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胡萝卜素是一大类天然色素,由植物、藻类、许多微生物及少数动物合成。最为人们熟知的类胡萝卜素大多呈黄色、橙色或红色,但也有一些是无色的,或因与蛋白质相互作用而呈现其他颜色。它们赋予胡萝卜橙色,也是番茄呈红色、玉米呈黄色的原因之一,并在光合组织中与绿色的叶绿素共存。从化学结构来看,大多数类胡萝卜素以含有40个碳原子的骨架为基础,其中具有一条由单键和双键交替排列而成的长链。
类胡萝卜素的生物学意义远不止于赋予颜色。在光合作用中,类胡萝卜素既能捕获光能,又能保护光合装置免受过度激发的损伤。它们的分解产物包括植物激素、香气化合物,以及视黄醛——动物视觉色素中的感光成分。膳食中的某些类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前体,另一些则会在组织中积累,但不具有维生素A活性。因此,要理解类胡萝卜素,就需要综合考察其分子结构、生物合成、生态学、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之间的联系。
化学结构、分类与颜色
类胡萝卜素属于萜类化合物,后者是一大类由五碳前体构建而成的天然化合物。典型的类胡萝卜素骨架含有八个这样的单元,通常形成含40个碳原子的分子。其核心结构是一条多烯链:碳碳单键与双键交替排列,电子在分子的大部分区域内离域。末端基团可以保持开链结构,也可以成环,进一步的化学修饰则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结构。
类胡萝卜素主要分为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类两大类。胡萝卜素仅含碳和氢,例如β-胡萝卜素、α-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叶黄素类含有羟基、羰基、环氧基或羧基等含氧基团。叶黄素、玉米黄质、紫黄质、岩藻黄质和虾青素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分类有助于区分化学性质,却不能单凭它们确定色素的颜色或生物学功能。两类中都有参与光捕获和光保护的色素。
延伸的共轭体系能够吸收可见光;对于常见的黄色至红色类胡萝卜素,吸收区域通常位于蓝光至蓝绿光波段。未被吸收的光的波长决定了人们感知到的颜色。有效共轭程度的增加通常会使吸收向更长波长移动,但环的几何构型、含氧基团、溶剂条件、聚集状态以及与蛋白质的结合也会影响吸收光谱。番茄红素含有11个共轭双键,呈红色;相比之下,作为生物合成早期中间体的八氢番茄红素,其共轭体系短得多,基本无色。β-胡萝卜素的典型吸收峰波长大致位于425至480纳米之间,具体取决于周围介质。
类胡萝卜素还表现出广泛的同分异构现象。许多植物色素主要以全反式构型存在,但酶促反应或受热、光照均可产生顺式形式。一些叶黄素类具有不对称碳原子,因此存在不同的立体异构体。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分子式相同,但末端环的结构排列不同。不同天然来源的虾青素,其立体异构体组成可能不同,色素以游离形式存在还是与脂肪酸酯化的形式存在,也可能有所差异。
并非所有被归为类胡萝卜素的化合物都保留了标准的40碳骨架。一些微生物能产生含30或50个碳原子的类胡萝卜素,而氧化裂解则会生成较短的化合物,称为脱辅基类胡萝卜素。这些结构差异十分重要,因为链长、极性和几何构型的变化会影响它们与膜的相互作用、化学稳定性、酶的识别,以及作为维生素A前体的能力。
在生物及细胞区室中的分布
类胡萝卜素在生命之树中广泛存在,但分布并不均匀。陆生植物、许多藻类、蓝细菌以及众多其他细菌都能合成类胡萝卜素。一些真菌也能大量产生这类色素,包括橙色的酵母菌树干黄单胞菌(Xanthophyllomyces dendrorhous)和丝状真菌三孢布拉霉(Blakeslea trispora)。大多数动物通过食物获取类胡萝卜素,不过少数动物类群拥有从其他生物获得的生物合成基因。
在植物的绿色组织中,类胡萝卜素主要集中于叶绿体,尤其是嵌在类囊体膜中的色素—蛋白质复合物。β-胡萝卜素在光系统反应中心的核心复合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叶黄素、新黄质、紫黄质和玉米黄质则存在于各种天线复合物及其相关的膜环境中。叶绿素通常会掩盖它们呈现的黄色或橙色。秋季叶片衰老时,叶绿素降解,类胡萝卜素的颜色便可能更加显眼,不过这些色素本身也会发生周转和降解。
花、果实和某些根会在有色体中积累类胡萝卜素;有色体是一类专门负责色素合成与储存的质体。番茄成熟时,叶绿体转变为有色体,番茄红素的积累量也大幅增加。胡萝卜的根储存着大量α-胡萝卜素和β-胡萝卜素,且常以晶体结构存在。其他组织则将色素储存于脂滴、原纤维或膜中。因此,在决定最终色素浓度时,储存能力可能与生物合成活性同样重要。
藻类各主要类群的类胡萝卜素组成有所不同,有助于表征其捕光系统的特征。褐藻和硅藻含有岩藻黄质,这种色素使它们呈现褐色或金黄色,并参与捕获蓝绿光。许多绿藻所含的色素与陆生植物相似。在胁迫条件下,绿色微藻雨生红球藻(Haematococcus pluvialis)能够积累大量虾青素,形成醒目的红色休眠细胞。耐盐的盐生杜氏藻(Dunaliella salina)则能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积累β-胡萝卜素。
在动物体内,从羽毛、皮肤到卵和视网膜等多种组织中都存在类胡萝卜素。火烈鸟通过食物网获取类胡萝卜素色素,而鲑科鱼类则在肌肉中沉积虾青素。甲壳动物常将虾青素与蛋白质结合,呈现出不同于游离色素的颜色。在龙虾壳中,虾青素与甲壳蓝蛋白的结合使外壳呈现深蓝绿色;加热会改变这种蛋白质复合物,从而显露出类胡萝卜素的红橙色。这些例子表明,肉眼所见的颜色取决于色素的种类、浓度、化学修饰及其储存时所处的分子环境。
生物合成途径及其调控
类胡萝卜素的生物合成始于两个五碳单元——异戊烯基二磷酸和二甲基烯丙基二磷酸——的生成。在植物质体中,这些前体主要由甲基赤藓糖醇磷酸途径提供。真菌通常通过甲羟戊酸途径生成这些前体,而细菌所采用的途径则各不相同。经过一系列缩合反应,前体生成二十碳化合物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该化合物也参与其他重要代谢产物的合成。
八氢番茄红素合酶将两个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分子连接起来,形成15-顺式八氢番茄红素,由此建立类胡萝卜素的四十碳骨架。随后,一系列脱氢和异构化反应使共轭体系延伸,并生成番茄红素。植物利用多种酶完成这一过程,包括八氢番茄红素脱氢酶、ζ-胡萝卜素脱氢酶和类胡萝卜素异构酶。许多细菌和真菌则使用一种通常称为CrtI的多功能脱氢酶,由它完成其中的多步转化。因此,最终生成的色素可以相似,但合成途径中的酶促反应组织方式却可能不同。
番茄红素是一个重要的分支点。番茄红素β-环化酶可在分子的一端或两端形成β-环。两端均发生环化时生成β-胡萝卜素;形成一个ε-环和一个β-环时则生成α-胡萝卜素。β-胡萝卜素经羟基化先生成β-隐黄质,继而生成玉米黄质;α-胡萝卜素经羟基化则生成叶黄素。进一步的反应可生成环氧化物及其他含氧衍生物。在能够合成虾青素的生物中,酮基化和羟基化反应会在末端环上引入其特征性的羰基和羟基。
组织中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并非由某一种酶决定,而是前体供应、代谢途径分支、酶的丰度、色素的隔离储存及降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调控可通过基因表达、蛋白质稳定性、酶活性和质体发育等层面实现。八氢番茄红素合酶是一个主要的调控位点,但如果下游反应或储存结构成为限制因素,提高该酶的活性并不一定会使积累的色素量成比例增加。
发育信号和环境信号会改变这些调控过程。番茄成熟时,某些生物合成基因的表达增强,质体结构也随之改变。在幼苗发育过程中,光会影响类胡萝卜素的生成;营养限制或高光照强度则可使藻类的代谢转向保护性色素的合成。ORANGE蛋白最初通过色素沉着突变体得到鉴定,有助于调节八氢番茄红素合酶的稳定性和有色体分化。类胡萝卜素裂解酶通过消耗色素或生成信号分子,构成了另一层调控。因此,测得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反映的是合成、储存、转化与分解之间的平衡,而不只是生物合成本身。
光捕获与光保护
类胡萝卜素在光合生物中具有两种密切相关的作用:参与光捕获,以及减轻过量光照造成的损伤。在光系统中,蛋白质使色素分子保持精确的空间排列。类胡萝卜素吸收的光波段与叶绿素吸收的波段互补,其中一部分激发能可传递给叶绿素,用于光化学反应。它们对光捕获的贡献取决于色素种类、分子几何构型以及天线复合体的组织方式。
由于叶绿素能够形成寿命相对较长的三重态激发态,光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三重态叶绿素与普通分子氧相互作用,可产生单线态氧。这是一种反应活性很高的激发态氧,能够损伤脂质、蛋白质和色素。位于叶绿素附近的类胡萝卜素可接受其三重态激发能,并以热的形式释放能量。它们还可通过物理猝灭使单线态氧回到基态,同时耗散多余的能量。而另一些相互作用则会消耗类胡萝卜素,并使其发生化学变化。
植物还会调节到达反应中心的吸收能量。这种调节的一个主要机制是非光化学猝灭,即在不驱动光化学反应的情况下耗散激发能。在强光下,质子在类囊体腔内积累,使腔内pH降低,并触发天线复合体的保护性变化。在陆生植物中,PsbS蛋白和叶黄素类色素的转化,是这一响应中可快速逆转部分的核心机制。
在紫黄质循环中,当条件有利于能量耗散时,紫黄质经由花药黄质转化为玉米黄质。这些反应由紫黄质脱环氧化酶催化,并以抗坏血酸为还原性底物。在较弱光照下,玉米黄质环氧化酶使玉米黄质重新转化为紫黄质。这并不只是色素颜色的改变,还会改变色素—蛋白质组装体的行为及其耗散激发能的能力。硅藻和其他几个藻类类群采用一种相关的循环,涉及硅甲藻黄质和硅藻黄质之间的转化。
蓝细菌的橙色类胡萝卜素蛋白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子。这种可溶性的色素结合蛋白在光照诱导下发生结构变化,并能与藻胆体天线相互作用,促进能量耗散。这类系统表明,类胡萝卜素的光保护作用并不局限于植物膜系统。更一般地说,单凭一种色素在实验室溶液中猝灭活性物种的能力,并不能预测其生物学效应。在生命系统中是否产生保护作用,取决于其位置、取向、结合对象、氧的可用性以及竞争反应的速率。
裂解产物、信号传导与生态功能
类胡萝卜素是多种脱辅基类胡萝卜素的前体,后者是通过在特定双键处切断碳骨架而形成的化合物。裂解可由特定酶催化,也可通过非酶促氧化发生。生成的产物包括小分子挥发性物质、激素以及视觉发色团。由于裂解既会改变原有色素库,也会改变具有生物活性的衍生物的丰度,类胡萝卜素周转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单纯的色素损失。
在植物中,脱落酸由含氧类胡萝卜素合成。其中一个关键步骤是由9-顺式-环氧类胡萝卜素双加氧酶裂解9-顺式-环氧类胡萝卜素,生成黄氧素,随后再将其转化为脱落酸。脱落酸调节种子成熟、休眠以及对缺水的响应,包括气孔关闭。脱落酸源于类胡萝卜素代谢,这将色素合成途径与发育及环境信号传导直接联系起来。
独脚金内酯是另一类源自类胡萝卜素的信号物质。其生物合成始于β-胡萝卜素的异构化,并经D27、CCD7和CCD8等酶的作用发生裂解,生成卡拉内酯及其下游化合物。独脚金内酯有助于调节地上部的分枝及植物发育的其他方面。释放到土壤中后,它们会刺激丛枝菌根真菌的菌丝分枝。独脚金属(Striga)等寄生植物的种子也能感知这些化合物,并将其作为附近存在寄主的信号。
类胡萝卜素裂解也参与香气的形成。β-紫罗兰酮和β-大马士酮是花、果实和饮料中重要的香气成分,通常在低浓度下即可被感知。藏红花体现了一条特化的代谢途径:玉米黄质的裂解参与形成藏红花酸衍生物,其中包括水溶性的藏红花苷,藏红花的颜色主要由这些物质赋予;与此同时,其他途径还会生成具有特征性风味和香气的化合物。这些例子表明,一条与脂质相关的色素代谢途径,可以产生溶解性和感官特性截然不同的产物。
在生态层面,完整的类胡萝卜素也参与信息交流。黄色、橙色和红色的花或果实可向传粉者和种子传播者提供视觉信号,不过,仅凭颜色本身并不能确定某种色素的进化功能。在鸟类和鱼类中,类胡萝卜素形成的体色可能参与配偶选择或社会互动。这种体色不仅取决于膳食供给,还取决于吸收、运输、酶促修饰和组织沉积。因此,能否将其视为个体状态的指标,取决于物种及具体情境,而不是类胡萝卜素所呈颜色的普遍属性。
动物对类胡萝卜素的获取、运输与代谢
大多数动物无法合成类胡萝卜素的骨架,需从食物中获取类胡萝卜素。重要的例外包括某些蚜虫和叶螨,它们具有源自真菌的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基因。这些情况与水平基因转移有关,表明动物对膳食类胡萝卜素的依赖虽然普遍,却并非绝对。即使是依赖食物来源的动物,也能通过后续的化学修饰,产生原有食物中不存在的色素。
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吸收过程始于类胡萝卜素从食物基质中释放。由于大多数完整的类胡萝卜素难溶于水,膳食脂质、消化过程和胆盐有助于将其纳入混合胶束。类胡萝卜素进入肠道细胞的过程既涉及被动过程,也涉及膜蛋白,包括B族I型清道夫受体。其吸收情况因食物结构、类胡萝卜素的化学性质、脂肪消化状况、竞争性化合物及个体生理状况而异。
在肠道细胞内,一些类胡萝卜素保持完整,另一些则被酶裂解。β-胡萝卜素加氧酶1通常缩写为BCO1,可在β-胡萝卜素分子的中央附近将其裂解,生成视黄醛。视黄醛可被还原为视黄醇,也可被氧化为视黄酸。这些化合物属于维生素A体系,支持视觉、上皮分化、发育等功能。β-胡萝卜素是一种尤为重要的维生素A原类胡萝卜素,因为从结构上看,它理论上可以生成两个视黄醛分子。
并非所有类胡萝卜素都具有这种活性。α-胡萝卜素和β-隐黄质可提供维生素A,但叶黄素、玉米黄质、番茄红素和虾青素在人体内不能充当维生素A的前体。BCO2是另一种与线粒体相关的类胡萝卜素裂解酶,能够以不对称方式裂解多种类胡萝卜素。其产物的生物学作用及后续代谢不同于β-胡萝卜素中央裂解产物的作用及代谢,目前仍在研究之中。
吸收的类胡萝卜素与新形成的视黄醇酯进入乳糜微粒,经淋巴和血液运输。后续运输涉及脂蛋白,不同色素在脂蛋白中的分布各不相同。胡萝卜素类通常在低密度脂蛋白中较为丰富,而含氧类胡萝卜素在高密度脂蛋白中也有较多分布。组织对类胡萝卜素的积累具有选择性,并非血液浓度的被动反映。例如,在特异性结合和代谢过程的作用下,人眼黄斑会优先富集叶黄素、玉米黄质和内消旋玉米黄质。遗传变异,包括影响BCO1活性的差异,也是造成类胡萝卜素浓度和维生素A转化差异的因素。
人类营养与临床研究证据
类胡萝卜素最明确、已得到证实的营养作用,是为人体提供维生素A。其转化为活性维生素A的比例,取决于化学结构、食物基质、消化条件以及食用者的生理状态。因此,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采用当量体系,而不是将1微克膳食β-胡萝卜素视为等同于1微克视黄醇。在美国的膳食参考摄入量体系中,食物中的12微克β-胡萝卜素相当于1微克视黄醇活性当量;食物中的α-胡萝卜素和β-隐黄质则采用24∶1的换算比例。这些是适用于人群层面的约定,并非每一餐或每个人都适用的固定转化率。
类胡萝卜素的滤光能力和化学性质也使其成为研究对象。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黄斑色素的主要成分,黄斑色素能够吸收短波长可见光。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光学方法测量二者的浓度和分布,并已就其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关系开展研究。2013年公布结果的“年龄相关性眼病研究2”,在一项规模更大的补充剂试验中考察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受试者均为疾病进展风险较高的人群。对结果的解读取决于所采用的比较方式和分析方法:主要分析未能证实,在原配方中添加二者可带来总体上的额外益处;但次要分析及随访结果支持在所研究的配方中,用二者替代β-胡萝卜素。
对于一般性疾病预防的主张,需要另行评估其证据。观察性研究常发现,较高的果蔬摄入量或较高的血液循环中类胡萝卜素浓度,与较好的健康结局相关。这些关联可能反映了其他膳食成分、吸烟习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证明单独服用类胡萝卜素补充剂可以重现与某种膳食模式相关的效果。随机对照试验能够回答更具体的因果问题,但其结果适用于所测试的配方、剂量、人群和结局指标。
两项大型试验表明了这一区分的重要性。1994年公布结果的“α-生育酚、β-胡萝卜素癌症预防研究”,让男性吸烟者每日服用20毫克β-胡萝卜素,发现被分配服用β-胡萝卜素的受试者肺癌发病率升高。1996年公布结果的“β-胡萝卜素与视黄醇疗效试验”,在吸烟者和有石棉接触史的受试者中测试了β-胡萝卜素与棕榈酸视黄酯的联合补充方案,因出现不良结局而提前终止。这些发现针对的是特定人群通过补充剂摄入高剂量物质的情况,并不等于证明含类胡萝卜素的蔬菜也有同样的危害。
更广泛地说,化学测定中测得的抗氧化活性,并不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临床证据。类胡萝卜素可发生氧化、与细胞膜相互作用,并产生裂解产物;其作用随浓度和生物学环境而变化。有关某一种类胡萝卜素的证据不能自动套用于另一种,而且营养功能、组织蓄积、观察性关联和治疗效果属于不同类别的主张。
食物组成、加工与稳定性
食物中类胡萝卜素的组成受物种、栽培品种、成熟度、生长条件、储藏和加工的影响。胡萝卜通常含有α-胡萝卜素和β-胡萝卜素;番茄以富含番茄红素著称;深绿色蔬菜虽然外观呈绿色,却也含有叶黄素和β-胡萝卜素。橙肉甘薯可能富含β-胡萝卜素,而黄色玉米通常含有相当多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木瓜、柑橘类水果、甜椒和南瓜所含的类胡萝卜素组合各不相同,因此,外观相似并不意味着营养组成相同。
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与生物可及性是两个不同的属性。生物可及性是指从食物中释放出来,并进入可供肠道摄取的结构中的那部分物质所占的比例。在未经加工的植物组织中,色素可能被封存在细胞壁、膜、晶体或蛋白质复合物内。切碎、打成泥和烹调可能破坏这些屏障,提高可供摄取的比例。与此同时,热、氧气和长时间储藏也会破坏色素。因此,一种加工处理可能降低类胡萝卜素的总含量,却提高剩余部分的生物可及性。
番茄制品是一个研究较为充分的例子。加工会破坏组织结构,也可能改变番茄红素异构体的组成。膳食脂肪有助于番茄红素在消化过程中进入混合胶束,但加工、异构化与吸收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熟食总能提供更多类胡萝卜素。同样,富含类胡萝卜素的叶片、含有晶体的胡萝卜组织以及乳化色素制剂,由于物理结构不同,在消化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化学不稳定性是食品生产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类胡萝卜素的共轭链容易受到氧化,而且在受热或光照下可能发生异构化。接触氧气、某些金属离子以及较大的界面面积,都可能加速其降解。氧化通常会使颜色变淡,并产生气味或化学性质不同的小分子。因此,采用保护性包装、控制氧气暴露、选择适宜的储藏温度以及合理设计配方,对保持外观和保留营养都很重要。
类胡萝卜素可用作乳制品、饮料、糖果、酱料及其他食品的着色剂,其使用须遵守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相关法规。β-胡萝卜素、胭脂树色素、红椒类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番茄红素各有不同的工艺用途。大多数结构完整的类胡萝卜素需要制成油基制剂、乳液或包埋制剂,才能在水性产品中均匀分散。藏红花苷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类胡萝卜素衍生着色剂,因为其糖基使其具有水溶性。着色效果不仅取决于色素浓度,还受到液滴大小、聚集状态、基质不透明度、酸度以及与其他配料相互作用的影响。
发现、结构分析与测量
类胡萝卜素的化学研究始于对色泽鲜明的植物色素的分离。1831年,海因里希·威廉·费迪南德·瓦肯罗德从胡萝卜中分离出胡萝卜素,为这一类化合物的命名奠定了历史基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提取和分离技术的进步揭示,看似均一的黄色或橙色物质往往含有多种不同的化合物。米哈伊尔·茨维特早期利用色谱技术研究植物色素的工作,对确立基于吸附差异的分离方法尤为重要。
20世纪初,元素分析、吸收测量、化学降解和合成推动了结构化学的迅速发展。保罗·卡雷尔的研究阐明了类胡萝卜素的结构及其与维生素A的关系;他因对类胡萝卜素、黄素以及维生素A和B2的研究,获得1937年诺贝尔化学奖。理查德·库恩对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的研究则获得了193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肯定。后来的全合成研究有助于证实所提出的结构,并为商业化生产开辟了途径。
现代分析通常将色谱法与光学检测或质量选择性检测相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根据各组分与固定相和流动相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离混合物。C18色谱柱应用广泛,而C30固定相可提高某些几何异构体的分离度。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记录整个色谱峰范围内的吸收光谱,有助于区分色素并评估峰纯度。当保留行为和光谱均与真实的参考物质一致时,鉴定结果就更为可靠。
质谱法提供分子质量和碎片信息,与液相色谱联用时尤其有用。大气压化学电离和电喷雾电离分别用于不同的分析目的。核磁共振有助于确定详细结构,而圆二色性、手性分离及其他方法则可用于解决立体化学问题。拉曼光谱学对共轭链的振动尤为敏感,只需少量样品前处理即可检测生物组织中的类胡萝卜素。
可靠的定量分析要求谨慎处理样品。提取过程可能引起氧化、损失或异构化;对于酯化的叶黄素类化合物,可能需要以完整酯的形式进行分析,也可能需要先水解再分析。皂化可简化某些样品的组成,但也可能使易受影响的化合物发生变化。以鲜重、干重、每份食物或脂质含量为基准表示的结果,所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不能直接互换。因此,内标、回收率测定、适当的校准,以及对测量不确定度的明确处理,都是解读所报告类胡萝卜素浓度的关键。
工业生产与代谢工程
商业用类胡萝卜素通过化学合成、生物材料提取以及微生物或藻类培养等方式获得。具体采用哪种途径,取决于色素种类、所需纯度、立体异构体组成、成本及预期用途。β-胡萝卜素既可通过化学合成制造,也可利用三孢布拉霉(Blakeslea trispora)、盐生杜氏藻(Dunaliella salina)等生物生产。叶黄素通常从万寿菊花中提取,而红椒可提供含有辣椒红素和辣椒玉红素的混合物。虾青素既可通过化学合成生产,也可通过包括雨生红球藻(Haematococcus pluvialis)在内的生物系统生产。
生物生产需要在色素积累与生长之间取得平衡。色素积累比例高的微生物可能生长缓慢,也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胁迫阶段,才开始大量积累色素。雨生红球藻的培养通常将生长阶段与有利于虾青素积累的阶段分开。收获、细胞破碎、提取和稳定化处理可能占据相当大一部分生产成本。生物来源产品与合成产品的酯化状态和立体异构体组成也可能不同,从而影响其表征方式和监管要求。
代谢工程通过改造代谢途径来提高产量,或使新的宿主能够合成色素。相关策略包括增加前体供应、引入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基因、调整竞争性途径的代谢流向、调节酶的表达,以及提高细胞内储存能力。经工程改造的细菌和酵母能够生产β-胡萝卜素、番茄红素、虾青素等化合物。然而,引入完整的代谢途径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实现高效生产:中间产物失衡、辅因子需求、氧化应激,以及有限的膜容量或脂质储存能力,都可能限制产量。
作物改良也致力于在可食用组织中实现类似目标。黄金大米的开发旨在使水稻胚乳产生具有维生素A原活性的类胡萝卜素,而这种组织通常只含有极少量此类物质。2000年首次报道的版本引入了能够补全缺失生物合成步骤的基因;后续版本则使用玉米的八氢番茄红素合酶来增加类胡萝卜素的积累。这一例子说明,重要的是针对特定组织重建代谢途径,而非仅仅提高整株植物的色素含量。常规育种也提高了橙肉甘薯和玉米等作物中的维生素A原含量。
另一项工业应用是水产养殖,其中类胡萝卜素有助于形成养殖鲑科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特有的体色。饲料配方必须考虑色素的稳定性、吸收、沉积,以及不同物种特有的代谢特点。无论用于食品还是饲料,以生产生物中的色素浓度衡量的工程目标,都只是产品开发的一个阶段。最终产品还必须满足化学成分鉴定、污染物、储存稳定性、性能可重复性方面的要求,并符合其预期用途所适用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