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选择是指人类活动使具有特定遗传特征的生物个体对后代的遗传贡献占比更高的过程。它既包括为获得特定性状而开展的有目的育种,也包括在种植、动物管理、采收及其他人为控制条件下产生的、目的性较弱的选择。与自然选择一样,人工选择通过繁殖成功程度的差异改变种群;其独特之处在于,人类的偏好或实践活动参与决定哪些生物个体能够繁殖。
人工选择已将野生动植物转变为作物、家畜、伴侣动物和实验室种群。其影响既可以是花色等单一特征的改变,也可以是解剖结构、发育、行为及生殖生物学特征等多方面的协同变化。人工选择还为进化提供了重要证据,并且至今仍是遗传学的一项实际应用。当代育种将传统的观察和受控交配与统计评估、基因组信息及生殖技术相结合,同时也面临生物学上的权衡、环境变异以及维持遗传多样性等因素带来的限制。
历史发展与驯化
人工选择的历史早于有关育种的文字记载。早期种植者保留特定植株的种子,牧民则控制哪些动物能够参与繁殖;即使没有正式的遗传理论,这些做法也改变了生物的繁殖成功率。驯化是一个更广泛、跨越多个世代的关系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影响其他生物的繁殖并对其进行管理。选择是其中的核心环节,但驯化还涉及生态变化、文化习俗、跨区域迁移,以及与野生种群持续发生的杂交。驯化种群未必源于某一次有意识的规划。
植物驯化清楚地展示了选择如何通过日常收获活动发挥作用。在野生谷物中,花序结构中的脆弱部位断裂时,成熟种子通常会随之散落。种子仍附着在植株上的植物,可能在人们收获并随后播种的谷物中占据较高比例。这一过程反复发生,便可能提高不落粒类型的频率,不过选择的强度和方向取决于收获的方法与时机。来自西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小麦和大麦的栽培与驯化可追溯至一万多年前开始的一系列发展过程。其他地区也曾独立发生类似过程,包括墨西哥的玉米驯化和亚洲的水稻驯化。
随着育种者开始记录谱系并控制交配,有目的的品种改良日益系统化。18世纪的英国育种家罗伯特·贝克韦尔重视体型结构、繁殖控制以及精选种公畜的使用,在家畜育种,尤其是绵羊和牛的育种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立的品种协会和建立的谱系登记制度,将血统与登记资格规则正式确立下来。这些制度使选择过程更具可重复性,但也划定了界限,可能限制有用变异在种群之间流动。作物改良同样从地方性的种子选择,发展为包含控制杂交和田间比较试验的有组织育种计划。
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和1868年的《动物和植物在驯养下的变异》中,大量运用了驯化生物的实例。他将有明确目标的有计划选择,与无意识选择区分开来;在后者中,人们保留合意的个体,却并无经过许多世代改造整个种群的意图。他对鸽子的研究说明,形态差异显著的类型可以拥有共同祖先。人工选择展示了差异性繁殖所具有的累积力量,尽管达尔文当时尚缺乏后来遗传学提供的解释。格雷戈尔·孟德尔于1865年报告了他的豌豆实验,并于1866年发表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1900年前后得到广泛认可,有助于将育种实践与颗粒遗传理论联系起来。此后,20世纪的数量遗传学又将这一框架拓展至产量、生长和产奶量等连续变异性状。
遗传机制与选择响应的预测
只有当影响繁殖成功的差异与可遗传的变异相关联时,人工选择才能产生可遗传的响应。例如,从田间选出植株最大的植物,并不一定能培育出更大的后代,因为这些植株的大小可能完全得益于格外优越的土壤条件。观测到的表型反映了基因型、环境条件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大多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性状取决于许多遗传变异,而非单个基因,且每个变异的效应通常都很小。选择会改变与目标性状相关的等位基因频率,而重组则会重新排列来自不同亲本的遗传组合。
遗传率描述在特定种群和环境中,有多大比例的变异可归因于遗传差异。狭义遗传率记作 ,涉及加性遗传方差:
其中, 为加性遗传方差, 为总表型方差。加性效应尤其适合用于预测亲本与后代之间的相似程度。遗传率并不表示某个个体的特征中有多大比例是“遗传决定的”,遗传率高也不意味着改善环境没有作用。当管理方式、种群组成或环境范围发生变化时,遗传率的估计值也可能随之改变。
在简单情况下,育种者方程可以预测一代选择所产生的响应:
其中, 为入选亲本的表型均值与原始种群均值之差, 为后代均值相对于适当的未选择基准的预期变化。如果入选亲本的平均值比种群均值高出10个单位,且狭义遗传率为0.3,那么预测的响应就是3个单位。这一近似关系的前提是,亲本表型能够充分预测可传递的加性效应。当环境发生变化、存在非加性遗传、亲本贡献不均等,或同时对多个性状进行选择时,预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选择也会作用于遗传关联。当一个遗传变异影响多个特征时,就会产生多效性;而连锁则使染色体上位置相近的变异相互关联。因此,对某一性状的选择也可能改变其他性状。产量提高可能伴随着繁殖力、成熟进程、体组成或疾病易感性的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种群和管理体系。新的突变会引入变异,而染色体交叉互换则可以将已有的遗传变异组装成有利组合。这些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最初的选择响应可能很快,为什么改良能够持续许多代,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某一特征的改良在生物学上独立于生物体的其他部分。
选择方法与育种方案设计
育种方案首先要明确目标、确定候选群体,并决定如何分配各个体对下一代的繁殖贡献。可观测的性状并不总是真正的育种目标:活重可以作为衡量肉类产量的实用指标,而抗病性评分则可用于反映商业生产条件下能够避免的损失。育种目标可以综合考虑产品质量、繁殖性能、资源利用、存活率和稳健性。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决定了哪些个体排名靠前,因此,市场需求或生产环境的变化可能改变选择方向,而无须改变其背后的生物学方法。
混合选择主要依据个体自身观测到的表现进行选择。这种方法较为简单,对于易于测量、且能较准确反映遗传价值的性状,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家系选择则利用亲属的信息,在目标性状难以直接从候选育种个体身上测量时尤为有用。胴体性状可以通过同胞或后代进行评估;雌性亲属的产奶量则可为雄性奶畜的评估提供依据。后裔测定可以加深对亲本可传递遗传效应的了解,但等待后代的记录可能会延长世代间隔。
现代遗传评估会将遗传价值与可识别的环境影响区分开来。例如,对不同季节出生的动物进行排名时,不应假定它们所处的饲料供应和天气条件完全相同。最佳线性无偏预测与查尔斯·亨德森的统计学研究密切相关,它将生产性能记录、系谱亲缘关系和环境效应模型结合起来。由此得到的估计育种值预测的是个体的加性遗传贡献,而不只是复现其测得的表现。在植物育种中,跨地点、跨年份开展重复试验也有类似作用,即区分遗传差异与田间环境变异。
选择决策与交配决策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选择排名靠前的亲本,决定了哪些遗传物质受到青睐;决定它们如何交配,则会影响亲缘关系、遗传重组和后代的分布。杂交可以结合不同群体的互补优势,并利用杂种优势,即杂交后代在某一性状上的表现超过适当的亲本平均水平。这种优势的产生,部分原因可能是有害隐性变异的作用在杂合子中受到掩盖。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杂交组合都更优,也不保证这种优势在后续世代中会保持不变。
预期每年的遗传进展取决于选择强度、预测准确度、可利用的加性遗传变异和世代间隔。仅使用极少数亲本来提高选择强度,可能加快短期进展,但也会提高亲缘程度,减少未来的选择余地。选择指数综合多个性状的信息,有时还会采用经济权重;约束选择指数则可以限制次要性状的退化。因此,育种方案涉及一系列资源分配决策:检测多少候选个体、保留多少亲本、在哪些环境中开展试验,以及如何在当前表现与长期繁殖能力及遗传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
作物驯化与植物改良
人工选择曾多次改变植物的种子传播、休眠、大小、成熟过程、株型以及可食用组织。这些变化通常有利于栽培和收获,却也削弱了植物在人工管理条件之外独立生存的能力。不易落粒的谷类穗能保留籽粒,便于收获;休眠性减弱则有利于播种后出苗更加整齐。然而,休眠也能防止种子在不利时机萌发,而某些野生植物的传播机制,对于其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延续种群至关重要。因此,某一性状的农业价值取决于植物与其管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用某种衡量生物优劣的绝对尺度来判定。
玉米展示了选择如何带来显著的形态变化。玉米的主要野生祖先属于墨西哥的大刍草种群。与大刍草相比,驯化玉米的分枝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果穗上着生着许多裸露的籽粒,而不再是每粒种子都单独包裹在坚硬的果壳中。包括 teosinte branched1 在内的一些基因座发生的变化,促成了株型的改变;但玉米的驯化及其后续多样化涉及众多基因组区域。栽培类型的多样性也反映了玉米对不同海拔、生长季、食物用途和文化偏好的适应。因此,驯化并不只是选择更大的种子。
甘蓝(Brassica oleracea)的各种栽培类型表明,不同的选择目标能够如何重塑亲缘相近的种群。结球甘蓝着重于紧实的顶生叶芽;抱子甘蓝着重于膨大的侧芽;羽衣甘蓝着重于叶片;球茎甘蓝具有膨大的茎;西兰花和花椰菜则具有发生特化的生殖结构。这些例子并不能分别证明,植物的任何部位都能不受约束地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共同谱系所具备的发育潜能,以及影响特定器官发育时间、位置和生长的遗传变异。选择通过已有的发育系统发挥作用,而不是彼此独立地指定每一项特征。
20世纪的作物育种扩大了自交系和受控杂交的应用。商业杂交玉米利用经过选择的亲本系之间的杂交,并借助杂种优势提高表现。将杂交作物收获的籽粒留种,会产生性状分离的下一代,而不是得到与原始杂交种遗传组成相同的替代品。在小麦和水稻生产中,绿色革命将改良品种与施肥、供水、病虫害管理以及农业制度方面的变革结合起来。半矮秆品种发挥重要作用,部分原因在于较矮的植株在高投入条件下不易倒伏,从而能更有效地将增施的养分转化为可收获的籽粒。
植物改良也取决于其繁殖生物学特性。自花授粉作物便于培育相对整齐一致的品系,而异花授粉物种则需要采用不同策略来管理花粉和种群结构。多倍性能够改变育性、遗传方式以及可供利用的变异,而营养繁殖则能在马铃薯和许多果树等作物中保留经过选择的遗传组合。选择目标日益涵盖对病原体的抗性、对高温和水分胁迫的耐受性、营养组成,以及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稳定性。这些目标并不总能同时达到最优:病原体的进化可能突破植物的抗性,而在灌溉条件下高产的基因型,在降雨不稳定的地区可能表现不佳。
家畜、伴侣动物与水生生物育种
家畜育种改变了动物的生长、产奶量和产蛋量、身体组成、繁殖及行为。家畜的某些特点不同于许多作物,也因此影响了育种方法:每个亲本产生的后代较少,大型哺乳动物的世代间隔较长,某些生产性状仅在一种性别中表现,而且饲养候选种畜的成本高昂。系谱记录和集中式生产性能数据库使来自多个养殖场的观测数据能够用于遗传评估。例如,虽然公牛本身不表现产奶性状,但其雌性亲属的生产表现仍可为评估它在产奶性状上的育种值提供依据。
人工授精大幅增加了入选雄性所能产生的后代数量,也使遗传材料无需通过运输活体动物便可传播。精液冷冻技术延长了保存时间,扩大了运输范围,而胚胎移植则增加了通过入选雌性获得后代的机会。这些技术本身并不构成选择:它们对进化的影响取决于选用哪些供体,以及使用这些供体的程度。广泛使用的种公畜可以迅速传播有利等位基因,但也可能传播此前未被识别的有害变异,并提高整个种群的亲缘程度。因此,繁殖效率的提高既会放大正确选择的成效,也会放大错误选择的后果。
商业化家禽育种体现了专业化选育。肉鸡品系的选择侧重于快速生长、饲料转化效率和产肉量,蛋鸡品系则着重于产蛋量及相关性状。遗传改良与营养、疾病防控、禽舍条件及饲养管理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将生产力的所有变化都归因于育种并不准确。选育方案也可以纳入腿部健康状况、存活能力、繁殖力及其他功能性状。由于某些生产性能性状与健康性状之间存在遗传相关,这些目标各自所占的权重决定了生产力的提高是与其他性状的改善并行,还是以牺牲其他性状为代价。
伴侣动物育种往往重视外貌、性情、工作能力或是否符合品种标准。在同一个驯化谱系内,家犬的体型大小、颅骨形状、被毛和行为呈现出极为广泛的变异。封闭式品种登记制度可以维持鲜明可辨的形态,同时也限制了基因交流。某些经选择形成的体态结构会带来健康负担:例如,明显缩短的颅骨可能导致呼吸受阻。这些结果表明,人类控制下的繁殖成功与动物的生理机能并非一回事。即使某种特征会带来生物学上的代价,它仍可能因受到育种者青睐而扩散。
在水产养殖中,针对鲑鱼、罗非鱼、鲤鱼、虾及其他生物的育种计划,会对生长、存活、抗病性、产品品质和性成熟相关性状进行选择。高繁殖力有利于获得规模较大的家系,但不同家系的存活率不均,以及亲缘关系难以识别,都给维持遗传多样性带来了挑战。遗传标记使混合饲养后的亲子关系鉴定成为可能,减少了对各家系分别饲养的需要。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在养殖水槽中测得的表现,未必能预测其在网箱、池塘或不同温度条件下的表现。此外,在生物学上能够杂交且存在繁殖机会的情况下,从养殖种群逃逸的个体也可能与野生近缘个体交配。
分子标记、基因组预测与编辑
分子信息使育种者能够在许多目标性状尚无法测定时,就识别出可遗传的差异。标记辅助选择利用与某一性状相关联、或与相关遗传区域连锁的遗传标记。当某个变异的效应较大且可重复验证、表型测定成本高昂,或性状在生命后期才显现时,这种方法尤为有效。在植物育种中,标记可以帮助育种者通过反复回交导入抗病等位基因,同时恢复受体品种的大部分遗传背景。标记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与目标变异存在关联,而不只是因为它能在脱氧核糖核酸中被检测到。
对于受大量基因共同影响的性状,标记辅助选择存在局限。如果有数百乃至数千个区域参与决定某一性状,仅对少数已识别位点进行选择,可能只能利用现有可遗传变异中的很小一部分。相比之下,基因组选择利用遍布基因组的高密度标记来预测育种值。西奥·梅维森、本·海斯和迈克·戈达德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中,系统提出了这一方法。参考群体同时提供标记数据和性状记录;统计模型从中学习关联,再用于预测那些已有基因型数据、但表型信息有限的候选个体。因此,基因组预测是一种基于群体的推断,而不是对生物体未来表现的直接读取。
预测准确性取决于参考群体的规模与质量、性状遗传力、标记覆盖程度、遗传亲缘关系,以及训练环境与目标环境的相似程度。如果将预测模型用于亲缘关系较远的群体,或在经历多代后仍不更新模型,预测效果可能下降。持续记录表型至关重要,因为这能使预测始终以实际表现为依据。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有助于定位与性状相关的区域,但识别关联与获得有用的育种预测是两项不同的任务。一个标记可能在某个群体内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却并非因果变异,也未必能可靠地用于另一个群体。
在传统评估需要漫长等待的领域,基因组方法的影响尤为显著。奶牛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在积累大量后裔记录之前,就可以利用基因组信息评估年轻个体。缩短世代间隔可以提高遗传进展的速度。同时,基因组亲缘关系信息还能改进对共同祖先关系的估计,并使近交控制更加精细。因此,同一种技术既可以推动优良谱系迅速集中,也可以支持更有计划地保留不同谱系的遗传贡献,具体取决于如何设定育种目标和交配规则。
基因组编辑与选择不同,它直接改变DNA序列,而不只是从现有候选个体中作出选择。不过,编辑与选择也可以结合使用:经过编辑的变异可以被引入育种群体,随后接受评估并通过繁殖传递。无论采用编辑还是常规杂交,都仍然需要测定表现、检测不良效应,并在相关环境中开展试验。同样,DNA测序提供的是信息,其本身并不决定哪些生物体应当繁殖。分子技术改变了干预的精度与时机;育种目标的设定仍是一项独立的选择。
人工选择作为实验方法
人工选择既是培育有用生物的手段,也是研究遗传与进化变化的方法。在实验中,可以针对某个可测量性状,将一个种群分成向相反方向选择的品系,同时保留不施加选择的对照组,并监测各组在世代更替中的响应。高值选择品系与低值选择品系之间出现分化,说明创始种群在该实验条件下含有可遗传的变异。各重复品系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抽样、遗传漂变以及不同遗传途径的作用。如果没有重复实验和适当的对照,就可能将环境变化误认为可遗传的选择响应。
伊利诺伊玉米长期选择实验始于1896年,分别针对籽粒的高、低含油量和高、低蛋白质含量进行选择。由于持续时间很长,这项实验对于研究持续的选择响应,以及跨越许多世代时预测能力的局限,具有重要意义。此类实验说明,短期估计的遗传力不能简单地无限外推。选择会改变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间的关联,而新突变与重组也会影响后续可供选择的变异。相反方向的选择响应也可能并不对称,因为其背后的生理机制、等位基因频率和生物学限制有所不同。
以果蝇、小鼠及其他实验生物开展的选择实验,研究过体型、刚毛数、发育时间、行为、繁殖力和寿命等性状。解读这些实验时,需要注意相关响应。例如,选择更长的成体寿命,也可能改变繁殖时间或其他生活史特征。如果实验操作无意中使耐受拥挤或按特定时间节律繁殖的个体更具优势,这些条件就会引入额外的选择。因此,实验室种群是在整套实验条件下进化,而不只是对实验方案中指定的性状作出响应。
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的狐狸育种实验于1959年在苏联开始,以人工养殖的银狐为对象,选择对人类恐惧和攻击性较低的个体。后续世代的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报道,其他一些特征也有所改变。这项实验在有关驯化以及行为选择所引发的相关响应的讨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对它的解读仍需考虑创始养殖种群的祖源和既往历史、实际测量的性状,并区分在这一谱系中观察到的现象与针对所有驯化动物提出的论断。它并不能证明,所有与驯化相关的性状都源于同一种普遍机制。
微生物实验进化揭示了一条有助于厘清术语的界线。研究者可以直接挑选目标产物产量符合要求的菌落,这属于明确的人工选择;也可以设置条件,让生物在其中竞争和繁殖,而不由实验者逐一挑选个体。后一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受控环境中的自然选择。蛋白质的定向进化将这一思路扩展到分子变体:先产生多样性,再通过筛查或选择获得具有某种功能的变体,随后让表现优异的序列进入下一轮。选择对象可以是生物个体、细胞谱系,也可以是分子,但其中反复体现的原则都是:与某种可遗传或可重复产生的特性相关联的差异性增殖。
遗传多样性、制约因素与环境依赖性
人工选择往往会减少受青睐基因区域周围的遗传变异,尤其是在有利等位基因的频率迅速上升时。这种选择性清扫可使邻近变异随之增加,因为连锁的 DNA 会一同遗传。然而,群体整个基因组中的变异未必会均匀减少。对高度多基因性状的选择可以使许多等位基因的频率发生小幅变化,而杂交和迁入则可以引入额外变异。对于被归因于选择的基因组模式,还必须将其与群体瓶颈、群体大小变化及祖源的影响区分开来。
近交会增加个体所继承的等位基因拷贝源自同一祖先拷贝的概率。这可能使有害的隐性变异显现出来,并降低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性状表现,这种现象称为近交衰退。这里相关的数量并不只是现存个体的数目。有效群体大小用于描述实际群体中遗传漂变等过程的强度,相当于多大的理想群体。如果少数亲本贡献了大多数后代,或者各代之间亲本的繁殖贡献差异很大,那么即使畜群或种子群体数量庞大,其有效群体大小也可能小得多。
选择达到极限有多种原因。有利等位基因可能已在群体中固定,所剩的加性遗传变异不足以支持进一步改变。遗传相关可能妨碍多个性状同时改进,而生理约束则可能使性状无法沿同一方向无限改变。选择本身也可能通过在不同基因座的等位基因之间形成关联,暂时降低加性遗传方差;这一现象在数量遗传学中称为布尔默效应。因此,选择反应进入平台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相关遗传变异都已消失。让不同群体杂交、改变交配制度或调整环境,都可能使进一步的选择反应显现出来,但这些措施均不能保证带来改良。
当遗传差异在不同环境中产生不同效应时,就会出现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候选育种个体的表现排名可能保持不变,但在有利条件下彼此的差距会更大;其排名也可能完全逆转。在灌溉有保障的条件下选育的作物,在间歇性干旱条件下未必表现最佳;在集约化饲喂条件下选育的动物,在低投入生产体系中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多环境试验可估计平均表现和稳定性,从而在制定育种目标时,区分适应范围广的群体与适合特定条件的群体。
维持遗传多样性有助于群体在未来应对病原体、气候和生产需求的变化。基因库保存种子、组织、胚胎、精液或其他材料,而农场原地保护则使群体在持续利用和选择的过程中得以维持。这两种方法相互补充,而非彼此替代:储存材料保存的是某一特定时间的样本,活体群体则会继续演化。野生近缘种和地方保留品种可能含有优良育种种质中所缺少的有用变异。引入这些变异可能需要经过数代杂交和评估,因为有利等位基因可能与不适合当前栽培或饲养方式的特征相关联。
福利、所有权与人类控制的范围
人工选择的后果取决于选择什么、由谁确定目标,以及如何评价结果。在特定条件下,提高产量可以减少单位产品所需的土地、饲料或其他投入,但总体环境影响还取决于管理方式和生产规模。对于需要更多灌溉的高产作物与耐缺水的低产作物,不能仅凭产量加以比较。因此,评价育种成果需要采用多项指标,包括资源利用、生存率、产品品质,以及生物在实际饲养或栽培环境中的表现。
动物福利引入了不能简化为市场产出的评价标准。在某些种群中,针对极端体型比例、快速生长或极高生产性能的选择,可能伴随运动能力、繁殖能力或生理功能受损。反过来,育种也可以明确以抗病性、肢体健全性、母性能力和生存能力为目标。这一区分十分重要:选择性育种本身既不必然保障福利,也不必然损害福利。其后果取决于性状如何定义、性状间的遗传关系、管理条件,以及在作出繁殖决策时赋予功能性状多大权重。
所有权规则影响着育种的组织方式与成果分配。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保护植物品种或特定的生物技术发明,但保护范围和可适用的豁免因司法管辖区而异。杂交种子生产也能使育种者获得实际控制权,因为农民无法仅靠保留收获的种子来重现原有杂交种。这一生物学特性不同于法律对留种的禁止。公共育种机构、私营企业、农民主导的项目和社区种子网络拥有不同的资源与目标,从而影响哪些作物、环境和消费者偏好能够得到关注。
经过选择的生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可能影响农场和育种设施之外的种群。栽培植物向能够与其杂交的野生近缘植物发生的基因流,可能将驯化或育种相关的等位基因引入非人工管理种群。水产养殖生物逃逸也可能在养殖鱼类与野生鱼类之间造成类似的相互作用。这些变化能否持续,取决于繁殖相容性、杂交程度,以及所引入变异在当地条件下的效应。在栽培条件下有利的性状,在野外可能反而不利;另一些性状则可能通过中性遗传而保留下来,或在特定生境中带来优势。因此,评估需要针对具体种群的证据,而不能假定经过选择的生物一概更强或更弱。
历史上,育种术语也曾被延伸用于人类,对此同样需要作出明确区分。优生学是一场试图依据对遗传价值的判断来塑造人类生育的运动,与强制性政策、强制绝育和种族迫害密切相关。它的分类方式和政策目标并不等同于对人类复杂遗传现象的科学测量。现代遗传学已证实,人类的许多特征涉及大量遗传变异,并受到显著的环境影响;它并不提供对人的价值进行生物学排序的依据。优生学的历史表明,当政治和社会偏好被包装成客观的生物学必然要求时,对遗传现象的描述就可能遭到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