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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化学 / tandem-mass-spectrometry

串联质谱法

串联质谱法通过选择离子、使其碎裂或反应并分析产物,鉴定分子结构并测定复杂样品中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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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法分析化学蛋白质组学离子分子同位素化学键电场串联质谱法

串联质谱法是质谱法的一种形式,其中离子依次经历两个或更多阶段的质量分析,并在各阶段之间发生受控的转化。在最常见的实现方式中,仪器选择一种前体离子,诱导其碎裂,再测量生成的产物离子。前体离子与产物离子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分子结构信息,并使复杂混合物中化合物的选择性测定成为可能。

该方法在分析化学、药物分析、临床检验、环境监测和蛋白质组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单张质谱图可以确定样品中存在哪些质荷比的离子,而串联分析还能进一步提供证据,揭示特定离子如何通过碎裂或其他反应相互关联。这种额外的选择性有助于将待测物与背景化合物区分开来、鉴定肽序列,以及研究分子质量相近的物质。

“串联”一词描述的是一系列依次进行的分析操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多台独立仪器排列在一起。连续的分析阶段可以在不同的物理区域进行,也可以在同一个离子阱装置内的不同时刻进行。仪器结构、电离方法、碎裂反应机制、数据采集策略和数据解析方式,都会影响串联质谱图能够揭示的信息。

前体离子选择与产物离子分析的原理

质谱仪根据离子的质荷比进行测量,质荷比通常写作 m/zm/z,其中 zz 表示离子的电荷数。所测量的物种是离子,不一定是样品中原本存在的中性分子。根据电离方法和溶液条件的不同,一种化合物可能产生质子化分子、去质子化分子、加合离子、自由基离子,或多种多电荷离子。因此,正确确定前体离子的电荷数和化学组成,是串联分析的基础。

对于单同位素质量为 MM、携带 zz 个额外质子的中性分子,近似关系为

mz=M+z mpz,\frac{m}{z}=\frac{M+z\,m_{\mathrm p}}{z},

其中 mpm_{\mathrm p} 为质子质量,各质量须采用一致的单位。因此,大型生物分子在携带多个电荷时,也可出现在相对较低的 m/zm/z 处。同位素峰簇中相邻峰的 m/zm/z 间隔约为 1.00335/z1.00335/z,因此,在分辨率足够高的质谱图中,往往可以据此确定电荷态。前体离子选择窗口可以让单个同位素峰、同一峰簇中的多个峰,或恰好落在所选区间内的不相关离子通过。

标准的 MS/MS 流程包括前体离子隔离、活化或反应,以及产物离子分析。活化会改变前体离子的内能或电子态,从而导致化学键断裂、重排或中性物种的丢失。随后,带电产物被分离并检测,而中性碎片通常无法被检测到。因此,产物离子谱只反映反应产物中的带电部分。不同结构可能生成某些相同的产物,而同一种结构也可能通过相互竞争的途径发生碎裂。

MSn^{n} 表示多级质谱。MS² 即常规串联分析;MS³ 则从 MS² 实验中选择一个产物离子,使其再次发生转化,并记录下一级质谱图。这类实验可用于确定碎裂途径或消除干扰,但每增加一级,通常都会减少可用离子的数量。因此,增加级数是在牺牲信号强度并延长采集时间的同时,换取更高的结构选择性或分析选择性。

质量准确度、分辨本领、隔离选择性和灵敏度分别描述不同方面的性能。分辨本领通常表示为 R=m/ΔmR=m/\Delta m,同时须说明峰宽的定义方式。质量准确度关注测量值与参考值的一致程度,而隔离选择性关注哪些离子获准进入碎裂实验。如果多个前体离子已经一起发生碎裂,即使末级质量分析器具有很高的分辨本领,也无法完全消除由此造成的歧义。

仪器架构与历史发展

串联质谱法起源于对早期质谱仪中离子分解现象的研究。亚稳离子峰表明,离子可以在形成之后、检测之前发生解离,从而将观测到的产物与特定前体联系起来。随后,磁扇形和电扇形仪器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受控条件下研究这些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质谱/质谱”这一明确表述及其更广泛的分析研究体系逐渐确立,其中尤以 R. 格雷厄姆·库克斯及其他气相离子化学研究者的相关工作为代表。

理查德·约斯特和克里斯蒂·恩克于 1978 年发表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中介绍了三重四极杆仪器,这是该领域的一项重大进展。在典型配置中,Q1 选择前体离子,q2 提供充有气体的碰撞区域,Q3 则分析产物离子。q2 采用小写标记,是为了强调该部件通常作为仅施加射频电压的离子导向装置运行,而非用作扫描式质量过滤器。四极杆的离子传输取决于离子在振荡电场中的稳定性。三重四极杆能够以很高的速度和选择性反复监测选定的前体离子—产物离子组合,因此在靶向定量分析中尤为重要。

在空间串联仪器中,依次进行的各项分析功能由不同区域承担。除三重四极杆外,重要的例子还包括四极杆—飞行时间仪器,其中四极杆选择前体离子,飞行时间分析器记录产物离子。飞行时间质谱法根据加速后离子的飞行时间将其分离;在加速电势固定时,飞行时间近似与 m/zm/z 的平方根成正比。混合型仪器将具有不同优势的部件组合起来,以实现前体离子筛选、离子积累、快速碎裂和高分辨率检测等功能。

时间串联仪器重复使用同一捕获区域来依次执行各项操作。离子阱能够保留离子、分离出一组前体离子、通过激发使其碎裂、去除不需要的离子种类,并分析剩余产物。重复这些操作即可开展 MS³ 及更高阶实验,而无须为每一级配备单独的分析器。三维保罗阱与线性离子阱在几何结构和离子容量方面有所不同。传统离子阱中的共振碰撞活化还可能带来低质量截止限制,使某些小质量产物离子在特定操作条件下无法被检测。

现代混合型仪器通常将线性离子阱或四极杆与轨道阱或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分析器组合使用。轨道阱检测与离子在静电场中运动相关的频率;离子回旋共振则利用离子在磁场中的运动。高分辨率轨道阱仪器于 21 世纪头十年的中期投入商业应用,并在蛋白质组学和小分子分析中得到广泛采用。仪器架构不仅决定分辨本领,还决定离子容量、扫描速度、可采用的碎裂方法,以及不同操作并行运行的效率。

离子产生、样品引入与分离

串联分析始于电离,其化学过程会显著影响后续的碎裂行为。硬电离可能在前体离子选择之前就引起广泛分解,而软电离通常更有利于保留分子离子或加合离子,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 MS/MS 分析。电子电离常与气相色谱联用,通常使用标称能量为 70 eV 的电子,产生自由基阳离子和特征碎片。这些碎片本身也可作为前体离子,但某些化合物的分子离子信号可能很弱,甚至完全不出现。

电喷雾电离从液体出口处产生的带电液滴中生成气相离子。蒸发、液滴裂变以及最终的离子释放过程,将溶解的分析物转移至气相。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极性化合物和生物分子,并能生成多电荷蛋白质离子和肽离子。约翰·芬恩因开发适用于生物大分子的电喷雾方法,成为 2002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奖者之一。电喷雾与流动溶液的良好兼容性,推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成为重要的分析平台。

其他离子源则用于满足不同的化学或实际应用需求。大气压化学电离通常通过电晕放电形成试剂离子,再通过气相反应转移电荷;与电喷雾最适合分析的化合物相比,它往往更适用于极性较低的化合物。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通常缩写为 MALDI,利用能够吸收激光的基质,辅助样品从表面解吸并产生离子。它产生的肽离子通常以单电荷离子为主,可用于飞行时间及其他串联质谱配置。离子源的选择会影响加合离子的形成、电荷态、化学背景,以及后续可能发生的碎裂途径。

色谱法在混合物组分进入离子源之前将其分离。反相液相色谱尤其常用于肽、药物和许多代谢物;气相色谱则适用于挥发性和热稳定性足够高的分析物,有时需先进行衍生化处理。分离可减少同时进入离子源的化合物数量,提供保留时间方面的证据,并有助于区分串联质谱图相似的物质。然而,色谱峰也带来了时间限制:质谱仪必须在每个峰的洗脱期间采集足够多的测量数据,才能可靠地进行鉴定或定量。

即使 MS/MS 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样品前处理仍然十分重要。蛋白质沉淀、溶剂萃取、固相萃取、消化和富集等步骤,都会改变进入离子源的物质组成。共同洗脱的盐、脂质及其他物质可能改变电喷雾效率,在质量选择之前就造成离子抑制或增强。串联筛选无法挽回那些根本未能形成的分析物离子。离子淌度谱法等正交分离技术,可根据气相离子在电场作用下穿过缓冲气体时的运动行为,进一步区分离子,从而增加与电荷、形状和碰撞截面相关的分离维度。

碎裂与离子反应机制

应用最广泛的活化方法是碰撞诱导解离,简称 CID。选定的离子与氮气、氩气或氦气等中性气体发生碰撞,部分平动能转化为内能,使离子受到激发,随后可能发生解离。对于静止的碰撞气体粒子,质心系碰撞能为

Ecm=Elabmgmi+mg,E_{\mathrm{cm}} = E_{\mathrm{lab}} \frac{m_{\mathrm g}}{m_{\mathrm i}+m_{\mathrm g}},

其中,mgm_{\mathrm g} 和 mim_{\mathrm i} 分别为气体粒子和离子的质量。这一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重离子与轻气体粒子碰撞时,其在实验室参考系中的大部分动能仍以整体运动的形式保留。多次碰撞以及沉积能量的分布,使仪器碰撞能设置与观测谱图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低能 CID 产生的碎裂通常受电荷位置、质子迁移能力以及各竞争反应路径的相对可及性支配。更高能量的碰撞可以开启其他反应路径,包括更广泛的侧链或环结构碎裂。高能碰撞解离(HCD)是一种束流型碰撞方法,常用于基于 Orbitrap 的系统。尽管名称如此,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往在扇形场仪器上开展的千电子伏特级高能碰撞实验。也不能认为不同仪器平台各自的归一化碰撞能标度代表相同的物理能量。

对于肽类,基于碰撞的方法通常使主链中构成肽键的酰胺连接断裂,生成 b 型和 y 型产物离子系列。b 离子保留氨基端部分,y 离子则保留羧基端部分。这些离子之间的质量差可揭示依次排列的氨基酸残基。碎裂并非均匀发生:脯氨酸、酸性残基、碱性位点、前体离子的电荷态及序列背景都会影响断裂偏好。失去水或氨会产生额外的谱峰,但这些峰不一定能用于定位修饰或确定唯一序列。

基于电子的方法提供了互补的化学反应机制。在罗曼·祖巴列夫、尼尔·凯莱赫和弗雷德·麦克拉弗蒂于 1998 年提出的电子俘获解离中,多电荷阳离子俘获低能电子。约翰·赛卡及其同事于 2004 年提出的电子转移解离则将电子从试剂阴离子转移至多电荷分析物阳离子。这两种方法通常生成肽主链的 c 型和 z 型产物离子,并可保留在碰撞活化过程中可能丢失的不稳定修饰。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荷态、电荷密度,以及断裂后的碎片能否彼此分离。

其他方法包括红外多光子解离、紫外光解离、表面诱导解离,以及具有化学选择性的离子反应。光解离通过吸收光子来沉积能量,而表面诱导解离则在离子撞击表面时传递能量,可用于非共价复合物的研究。补充活化有助于分离在电子驱动断裂后仍结合在一起的碎片。没有任何一种碎裂方法能普遍提供完整的结构信息;互补活化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不同方法探测的是不同的能量、电子及几何特征。

采集模式与实验设计

产物离子扫描先分离指定的前体离子,再记录一定质量范围内的产物离子。这就是常见的用于结构分析的 MS/MS 实验。前体离子扫描则将分析思路反过来:末级质量分析器监测某一特定产物离子,首级质量分析器则扫描候选前体离子。能够生成该产物离子的化合物便会出现在所得谱图中。在中性丢失扫描中,首级和末级质量分析器以固定的质量差同步扫描,该质量差根据指定的中性丢失及电荷态设定。这些模式尤其常见于空间串联型仪器,可用于发现具有共同特征碎裂行为的化合物类别。

选择反应监测(SRM)测量选定的前体离子—产物离子对,通常在三重四极杆质谱仪上进行。多反应监测(MRM)则在多个此类离子对之间循环测量,一次分析可涵盖多种待测物及内标。在实际使用中,这两个术语有时会混用。一个离子对本身并不具有唯一性:互不相关的化合物,其前体离子和产物离子的标称质量可能分别相同。因此,保留时间、额外的确证离子对以及产物离子比值的一致性,都是重要的辅助证据。

在数据依赖采集中,首先进行的全扫描决定哪些前体离子会接受后续串联质谱分析。常见的蛋白质组学流程会依据电荷态筛选条件、强度阈值和动态排除规则,选择符合条件且强度最高的离子。动态排除会暂时阻止近期已碎裂的前体离子被重复选中,使丰度较低的离子也有机会被采集。这种方法能建立相对直接的前体离子与谱图对应关系,但选择结果取决于当时存在的离子。低丰度组分可能被遗漏,重复进样得到的鉴定列表也不一定完全相同。

数据非依赖采集按照预先设定的方案使离子碎裂,而不是仅从全扫描中逐一挑选离子信号。许多实现方式会依次扫描一系列连续的前体离子隔离窗口,覆盖较宽的 m/zm/z 范围。Ludovic Gillet 及其同事在 2012 年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提出的 SWATH,就是这一策略的一种实现方式。较宽的窗口能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覆盖度,但也会将更多前体离子混合在一起,形成多重混合谱图。较窄的窗口可以提高选择性,但需要更多次扫描,或缩小覆盖范围。

平行反应监测(PRM)分离目标前体离子后,会记录包含多种产物离子的高分辨率谱图,而不是依次仅测量少数几个离子对。随后可在数据处理阶段选择所需的产物离子色谱轨迹。无论采用哪种采集模式,循环时间都必须与色谱峰宽相匹配。如果安排的目标离子或窗口过多,采样不足就可能影响峰积分,或遗漏短暂出现的信号。因此,仪器控制需要在覆盖度、选择性、离子累积时间、质量分辨率以及每个洗脱峰上的采样点数之间取得平衡。

结构解析与计算鉴定

解读串联质谱图,首先要确定分离选中了什么离子。前体离子的质量、电荷、同位素分布、加合离子类型和隔离窗口宽度,共同限定了可能的结构范围。精确的产物离子质量可为元素组成的指认提供依据,而中性丢失则提示可能存在的官能团或重排。不过,观测到某个质量差,并不能直接证明某一特定化学键发生了断裂。氢转移及其他重排可能使产物的组成偏离仅根据结构式建立的简单碎裂模型的预测。

在自下而上蛋白质组学中,蛋白质被消化为肽段,通常使用胰蛋白酶;除某些不利的序列环境外,胰蛋白酶通常在赖氨酸或精氨酸残基之后切割。数据库检索程序将实测谱图与根据候选肽段序列预测的产物离子进行比较。候选肽段的筛选会考虑前体离子质量容差、酶切规则及指定的修饰。肽段—谱图匹配建立了一张谱图与一个候选肽段之间的对应关系;推断其来源蛋白质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不同蛋白质或相关序列变体可能含有相同的肽段。

鉴定结果的可信度需要通过统计方法加以控制。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目标—诱饵策略:将真实序列与构建的诱饵序列一起检索,并利用诱饵匹配来估计被接受结果中的错误发现率。1% 这样的阈值适用于一组明确界定的、被接受的鉴定结果,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项鉴定恰好都有 1% 的出错概率。谱图、肽段和蛋白质层面的错误率各不相同。修饰位点定位还会引入另一种不确定性:鉴定出一条带有修饰的肽段,并不一定能确定多个可能的残基中究竟哪一个携带该修饰。

小分子分析通常依赖谱库比对、精确质量约束,以及以化学知识为依据的碎裂解析。当参照谱图与未知物谱图是在相容的电离和碰撞条件下采集时,谱库匹配的说服力最强。同一化合物的谱图可能随碰撞能量或仪器类型的变化而显著不同。因此,高可信度的谱库匹配还需得到前体离子的化学特征、诊断性产物离子的支持,并在有条件时确认其保留时间与真实标准品一致。在非靶向研究中,结果报告框架通常会区分已确证的结构、暂定候选物以及更宽泛的化合物类别归属。

同分异构现象带来了根本性的限制。构造异构体的产物离子模式可能大体相同,而位置异构体之间的差异可能仅体现为微弱的诊断性碎片。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的元素组成相同,常规肽段碰撞诱导解离(CID)谱图往往无法将二者区分。对映异构体通常需要借助手性分离、手性试剂或其他对立体化学敏感的实验才能区分,而不能仅依赖常规的非手性串联质谱。机器学习正越来越多地用于辅助谱图预测、保留时间建模和候选物排序,但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的一致性仍只是有待评估的证据,而非对结构的独立确证。

定量、校准与分析质量

定量串联质谱法将测得的离子信号与分析物的量或浓度关联起来。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中,分析人员通常对产物离子的色谱峰进行积分,并将其峰面积与内标的峰面积进行比较。当响应近似呈线性时,

AaAIS=aCa+b,\frac{A_{\mathrm a}}{A_{\mathrm{IS}}}=aC_{\mathrm a}+b,

其中,AaA_{\mathrm a} 和 AISA_{\mathrm{IS}} 分别为分析物和内标的峰面积,CaC_{\mathrm a} 为分析物浓度,aa 和 bb 为拟合得到的校准参数。该表达式的前提是内标浓度固定,且校准方案适用于相应的样品前处理过程和基质。

稳定同位素标记的类似物尤其适合作为内标,因为它们在提取、色谱分离和离子化过程中的行为可与分析物相近,同时又能通过质量加以区分。碳-13 和氮-15 标记化合物的行为通常与其未标记对应物十分接近。氘标记有时会使保留行为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削弱对快速变化的基质效应的校正能力。同位素纯度、标记位置、通道间干扰以及内标的加入阶段,都会影响其性能。提取后才加入的内标,无法校正在其加入之前已经发生的分析物损失。

校准必须确定整个预期测量区间内的响应关系,而不能预先假定其为线性。检测器饱和、离子容量受限、离子抑制、背景干扰以及同位素通道重叠,都可能导致非线性响应。当响应方差随浓度变化时,常采用加权回归,但权重和模型的选择都需要实验依据。校准物、独立配制的质量控制样品、空白样品和残留检查,分别用于发现不同类型的问题。仅凭看似极佳的回归系数,并不能证明低浓度测量是可靠的。

方法验证需考察选择性、精密度、偏倚、回收率、基质效应、分析物稳定性、稀释完整性,以及检出限或定量限。提取回收率描述分析物经过前处理后保留下来的比例;基质效应则描述共同提取出的物质如何改变响应。两者相关,但并不相同。某种方法即使回收率不完全,只要具有良好的重现性,配合适当的校准和内标校正,仍可获得准确结果。反之,高回收率并不能消除与基质有关的离子化偏倚。

质量校准与定量校准解决的也是不同问题。前者建立仪器响应与 m/zm/z 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建立信号与分析物浓度之间的关系。测量不确定度可包含参考物质赋值、溶液配制、校准拟合、重复性及样品处理等方面的贡献。当结果要求具备计量溯源性时,参考测量程序和参考物质可将所报告的数值与既定的测量参考相联系。报告浓度时给出很多位数字,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数字都有分析依据。

在生物学、医学和环境分析中的应用

蛋白质组学是串联质谱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之一。自下而上的分析流程通过鉴定和定量肽段,研究蛋白质丰度、序列变异及翻译后修饰。分析前进行富集可以提高磷酸化肽段或糖基化肽段在样品中的占比,但富集也会引入选择性偏倚。只要能观测到提供足够结构信息的碎片,串联质谱图就可以用于定位磷酸化位点,或表征糖基化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自上而下的蛋白质组学直接使完整蛋白质碎裂,从而保留序列变体与修饰之间的关联;将蛋白质酶解为各个独立肽段时,这些关联可能会丢失。

串联质谱也为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提供支持。代谢物质谱图有助于区分生化中间体并表征转化产物,但参考谱库不完整和结构异构现象会限制鉴定能力。根据离子化学性质的不同,脂质碎裂可以揭示其头基、脂肪酰基组成或其他结构特征。常规碰撞碎裂谱并不总能确定双键位置或立体化学结构。需要这些细节时,可采用专门的反应、衍生化及互补的分离方法,且所报告的结构名称必须与所获证据能够支持的结构层级相符。

临床实验室采用经过验证的 MS/MS 检测方法,测定特定药物、类固醇激素、代谢物及其他分析物。在新生儿筛查中,串联质谱已被广泛用于测定干血斑中氨基酸和酰基肉碱的谱型。仅需少量样本,这些谱型就能提示多种遗传性代谢病的可能性。筛查结果本身并不等于明确的诊断;确证程序和临床解读是诊断过程中另外的环节。一些快速筛查流程采用流动注射而非色谱分离,因此,如何处理同量异位物干扰,是这类方法需要重点考虑的特有问题。

药物分析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测定生物样品中的药物及其代谢物,建立浓度–时间曲线,研究生物转化,并表征杂质。比较原形药物与其代谢物的结构,可以提示氧化、结合反应或化学键断裂等变化。生物治疗药物分析将这些方法拓展至肽、抗体及其他大分子,有时会以特征肽段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定量。此类替代测量依赖于可重复的样品处理和酶解过程,而且未必能涵盖该治疗药物的每一种完整分子形态。

环境和食品实验室采用串联质谱方法检测农药、兽药残留、霉菌毒素、工业化学品,以及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等污染物。靶向离子跃迁可对指定化合物进行高灵敏度测定,而高分辨串联质谱图则支持可疑物筛查和转化产物研究。结果解读仍会受到现场空白、实验室污染、样品提取及真实标准品可获得性的影响。在法医和反兴奋剂分析中,将前体离子质量、特征产物离子、保留行为及经过验证的鉴定标准结合起来,可提供比单一质量信号更具鉴别力的证据;与此同时,新出现的化合物及结构高度相近的类似物,仍要求审慎开展方法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