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舞蹈是舞蹈的一个宽泛类别,与特定社群共有的习俗、历史和身份认同相联系。它通常既包括人们在参与庆典、社交聚会、时令节俗和家庭生活时学会的舞蹈,也包括在学校中教授或由专业表演团体演绎的版本。这个术语并不指某一种单一的动作技法,也不专指乡村的表达形式。被称为民间舞蹈的传统,既可能来自乡村,也可能来自城市;既可能用于娱乐,也可能用于仪式;既可能为某一地方所特有,也可能流传于世界各地。
舞蹈通过协调一致的动作,使社会关系变得可见:参与者围成圆圈、选择舞伴、跟随领舞者、交换位置,或轮流展示个人技艺。这些实践将身体知识与音乐、历史记忆、宗教活动及归属观念联系起来。然而,“民间舞蹈”这一类别也受到采集整理者、教育机构、民族运动和文化政策的塑造。因此,要理解民间舞蹈,既需要关注社群自身的实践,也需要考察这些舞蹈如何被命名、记录、改编和呈现。
定义与边界
现代民间舞蹈概念的形成,与民俗学研究及十九世纪对民众日常文化的关注相伴而行。采集者常将乡村居民的舞蹈实践与宫廷娱乐、专业演出以及商业流行舞蹈区分开来。这些区分有助于整理采集资料,却也可能歪曲舞蹈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流传的实际情况。乡村乐师会采用流行曲调,城市舞者会改编地方舞步,而与宫廷有关的舞蹈也会进入地方娱乐生活。一种舞蹈不必起源于某个社群,也能成为该社群传统中稳固的一部分。
“民间舞蹈”“传统舞蹈”“日常文化中的舞蹈”“社交舞蹈”和“族群舞蹈”等概念有所重叠,却并非完全同义。传统舞蹈强调延续与传承;社交舞蹈强调参与和互动;日常文化中的舞蹈通常指在日常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身体动作实践。“族群舞蹈”往往依据赋予表演者的身份来划分舞蹈,但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尤其体现在欧洲剧场舞蹈形式被视为具有普遍性,而其他传统却被标记为具有族群性。因此,这些类别的边界是历史与制度作用的结果,而非纯粹由技术特征决定。
民间舞蹈中,创作者无名的情况十分常见,但这并非必要条件。有名有姓的教师、乐师、编舞者和社群领袖都可能引入新的舞蹈,随后这些舞蹈便作为集体实践流传开来。反过来说,一套仅由专业舞团保存的古老编舞,其社会存在形态可能与婚礼上经常跳的舞蹈有所不同。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跳、在什么场合跳、如何学会,以及参与者认可何种权威,而不只是能否确定某位创作者。
民间舞蹈与芭蕾、现代舞及商业舞蹈之间的界限同样可以跨越。一组传统舞蹈动作可以按照剧场的空间布局重新编排,而剧场中的创新也可能回到社群庆典之中。例如,弗拉明戈和探戈都有涉及社交、专业表演、剧场及商业领域的发展历史,无法归入任何单一类别。原住民的仪式舞蹈也不能一概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民俗实例:特定社群可能从祖先传下的义务、宗教权威或受到限制的表演权利等角度来理解这些舞蹈。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准确描述,就必须重视社群自身的术语和分类。
动作、队形与音乐组织
民间舞蹈的动作通过重心、平衡、方向、时机以及舞者身体之间的关系来组织。一个基本舞步可能结合行走、单脚跳、跺脚、滑步或双脚交叉,但其特征往往取决于一些较难用语言描述的细节:膝盖弯曲的幅度、重心是否向地面下沉、躯干如何倾斜,或一步之中的重音落在何时。两种舞蹈可能有着相同的落脚顺序,动作质感却截然不同。因此,地方风格不能简化为一份舞步清单。
队形是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开口链形、闭合圆圈、成对队形、方阵和相向排列的横队,为舞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不同的可能。链形队伍的领舞者可以选择舞蹈组合或引入变化,其余舞者则维持反复出现的动作模式。在圆圈中,舞者通过相牵的手或相搭的肩膀传递方向与重心变化的信号。在纵列乡村舞中,舞伴通过依次换位,在不同位置间移动,从而与其他参与者反复相遇。以集体为主的舞蹈中也可能穿插个人展示,让舞者在不打破共同框架的前提下展现个人变化。
舞蹈与节奏的关系,比每逢一个音乐拍点就动一次要复杂得多。舞者可以只在某些拍点上迈步,将一拍细分为多个动作,让一个动作贯穿整个乐句,或在伴奏相对不突出的时刻加以强调。节拍、速度(音乐)以及乐句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这些选择。欧洲东南部的一些舞蹈采用不对称的时值分组:例如,一个包含七个单位的节奏型可以组织为 。这些分组体现为持续时间较长和较短的动作组合,经验丰富的参与者未必会以算术方式逐一计数。
伴奏形式多样,可以是器乐合奏,也可以是歌唱、拍手、脚部击打,或这些形式的组合。应答式呼唤可以协调歌者与舞者,而鼓手或提琴手也可能根据表演者的动作调整乐句处理。在一些传统中,动作本身就是声音的重要来源。带有打击性质的脚步动作使舞者成为节奏的创造者,而不只是伴奏的接受者。这些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仅保存旋律而不记录其惯常的动作情境,或仅记录舞步顺序而不保留其特有的音乐分句方式,都可能导致关键特征未被记录下来。
道具、服饰和场地也会影响动作技法。手帕能延伸手臂姿态的表现;使用棍棒时,舞伴之间需要精准控制动作时机;厚重的鞋履会改变脚部击打发声的方式。在光滑木地板上能够完成的动作,到了夯实的土地或草地上,表现就会有所不同。服饰可以标示节庆身份、职业、年龄或地域归属,但不应将其等同于舞蹈本身。同一种传统即使用日常服装表演,仍然可能清晰可辨;而华丽的服饰本身并不能证明历史传承的连续性。
社交场合、仪式与参与
许多民间舞蹈与其发生的场合密不可分。婚礼、丰收庆典、宗教节日、集体劳作聚会以及人生礼仪,既为人们的聚集提供了缘由,也形成了规范参与方式的惯例。在婚礼上,舞蹈可能用于让亲属彼此认识、展现主人的热情好客,或标志新人身份的转变。在仪程中特定时刻表演的一段舞蹈,可能承载着某种意义;一旦将同样的动作抽离原有情境,编入音乐会节目,这种意义便会消失。
舞蹈可以成为仪式的一部分,而参与者未必都赋予它相同的意义。例如,日本的盂兰盆节传统在许多地方将祭祖的时令活动与集体舞蹈联系在一起。各地的盆舞在音乐、动作、规模和组织方式上各有不同,其中一些已发展为大型公共节庆活动。在其他情境中,行进式舞蹈将圣地与街道或公共广场连接起来。描述这类实践时,需要区分宗教层面的解释、依循习俗的参与、地方娱乐活动以及当代节庆的组织安排,而不能假定一种解释就能说明每位舞者参与的原因。
舞蹈的参与方式受到年龄、性别、亲属关系、技艺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不过,相关规则因情境而异,差别很大。有些舞蹈过去将男女分开;另一些则让男女结对互动。儿童可能先在聚会场地边缘学习,再加入主要队形。技艺娴熟的舞者可以凭借耐力、节奏的精准、即兴发挥或带领他人的能力赢得声望。这些安排并不一定固定不变。学校教育、就业、宗教实践以及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哪些人参与舞蹈,以及他们可以承担哪些角色。
集体协调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在许多场合,参与者都认可一定范围内的变化:一位舞者可能加入装饰性动作,另一位则采用较为简朴的跳法。参与者所需的社交知识包括:知道何时适合增添花样,如何加入链式队形而不打乱队伍,以及如何帮助缺乏经验的舞伴。这类知识通常通过反复参与来习得,而不只是依靠明确的规则。一个触碰、一道目光、一处音乐提示,或队形中的位置调整,都可以用来纠正错误。
舞蹈聚会能够建立归属感,但也可能显露群体边界。成员资格要求、礼仪限制、选择舞伴的惯例以及接受指导的机会,共同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公共节庆可能邀请来访者加入某些舞蹈,同时将另一些舞蹈保留给指定表演者。若把所有民间舞蹈都视为对任何人开放,就会掩盖这些区别。一项活动的社会意义,不仅取决于可见的舞蹈编排,也取决于组织参与所依据的权利、义务和人际关系。
欧洲与美洲的传统
欧洲的民间舞蹈传统涵盖链式舞、双人舞、独舞步法、剑舞与棍舞,以及队形变化繁复的群舞。在欧洲东南部,称为科洛(kolo)、霍罗(horo)、霍拉(hora)和奥罗(oro)等的舞蹈,包含彼此相关、又各具地方特色的链式与圆圈形式。希腊舞蹈同样包含众多地域传统,在节奏、姿态、领舞方式和舞蹈场合等方面各有差异。这些名称并不指向某种跨地区统一的舞蹈编排:各社群依据音乐模式、动作语汇和地方历史来区分舞蹈,而这些区别有时跨越了现代国家的边界。
在欧洲西部和北部,乡村舞、四对舞、波尔卡与华尔兹体现了印刷舞谱、时尚娱乐与地方实践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约翰·普莱福德于1651年出版的英国舞蹈手册,最初题为《英国舞蹈教师》(The English Dancing Master),按曲调和队形变化说明记录了一批舞蹈。后来的乡村舞和四对舞传统广泛传播,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流行环境。它们在城镇、庄园、村落和海外社群之间流传,使人难以将精英阶层的创编与民众世代传承的舞蹈截然分开。
爱尔兰踢踏舞、苏格兰乡村舞、斯堪的纳维亚双人舞和英格兰莫里斯舞,展现了社群活动与正式组织之间的不同关系。竞技性爱尔兰踢踏舞发展出了相应的机构、规定舞目和独特的舞台呈现方式,而凯利舞(céilí)等社交舞形式则保留了其他参与模式。莫里斯舞传统在队形、道具、服装和步法上存在地域差异。其历史经历过传承中断、采集整理和复兴,并非今天所有舞队都共享一条从未间断的传承脉络。
在整个美洲,殖民活动、被奴役非洲人的强制迁徙、原住民传统的延续,以及后续的移民流动,共同孕育了多样的舞蹈文化。欧洲四对舞的队形变化在加勒比地区和美洲其他地方,结合不同的音乐实践与动作风格得到了改造。在美国,方阵舞和康特拉舞都通过口令来组织队形变化,但两者的地域历史和当今参与社群各不相同。阿巴拉契亚木屐舞及其他以踏击发声为特点的舞蹈形式,是多种动作传统相互影响的产物;将这些舞蹈归于某个唯一源头的说法,忽略了它们层层交织的历史。
拉丁美洲的例子包括墨西哥的松舞和哈拉韦舞传统、安第斯地区的瓦伊诺舞、巴西的桑巴舞,以及众多地域性的双人舞和群舞。它们的分类因具体语境而异:同一个宽泛名称可能涵盖社交活动、节庆表演、竞技展示和国家象征等不同层面。北美原住民的帕瓦舞蹈同样包含不同类别和各社群的规矩,而不是一种笼统的“印第安舞”。在这些地区,以国家为标签有助于初步认识舞蹈,却不足以解释其特点,因为一国内部存在显著差异,而共同的舞蹈传统又往往跨越国界。
非洲、亚洲与大洋洲的传统
在非洲各地,舞蹈传统因语言、社会组织、音乐实践及活动场合而异。许多传统将舞蹈动作与歌唱、器乐演奏、服饰和戏剧表演融为一体,将其拆分成彼此独立的艺术门类反而会造成误解。在西非的某些场合,循环往复的音乐框架支撑着舞者与打击乐手之间不断变化的节奏关系。不过,重心下沉的姿态、身体多个部位的协调运动或相互交织的节奏等特征,都不能被视为整个非洲大陆共有的属性。具体的传统需要具体描述。
非洲南部的例子展现了这种多样性。祖鲁族的因德拉穆舞(indlamu)以整齐的群体表演、有力的踏步和强劲的腿部动作为特色,而巴索托妇女的利托洛博尼亚舞(litolobonya)则采用不同的动作和音乐表现手段。胶靴舞形成于南非外来矿工的劳动生活环境之中,运用跺脚、拍击和节奏互动。它的工业背景对“民间传统必定起源于农耕生活”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当代舞台表演可能突出观赏效果,但这种后来的发展,与该舞蹈在工人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形成是两回事。
在中国,社群舞蹈传统包括具有多种地方形式的秧歌,以及淮河流域的花鼓灯。扇子、手绢、打击乐、行进动作和戏剧性的人物塑造以不同方式组合出现,并非一套全国统一舞蹈技法的固定组成部分。中国众多民族的舞蹈传统也被纳入专业舞蹈教育,经过传授和改编。区分地方实践及其课堂或舞台版本十分重要,因为标准化训练可能会从丰富得多的舞蹈语汇中选取特定动作,将其作为代表。
南亚的舞蹈类别同样难以用“民间”与“古典”的简单对立来划分。旁遮普的邦格拉舞与农事和节庆相关,但其现代发展也涵盖舞台竞赛、海外移民社群的表演以及录制发行的流行音乐。古吉拉特的加尔巴舞以反复的环形运动组织集体舞蹈,与九夜节庆祝活动密切相关。在东南亚,各种传统既包括人人可参与的社交舞蹈,也包括需要严格训练的仪式和戏剧表演;在某些场合,舞者会与加美兰乐队互动。当地对这些实践的分类方式,可能不同于英语中的体裁划分。
在大洋洲,舞蹈往往是涵盖谱系、诗歌、等级与仪式性交换的更广泛体系的一部分。夏威夷草裙舞的动作需要结合吟诵或歌曲来理解;在殖民压力、商业娱乐和文化复兴的影响下,这种舞蹈经历了重大转变。毛利人的哈卡舞有多种形式和用途,并不只是人们在体育赛事中熟悉的挑战之舞。若将其中任何一种舞蹈视为脱离语言和社群权威的无名娱乐形式,就会抹去这项实践不可或缺的层面。因此,在非洲、亚洲与大洋洲,“民间舞蹈”最好作为比较研究的类别使用,而不应取代当地的名称和理解方式。
采集、复兴与国家形象呈现
民间舞蹈的记录与复兴,同欧洲浪漫主义及民族文化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采集者搜集歌曲、故事、服饰和舞蹈,认为它们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特质。这项工作保存了宝贵的资料,但采集者的取舍也决定了哪些内容得以进入档案。乡村习俗可能比城市习俗更受青睐,而某些地区则可能被描述为比其他地区更具代表性,或拥有更悠久的传统。
在英格兰,塞西尔·夏普于1899年与海丁顿夸里莫里斯舞者的相遇,成为有组织的舞蹈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事件。英国民间舞蹈协会于1911年成立,并于1932年与民歌协会合并,组成英国民间舞蹈与民歌协会。教师、手册、示范表演和培训课程推动了采集所得舞蹈进入学校和休闲团体。这既扩大了参与范围,也改变了舞蹈的学习环境:过去通过参与当地社群生活而耳濡目染习得的舞蹈,如今可以按照标准化教学大纲传授。
其他地方也以不同形式经历了类似过程。瑞典的民间舞蹈组织、爱尔兰的文化协会,以及中东欧各国的国家舞蹈项目,都将舞蹈曲目的保存与教育及公共展示相结合。被选作国家形象展示的舞蹈,未必就是日常生活中最普及的舞蹈。它们在视觉上的鲜明特色、是否适合不同群体共同参与、是否与声望较高的地区相关,以及是否适于舞台呈现,都可能影响其推广。
历史学研究中发展出的被发明的传统概念,有助于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声称某项传统自远古以来延续至今,另一种则是有文献可考的现代实践形成过程。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新近组织起来的传统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承下来的内容都是编造的。一场复兴运动可能在保留古老舞步的同时,引入新的服饰标准、固定的舞段顺序,或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场景。历史分析必须辨明这些不同层次,而不是将某种实践整体归为完全真实或完全人为的产物。
国家形象的呈现也可能掩盖相互交织的历史。一种跨越国界、由多地共享的舞蹈,可能被宣称为某个国家独有的文化财富,尽管早在边界形成今日格局之前,乐师、家庭和季节工就已在该地区往来流动。反过来,国家机构也可能提供资源,帮助延续濒危的地方舞蹈曲目。因此,历史研究要追问的,并不是机构是否必然会保存或扭曲传统,而是它们选择了哪些元素、如何重新分配权威,以及谁的版本最终获得了公众认可。
编舞、专业舞团与大众传媒
当社群中的舞蹈被搬上舞台,其组织形式通常也会发生变化。社交舞可以一直跳下去,只要乐师和参与者愿意;而舞台演出节目则需要明确的时长。原本让所有舞者面向圆心的圆圈队形,可能会朝观众方向敞开。重复的舞步可能被压缩,形成对比的段落可能被组合在一起,个人的动作变化也可能被统一。这些变化都属于编舞创作,即使最终作品紧密依托有据可查的地方舞蹈动作语汇,也是如此。
专业民间舞团在二十世纪的影响尤为显著。伊戈尔·莫伊谢耶夫于1937年在苏联创立了自己的舞团,运用训练有素的群舞技巧和大型编排,将民间舞蹈素材发展为舞台作品。其他舞团则探索了相近却各具特色的模式。阿玛莉娅·埃尔南德斯于1952年创立的墨西哥民俗芭蕾舞团,通过舞台编舞、音乐和服装呈现墨西哥各地区的文化素材。这类机构帮助塑造了在国际上广为人知的民族舞蹈形象,同时也创作出在规模和目的上均有别于社群聚会的作品。
专业化不仅改变表演形式,也影响舞者的身体。日常训练可以提升动作的整齐度、伸展幅度、速度、耐力和杂技技巧。舞者可能学习多种地区风格,而不再专精于自己家乡的舞蹈实践。由此产生的表演可以在艺术上十分精湛,却不一定如实记录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动作。分析时,区分作为素材来源的舞蹈实践、改编过程与最终的舞台作品,有助于理解这些差异。
广播、电影和录制音乐进一步改变了舞蹈的传播方式。电视可以使某一套编舞广为人知,同时降低地方上其他版本的可见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例子是《大河之舞》:它最初作为1994年欧洲歌唱大赛的幕间节目亮相,随后发展为一部完整的舞台作品。它在国际上的成功扩大了爱尔兰舞蹈的观众群,也推动了将踢踏舞步、音乐和壮观群舞场面相结合的新舞台形式。不过,它并未涵盖爱尔兰社交舞或地区舞蹈传统的全部面貌。
如今,数字平台让舞者能够学习舞蹈组合、比较不同风格,并跨越遥远距离保持联系。这些平台也偏好某些呈现形式:正面机位、较短时长、视觉效果鲜明的服装,以及易于反复模仿的动作组合。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可能成为教学参考,即使它呈现的是为节庆活动改编的版本,而非当地通常采用的版本。因此,媒体传播改变的不仅是谁能看到一种舞蹈,也包括哪个版本会被模仿,以及观众会将哪些特点视为这种舞蹈的标志。
研究、记录与历史证据
对舞蹈的系统研究包括舞蹈民族学、舞蹈人类学、历史研究,以及与民族音乐学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将身体动作与音乐、社会组织、语言及表演情境结合起来考察。田野调查可能包括长期参与、访谈、观察教学过程,以及比较不同活动中的舞蹈。婚礼、排练、比赛和面向游客的表演,可以呈现同一套舞蹈的不同侧面,因此,仅凭某一次活动的记录,往往不足以充分说明整个传统。
历史证据带来了特殊的难题,因为身体动作无法像建筑或手稿那样留下持久的痕迹。绘画和文字描述可以呈现队形、服饰或社会场景,却未必能保留动作的时序或衔接方式。文献中提到某个有名称的舞蹈,并不能证明它早期的编排与今天同名的舞蹈一致。反过来,相似的动作模式也可能以多个名称流传。若要声称某种当代舞蹈自古以来一直原样传承,就需要相应的证据,而这类证据往往无从获得。
动作记谱提供了一种记录手段,能够记下普通文字难以清楚描述的特征。拉班舞谱在鲁道夫·拉班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使用结构化的符号系统表示身体动作。其他记谱体系和各地自行设计的图示,则记录舞步、空间中的移动路线,或动作与音乐小节之间的关系。这些记录的价值取决于其详尽程度,也取决于记录者和读者的技能。没有任何一种体系能自动捕捉参与者认为对舞蹈风格至关重要的所有特质。
视听记录能够保留动作的时序和可见的活动,但同样具有选择性。摄像机可能未将乐师摄入画面,舞者的脚步可能被其他人遮挡,画面之外的互动也可能被遗漏。麦克风的位置可能改变歌声、器乐声和身体击打声之间原有的平衡。因此,可靠的记录还应包含背景信息:由谁表演、录制于何时何地、服务于什么场合,以及这段舞蹈是否应录制要求而专门表演。多角度拍摄和反复观察,能够揭示单次精心呈现的表演所掩盖的变化。
如何阐释这些材料,也取决于记录了谁的知识。专门从事表演的人可能会解释舞蹈的形式结构,而偶尔参与的人则能揭示舞蹈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女性、年轻舞者、移民以及官方舞蹈团体之外的人,可能保留着机构档案中未曾收录的版本。合作式研究可以纳入这些视角,并明确查阅或再次使用相关材料时的限制。由此形成的记录不仅是舞步的汇集,也是了解身体动作知识如何分布、受到何种评价以及如何传承的证据。
传承、保护与文化权利
民间舞蹈的延续依靠传承,而非仅仅保存对它的文字描述。人们可以通过在庆典中模仿、接受亲属指导、向行家拜师、学校课程或有组织的培训班来学习。每种途径都有其侧重的知识。课堂可以高效地教授一套动作,却未必能让学习者充分体会如何在婚礼中选择恰当的起舞时机。非正式参与能够传递社交惯例,但未必会明确讲解细微的技巧差别。如今,许多社群会结合使用这些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使这类实践获得了国际关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于2006年生效。公约强调的是得到社群认可、代代相传并不断得到再创造的实践与知识。列入名录的舞蹈相关项目包括2017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塞尔维亚传统民间舞蹈科洛舞,以及2023年列入该名录的古吉拉特邦格尔巴舞。列入名录所针对的是界定明确的遗产项目;这既不意味着认证某套唯一且不可更改的舞蹈编排,也不意味着确立对所有相关形式的专属所有权。
保护措施可以包括支持社群活动、为年轻参与者提供机会、开展记录工作、提供排练场地,以及维持音乐伴奏传统的延续。其效果取决于当地情况。资金充足的节庆活动可以为乐师和教师提供生计支持,但也可能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简短的展示版本。竞赛制度可以促进技巧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能压缩风格的多样性。因此,维系活态的舞蹈 repertoire 与保存一件形态固定的博物馆藏品并不相同:变化本就是传承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外界强加的变化都同样能为实践者所接受。
当录音录像、动作组合、服装设计或社群名称被用于商业用途时,就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相较于集体传承的实践,版权制度往往更容易保护特定的录音录像或经过编排的舞蹈作品。伦理责任可能超出法律的最低要求。一场表演可以公开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每一首歌曲、每一幅图像或每一项仪式要素都可以被不受限制地复制。对于许可、署名、报酬以及受限制材料的处理,都必须结合相关权利与责任的持有者来理解。
移民与城市化为传统延续创造了更多场景。侨民社团可能通过教授舞蹈来维系语言和家庭纽带,而年轻成员则会调整音乐、舞伴配合方式或呈现形式,使之适应自身的社交世界。城市中的俱乐部能够汇聚来自多个地区的参与者,形成任何单一原乡都不存在的共同舞蹈 repertoire。在这些场景中,一种舞蹈可以保留人们记忆中的地方风格,发展出新的变体,也可以让那些并非通过家庭参与而继承这一传统的人借此建立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