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折叠蛋白反应(UPR)是由多条细胞信号通路构成的网络,可调节内质网(ER)的处理能力,使其适应所承担的任务需求。大多数将被分泌、驻留于分泌途径中或整合进细胞膜的蛋白质,都由内质网进行折叠和加工。当这些蛋白质的生成量超出内质网对其进行折叠、修饰或清除的能力时,UPR 会减少新进入的工作负荷,并提高加工能力。它也会对内质网膜组成的紊乱及内质网其他功能的异常作出响应,因此,UPR 的激活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折叠蛋白质发生了积累。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三种主要的内质网相关感受器——IRE1、PERK 和 ATF6——会启动相互重叠但又各有不同的反应。这些感受器发出的信号会改变蛋白质合成、基因表达、蛋白质降解、脂质合成,以及内质网与其他细胞器之间的通信。这些调整有助于分泌细胞的正常发育,并使细胞适应不断变化的生理需求。如果功能紊乱持续存在,UPR 的部分下游效应则会促进细胞凋亡或其他形式的细胞功能障碍。因此,这一反应既是维持细胞正常功能的基本机制,也是遗传性蛋白质加工障碍、代谢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和癌症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内质网的折叠环境与应激感知
内质网为蛋白质折叠提供了专门的环境。新合成的多肽在核糖体上合成的过程中或合成后不久,便进入内质网腔或嵌入其膜中。许多多肽通过糖基化添加糖链,形成二硫键,并组装成多聚体复合物。这些过程需要多种酶协同作用、适宜的氧化还原环境、充足的能量供应,以及内质网腔内较高的钙离子浓度。未能获得适当构象的蛋白质可能被滞留,而非继续向后续区室转运,从而限制缺陷产物的释放。
内质网的折叠系统包括分子伴侣和折叠酶。其中一种核心分子伴侣是 BiP,也称 GRP78,在人体中由 HSPA5 基因编码。BiP 通过依赖 ATP 的循环过程,与未完全折叠蛋白质的暴露区域结合,帮助防止不恰当的聚集,并协调折叠与质量控制。钙联蛋白和钙网蛋白协助多种糖蛋白成熟,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则催化二硫键的形成与重排。这些因子的丰度和活性决定了细胞能够处理多少分泌蛋白。
当这一加工系统的能力与需求不匹配时,就会发生内质网应激。其原因包括分泌蛋白合成增加、存在折叠缺陷的蛋白质变体表达、钙储存紊乱、营养物质供应变化,以及膜脂组成改变。氧供应不足可干扰蛋白质的氧化折叠,而糖基化受阻则可能使原本正常的蛋白质无法成熟。这些应激因素在实验中可以分别研究,但在组织中,往往有多种因素同时出现。例如,营养过剩既会影响膜的组成,也会增加分泌负荷。
未折叠蛋白反应(UPR)通过多种机制监测这些状况,而非依靠单一的通用感受器。BiP 与 UPR 感受器位于内质网腔内的结构域结合,帮助调控其激活。应激期间,分子伴侣可用量及感受器与分子伴侣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会促进信号传导。不过,早期模型认为,未折叠蛋白质积累时,BiP 只需从全部三种感受器上解离;这一模型并不完整。酵母 Ire1 能够直接识别未折叠多肽,这一点已得到充分证实;也有证据支持哺乳动物 IRE1 存在类似机制。IRE1 和 PERK 还可通过各自的膜相关区域响应脂质双层应激。因此,与其将 UPR 信号传导理解为对未折叠蛋白质浓度的直接测量,不如将其视为对内质网功能平衡的监测。
发现与进化中的多样化
对一类蛋白质的研究促成了未折叠蛋白反应(UPR)的发现:当细胞遭遇葡萄糖缺乏或蛋白质加工紊乱时,这些蛋白质的含量会增加。“葡萄糖调节蛋白”这一历史名称正是源于这些观察结果。此后,GRP78/BiP 和 GRP94 成为内质网应激诱导蛋白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表达受到诱导,提示细胞能够将内质网内部状况的信息传递给细胞核中控制转录的分子机器。
在出芽酵母中开展的遗传学研究首次构建了这一反应的详细信号传导框架。1993 年,森和俊与彼得·沃尔特实验室各自开展的独立研究发现,Ire1 对酵母内质网中的未折叠蛋白反应至关重要。Ire1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兼具内质网腔内的感知区域,以及位于细胞质侧的蛋白激酶和 RNA 加工功能。后续研究表明,Ire1 对转录的主要调控作用依赖于 HAC1,而 HAC1 的信使 RNA 会经历一种非常规的加工反应。1996 年的研究确立了 Ire1 依赖性 RNA 剪接与活性 Hac1 转录因子生成之间的联系。
哺乳动物的这一反应则更为复杂。20 世纪 90 年代末,研究人员发现 PERK 是一种驻留于内质网的激酶,能在内质网应激期间降低翻译水平。对 ATF6 的研究证实,内质网膜蛋白可以在被转运至高尔基体并经蛋白水解切割后,成为具有活性的核内调控因子。2001 年,研究发现 XBP1 信使 RNA 是哺乳动物 IRE1 的底物,揭示了将内质网应激与非常规 RNA 剪接联系起来的一种保守机制。这些发现确立了如今通常用于描述哺乳动物 UPR 的三分支框架。
不过,这一通路在不同生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出芽酵母主要依赖 Ire1–Hac1 信号传导,而不是哺乳动物的三个分支。在裂殖酵母中,Ire1 调控与内质网相关的信使 RNA,并不采用类似 Hac1 的转录调控程序。植物则利用 IRE1 依赖性的 bZIP60 信使 RNA 剪接,以及包括 bZIP28 在内的膜相关转录因子;bZIP28 在功能上与 ATF6 有相似之处。哺乳动物具有两个 IRE1 旁系同源蛋白:广泛表达的 IRE1α,以及表达范围较为局限的 IRE1β,后者在黏膜分泌上皮中发挥重要作用。
UPR 一词也用于描述其他细胞区室中的应激反应,尤其是线粒体中的应激反应。这些反应都面临维持蛋白质质量这一共同问题,但并非内质网通路的简单延伸。它们的感知分子、转录调控因子和生理效应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与线粒体未折叠蛋白反应区分时,使用 UPRER 这一名称有助于明确所指。
IRE1:RNA加工与基因表达的选择性重塑
肌醇需求酶1(IRE1)是一种内质网跨膜蛋白,具有位于内质网腔内的应激感知结构域,以及位于细胞质侧的激酶结构域和核糖核酸内切酶结构域。哺乳动物的IRE1α由 ERN1 编码。应激促使IRE1形成二聚体及更大的组装体,同时伴随相邻分子之间的磷酸化及其RNA切割结构域的激活。这些组装体的大小、组织形式和持续时间会影响信号传导,但没有任何一种组装状态能够解释所有细胞类型中的全部信号输出。
在哺乳动物中,研究最充分的IRE1底物是编码X盒结合蛋白1(XBP1)的信使RNA。活化的IRE1从这条RNA中切除一段长26个核苷酸的片段。随后,RNA连接酶RTCB将切割后形成的外显子连接起来,从而改变阅读框,产生转录活性很强的转录因子XBP1s。这一反应不同于常规的、由剪接体介导的RNA剪接:它由内质网相关感受器启动,不需要核内剪接体参与。未剪接形式编码的蛋白质XBP1u具有调控活性,但不具备XBP1s那样强的转录激活能力。
XBP1s进入细胞核,促进参与蛋白质折叠、内质网质量控制、分泌途径运输和膜生物发生的基因表达。其重要靶基因支持内质网相关降解(ERAD):在这一过程中,特定的缺陷内质网蛋白被识别并转移至细胞质,随后经过泛素化,最终由蛋白酶体降解。XBP1s还帮助分泌活动旺盛的细胞扩增内质网。因此,它不仅增加了处理蛋白质所需的分子机器,也扩充了承载这些机器的物理结构。
IRE1还有其他RNA底物。通过通常简称为RIDD的受调控的IRE1依赖性降解,它能够切割特定的信使RNA及其他RNA。许多受影响的信使RNA编码进入分泌途径的蛋白质,因此,降解这些RNA可以减少内质网新接收的工作负荷。不过,底物的选择会随细胞类型、应激条件和IRE1活性而变化。RIDD既可支持适应,也可能促成细胞损伤;它本身并不等同于一种死亡程序。同样,XBP1剪接和RIDD虽然是同一种酶的两种相关输出,却不一定同步变化。
IRE1还会与细胞质中的信号蛋白相互作用,将内质网应激与激酶通路和炎症调控联系起来。IRE1与TRAF2结合后,可启动涉及应激活化蛋白激酶JNK的信号传导。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何IRE1活性的影响不局限于分泌蛋白的加工。因此,解读实验时必须明确测量的是哪一种输出:IRE1磷酸化、XBP1剪接、RNA降解和下游激酶活性彼此相关,但不能作为可相互替代的指标。
PERK与蛋白质合成的调控
由 EIF2AK3 编码的蛋白激酶R样内质网激酶(PERK)将内质网的状态与细胞质中的蛋白质合成联系起来。与IRE1一样,它横跨内质网膜,并具有位于内质网腔内的感应区域。PERK被激活后,会促进真核翻译起始因子2的α亚基(eIF2α)在第51位丝氨酸处发生磷酸化。这一修饰抑制了eIF2B的活性;正常情况下,eIF2B负责使eIF2恢复为与GTP结合的活性状态。其结果是,可用于将起始转运RNA递送至核糖体的起始复合物减少。
这一机制可迅速降低细胞内大部分翻译(生物学)活动,在转录变化足以显著提升折叠能力之前,减少进入内质网的新合成蛋白质。PERK信号传导属于范围更广的整合应激反应(ISR)。哺乳动物中另外三种激酶——GCN2、PKR和HRI——也会在不同应激的刺激下使eIF2α磷酸化。因此,仅凭eIF2α发生磷酸化,并不能确定内质网处于应激状态,也不能确定这一变化由PERK引起。ISR与未折叠蛋白反应通过PERK存在交集,但两者并不等同。
翻译起始减少对不同信使RNA的影响并不相同。由于激活转录因子4(ATF4)的信使RNA中存在具有调控作用的上游开放阅读框,在eIF2α磷酸化的条件下,ATF4的翻译反而增加。当起始复合物充足时,核糖体优先在一个具有抑制作用的上游阅读框处起始翻译。当起始复合物减少时,翻译再起始过程发生变化,使更多核糖体能够到达ATF4编码序列。随后,ATF4调控与氨基酸供应、抗氧化防御、中间代谢和应激适应有关的基因。
ATF4还会诱导一些在长期应激期间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基因,其中包括编码C/EBP同源蛋白(CHOP)的 DDIT3。CHOP与其他调控蛋白共同影响转录,并可促成有利于细胞凋亡的条件。其作用包括改变蛋白质合成、氧化还原平衡以及细胞死亡调控因子的表达。因此,CHOP是持续应激信号传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凭它的存在,并不能证明细胞已不可逆地进入死亡进程。
一个主要的负反馈机制是诱导由 PPP1R15A 编码的GADD34表达。GADD34招募蛋白磷酸酶1,使eIF2α去磷酸化,从而让翻译恢复。如果内质网功能已经改善,这种恢复是必要的;但如果折叠能力仍然不足,重新开始的蛋白质合成就可能加重负担。因此,PERK信号传导带来了一个时序上的难题:必须将翻译抑制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细胞完成适应,随后又必须使翻译充分恢复,以维持细胞的基本功能。抑制过度和恢复过早都可能造成损害。
ATF6与分泌装置的扩增
激活转录因子6(ATF6)通过受调控的转运和蛋白水解,将内质网应激与转录活动联系起来。哺乳动物表达ATF6α和ATF6β,分别由ATF6和ATF6B编码。ATF6α是经典应激反应的介导因子,对它的研究更为深入。在未受应激的细胞中,全长ATF6嵌于内质网膜,其氨基端转录调控区朝向细胞质,羧基端区域则暴露于内质网腔内。
应激时,内质网腔内相互作用、氧化还原状态以及转运能力的变化,使ATF6得以通过运输囊泡离开内质网。ATF6随后到达高尔基体,在那里,两种蛋白酶依次发挥作用。位点1蛋白酶切割其腔内部分,位点2蛋白酶则在膜内进行切割。这些反应释放出位于细胞质侧的氨基端片段,通常称为ATF6(N)。该片段进入细胞核,作为碱性亮氨酸拉链型转录因子发挥作用。这一机制无需合成新的感受器,就能将结合于细胞器的前体转化为可溶性的调控因子。
ATF6(N)激活编码内质网分子伴侣、折叠酶及质量控制通路组分的基因。它通过包括内质网应激反应元件在内的调控性DNA序列发挥作用,并且常与转录因子NF-Y协同工作。BiP是其重要靶标之一。分子伴侣产量增加,可提升稳定和折叠新进入内质网的多肽的能力;新增的降解系统组分则有助于清除无法修复的蛋白质。这些效应总体上有助于细胞适应应激,而非直接抑制蛋白质合成。
ATF6还促进XBP1的表达,体现了未折叠蛋白反应各分支之间明确的协作关系。ATF6增加XBP1信使RNA的供应,而IRE1将这些RNA转化为编码XBP1s的形式。由此启动的转录程序既有重叠,也不完全相同。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细胞类型、基础分泌活性以及应激的性质。这种协作关系解释了为什么仅检测单个靶基因,通常难以确定究竟是哪条分支被激活。
转运和周转限制着ATF6反应。ATF6的激活需要接触高尔基体中的蛋白酶,而释放后进入细胞核的片段寿命相对较短。这些特点使信号能够随条件变化而增强或减弱,也使ATF6有别于主要通过磷酸化或RNA切割发挥作用的通路。其他与内质网相关的膜结合转录因子也会经历类似的受调控蛋白水解,但激活机制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都能作为经典ATF6分支中可相互替代的组分。
协调、恢复与细胞死亡信号传导
UPR 的三条分支构成相互作用的网络,而非彼此独立的开关。PERK 迅速减少进入内质网的蛋白质负荷;IRE1–XBP1 和 ATF6 则增强蛋白质折叠、清除及分泌能力。它们调控的转录产物有所重叠,而各分支的激活与衰减遵循不同的时间进程。这一反应是蛋白质稳态的一部分;蛋白质稳态是一个更广泛的系统,负责调控整个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折叠、定位和降解。
清除途径对于功能恢复至关重要。内质网相关降解(ERAD)将特定底物转交给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但大型聚集体或受损的内质网区域可能需要通过溶酶体途径清除。自噬将细胞物质递送至溶酶体,而选择性内质网自噬(通常称为 ER-phagy)则清除内质网自身的部分区域。这些途径相互补充,而非彼此重复:底物的物理性质和所在位置会影响哪条途径能够处理它。UPR 信号传导可以改变多个清除系统的组分,但某一系统被激活并不意味着清除已经成功完成。
功能恢复不仅需要增加分子伴侣的丰度。细胞还必须重新平衡脂质合成、囊泡运输、钙调控和能量消耗。内质网与线粒体之间的接触位点促进涉及钙和脂质的信息交流,将内质网应激与线粒体代谢及细胞对凋亡的易感性联系起来。氧化折叠可产生活性氧,而抗氧化途径则限制其积累。因此,蛋白质生成、氧化过程与能量供应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决定最初具有适应作用的反应能否持续。
并不存在一种通用的分子计时器,会在固定时间后将适应性 UPR 转变为终末反应。持续时间固然重要,但应激强度、细胞类型、先前的适应状态,以及营养物质和存活信号是否充足,同样重要。CHOP 依赖性转录、IRE1 相关的应激激酶信号传导、钙转运紊乱,以及 BCL-2 家族调控的变化,都可能促成细胞死亡。在哺乳动物的许多情境下,这些影响最终汇聚于线粒体外膜通透化和细胞凋亡机制。它们各自的贡献因实验模型而异。
“适应性 UPR”和“终末 UPR”等术语有助于描述反应的结局,但并不代表相互排斥的分子状态。一个细胞可以同时表达具有保护作用的分子伴侣和与细胞死亡相关的蛋白质。同样,持续的信号传导也可能反映组织在长期高负荷下成功作出的代偿反应,而非意味着损伤不可避免。要确立因果关系,需要通过实验证明,改变某条明确的途径会影响细胞存活或功能,而不能仅凭观察到应激标志物升高。
在分泌、发育和免疫中的生理作用
在正常生理条件下,UPR也处于活跃状态,因为分泌需求会随着分化、进食、免疫应答和生殖而变化。专职分泌细胞通常具有发达的内质网,并需要专门的机制来协调内质网扩增与蛋白质生产。在这些情况下,大量错误折叠蛋白尚未积累,UPR组分就可能已经被调动起来。因此,除了经典的应激感知机制外,发育调控和预先启动的信号传导也发挥着作用。
分泌抗体的浆细胞就是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例子。在由活化的B细胞分化而来的过程中,浆细胞的内质网不断扩增,并建立起合成和分泌大量抗体的能力。IRE1–XBP1信号传导对于这套分泌装置的发育以及抗体的高效分泌十分重要。XBP1并非决定浆细胞身份的唯一因素:BLIMP1和IRF4等转录因子控制着分化过程的其他方面。将细胞身份与分泌能力区分开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XBP1信号传导缺陷会损害分泌功能,却并不一定阻断浆细胞发育的所有特征。
胰腺细胞体现了同一器官内不同细胞的需求差异。腺泡细胞产生大量消化酶,高度依赖内质网的功能容量。胰腺β细胞则必须根据代谢需求调整胰岛素的产量,使葡萄糖感知、翻译与内质网稳态之间形成紧密联系。PERK介导的蛋白质合成调控对这些细胞尤为重要。不过,腺泡细胞与β细胞采用的UPR程序并不相同,而删除某一通路组分所造成的后果,取决于细胞类型以及删除发生时所处的发育阶段。
肠上皮对内质网质量控制提出了额外要求。杯状细胞合成黏蛋白,潘氏细胞则产生抗微生物蛋白。它们的分泌产物共同构成将肠道微生物与宿主组织隔开的屏障。小鼠遗传学研究表明,破坏肠上皮细胞中的XBP1信号传导,会损害分泌细胞功能并促进肠道炎症。IRE1β的表达相对局限于黏膜上皮,这进一步说明UPR组分可以具有组织特异性作用。
UPR信号传导也与固有免疫相互交织。巨噬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中的模式识别通路被激活后,可以调动包括IRE1–XBP1信号传导在内的部分UPR下游反应,而不必呈现药物诱导的重度内质网应激的全部特征。这些相互作用会影响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细胞代谢。某些病毒也会改变UPR信号传导,因为病毒复制及其蛋白质的生产依赖宿主的膜结构和蛋白质折叠机制。由此产生的影响因病毒而异:某条分支在一种情境下支持病毒复制,在另一种情境下却可能限制复制。
与人类疾病的联系
UPR 信号传导在生理上不可或缺,最明确的证据来自其组成部分的遗传性缺陷。编码 PERK 的基因 EIF2AK3 若存在双等位基因致病变异,会引起沃尔科特–拉利森综合征。这种罕见的隐性遗传病通常表现为早发性糖尿病和骨骼异常,还可累及其他器官,包括引起严重的肝功能障碍。这一关联直接确立了内质网相关翻译调控受损与人类疾病之间的联系,而不只是依据在病变组织中检测到应激相关蛋白。
在蛋白质折叠相关疾病中,异常蛋白滞留于内质网可激活 UPR。一个典型例子是 α1-抗胰蛋白酶的 Z 变体,它可在肝细胞中积聚并形成聚合物。然而,异常蛋白的滞留并不一定会在所有模型或疾病阶段引起相同的 UPR 特征。细胞如何响应,取决于底物是处于可溶状态还是聚集状态、能否被高效降解,以及是否会改变内质网的其他过程。此外,还必须区分主要由分泌蛋白功能丧失所致的疾病与该蛋白在细胞内积聚所造成的损伤。
在 癌症研究中,UPR 活性受到关注,是因为它与快速生长、营养受限、低氧以及分泌需求有关。实验模型表明,UPR 的某些下游效应可帮助肿瘤细胞适应环境,而足够严重的内质网功能紊乱则可促进细胞死亡。免疫细胞和肿瘤微环境中其他细胞的 UPR 信号传导,又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这些观察结果并不支持这样一种统一规律:激活或抑制整个反应,会在不同癌症中产生相同效果。肿瘤的基因型、组织来源以及具体的信号分支都会影响结果。
内质网应激也已成为糖尿病、脂肪肝病等代谢性疾病的研究对象。胰腺 β 细胞的分泌需求、肝脏脂质代谢、炎症信号传导以及膜组成的变化,为两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合理的机制解释。动物和细胞研究已经发现了许多具有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但人类疾病通常涉及多个过程长期共同作用。组织样本中 BiP、CHOP 或剪接型 XBP1 水平升高,更直接说明的是特定通路已被启动,而非确立疾病的起始病因。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实验模型和人体组织中,已有研究报告了内质网应激标志物的变化,以及依赖 eIF2α 的翻译调控异常。相关机制包括蛋白质清除受损、钙调节失衡,以及内质网与线粒体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许多疾病相关聚集体主要形成于内质网腔之外,因此它们与内质网反应的关系可能是间接的。证明某条通路处于活跃状态、证明它参与推动退行性变化,以及证明改变这条通路能使患者获益,属于不同层次的推断。
实验方法与药理学调控
研究人员通常使用干扰内质网不同功能的试剂来诱导内质网应激。衣霉素抑制 N-连接糖基化的早期步骤。毒胡萝卜素抑制肌浆网/内质网钙 ATP 酶,使内质网钙储备耗竭。二硫苏糖醇通过形成还原性环境,干扰二硫键的形成。这些处理能够产生可重复的反应,因此具有实验价值,但它们并非等效的刺激。其剂量和作用时间还可能造成更广泛的扰动,与慢性生理性应激有所不同。
因此,针对各信号分支进行特异性测量至关重要。IRE1 活性通常通过检测剪接后的 XBP1 RNA 来评估,所用方法包括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PERK 信号传导则通过 PERK 活化、eIF2α 磷酸化、ATF4 生成及下游转录反应来考察。ATF6 的活化可通过检测其经切割产生的氨基端片段的出现或核定位来衡量。BiP 和 CHOP 被广泛用作检测指标,但两者都不是普遍适用或仅特异反映内质网应激的指标。检测时机很重要,因为 RNA 加工、磷酸化、蛋白质积累和转录变化各有不同的时间进程。
遗传学实验有助于明确各个分支的功能。条件性删除可用于分析特定组织,同时避免全身性基因缺失带来的某些后果。基因组编辑、诱导性表达和结构域特异性突变体,可将感受器活化与特定的下游输出区分开来。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及蛋白质合成测量能够揭示信号传导如何改变细胞状态。然而,细胞群体水平的测量可能掩盖正在适应与正在死亡的细胞之间的差异。单细胞方法和活细胞报告系统有助于解析这种异质性,而直接检测分泌和折叠功能,则可检验标志物的变化是否对应于内质网功能的改善。
药理学工具可靶向这一网络中的多个环节。IRE1 核糖核酸酶抑制剂可抑制 XBP1 剪接及其他 RNA 切割输出,而与 IRE1 激酶结构域结合的化合物则可通过变构作用影响其核糖核酸酶活性。PERK 抑制剂可减弱经由 eIF2α 传递的信号,但也可能影响依赖 PERK 的组织,尤其是胰腺。ISRIB 在下游发挥作用,通过稳定具有活性的 eIF2B,抵消 eIF2α 磷酸化带来的部分影响;它是整合应激反应(ISR)的调节剂,而不是内质网应激的选择性抑制剂。实验性 ATF6 激活剂则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即增强特定的转录程序。
被称为化学伴侣的化合物,包括 4-苯基丁酸和牛磺熊去氧胆酸,也被用于研究内质网应激。它们的生物学活性并不限于直接协助蛋白质折叠,因此不能将处理后的变化直接归因于某一种 UPR 机制。在各类药理学研究中,药物是否作用于靶点、作用的选择性、组织暴露水平,以及对实际分泌功能的影响,都是需要区分的重要方面。应激相关生物标志物的降低,可能意味着稳态改善、应激感知受阻,或能够作出反应的细胞丧失;需要额外的功能测量才能区分这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