众能够理解名角表演的戏剧情境。
观众通过表达认可的惯例参与演出。熟悉“挂声”这一喝彩方式的行家,会在恰当的时刻喊出演员的“屋号”,即其所属演艺家系的名号。时机得当的喝彩,是对家系传承、精彩身段或高潮登场的赞赏,而不只是打断演出。同样,掌声不仅回应剧情的发展,也回应演员对经典段落的演绎。观众既能欣赏角色做了什么,也能品味某位演员如何演绎一个早已因前人诠释而为人熟悉的动作,并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别。
歌舞伎演员的明星文化也借助视觉媒介和商业媒介发展起来。役者绘成为浮世绘的一大题材,画家在画中描绘演员富有辨识度的面容、戏服和著名角色。这些图像让演员的舞台形象传播到剧场之外,也帮助观众持续关注他们在不同剧目中的演出。演出单、插图书籍、纪念品以及后来的照片,都延续了这一传播过程。因此,观众与歌舞伎的关系从来不局限于看戏,还包括收藏图像、回味演出、关注袭名传承,以及比较特定艺名之下不同演员的艺术个性。
现代化、战争与制度重建
始于1868年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改变了歌舞伎的地位。明治时期,改革者试图使歌舞伎适应新的精英观众,也适应一个在国际上以现代国家自居的日本。一些人主张提高历史准确性,使表演更加节制,并改革剧本创作。市川团十郎九世成为“活历史剧”的代表人物,这类剧作强调以考据为基础再现历史。这些举措并未取代旧有剧目,却揭示了一种持久的张力:歌舞伎有其程式化的艺术惯例,而外界则要求戏剧成为写实的历史剧或文学剧。
1887年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明治天皇在政治家井上馨的宅邸观看了歌舞伎演出。歌舞伎此前一直与受到管制的娱乐街区相联系,这次演出则标志着官方对这门艺术的认可达到了新的高度。1889年,歌舞伎座在东京开幕,为现代歌舞伎提供了一座专门建造的重要剧场。商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创立于1895年的松竹后来成为专业歌舞伎最主要的商业制作机构,统筹剧场、演员和巡演活动。
新的剧本创作在“新歌舞伎”这一宽泛名称下持续发展。一些剧作家的创作方式部分脱离了旧有的剧场内部创作模式,在人物心理、对白和戏剧结构上引入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冈本绮堂的《修禅寺物语》于1911年首演,是其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歌舞伎也面对新兴话剧运动与日益发展的电影媒介。演员和剧场经营者不断探索传统舞台惯例、文学创作、大众娱乐与不断变化的写实要求之间的新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严重冲击了戏剧基础设施。东京歌舞伎座于1945年受损,重建后于1951年重新开放。盟军占领期间,戏剧审查机构严格审查被认为宣扬军国主义或封建忠义观念的作品。部分剧目受到限制,但歌舞伎演出并未中断,其赖以运作的机构体系也逐渐恢复。美国戏剧学者、占领当局官员福比恩·鲍尔斯因支持保存歌舞伎而为人所知,不过,这门艺术的延续也有赖于日本的演员、经营者和观众。
战后的机构建设同时加强了歌舞伎的演出与保护工作。1966年,国立剧场在东京开幕;除商业演出之外,它所推出的制作得以着重开展剧本考据、恢复久未上演的场次,并进行人才培养。重建后的歌舞伎座于2013年开幕,保留了辨识度鲜明的剧场外观,同时作为更大规模开发项目的一部分,在内部配置了现代化设施。这些机构各有侧重,又彼此交叠:安排以明星演员为核心的商业演出、重建剧目体系、培养专业人才,以及维护足以支撑高技术要求制作的剧场基础设施。
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与当代创作
歌舞伎被认定为文化遗产的过程,与其持续的商业演出活动并行发展。在日本,歌舞伎于1965年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其获认可的保存团体也获得了集体认定。部分演员还通过通常在英语中被称为“人间国宝”的制度获得了认定。在国际层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5年宣布歌舞伎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于2008年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举措所认可的是世代传承的技艺,而不仅仅是留存至今的建筑或书面剧本。
保存这些技艺面临着实际困难。仅凭剧本,无法完整规定演员登场的节奏、换装时的配合,或一场戏中声音与形体之间的关系。影像和录音保存了宝贵的资料,但它们选取了特定的视角,无法再现通过身体实践来学习的过程。有效的传承需要演员、乐师、假发匠、服装专家、道具制作者和舞台技术人员持续合作。一出很少上演的剧目可能难以恢复演出,因为即使剧本仍然存世,与之配套的技艺和惯例也可能已经衰退。
国际巡演让日本以外的观众得以接触歌舞伎,同时也改变了观众欣赏歌舞伎时的条件。1928年一次重要的苏联巡演,让当地观众和戏剧工作者认识了歌舞伎程式化的表演和舞台组织方式。此后的巡演进一步扩大了歌舞伎在欧洲和北美的影响。海外演出节目往往侧重于相对独立的选场、舞蹈剧目,或视觉效果鲜明的作品,即使观众不能完全理解语言,也能领略其舞台效果。翻译后的剧情梗概、字幕和解说有助于传达故事信息,但语言的韵味及其特定文化联想,仍是表演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创新既包括在既有规范内创作新剧,也包括有意拓展演出规模、技术运用或题材来源的制作。第三代市川猿之助于1986年通过《大和武尊》发展出“超级歌舞伎”的创作路数,将歌舞伎技法与宏大壮观的舞台效果、当代戏剧结构相结合。此后,这一更广泛潮流中的一些作品改编自现代流行文化题材,包括日本漫画。这类创作彰显了一项有时会被文化遗产话语掩盖的历史特征:歌舞伎一再吸纳新的故事、戏剧手法和吸引观众的策略。
地方传统与业余演出传统构成了歌舞伎延续的另一个层面。地方歌舞伎通常称为“地歌舞伎”,至今仍存续于一些社区之中,居民参与、节庆活动和地方认同是这些社区演出的核心。其组织方式和角色分配可能与主要专业舞台有所不同。在专业歌舞伎领域,传统剧目的恢复、新剧创作、国际巡演,以及录制或通过数字渠道传播的演出,与世代相承的角色所享有的持久声望并存。这些活动在实践中的平衡,决定了哪些技艺能够得到反复运用、哪些剧目仍可继续上演,以及不同观众将以何种方式接触这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