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福奇 · aiwiki.page

安东尼·斯蒂芬·福奇是美国医学科学家、免疫学家，1984年至2022年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他曾为七任美国总统提供传染病方面的咨询，并担任乔·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直至2022年12月离开联邦政府。他的职业生涯兼涉临床研究、生物医学科研管理和公共卫生政策。(niaid.nih.gov)

福奇的研究涉及免疫调节、免疫介导性疾病以及HIV感染与艾滋病的发病机制。此后，他与艾滋病权益倡导者合作，参与制定“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并在包括COVID-19大流行在内的一系列传染病突发事件期间领导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这些工作将实验室与临床研究同患者参与、国际卫生项目以及科学界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联系起来。(history.nih.gov)

离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后，福奇于2023年7月加入乔治敦大学，担任大学杰出教授，在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任职。此后，他的工作包括医学教育、指导后辈、公开演讲，以及于2024年出版回忆录《随时待命：一位医生的公共服务之旅》（<i>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i>）。(georgetown.edu)

教育经历与投身医学研究

安东尼·福奇于1940年12月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家里在社区经营一家药房。他的父亲斯蒂芬是一名药剂师。福奇后来回忆，他曾骑自行车在本森赫斯特和戴克高地送处方药，在患者家中的日常生活场景里接触到疾病。他认为，这些送药经历是促使他对医学产生兴趣的早期因素之一。关于药房对其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这一叙述，属于自传性质的回顾：它记录的是福奇后来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经历，而非确定其职业选择的某个单一原因。(history.nih.gov)

福奇曾就读于曼哈顿的耶稣会学校雷吉斯高中，随后于1958年进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圣十字学院。他于1962年毕业；该校年鉴记载，他获得的是医学预科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在1989年3月7日的口述史访谈中，他介绍，自己当年的课程既包括医学院入学所要求的科学课程，也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法语以及32学分的哲学课程。他认为，这种人文教育教会了他严谨推理，以及简明扼要地交流科学知识。乔治敦大学于2024年2月报道了他的一次讲话，其中他还指出，耶稣会对服务他人的重视，影响了他成为医生兼科学家的决定。这些解释体现了他对自身教育经历的回顾性评价。(libguides.holycross.edu)

他于1962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1966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1968年，他在纽约医院—康奈尔医学中心接受内科实习及住院医师培训。他最初的志向仍主要在临床方面：在后来的访谈中，他回忆说，自己当时希望效仿那些擅长诊断和患者诊疗的医生。不过，他向研究工作的转变是在医学训练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脱离医学训练后的另择道路；在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已对免疫学产生兴趣，并参与了学生科研活动。(pmc.ncbi.nlm.nih.gov)

越南战争时期针对医生的征兵制度，影响了他的下一步任职。福奇在2001年7月17日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口述史访谈、回忆招募过程时解释说，医学生当时会被告知其服役义务，以及可选择的军队和公共卫生署服役途径。他选择了前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途径，在多家研究所面试后，决定加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并获谢尔登·沃尔夫选中。1968年，他加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临床研究实验室担任临床助理研究员。这一职位将通过公共卫生署履行服役义务与接受专业研究训练结合在了一起。(history.nih.gov)

沃尔夫的实验室为同时开展临床观察和实验室研究提供了条件。福奇与约翰·约翰逊共事，并向相邻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学习，在掌握实验免疫学技术的同时，逐渐对人体免疫系统的调控产生了兴趣。据他后来回忆，沃尔夫愿意支持超出实验室既有专长范围的研究，这对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发展十分重要。1971年至1972年，福奇回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总住院医师，而沃尔夫则向他提供了此后返回实验室工作的机会。这一安排使他得以先完成进一步的临床训练，再回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history.nih.gov)

免疫调节与免疫介导性疾病

福奇在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早期研究沿着两条相互关联的路线展开：探索人体免疫系统的调节机制，以及研究免疫活动导致组织损伤的疾病。在1989年3月的口述史访谈中，他回忆了自己在谢尔登·M. 沃尔夫的临床研究实验室工作期间学习细胞免疫学的经历，最初指导他的是免疫化学家约翰·S. 约翰逊。免疫调节的实验室研究与全身性炎症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同步开展。沃尔夫收治的长期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中，有一些患有血管炎性疾病，这为研究疾病机制和免疫抑制治疗提供了临床条件。(history.nih.gov)

其中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当时称为韦格纳肉芽肿病。福奇和沃尔夫制定了一套系统性方案，用于研究环磷酰胺。这种细胞毒性药物最初是为癌症治疗而开发的。他们的研究依据部分来自动物实验：这些实验提示，较低剂量可能抑制免疫活动，却不会引起高强度抗癌方案所伴随的严重骨髓抑制。1971年12月30日，福奇、沃尔夫和约翰逊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环磷酰胺对韦格纳肉芽肿病免疫应答的影响》。这篇论文将该药免疫学效应的研究与临床应用联系起来；随后，福奇和沃尔夫又于1973年11月在《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涉及18名患者的研究及一篇文献综述。(history.nih.gov)

此后，这项临床研究计划考察了环磷酰胺与皮质类固醇药物泼尼松的联合应用。1983年1月，福奇、巴顿·F. 海恩斯、菲利斯·卡茨和沃尔夫报告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团队在21年间对85名患者开展研究的经验。当时的治疗方案是每日使用环磷酰胺和泼尼松，随后将泼尼松改为隔日给药。据报告，79名患者达到完全缓解，占93%；存活患者的平均缓解持续时间为48.2个月。23名患者已停止所有治疗，停药状态平均持续了35.3个月。这些结果来自一项纵向临床病例系列研究，而非随机对照研究；报告的终点是缓解，并不能证明疾病已被永久治愈。(pubmed.ncbi.nlm.nih.gov)

与之并行的实验室研究考察了免疫抑制药物对循环免疫细胞的影响。在1974年1月发表于《临床研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福奇和戴维·C. 戴尔研究了健康受试者单次静脉注射氢化可的松后的变化。循环中的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计数在四至六小时内明显下降，并在24小时内恢复正常。研究人员还测量了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其对实验室刺激的反应。他们认为，这些短暂变化最符合细胞从血液重新分布至身体其他部位的解释，而非单纯由细胞被破坏所致。这一区分表明，血细胞计数下降并不等同于全身免疫功能普遍丧失。(pubmed.ncbi.nlm.nih.gov)

治疗安全性本身也是研究课题。戴尔、福奇和沃尔夫于1973年发表了关于环磷酰胺、白细胞动力学及感染易感性的研究，并于1974年发表了关于隔日使用泼尼松的研究。福奇和戴尔在1975年对接受隔日泼尼松治疗的患者开展研究，发现给药后循环免疫细胞会短暂减少，但在下一个给药日到来之前，各项测量值已恢复正常。福奇在后来的回顾中还提到，他们将临床研究扩展到了结节性多动脉炎和脑血管炎等疾病。这些历史研究在一项协作研究计划中，将患者观察、实验室测量和治疗毒性评估结合起来；它们并未确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免疫介导性疾病的统一治疗方案。(pubmed.ncbi.nlm.nih.gov)

HIV/艾滋病研究与临床研究

1981至1982年，福奇以实验室原有的人体免疫调节研究为基础，将研究重心转向HIV/艾滋病。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回忆说，1981年6月5日一份关于五名此前身体健康的男同性恋者罹患肺孢子菌肺炎的报告，以及当年夏季随后出现的更多报告，使他开始警觉一种新疾病的出现。1982年1月，他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收治了自己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这个新组建的研究团队包括当时还是博士后研究员的H.克利福德·莱恩，以及重症医学医生约瑟夫·帕里洛和亨利·马苏尔。他们最初采取的研究路径，是将临床观察与对患者免疫缺陷特征的实验室分析相结合，而非尝试分离当时尚未确定的致病病毒。(fic.nih.gov)

1983年8月25日，莱恩、马苏尔、琳恩·埃德加、盖尔·惠伦、阿兰·鲁克和福奇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艾滋病不仅涉及T细胞异常，也涉及B细胞异常。研究人员比较了12名患有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5名健康男同性恋者以及12名异性恋对照者。艾滋病患者体内自发分泌免疫球蛋白的细胞数量增加，但其B细胞对某些实验室刺激的反应较弱；辅助性T细胞的功能也存在缺陷。这些发现提示，患者存在多克隆B细胞活化，即多个B细胞群体同时被激活，而不是整个免疫系统都处于不活跃状态。自发性抗体生成过多与免疫应答受损并存，有助于解释为何免疫球蛋白浓度升高并不意味着具备有效的免疫力。(nejm.org)

福奇和莱恩还研究了将健康同卵双胞胎一方的免疫细胞输给患病的另一方，能否恢复后者的免疫功能。这些探索性研究采用了遗传匹配的同基因淋巴细胞输注和骨髓移植。1984年10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相关病例报告。福奇在1993年的口述史访谈中描述，患者的CD4阳性细胞数量曾短暂增加，但随后病情再次恶化。这些操作未能实现持久的免疫功能恢复；其局限性促使研究人员转而关注病毒的持续复制，以及维持免疫细胞所需的组织环境遭受的损伤。它们是免疫重建的实验性尝试，而非已经确立的艾滋病疗法。(pubmed.ncbi.nlm.nih.gov)

后续研究开始考察淋巴组织内的感染情况，而不再仅依赖血液检测。1993年3月25日，朱塞佩·潘塔莱奥、切奇莉娅·格拉齐奥西、福奇及其合作者在《自然》发表论文，比较了同一受试者血液与淋巴器官中的病毒载量和复制情况。他们发现，在临床潜伏期，即使当时的检测方法在血液中几乎检测不到病毒活动，淋巴组织中仍存在活跃感染。因此，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期，并不意味着HIV在生物学上处于不活跃状态。这些组织研究将该实验室的研究范围从免疫细胞反应异常，拓展到了感染持续存在的解剖部位。(pubmed.ncbi.nlm.nih.gov)

这一实验室研究计划是更广泛协作工作的一部分，与福奇在整个研究所承担的行政职责有所区别。莱恩将实验室发现与临床试验相衔接，其他团队则研究细胞因子调节、细胞反应和病毒复制。支持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证据来自另外开展的多中心试验：1997年，斯科特·哈默与艾滋病临床试验组320研究团队报告，在1,156名参与者中，在两种核苷类似物的基础上加用茚地那韦，使进展为艾滋病或死亡的比例从11%降至6%。与早期的细胞输注实验不同，这项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针对HIV复制的药物联合方案能够带来临床获益。(history.nih.gov)

艾滋病维权运动与研究参与

20世纪80年代末，艾滋病权益倡导者对实验性药物的获取途径和联邦资助研究的组织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要求更早提供试验药物、放宽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更加重视机会性感染，并让他们参与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案的决策。“释放力量艾滋病联盟”（ACT UP）将示威抗议与技术性提案相结合。1988年4月，该组织的治疗与数据委员会向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研究人员和官员提交了一份扩大药物获取范围的提案。委员会成员吉姆·艾戈主张，应让那些被排除在试验之外、又缺乏合理替代治疗方案的人获得试验药物；“知情计划”（Project Inform）的马丁·德莱尼也力促在治疗决策中赋予患者更大的自主权。这些提案为福奇随后与权益倡导者的讨论确立了议题。(ncbi.nlm.nih.gov)

一个具体成果是，福奇于1989年6月在旧金山表示支持“双轨制”构想。该构想提议，在单独继续开展对照研究的同时，向无法参加常规试验的人提供某些选定的试验药物。这一区别十分重要：能够获得未经批准的药物，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药物有效。权益倡导者提出并推动了这一方案；福奇则支持联邦科研体系采纳它。监管权仍属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而非NIAID。此后，围绕提前提供去羟肌苷——当时通常称为ddI——的谈判涉及FD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生产商百时美公司以及活动人士。ddI药物获取计划与正式双轨制政策的制定，是通过相互关联但彼此独立的谈判推进的。(ncbi.nlm.nih.gov)

在1993年6月29日接受NIH口述史访谈时，福奇讲述了与活动人士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他回忆说，自己曾邀请批评者就其具体诉求展开讨论，并表示，权益倡导者已成为咨询委员会成员，也经常参与磋商。他的叙述还指出了既有研究程序的一项实际局限：即使研究方案在科学上严谨，也可能给患者带来过重的负担，以至于他们拒绝入组，或转而通过正式研究渠道之外的途径获取药物。他认为，磋商有助于在不放弃科学标准的前提下了解这些问题。这段回顾性叙述记录了他所阐述的处理方式，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合作已经取代了分歧。(history.nih.gov)

在艾滋病临床试验组（ACTG）内部，公众参与逐渐有了制度化的组织架构。生物统计学家苏珊·埃伦伯格于1989年11月组织了一次由NIH与FDA联合召开的试验设计会议，随后成立了一个汇集统计学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和艾滋病患者的工作组。到1990年7月，福奇已宣布，ACTG各委员会和各项活动都将有权益倡导者的代表参与。社区代表小组成为ACTG的正式委员会；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1993年的记述显示，该小组有24名成员，在ACTG执行委员会中占有两个席位，并在各核心委员会中设有代表。地方试验单位也被要求设立社区咨询委员会，为反映受试者招募、治疗依从性和持续参与方面的问题提供渠道。这些安排体现了权益倡导者、统计学专家、试验研究人员和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共同贡献，而不只是行政部门单方面作出的决定。(nationalacademies.org)

这些合作也凸显出一种持续存在的张力：一方面要回应患者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又有责任产出能够作出明确解释的证据。在1993年的访谈中，福奇将社区对政策和研究程序提出意见，与凌驾于科学有效性之上的决定权区分开来。权益倡导者提供了对患者处境的了解，并对造成过重负担的规则提出质疑；研究人员仍负责研究设计和结果解释，而监管机构则决定试验性产品是否可以分发或获批。因此，扩大药物获取范围与参与对照研究服务于不同目的：前者是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拓宽治疗选择，后者则旨在获得有关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可靠答案。(history.nih.gov)

担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福奇自1984年11月至2022年12月31日担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任期约38年。NIAID隶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非独立的内阁部门；福奇担任该所所长，也不意味着他掌管整个NIH。NIAID的主要职责是生物医学研究，这一点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同：前者的职责包括疾病监测与预防，后者则负责监管医疗产品。这些机构相互合作，但各自的法定职责与决策权限仍然独立。（nih.gov）

福奇主管的研究工作既包括针对病原体和免疫系统的基础研究，也包括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应用研究。研究范围涵盖艾滋病病毒感染与艾滋病、呼吸道和腹泻性感染、结核病、疟疾等已知感染性疾病，以及新出现的感染性疾病。NIAID还支持过敏性疾病及其他免疫介导性疾病的研究。因此，其职责并不限于应对疫情，还包括探究感染和免疫活动异常背后的生物学机制，以及开发诊断方法、药物和疫苗。（niaid.nih.gov）

研究所的领导管理工作同时覆盖内部实验室和对外资助的研究。NIAID在自身研究项目中开展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同时通过拨款、合同及合作协议支持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所长办公室负责科学领导、政策指导和行政协调，各专业部门则管理特定领域的研究及资助活动。这种架构将全所研究重点的确定，与具体实验和临床试验的实施，以及对外资助的管理和科学评审区分开来。（beta.nih.gov）

福奇担任所长期间，仍承担实验室职责。他于1980年获任NIAID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并在领导研究所期间继续兼任该职。向总统提供建议则是另一项独立职责：他先后在七位总统任内任职并提供咨询，从罗纳德·里根到乔·拜登。他正式担任的拜登首席医疗顾问一职，独立于NIAID所长和实验室主任这两个职位。他于2022年8月22日发布的离任声明明确列出了这三个职位，表示将于当年12月卸任。（commdocs.house.gov）

他与历届政府及国会的往来涉及研究重点、经费，以及针对自然发生的感染和蓄意生物威胁的防范准备。拉斯克基金会2007年的获奖介绍记载了他为白宫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咨询的工作，其中包括推动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医学应对措施。与国会的沟通也涉及常规拨款程序，而不仅限于紧急听证会。NIAID关于2021年6月顾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显示，福奇陪同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出席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总统提出的2022财年NIH预算举行的拨款听证会。在同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他还谈及政府提议将NIH预算增加90亿美元，较已获批准的2021财年预算增加21%。这些数字指的是预算提案，而非国会已经通过的拨款。（laskerfoundation.org）

PEPFAR与国际艾滋病防治项目

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3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提议在五年内投入150亿美元，扩大国际社会应对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的行动。该计划最初的目标是预防700万例新发感染，为200万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并为1,00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及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儿童提供照护。白宫于2003年7月公布的实施方案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4个国家列为重点国家，包括乌干达、南非、海地和圭亚那，同时继续向其他地区提供援助，并支持全球基金。这些是计划预期实现的目标，而非已取得的成果。（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

福奇参与制定了扩大援助所依据的科学和临床论证。据哈维·范伯格在福奇2007年拉斯克奖颁奖典礼上的介绍，布什于2002年请福奇、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米·汤普森等人前往非洲，评估美国进一步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乌干达的一项研究表明，简化的奈韦拉平用药方案能够减少艾滋病毒母婴传播，为采取行动提供了一项具体依据。访问结束后，汤普森与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希·博尔顿请福奇拟订一项耗资5亿美元的预防方案。随后，布什要求提出一项规模更大、切实可行且责任明确的计划。福奇与白宫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制定了更广泛的框架；拉斯克奖的相关介绍将他称为该计划的主要科学设计者，而非唯一的设计者或管理者。（laskerfoundation.org）

该计划将治疗、预防和照护整合到一个服务网络中。白宫2003年7月的方案设想，由中心医疗机构为外围医疗站点和流动医疗队提供支持，同时开展人员培训，改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扩大治疗可及性也旨在鼓励人们自愿接受艾滋病毒检测，将诊断与持续照护衔接起来，而不是只提供检测，却不安排后续治疗。预防措施包括咨询、阻断母婴传播的措施和行为干预；照护则不限于药物治疗，还包括对受影响家庭和孤儿的支持。这种运作模式依赖于加强当地卫生系统，而不仅仅是采购药品。（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

PEPFAR是一项多机构参与的国际性事业，与福奇负责管理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研究项目的工作相互独立。美国国务院全球艾滋病协调员负责监督援助及跨机构协调；参与实施的机构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等，它们与受援国政府、临床医务人员、非政府组织及社区组织合作。NIAID的独特贡献在于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包括治疗手段、预防方法和疫苗研究。它并非PEPFAR海外治疗网络的中央管理机构。（2021-2025.state.gov）

各年份的项目统计数据表明，在福奇继续任职于联邦政府期间，该计划已达到相当规模。CDC在2023年3月14日发布的一项分析中报告，接受PEPFAR支持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数，从2004年的约66,500人增至2022年的2,000多万人。在有病毒载量检测记录的治疗接受者中，实现病毒抑制的比例从2015年的80%升至2022年的95%。检测记录这一限定条件很重要：这一比例并非对所有受援者病毒抑制情况的估计。CDC还报告，儿童和青少年等若干群体的病毒抑制比例较低。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参与国、实施机构、医务人员和合作组织共同努力的成果，而非福奇个人的功绩。（cdc.gov）

新冠疫情前的新发传染病与生物防御

福奇在新发传染病领域的工作包括向联邦政策制定者阐明研究重点。在2002年9月24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他介绍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针对西尼罗病毒开展的应对工作。该病毒于1999年首次在美国被发现。这是一种自然出现的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子与鸟类之间的传播维持流行，并非人为蓄意释放生物制剂所致。他概述了病毒生态学、诊断检测方法、抗病毒化合物和候选疫苗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一种实验性疫苗以黄热病疫苗为骨架，携带西尼罗病毒的包膜基因；其他技术路线包括DNA疫苗。他还在证词中介绍了如何利用动物模型和药物筛选系统推动候选产品进入人体试验，以及如何利用扩充后的生物防御研究资源，支持对自然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的研究。(hsgac.senate.gov)

2001年的炭疽信件袭击带来了另一类问题：蓄意散播细菌性病原体。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2年6月的咨询委员会会议记录，这些袭击造成22例确诊病例和5例死亡。福奇参与制定了联邦生物防御研究战略，将针对危险生物和宿主防御机制的基础研究与医用应对产品的开发相衔接。NIAID在2002年的规划工作包括于2月召集专家小组，以及制定针对高优先级生物威胁的研究议程。由此形成的计划支持诊断技术、疫苗、治疗手段、动物模型和专用实验室设施的发展；其2002年5月发布的资助公告列明，拟在2003财政年度为NIAID生物防御研究投入逾10亿美元。这些职责属于研究与开发范畴，与调查袭击事件或指挥地方应急响应有所区别。(acd.od.nih.gov)

流行性感冒大流行的防范准备，也成为福奇在科研领导工作及向总统提供咨询时反复涉及的议题。2005年10月7日，乔治·W·布什总统就H5N1禽流感问题会见疫苗生产商后，福奇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一同向记者介绍情况。讨论既涉及近期准备工作，也涉及较长期的疫苗生产能力，而非预设下一场大流行必然由H5N1引发。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福奇宣布开展由NIAID支持的试验，以确定疫苗剂量和接种程序。最初的试验方案比较了15微克与30微克两种剂量，评估需要接种一剂还是两剂，并研究与季节性流感疫苗同时接种的情况。这些研究为疫苗接种规划提供了临床证据，但本身并不等同于疫苗接种行动。(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

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紧急疫情期间，福奇的职责主要是提供科学建议，并加快候选疫苗和治疗手段的研发。在国会作证时，他介绍了NIAID与葛兰素史克合作研发的一种疫苗，该疫苗以3型黑猩猩腺病毒递送编码埃博拉病毒蛋白的基因。2014年9月2日，一项Ⅰ期临床试验在NIH临床中心启动，旨在评估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而非确定疫苗能否预防感染。NIAID还支持了其他疫苗平台、临床前试验及治疗手段的开发。这一研究职责不同于受疫情影响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开展的现场工作，后者包括病例识别、接触者追踪和感染控制。(govinfo.gov)

在寨卡疫情紧急状态期间，福奇领导下的NIAID于2016年8月3日推动另一种实验性疫苗进入人体试验。这项Ⅰ期研究计划在美国三个试验地点招募至少80名18至35岁的健康成年人。该候选疫苗由NIAID疫苗研究中心开发，采用编码寨卡病毒蛋白的DNA质粒；这些蛋白能够组装成病毒样颗粒，并诱发免疫反应。其设计借鉴了此前西尼罗病毒试验性疫苗的研究，体现了研究平台在应对不同新发威胁时的重复利用。该试验评估的是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并未确立临床有效性，也不能取代限制传播的实际防控措施。(irp.nih.gov)

新冠研究与总统顾问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福奇在领导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同时，也向总统提供建议，并向公众解释生物医学研究。2020年1月29日，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福奇是其成员之一。该工作组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应对行动，并向总统汇报事态进展。乔·拜登政府于2021年1月上任之初，福奇出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同时继续担任NIAID所长。他在白宫的顾问职务，与他领导研究所开展和支持预防、诊断及治疗研究的职责相互独立。(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

NIAID与莫德纳合作开发了试验性疫苗mRNA-1273。其研发借鉴了此前对引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冠状病毒的研究。NIAID疫苗研究中心和莫德纳的科学家此前已在研发一种针对刺突蛋白的MERS疫苗；刺突蛋白使冠状病毒能够进入人体细胞。获得SARS-CoV-2的基因序列后，他们调整了现有的信使RNA平台，使其能够编码该病毒刺突蛋白的稳定形式。这一方法引导接种者的细胞产生该蛋白，从而激发免疫反应，无须将完整病毒注入人体。这些成果来自实验室与产业界的合作贡献，与福奇在机构层面的领导工作有所区别。(nih.gov)

2020年3月16日，首位受试者在西雅图凯撒医疗集团华盛顿卫生研究所接受了mRNA-1273疫苗接种。这项由NIAID资助的Ⅰ期临床试验由莉萨·A. 杰克逊主持。最初的开放标签研究计划招募45名18至55岁的健康成年人，将其分为三个剂量组，每人接种两剂，间隔约28天。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评估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而非确定疫苗能否预防疾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为这一阶段的疫苗生产提供了支持。(nih.gov)

福奇在向公众解释时，区分了疫苗的快速设计与耗时更长的临床评估过程。据3月20日出版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纪事》报道，在特朗普于2020年3月3日访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期间，福奇作了如下比较：2003年确认SARS病原体后，约过了20个月才启动SARS疫苗Ⅰ期试验，而新冠疫苗预计不到三个月即可进入这一阶段。在3月初的介绍中，他强调，Ⅰ期试验仅仅是起点，此后还需要开展更大规模的试验并扩大生产，以确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说法是在尚未获得效力结果时作出的预期判断。(nihrecord.nih.gov)

Ⅲ期试验于2020年7月27日启动，计划招募约30,000名成年人。莫德纳作为监管意义上的申办方牵头开展研究并提供疫苗；NIAID与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提供资金。试验启动时，福奇解释说，早期安全性和免疫反应结果令人鼓舞，足以支持进一步开展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以确定接种疫苗能否预防新冠疾病，以及保护作用能持续多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随后在审评报告中指出，主要分析显示，自接种第二剂至少14天后起，疫苗预防有症状且经确诊的新冠疾病的效力为94.1%。2020年12月18日，FDA向该疫苗颁发了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紧急使用授权。这一监管决定由FDA作出，而非福奇或NIAID，也有别于研究资助、疫苗研发和试验实施。(nih.gov)

离开联邦政府及受聘乔治城大学

2022年8月22日，福奇宣布将于12月卸任三个职务：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该所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以及乔·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这一声明涉及他在研究所行政管理、实验室领导和总统咨询方面的全部职责，而不只是所长职务的变动。他于12月离任，结束了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长达54年的任职，其中包括领导NIAID的38年。在2023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这一决定让他有机会在联邦政府之外从事不同的工作，同时继续活跃于专业领域。(stagetestdomain3.nih.gov)

2023年6月26日，乔治城大学宣布聘任他为杰出大学教授，任命自7月1日起生效。他的主要任职单位是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同时兼任麦考特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校方明确指出，他的核心职责是参与医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与学生的交流。这些属于学术任职，与他此前卸任的联邦科研管理及顾问职务有所不同。乔治城大学表示，“大学教授”是该校授予在学术、教学和服务方面取得成就者的最高专业荣誉。(georgetown.edu)

福奇从地理位置和学术领域两个方面解释了自己选择这所大学的原因。在2023年6月的采访中，他表示，希望留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加入一个与医学中心紧密相连的学术共同体，并在医学与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开展工作。他明确指出，这些目标不同于继续管理实验室或主持临床试验。他表示，自己希望着重作出的贡献是分享经验、指导年轻学生，而且不仅限于医学生。因此，他所阐述的工作重点并不局限于传染病专业教学，还包括跨专业、跨学科的合作。(georgetown.edu)

有记录的活动包括一对一科研指导，以及与本科生和医学生团体的讨论。2023年10月，他与健康学院本科生基尔塔娜·拉马纳坦会面，并同意协助她开展荣誉学位论文的问卷调查，研究年轻成年人对接种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的犹豫态度。2024年春季，他参加了医学预科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讨论美国医疗保健体系面临的挑战。2024年12月，他还与医学生乌迈尔·谢赫会面，讨论撰写一篇有关医疗沟通的文章的可能性。2025年1月24日，他参加了乔治城大学学生急救医疗服务组织举办的一场由主持人引导的讨论，并回答提问。该校于2025年2月7日发布的报道介绍了他与学生交流的这些活动。(georgetown.edu)

他的教学还通过公开对谈，将患者诊疗、科研与政府服务联系起来。2025年1月15日，在乔治城大学加斯顿礼堂举行的“公共服务之旅”活动中，健康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金对他进行了访谈。福奇讲述了自己在NIH接受专科进修期间接触科研的经历，如何改变了他原本在纽约市行医的计划。他解释说，研究成果能够为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工作提供依据，从而使其对诊疗的影响超越单个患者。这场讨论让学生听到了他对临床实践与公共卫生职责之间关系的回顾与思考。(health.georgetown.edu)

出版著作与主要荣誉

福奇发表的科学文献既包括与临床及实验室同事合作开展的原创研究，也包括综合传染病研究成果的综述。早期的一个例子是1971年12月30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环磷酰胺对韦格纳肉芽肿病免疫应答的影响》，三位作者分别为福奇、谢尔登·M·沃尔夫和J·S·约翰逊。他后来发表的HIV/艾滋病相关文献包括1983年8月25日发表于同一期刊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的B细胞活化与免疫调节异常》。这篇原创研究论文共有六位作者，H·克利福德·莱恩为第一作者，福奇为末位作者，体现了该实验室艾滋病研究的合作署名情况。(pubmed.ncbi.nlm.nih.gov)

另一类文献的代表是福奇与戴维·M·莫伦斯合著、于2020年9月发表于《细胞》的《新发大流行性疾病：我们如何走到COVID-19这一步》。这篇综述汇集了有关疾病出现的历史学、生态学和生物医学文献，而非报告新的患者队列研究或临床试验。因此，它在福奇著述中的定位与早期实验性论文不同：这是一篇共同撰写的综合性综述，将传染病研究与更广泛的流行病历史联系起来。(pubmed.ncbi.nlm.nih.gov)

福奇还参与了《哈里森内科学》的集体编纂工作。2022年出版的第21版列出六位主编：约瑟夫·洛斯卡尔佐、丹尼斯·L·卡斯珀、丹·L·隆戈、福奇、斯蒂芬·L·豪泽和J·拉里·詹姆森。该书编务页明确声明，福奇的编辑及撰稿工作是在其联邦政府职务之外开展的，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第22版同样将他列为主编之一，其余主编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史蒂文·M·霍兰德和卡萝尔·A·兰福德。这些署名表明他参与的是集体编纂工作，而非独自撰写这部教科书。(info.mheducation.com)

他的回忆录《随时待命：一位医生的公共服务之旅》于2024年6月出版，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医学生涯，以及在接连发生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为多位总统提供建议的经历。据乔治城大学6月18日有关该书出版的报道，福奇表示，他早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就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想法，此后不断积累记录自身经历的笔记。因此，这本书是一部回顾性的个人自述，可作为了解福奇的回忆及其自述动机的资料，而不是一部由独立作者撰写、讲述书中相关机构和事件的历史著作。(georgetown.edu)

2007年玛丽·伍达德·拉斯克公共服务奖的获奖结果于9月16日公布，颁奖典礼定于9月28日在纽约市举行。拉斯克基金会的颁奖词表彰了福奇在制定两项分别应对艾滋病和生物防御问题的政府计划中发挥的作用；随附介绍明确提到，这两项工作是“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和联邦政府应对生物威胁的准备工作。该奖项表彰的是公共服务，而非某一项实验发现。(laskerfoundation.org)

2008年6月19日，乔治·W·布什总统在白宫向福奇颁授总统自由勋章。正式颁奖词表彰了他作为医生、研究人员、作家和公共服务人员所作的贡献，特别提及他在认识和治疗HIV/艾滋病方面推动的进展。布什在颁奖时的讲话中还提到了福奇对“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贡献。这些是授勋的当届政府所陈述的授奖理由。(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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