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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剧

时代剧是日本以历史为背景的影视戏剧类型,描绘前现代的武士、町人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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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剧是日本电影、电视及戏剧的一种类型,以历史上的时代为背景,尤其着重于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的数百年。“时代剧”一词字面意为“描写特定时代的戏剧”,其涵盖的内容远不止刀剑格斗:题材涉及武士家庭、城市商人、奉行、工匠、农民、艺人,以及被排斥于既有社会等级体系之外的人群。尽管其界限并不固定,时代剧通常仍与描写当代生活的“现代剧”,以及更侧重动作场面的刀剑格斗电影传统“剑戟片”相区别。

作为日本再现历史的重要载体,时代剧将历史背景与传承自歌舞伎、民间说书、历史小说及早期影视作品的表现惯例相结合。其发展历程涵盖了早期拍摄的舞台演出、制片厂时代的娱乐作品、在国际上影响深远的战后电影、长期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以及当代的重新演绎。时代剧通过这些不同形式,既讲述人们熟悉的英雄故事,也深入探讨权威、社会义务、暴力,以及归属于家族或共同体所需付出的代价。

定义与界限

时代剧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制作类别,而不是由某种情节或情感效果界定的类型。时代剧作品可以是冒险故事、家庭情节剧、喜剧、侦探故事,也可以是悲剧。它的辨识特征在于一个可辨认的历史世界,以及构建这个世界所采用的表现惯例:服饰、发型、建筑、言语、职业、制度和社会行为模式。这些特征也让观众无需借助大量历史背景说明,就能辨认出故事所处的时代。

通常与时代剧相对的是现代剧,即描写现代生活的戏剧。明治维新是一个便于采用的分界点,因为它标志着与日本现代化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的开端,包括废除世袭身份等级以及武士社会的转型。不过,这条界限并非绝对。以德川幕府末期的动荡岁月或明治初年为背景的故事,也可能沿用时代剧的人物配置、视觉意象和叙事结构。反过来,一部讲述二十世纪事件的历史题材作品,也不一定仅仅因为描绘了过去,就被当作时代剧来宣传或理解。

时代剧与剑戟片的关系同样是相互交叠,而非完全等同。“剑戟片”的日语称呼让人联想到刀剑交击的声音,这类作品强调刀剑格斗、形体表演和动作场面。许多剑戟片属于时代剧,但也有大量时代剧很少出现打斗,甚至完全没有打斗。围绕商家展开的叙事、讲述女性在重重限制下作出抉择的故事,以及描写普通家庭生计的作品,都属于时代剧这一更广阔的领域,并不需要以剑客为主角。因此,国际上常见的“武士电影”这一称呼,可能会掩盖时代剧题材的广泛性,以及非武士主角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时代剧也不同于以重现有文献记载的事件为目标的历史复原。有些作品将具体的统治者、战役或政治变革搬上银幕;另一些则把完全虚构的人物置于大体上为人熟知的历史环境中。即便是改编自著名事件的作品,也往往遵循已有的戏剧或文学版本,而非存世史料。因此,这一类别涵盖了与历史证据关系各异的作品,从考证严谨的人物传记,到刻意采用风格化手法的幻想故事,不一而足。时代剧的历史意义,部分正来自这种混合:它不仅呈现电影创作者声称过去发生过什么,也揭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想象过去。

历史背景与社会生活

江户时代通常指1603年至1868年,是时代剧最常见的背景之一。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政治权力由将军的幕府与世袭领主统治的各藩分掌。武士身份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长期和平使许多武士从战场上的军人转为行政人员。尚武的身份认同与官僚化的职务之间存在落差,由此产生了时代剧中典型的冲突:武士既要维护家族地位,又必须应对债务、官场倾轧、收入不足或上级的要求。

江户这座后来改名为东京的城市,提供了另一种不同却又与之相连的戏剧环境。城中街区为房东、店主、消防员、手艺人、小贩和地方官吏的故事提供了舞台。长屋街区通过共用水井、狭窄通道、街谈巷议以及共同承担的责任,展现出居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商人家庭则引出家业继承、学徒培养、婚姻和商誉等问题。这些环境使时代剧得以探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压力,而不只是将过去描绘成一连串战争与统治者更替。

战国时代是德川政权巩固统治之前的战乱时期,为围绕军事野心、阵营转换、攻城战以及生存危机展开的叙事提供了背景。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为主角的电影,可以围绕政治权力的形成,组织起庞大的人物群像。以这些冲突为背景的虚构故事,往往将村民或流离失所者与武装精英并置。黑泽明的《七武士》(1954年)以16世纪为背景,将农村共同体与受雇武士之间的关系置于剧情核心,而非仅仅把内战当作富有古意的背景。

德川统治的最后数十年通常称为幕末,也是反复出现的故事背景。外国压力、围绕政治正当性的争论,以及既有制度的衰弱,为忠诚上的两难和身份的迅速转变创造了条件。以明治初期为背景的作品,则将这些议题延伸至旧武士失去特权、艰难谋求新生计的世界。更早的时代也会出现,包括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宗教冲突。不过,江户时代与战国乱世之所以占据突出地位,仍是因为它们兼具制作与戏剧表现上的优势:观众熟悉其中的各类社会人物,而制片厂也为再现这些时代积累了丰富的服装、布景和表演传统。

戏剧、文学与早期电影的根基

时代剧诞生于一种早已盛行将历史搬上舞台的娱乐文化。歌舞伎和人偶剧不断将政治事件、武士传说与家庭纷争改编为大众演出。由于表现当时的时事受到限制,创作者有时会把故事移至更早的年代,以历史背景间接探讨观众熟悉的现实问题。以四十七名家臣的故事为题材的著名剧作《假名手本忠臣藏》(1748年),就将与18世纪初一起事件有关的素材置于远为久远的历史框架中。这类创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方式:历史戏剧可以通过类比发挥作用,而不必拘泥于对史实的还原。

历史剧与描写当代町人生活的戏剧之间的区分,也早于电影的诞生。歌舞伎中的“时代物”和“世话物”,分别为格调庄重的武士冲突与贴近日常生活的社会戏剧提供了范本;不过,这些戏剧门类并不完全对应后来电影中时代剧与现代剧的划分。表演传统带来了辨识度鲜明的身段、念白、服饰规范和戏剧性对峙。通俗小说与口头说书则增添了分段展开的冒险故事和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此后,历史小说成为剧情的重要来源,其中包括吉川英治于1935至1939年连载的《宫本武藏》。这部小说以虚构手法讲述剑客宫本武藏的生平,衍生出众多改编作品。

现存的日本早期电影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1899年拍摄的《红叶狩》,记录了九代目市川团十郎与五代目尾上菊五郎的歌舞伎演出。这类作品表明,电影最初与既有舞台文化紧密相连,并非一诞生就拥有独立的银幕语言。早期历史题材影片往往采用远距离拍摄和舞台式调度,演员也多凭现场演出积累声望。尾上松之助凭借大量历史题材和冒险题材角色,成为早期电影中尤为重要的明星,并经常与导演牧野省三合作。

默片的放映方式也进一步塑造了这些影片。辩士是在放映现场配合影片进行解说的人,负责补充对白、说明情节、刻画人物并作出阐释。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一部影片的戏剧呈现并不局限于摄影机记录下来的影像。随着电影制作的发展,外景拍摄、剪辑、更近的取景以及更灵活的动作场面,使银幕时代剧日益有别于单纯记录舞台演出的影片。20世纪20年代,年轻一代演员和导演发展出更有力度的形体表演,以及较少程式化的打斗方式。因此,时代剧是在传承与突破中成长起来的:它从观众熟悉的戏剧与文学世界中汲取权威,同时发挥电影重新组织空间、运动和观众视野的能力。

默片时代的创新与战前制片厂体系

20世纪20至30年代,时代剧成为日本商业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京都凭借制片厂、技艺娴熟的电影工匠、邻近的外景地,以及与成熟戏剧文化的紧密联系,发展为主要的电影制作中心。日活等公司,以及后来加入的其他大型制片厂,都拥有专门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演员和制作团队。紧凑的制作周期促使布景反复使用、故事沿用熟悉的模式,但也为独具特色的明星提供了发展空间:他们凭借自身的形体表现力和银幕形象,能够在一部又一部影片中持续吸引观众。

一个关键的发展,是疏离于社会的剑客形象开始占据突出地位。主人公不再只是忠实侍奉权威的道德楷模,也可能是贫困的武士、逃亡者、赌徒,或是没有主君的武士——浪人。这类人物能够穿行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揭露既有制度的弊病。二川文太郎执导、阪东妻三郎主演的《雄吕血》(1925年)便是一个重要例子。片中遭受迫害的主人公和长时间的动作场面,有力地确立了一种有别于庄重舞台式打斗的表现方式:剑客显得疲惫不堪、走投无路且容易受伤,而非轻而易举便能战无不胜。

其他明星则在优雅、矫健、幽默与叛逆之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大河内传次郎、片冈千惠藏和岚宽寿郎都成为与时代剧电影紧密相连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吸引力不仅来自故事,也来自各自独特的动作、面部表情和用剑方式。从默片转向有声电影,并不只是用有声对白取代默片技巧,而是需要在节奏、声音表演,以及音乐和音效的融合上探索新的方法。同时,辩士仍然广受欢迎,也使日本的这一转型更为复杂。

战前时代剧并不局限于以明星为中心的冒险故事。山中贞雄的《人情纸风船》(1937年)以江户的一处街区为背景,将一名贫困浪人与一名理发师的生活联系起来,着重呈现生计的不稳定与社会束缚。影片中封闭的空间和悲凉的情节发展,与场面开阔的英雄奇观形成鲜明对照。随着战时管制加强,电影制作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国家监督,而1939年的《电影法》使这种监督正式制度化。历史题材可以被用来强调忠诚与牺牲,但时代剧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概相同。例如,沟口健二的上下两部《元禄忠臣藏》(1941—1942年),将不同寻常的篇幅用于仪式、商议和建筑空间,而不是按常规接连呈现刀剑交锋的场面。

占领时期的限制与战后电影的崛起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盟军占领当局严格审查银幕上对军国主义、封建效忠、复仇及其他与旧政治秩序相关主题的呈现。这些政策限制了传统时代剧中的一些重要题材,尤其是那些看似颂扬盲目效忠或仪式化复仇的故事。不过,历史题材电影的制作并未停止;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理解为所有古装电影始终遭到全面禁止。限制措施及其执行方式不断变化,电影人也找到了以爱情、社会批判或其他主题为重心来表现历史背景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时代剧的商业制作重新活跃起来,并获得了国际认可。黑泽明的《罗生门》(1950年)于1951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以历史时代为背景,通过对一场暴力事件相互矛盾的讲述,探讨证词与不确定性。其叙事结构建立在彼此无法相容的说法之上,而非围绕一场直线展开的英雄冒险。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1953年)和《山椒大夫》(1954年)则提供了其他创作路径,将历史世界与野心、奴役、亲人离散和苦难联系起来。这些影片在海外受到瞩目,表明日本时代电影不仅可以表现动作场面,也能容纳哲学思考与社会题材。

《七武士》将群像刻画与对备战、谋略及集体防卫的细致描写结合起来。地形、天气,以及农民与武士之间并不对等的利益诉求,赋予了战斗场面更强的张力。黑泽明后来的《用心棒》(1961年)与《椿三十郎》(1962年)均由三船敏郎主演,塑造了一个更具冷嘲气质的剑客形象;他精于算计的行事方式与突如其来的暴力,冲击了人们对英雄尊严的传统观念。与这些影片同一时期,稻垣浩于1954至1956年推出的《宫本武藏》三部曲,则以更鲜明的浪漫与冒险色彩,展现了宫本武藏的成长历程。

这几十年间,大众电影的制作也十分蓬勃,包括东映为明星量身打造的影片,以及大映自1962年起推出、由胜新太郎饰演盲人游方按摩师兼剑客的《座头市》系列。在批判立场更为鲜明的作品中,小林正树的《切腹》(1962年)与《夺命》(1967年)揭露了武士制度所宣称的道德与其对待个人的方式之间的矛盾。国际传播有时会使少数导演脱颖而出,掩盖其背后更广阔的电影产业图景。然而,时代剧在战后的显赫地位,既有赖于备受赞誉的个别作品,也有赖于一个规模可观的商业体系,不断推出辨识度鲜明的明星、反复登场的角色以及形式多样的娱乐作品。

表演、打斗与时代空间的构建

时代剧通过表演与美术设计的配合,让观众感知不同时代的差异。发型、刀剑、鞋履、家纹,以及服装的剪裁或质地,都可以表明人物的身份、职业或处境。武士庄重的仪态,与商人讨价还价时的举止、仆人在房间内所处的位置各有不同。语言则通过称谓、礼貌程度和程式化的古风词汇来确立等级关系。这些元素属于表现惯例,而非对昔日行为方式的原样还原:让观众能够理解,始终是一项核心要求。

刀剑打斗通过杀阵来组织,也就是为舞台和银幕编排的格斗表演。表演者要学习如何保持距离、清晰地呈现攻击动作、对击打作出反应,以及如何配合对手和机位来协调动作。其目的在于营造戏剧上的可信度并确保表演安全,而不是复现真正的生死搏杀。较早的英雄式表演风格可能着重于大开大合的动作,以及以一敌众、大获全胜的鲜明场面;另一些影片则突出犹豫、疲惫、步履不稳,或受伤时的猝不及防。表面上的静止与迅疾拔刀之间的反差,所产生的紧张感,可以不亚于一场漫长的交锋。

电影技法进一步决定了观众如何感受打斗。远景可以展现表演者对空间的掌控,而剪辑则可以将一次交锋拆解为眼神、兵器、反应和倒地等片段。音效可以夸大刀刃挥动或撞击的声音,赋予动作比单凭画面更强的感官冲击。天气和地形也成为积极参与动作的要素:泥泞阻碍移动,雨水降低能见度,狭窄的室内空间则限制长兵器的使用。黑泽明的时代剧尤其以此著称:动作场面由风雨和难行的地面共同塑造,而不是在静止不动的背景前展开。

建筑环境同样精确地组织着非暴力的人际关系。一道门可以将家内权威与街道分隔开来;抬高的地板可以让等级差异在空间中清晰可见;推拉隔扇可以藏住一名目击者,也可以揭示所谓的私密其实不堪一击。沟口健二绵延的镜头运动常常穿过房间与庭院,将人物联系起来,展现建筑如何分配权力。布景与实景也必须满足反复拍摄的需要,因此,摄影棚中的街道、桥梁和室内空间,便成为彼此并无关联的作品所共享的视觉语汇。因此,历史真实感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经考证的器物与习俗,同传承下来的表演程式、实际制作要求及有意为之的美学选择并存。一个在视觉上令人信服的历史世界,并不一定是对某地某年景象的如实重建。

忠义、生计与对等级秩序的批判

时代剧中反复出现的一类冲突,关乎义务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常以“义理”和“人情”来表述。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因作品而异,但通常用于区分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责任与人的情感或欲望。家臣可能既有服从主君的义务,也有保护配偶、子女或受其供养者的责任。由此产生的冲突,并不只是自私与美德之间的对立。它也可能揭示社会秩序内部彼此不相容的要求,尤其是在忠于一段关系就意味着背叛另一段关系的时候。

与四十七浪士有关的故事,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题材。历史上的这些家臣于1703年为主君复仇,随后被勒令切腹。以《忠臣藏》为名的戏剧传统,通过虚构、变换故事背景,以及对筹备过程和个人牺牲的大量描写,重新塑造了这一素材。不同改编作品各有侧重,有的突出谋略上的隐忍,有的着重家眷的苦难、集体的纪律,或法律与忠义之间的矛盾。这些故事不断重现,并不意味着它们始终传达同一种意识形态信息;同一叙事既可以被呈现为忠贞奉献的典范,也可以成为令人不安的故事,揭示人们的生命如何被置于世代承袭的义务之下。

经济压力往往使这些伦理冲突呈现为具体的现实困境。俸禄可能不足以维持生计,一个家族可能面临地位下降的危机,婚姻也可能是为维系家系传承而安排的。在《切腹》中,官方宣扬的荣誉与贫困武士在物质生活上的绝境之间的反差,构成了情节的基础。因此,对武士道,也就是“武士之道”的呈现,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审慎看待。影视叙事常常将武士行为准则描绘成一套统一的规范,而实际的规范却因时代、藩国、制度和具体处境而异。人物所援引的那套严整道德体系,可能只是为权力辩护的说辞,而非无可争议的历史现实。

当视线从男性武士身上移开时,这一类型所涵盖的社会面向也会更加清晰。女性的选择可能受到婚姻、家族延续、生计或对庇护者的依赖所制约;她们的行动,往往揭示了英雄叙事可能忽略的后果。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通过一连串不平等关系,追踪一名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历史背景成为观察社会的手段。同样,农民和町人也不必只是感激武士保护的受惠者。他们可能讨价还价、藏匿物资、不信任外来者,或谋求群体的共同生存。这些视角将冲突置于制度以及获得安全保障的机会不平等之中,使人们熟悉的正直武士与腐败恶徒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

电视连续剧与制作经济模式的变化

电视赋予时代剧新的播出规律,也使其成为家庭观众熟悉的日常娱乐。连续剧不必像独立的电影长片那样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而是可以每周围绕一个观众熟悉的英雄人物、职业或地方展开故事。固定演员班底和常设布景减少了每集重新构建完整世界的需要。观众熟悉的叙事模式也让他们不必追看每一集,就能融入剧情。在固定的播出时段内,历史背景可以承载探案、喜剧、家庭剧或动作故事。

长期播出的节目在这一模式下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变体。1966年开播的电视剧《钱形平次》,围绕观众熟悉的江户破案英雄展开故事。TBS于1969年开播的长寿版本《水户黄门》,讲述经过虚构加工的退休德川光圀与同伴结伴出游、揭露弊政,并最终亮明身份、彰显权威的故事。1978年开播的《暴坊将军》,则让经过虚构加工的德川吉宗走出将军的正式身份,投身种种冒险。这些节目在基调和结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固定的主角,将地方上的不法行为与更宏观的正当司法理念联系起来。

NHK的大河剧确立了另一种主要形式。这一每年推出一部的系列始于1963年的《花之生涯》,后来逐渐以长篇历史叙事著称,往往围绕一位重要人物,展现其经历的政治与人生变迁。大河剧不同于每周播出、故事大体独立的冒险剧,通常会在整部剧的进程中逐步铺展人物关系,并呈现事件不断累积的后果。其中许多作品以武士时代为题材,但这一形式并不等同于时代剧:有些作品描写的是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与时代背景。它的重要性在于,让戏剧化的历史叙事持续受到全国关注,其中也包括以女性为中心,以及采用传统男性军事人物传记以外视角的故事。

电视的发展,与日本影院放映业及电影制作经济模式的变化同步发生。随着影院观影人次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高峰回落,旧有的高产量制片厂体制变得愈发难以维持。时代剧在维持符合时代背景的场地、服装、道具、动物资源以及专业表演技艺方面,尤其需要承担高昂成本。京都仍是重要的制作中心,1975年开放的东映太秦映画村则将实际运作的影视制作设施与旅游景点结合起来。随着时间推移,地面电视台曾经常见的每周时代剧播出时段逐渐减少,卫星频道、特别制作的节目,以及后来出现的发行平台,则提供了其他播出渠道。因此,从电影转向电视,远不只是银幕尺寸的变化;它还改变了单集时长、观众预期、制作惯例,以及专业人员工作的延续性。

国际交流与当代重释

时代剧与其他影视传统之间一直保持着交流,尤其是西部片。两者都可能描写携带武器的外来者、动荡不安的社区、受到挑战的权威,以及社会秩序边缘的暴力,尽管各自的历史背景与制度有所不同。黑泽明的《七武士》被改编为《豪勇七蛟龙》(1960),而《用心棒》则为《荒野大镖客》(1964)提供了创作基础。这些改编表明,叙事结构可以跨文化流传,却不一定保留原有的全部社会含义。即使情节十分相似,浪人与武士等级秩序的关系,也并不等同于枪手与边疆社会的关系。

改编的影响也超出了西部片的范围。乔治·卢卡斯曾指出,黑泽明的《战国英豪》(1958)影响了《星球大战》(1977),尤其是通过地位相对低微的角色,引领观众进入一场更大规模冲突的叙事手法。这些联系有助于解释时代剧为何能在国际上受到关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持剑英雄的故事,或受日本影响的古装剧,都属于这一类型。时代剧仍然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再现方式与制作传统。它的影响范围比其自身的类型边界更广。

后来的电影不断修正一种观念:时代剧必然要以武力展示作为高潮。山田洋次的《黄昏清兵卫》(2002)、《隐剑鬼爪》(2004)和《武士的一分》(2006),将家务劳作、微薄收入、身体残障、情感与社会地位,同可能发生的刀剑冲突并置。这样做并非取消动作场面,而是让战斗置于早已被其他责任塑造的生活之中,使其后果更显分量。相比之下,北野武的《座头市》(2003)通过突如其来的暴力、幽默、风格化特效以及一段引人注目的舞蹈,重新塑造了这位观众熟悉的通俗英雄,展现出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品牌如何容纳大幅度的形式变革。

这一类型也与日本漫画、日本动画和电子游戏有所交汇,不过“时代剧”这一名称在不同媒介中的使用并不一致。改编作品可以让服装、武器、人物类型与历史冲突在纸面和银幕之间流转,同时改变基调或加入奇幻元素。近年来的大型制作仍在重新演绎人们熟悉的历史事件:例如,白石和弥的《十一人的贼军》(2024)便将一部群像动作片的故事设定在1868至1869年的戊辰战争期间。与此同时,由于拷贝散失、物理劣化及战争破坏,早期作品的保存状况仍参差不齐。因此,影片修复、档案馆放映和新版本发行,也影响着当代观众所能看到的电影史,让被忽视的通俗电影与其他风格的作品,同那些已在国际上确立地位的经典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