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PA)是一种临床综合征,其特征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语言能力隐匿起病、进行性恶化。患者可能在找词、理解词义、组织合乎语法的句子、复述、阅读或书写方面出现困难。在疾病早期,语言障碍是日常生活困难的主要来源,而其他能力可能仍相对保留。与通常由脑卒中引起、突然发生的失语症不同,PPA 起病缓慢,通常历经数年逐渐发展。
PPA 并不是由某一种分子异常所界定的单一疾病。多种基础疾病都可能选择性地损害大脑的语言网络,尤其是优势半球的语言网络。PPA 的三种主要临床变异型为非流利型/语法缺失型、语义型和少词型。它们在语言障碍特征、脑退变的分布模式,以及与额颞叶变性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关联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关联反映的是概率关系,而非绝对对应关系:仅凭临床变异型本身,无法确定其背后的病理改变。
这一综合征在临床和科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可能损害患者的沟通能力、工作能力、人际关系以及获取医疗服务的能力,但患者仍可能保留相当程度的推理能力和实际事务处理能力。它也为理解语言在大脑中的组织方式,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如何沿相互连接的神经系统扩展提供了证据。
定义、历史沿革与分类
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PA)的核心特征是进行性语言障碍在早期即占主导地位,而不只是痴呆患者出现了语言困难。找词困难可见于许多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典型阿尔茨海默病;但要诊断为PPA,语言功能障碍必须在起病时及疾病初期成为主要表现。患者最初的日常生活受限必须主要源于沟通障碍,而非情景记忆、视空间能力或行为调节能力的严重损害。患者也可能出现语言以外的轻度功能困难,这并不必然排除PPA。
“原发性”指的是语言障碍在早期临床表现中的突出地位,并不意味着疾病会始终局限于语言功能,也不意味着每个病例的病因都不明确。“进行性”则将这一综合征与病情稳定的发育性语言障碍或单次脑损伤的后遗症区分开来。因此,这一名称依据的是症状的表现模式及其演变过程,而不是某项特定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19世纪末,阿诺德·皮克曾描述伴有进行性语言障碍和局灶性脑萎缩的患者,其中包括1892年的一篇报告。神经科医生M.马塞尔·梅苏拉姆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这一综合征;他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中描述了不伴广泛性痴呆的缓慢进行性失语。早期定义强调,起病后约两年内应以失语为主要表现。现代诊断标准则更注重语言障碍是否相对突出,而不再拘泥于固定的观察期限。
2011年,玛丽亚·路易莎·戈尔诺-滕皮尼及其同事牵头发表的国际共识分类正式确立了三种主要变异型。该分类区分了临床诊断、影像学支持的诊断,以及有确凿病理学证据的分类。这一区分至今仍具有根本意义:语言检查用于确定临床表型,影像学检查用于评估解剖学改变的分布模式是否与之相符,而分子或病理学检查则用于探究病因。有些患者符合PPA的诊断标准,却无法归入任何一种变异型,尤其是在疾病早期,或多个语言功能成分受累程度相近时。“混合型PPA”或“无法分类的PPA”等术语描述的是分类体系的这一局限,而非一种独立且定义统一的疾病。
语言网络与选择性退变
语言依赖于分布式网络,而非单一的言语中枢。在大多数人中,这些网络主要偏侧化于左半球,连接大脑皮层的额叶、颞叶和顶叶区域。这些网络协同完成语音识别、词义提取、语法组织、言语信息的短时保持以及发音动作的规划。网络中不同部位受损,会产生不同的功能缺损组合,这也解释了为何仅靠统计命名错误的次数,无法充分评估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PA)。
非流利型/语法缺失型主要与左侧额叶后部及岛叶区域的退变有关,其中包括参与语法加工和言语运动规划的区域。语义型与颞叶前部退变有关;在以语言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病例中,左侧退变通常更为明显。这些颞叶前部区域参与形成涉及词语、物体、声音及其他形式体验的概念知识。少词型主要与左侧颞叶后部和顶叶下部区域有关,这些区域支持语音加工以及言语序列的短时保持。
这些解剖学关联并不意味着各型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一个网络包含多个相互作用的节点,退变既累及皮层区域,也影响连接这些区域的白质通路。随着疾病进展,萎缩可能从最初的中心区域向外扩展,并逐渐累及对侧半球。这一进展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何起初临床表现各异的变异型,到了后期会变得较难区分。最早仅表现为找词困难的患者,随后可能出现理解障碍、语法错误或记忆功能障碍。
不同的影像学方法揭示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结构影像学用于测量组织丢失,而代谢影像学可以显示局部活动降低。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基于扩散的成像方法的研究,则探查网络连接的变化。这些发现支持将PPA视为易损神经系统受累所致疾病的观点,但仍无法充分解释,为何同一种特定的蛋白质病变,在某个人身上最初累及语言环路,而在另一个人身上却首先影响记忆或行为。网络组织在发育过程中的差异、遗传因素,以及特定疾病中细胞易损性的差异,都可能参与其中。目前尚无单一解释能够涵盖所观察到的全部临床表现。
非流利型/语法缺失型
非流利型/语法缺失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的特征是语法表达受损、与言语运动计划困难有关的费力言语,或两者兼有。根据2011年共识标准,诊断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项核心特征之一:语言表达中的语法缺失,或言语费力、断续,并伴有言语失用症特有的不一致语音错误和语音歪曲。其他特征包括对句法复杂句子的理解受损,而对单个词语的理解以及有关物体的知识相对保留。
语法缺失是指句子结构出现障碍。口语或书面表达中可能省略冠词、助动词或表示语法变化的词尾,从而形成简短、简化的语句。例如,英语句子“The woman is giving the boy a book”(这位女士正在给男孩一本书)可能变成“Woman give boy book”(女士 给 男孩 书)。语言理解也可能受到语法结构的影响。患者可能理解一个被动句中的每个词,却难以判断是谁执行了动作。这与语义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所特有的词义丧失不同。
言语失用症是对言语所需动作进行计划或编程的障碍,而非词语知识或肌力的原发性丧失。患者的言语可能出现语音歪曲、可见的构音摸索、音节间断以及节律异常。言语失用症必须与构音障碍相区分,后者是神经肌肉执行功能受损影响了言语。两种障碍可以同时存在。进行性言语失用症在初期也可能仅伴有轻微失语,甚至完全不伴失语;这类表现通常被单独归为原发性进行性言语失用症。
有影像学支持的非流利型/语法缺失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主要表现为左侧额叶后部及岛叶萎缩,或相应区域的代谢减低。许多病例与tau蛋白相关的额颞叶变性有关,但也可见其他病理改变。部分患者后期会出现进行性核上性麻痹或皮质基底节综合征的特征,包括眼球运动异常、姿势不稳、强直或肢体失用。这些后期表现并不是初次诊断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的必要条件。在临床上,区分语言组织能力受损与言语产生能力受损十分重要,因为言语表达严重受限的患者,其阅读理解或书面交流能力可能远好于口语表现所提示的水平。
语义型
语义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PA)的特征是词义知识逐渐丧失。其两项核心表现是物体命名障碍和单词理解障碍。患者起初可能仍能流利地说话,语法结构完整,发音正常,但随着准确的名词及其他实词逐渐丧失,表达会变得越来越笼统。患者可能用“东西”“动物”或宽泛的描述性短语,来替代过去熟悉的词语。这种困难不同于一时想不起某个词,往往反映的是概念本身的退化。
因此,评估不能只看患者能否说出名称。无法说出“骆驼”的患者,听到这个名称时也可能无法指认骆驼,无法将其与相关动物区分开来,或无法描述它的典型特征。较不熟悉、使用频率较低的词语,通常比常用词更早受到影响。知识的退化可以涉及多种感觉通道:熟悉的声音、图片、气味或物品,可能不再唤起其通常所代表的意义。这种范围更广的语义记忆障碍,是过去使用“语义性痴呆”这一名称的原因;不过,具体术语会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差异,即着重于以语言障碍为主导的综合征,还是更广泛的概念障碍。
早期的复述能力和言语运动功能相对保留。阅读和拼写可能出现表层性失读症和表层性失写症,在语音与拼写对应关系不规则的语言中尤其如此。在英语中,患者可能按照通常的拼读规则来读出拼写不规则的单词。这些错误的产生,是因为已储存的词汇知识不再能可靠地支持发音或拼写。这类错误在不同文字系统中的表现有所不同,因此,将英语诊断任务直接用于其他语言会存在问题。
其特征性解剖学表现是颞叶前部萎缩,通常累及双侧,但语义型PPA一般以左侧更为明显。右侧颞叶前部受累较重时,患者可能在辨认熟人、理解社交信号或调节行为方面出现突出困难。以这些非语言特征为主的临床表现,不一定符合PPA的初始定义。语义型PPA最常见的相关病理类型是TDP-43 C型病理。随着时间推移,概念障碍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也可能出现行为变化,包括刻板的日常习惯或饮食偏好改变。这些变化反映的是病变已超出最初以语言障碍为主的范围,并不与原有诊断相矛盾。
少词型
少词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的特征是自发言语及命名时词语提取困难,同时伴有短语和句子复述障碍。患者说话时会因寻找词语而停顿,但发音通常没有歪曲,早期语法也相对保留。“少词型”(logopenic)一词源于表示词语匮乏的希腊语词根,用来描述这种言语输出减少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患者只是变得不爱说话。
其核心机制之一是语音短时记忆系统受损,该系统负责暂时维持语音序列。患者可能能够正确复述一个较短的词,却难以复述长句,尤其是当句子长度超出这一系统的容量时。错误可包括语音和词语的遗漏、替换或顺序错乱。长句理解也可能受损,因为即使患者理解其中的各个词语和语法结构,也无法充分保留整个言语序列。
语音错误较为常见,但言语运动功能相对保留。替换后的语音若仍然发音清晰,就不同于言语失用所伴随的发音歪曲、费力。同样,仅凭找词时的停顿不能确诊少词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这种现象在三种变异型以及许多其他疾病中都会出现。诊断需依据一组特征的组合,包括词语提取困难,短语或句子复述能力受损尤为突出,以及单词理解、物体知识、语法和发音相对保留。
支持该诊断的影像学表现涉及左侧外侧裂周围后部区域或顶叶区域,尤其是颞叶后部与顶下小叶的交界区。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潜在病理基础,因此,少词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是阿尔茨海默病以非典型、非遗忘型形式起病的一个重要实例。不过,并非所有病例都存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变,而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原发性进行性失语也并不总是完全符合少词型的特征。随着病情进展,记忆、计算和视空间方面的困难可能变得更加明显。评估时尤其需要重视语言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无法学会通过口头呈现的词表,既可能反映语言加工不足,也可能反映情景记忆受损,因此不能仅凭总分解释其表现。
临床评估与鉴别诊断
PPA 的诊断首先需要了解症状随时间变化的过程。通过病史,可确定症状是否逐渐出现、哪些语言功能最先受损,以及交流困难如何影响工作和日常活动。患者可能难以描述自身的问题,因此,熟悉其既往能力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很重要。突然起病、阶梯式进展或明显的症状波动提示需要考虑其他解释,不过,实际临床中的病史并不总是如此清晰。
详细的语言评估涵盖连贯言语、命名、单词理解、句子理解、复述、阅读、书写和言语运动功能。不同任务可分别考察不同的功能机制。句子与图片匹配任务无需口头作答,即可考察语法能力;图片关联任务不完全依赖名称,可用于检验概念知识;复述长度逐渐增加的词语,可用于探查语音信息保持能力和言语规划能力。全面检查还包括非语言认知、行为、运动、感觉功能和日常活动能力。听力损失可能使口语评估变得复杂,切勿将其误认为理解能力丧失。
磁共振成像用于确定脑萎缩的分布,并排除肿瘤、血管性损伤或其他局灶性病变等结构性原因。早期结构影像检查可能仅显示细微变化。采用氟代脱氧葡萄糖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可显示局部代谢减低,在某些诊断情境下有助于分型。这两种影像检查均不能替代临床语言检查。分子影像和体液生物标志物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基础疾病过程,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变。
鉴别诊断包括卒中相关失语症、其他局灶性脑病变、典型的遗忘型阿尔茨海默病、以行为异常为主要表现的额颞叶变性、原发性进行性言语失用症,以及损害交流能力但不引起失语症的疾病。心境障碍可影响注意力和言语表达量,但特定语言功能的进行性丧失需要从神经系统疾病的角度加以解释。解读标准化认知筛查的得分时须格外谨慎,因为高度依赖语言的测验可能低估患者尚存的非语言能力。评估多语使用者时,还需关注其语言熟练程度、习得年龄、教育背景和当前语言使用情况。在熟练程度较低的语言中表现不佳,本身并不能作为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证据。
分子病理与遗传因素的影响
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PA)是多种神经退行性病理过程的临床表现。主要的病理类型为阿尔茨海默病和额颞叶变性,后者包括以异常 tau 蛋白或 TDP-43 蛋白为特征的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包括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和 tau 蛋白神经原纤维缠结,而额颞叶变性则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异常蛋白及其在细胞中的分布进行分类。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两名语言症状相似的患者,其背后的生物学疾病可能并不相同。
临床表现与病理改变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但并非完全对应。语义型 PPA 最常与 C 型 TDP-43 病理相关。非流利型/失语法型 PPA 常与 tau 蛋白病理相关,包括构成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和皮质基底节变性病理基础的四重复 tau 蛋白病,但也可出现 TDP-43 病理和阿尔茨海默病病理。少词型 PPA 最常与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相关。这些关联来自尸检和生物标志物研究;各研究报告的比例因招募方式、诊断标准、年龄以及专科研究队列的构成而异。
生物标志物可以在患者生前提供有关基础疾病的证据。在适当的临床背景下,淀粉样蛋白 PET 检查或脑脊液中的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指标检测,可为阿尔茨海默病病因提供支持。血液磷酸化 tau 蛋白检测在阿尔茨海默病评估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其检测性能、阈值及临床应用方式取决于所用检测方法和受检人群。淀粉样蛋白阳性结果必须结合其他发现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老年人中,因为淀粉样蛋白沉积可能与其他疾病并存。针对特定非阿尔茨海默病 tau 蛋白病理和 TDP-43 病理的生物标志物,目前尚未充分确立其在常规病因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大多数 PPA 无法用单一的遗传性致病变异来解释。不过,家族性病例确实存在,尤其见于更广泛的额颞叶变性疾病谱中。编码颗粒蛋白前体的 GRN 基因发生致病变异,是以语言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重要遗传病因,并可能导致病变呈明显的不对称分布。MAPT 基因变异和 C9orf72 基因重复序列扩增也可能与 PPA 相关,不过这些基因异常更常引起其他临床表现。因此,即使亲属未曾被诊断为 PPA,痴呆、运动障碍或运动神经元病的家族史也可能具有参考意义。必须区分致病变异与统计学意义上的风险因素;存在遗传关联,并不意味着每位携带者都会经历相同的临床病程。
流行病学、病程进展与预后
原发性进行性失语(PPA)并不常见,但其在人群中的发生频率难以精确测定。许多研究从认知或语言专科门诊招募受试者,而非对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全部人群进行研究。术语使用、疾病识别及转诊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估计结果。患者最初可能被诊断为未特指的痴呆、言语障碍或阿尔茨海默病,而以语言障碍为主的这一综合征却未被识别。因此,不能将专科病例系列研究的结果直接视为人群患病率或发病率的测量值。
症状通常在50多岁或60多岁时开始出现,但也可能更早或更晚起病。因此,PPA是早发性痴呆诊疗服务需要关注的疾病,但并非仅见于劳动年龄成年人。不同变异型和研究队列所报告的性别分布各不相同,也不存在能够可靠识别患者的简单人口学特征组合。从症状出现到确诊可能间隔较长时间,因为早期的找词困难可能被归因于衰老、压力或疲劳。
不同变异型之间,以及同一变异型的不同患者之间,病程进展均存在差异。语言障碍通常会逐渐加重,最终累及多个领域,但变化的顺序和速度并不一致。非流利型/失语法型PPA患者的口语表达可能变得极为有限,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运动症状。语义型PPA可能逐渐发展为广泛的概念知识丧失和行为障碍。少词型PPA常会出现更广泛的认知障碍,这与该型通常伴有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变的情况一致。这些是反复观察到的模式,而非必然发生的演变顺序。
单一的生存期估计值难以恰当描述个体的预后。已发表的估计结果各不相同,取决于病程时长是从首次出现症状、确诊还是转诊至专科时开始计算,也取决于研究队列是依据临床表现还是病理结果界定。疾病后期的功能障碍可能包括个人生活照料需要他人协助、活动能力下降及吞咽障碍。这些变化可能引发并非语言功能退化所特有的并发症,包括误吸和感染。因此,纵向研究关注的不只是言语测试评分:沟通能力的维持、日常功能的独立性、照护者负担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都是重要的结局指标。丧失流利说话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意识、偏好或情感理解能力也同时丧失。
沟通治疗与支持性照护
目前尚无已获证实的治疗方法,能够阻止由不同基础疾病引起的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PA)进展。因此,临床管理分别着眼于以沟通为重点的干预、针对更广泛功能变化的支持,以及在适用情况下针对已证实的基础病理进行的治疗。言语语言治疗是沟通干预的核心,其目标可包括维持经过练习的语言技能、更好地利用残存能力,以及随着病情变化逐步建立替代性沟通方式。
针对功能损伤的干预方法包括命名练习、语义和语音提示、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词汇的反复练习,以及针对常见会话的脚本训练。对于以非流利性语言表现为主的患者,治疗还可能着重于言语产生及言语清晰度。研究表明,部分参与者在接受训练的内容上有所改善或保持稳定,这些效果有时可持续至治疗结束后。然而,效果能否迁移至未经训练的词语和日常会话,因人而异。由于基础疾病仍在持续进展,练习过的任务表现有所改善,并不意味着神经退行性过程已经停止。
代偿性干预利用辅助技术和沟通策略,减少对受损言语能力的依赖。例如,使用个性化的词语册或图片册、书面关键词、手势、沟通应用程序以及语音生成设备。设备是否有用,取决于患者的阅读能力、视觉识别能力、运动技能,以及学习操作设备的能力。沟通伙伴培训则着眼于互动过程本身,例如如何提问、如何分配交谈时间,以及如何确认彼此表达的意思。这与将沟通成功的全部责任都放在PPA患者身上的做法不同。
现有研究证据包括单一个案实验、小样本群体研究,以及数量日益增加的对照研究。诊断、干预强度和结局指标方面的差异,限制了对不同干预方案的直接比较。药物研究尚未证实有哪种药物能够改善PPA这一综合征。当基础疾病为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时,临床诊疗中可考虑使用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但这些药物用于以语言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患者时,其证据不如用于典型遗忘型患者的证据充分。随着需求变化,多学科照护还可能包括作业治疗、心理支持和缓和医疗。在评估决策能力时,提供沟通支持十分重要,因为难以表达决定并不等于无法作出决定。
研究方法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的一项主要目标,是更准确地将临床表型、脑网络退行性变与分子病理联系起来。结构影像、代谢影像、纵向语言测评和病理检查可提供相互补充的信息。研究越来越注重区分“患者表现为何种语言综合征?”与“导致该综合征的是哪种疾病过程?”这两个问题。这一区分既有助于开展针对特定生物学机制的研究,也保留了理解沟通障碍所必需的细致行为特征描述。
早期识别仍然困难。轻度命名障碍缺乏特异性,而且一些患者在初期并不符合三种变异型中任何一种的诊断标准。纵向队列研究可以揭示,细微的言语变化能否预测后续的分型,但相关结果仍需在专科中心以外的环境中得到重复验证。自动化言语与语言分析可以量化停顿、语法复杂度、词汇多样性和语音错误。这些指标可能提高对变化的检测灵敏度,但也会受到录音条件、语言、方言、教育程度和任务设计的影响。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基于英语图片描述任务开发的模型,在另一种语言或日常交谈中也能取得同样好的表现。
治疗研究面临患者群体规模小、生物学异质性显著等问题。将不同变异型纳入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可能掩盖仅对某一种语言机制或病理类型有效的治疗效果。反之,纳入条件界定严格的研究又可能难以招募足够的参与者。结局指标也需要谨慎选择:命名准确率的测量具有可重复性,却未必能反映患者参与家庭交谈的情况;而现实生活中的沟通指标则可能更难标准化。患者及其沟通伙伴报告的结局,可以提供仅凭实验室语言评分无法获得的信息。
包括每天通电1小时,血糖稳了,体重还轻了10%在内的无创脑刺激,已被用于研究能否辅助语言治疗。小规模研究报告称,部分语言指标有所改善,但最佳治疗方案、疗效的持久性,以及疗效能否泛化并带来有临床意义的改善,仍未有定论。对于经生物标志物证实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原发性进行性失语,阿尔茨海默病疾病修饰疗法带来了另一个研究问题。大型试验主要侧重于典型的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人群,因此不能直接假定,这些疗法对以语言障碍为主导表现的表型具有相同的疗效和风险。对于非阿尔茨海默病性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缺乏可广泛应用的病理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仍然妨碍着靶向治疗试验的受试者筛选,以及对治疗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