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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甲骨文是现存最早成规模的汉字文献,主要保存于商代晚期用于占卜的兽骨和龟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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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汉字中国汉语文字系统考古学周朝火占术甲骨文

甲骨文是主要保存在商朝晚期占卜所用兽骨和龟甲上的汉字形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批出土于中国河南今安阳附近的殷墟,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这些铭刻构成了现存最早成规模、具有连贯文意的汉语文献。中文名称“甲骨文”意为“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英文“oracle bone script”既可指其文字形态,也可泛指这些铭刻本身。

这些文字主要记录王室就祭祀、战争、收成、天气、疾病、生育、狩猎及与祖先的关系等事项进行的占卜。其重要性并不限于宗教实践:它们为研究商代王室、中国早期制度、汉语史,以及一种已运用多种成熟表词方法的文字的发展,提供了直接证据。对甲骨文的释读,有赖于对实物、考古背景、字形、语言及反复出现的文辞程式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背景与年代范围

目前已知的甲骨刻辞,大多属于商朝统治的最后几个世纪,当时的王都位于安阳地区。通常所称的殷墟遗址,包括宫殿和宗庙基址、作坊、居住遗迹、墓葬,以及大量兽骨和龟甲堆积。武丁在位时期的刻辞尤为丰富,这一时期通常被定在公元前13世纪晚期;此后历代商王的刻辞延续至商朝灭亡,传统上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各王在位的确切年代,以及各组刻辞的时代归属,仍是年代学研究的课题。

安阳最早一批数量可观的刻辞,已经展现出成熟的文字传统。其复杂的字形结构、专门词汇和程式化的行文方式,使人难以将其视为文字创制之初的尝试。不过,更早见于陶器、玉器或骨器上的零星符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存在一条通向商代文字的连续发展脉络。一个符号可能用来标识物主、作坊、数量或某种徽记,而不一定记录有声语言。要认定其为文字,必须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能够系统地记录语言,而不能仅凭它们与后世汉字形似。

甲骨的发现背景差异很大。许多早期发现的甲骨经古董商之手进入收藏,确切的出土地点及其与其他遗物的关联信息因而散失。相比之下,规范的考古学发掘会记录刻辞器物与建筑、坑穴及其他遗物之间的关系。这类出土背景有助于判断甲骨是被储存、丢弃,还是集中埋藏,但同一个坑中的甲骨未必出自同一次占卜。有时,通过残片缀合,可以将分散在不同发掘单位或现代收藏中的碎片复原为同一块甲骨。

1936年,小屯YH127坑的发掘取得了一项重大发现,出土甲骨超过17,000片,其中以龟甲残片为主。另一批重要材料于1991年出土于花园庄东地。其刻辞记录了一位通常被称为“子”的高地位人物的占卜活动,而非只是人们最熟悉的王室档案的又一批同类材料。这些发现表明,现存甲骨文材料出自不同的机构环境和书写传统,并非内容、性质一致的王室卜问记录。

在安阳王都核心区以外,也发现了带有刻辞的占卜用骨,包括与周朝早期有关的出土材料。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中,有些刻辞字迹极小,在释读和断代方面存在特殊困难。这些发现表明,甲骨占卜及其刻辞实践并不局限于单一遗址。不过,商代晚期安阳甲骨材料以其庞大的规模、保存状况及可释读程度,在甲骨文研究中占据着压倒性的核心地位。

骨、甲与刻辞的制作

甲骨文主要见于牛肩胛骨和龟腹甲,后者是龟甲中较为平坦的下部。这些材料的表面适于整治、加热和观察裂纹。获取这些材料也有赖于相应的供应体系:牛需要饲养或从别处取得,龟则可能从相当遥远的地方运抵王都。有些刻辞记载了龟的交纳情况,或注明与材料供应有关的人员,将占卜活动与贵重资源的流通联系起来。

整治过程会显著改变骨甲原有的形态。肩胛骨经过修整和磨平,突出的部分有时会被去除,以形成便于操作的表面。龟腹甲同样需要清理和整形。工匠在骨甲背面凿出凹穴、沟槽,或将不同形制的凹陷组合起来,以控制受热位置。这些加工痕迹的形态和排列各有差异,即使器物上没有留存文字,它们仍是重要的考古证据。

在火占中,人们对经过加工的部位施热,使骨或甲产生裂纹。商代占卜时,人们通过解读所形成裂纹的可见形态,判断所问之事。分叉的裂纹有时形似后世与占卜有关的“卜”字。裂纹旁书写的数字可以标示先后各次灼裂操作。预制凹穴与编号裂纹的排列,使我们得以复原占卜程序的某些环节,而文字对此往往只作了部分记述。

现存文字大多刻在骨甲表面,通常以锋利工具刻成。其棱角分明的外观,既反映了书写传统,也与材料不易刻划有关。曲线可能由较短的刻划连接而成,复杂字形则可能需要反复运刀。有些甲骨上还留有红色或深色颜料的痕迹。另有少量甲骨保存了以颜料书写的文字,有的未加刻划,有的则与刻字并存,说明在这些器物上记录语言,刻写并非唯一可用的方式。

书写与占卜的先后次序并非每次都完全相同。有些刻辞的布局紧密配合裂纹,另一些则写在可用的空白处,或附在较早的记录旁。因此,一篇保存完整的刻辞可能体现了多次行为:整治骨甲、灼出裂纹、解读裂纹、记录吉凶判断,以及补记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甲骨实物既是文字的载体,也是这些活动的证据。

其他标记还包括奉献或交纳的记注、数字记录及习字。有些反复出现的符号似乎是练习所留,而非当时实际使用的占卜记录。刻划技法、字形和布局上的差异,有助于区分熟练的书手与初学者;不过,对具体书手的辨认仍属推断,并非依据直接注明刻写者姓名的记录。

占卜程序与文本组织

商代甲骨卜辞属于一套有组织的仪式实践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与祖先及其他神灵的沟通同王室决策紧密相连。卜辞通常记录向这些神灵请示的事项,而非独立成篇的叙事。其内容取决于占卜程序的需要:交代占卜的时日,明确所卜问的命题,有时还会记录对卜兆的解释或后来的结果。

一条完整的卜辞,从分析上可区分为四个部分:前辞记明日期,通常也记明占卜者;命辞陈述提交占卜的事项;占辞记录对卜兆的解释,有时明确注明是商王所作的判断;验辞则记述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许多卜辞只保留了其中一部分。因此,这种四分法有助于描述反复出现的组成要素,却不是每条卜辞都必须遵循的固定格式。

日期通常采用干支纪年周期,即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相配,构成六十个日名的循环。前辞可能记明某个干支日,并列出负责占卜者的名字。命辞涉及的事项包括是否下雨、征伐能否得到助佑,或某位祖先是否会降祸等。一些命辞以一正一反的成对形式保存下来,但这种配对并非普遍现象,也不总是严格对称。

将这些陈述称为“问题”虽便于理解,却可能造成误解。其语法形式往往更接近命题,而非疑问句。一条译作“会下雨吗?”的命辞,若更贴近原文,或许应表述为“会下雨”,而检验或请示的含义则由占卜语境赋予。因此,即使学者对大多数单字的理解一致,现代翻译在标点和语气处理上仍常有差异。

占辞尤其清楚地体现了商王解释卜兆的权威。有的卜辞记载商王察看裂纹,并判断某事吉利、不利或有危险。验辞则可能接着记录后来发生的暴风雨、敌方进攻、狩猎或生育事件。一条关于妇好分娩的著名卜辞,就附有后来生下女婴的记载。这类记录将仪式中的预期与所记述的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因而十分珍贵;但不应据此认定,它们对每次占卜的结果都作了完整或不偏不倚的记述。

文本的组织方式也取决于甲骨的形状。字列可能沿龟腹甲边缘排列,也可能刻在其所对应的裂纹旁边。相关命辞有时会分置于左右两侧的对应位置。因此,解读卜辞必须注意空间关系,而不能只是将字形转换为连续排列的现代文本。若将释文与原有布局分离,便可能难以辨明哪些语句彼此相关。

字形结构与记录语言的方法

甲骨文并非仅仅是图画的集合,而是一套发展成熟的文字系统,能够记录名称、动作、关系和语法表达。许多字的象形来源仍可辨认,但这套文字也使用约定俗成的符号、假借以及构件组合。其运作方式通常被描述为“语素—音节型”:一个字通常表示与某个音节相联系的词或语素,而不是单个辅音或元音。

有些字形比较直观,描绘的是物体或生物。“日”“月”“木”“馬”等字的早期形体,保留了有助于理解其构形的特征。不过,这些字的使用仍依赖于后天习得的惯例。一个简略的马形之所以成为文字符号,是因为使用这套文字的群体认可它所承载的语言价值,而不是因为任何人都能单凭外形独立辨认出同一个词。此外,认出字形描绘的对象,也并不总能确定它所记录的词的含义。

一种关键机制,是借用某个字来记录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词。这通常称为借音表意原则或假借。通过这种方式,原本与具体物体相关的字形,可以用来记录不易画出的表达。传统解释认为,“來”的早期形体描绘的是一种谷类植物,而它在实际使用中也表示“到来”这一动词。这类例子说明,释读时不能把一个字每次出现时的意义都归结为它所描绘的事物。

字也可以由提供不同信息的构件组合而成。形声字包含一个提示大致意义范畴的构件,以及另一个与读音相关的构件。早期文字传统中已经存在这类构形,不过,其所占比例及具体分析取决于如何对字进行分类。辨认早期的声符有时很困难,因为所依据的是古代读音,而非现代普通话的读音。

后世提出的六书,为描述汉字的构形和使用提供了一套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框架。但不应将其视为商代人对当时文字的解释。这套理论的形成远晚于商代,而且可能掩盖一个字形最初的创造方式与后来使用方式之间的差异。同一个字可能源于象形,后来用于假借,又在更晚时期通过增添构件形成扩展字形。

据通常估计,甲骨文材料中可区分出数千种字形,其中只有一部分得到可靠释读。具体总数各不相同,因为学者对于某些形体究竟是独立的字、异体字、残损字形,还是多个字的组合,存在不同看法。把每一种外观不同的字形都等同于一个独立的词,会夸大词汇量;反过来,把所有外形相近的字形都归为同一个字,则可能抹去有意义的区别。对这套文字结构的重建,有赖于反复比较其使用语境,而不能仅凭外形相似。

书写差异、布局与年代分类

甲骨文的字形尚未达到后世印刷汉字那样的规范化程度。同一个字在朝向、比例、细小笔画的数量或构件的排列上,都可能有所不同。有些字形可以反向书写,而字义并无明显变化。这些差异往往属于字素变体现象,即不同的书写形式代表同一个字,并不意味着它们记录的是不同的词。

书写差异有多种来源。不同作坊和书写者群体各有可辨识的习惯;书写者会根据不规则的表面调整字形;预先划定的书写区域大小,也会限制复杂字形的书写方式。不同时期偏好的字形也会发生变化。刻写精细的小字铭文与大字挥洒的文本,并不一定属于不同语言或完全独立的文字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用途、训练、材料和年代的不同。

书写方向也同样灵活。竖行排列较为常见,但各行在甲骨表面上的排列方向并不固定,文本也可能朝向某个中心部位或相关的卜兆。字形朝向有时有助于确定阅读顺序,但并非绝对可靠的依据。解读相邻的卜辞时,还必须考虑它们的日期、贞人、惯用辞式,以及它们与甲骨加工处理之间的关系。

学者综合贞人名、语言特征、有关商王的记载、笔迹、字形和考古背景等因素,对卜辞进行分组。宾组等命名组别,指的是具有反复出现的共同特征的一批卜辞,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的字体。一个组别可能保存了某个占卜机构或一群相关人员的活动记录,而组内的差异则可能反映出不同书写者或不同阶段的实践。

董作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早期分期方案,将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大的时期。他的方法综合了王室世系、贞人名、称谓、行文习惯和书写风格。后来的发现与研究修订了许多具体归属,并形成了更为细致的分组。这套方案的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系统的断代标准,而不再仅凭某种风格看起来比另一种更古老的印象来判断年代。

年代分类直接影响历史解释。同一个人名在不同世代可能指代不同的人,同一个地名也可能出现在相隔数十年的军事活动记载中。在比较语法结构或祭祀活动的变化时,断代同样重要。仅凭字形风格通常不足以确定年代:最可靠的归属判断需要多条相互独立的证据支持,而出土背景不明或形制特殊的甲骨,仍可能难以得到确切归属。

语言、语法与语言重建的局限

这些刻辞保存了汉语早期阶段最早的大规模文字材料,通常纳入上古汉语史的范畴加以研究。它们是历史语言学不可或缺的材料,却并非商代日常口语的直接记录。其语言集中用于少数特定的制度性场合,传世材料中占据主导的是反复出现的占卜套语。

许多分句采用主语—动词—宾语的语序,但也存在其他句式,包括在否定结构或有标记结构中将某些宾语置于动词之前。省略现象十分常见:主语、宾语或其他成分,有时可以根据前后刻辞或参与者共同知晓的礼仪情境补足。因此,分析句法时,必须区分真正的语法模式与省略表达;后者对当时的参与者而言不难理解,今天却只能部分还原。

这些文字中有多种否定表达、虚词、代词,以及表示时间和情态关系的词语。它们的确切功能,并不总是与后世汉语中形式相关的词相同。一条命辞所涉及的是预期发生的事件、希望出现的结果,还是准备采取的行动,都可能影响其翻译。因此,现代译文可能需要使用助动词和标点,而原文中并没有与之单独、明确对应的成分。

文字只能间接反映语音。声旁和假借用法能够确立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却不像字母或音标那样记录语音。早期汉语音系学的重建还依赖后世材料,包括押韵规律、传统音韵学描述,以及与亲属语言的比较。依据这些材料重建的读音,不能简单地从商代字形中直接读出。

字形与语素之间以单音节为主的对应关系,也不能证明每个词都具有后世汉语所呈现的那种结构。对于可能存在的前缀、后缀、复辅音和词族,需要借助更广泛的历史证据进行考察。甲骨文的书写方式可能掩盖了口语中能够听出的区别,正如在汉语后来的发展阶段,一个字形也可以表示不止一个相互关联的词。

专名尤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人名、祖先名、地名和群体名称,有时可以通过反复出现的语境加以追踪,即便其原始读音或词义仍不确定。学者可能有充分把握认定某个字形是聚落名称,却不知道这个名称当时如何发音。必须区分功能判定、文字释读和语音解读:其中一方面取得进展,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解决。

商代社会与制度的证据

甲骨卜辞为商史研究提供了当时的文字资料,使研究不再仅仅依赖年代晚得多的传世记载。甲骨上记录的王室先祖名号,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后世历史传统所记载的商王及其世系,其中包括司马迁《史记》中保存的记载。这种吻合意义重大,但并不意味着后世叙述中的每个细节都能视为商代的同时期证据。每一项说法仍须结合其具体的文本和考古背景加以考察。

卜辞揭示,商代王权与祖先崇拜有着深厚的联系。已故王室成员接受祭献,人们也就王朝的祸福向他们问卜。先祖常以天干名号称呼;卜辞中还出现了与自然现象、地点相关的其他神灵,以及通常称为“帝”的神灵。这些神灵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在信仰体系中的确切地位,不能归结为一套有完整文献记载的统一教义。

战争是卜辞关注的另一大主题。命辞涉及征发动员、进攻、敌对群体、将领以及征战的前景。这些记载表明,商王朝活动于一个由聚落和周边势力构成、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之中,而非以同一种方式控制文中提到的所有地方。要勾勒这一政治地理格局十分困难,因为许多地名尚未得到确认,而且文字记载中的地名未必能与后世的行政区域一一对应。

武丁的配偶妇好是一位尤为重要的人物:她既见于涉及军事和祭祀活动的卜辞,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葬又于1976年在殷墟被发掘。文字资料与墓葬证据相结合,使研究者得以对这位商王室成员展开罕见的细致研究。这也说明,至少有一部分上层女性能够担负重要职责。不过,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她们的经历代表了商代社会中女性的普遍处境。

有关降雨、收成和田间作业的命辞,反复体现出对农业与环境的关注。田猎卜辞记录了出猎活动、动物,有时也记下田猎的结果。另一些卜辞则涉及疾病、牙痛、梦境、分娩以及人们所担忧的灾祸。这些记录揭示了商王室认为什么事情既重要又难以预知。但不能将它们视为完整的经济统计、医疗记录或对环境的客观观察,因为是否决定占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事情会被记录下来。

卜辞也记载了动物祭献和人祭。解释其中的术语,需要与出土遗存相互参照,并仔细考察语境;有些词所指的是特定操作,其含义仍有争议。更广泛地说,这批文献侧重记录王室关切的事务及与之相关的人群。农民、工匠、俘虏和依附人口,通常因王室的活动或需求而出现在记录中,而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撰写的生活记述留下声音。

发现、释读与学术研究的形成

现代甲骨学通常以1899年为起点。那一年,王懿荣认出了流通于古玩和药材市场的骨片上的古文字。关于这一发现的具体经过,说法不一,但他的辨识使学界开始关注这些器物;在此之前,人们尚未认识到它们是一批重要的早期铭刻文献。此后,收藏活动日益兴盛,既保存了大量甲骨,也刺激了以牟利为目的的挖掘,致使考古信息遭到破坏。

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这部早期图录为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孙诒让于1904年完成《契文举例》,开创性地尝试对甲骨文进行系统释读。罗振玉帮助确立了甲骨刻辞与安阳地区之间的联系,并刊布了重要的甲骨著录。王国维则将这些文字材料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将甲骨文中的商代先公先王名号与传世王室世系加以比较。

甲骨文与后世汉字之间的联系,为释读提供了便利。它并非一种没有已知后继文字、完全孤立的文字,因此可以与金文、后来的古文字以及传世字形系统相互比较。然而,这种延续关系并不意味着释读轻而易举。许多字形已发生很大变化,一些词语已经消失;如果缺乏语境支持,径直用熟悉的后世汉字去套认早期字形,反而可能造成误读。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殷墟进行系统发掘。考古工作将刻辞与建筑遗迹、堆积及其他物质遗存联系起来,为断代和历史解释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李济、董作宾及其同事推动了田野考古与文字资料研究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发掘,大大扩充了具有明确考古背景的甲骨文资料。

大型资料汇编的编纂是另一项决定性的进展。十三册《甲骨文合集》于1978至1982年间出版,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在编辑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收录了四万余片有字甲骨的图版。其编号体系成为引用甲骨材料的通行标准。不过,即使是如此重要的汇编,也无法取代原物:复制图像可能无法清楚呈现浅细的笔画、背面的情况、颜料痕迹以及加工痕迹。

古文字书体学的释读工作,通过比较反复出现的字形及其语境展开。一种拟议的释读,如果能够解释多处用例、符合语法、与相关文字材料相吻合,且无须假定缺乏依据的词义变化,就更有说服力。缀合残片可以补足缺失的笔画,或将命辞与相应的验辞联系起来。反过来,新发现也可能推翻已有的释读。释读始终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已有确证的释字、合理的推测和尚未释出的字形并存。

传承、保护与数字化研究

甲骨文属于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它与后世文字形态的关系,并不是从骨上书写发展到青铜器上书写,再发展到竹简上书写的简单先后序列。商代已经存在青铜器铭文,而在易腐材料上用毛笔书写,几乎可以肯定也是当时更广泛书写活动的一部分。现存证据并不均衡,因为骨、甲和金属远比木、竹或织物更容易长久保存。

这种不均衡影响着人们对当时识字状况的判断。王室占卜文献表明,受过训练的人员能够制作复杂的文字记录,但这些文献并不能直接反映人口中能够读写者的比例。文字似乎主要集中于礼仪场合,这一现象部分源于相关材料得以留存。与此同时,多个书写群体和习刻材料的存在,表明专门的书写技能有组织地传承,而非由孤立的个人偶然创制。

后世汉字与商代文字体系之间保留了显著的连续性,包括特定字形的传承脉络,以及表意构件和表音构件的反复运用。不过,不能机械地用现代字形替代早期字形。释文为了便于阅读,往往采用已获认可的后世对应字,有时也会标明尚不确定的释读,或使用专门绘制的字形。这种编辑处理是一种解释,而不是对原貌的摹写;不同版本可能掩盖或突出不同类型的差异。

甲骨保护工作必须妥善处理脆弱的表面、旧有断裂、泥土沉积、颜料、黏合剂以及早期修复留下的问题。拓片可以使刻辞清晰可辨,却未必能呈现刻痕的深度,也未必能区分古代刻痕与近代划痕。高分辨率摄影、三维记录和反射变换成像能够提供相互补充的证据。由于藏品分散于世界各地,数字化访问还可以帮助开展比对和残片缀合;否则,这些工作可能需要研究者往返于多家收藏机构。

计算机辅助研究包括图像检索、文字分类、数字化释文以及残片缀合方案的提出。机器学习系统能够辅助识别反复出现的图形模式,但残损字形、罕见文字、质量参差不齐的照片,以及学术标注中的不确定性,都构成了重大障碍。以现代释文为训练数据的模型,可能只是在重复编辑者的预设,而非独立解决古文字的释读问题。因此,可靠的数据库需要保留器物图像、每个字形实例、拟议释读及其可信程度之间的关联。

2017年,中国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其文献价值由此获得认可。甲骨文在现代文化中的影响也延伸至书法和设计领域,早期字形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运用。这类改编不同于学术上的复原:一个视觉效果鲜明的古字形,其释读可能尚无定论;一件采用甲骨文风格创作的现代作品,也未必重现商代的词汇或语法。在研究领域,尚未确定的文字音义、特定组类的断代、地名的地理位置考证,以及现存礼仪文献与更广泛但已散佚的书写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持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