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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cerebellar-ataxia

小脑性共济失调

小脑性共济失调是由小脑或其联系通路功能障碍引起的协调障碍,可见于多种后天性和遗传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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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性共济失调是指由小脑及其联系通路功能障碍引起的平衡、运动协调、言语或眼球运动障碍。它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而非单一疾病。患者虽有足够的肌力完成预期动作,但动作的时序失准、幅度控制不准,或缺乏规律性。其表现轻重不一,轻者仅在足跟紧接足尖行走时略感困难,重者则出现躯干、四肢及注视的严重不稳。

该综合征可在脑卒中后突然发生,也可在中毒或炎症性疾病期间出现;既可反复发作,每次发作之间有间歇,也可因遗传性或退行性疾病而在数年间逐渐进展。其临床重要性部分源于这种病因的多样性:相似的协调障碍可能反映可逆的生化紊乱、急性结构性损伤,或累及神经系统多个部位的慢性疾病。因此,临床评估需要将小脑综合征本身与其潜在病因区分开来,并与同样可导致平衡障碍的感觉或前庭功能障碍相鉴别。

神经结构与机制

小脑位于脑干后方、大脑半球后部的下方。其皮质高度折叠,接收有关运动意图、实际运动、身体位置和平衡的信息。这些输入使正在进行的动作得以调整,也使反复执行的动作更加精确。小脑功能障碍通常损害运动协调性,而不会使人丧失启动运动的能力,这有助于将其与瘫痪区分开来。

小脑的不同区域各有其主要参与的功能。位于中线的蚓部及其相关通路对站立、步行和躯干控制十分重要。中间部参与肢体运动的调整,而小脑半球外侧部的神经环路则参与熟练动作的规划和时序控制。绒球、小结及其相关的前庭连接参与维持凝视稳定和身体平衡。这种分区有助于临床判断,但各区并非彼此独立:它们的连接相互重叠,广泛性病变常会产生混合性综合征。

小脑皮质的主要输出神经元是浦肯野细胞,它们对小脑深部核团和前庭核团中的神经元产生抑制作用。大多数传入信息经苔藓纤维和颗粒细胞到达小脑皮质;来自下橄榄核的攀缘纤维则提供另一种强有力的输入。小脑的输出经丘脑、脑干及其他结构返回运动和非运动神经网络。神经元丢失、突触传递改变、连接纤维损伤,或尚未造成明显可见组织破坏的异常电活动,都可能扰乱这些环路。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小脑功能理论强调预测作用。感觉反馈存在延迟,来不及指导快速运动的每一处细节,因此神经环路会估计运动指令可能产生的结果,并将其与传入信息进行比较。小脑损伤可能削弱这种预测能力以及纠正运动误差的能力。伸手动作可能越过目标、需要多次修正,或出现关节之间时序不协调的情况。小脑环路也参与运动适应,例如在实验中使视觉反馈发生偏移时,重新校准伸手动作。

异常表现的侧别和分布有助于定位损伤。一侧小脑半球的病变通常导致身体同侧肢体运动不协调,这反映了小脑与运动通路之间的连接方式。中线部位的病变则更常引起明显的躯干或步态不稳。然而,小脑以外的损伤,包括小脑与脑干之间连接的损伤,或脊髓内某些特定通路的损伤,也可能中断同一功能环路。因此,“小脑性”描述的是一种生理功能异常模式,并不总意味着原发病变位于小脑组织内。

临床表现与检查

步态障碍是最容易识别的表现之一。行走时可出现步基增宽、步态不规则且不稳,步长不一,并向侧方偏移。转身和串联步行(即一只脚紧接着另一只脚的正前方迈步)可暴露普通行走时不太明显的异常。病情较重时,患者在无支撑的情况下难以坐稳或站稳。小脑中线结构受累时,这种躯干不稳可尤为突出。

肢体检查用于评估运动的准确性、节律,以及各个运动环节之间的协调性。辨距不良是指运动幅度控制失准,例如在指鼻试验中,手指超过或未能到达目标。意向性震颤在手接近目标时更为明显。快速交替运动可变得缓慢、不规则或顺序紊乱,这一体征称为轮替运动障碍。跟膝胫试验用于评估下肢的类似功能。解释这些异常时,必须结合肌力、关节活动度、视觉及感觉情况,因为这些系统的障碍也会影响检查表现。

言语可因构音障碍而受到影响,表现为不规则的发音中断、重音异常、音量变化不定,以及语速控制受损。传统术语“吟诗样言语”描述的是言语被分割成异常分明的音节,但这一说法并不能涵盖小脑病变所致言语变化的全部表现。言语障碍并不等同于失语症:即使构音严重受损,语言组织与理解能力仍可保持完好。患者还可能出现吞咽障碍,尤其是在疾病晚期或累及多个系统的疾病中,但其发生机制可能不局限于小脑功能障碍。

眼球运动可提供更多定位线索。眼球震颤是眼球的节律性振荡;其中,凝视诱发性眼震和下跳性眼震对小脑功能评估尤为重要。平滑追踪运动可被一连串纠正性扫视取代,而随意扫视则可能超过或未能到达目标。前庭眼反射的抑制也可能受损。凝视不稳可导致振动幻视,即感觉周围视觉环境在移动,但有些检查异常几乎不会引起主观视觉不适。

小脑疾病还可影响认知与行为。杰里米·施马曼和珍妮特·谢尔曼于1998年描述的小脑认知情感综合征,包括执行功能、视空间加工、语言调控及情绪调节方面的障碍。该综合征尤其与小脑后部及蚓部受累有关。这些表现的个体差异很大,存在运动性共济失调的患者并不一定会出现这些表现。临床判断时还需考虑小脑以外的病变、药物、睡眠障碍及情绪状态,因为这些因素均可影响认知表现。

后天性病因与起病模式

病程的时间特征是对后天性小脑性共济失调进行分类和判断的重要依据。在数分钟至数小时内出现的症状,可能由缺血性卒中、脑出血、中毒或急性代谢紊乱引起。小脑梗死可导致严重的步态不稳、眩晕、呕吐和眼球运动异常,有时并无明显的肢体无力。后颅窝空间有限,其中的肿胀可能压迫脑干或阻碍脑脊液循环。因此,急性小脑病变的严重程度不能仅凭肢体协调障碍的程度来判断。

药物和毒性物质暴露是急性或亚急性小脑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酒精中毒常会损害步态和协调能力;长期大量饮酒还可造成小脑结构性损伤,其中小脑蚓部前上部的受累往往尤为明显。苯妥英、锂盐、镇静药和某些抗肿瘤药物,在特定暴露条件下可引起小脑异常。毒性作用可能源于药物浓度过高、清除能力改变、药物相互作用或个体易感性。即使查体表现相似,这些机制也不同于遗传性共济失调中的进行性神经元功能障碍。

营养和代谢性病因包括硫胺素缺乏和维生素E缺乏。硫胺素缺乏可引起韦尼克脑病,其中共济失调可伴有精神状态改变和眼球运动异常,但并非总会出现完整的经典三联征。维生素E缺乏可同时引起小脑功能障碍和周围感觉障碍。维生素B12缺乏则更常通过损伤本体感觉通路引起感觉性共济失调,这说明不能仅凭步态表现对营养性病因进行分类。内分泌及全身性代谢紊乱也可能导致协调能力受损。

炎症性和感染性疾病可呈现几种不同的模式。多发性硬化可通过脱髓鞘损害小脑通路。急性感染后小脑性共济失调尤其多见于儿童,常发生于病毒感染之后;病原体直接感染所致的小脑炎与之相关,但属于不同的病理过程,可能伴有更明显的炎症和肿胀。免疫介导的小脑综合征包括一些与谷氨酸脱羧酶抗体、麸质相关疾病及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的疾病。抗体的临床意义取决于其特异性、浓度、检测方法以及伴随的临床表现。

副肿瘤性小脑变性是癌症的一种免疫介导性并发症,可能在肿瘤被发现之前出现。某些抗体,包括抗Yo抗体和抗DNER抗体,与特定类型的癌症相关,但仅凭抗体检测结果或癌症病史均不足以确诊。结构性病因包括后颅窝肿瘤、创伤以及影响脑脊液流动的疾病。缓慢进展的后天性或散发性共济失调也可见于小脑型多系统萎缩;自主神经功能衰竭和其他神经系统体征有助于将其与以小脑受累为主的疾病区分开来。

遗传性与发作性疾病

遗传性共济失调涵盖多种疾病,并非单一的遗传学类别。其遗传方式可为常染色体显性、常染色体隐性、X连锁或线粒体遗传。有些疾病多年来主要局限于小脑,而另一些则累及周围神经、视觉、听觉、认知、心脏或内分泌器官。发病年龄可从婴儿期延至成年晚期。无家族史并不能排除遗传性病因:隐性遗传、家族规模较小、外显率降低、新发变异以及晚发病等因素,均可能使家族性发病模式不明显。

显性遗传的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通常以编号区分不同的遗传学类型。几种常见类型,包括SCA1、SCA2、SCA3、SCA6和SCA7,均由CAG重复序列扩增所致,这些序列在特定蛋白质中编码异常延长的多聚谷氨酰胺链。各型的临床表现有所不同:视网膜变性是SCA7的特征,而SCA6的表型往往相对局限于小脑。重复序列的长度可影响发病年龄和严重程度,但不能精确预测个体的病程。某些重复序列扩增疾病存在遗传早现现象,即由于重复序列在传递过程中进一步扩增,疾病在后续世代中的发病年龄逐代提前。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通常由FXN基因的两个拷贝中均出现GAA重复序列扩增所致,导致共济失调蛋白表达减少及线粒体功能受损。尽管名称中称其为共济失调,其神经系统病变不仅涉及小脑相关系统,还显著累及感觉通路和脊髓。腱反射消失、位置觉受损和伸性跖反射可同时存在。心肌病、骨骼畸形及糖尿病是重要的脑外表现。相比之下,由ATM致病性变异引起的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则表现为进行性神经功能障碍,同时伴有DNA损伤应答异常、程度不一的免疫缺陷及癌症易感性增加。

重复序列扩增的发现,也使此前病因不明的一些成人起病疾病得到了解释。2019年发现的RFC1双等位基因致病性重复序列扩增,可解释许多小脑性共济失调、神经病变及前庭反射消失综合征病例,该综合征通常简称为CANVAS。感觉神经元病、双侧前庭功能受损,有时还有长期咳嗽,可与小脑体征同时出现,也可先于小脑体征出现。2023年报道的FGF14基因GAA重复序列扩增所致疾病被命名为SCA27B,是晚发性共济失调的另一重要病因。其发作性症状和下跳性眼球震颤可十分突出。这些发现说明,仅靠常规测序无法检出所有相关的遗传异常。

发作性共济失调表现为反复发作,而非仅有持续性功能障碍,但也可逐渐出现持续性异常。1型发作性共济失调与KCNA1有关,常伴有肌颤搐;2型与CACNA1A有关,发作持续时间通常更长,并常在发作间期出现眼球震颤。这些基因编码离子通道的组成成分,因此这些疾病属于离子通道病。运动、生理性应激或其他诱因均可影响发作。同一基因可能产生不同的神经系统表型,因此需要谨慎解读分子检测结果与临床综合征之间的关系。

诊断思路与检查

诊断首先要确定协调障碍是否主要源于小脑。在感觉性共济失调中,本体感觉传入丧失,使患者难以感知肢体位置;失去视觉代偿后,平衡障碍往往明显加重。前庭疾病因运动和空间定向信号紊乱而影响平衡,可引起眩晕、眼球震颤和姿势不稳。小脑、感觉及前庭功能障碍可以同时存在,在 RFC1 相关疾病等疾病中尤其如此。鉴别诊断还需考虑肌肉骨骼系统的活动受限、肌无力、药物作用及功能性神经系统症状。

详细采集病史有助于明确起病方式、进展过程、症状波动、暴露史及伴随症状。突然起病、阶梯式进展、持续进展和发作性病程分别提示不同的病因类别。相关伴随表现包括感觉丧失、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癫痫发作、认知改变、视力受损及全身性疾病。家族史的询问不应仅限于明确诊断为共济失调的亲属,因为不明原因的步态障碍或其他神经系统诊断也可能是同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表现。体格检查应评估眼球运动、言语、站姿、步态、肢体协调、反射、感觉、肌力,以及小脑系统以外的体征。

磁共振成像是评估结构性病变和退变模式的核心检查,可发现梗死、肿瘤、脱髓鞘病灶、畸形,以及小脑或脑干萎缩。弥散加权成像对急性缺血尤其有用,但偶尔也会漏检早期后循环病灶。萎缩是一种描述性发现,而非完整的诊断:它可见于多种遗传性、中毒性、免疫介导性及退行性疾病。反之,在出现明确萎缩之前,也可能已存在显著的生理功能障碍。计算机断层扫描在某些急诊情境中具有特殊价值,例如检出出血,但对许多后颅窝异常的评估不如磁共振成像细致。

实验室检查应根据临床表现有针对性地选择,而不是不加区分地进行整套检测。检查可涉及营养状况、甲状腺功能、代谢紊乱、感染及免疫介导性疾病。当临床上考虑炎症、感染或某些恶性肿瘤时,脑脊液检查可提供相应证据。神经传导检查有助于识别伴随的周围神经病或感觉神经元病,前庭功能检查则可明确前庭眼反射受损的特征。这些检查均不能替代对整体临床综合征的综合判断。

遗传学评估越来越多地同时采用测序和专门的重复序列扩增检测。常规外显子组测序可能无法检出一些重要的重复序列扩增,包括导致数种常见成人起病共济失调的扩增。检测结果也可能发现意义未明的变异,而这些变异并不能确立病因。遗传咨询涵盖遗传方式、检测的局限性、对亲属的影响,以及诊断性检测与预测性检测之间的区别。即使经过广泛检查,一些进行性共济失调的病因仍无法明确;描述性诊断只是记录其表型,并不意味着所有可能的病因都已被永久排除。

对因治疗与对症治疗

治疗取决于基础疾病,因为小脑性共济失调并不是单一的治疗靶点。针对梗死、中毒、免疫介导综合征和遗传性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其作用机制和证据依据各不相同。有些病因所致的功能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逆转,尤其是功能障碍源于生化紊乱而非广泛神经元丢失时。对于其他疾病,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延缓进展、减轻特定症状、预防并发症,或维持患者参与日常活动的能力。

对于后天性疾病,已有的治疗方法包括纠正已证实的营养素缺乏、在适用情况下治疗致病感染,以及处理致病性毒物暴露。补充硫胺素可纠正硫胺素缺乏综合征中的生化异常,而补充维生素E则适用于特定的缺乏状态。结构性病变可能需要根据其性质接受神经外科学或肿瘤学方面的治疗。急性脑血管病应按卒中诊疗流程处理,包括在适用时评估是否进行再灌注治疗,或处理出血和后颅窝肿胀。

免疫介导性共济失调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思路。根据确诊的具体疾病,治疗可能包括皮质类固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其他免疫疗法。不同亚型的证据强度差异很大,检出疑似免疫相关标志物并不一定意味着免疫治疗会有效。对于副肿瘤综合征,治疗相关肿瘤是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浦肯野细胞已经丢失,神经功能的恢复可能有限。在解读治疗结果时,必须区分抑制仍在起作用的病因与逆转已经形成的损伤。

针对某些遗传性综合征,药物治疗更具特异性。乙酰唑胺可减少部分发作性共济失调患者的发作,尤其是2型患者;氨基吡啶类药物用于某些发作性疾病和眼球运动障碍也有证据支持。但这些疗效并不能证明它们对所有进行性小脑疾病都有效。2023年,美国批准奥马维洛酮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的成人和青少年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患者。这项批准针对的是一种分子基础明确的疾病,依据的是该病特异性的临床证据;它并非小脑性共济失调的通用疗法,也不能逆转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的所有表现。

对症治疗可针对眼球震颤、引起疼痛的肌肉过度活动、睡眠障碍或其他伴随问题,具体选择取决于诊断及其对功能的影响。有些药物虽能缓解某一症状,却可能降低警觉性或损害平衡能力,使疗效评估更为复杂。晚期多系统疾病还可能需要处理吞咽障碍、自主神经功能衰竭、心肌病或呼吸系统并发症。这些干预针对的是伴随的病理问题,而不仅仅是协调障碍;其重要性可能超过共济失调评定量表评分的小幅改善。

康复、沟通与日常功能

康复旨在减轻协调障碍带来的影响,即使其病因无法消除。其基本原理综合了依赖练习的学习、保留神经系统功能的利用、代偿策略以及物理环境的调整。小脑损伤可影响某些形式的运动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学习能力都已丧失。重复练习、明确的策略、针对特定任务的训练和外部反馈,可通过功能部分保留的小脑回路及其他脑网络,帮助改善任务表现。

物理治疗通常侧重于平衡、步行、转移、躯干控制、肌力和耐力。有关强化协调与平衡训练的研究报告称,部分退行性小脑疾病患者有所改善。但样本量小、诊断类型多样、干预强度不同以及随访情况不一,都限制了对研究结果的解读。经过练习的任务表现有所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潜在的退行性病变进展已经减慢;训练结束后立即测得的获益,也可能不同于数月后仍能维持的获益。因此,研究会区分任务表现的改善与疾病生物学进程的改变。

作业治疗关注共济失调如何影响穿衣、进食、书写、家务活动、学习及工作。任务表现不仅取决于肢体动作的准确性:疲劳、姿势、视觉、认知要求及物品摆放方式,均可改变任务的难度。适应性调整可包括改变工作台面、采用有支撑的体位、改良用具、调整计算机操作方式,以及改变任务步骤的顺序。辅助技术涵盖从简单的助行器具到电动轮椅和电子沟通系统等多种工具。其作用是帮助使用者更便利、更独立地参与活动,而不是界定其神经功能的预后。

言语语言治疗关注言语清晰度、沟通效率及吞咽功能。言语干预可着重于语速控制、构音、呼吸支持,或减少沟通障碍的策略。当口语表达变得难以理解时,可使用辅助与替代沟通方式作为补充。吞咽评估着眼于具体的生理问题,而不是假定所有共济失调患者都面临同样的风险。在某些疾病的晚期,误吸、摄入不足及进餐时间延长可能成为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小脑体征同时伴有脑干或周围神经肌肉受累时。

康复结局不仅体现在检查结果上。一个人的辨距不良程度可能没有变化,却能借助设备、环境调整或更合理的任务安排,提高独立生活能力。反之,协调性测试中的小幅改善,可能对就业或社会参与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跌倒、疲劳、沟通及照护者的工作负担,均可提供补充信息。除疾病本身的生物学严重程度外,无障碍条件、交通、工作安排的灵活性以及服务的连续性,也会影响功能受限的程度。这些环境与社会因素对缓慢进展的疾病尤为重要,因为患者所需的支持会在多年间不断变化。

流行病学、自然病程与预后

对于小脑性共济失调这一整体概念,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统一患病率估计值。该术语涵盖一过性中毒综合征、急性损伤、罕见遗传病和散发性退行性疾病。研究可能仅统计经基因检测确诊的病例,也可能纳入尚未确诊的进行性共济失调,或将感觉性与小脑性混合的共济失调综合征计算在内。研究人群的年龄、转诊模式、基因检测的可及性以及病例定义都会影响结果。因此,某一种遗传亚型的患病率估计值不能推广至所有具有小脑体征的人群。

遗传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并不均匀。创始者效应可使某种罕见致病变异在特定人群中相对常见,而人口迁移则会随时间推移改变其分布。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在欧洲血统人群中比在许多其他血统人群中更为常见,各类显性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的相对频率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随着对 RFC1 和 FGF14 相关疾病的认识加深,以往被归为原因不明的病例获得了分子诊断,成人起病共济失调队列的疾病构成也随之改变。

自然病程更多取决于病因,而非起初协调障碍的严重程度。中毒性或代谢性综合征可在相关紊乱消除后显著改善。单次血管性损伤可能遗留稳定的功能缺损,随后出现部分功能恢复。发作性疾病可反复发作,发作间期的功能相对保留,但有时也会发展为持续性功能障碍。退行性疾病可能缓慢进展,但不同疾病之间,以及分子诊断相同的不同个体之间,进展速度均有差异。病情的平台期和波动可能使短期变化难以判断。

伴随的病理改变往往决定生存情况和主要并发症。心肌病是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的重要病变;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和呼吸系统并发症在多系统萎缩中尤为重要;而罹患癌症和感染的易感性则会影响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的结局。晚期神经系统疾病可能伴有误吸、活动能力下降、跌倒或外伤。因此,仅凭“小脑性共济失调”这一诊断名称推断预期寿命并不准确。单纯累及小脑或以小脑受累为主的疾病,其病程可与影响自主神经、心脏或免疫等重要功能的疾病截然不同。

疾病负担不仅包括运动功能障碍,也包括不确定性。漫长的诊断过程可能影响教育、职业和生育规划方面的决策;即使已经获得遗传学诊断,临床表现的变异性仍使精确预测受到限制。患者报告结局能够反映简短检查中可能被低估的问题,包括功能波动、疲劳、对跌倒的恐惧以及沟通困难。因此,长期随访照护和研究既评估神经功能损害,也评估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不将行走能力视为疾病严重程度的唯一指标。

历史发展、测量与研究

实验与临床研究逐渐将小脑性协调障碍与肌无力、感觉丧失区分开来。19世纪,玛丽·让·皮埃尔·弗卢朗通过动物损毁实验,将小脑与运动协调联系起来。此后,路易吉·卢恰尼的研究着重指出,小脑损伤会导致肌力调节、肌张力和运动稳定性异常。约瑟夫·巴宾斯基描述了协同不能、轮替运动障碍等临床体征,而戈登·霍姆斯则根据局灶性损伤病例(包括战时病例),对人类小脑综合征作出了详尽描述。这些观察确立了许多至今仍用于神经系统检查的术语。

遗传性共济失调最初主要依据临床表现、遗传方式和病理发现进行分类。尼古拉乌斯·弗里德赖希自1863年起,在一系列论文中描述了如今以其名字命名的疾病。皮埃尔·马里在19世纪末的描述有助于区分其他家族性共济失调表现,但这些历史分类与现代分子诊断并不完全对应。自20世纪90年代起,致病基因和重复序列扩增的发现重塑了分类体系。过去归为一类的疾病被区分开来,而一些表面上不同的综合征有时却被证实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

与非结构化的描述相比,标准化量表能使对病情变化的测量更具可重复性。2006年推出的共济失调评估与分级量表包含八个评分项目,涵盖步态、站姿、坐姿、言语和肢体协调。其总分为0至40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损害越重。更早推出的国际合作共济失调评定量表涵盖范围更广,总分为100分。疾病特异性评估工具,包括改良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量表,纳入了与特定疾病相关的特征。这些测量工具虽有实用价值,但仍会受到检查者判断以及小脑以外功能损害的影响。

研究日益注重将临床量表与定量运动分析、眼动追踪、可穿戴传感器、影像学以及体液生物标志物相结合。数字化测量可以反复采集行走或上肢功能数据,有望捕捉门诊就诊时未能观察到的波动。影像学可以量化局部组织丢失或连接性改变,而神经丝轻链等标志物则可能反映某些疾病中的神经损伤。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的标志物并不自动成为经过验证的替代终点:要证明它能够可靠地预测具有实际意义的治疗获益,还需要更多证据。

治疗研发包括针对含有重复序列的毒性RNA、异常蛋白、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神经元兴奋性改变的方法。反义策略、基因沉默方法和基因治疗正在针对特定分子病因的疾病开展研究,而不是将共济失调视为一种不加区分的综合征来治疗。当患者群体较小、病情进展缓慢,且结局指标随疾病阶段而异时,临床试验的设计便面临困难。遗传特征明确的队列、自然史研究以及采用盲法的随机对照比较,有助于将治疗效果与常见的病情波动、练习效应及疾病预期病程的差异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