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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

六书是中国传统的汉字分析框架,用于解释汉字的构造、借音用字以及字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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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liùshū,繁体作“六書”)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用来说明汉字如何记录词语,以及汉字彼此之间有何关联的六个类别,分别为象形(xiàngxíng)、指事(zhǐshì)、会意(huìyì,繁体作“會意”)、形声(xíngshēng,繁体作“形聲”)、转注(zhuǎnzhù,繁体作“轉注”)和假借(jiǎjiè)。这些类别在英语中通常分别译为“描摹物象的字”“以简单符号指示意义的字”“组合表意成分的字”“结合表义与表音成分的字”“派生同源字或相互解释的字”和“借音用字”。第五类“转注”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议,六个类别的英语译法也各不相同。

六书在中国词典编纂学史和汉语文字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其早期表述中影响最深远的,见于许慎约公元100年编成的《说文解字》的后叙。不过,六书既不是六个依次相承的历史阶段,也不是六种造字能力相当的方法。它将字形结构、语音的记录方式以及书面字词之间的关系纳入了同一框架。

现代学术研究既将六书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理论,也将其视为一组需要依据早期文字材料加以验证的分析范畴。一些传统解释至今仍有说服力;另一些则反映了汉代学者所能见到的字形,而非目前所能追溯到的最早字形。在发展成熟的汉字体系中,由表义部件和表音部件组合而成的字,在结构类型上占比最大。因此,六书对于理解汉字为何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一套图画或仅仅表达概念的符号,尤为重要。

早期论述与六类的确立

“六书”一词见于《周礼》,列于贵族子弟所学的科目之中。但该段文字并未列举或界定这六类。《周礼》包含不同时期的材料,虽然传统上认为它记载了西周早期的制度,却不能据此断定,如今熟知的六分法在当时就已存在。现存最早对六书作出明确解释的文献,出自汉代学术界。

其中有三位人物尤为重要:刘歆、班固和许慎。刘歆卒于公元23年,一份经由注疏传统保存下来的早期六书分类与他有关。班固的《汉书》主要编纂于公元1世纪,其中《艺文志》在论述小学时列出了六类。这些早期表述所用的术语及其排列次序,与后来成为通行标准的版本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差异表明,学者们是在整理一组共同的观察所得,而非传承一套完全统一的专门术语。

许慎的《说文解字》提供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定义和例字。其《叙》署年为公元100年,全书于121年由许慎之子进献朝廷。许慎依次列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现代论述通常会调整顺序,将象形置于首位,并把主要的构形类型放在一起。许慎分别以“上、下”“日、月”“江、河”“武、信”“考、老”和“令、長”为例。这些定义和例字奠定了六书理论的基础,却未能厘清各类之间的所有界限。

《说文》按540个字形部目编排字头,这些部目是后世字典部首的前身。这种编排方式须与六书区分开来:部首是检索或分类的纲目,六书类别则用于解释字的结构或用法。这部字书也没有系统地将每个字头归入六个明确标示的类别。后世许多研究是根据许慎释字时的措辞来推断其分类的,尤其依据他关于某字“从”何种构件、由哪个构件表音的说明。

“书”可以指书写、文字形体或书写方法。因此,将“六书”直译为英语的“six scripts”,可能引起误解。六书并非篆书、隶书、草书那样的六种书体,而是关于文字符号内部结构及其使用方式的原则,形成于汉代对语言、典籍及传承制度的广泛研究之中。

象形:以可辨识的形体表现事物

“象形”通常译作“图画符号”或“象形文字”,指字形表现物体可见形态的一类符号。许慎将这一类的特点概括为描画事物、依循其形体轮廓。他所举的例字“日”和“月”,在早期文字中尤其直观。“日”的早期字形通常以一个封闭的轮廓表示太阳,内部带有标记;“月”则表现弯月的形状。现代通行字形只以约定俗成的形式保留了这些历史痕迹。

其他常见例字还有“木”“山”“目”和“馬”。早期的“木”描绘了带有枝条和根部的树干;“山”呈现山峰般的轮廓;“目”形似眼睛;早期的“馬”则保留了马的躯体、鬃毛和腿部等特征。这些字并不是写实的图画,而是为便于辨认和反复书写而提炼出的简约符号。在后来的规范化之前,其朝向、比例和用于识别的细节都可能有所变化。

象形的构形理据并不意味着这类字独立于口语。在实际文本中,“日”代表的是一个具有读音和一定意义范围的词,而不只是一幅任何人看了都会作出相同理解的图画。面对一幅太阳的图画,不同的人可能联想到日光、热、神祇或一天。它之所以能作为文字使用,有赖于一个语言社群在图形符号与语言表达之间建立的固定联系。在汉语中,这种联系通常涉及一个音节和一个语素,不过从历史上看,词与字的关系并非完全一一对应。

书写材料和书写习惯的变化,使字形与所描绘对象之间的相似程度逐渐降低。从早期铭刻文字,经篆书、隶书,到后来的规范字形,曲线、笔画和构件形态都经历了调整。因此,一个现代汉字即使在历史来源上属于象形字,在未经相关训练的读者看来,也未必像一幅图画。反过来,人们在现代字形中发现的某种形象相似之处,虽然看似贴切,却也可能纯属偶然,不能据此证明该字的起源。

象形字为后来的合体字提供了许多可重复使用的构件,但从未提供一种能够描绘语言中所有词语的实用手段。抽象关系、语法表达以及具体事物之间的诸多区别,都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来表示。象形字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也不能据此断定汉字曾经历过一个可以考证、且完全由图画构成的阶段。现存最早且规模可观的文字材料——商代晚期的铭刻文字——已经展现出一套成熟的体系,其中,表形手段与基于语音的手段共同发挥作用。

指事:标示位置、数量与关系

“指事”在英语中通常译作“简单指示符号”“指示字”或“自明字”。这一类别包括通过抽象符号、空间关系,或通过添加标记来引导人们注意某个特定部位,从而提示意义的字。许慎将其概括为“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他所举的例子是表示上方的“上”和表示下方的“下”,这两个字的早期字形通过相对于一条基准线的位置来区分意义。

在这些例子中,关键不在于字形与实物相似,而在于一个标记相对于另一个标记的位置。其表意方式类似于示意图:基准线确定参照框架,附加的笔画则指示上方或下方的位置。这些字形仍然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那条线本身并不必然表示某种特定的表面或物体,而这些标记所代表的也是具体的汉语词语,并不是一套通用于各种语言的空间概念符号。

在后世对指事的解释中,表示树根、根基的“本”和表示梢端、末端的“末”是常见例子。二者在字形上都与表示树木的“木”有关。“本”在靠近下部的位置加上标记,指明树根或根基;“末”则在靠近上部的位置加上标记,指明末梢。将它们归入指事,突出了一个重要区别:所加的笔画通常并不作为独立的表词构件发挥作用,而是指向所描绘物体中的某个部位。表示刀刃、刃口的“刃”也体现了类似的方式:传统上认为,它是在刀的形象上加一个标记,以指示刀口所在。

指事与象形之间的界限并不鲜明。“一”“二”“三”等数字可以理解为数量的抽象表示,但其中的笔画也直接呈现了所计数的数目。在图画基础上加以改动而形成的字,可以归为指事,因为起决定性表意作用的是所作的改动;另一位分析者则可能更看重它的象形基础。这类例子说明,六书所归纳的是解释字形的不同角度,而不是一套能够机械地应用于每个字形的判定标准。

因此,英语译名中的“简单”不应被理解为“只有一笔”或“没有内部结构”。有些指事字包含一个可以辨认的基础字形,以及一个起限定作用的标记。在传统解释中,指事字的特点在于其提示意义的方式,而不在于字形的复杂程度受到某种固定限制。同样,将“指事”译作“表意字”,也可能掩盖这一类别的有限范围。这些字并不能证明汉字总体上是直接记录观念的文字。它们是特定的约定符号,其构形依据在于指示,而非直接描绘。

会意与组合意义的解读

“会意”通常译作“联想复合字”“复合指事字”或“语义复合字”。按照传统解释,会意字由两个或更多构件共同表达一个组合而成的意义,而不是由其中某个构件主要承担表音作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林”,意为树林,由两个“木”组成。“森”通常表示树木茂密或众多,沿用了同一种重复构件的方式。这些例子使会意这一类别易于理解:构件的组合表现的是某种关系或数量上的聚集,而非单个物体。

另一个经常被讨论的字是“休”,意为休息,其早期字形由人和树木组合而成。传统解释将其理解为一个人在树旁休息。构件之间的空间关系十分重要:仅仅列出“人”和“树”这两个意义,并不能直接得出“休息”这个词。会意的解读既取决于构件的排列方式,也依赖于特定文化中对其所表现场景或关系的惯常认识。这种对整体字形结构的分析,有别于随意叠加现代字典所列的字义。

许慎本人所举的“武”和“信”也揭示了解释字形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以表示兵器的“戈”和在其论述中被理解为停止的“止”来解释“武”,从而赋予武力一种道德化的阐释,即止息兵戈。然而,“止”的早期字形描绘的是脚,在古代合体字中,这一构件可以表示行进。因此,早期字形证据使这一熟悉的解释变得复杂。“信”传统上被分析为表示人的“人”与表示言语的“言”组合而成,并与诚信之义相联系;但单凭语义组合能否充分解释其构形,同样引发了讨论。

方法上的核心问题在于,即使后世读者能够编出看似合理的语义解释,某个构件在造字时仍可能承担表音作用。历史读音至关重要:两个在现代普通话中读音毫不相干的构件,在某个字形成时,读音可能十分接近。反过来,也并非每一种有意义的构件组合都必然隐藏着表音功能。要判定一个字是否真正属于会意字,就必须考察有明确年代的字形、实际文献用例以及历史语音系统,而不能预先认定所有组合都是表意的,或都是表音的。

会意还应与语言学中的复合构词区别开来。在一个汉字内部组合字形构件,与把词或语素组合成复合词,并不是同一种过程。一个双字词即使其中两个字都不是会意字,也可以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复合词。六书划分的是文字层面的不同现象,而构词属于语言结构。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固然重要,但将这两个层面混为一谈,会使对二者的解释都产生偏差。

形声字与语音的组织

形声,通常在英语中译作 “形声字”(phono-semantic compounds 或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s),是成熟汉字体系中能产性最强的构形原则。一个形声字包含两个部件:一个与某个宽泛的语义范畴相关,另一个与读音相关。许慎举出的例字是“江”和“河”,二者都含有“水”这一部件,其常见的偏旁形式写作“氵”。“江”以“工”为声旁,“河”则以“可”为声旁。

形旁通常并不提供完整的释义。水部见于表示河流、液体、洗涤、潮湿以及相关动作或状态的字中。它缩小了理解的范围,却不能据此确定某一个词。声旁同样不必与所表示的词读音完全相同。它提供的是一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语音联系,其间可能存在辅音、元音或声调的差异。因此,形声字既不是图解式的定义,也不是将每个语音成分都明确标出的拼写形式。

教学中常用的一个例子,是以“青”为声旁的一组字。“青”在现代普通话中读作 qīng,见于“清”qīng(清澈)、“晴”qíng(天气晴朗)、“情”qíng(情感)、“請”qǐng(请求)和“精”jīng(精炼;精华)等字。水、日、心、言、米等部件有助于区分各字的语义范畴。这组字既显示了声旁所提供信息的用处,也显示了其局限:其中几个字在现代普通话中的读音相近,但声母和声调并不一致。

这种语音联系的历史性至关重要。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各变体差异显著,后来的语音变化对各个音节的影响也并不完全相同。今天看来似乎无助于提示读音的声旁,在该字形成时,读音可能与之接近得多。学者将相关字归入谐声系列,并比较它们在不同时期的读音。这些系列与古代韵文、后世传承的读音材料一道,构成重建早期汉语音系的重要依据。

表义和表音功能并不总是相互排斥。声旁也可能兼有相关的意义;一个字形也可能先被用作假借字,后来再加上形旁。历史上的结构调整还可能使人难以辨明各个部件最初承担的作用。尽管如此,形声这一基本原则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形声字所占比例的估计,会随所选字集和统计方法而异,尤其是在计入字典中的生僻字时;但所有严肃的论述都承认,形声字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形声字如此众多,是不能将汉字描述为一种只记录意义而不表示语音的文字体系的决定性理由。

假借与词、字的区分

假借通常指借用一个已有的字,来记录另一个读音相同或足够相近的词。被记录的词,在意义上不必与该字最初描绘的事物有关。这是借音原则的一种体现;在其他早期文字体系的发展史中,这种手段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使数量有限的可见符号能够记录那些不易用图画表现的语言表达。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來」,如今通常用来表示「到来」。它的早期字形描绘的是一种谷物植株,一般认为是麦。这个字后来用于记录「到来」一词,依据的是读音上的联系,而不是描绘了某物接近的场景。另一个例子是「自」:其早期字形描绘的是鼻子,后来却用于表示「自己」及相关表达。这些例子涉及一个字在书面使用中的历史;仅凭现代读音,无法确定借用发生时两个词之间确切的语音关系。

借音可能造成歧义,从而促使人们在字形上作出新的区分。常见的例子是「其」:它最初描绘的是一种簸扬器具,后来却广泛用于记录一个虚词。加上「竹」这一构件而成的「箕」,便将表示这种器具的词区分了出来。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旧字可以用作假借字,而分化出来的新字,从结构上则可分析为形声字。这两个类别描述的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是将已有符号转用于别的词,另一方面是构造一个表意更明确的替代字形。

这并不是语言之间的词汇借用。一个汉语词借用另一个汉语词的字形来书写,并不意味着这个词本身是从其他语言传入的。同样,一个字用法的扩展也并非全都属于假借。如果一个词发展出相关的新义,这种变化属于多义现象或语义演变。如果一个字主要由于读音而被用于记录另一个独立的词,则应以假借来解释。要区分这些情况,可能需要语音、意义和用法方面的证据,而对于最早的历史时期,这些证据往往并不完整。

许慎对假借的定义,指的是某个词本来没有专用的字,于是依据读音借用已有的字来记录;他举出的例子是「令」和「長」。对于这两个例子究竟体现了哪些用法和历史关系,后世学者一直存在分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影响假借这一基本机制的成立;它在古代文献中十分常见,也极为重要。假借对于文本批判同样至关重要:早期写本中的某个字,可能记录的是另一个词,而不是后世字书通常将该字与之对应的词。

转注:“派生同源字”及其尚无定论的含义

转注是六书中含义最不明确的一类。它的英文译法包括“派生同源字”“互相解释的字”“转移”和“相互训释”。每一种译法都隐含着一种解释,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得到普遍认同。理解上的困难源于许慎的定义过于简略,人们通常将其理解为确立类别、共享某种统摄依据,以及承接或引申相关意义。他明确列举的唯一一对例字是“考”和“老”,在他的论述中,两字都与年老有关。

这两个字的字条是传统讨论的出发点。“老”以年老之义得到解释,“考”则以“老”为训释。二者在字形上也有共同成分,而它们所记录的词,在历史语音和语义上似乎也具有相关特征。这些关系相互交叠,使这一例子富有启发性,却不足以支持确定的结论。它并未明确说明,转注所涉及的究竟是共同构件、相同或相近的意义、相关的读音、历史上的派生关系,还是这些特征的某种组合。

一种主要解释认为,转注是意义密切相关的字之间的相互训释。依此观点,转注涉及的是词汇关系和字书训释,而不是创造新字形的方法。另一种解释强调相关口语词之间的词族归属,接近现代历史语言学通过同源关系和派生构词所研究的问题。第三种解释更看重字形上的联系,将这些字视为同一形体系统中分化出来的成员。这些解释并不总是相互排斥,但它们所归类的证据类型各不相同。

这种不确定性影响到整个六书体系的组织方式。如果转注描述的是词与词之间或已有汉字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将其与象形并列,视为一种同等性质的造字方法。如果它涉及历史上的分化,其结果就可能与形声字的形成有所重叠。因此,传统上将六书分为六类,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六种相互独立、穷尽所有情况的结构类型。这个体系可能保留了为不同学术目的而形成的区分,后来才将它们归在同一名目之下。

审慎的解释应保留这种不确定性,而不是将后世的某一种理解说成毫无争议的古代定论。“派生同源字”这一名称虽便于表述,却不应被当作许慎已经具备现代同源词理论,或已经认识到可供重建的形态派生过程的证据。同样,将转注简单说成“同义词”,也会忽略字形和语音可能具有的关联。“考”和“老”这一对例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照,但仅凭它们,还不足以确定转注这一类别原本意在涵盖的全部范围。

后世研究与早期铭刻文字的影响

汉代以后,六书成为传统“小学”的一部分;小学涵盖字形、字音和字义的研究。《说文解字》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但其文本与诠释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十世纪,徐锴撰写了重要的注释著作,其兄徐铉则主持校定了奉敕编修的版本,于986年完成。这些工作有助于确立稳定的传世文本,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六书究竟讲的是造字还是用字,是学者反复讨论的问题。元代学者戴侗、明代学者赵撝谦提出的相关区分,经后世学者进一步阐发,将前四类视为造字之法,后两类视为用字之法。这种“四体二用”说使六书体系更为连贯,尤其有助于解释假借。不过,它仍是一种后世重构的解释,不能直接当作许慎本人明确提出的完整论述。

清代学者更加重视字形、字音与古代用例之间的比较。段玉裁于1815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将字义解释与历史语音关系、文献证据相结合,尤为重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重要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了《说文解字》的解释。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字形的解释即使看似合理,也必须接受语言史证据的检验,而不能仅凭对可见构件的巧妙解读。

1899年,甲骨文得到辨识,改变了这一领域的证据基础。这些晚商文字主要出土于安阳地区,一般断代为约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前十一世纪,保留了远早于《说文解字》所据小篆的字形。金文、出土简帛及其他早期材料进一步丰富了可供比较的资料。这些发现使学者能够依据更早的字形和实际使用语境,检验传统的分析。

因此,现代中国古文字学将许慎视为奠基性的学者,而不是对汉字起源绝无谬误的见证者。他的一些分析得到了证实,另一些则反映了在他所处时代已发生于文字中的变化。唐兰、裘锡圭等二十世纪学者提出了替代性或修订后的分类,区分字形结构与文字使用。他们的方法保留了六书的大部分分析价值,同时不再要求每一种历史现象都严丝合缝地归入传统的六分体系。

现代语言学的解读、教育与分类

在现代语言学中,汉字通常被描述为语素音节文字:汉字一般表示与音节相联系的语素,而不是通过一小套能够独立重复使用的辅音和元音符号来拼写语音。这种描述只是概括,因为一个字可能有多个读音,一个词可能包含多个字,而词中的某些音节并不能充当独立语素。六书是在文字与汉语之间这一更广泛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并不能取代对这种关系的说明。

六书框架也有助于区分通俗解释中经常混为一谈的几个问题。字形分析辨认可见的构件;结构分析确定这些构件所承担的表义或表音作用;字源分析重建字形的历史,而词源分析则重建该字所记录的词的历史。一个字的现代构件结构可能很容易辨认,但其最初的构形方式仍不确定。它所记录的词,也可能远比用于表示它的某一具体字形古老。

这些区分对识字教育十分重要。表义构件和声符系列提供了有用的规律,但都不能提供普遍适用的识读规则。构件所提示的语义类别可能很宽泛,声符的读音也可能反映语言较早阶段的面貌。根据现代字形编造的故事可以帮助记忆,但容易记住的解释并不一定符合历史。教学中将“休”解释为人倚树旁,与仅凭某种近现代字体中偶然的形似而编出的故事,在证据基础上并不相同。

文字改革又带来了更多复杂情况。简化字的采用,使一些构件关系变得更清晰或更隐晦,但并未产生一套全然不同的构形原则。有些简化字保留了可辨认的表音结构;另一些则合并了原本不同的构件,或使其与声符系列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许多简化字形也有更早的手写形式作为先例。因此,与繁体字比较时,需要关注各个字的具体历史,而不能笼统地声称一套字形总能揭示字源,另一套则总会掩盖字源。

数字化汉字分析在更形式化的环境中也面临类似的选择。数据库可以记录笔画结构、字典部首、历史构件、表义功能、声符系列,或所提出的六书分类。这些是不同的数据层次,而不是可以互换的标签。一个字形可能需要不止一种历史分析,同一个可见构件在不同的字中也可能承担不同的功能。对于数字词典、教育软件和计算研究而言,明确说明所呈现的是哪一个层次,比强行将每个字归入一个恒定不变的类别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