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1899—1901年）是中国北方爆发的一场排外和反基督教起义，由外界称为“拳匪”（Boxers）、自称“义和团”的民间运动发起。这场运动兴起于清朝末期，当时中国已因不平等条约、势力范围划分以及传教特权而屡屡丧失主权。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引发了八国联军的多国军事干涉，联军最终攻占北京。这场冲突意义重大，它不仅暴露出清廷统治权威的局限，展现了列强在华采取联合行动的意愿与程度，还促成了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其苛刻的财政与政治条款深刻影响了此后十年的中国政局。
这场起义根植于深重的农村危机（尤其是山东一带），以及民众对外国经济和宗教势力的强烈不满。运动领导人将武术仪式、刀枪不入的降神信仰与“扶清灭洋”口号结合在一起。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从最初的镇压转为默许乃至利用，最终使一场地方性动乱演变为与列强的全面战争。本文追溯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00年6月至8月的使馆围攻与解围作战、对北京的占领与清剿报复，以及最终的外交解决；进而探讨了它对清王朝及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史学界对其产生的种种争论，以及它在中西方历史记忆中的深远印记。
背景：外部压力与国内危机
义和团运动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军事失败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在向列强让渡治外法权等特权后，失去了对在华外侨以及大部分对外贸易的管辖权。与此同时，传教士的特权也迅速扩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并购置土地建造教堂。这些特权使得基督教群体在乡村地区迅速显露头角并频繁卷入纠纷，日后演变为地方民怨集中的焦点。
1894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使清廷的统治进一步受到削弱。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中国于1898年开展了百日维新。数年之间，列强加紧在华北攫取新的立足点。1897年，一伙疑似大刀会（华北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农民自卫武装组织）成员的武装人员袭击了一处德国传教所，杀害了两名神父。德皇威廉二世闻讯后，派遣德国东亚分舰队强占了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德国的行动引发了列强瓜分租界与租借地的狂潮，英、法、俄、日等国也相继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强租辽东半岛；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并获得了对香港新界为期99年的租借权；法国则将中国西南部划为自身势力范围。山东原本远离主要的通商口岸，至此沦为外国势力直接控制的区域。
经济结构的变动加剧了这种危机。洋货的大量涌入，加之外资修建的铁路与运营的轮船，沉重冲击了乡村手工业以及依附于传统水陆运输线的车夫、船工和小商贩的生计。尽管各区域受到的经济冲击程度不一，历史学家对其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该运动的兴起亦有分歧，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严重打击了许多本就受歉收困扰的底层家庭的生计。1897至1898年间，山东省旱灾之后继以洪涝，迫使大批农民流亡城镇以谋求活路。
与此同时，清廷在迈入这一时期前早已因连年内乱而元气大伤。持续于1850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估计约两千万人丧生。随后的其他起事更使局势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捻军起义（1853—1868）以及回民起义（1855—1873）叠加造成的财政消耗极其惊人。据部分估算，军费开支曾占到清廷总支出的近四分之三。国家应对灾害的能力也因而急剧缩减。在1876至1879年爆发的华北干旱饥荒（“丁戊奇荒”）中，中国有950万至1300万人死亡，其中以山西省最为惨重（死亡约550万人），直隶（今河北，死亡约250万人）、河南（100万人）和山东（50万人）亦灾情严峻。内乱、外患、财政危机、常平仓制度瓦解，加之统治高层的孱弱与分裂，使清廷面对如此规模的大旱完全无力招架。
百日维新的失败深刻影响了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的清廷朝政。面对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瓜分危机，光绪帝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影响下，自1898年6月11日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以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改革。新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引发了守旧派统治阶层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慈禧太后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遭到幽禁，戊戌六君子被杀，绝大部分新法亦遭废除。这场政变使朝廷内部更趋分裂，慈禧太后再度独揽大权，而此时恰逢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乡村初具雏形。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扩散
起源于山东
19世纪90年代，义和拳在山东初具雏形，最初是由乡村拳会组成的松散网络。关于其渊源历来存在争议：一些说法将其与白莲教传统或八卦教联系在一起，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它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出现的乡勇自卫组织。西方人因见其成员习练拳脚武艺而称其为“拳民”（Boxers）；拳民则坚信通过设坛念咒与降神附体，便可练就刀枪不入之躯。当时的山东已存在其他地方武装团体，例如大刀会曾在1895年协助曹州知府毓贤剿匪；尽管其仪式与信仰被官府视为异端，官府仍对其持容忍态度。
社会基础与地方矛盾
义和团运动主要依靠贫苦农民，同时也吸纳了手工业者、城市失业劳工、水陆运输工人、游手好闲的青年，以及少量散兵游勇。在频遭水旱灾害的地区，该运动最具号召力。1897年至1898年间，山东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批饥民被迫涌入城镇谋生，而盗匪横行与吏治腐败使局势雪上加霜。参加拳会的人往往将这些苦难归咎于外国势力的侵入，特别是传教士购置地产，以及中国教民在地方纠纷中可以寻求教会与条约特权的保护。教民群体与邻里乡民围绕土地和庙产的争端，始终是矛盾摩擦的重要根源。
早期最著名的一起冲突于1898年10月爆发在鲁直交界的梨园屯，当地拳民袭击了一座由原庙宇改建的天主教堂。围绕该建筑产权的纠纷自1869年起便持续不断。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作有记载以来首次使用“扶清灭洋”口号的标志，不过学界对于该口号是否最早出现于此仍存疑。
袭击教会与洋人物业（1898—1899年）
从1899年起，该运动由零星的地方冲突升级为持续的暴力行动。拳民队伍焚毁教堂与祈祷所，杀害中国教民，袭击传教所，同时将铁路、电报线等洋人物产列为攻击目标。许多拳民最初使用的是“反清灭洋”的口号，后来才转变为“扶清灭洋”。1899年，地方官府开始将拳民编入团练，赋予其具有半官方色彩的名称“义和团”，这一举措促使更多人加入其中。改称“义和团”以及采纳亲朝廷口号的时间大致在1899年下半年，这不仅扩大了该运动的社会吸引力，也模糊了“乱民”与效忠朝廷的乡勇义民之间的界限。
蔓延至直隶与京津地区
官府在山东的压制并未扑灭这一运动。1899年12月，清政府在山东采取行动弹压义和团，拳团势力随即向北转移至环绕北京与天津的直隶省。在曹福田、张德成等首领的推动下，运动迅速向外扩张，并在1899年至1900年间波及遭受旱灾的河南与山西部分地区。到1900年春，义和团拳民已开始在京津周围的乡村地带活跃，沿途焚烧教堂，攻击教民以及反对拳民的官吏。
毓贤与清政府立场的转变
毓贤于1899年2月至1900年2月间担任山东巡抚，其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备受争议。一些记载称他暗中支持义和团，从而助长了运动的扩散；但重新审视史料的历史学者指出，毓贤在1899年也曾镇压拳团并处决首领，只是由于旧头领被杀后很快又有新头领接替，这一策略最终失效。1899年12月，在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清廷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者在鲁展开了更为严厉的剿抚行动。毓贤随后被调任山西巡抚，在当地继续对拳民展现出同情态度。
同一时期，清廷内部对义和团的政策也摇摆不定。朝臣在应当彻底剿灭拳民还是利用其对抗外国列强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亦有官员担忧民间武装运动终将反噬朝廷本身。自1900年1月起，慈禧太后开始发布偏向义和团的谕旨，逆转了此前以剿办为主的政策。这一立场转变为1900年6月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清廷决策与战争爆发（1900年）
截至1900年春，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尚未形成统一方针。朝廷官员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主张借义和团之力对抗洋人，另一派则是以庆亲王为首的主和派。6月中旬，慈禧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朝廷就是否利用义和团将洋人驱逐出京城，还是寻求外交斡旋展开激烈争论。据记载，慈禧当时主张“法术不可信，民心不可失”。而统领京畿清军的荣禄此前曾进言，直指义和团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外军足以轻易将其击溃。6月5日义和团切断津卢铁路，导致北京与沿海交通断绝，慈禧随即做出了抉择。6月21日，清廷正式颁布宣战诏书。也有史料记载朝廷确立主战立场的日期为6月18日，因此不同文献对这一决定性步骤的具体日期记载不一。
慈禧的决定并未在清廷内部得到普遍遵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多位南方督抚拒绝执行朝旨。此前清廷曾降旨命他们联合组军抗击洋人，亦遭到这批督抚的抵制。东南各省的地方督抚随后将宣战谕旨斥为“伪诏”，并与外国列强私下达成协议（即“东南互保”），以确保本省洋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一裂痕表明，即便在清廷官僚体系内部，宣战谕旨也充满争议。
外交官与教民遇害
6月间，北京城内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6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前往火车站迎接前来解救京城的西摩尔远征队，途中被清军杀害，关于其确切官阶各方记载略有出入。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前往总理衙门交涉，途中遭清军士兵从背后开枪射杀。此前，清政府曾向驻外使节保证使馆区安全，但对使馆区的围攻仍持续不断，一直延续至8月14日。当时的史料记载，两位外交官的遇害促使列强决意投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与此同时，在北京城及周边乡野遭受攻击的中国基督徒也在这数周内伤亡惨重。
清军动员
清廷并未完全依赖义和团。1890年代组建的近代化陆军武卫军名义上归荣禄统领。其中由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主要由来自西北的穆斯林士兵组成，装备有克虏伯大炮，是围攻北京使馆区最卖力的部队。荣禄本人的行径则存在很大争议。一些记述称他暗中压制对使馆的进攻，拒绝向董福祥以及意图摧毁使馆的端王载漪调拨重型火炮。荣禄后来声称自己当时是为了保护被困洋人。另一些记述则认为这纯属自我开脱，指称正规军不仅直接参与了围攻，围攻行动也得到了军令的持续支持。由此，清军正规部队与义和团在攻打使馆区时并肩作战。
史料问题
由于现存史料残缺不全且多具党同伐异色彩，清廷当时的真实动机至今仍有争议。各道上谕大多是在政治压力下起草的，事后又往往遭到修改或曲解，导致不同汇编版本在成文日期与文字措辞上均有分歧。外国的外交记录（如各使馆的报告）则多是从被围困的公使馆内部视角来描述清廷意图，且字里行间带有为军事干预寻找正当理由的倾向。传教士的见证往往着重强调教民所受的苦难，而中国官员的奏折则多旨在保全自身仕途。因此，历史学者必须相互参照、仔细权衡这些史料；至于慈禧究竟是这场运动的操盘者还是被其裹挟，以及荣禄与南方督抚在多大程度上抵制了慈禧的旨意，学界至今仍存分歧。
使馆被围与解围行动
使馆区被围
6月中旬，清政府下令外国公使离京，但遭到拒绝。1900年6月18日，清政府勒令各国使馆撤离北京，外交官们却决意留守，就此陷入长期的围困之中。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遇害，使局势从对峙彻底演变为围攻。1900年6月20日，投身所谓“义和团运动”的中国民众控制北京，杀害数名西方人，并包围了位于使馆区的外国使馆。整个使馆区范围不大，截至1900年，区内共有十一家公使馆，分别代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与美国。
在使馆围墙内避难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避难者中包括约900名外国陆军士兵、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平民，以及约2800名因本村社遭受暴力冲击而逃难至此的中国基督徒。防御指挥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担任，他手下由海军陆战队与志愿人员组成的一支人数单薄的守军挖掘战壕、构筑街垒，屡次击退进攻。双方在围墙下挖掘地道展开地下战斗的地道战，成为此次围攻战的突出特征之一。城内配给口粮，卫生条件恶劣，疾病在拥挤的守军与难民之间蔓延。初期的进攻均被击退；英美传教士及其教徒曾躲入美以美会教堂避难，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此击退了一次义和团的进攻。守方总体伤亡惨重：在使馆区避难的900名外籍人员（其中包括400名军人）中，有55名军人和13名平民阵亡。
西摩尔联军远征
首次解救北京的行动自天津发起。收到窦纳乐的求援电报后，西摩尔在24小时内调集了来自西方诸国与日本军舰的2000余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准备从距离北京75英里的天津乘火车出发。这支部队于6月10日拔营，但行进迟缓。随着列车向前推进，西摩尔不得不一路抢修铁轨并抵御义和团的袭击。6月18日，先前曾放行该部队的清军精锐突然发起猛攻；鉴于伤员增多、补给和弹药匮乏以及后续袭击的威胁，西摩尔及其军官被迫决定撤回天津。这次撤退代价惨重且屡遭袭扰：在廊坊，清廷官军、穆斯林甘军与义和团在远征军返回天津的途中设伏截击。远征最终以联军方面62人阵亡、232人负伤告终。
大沽口炮台失守与天津陷落
西摩尔特遣队的失败发生之时，联军已着手进攻沿海防线。1900年6月16日，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军23艘战舰向炮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投降，以便为解救北京使馆铺平道路。这些炮台扼守海河入海口，而控制海河口的大沽口炮台是联军在华北立足的关键所在。经过与清军短暂却血腥的战斗，欧洲与日本海军部队攻占了大沽口炮台。英日军队夺取了西北炮台，东北炮台被炸毁，南岸的两座炮台迅速投降。炮台失陷产生了决定性的政治后果，这一损失促使清政府转而支持义和团，中国军队亦奉命抵抗中国境内的一切外国军事力量。在随后的几周内，天津城本身也宣告陷落：另一支联军部队先于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随后在7月14日占领了天津全城。
八国联军的组建与第二次解围部队
执行这些军事行动的联军由多个列强共同组成。其兵力来自美、奥匈、英、法、德、意、日、俄等国部队，但缺乏统一的最高指挥官。正因如此，各项决策均需集体协商达成，各分遣队之间的彼此龃龉也拖慢了进军速度。八国解围部队起初不得不从大沽港一路打穿天津以及周边的村落，酷热的高温、毁坏的铁路和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严重阻碍了行军。随后，列强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部队。第二次解围远征军最终于8月4日开拔，兵力约2.2万人，其中日本派兵约1万人，俄国约4000人。
解围部队抵达
联军各分遣队向北京城墙推进，于8月14日抵达使馆区。8月14日向北京城墙进逼的联军由五国部队组成：英军、美军、日军、俄军与法军。解围部队的到来为长达55天的围困画上了句号。8月14日，八国联军自沿海一路推进至北京，在一系列战役（包括北京之战）中击败中国军队，使馆之围就此解除。
占领、劫掠与报复
1900年8月14日使馆区解围后，八国联军控制了北京。联军士兵通过一处无人把守的水门攻入城内，随着联军占领京城中心的皇城宫苑，北京之战宣告结束。清廷此时已逃离京城。在外国军队步步逼近之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便连夜逃离京城，前往陕西西安避难。抵达西安后，慈禧命庆亲王奕劻和清廷大臣李鸿章与列强恢复联络并展开议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直到秋季才抵达北京，随后开展的谈判属于本文他处记述的外交清算部分。
占领迅速演变为大规模掠夺。多国军队的士兵在城内劫掠，部分是出于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遇害的报复。在英占区，阿尔弗雷德·盖斯利将军在英国使馆组织战利品拍卖会，由战利品委员会将拍卖所得分配给官兵。抢掠不仅限于个别士兵的自发行为。宫殿、寺庙和衙署被洗劫一空；继1860年遭到部分毁坏后，圆明园再次被纵火。一家博物馆的记述指出，1900年的抢掠远比早先那次更有组织，据称教堂几乎每天都举行拍卖会，外交人员更将大批艺术藏品运往海外。劫掠因而成为中外记述中共同的核心控诉。中国著述将其视作国耻的象征，而外国文献则往往视其为令占领军声名狼藉的丑闻。
对涉嫌参与义和团者及普通平民的报复同样十分严酷。联军对北京和天津郊区发动了多次惩戒性远征，焚烧村庄并就地处决被认定为义和团成员的男子。在某些区域，凡被怀疑加入义和团的人都可能未经审讯便遭处决。由于占领军没有系统记录平民伤亡，且许多受害者的身份无从查考，被杀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已发表的估算数字差异巨大，若干综合参考资料将义和团、中国教民、清军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人数合并统计。在整场危机中遇害的中国教民人数通常另行估算，其数据本身也存在争议。因此，历史学家对任何单一的死亡统计数字均持审慎态度。
在京城之外，清剿行动同时得到了外国军队与中国军队的参与。袁世凯于1899年12月出任山东巡抚，在战事爆发前就已动用其约7000人的近代化新军镇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武装。他抗拒朝廷停止清剿的旨意，此后又拒绝与联军开战，成为少数始终率部在战场上镇压义和团的清廷官员之一。1900年11月，其部在威县包围了义和团首领赵三多；尽管赵三多突围并退入直隶，这一事件仍体现了中国官军在镇压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袁世凯的山东巡抚一职一直任至1901年11月。他既在清廷体制下行事，又敢于抗旨违命，这一特质正是后文论及晚清政局时重点探讨其仕途的关键原因。
外国军队的军事占领持续的时间远长于实际战事。使馆解围后，联军大批涌入京津两地，并在京津及周边直隶地区驻扎直至1901年。联军部队驻留京城，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在此期间，占领状态深刻影响了京城的日常生活——从城门管制、公共治安到使馆区的重建——同时也构成了清廷与外国谈判代表商定和约条款的军事背景。
《辛丑条约》与外交善后
各条款并未迅速敲定。谈判在外交档案中所称的“北京会议”上进行，从1901年2月一直持续到9月。美国没有参加瓦德西伯爵率领的由德国主导的惩罚性远征，并在会议上反对可能导致中国遭到瓜分的惩罚性赔款。清廷方面由元老重臣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出面谈判，面对曾参与军事干预的列强公使。这些公使中还包括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的代表，这三国此前并非八国联军成员国。
议定书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的西班牙使馆签署。其法文文本列出的签约方包括奥匈帝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国、西班牙、美国和中国。这并非一份割地或通商条约。其正式全称为《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
赔款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条款。中国须赔偿白银4.5亿两，这一数额大致是按当时帝国人口每人一两计算的。赔款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使本息总额达到约9.82亿两。赔款以海关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加深了外国对中国财政的控制。这笔款项相对于清廷的财政资源而言极其庞大，超过了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仅每年的偿还额就占国家预算的约五分之一。各国分摊的份额并不均衡：俄国所占比例最高，达28%以上；其次是德国约20%，法国超过15%，英国11%，日本7%，美国则超过7%。各种史料在细节上也存在分歧：换算为美元的数额在一项统计中约为3.33亿美元，在另一项统计中约为6.25亿美元；而还款时间表既被记作分39年逐年偿付，也被记作按4%计息的递增式分期付款，直至1940年12月31日本息全数还清。
政治与军事条款同样影响深远，尽管各方记载在具体数字上有所出入。一种概述称有10名高级官员被处决，另有100人受到惩处；另一种记载则指出支持义和团的高官面临处决或流放，而在朝廷中极力支持义和团的端郡王被判流放新疆。关于科举考试，有史料称45个城镇的科举考试被暂停；另一史料则称在发生过暴行的城市暂停科举考试五年。条约还禁止中国进口军火两年，并拆毁大沽炮台。外国军队获得了持久的驻防阵地。清廷不得不接受外国在北京使馆界以及沿京津铁路至山海关一带永久驻军。这些驻军权后来成为日军在华北调动驻军的法律依据。
谢罪事宜分为两部分进行。清廷派出使节，就德国和日本外交官遇害一事表达歉意。醇亲王被任命为专使前往德国，就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遇刺事件向德国皇帝转达中国皇帝和政府的歉意。另一支使团则由户部侍郎那桐率领前往日本，就杉山彬遇害一事致歉。在德国公使遇害处须建立一座跨街的石牌坊，中国政府还同意在各有关地点分别树立悔罪性质的纪念碑。北京的那座石牌坊是这些纪念物中最著名的一座。
对清廷与中国政局的影响
终结这场动乱的和约并未恢复清廷的威信，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其统治根基。清廷在1900年一度支持义和团，事后却不得不全盘接受列强强加的条件，致使其“保国安民”的说辞在士绅、各级官员及城市改革派中彻底丧失了信誉。王朝的治理能力也急剧下降。危机期间，各省督抚与地方将领自行招募军队、筹集款项，1900年之后，中央朝廷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调动这些地方实力派。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结果描述为一个表面上维持统一、实际权力却加速流向地方的政权，而清廷直至覆灭也未能逆转这一趋势。
为了维持统治，清廷在流亡西安期间于1901年宣布推行“新政”。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是废除推行了1300年的入仕途径——科举制。1905年9月，朝廷采纳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奏请，下诏自次年起废除科举，并在同年12月设立学部。废除科举瓦解了士绅阶级原有的身份基础，也切断了许多家庭最正统的晋升之路。军事改革与此同步展开。各省防营被改编为装备现代武器、由外国顾问训练的“新军”；这固然为朝廷带来了一支新型军事力量，却也催生了地方势力的新源头。
巨额赔款则直接制约了这些改革的推行。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清廷须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4%的年息，总额达到约9.82亿两。当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通常估计在8000万至1亿两白银上下，因此这项债务相当于数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为保证清偿，列强将中国的海关关税收入和税收中的盐税作为担保，并指派外籍人员掌控征收，从而让外国政府获得了对中国国库的直接制约权。由于赔款以白银计算，但须以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偿付，银价波动进一步加重了汇兑负担。清廷无法依靠现有财政结余来承担这笔赔款，只得将负担从中央层层下压至行省、府县，最终通过提高田赋、加征附加税以及各类杂捐，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清廷还向外国银行大量借贷，一部分用于支付赔款，另一部分用于修建铁路，而这些借款往往同样抵押在上述财政来源上。
新政也为新的政治思潮开拓了空间。赴海外留学（尤其是留日）的兴起与新式学堂的普及，造就了一整代熟悉宪政思想与现代报刊的知识分子和新式官员。早在1900年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就已指出科举无法传授国家所需的实用之学，危机过后，这一主张获得了更广泛的共鸣；而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也主要从这一代人中吸纳力量。庚子赔款本身在日后也改变了教育格局。1908年美国开始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这些资金被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为北京清华学堂的设立以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提供了助力。因此，历史学家往往将庚子赔款与晚清制度的衰落以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尽管学界对于这种联系究竟有多直接仍存争议。
袁世凯是这场危机中军事实力增长最为显著的人物。1900年之前，他便已在中国北方编练现代化部队；动乱之后，他相继督抚山东与直隶，掌控了北方战斗力最强的兵力。他的部将与新军官兵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朝廷的效忠网络。清廷原本指望通过改革巩固王朝统治，却反而为野心勃勃的将领超越皇权创造了条件。袁世凯于1908年被罢官，1911年革命爆发期间被重新起用，随后在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他的崛起充分体现了1900年引发的军事与财政连锁反应，是如何深刻影响民国政治走向的。
对东亚国际局势的影响
义和团危机使一场发生在中国内部的起义演变成了列强争夺该国前途的博弈。其外交解决重塑了东亚的均势格局，所暴露出的诸多矛盾也直接延续至后来的日俄战争。美国参与这场竞争所采取的手段不同于其他列强。1899年9月6日，国务卿约翰·海向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出一系列照会，要求各国接受“门户开放”原则：各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商业准入，关税、铁路及港口收费一律平等待遇，并由中国政府统一征收条约关税。这些照会并无条约效力，列强的答复也含糊其辞或附带保留条件，但海随后宣布所有国家均已表示赞同。1900年7月，当联军干涉引发瓜分中国的风险时，海又发出了第二份照会，强调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但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可用来遏制其他列强野心的原则依据。
俄罗斯占领满洲
俄罗斯借这场危机占领了中国满洲的大部。在联军向北京推进之际，俄军已在满洲全境展开；1900年11月，俄国与清朝地方官员达成了秘密协定。一旦协定内容曝光，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均表示反对。英国提议与德国联合抗议，但柏林方面拒绝直接对抗圣彼得堡。俄国最终的撤军分阶段进行且屡屡拖延，直到持续的外交施压下才得以实现。俄国在1900年之前便已在该地区攫取了诸多权益，包括横贯北满的铁路租让权以及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因此这次占领是对既有地位的扩张，而非全新举措。
日本的崛起与英日同盟
日本在此次危机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军北京的解围部队中，日军占了很大比重；1900年10月，日本还加入了旨在遏制俄国在满洲扩张的《英德长江协定》。日本的对外野心深受1895年记忆的影响。甲午战争后，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联合抗议——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要求。日本由此认定自身需要一个欧洲盟友。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署了《英日同盟》。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并承诺若日本单独与俄国交战将保持中立，但若有第三方列强参战援助俄国，英国则将介入。该同盟是一项防御性条约，标志着英国承认日本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让英国得以将资源集中在其他地区。
结盟政治与大国对抗
联军干涉期间的结盟政治不仅充满合作，同样充斥着相互猜忌。《英日同盟》签订后，俄国试图寻求法德两国的支持，但遭到德国拒绝。虽然法俄在1902年达成了协议，但法国若在对日作战中援助俄国，就冒着与英国开战的风险。铁路租让权和势力范围成为了主要的摩擦点。各列强利用自己在满洲、长江流域或沿海地区的据点谋求利益，而“门户开放”原则往往被用来当作口头说辞，实际履行的却少之又少。
走向1904—1905年的战争之路
俄国未能按期从满洲撤军引发了日本的抗议，随后的谈判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04年2月6日，日本宣布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数日之内，日军便在旅顺口袭击了俄国舰队，日俄战争随即爆发。旅顺守军于1905年1月投降，决定性的奉天会战则在同年二三月间展开。1905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使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部以及俄国在南满的各项权益，包括南满铁路。因此，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义和团干涉事件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满洲与朝鲜争端。
史学史与不同解读
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读
中国学界长期将这场起义定性为爱国运动。在这种阐释中，中国学者的主流看法是其首先具有反帝性质，其次也带有反清色彩。1949年后，这一定调成为官方观点，将义和团描绘为一场反抗外国对主权的侵犯、不平等条约以及教会扩张的农民斗争，虽有局限，但具英雄色彩。对该事件民族主义遗产的强调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末以来，部分中国历史学者开始对这一叙事提出反思与质疑。他们强调起义带来的物质破坏与社会苦难，并指出大多数团民既崇尚暴力，又带有盲目排外倾向。
西方论述及其修正
20世纪初的西方著述往往带有贬抑色彩。那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往往将义和团视作野蛮的反动分子，代表了中国社会沉渣泛起的倒退力量。来自北京和天津的外交官与记者的电报报道在英语媒体中传播，进一步强化了义和团是“非理性狂热暴乱”而非具有合理社会诉求的形象。
20世纪中叶及以后的学术研究对这一形象进行了修正。维克托·珀塞尔（Victor Purcell）于1963年发表的研究试图将该运动的起源与更宏大的中国革命进程联系起来，并认为这场起义主要是反洋人而非反王朝。周锡瑞（Joseph Esherick）1987年的专著则被普遍视作最具分量的修正主义著作，他将反教敌意归因于当地特定的“社会生态”，而非某种统一的政治纲领。谭春霖（Chester Tan）主要基于中国档案完成的外交史专著则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无能是这场运动的主因，这一观点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重要参考。
清廷的角色
对于义和团最初究竟是反清还是扶清，史学界尚存分歧且未有定论。两大主要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义和团最初兴起究竟是为了推翻清朝，还是为了保卫清朝。关于清廷“操纵”义和团的争论主要围绕山东巡抚的更迭与政策展开。部分历史学家将当地招募团民编入民团视为清廷企图利用义和团驱逐外国势力的证据；在西方列强抗议后，巡抚遭撤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却进一步加剧。此后清廷态度发生重大转变：1900年1月，慈禧太后改变了长期以来镇压义和团的方针，下诏为之辩护。学者们仍在探讨，这种转变究竟反映了清廷有计划的利用与操纵，还是清廷自身也已被这股磅礴的运动浪潮所裹挟。
中国基督徒与暴力问题
中国基督徒（教民）的处境是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针对教民的袭击早在洋人成为目标之前便已普遍发生：在1899年末义和团杀害第一位西方传教士之前，对中国基督徒的袭击已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学者们同时也提醒，不应单纯将基督徒视作被动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并不总是逆来顺受，有时也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武装抵抗。传教团体后来将死难者尊称为“1900年中国殉道者”（某些新教团体使用的称谓），并统计仅在1900年一年内，就有至少189名新教传教士和500名中国本土新教教徒遇害。这类数据带有教会宗派统计的背景，并非毫无争议。
史料的可靠性
义和团运动的各类史料均存在自身局限。包括一份提及1898年5月山东反教暴力的官府呈文在内，中国官方档案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证词编纂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见证者的立场。外国档案虽然卷帙浩繁，但真正被学者充分利用的仅占一小部分。传教士回忆录则带来了另一重困境：由于部分见证者在北京解围后参与了狂暴的洗劫，或参加了随后的惩罚性军事行动，他们兼具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双重身份。针对太原教案的研究表明，关于传教士受难的记载并不总是完全可靠。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将传教士的叙述与中国官署档案进行严密互证；而民族主义视角、殖民时代叙事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各流派各自偏重哪一类史料。
记忆与遗产
中国的国家记忆
在中国历史记忆中，义和团事件通常被解读为晚清国家蒙受屈辱并激起民众抵抗这一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这场起义与19世纪末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租界割让并提，而清廷则被视为未能捍卫国家的无能政权。因此，与该运动相关的遗址被作为纪念场所呈现，其陈述方式也由国家和地方当局对历史事件的定调所塑造。
位于天津的义和团纪念馆建于1985年，被称为中国唯一一座专门纪念义和团运动的博物馆。纪念馆设于一座建于1719年的道观（吕祖堂）内，起义期间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曾将总坛设在这座古庙中。纪念馆的历史陈列记述了义和团首领焚符、团民将符灰调入烈酒饮下以求刀枪不入的仪式。此外，邢台威县投资800余万元兴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纪念建筑，以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
被掠夺文物的归属是这一记忆的另一条线索。华裔加拿大作家赵希然（Xiran Jay Zhao）表示，中国文物的被掠夺在中国是国耻的根源之一。围绕这些文物归还问题的博物馆争论，使1900年的洗劫持续受到公众讨论；本词条占领小节已在历史背景中探讨过这一主题。
西方的民间与官方纪念
西方的记忆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主要围绕对使馆区的防守以及参战士兵展开。在伦敦，建于1903年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纪念碑纪念了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和非洲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阵亡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将1900年的军事行动与帝国在其他地区的战争并置。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则更为深远。尼古拉斯·雷执导的1963年历史史诗电影将北京外国使馆区被围攻与防守的故事戏剧化呈现，由查尔顿·赫斯顿、大卫·尼文和艾娃·加德纳领衔主演。影片将慈禧太后及其首席重臣端王载漪塑造成义和团的主要策动者，这种刻画将政治责任归于清廷高层，同时将使馆守军塑造成故事的核心主角。摄制组为此按1:1的比例建造了占地60英亩的1900年北京城布景。评论界曾对其历史准确性提出质疑，有评论指出实际战况比电影中描绘的要更为平稳持续，远没有那么宏大惊险。
庚子赔款与教育
义和团运动最持久的制度性遗产，是将赔款结余部分用于资助教育。清廷驻美公使梁诚发起游说行动，敦促美国退还赔款本额与美方实际索赔损失之间的差额。美国国会于1909年批准了退款，该款项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由此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选拔并派遣了大量学生出国，第一期共有约1,300名学生通过该项目留美，不过另有说法将这一阶段定为1909年至1937年间，不同文献记载的时间跨度有所出入。
在北京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清华大学。清华学堂于1911年在北京成立，作为庚款留美项目的官方预备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该项目的受益者包括哲学家胡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数学家钟开莱、语言学家赵元任以及火箭科学家钱学森等。该项目后来还成为富布赖特国际教育交流资助项目的蓝本。它与1900年善后处理的渊源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这所最初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预备教育的大学，如今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面临学生签证受限和技术管制等挑战。
持续存在的争议
在中国，义和团事件始终是有关国家主权、外国干涉与民族认同争论的重要历史参照。对中国政府和公众而言，它揭示了外国侵略的危险与国家自强的价值；对外国政府和学者而言，它引发了对干涉限度以及双方对平民暴力所负历史责任的探讨。上述纪念遗址、电影作品与教育机构各自承载着这些论点的一种表述，而每种表述都反映了其所处社会的现实关切。
参考来源
- The Boxer Rebellioncourses.lumenlearning.com
- Hundred Days of Reformbritannica.com
- Boxer Uprisingencyclopedia.com
- Taiping Rebellionbritannica.com
- North China famine, 1876-79disasterhistory.org
- Northern Chinese Famine of 1876%E2%80%931879en.wikipedia.org
- Hundred Days of Reform - New World Encyclopedianewworldencyclopedia.org
- Mutual Defense Pact of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sen.wikipedia.org
- Yìhéquán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Boxer Rebellionbritannica.com
- Boxerbritannica.com
- Boxer Rebellionkolibri.teacherinabox.org.au
- Boxers (movement)en.wikipedia.org
- Yuxian (Qing dynasty)en.wikipedia.org
- Boxer movementen.wikipedia.org
- Boxer Rebellionen.wikipedia.org
- The Boxer Upris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explaininghistory.org
- The Boxer Rebellionorigins.osu.edu
- Yuxian (Qing dynasty) - Wikiwandwikiwand.com
- ‘Destroy the foreigners’: The Boxer Rebellion, November 1899-September 1901the-past.com
- (2)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Use of the Anti-foreign Boxer Rebellionchiculture.org.hk
- Boxers（An amalgamation of civilian martial arts groups and secret religious sect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_Baiduwikibaike.baidu.com
- Causes and events of the Boxer Rebellionfiveable.me
- The Boxer Uprisingvisualizingcultures.mit.edu
- The Boxer Rebellion Explained: Uprising in Chinathecollector.com
- (3) The Invasion of the Eight-Nation Alliancechiculture.org.hk
-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 (1900)britannica.com
- Qing Court Declares War (June 18, 1900) — History Tickerhistoryticker.com
- The Boxer Rebellion - Modern Chinese Historymodernchinesehistory.com
- The Boxer Rebellion: Bluejackets and Marines in China, 1900-1901history.navy.mil
- Atrocity and reciprocity during the Boxer War (1900–1901): Socio-legal perspectivescambridge.org
-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Clemens von Ketteleren.wikipedia.org
-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en.wikipedia.org
- Rongluhistorica.fandom.com
- Ronglu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Kansu Bravesen.wikipedia.org
- Eight-Nation Allianceen.wikipedia.org
- Boxer Rebellion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Imperial decree on events leading to the signing of Boxer Protocolen.wikipedia.org
- Wuwei Corpsen.wikipedia.org
- history.state.govhistory.state.gov
- history.state.govhistory.state.gov
- Sarah Pike Congeren.wikipedia.org
- Boxer Rebellion reaches Peking’s diplomatic quarterhistory.com
- Peking Legation Quarteren.wikipedia.org
-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 - Wikiwandwikiwand.com
- Seymour Expedition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Edward Hobart Seymour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Battle of Langfangen.wikipedia.org
- Seymour Expeditionen.wikipedia.org
- Chinese cruiser Hai Tienen.wikipedia.org
- Battle of the Taku Forts (1900)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Battle of the Taku Forts (1900)en.wikipedia.org
- Eight Nation Alliance - ecph-chinaberkshirepublishing.com
- Gaselee Expeditionen.wikipedia.org
- Battle of Dagu Forts (1900)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Battle of Dagu Forts (1900) - War Historywarhistory.org
- Boxer Rebellionebsco.com
- The Boxer Rebellionnam.ac.uk
- The Boxer Rebellion - Yuanmingyuan - Europeyuanmingyuan.eu
- (4) The Boxer Protocol and its Aftermathchiculture.org.hk
- New Armyen.wikipedia.org
- Yuan Shikaien.wikipedia.org
- Zhao Sanduoen.wikipedia.org
- Boxer Protocol Definition and Impactmodeldiplomat.com
- Boxer Protocolen.wikipedia.org
- America: 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link.springer.com
-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Boxer Protocolfiveable.me
- Boxer Protocol, Peking 7. September 1901reparations.qub.ac.uk
- Boxer Indemnity_Baiduwikibaike.baidu.com
-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en.wikipedia.org
- Documents on Diplomacy: The Sourceia600802.us.archive.org
- Boxer Protocolmilitary-history.fandom.com
- Boxer Indemnitiesen.wikipedia.org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Reparations and Fiscal ...atlantis-press.com
- Economy of the Qing dynastyen.wikipedia.org
- Boxer Indemnities — Grokipediagrokipedia.com
- Late Qing reforms — Grokipediagrokipedia.com
- The New Policies (1901–1911): The Last Reform ...explaininghistory.org
- (2) Out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with New Schoolschiculture.org.hk
-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 China Through Timehistory.zhongshutime.com
- The Fall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Causes and Legacyexplaininghistory.org
-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Boxer Indemnity on China: Fiscal Collapse, Foreign Control, and Reform - AloneReaders.comalonereaders.com
- The Domino Effect: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 NHSJSnhsjs.com
- Before the Americans: How Opium Built the Shanghai Bundbackstagehistory.substack.com
-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ay and the Open Door in China, 1899-19002001-2009.state.gov
- Open Door Policy Toward Chinaebsco.com
- Crisis and Achievement: Open Door Policycrisissome.blogspot.com
- Yangtze Agreementen.wikipedia.org
- Statewide Dual Credit World History,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Crises 1871-1919 CE, Chapter 11: Reactions, Japanoercommons.org
- Empire of Japan - Russo-Japanese War, Imperialism, Militarismbritannica.com
- Russo-Japanese Warebsco.com
- Timelin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en.wikipedia.org
- The Mukden Incident / Manchurian War - 1931-1933globalsecurity.org
- Siege of Tsingtaoen.wikipedia.org
- Historical Atlas of Asia Pacific (30 January 1902)omniatlas.com
- UNIT 14 THE BOXER UPRISING Structure Objectives Introduction1 \egyankosh.ac.in
- C. P. Fitzgerald, The Boxer Rebellion, NLR I/19, March–April 1963newleftreview.org
- The Boxer Rebellion in China 1898–1900 B Case study Introductionmrbuddhistory.com
- The Boxer War - The Boxer Uprisingsciencespo.fr
- China Martyrs of 1900en.wikipedia.org
- Boxer Rebellion summarybritannica.com
- Memorial Hall of the Boxer Uprisingen.wikipedia.org
- Boxer Rebellion Memorial Hallcultural-ai.world
- The Chinese Guardian statue taken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 ABC Newsabc.net.au
- Royal Marines Memorialen.wikipedia.org
- 55 Days at Peking - Internet Movie Firearms Database - Guns in Movies, TV and Video Gamesimfdb.org
- Heston, Charlton; Niven, Davidkids.britannica.com
- Hollywood vs. History: '55 Days at Peking'kclibrary.org
- The War Movie Buff: 55 Days at Peking (1963)warmoviebuff.blogspot.com
- Boxer Rebellion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 - Scholarshipsscholarships.examsavvy.com
- Tsinghua University: Built on Boxer Indemnity Moneyconfinity.com
-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chinacomestomit.org
- Episode III: Tsinghua University. From Rebellion to Reform: 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backstagehistory.substa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