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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反射荧光显微术

全反射荧光显微术选择性激发光学界面附近的荧光团,实现细胞表面和单分子的高对比度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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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全内反射倏逝波细胞膜折射率偏振电场数值孔径全反射荧光…

全反射荧光显微术(TIRFM,通常简称为 TIRF 显微术)是一种荧光显微术,主要照明紧邻界面的一层薄区域,该界面通常位于玻璃盖玻片与水性样品之间。它利用光在该界面发生全反射时产生的倏逝波场。这一场并非激发整个样品中的荧光标记,而是在靠近表面处对其产生最强的激发;激发强度通常随距界面的距离增加而衰减,特征衰减距离约为 50–200 纳米。

这种局限于薄层的激发大幅减少了来自界面远处物质的荧光。因此,TIRF 尤其适合研究贴壁细胞基底侧的细胞膜、表面上的分子相互作用,以及基底附近溶液中的单个荧光分子。该方法广泛用于研究膜运输、受体动态、细胞骨架组装和分子马达。

TIRF 本质上是一种控制激发的手段,本身并不能突破光学分辨率极限。其独特的成像性能来自浅层照明与高灵敏度荧光检测的结合。因此,解读其图像时,既要考虑界面的光学性质,也要关注样品与该界面之间的生物学或化学关系。

物理基础与穿透深度

当光从折射率较高的介质(n1n_1)射向折射率较低的介质(n2n_2),且入射角大于临界角时,就会发生全内反射。以界面法线为基准测量角度,临界条件为

θc=sin⁡−1(n2n1).\theta_c=\sin^{-1}\left(\frac{n_2}{n_1}\right).

对于玻璃—水界面,两者的折射率分别约为 1.515 和 1.333,临界角约为 62∘62^\circ。入射角超过这一角度时,理想的无损耗界面不会产生向第二种介质内部传播的透射光束。然而,电磁场并不会在界面处消失,而是以倏逝场的形式延伸到折射率较低的介质中。

倏逝场的相位沿界面传播,而其振幅则随垂直于界面的距离呈指数衰减。在由均匀、无吸收介质构成的平面界面这一最简单的模型中,激发光强为

I(z)=I(0)exp⁡(−zd),I(z)=I(0)\exp\left(-\frac{z}{d}\right),

其中,zz 为进入样品内部的距离,dd 为光强穿透深度:

d=λ04πn12sin⁡2θ−n22.d=\frac{\lambda_0} {4\pi\sqrt{n_1^2\sin^2\theta-n_2^2}}.

这里,λ0\lambda_0 为激发光的真空波长。按此定义,dd 是光强衰减至表面值的 1/e1/e(约 37%)时所对应的距离。相应的场振幅衰减长度是它的两倍,在比较文献中的不同定义时,需要注意这一区别。

对于 488 纳米的激发光,当 n1=1.515n_1=1.515、n2=1.333n_2=1.333 时,计算得到的光强穿透深度在入射角为 70∘70^\circ 时约为 80 纳米。增大入射角会使场的穿透深度减小;接近临界角则会使穿透深度增大,并使其对角度和折射率误差尤为敏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波长越长,穿透越深。因此,常见文献中所说的激发层厚度并不是 TIRF 仪器的一项固定属性。

根据电磁场的边界条件,表面光强 I(0)I(0) 还取决于入射角和偏振。s 偏振入射光束产生的电场平行于界面,并垂直于入射面。p 偏振光束则会在倏逝场中产生平行于界面和垂直于界面的电场分量。由于荧光团的吸收取决于其跃迁偶极矩相对于局部电场的取向,因此可以利用偏振选择性地激发不同取向的分子。

真实样品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理想的双介质模型。细胞会引入随空间位置变化的折射率、内部界面以及散射结构;表面包被还会增加额外的介质层。指数衰减描述仍是分析的起点,但不应直接将其参数视为对活细胞内部照明情况的精确描述。

光学配置与仪器设计

两种主要的实现方式是棱镜式 TIRF 和物镜式 TIRF。两者产生的基本界面光场相同,但激发光束到达反射界面的路径不同,样品操作的便利程度也不同。采用哪种方式,会影响背景、灵活性、光路调校以及与其他成像模式的兼容性。

在棱镜式 TIRF 中,激光束进入与样品基底光学耦合的玻璃或石英棱镜。棱镜使光束以大于临界角的入射角照射样品界面。荧光通常由另一侧的独立物镜收集。将激发光路与检测物镜分离,可以减少该物镜内部产生的荧光和散射光。棱镜的几何结构也使入射角的选择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其缺点包括机械结构复杂;在某些配置中,还可能不便于接近样品,或需要透过较厚的样品收集荧光。

物镜式 TIRF 使激发光通过用于收集荧光的同一个高数值孔径物镜。光束聚焦在物镜后焦面边缘附近,从而以较大的倾角出射,并以大于临界角的入射角到达盖玻片与样品的界面。沿该平面的径向移动光束,即可改变入射角。这种配置便于在倒置显微镜中使用,不妨碍从培养腔上方操作样品,还能在 TIRF 与普通宽场照明之间快速切换。

物镜必须能够透过横向光学动量足够高的光线。由于数值孔径为 n1sin⁡θmax⁡n_1\sin\theta_{\max},要实现全内反射,可用的数值孔径必须大于样品侧的折射率。因此,对水性样品通常使用数值孔径约为 1.45–1.49 的油浸物镜。仅凭标称数值孔径,并不能保证获得杂散光少的 TIRF 照明:物镜的光学设计、光束的对准情况、浸没介质、盖玻片以及样品折射率都会产生影响。

典型的仪器还包括激光光源、扩束和光束转向光学元件、二向色镜、发射滤光片以及科学相机。使用多个激发波长可以观察不同的标记物,但各波长对应的穿透深度不同,可能需要分别调节入射角。由于激发光的强度远高于所发出的荧光,必须充分抑制其进入检测光路。

单一方向的相干照明可能产生条纹、干涉条纹和空间上不均匀的激发。使照明方向在物镜后焦面上沿方位角快速旋转,便可在一次曝光期间将多种此类图样平均化;这种方法通常称为方位角旋转 TIRF 或旋转式 TIRF。它在不改变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改善了照明均匀性,但旋转本身并不能消除散射形成的传播光,也不能消除因样品而异的穿透深度变化。

样品、表面化学与荧光标记

TIRF 要求待观察结构靠近适当的光学界面。对于贴壁细胞,这通常意味着对紧邻盖玻片的细胞基底面成像。对于生化测定,分子可以直接固定在基底上,通过分子连接臂附着于基底,或整合到支撑脂质膜中。因此,基底不仅是机械支撑,其光学和化学性质也参与决定实验条件。

盖玻片的清洁度、平整度、厚度和背景荧光都会影响成像性能。灰尘和划痕会散射激发光,而残留的荧光污染物可能呈现出类似分子信号的特征。高数值孔径物镜是针对特定的盖玻片和浸液条件设计的;偏离这些条件可能产生像差,并降低光收集效率。用于促进黏附或使表面功能化的涂层,也会改变荧光团与玻璃之间的距离。位于基底上方数十纳米处的荧光标记,与直接接触基底的同类标记相比,所受到的激发光强度不同。

表面钝化在单分子研究中尤为重要。蛋白质或染料的非预期吸附可能造成持续的背景信号,消耗溶液中的分子,或选择性地吸附构象发生改变的分子。聚乙二醇涂层和封闭蛋白广泛用于减少非特异性结合。特异性固定可通过生物素与链霉亲和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抗体或核酸连接柄来实现。固定密度必须与预期测量相适应:彼此分离的光斑有利于追踪单个分子,而高密度表面则可能适用于群体结合测量。

荧光标记包括有机染料、荧光蛋白和半导体纳米晶体。不同标记在亮度、光谱范围、闪烁特性、光稳定性、尺寸以及对局部环境的敏感性方面各不相同。基因编码的荧光蛋白可以标识细胞中的特定蛋白质,但由于荧光团需要成熟,且标记可能不完全,带有荧光的分子未必代表全部目标分子。抗体标记会引入连接间距,并可能改变分子的组织方式。对于用于计数分子亚基的标记,还必须评估其标记效率和暗态。

光漂白会使发光体不可逆地退出观测,而可逆闪烁则会造成信号暂时消失。两者都可能被误认为是分子解离或移出了倏逝场。除氧体系和三重态调控体系可以改善染料在纯化体系测定中的表现,但其化学反应可能不适用于活细胞,或与所研究的反应不相容。

活细胞样品还会带来涉及温度、培养基组成、酸碱度和光照诱导应激的限制。尽管 TIRF 减少了对细胞内部大部分区域的激发,基底膜附近仍会承受较高的光强。荧光标记、黏附涂层以及与玻璃的接触,都可能扰动所观察的行为;必须将这些影响与被测过程区分开来。

图像形成、灵敏度与空间分辨率

TIRF主要通过避免产生不需要的荧光来提高对比度。在常规宽场激发条件下,焦平面上方和下方的荧光团都会发光,形成弥散的背景。TIRF能够抑制其中的大部分背景,因为距离界面足够远的分子几乎得不到激发。当需要从细胞质或周围溶液中数量庞大的荧光分子背景中,检测局限于膜附近薄层内的分子群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荧光图像仍然取决于检测系统的点扩散函数,即理想点发射体经成像后形成的空间分布。在常规远场检测条件下,横向分辨率仍受衍射限制,其特征尺度通常表示为

δr≈0.61λemNA,\delta r\approx \frac{0.61\lambda_{\mathrm{em}}}{\mathrm{NA}},

其中,λem\lambda_{\mathrm{em}} 为发射波长,NA\mathrm{NA} 为物镜的数值孔径。当发射波长为520纳米、数值孔径为1.49时,估算结果约为210纳米。因此,约100纳米的激发深度不应被理解为具有100纳米的横向分辨率,也不意味着能够分辨轴向间距为100纳米的两个物体。

检测通常使用电子倍增电荷耦合器件相机或科学级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相机。重要性能指标包括量子效率、像素尺寸、读出噪声、暗电流、帧率以及探测器响应的非均匀性。像素采样必须与放大后的点扩散函数相匹配。有效像素过大会损失空间信息,而放大倍数过高则可能将有限的光子分散到许多带有噪声的像素上。

信噪比取决于检测到的信号光子数、背景光子数以及探测器噪声。对于受散粒噪声限制的简化测量,若信号 SS 和背景 BB 均以检测到的光子计数表示,则信噪比的标度关系近似为

SNR∼SS+B.\mathrm{SNR}\sim\frac{S}{\sqrt{S+B}}.

因此,即使荧光物体本身没有变得更亮,降低 BB 也有益处。TIRF之所以常能显现单个发射体,正是因为它减少了同时受到激发的背景分子数量。但它并不能消除检测有限数量的光子时所伴随的统计涨落。

对于孤立的荧光光斑,其位置估计精度可以优于该光斑受衍射限制的宽度。在简化的低背景条件下,定位不确定度大致按 s/Ns/\sqrt{N} 缩放,其中 ss 表征图像宽度,NN 为检测到的光子数。背景、像素化、相机噪声、像差以及分子偶极子的取向都会改变这一关系。定位精度与分辨相邻分子的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量。

时间性能同样需要权衡。短曝光能够揭示更快的运动,但收集到的光子更少;长曝光可以增强信号,却会将运动过程平均化,并可能使原本独立的事件合并。TIRF的高对比度扩大了可用的采集速度范围,但并未消除光子预算的限制或光漂白的影响。

定量解读与轴向测量

TIRF 图像的强度不仅反映荧光物质的含量。对于标记物分布 C(x,y,z)C(x,y,z),在横向模糊作用发生之前,理想化的局部信号可表示为

F(x,y)∝∫0∞C(x,y,z) I(z) η(x,y,z) dz,F(x,y)\propto \int_0^\infty C(x,y,z)\,I(z)\,\eta(x,y,z)\,dz,

其中,I(z)I(z) 描述激发光强,η\eta 表示探测效率及与荧光团亮度有关的因素。记录下来的图像还包含点扩散函数、背景和探测器响应的影响。这一表达式说明,浓度、分子亮度或距表面高度的变化,都可能使测得的强度发生相似的变化。

对于一个含有固定数量、亮度相同的发光体的紧凑物体,理想指数模型给出

F(z2)F(z1)=exp⁡[−z2−z1d].\frac{F(z_2)}{F(z_1)} =\exp\left[-\frac{z_2-z_1}{d}\right].

因此,

z2−z1=−dln⁡[F(z2)F(z1)].z_2-z_1=-d\ln\left[\frac{F(z_2)}{F(z_1)}\right].

利用这一关系,可以灵敏地测量相对轴向位移。但只有在漂白、取向、荧光团环境、分子数量和收集效率均未发生变化,或这些变化已得到校正时,这一关系才成立。例如,一个逐渐变暗的囊泡可能正在远离玻璃,也可能正在流失荧光内容物、发生标记物亮度变化,或经历光漂白。

变角度 TIRF 在多个入射角下采集图像,从而改变穿透深度。不同的深度加权可为荧光的轴向位置或分布提供约束。具体模型可以描述膜的高度、荧光薄层,或若干离散群体。要重建完全任意的三维分布则困难得多:有限组指数加权测量无法唯一确定所有可能的深度分布。因此,模型选择与正则化处理都可能显著影响结果。

校准时,需要关注照明角度、波长、折射率,以及光束位置与物镜几何结构之间的关系。荧光层、位于已知高度的微珠,以及其他经过表征的标准样品,可用于检验光学模型的某些方面。在临界角附近,微小的角度或折射率误差就会使计算所得的穿透深度发生相对较大的变化。若只给出标称深度而不说明相关假设,可能会让人误以为结果具有很高的确定性。

在介质界面附近,收集效率本身也随高度变化。界面会改变荧光发射的空间分布,靠近界面的发光体还可向玻璃中的高角度模式辐射,而距离较远的分子则无法耦合到这些模式。分子取向也会影响所收集荧光的角分布。因此,定量轴向测量除了需要激发模型,还可能需要电磁发射模型。

可靠的强度比较还依赖于平场校正、光谱串扰校正、背景估计、漂移控制以及探测器表征。相关的测量不确定度并不限于光子噪声:即使拟合结果看似精密,对物理模型的不确定性仍可能占主导地位。

细胞表面生物学与膜运输

TIRF特别适合研究细胞基底侧膜上的事件,因为细胞质内部可能含有大量同样带有荧光标记的蛋白质。选择性激发无需对细胞膜进行物理分离,就能显现数量较少的表面相关蛋白质群体。不过,所观察到的区域只是细胞表面的特定部分,即靠近基底的膜,而非整个质膜;这部分膜往往受到黏附和局部几何形态的影响。

胞吐作用研究是其主要应用之一。研究者可以追踪带有荧光标记的分泌囊泡,观察它们进入倏逝场、接近细胞膜、停留在膜附近并发生融合的过程。融合可能引起亮度的快速变化,或使膜相关标记物沿膜横向扩散。亮度随pH变化的标记物可以指示囊泡的酸性内腔何时暴露于细胞外环境。这类信号提供的信息与几何形态变化相互补充,因为荧光增强可能源于去淬灭,而非囊泡向盖玻片靠近。

TIRF还能分辨参与胞吞作用的蛋白质的募集与离去过程。通过随时间追踪带有荧光标记的网格蛋白相关结构及辅助蛋白,可以确定其组装顺序和存续时间。解释荧光斑点的消失时需要谨慎:它可能已经解体、发生光漂白、横向移出观察区域,或向细胞内部移动而离开强激发区域。联合使用包被组分、货物及膜重塑相关标记物,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性;辅以其他成像方法,则可以继续追踪离开TIRF视场后的物质。

受体的组织方式与信号传导是另一项主要应用。研究者可以追踪膜上的单个受体或受体簇,并测量与配体结合的受体附近信号蛋白的募集情况。携带特定配体的支撑脂质双层可提供可控界面,用于研究免疫细胞的接触,包括涉及T细胞受体的相互作用。这些体系能够将分子运动性、空间组织方式与信号传导联系起来,但其几何形态和力学性质与天然细胞间连接有所不同。

黏附结构和皮层细胞骨架也可以用TIRF进行观察。基底侧的黏着斑位于激发区域内或其附近,因此可以测量黏附相关蛋白质的组装、运动和交换过程。靠近基底的荧光标记肌动蛋白网络和微管均可被观察到,但越深入细胞内部的结构,在图像中就越难得到充分呈现。即使局部蛋白质浓度保持不变,细胞铺展程度或膜高度的变化也可能引起荧光强度变化。

这些应用常将空间信息与事件发生的时序结合起来,例如融合前囊泡的到达、内化前蛋白质的募集,或信号传导期间受体运动受到的限制。最可靠的解释会明确区分直接观察到的荧光事件与据此推断的生物学状态。膜附近持续存在的荧光斑点,只能确认其位置接近膜且荧光持续存在;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发生了膜融合、分子结合或机械性附着。

单分子生物物理学与表面分析实验

TIRF的荧光背景低,因此成为单分子荧光测量的核心技术。单个发光体可被识别为衍射极限光斑,并可随时间进行追踪,分析其位置、亮度、光谱特性或相互作用。与自由扩散的分子相比,固定在表面上的分子能在观测区域内停留更长时间。

在分子马达实验中,马达或其运动轨道被固定在基底上,同时对其中的荧光组分进行观测。通过运动轨迹、连续行进距离、停顿和速度,可以分析驱动蛋白沿微管的运动以及肌球蛋白沿肌动蛋白丝的运动。当光子计数足够高时,荧光定位能够分辨远小于成像光斑宽度的位移。不过,要判定离散步进,必须通过统计分析处理定位误差、时间平均效应,以及标记物与马达之间的机械连接关系。

TIRF也用于观测单个脱氧核糖核酸分子、膜片或蛋白质复合物上的生化组装过程。带荧光标记的结合分子的到达与离开可产生驻留时间分布,据此能够推断结合与解离行为。对于速率常数为 kk 的理想单步解离过程,其存留概率为

P(T>t)=e−kt.P(T>t)=e^{-kt}.

由于存在多种生化状态、固定方式的异质性、光漂白、短时事件漏检或再结合,实测驻留时间可能偏离这一形式。因此,光斑消失并不一定意味着分子发生了解离。通常需要进行独立的光漂白测量,并建立明确的观测模型。

在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实验中,供体和受体荧光团可反映纳米尺度上的间距与取向变化。TIRF能够并行监测多对固定在表面上的供体—受体。交替或交错激发有助于识别受体失活或缺失的分子。能量转移效率与供体—受体间距 rr 的关系通常表示为

E=11+(r/R0)6,E=\frac{1}{1+(r/R_0)^6},

其中,R0R_0 为福斯特距离。将转移效率换算为绝对距离,还需要对偶极取向作出假设,并校正光谱串扰、受体直接激发以及探测效率不一致等因素。

阶梯式光漂白可提供复合物中荧光标记数量的信息。对于数量较少、发光行为稳定的发光体,统计荧光强度逐级下降的次数最为直接。标记不完全、同时漂白、闪烁、复合物重叠以及亮度变化,都会使实际亚基数目的推断变得复杂。测得的荧光下降阶数并不一定等于分子化学计量数。

近表面激发还可以在抑制大多数未结合分子荧光的同时,观测溶液中分子的结合过程。随着荧光分子浓度增加,倏逝场体积内未结合发光体的数量最终会增多到足以掩盖单次结合事件。因此,TIRF扩大了许多表面分析实验的可用浓度范围,但并未消除区分单个荧光信号所固有的浓度限制。

相关方法与混合技术

TIRF与共聚焦显微术的区别在于抑制背景的环节不同。共聚焦显微镜通常照明一个聚焦体积,并利用探测针孔滤除大部分离焦荧光。TIRF则抑制远离平面界面处的激发,通常用相机记录所产生的荧光。共聚焦成像能够观察多个深度的光学切片,而常规TIRF仅限于界面紧邻区域。因此,两者的优势是互补的,而非可以相互替代。

大倾角照明的入射角接近但低于全内反射所需的角度。它使传播光束以大倾角穿过样品,在可用视场内形成相对较薄的照明区域。这既能降低背景,又能对比TIRF成像区域更远离盖玻片的位置进行成像。不过,这种照明并非纯粹的倏逝场,其厚度与空间几何形态也不同于真正的TIRF。随着光束位置的调整,仪器可以在这些照明模式之间连续过渡。

TIRF经常与超分辨显微术结合使用。在单分子定位方法中,选择性激发盖玻片附近的荧光团可降低背景,并提高定位精度。通过激活稀疏的荧光发射体子集,或利用其闪烁行为,对各个发射体进行定位,再将定位结果累积起来,重建图像。最终分辨率取决于标记密度、光子产额、定位误差、运动以及重建所依据的假设,而不仅仅取决于较浅的照明深度。

结构光照明TIRF利用倏逝激发光束之间的干涉,形成具有空间结构的光强图案。采集多个相位和方向下的图案后,可以通过计算恢复常规探测通带之外的信息。由于倏逝波可具有较大的平行于界面的波矢分量,因此能够形成精细的照明图案。这种方法与普通TIRF存在根本区别:其分辨率提升需要可控的图案生成过程和重建模型。

TIRF还可与荧光漂白后恢复相结合,用于研究表面附近的交换与输运。局部漂白后的荧光恢复可能反映横向扩散、溶液中分子的结合、解离,或这些过程的共同作用。类似地,荧光相关测量通过分析光强涨落来推断浓度和动力学特征。相关的输运模型和动力学模型必须纳入倏逝场观测区域的几何特征。

探测端的方法可提供互补的深度选择性。超临界角荧光利用了靠近界面的发射体以大角度耦合进入玻璃的发射光。TIRF通过激发过程选择分子,而超临界角荧光则通过收集发射光进行区分。将两者结合可提高表面选择性,但组合后的强度响应也会更加依赖分子距界面的高度和分子取向。

这些混合方法说明,“TIRF”描述的是一种照明几何构型,而非一种完整的成像方式。同样的倏逝场激发可用于常规成像、动力学曲线记录、偏振测量、定位重建或图案化照明测量;这些方法各自提供不同的信息,也具有不同的不确定性来源。

历史发展与实际应用的局限

TIRF 源于将成熟的界面光学原理应用于表面荧光测量。20 世纪 70 年代,倏逝波激发开始用于表面敏感光谱学和分析测量。在生物学应用中,一项尤具影响力的示范是丹尼尔·阿克塞尔罗德于 1981 年发表的论文,研究了全内反射荧光照明下的细胞与基底接触区域。该研究表明,选择性激发玻璃表面附近的荧光,可以揭示贴壁细胞与其基底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生物学应用通常借助棱镜实现大角度入射的激发光。后来,高数值孔径物镜及相应照明光路的发展,使经物镜实现 TIRF 的方案日益实用。这种配置易于与倒置荧光显微镜集成,推动了该方法在细胞生物学中的普及。此后,高灵敏度相机、稳定的激光器、性能更佳的荧光探针以及数字图像分析,又将其应用从定性的表面成像拓展至分子追踪和定量动力学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及随后数十年间,单分子荧光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这一方法的用途。TIRF 能够同时观测大量与表面相联系的单个分子,并降低溶液产生的背景信号。随后,基于物镜的商业化仪器使落射荧光照明与倏逝场照明之间的切换成为常规操作,不过,角度的定量控制与照明的纯度仍取决于仪器设计和光路校准。

一些局限仍是该方法固有的。TIRF 无法不受限制地探测厚样品内部,而且样品必须靠近光学基底,这一要求可能限制可研究的生物学问题。细胞与基底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改变细胞膜形状、受体组织方式、力学性质及信号传导。同样,固定在表面的生化体系也可能不同于自由扩散的分子,因为固定会限制分子取向,或引入局部相互作用。

另一些局限则源于实际实现不够理想,而非理想原理本身。物镜、盖玻片或样品中的散射,可能使名义上的 TIRF 照明混入传播距离更远的传播光分量。这类杂散成分可能激发远超计算穿透深度的结构。图像背景低,本身并不能证明激发强度遵循单指数衰减分布。因此,定量研究会区分理论上的倏逝场衰减与样品中实际存在的有效激发。

持续受到重视的一个技术方向,是将可控照明、经过校准的探测器、符合物理实际的模型以及明确的不确定度估计整合起来。多角度采集、偏振控制、改进的表面化学处理和互补成像,分别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尤其需要注意,浅层激发、轴向定位、分子鉴定和生物学状态判定仍是彼此独立的目标:一项实验可以准确实现其中一项,却未必同时实现其余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