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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creation-and-annihilation-operators

产生与湮灭算符

产生与湮灭算符增加或减少量子激发,为振子、全同粒子、量子场及多体系统提供统一的描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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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量子谐振子玻色子费米子量子场论凝聚态物理学哈密顿算符动量产生与湮灭…

产生与湮灭算符是分别增加和减少指定量子模式中激发数的数学算符。在量子力学中,它们最简单的实现形式将量子谐振子相邻的能量本征态联系起来。在多粒子物理学中,它们在指定的单粒子态中添加或移除一个粒子。通常将它们记为 a†a^\dagger 和 aa,其中匕首符号表示取伴随。它们所满足的代数关系取决于激发是玻色子还是费米子。

这些算符用各个态的占据情况来描述系统,从而取代对全同粒子的逐一追踪。它们是量子场论、原子与分子计算、量子光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的基础。同一套数学框架可以描述腔内的光子、原子轨道中的电子、晶体中的振动以及超导体中的准粒子激发。“产生”和“湮灭”并不一定意味着物质在物理上出现或消失:这些算符可以改变振子的激发数,表示数学态空间不同扇区之间的跃迁,也可以描述实际改变粒子数的相互作用。

谐振子与阶梯算符构造

对于质量为 mm、处于角频率为 ω\omega 的一维谐振势中的粒子,其哈密顿算符为

H=p22m+12mω2x2,H=\frac{p^2}{2m}+\frac12m\omega^2x^2,

其中,xx 和 pp 分别为位置算符和动量算符,满足

[x,p]=iℏ.[x,p]=i\hbar.

这里,[A,B]=AB−BA[A,B]=AB-BA,ℏ\hbar 为约化普朗克常数。无量纲算符

a=mω2ℏ x+i2mℏω p,a†=mω2ℏ x−i2mℏω pa=\sqrt{\frac{m\omega}{2\hbar}}\,x+ \frac{i}{\sqrt{2m\hbar\omega}}\,p, \qquad a^\dagger=\sqrt{\frac{m\omega}{2\hbar}}\,x- \frac{i}{\sqrt{2m\hbar\omega}}\,p

满足 [a,a†]=1[a,a^\dagger]=1。将这些定义反解,得到

x=ℏ2mω(a+a†),p=−imℏω2(a−a†).x=\sqrt{\frac{\hbar}{2m\omega}}(a+a^\dagger), \qquad p=-i\sqrt{\frac{m\hbar\omega}{2}}(a-a^\dagger).

哈密顿算符可写为

H=ℏω(N+12),N=a†a.H=\hbar\omega\left(N+\frac12\right), \qquad N=a^\dagger a.

数算符 NN 用于计数振子的激发量子数。其对易关系为

[N,a]=−a,[N,a†]=a†,[N,a]=-a,\qquad [N,a^\dagger]=a^\dagger,

这表明,aa 将 NN 的本征值降低一,而 a†a^\dagger 将其升高一。对于归一化的数态,有

a∣n⟩=n ∣n−1⟩,a†∣n⟩=n+1 ∣n+1⟩.a|n\rangle=\sqrt n\,|n-1\rangle, \qquad a^\dagger|n\rangle=\sqrt{n+1}\,|n+1\rangle.

其中的平方根因子由归一化条件确定,并非任意约定。

由于

⟨ψ∣a†a∣ψ⟩=∥a∣ψ⟩∥2≥0,\langle\psi|a^\dagger a|\psi\rangle =\|a|\psi\rangle\|^2\geq0,

NN 的本征值不可能为负。因此,反复施加降低算符,最终必然到达满足 a∣0⟩=0a|0\rangle=0 的态 ∣0⟩|0\rangle。等式右侧的符号表示零向量,而不是另一个物理态。所有归一化的振子本征态均可由下式生成:

∣n⟩=(a†)nn!∣0⟩,En=ℏω(n+12).|n\rangle=\frac{(a^\dagger)^n}{\sqrt{n!}}|0\rangle, \qquad E_n=\hbar\omega\left(n+\frac12\right).

基态仍具有零点能 ℏω/2\hbar\omega/2。在位置表象中,方程 a∣0⟩=0a|0\rangle=0 化为一阶微分方程,其可归一化解为高斯函数。

这一构造无需逐个能级直接求解二阶薛定谔方程,即可确定能谱,也使跃迁规则变得清晰。由于 xx 正比于 a+a†a+a^\dagger,在理想谐振子中,与位移呈线性关系的微扰只能连接满足 Δn=±1\Delta n=\pm1 的态。而位移的二次项则可导致 Δn=0,±2\Delta n=0,\pm2 的跃迁。这些代数规则是振动光谱学中所用近似方法的基础。

“升高”和“降低”的含义比产生与湮灭更广。角动量阶梯算符在给定角动量多重态内改变磁量子数;它们通常并不产生或移除粒子,且满足不同的代数关系。只有当振子量子代表所研究的激发时,振子阶梯算符才具有粒子计数的含义。

玻色模式与占据数态

对于多个相互独立的玻色模式,单振子的代数关系可推广为

[ai,aj†]=δij,[ai,aj]=[ai†,aj†]=0.[a_i,a_j^\dagger]=\delta_{ij}, \qquad [a_i,a_j]=[a_i^\dagger,a_j^\dagger]=0.

标记 ii 可以表示空间轨道、动量、偏振、腔共振模式,或其他一组完备的单粒子量子数。克罗内克 δ 表示所选模式的正交归一性。不同模式对应的算符彼此对易,因此交换它们的次序不会引入符号变化。

自然的态空间是 福克空间,其中包含粒子数不同的各个子空间。若 H1\mathcal H_1 为单粒子态空间,则玻色福克空间为

F+(H1)=⨁n=0∞Sym⁡H1⊗n.\mathcal F_+(\mathcal H_1) =\bigoplus_{n=0}^{\infty}\operatorname{Sym}\mathcal H_1^{\otimes n}.

n=0n=0 子空间包含真空态。符号 Sym⁡\operatorname{Sym} 表示,按照玻色—爱因斯坦统计的要求,nn 粒子态在粒子交换下具有对称性。这种直和构造允许粒子数变化,但并不要求物理系统的哈密顿量改变粒子数。

对于一组离散模式,归一化的占据数基为

∣n1,n2,…⟩=∏i(ai†)nini!∣0⟩.|n_1,n_2,\ldots\rangle =\prod_i\frac{(a_i^\dagger)^{n_i}}{\sqrt{n_i!}}|0\rangle.

每个 nin_i 都是非负整数。算符 Ni=ai†aiN_i=a_i^\dagger a_i 测量模式 ii 的占据数,而

N=∑iNi\mathcal N=\sum_iN_i

是总粒子数算符。作用 ai†a_i^\dagger 只会改变其对应模式的占据数,并使态乘上因子 ni+1\sqrt{n_i+1}。因此,两个玻色子占据同一模式时,其态的归一化方式与它们占据不同模式时不同。对称化已经内置于算符代数之中。

因子 ni+1\sqrt{n_i+1} 具有直接的物理后果。如果某种相互作用在模式 ii 中产生一个玻色子,那么在矩阵元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其跃迁概率中就会包含因子 ni+1n_i+1。其中与 nin_i 成正比的项描述玻色增强效应;剩余的一项则使向初始为空的模式发射粒子成为可能。在电磁学应用中,这一区别是受激发射与自发发射之别的一个来源。实际的发射速率还取决于相互作用强度、可用的末态以及守恒定律。

模式并不一定是局限在明确空间范围内的容器。给定归一化的单粒子态 ff,其产生算符可写为

a†(f)=∑ifiai†.a^\dagger(f)=\sum_i f_i a_i^\dagger.

它所产生的粒子处于所选基模式的量子叠加态中。单粒子基的幺正变换会改变模式算符,但保持正则对易关系和总粒子数不变。因此,某一特定轨道的占据数依赖于基的选择,而总粒子数在此类变换下保持不变。在比较同一系统的位置、动量和能量描述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费米子算符与交换符号

费米子的产生与湮灭算符通常记为 ci†c_i^\dagger 和 cic_i。它们满足的不是对易关系,而是正则反对易关系:

{ci,cj†}=δij,{ci,cj}={ci†,cj†}=0,\{c_i,c_j^\dagger\}=\delta_{ij}, \qquad \{c_i,c_j\}=\{c_i^\dagger,c_j^\dagger\}=0,

其中 {A,B}=AB+BA\{A,B\}=AB+BA。对于单个模式,这些关系意味着

ci2=(ci†)2=0.c_i^2=(c_i^\dagger)^2=0.

因此,一个模式只能容纳零个或一个费米子。这一代数限制体现了泡利不相容原理,其适用对象是包含自旋角动量标签在内的完整单粒子态。

粒子数算符 ni=ci†cin_i=c_i^\dagger c_i 是一个投影算符:

ni2=ni.n_i^2=n_i.

它的本征值只能是 0 和 1。不过,当两个可用态具有不同的自旋标签时,一个原子空间轨道仍可容纳两个电子。不相容规则针对的是完全相同的完整量子态,而不仅仅是相同的空间波函数。费米子福克空间是单粒子空间各阶反对称张量幂的直和;在粒子数固定时,其占据数态在坐标表象中对应于斯莱特行列式。

为了正确处理符号,必须约定各模式的排列顺序。若取

∣n1,…,nM⟩=(c1†)n1⋯(cM†)nM∣0⟩,|n_1,\ldots,n_M\rangle =(c_1^\dagger)^{n_1}\cdots(c_M^\dagger)^{n_M}|0\rangle,

则对模式 jj 施加湮灭算符得到

cj∣n1,…,nM⟩=(−1)∑i<jni nj∣n1,…,nj−1,…,nM⟩.c_j|n_1,\ldots,n_M\rangle =(-1)^{\sum_{i<j}n_i}\,n_j |n_1,\ldots,n_j-1,\ldots,n_M\rangle.

产生算符带有相同的排序符号,以及占据因子 1−nj1-n_j。这些符号体现了交换反对称性,在电子结构计算、晶格模拟和图形展开中不可或缺。改变排序约定会改变基态矢量的相位,但只要始终采用一致的约定,就不会改变物理预言。

反对易代数还会在跃迁概率中产生泡利阻塞。在已被占据的模式中产生一个费米子,结果为零,因此跃迁速率的表达式中会包含因子 1−ni1-n_i 或其统计平均值。在热平衡下,这会导出费米—狄拉克统计,与理想玻色子模式允许无限占据的情形形成对照。这种差异源于算符代数和交换对称性,而不是费米子之间某种额外的排斥力。

对于 MM 个费米子模式,完整福克空间的维数为 2M2^M。它可以编码到 MM 个二态系统中,但不同费米子模式上的算符彼此反对易,而作用于不同普通张量因子上的算符则彼此对易。1928 年提出的约旦–维格纳变换通过在局域升降矩阵上附加一串宇称算符,解决了这种不匹配。这些算符串保留了交换符号,在量子模拟中仍然十分重要。玻色子模式则没有类似的有限局域维数,除非人为设置占据数截断。

二次量子化与多体哈密顿量

用产生与湮灭算符系统地表示多粒子可观测量的方法称为二次量子化。尽管名称如此,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再进行一次物理上的量子化。对于粒子数固定的非相对论系统,它只是同一理论的另一种表示;这一理论也可以用对称化或反对称化的多粒子波函数来表述。其主要优点在于,全同粒子的统计性质可以用代数方式处理,而且算符的形式在不同粒子数扇区中都适用。

设 hh 为单粒子算符,其矩阵元为

hij=⟨i∣h∣j⟩.h_{ij}=\langle i|h|j\rangle.

对于玻色子,相应的可加多粒子可观测量为

H^1=∑ijhijai†aj\widehat H_1=\sum_{ij}h_{ij}a_i^\dagger a_j

对于费米子,则将 aa 替换为 cc。这一算符乘积湮灭一个处于态 jj 的粒子,并产生一个处于态 ii 的粒子。对角项给出按单粒子能量加权的占据数;非对角项则在不同模式之间转移概率幅。该算符作用于不可分辨粒子,无须为每个粒子指定始终不变的标签。

对于具有交换对称性的两体相互作用 VV,一种常用约定给出

H^2=12∑ijklVij;kl ai†aj†alak,\widehat H_2= \frac12\sum_{ijkl}V_{ij;kl}\, a_i^\dagger a_j^\dagger a_l a_k,

其中

Vij;kl=⟨i,j∣V∣k,l⟩V_{ij;kl}=\langle i,j|V|k,l\rangle

采用未经对称化的双粒子矩阵元。因子 1/21/2 用于避免对同一粒子对重复计数。费米子情形采用按相应次序排列的 cc 算符。如果改用反对称化的矩阵元,上式中的前因子和指标约定也会随之改变。明确所采用的约定,可以避免本来等价的公式在表面上出现分歧。

依赖于位置的场算符将这种记号与连续空间联系起来:

ψ(r)=∑iϕi(r)ai,ψ†(r)=∑iϕi∗(r)ai†.\psi(\mathbf r)=\sum_i\phi_i(\mathbf r)a_i, \qquad \psi^\dagger(\mathbf r)=\sum_i\phi_i^*(\mathbf r)a_i^\dagger.

局域粒子数密度为

n(r)=ψ†(r)ψ(r).n(\mathbf r)=\psi^\dagger(\mathbf r)\psi(\mathbf r).

对于处于外势 UU 中的非相对论无自旋场,单体哈密顿量变为

H1=∫d3r ψ†(r)[−ℏ2∇22m+U(r)]ψ(r).H_1=\int d^3r\, \psi^\dagger(\mathbf r) \left[-\frac{\hbar^2\nabla^2}{2m}+U(\mathbf r)\right] \psi(\mathbf r).

自旋及其他内部自由度的标记可以通过增加分量来纳入。

通过计算算符的个数,守恒律会变得格外清晰。含有相同数目产生算符和湮灭算符的项与总粒子数算符对易,而成对产生项通常不与之对易。不过,如果所产生的各类粒子携带相互抵消的量子数,改变粒子数的项仍然可以保持电荷或其他物理量守恒。即使底层的微观哈密顿量保持粒子数守恒,平均场描述中也可能含有改变粒子数的项。

在热力学计算中,组合 H−μNH-\mu\mathcal N 用于确定巨正则系综中不同粒子数扇区的统计权重,其中 μ\mu 为化学势。因此,同一套记号将微观相互作用与统计力学联系起来,同时将粒子数涨落与任一特定模式占据情况的不确定性区分开来。

量子场、反粒子与真空结构

自由量子场可以分解为彼此独立的模式,各模式的振幅具有振子算符的性质。对于实标量场,采用 ℏ=c=1\hbar=c=1 的单位制时,一种常用的展开式为

ϕ(x)=∫d3p(2π)32Ep[a(p)e−ip⋅x+a†(p)eip⋅x],\phi(x)=\int\frac{d^3p}{(2\pi)^3\sqrt{2E_{\mathbf p}}} \left[ a(\mathbf p)e^{-ip\cdot x} +a^\dagger(\mathbf p)e^{ip\cdot x} \right],

其中

Ep=p2+m2,[a(p),a†(q)]=(2π)3δ(3)(p−q).E_{\mathbf p}=\sqrt{\mathbf p^2+m^2}, \qquad [a(\mathbf p),a^\dagger(\mathbf q)] =(2\pi)^3\delta^{(3)}(\mathbf p-\mathbf q).

其他归一化约定会将因子 2Ep2E_{\mathbf p} 在积分测度和对易关系之间重新分配。只要归一化约定前后一致,物理预言就不会改变。

对于复标量场,粒子算符和反粒子算符彼此独立:

ϕ(x)=∫d3p(2π)32Ep[a(p)e−ip⋅x+b†(p)eip⋅x].\phi(x)=\int\frac{d^3p}{(2\pi)^3\sqrt{2E_{\mathbf p}}} \left[ a(\mathbf p)e^{-ip\cdot x} +b^\dagger(\mathbf p)e^{ip\cdot x} \right].

因此,这个场既能湮灭一个粒子,也能产生一个反粒子;其厄米共轭场则执行相反的操作。类似地,相对论性电子场包含电子湮灭算符和正电子产生算符,但它满足反对易关系,并含有旋量模式函数。在相对论性局域量子场论的假设下,自旋与统计之间的关系由自旋—统计定理严格表述。

所有粒子和反粒子的湮灭算符作用于自由真空时,结果均为零。场算符通常不是粒子数算符,局域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湮灭一个严格局限于某一点的粒子的算符。相对论性局域化、反粒子的贡献以及场的关联,都使这种朴素解释无法成立。在相互作用理论中,与渐近入射粒子和出射粒子相联系的算符,对于定义散射振幅尤为有用。

正规序通过重新排列算符,将湮灭算符置于右侧,同时计入适当的费米子符号。相对于指定的自由真空,正规序乘积的真空期望值为零。这一处方可以消去自由哈密顿量中的真空能加性常数,但并不能普遍解决引力中的真空能问题。同一点处的场的乘积也可能仍然具有奇异性,需要进行重整化。

在微扰理论中,威克定理将自由场的编时乘积表示为正规序乘积及缩并项之和。缩并给出传播子,为费曼图提供代数基础。这些关系的适用性依赖于相应的自由场或高斯态结构;任意的相互作用关联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二点函数。

在弯曲时空或随时间变化的背景中,还需要进一步限定。选取不同的正频模式,可以定义出不同的湮灭算符,进而得到不同的真空。对某一观测者或某一时期而言自然的算符,可能是对另一观测者或另一时期而言自然的产生算符与湮灭算符的混合。这是膨胀宇宙模型中粒子产生计算以及黑洞辐射研究的基础之一,并非算符代数中的矛盾。

量子光学与光的操控

在量子光学中,电磁场的一个模式用光子算符 aa 和 a†a^\dagger 表示。自由模式的哈密顿量为 ℏω(a†a+1/2)\hbar\omega(a^\dagger a+1/2),而电场的正频部分振幅正比于 aa。因此,光探测概率涉及正规序的场关联。对于单个理想化模式,平均计数率正比于 ⟨a†a⟩\langle a^\dagger a\rangle,而不是直接正比于包含零点能项在内的振子总能量。

相干态是湮灭算符的本征态:

a∣α⟩=α∣α⟩.a|\alpha\rangle=\alpha|\alpha\rangle.

它在光子数态基底下的展开为

∣α⟩=e−∣α∣2/2∑n=0∞αnn!∣n⟩.|\alpha\rangle= e^{-|\alpha|^2/2} \sum_{n=0}^{\infty}\frac{\alpha^n}{\sqrt{n!}}|n\rangle.

其平均光子数为 ∣α∣2|\alpha|^2,光子数服从泊松分布。尽管 aa 不是厄米算符,它的本征态仍是合法的量子态;不同的相干态一般并不正交。相干态可以通过幺正位移算符作用于真空态来生成:

D(α)=exp⁡(αa†−α∗a).D(\alpha)=\exp(\alpha a^\dagger-\alpha^*a).

无量纲的场正交分量

X=a+a†2,P=a−a†i2,X=\frac{a+a^\dagger}{\sqrt2}, \qquad P=\frac{a-a^\dagger}{i\sqrt2},

满足 [X,P]=i[X,P]=i。真空态和相干态的方差均为 (ΔX)2=(ΔP)2=1/2(\Delta X)^2=(\Delta P)^2=1/2。压缩态将一个正交分量的方差降至这一数值以下,同时增大另一个正交分量的方差,这与不确定性原理一致。理想的压缩真空态由以下算符作用于真空态产生:

S(ζ)=exp⁡[12(ζ∗a2−ζa†2)].S(\zeta)= \exp\left[\frac12\left(\zeta^*a^2-\zeta a^{\dagger2}\right)\right].

当 ∣ζ∣=r|\zeta|=r 时,其主轴方向上的正交分量方差分别为 e−2r/2e^{-2r}/2 和 e2r/2e^{2r}/2。

算符乘积刻画了光学器件中的基本过程。分束器由 a†b+ab†a^\dagger b+ab^\dagger 这样的粒子数守恒项描述,这些项使光子在模式之间交换。参量放大则涉及 a†b†+aba^\dagger b^\dagger+ab 这样的项,它们产生或湮灭成对的光子。在受泵浦的非线性介质中,产生光子对所需的能量来自泵浦;将泵浦视为给定的经典振幅,虽然隐去了它的算符,却并未消除能量平衡的要求。

光子关联能够区分平均光强相同的不同状态。当 ⟨n⟩\langle n\rangle 非零时,零延迟归一化关联为

g(2)(0)=⟨a†a†aa⟩⟨a†a⟩2=⟨n(n−1)⟩⟨n⟩2.g^{(2)}(0)= \frac{\langle a^\dagger a^\dagger aa\rangle} {\langle a^\dagger a\rangle^2} =\frac{\langle n(n-1)\rangle}{\langle n\rangle^2}.

对于相干光,它等于 1;对于理想的单模热态,它等于 2;对于理想的单光子态,它等于 0。这些结果将阶梯算符代数与可观测的光子计数统计联系起来。g(2)(0)<1g^{(2)}(0)<1 表明光子数统计具有亚泊松特性;时间反聚束还涉及关联如何随时间延迟而变化。

集体激发与准粒子变换

在固体中,阶梯算符所产生的激发未必是基本粒子。将晶格能量在平衡位置附近展开,并保留位移的二次项,就能得到相互独立的振动简正模。对各个模式进行量子化,便得到声子算符:

Hvib=∑q,sℏωqs(bqs†bqs+12),H_{\mathrm{vib}}= \sum_{\mathbf q,s}\hbar\omega_{\mathbf q s} \left(b_{\mathbf q s}^\dagger b_{\mathbf q s}+\frac12\right),

其中,q\mathbf q 为晶体波矢,ss 标记振动分支。产生一个声子,意味着给晶格的某个集体振动增加一个量子,而不是向晶体中添加一个原子。非谐项则引入声子的散射、合并和衰变过程。

其他集体激发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描述。磁体中的自旋波具有近似服从玻色统计的激发,称为磁振子。1940 年提出的霍尔斯坦–普里马科夫表示用玻色算符来表示自旋算符,其中的平方根因子保证自旋占据数不超出有限的允许范围。在激发密度较低时,可以展开这些因子,得到近似谐振的理论。当自旋占据数的有限性约束或自旋波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不可忽略时,这一近似便不再适用。

二次型哈密顿量既可能包含粒子数守恒项,也可能包含配对项。博戈柳博夫变换通过定义混合产生算符与湮灭算符的新算符,可以将许多这类问题对角化。对于单个玻色模式,

β=ua+va†,∣u∣2−∣v∣2=1.\beta=ua+va^\dagger, \qquad |u|^2-|v|^2=1.

这一约束保证了 [β,β†]=1[\beta,\beta^\dagger]=1。被 β\beta 湮灭的真空态未必是原来的 aa-真空态:它可以包含由原始激发构成的关联对。这一区别在弱相互作用玻色气体理论中至关重要,其代数结构与光学压缩相同。

费米子变换的归一化条件则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双模式配对问题,准粒子算符可以写成

γk↑=ukck↑−vkc−k↓†,∣uk∣2+∣vk∣2=1.\gamma_{\mathbf k\uparrow} =u_{\mathbf k}c_{\mathbf k\uparrow} -v_{\mathbf k}c^\dagger_{-\mathbf k\downarrow}, \qquad |u_{\mathbf k}|^2+|v_{\mathbf k}|^2=1.

再引入一个与之互补的算符,即可构成完整的正则变换。这类算符是 1957 年建立的巴丁–库珀–施里弗超导现象理论的核心。相对于含有库珀对的配对基态,它们将类电子振幅与类空穴振幅组合在一起。因此,准粒子的占据数并不简单等同于原始电子轨道的占据数。

由此可见,产生与湮灭的含义取决于所选用的激发描述。电子湮灭算符作用于满带时,可以相对于该参考态产生一个电子空穴。同样,以无相互作用的参考哈密顿量定义模式时,相互作用哈密顿量的基态在这些模式上的占据数可能不为零。因此,必须区分粒子数、准粒子数和电荷。

只要激发在相关时间尺度内仍具有足够明确的特征,近似的准粒子描述就很有用。在强相互作用系统中,元激发可能展宽为连续谱,而不再具有确定的能量。算符方法仍然适用,但由相互独立的产生与湮灭模式组成的简单哈密顿量,可能已无法描述完整的动力学行为。

数学基础、计算与历史发展

产生与湮灭算符本身通常并不是可观测量。由于 a†≠aa^\dagger\neq a,这两个算符都不是自伴算符;可观测量由它们的适当组合构成,例如粒子数、位置和场的正交分量。这些算符的数学定义域也很重要。玻色子的 aa 和 a†a^\dagger 是无限维福克空间上的无界算符。它们的代数在一个共同的稠密定义域上有良好定义,该定义域包含数态的有限线性组合,但不能不加限制地将算符乘积作用于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任意向量。

有限维矩阵不可能严格满足玻色子的正则对易关系。假设

[A,A†]=Id,[A,A^\dagger]=I_d,

对两边取迹就会得到 0=d0=d,因为有限维矩阵的对易子的迹为零。因此,在数值计算中,将一个玻色模式截断到 ∣0⟩,…,∣K⟩|0\rangle,\ldots,|K\rangle 会改变其对易子:

[aK,aK†]=I−(K+1)∣K⟩⟨K∣.[a_K,a_K^\dagger] =I-(K+1)|K\rangle\langle K|.

在远离上边界的部分,截断后的代数与完整代数一致。必须通过提高截断上限并检查该边界附近的占据情况来检验收敛性,对于强驱动态或高度压缩态尤其如此。

在严格处理正则变量时,指数化算符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可以替代形式上的无界算符对易关系。斯通–冯·诺伊曼定理确立了有限个正则自由度下,外尔关系的不可约正则表示之间的酉等价性。其中,自由度数目有限这一假设至关重要。量子场和无限多体系统可以具有酉不等价的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在形式上保持对易关系的变换,未必能由原福克空间上的酉算符实现。

这一理论的历史发展汇合了多条研究路线。1925 年的量子矩阵力学使跃迁振幅及其代数成为描述原子系统的核心。保罗·狄拉克在 1927 年对发射与吸收的研究中,发展了量子化辐射的占据数描述。帕斯夸尔·约尔丹和尤金·维格纳于 1928 年的工作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费米统计算符处理方法。弗拉基米尔·福克于 1932 年的工作,则帮助构建了如今以他命名的可变粒子数态空间框架。因此,现代记号融合了振子代数、全同粒子统计和场量子化,而非源于某个孤立的构造。

当代计算利用了阶梯算符在占据数基底中的稀疏性。单体项连接的组态之间只相差一次模式间的粒子转移,而二体项连接的组态之间至多有两个粒子的单粒子态占据发生变化。这种结构为精确对角化、电子结构方法、晶格模型和量子计算编码提供了支持。但它并不能消除指数增长:NN 个全同玻色子处于 MM 个模式时,占据数态的数目为

(N+M−1N)\binom{N+M-1}{N}

而 NN 个费米子处于 MM 个模式时,占据数态的数目为

(MN).\binom{M}{N}.

这些维数既说明了占据数记账方式的高效性,也解释了为何仍然需要采用可控截断、对称性限制或近似多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