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次盛冰期(LGM)是最近一次冰期旋回中,大陆冰盖总体范围达到最大、全球海平面接近最低位置的时期。通常将其年代定为距今约26,500至19,000年前,但各个冰盖和山地冰川达到最大范围的时间并不一致。气候重建与模型试验常以距今约21,000年前的状况作为末次盛冰期的代表性时间切片。这一时期处于更新世晚期,并不标志着末次冰期的开始,也不涵盖整个末次冰期。
末次盛冰期时,巨大的冰盖覆盖了北美洲北部和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低于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海平面比现代低约125至135米。出露的大陆架改变了各大陆地块的轮廓及其相互连接的格局;与此同时,更冷的海洋、扩张的海冰以及植被的广泛变化,使远离冰盖边缘的地区也发生了环境转变。
末次盛冰期是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参照状态。其地质记录揭示了冰盖、海洋、大气和生物系统在持续降温条件下如何相互作用。它也为气候模型提供了严格的检验:一个成功的解释不仅必须说明全球气温,还必须解释区域降水、海洋环流、碳储存以及冰体的地理分布。
定义、年代与区域时间差异
末次盛冰期是从全球尺度界定的一个时段,主要以陆地冰体总体积达到最大值为依据,并非所有地点同时达到最寒冷状态或冰川覆盖范围最大的某个时刻。目前广泛采用的约距今26,500至19,000年的时间范围,来自对已测年冰盖边界及其他地质证据的综合研究。在这一时段内,全球冰量始终接近最大值,但冰缘仍可能发生推进、稳定或后退。因此,将某一地貌的年代归为“末次盛冰期”时,必须结合其所在区域的具体情况加以解读。
年代通常以 ka BP 表示,意为距今多少千年;在放射性碳年代学中,“今”按惯例固定为1950年。日历年龄与未经校准的放射性碳年龄不能混用。由于大气中的放射性碳丰度随时间发生过变化,测得放射性碳年龄为距今18,000年的样品,换算为日历年龄后会明显更古老。因此,现代综合研究会说明年代是否经过校准,并列出实验室测量、年代校准和地质解释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海洋地层学中,末次盛冰期位于海洋氧同位素第2阶段之内,后者是根据海洋沉积物中的氧同位素变化识别出的一个更宽泛的时段。海洋氧同位素阶段有助于对比不同洋盆的记录,但并不等同于通过填图确定的陆地冰川作用范围。末次冰期本身开始得更早,始于约115,000年前的末次间冰期之后,在末次盛冰期到来之前,气温和冰量已经历过多次变化。
区域差异至关重要。一些山地冰川在全球冰量达到最大值之前,就已达到其晚更新世的最大范围,在水分供应变化显著的地区尤其如此。欧亚大陆北部冰盖系统的不同部分,其推进和后退也并不同步。例如,喜马拉雅山脉及邻近的青藏高原达到冰川作用最大规模的时间,取决于海拔、季风水汽的影响程度及区域环流;整个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同步出现的最大冰川作用期。
同样,末次盛冰期的结束也不意味着冰期环境的终结。大规模冰川退缩始于约19,000年前,但广阔的冰盖此后仍持续存在了数千年。直到更晚的约11,700年前,才进入全新世。区分末次盛冰期与随后的冰消期,可以避免将大规模融水排放或北大西洋骤然增温等较晚发生的事件,误认为末次盛冰期本身的特征。
地质证据与重建方法
重建末次盛冰期的环境,需要综合记录环境不同方面的证据。冰缘位置、海洋温度估算值和大气气体测量值描述的并非同一变量,而且各自都有年代判定上的局限。气候代用指标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某种可测量的属性(如化石组合或化学比值)与过去的环境条件存在物理或生态联系。可靠的重建会对比多种相互独立的代用指标,而不是仅依赖单一指标。
在陆地上,冰碛、冰川搬运的巨砾、流线型基岩地貌,以及运动冰体底部沉积的物质,都可用于确定过去冰川的范围和流动方向。终碛可以标示冰缘长期停留或反复到达的位置,但现存最外侧的冰碛垄未必代表冰川曾经达到的最大范围,因为更早的沉积物可能已遭侵蚀。近海地震剖面和海底地貌可将这些重建延伸至大陆架;如今淹没在海水之下的这些区域,过去曾被接地冰体占据。
放射性碳测年可测定与冰川沉积物伴生的有机材料的年代,包括木材、泥炭和贝壳。通常,这种方法只能限定冰川覆盖的时间范围,而不能直接测定覆盖发生的年代。冰碛物下方的有机材料可以确定冰川推进发生在其形成之后,而在退冰后的地表上生长的植被,则可限定冰川最迟何时已经退去。海洋样品需要进行储库效应校正,因为海洋碳的年龄可能大于大气碳,而且这种年龄偏差会随地理位置和时间而变化。
宇宙成因核素定年测量的是宇宙射线轰击裸露岩石时产生的同位素,例如铍-10。这种方法对于测定冰碛上巨砾的年代,以及因冰川退缩而出露的基岩的年代,尤为重要。对测量结果的解释取决于暴露历史:此前暴露阶段遗留的核素可能使地表看起来比实际更古老,而侵蚀、积雪覆盖或后期掩埋则可能降低测得的核素浓度。释光测年方法通过估算沉积物颗粒最后一次见光的时间,为风成和水成沉积物提供补充性的年代信息。
海洋沉积物保存着微体化石、化学温度指标和氧同位素记录。底栖有孔虫壳体的氧同位素组成同时反映深层海水温度和海水的同位素组成,而后者又受全球冰量的影响。区分这些影响至关重要。极地冰芯保存了降雪化学成分、局地温度指标、尘埃和封存的大气气体的记录;其中气体的年龄小于周围冰体的年龄,因为在气泡封闭之前,空气仍可在多孔的积雪中流动。
重建结果还取决于空间采样的分布。早期的海洋综合重建,尤其是CLIMAP项目于1981年完成的重建,确立了全球性的图景,但热带温度和季节性海冰状况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后续研究纳入了更多代用指标,改进了校准方法,并采用统计方法,将观测数据与符合物理规律的模型场相结合。
轨道强迫与气候反馈
末次盛冰期的形成,是地球轨道的缓慢变化与涉及冰、温室气体、植被、尘埃和海洋环流的反馈相互作用的结果。米兰科维奇循环改变了入射太阳辐射在季节和纬度上的分布,而不是简单地让全球各地接收的太阳能同时减少。对于北半球大陆冰盖的增长,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夏季状况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冬季积雪能否在消融季过后留存下来。
轨道偏心率改变地球轨道的形状,地轴倾角变化改变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程度,岁差则改变各季节对应的地球轨道位置。三者的特征时间尺度分别约为100,000年、41,000年和19,000至23,000年。这些变化在数千年至数万年的时间里影响着积累与消融之间的平衡。因此,末次盛冰期的巨大冰盖反映的是气候强迫与冰体动力学长期作用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距今21,000年前那一刻的轨道构型。
冰放大了最初的降温。与森林、裸地或开阔水面相比,冰雪反射的入射太阳辐射比例更高,从而提高了地球的反照率。随着冰盖增厚,其表面海拔升高,温度随之降低,有利于积雪保存。冰盖的高度和形状也重塑了大气环流。不过,冰流加快、极寒内陆降雪减少,以及冰盖边缘的消融或冰山崩解等过程,部分抵消了这些效应。
在末次盛冰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约为185至195 ppm(百万分之一),而工业化前约为280 ppm。甲烷浓度通常约为350至400 ppb(十亿分之一),也明显低于工业化前的水平。较低的温室气体浓度削弱了大气阻滞向外发射的红外辐射的能力,并促使降温效应扩展到北半球冰盖以外的地区。
二氧化碳辐射强迫的简化表达式为
其中,和为相互比较的浓度,的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将190 ppm与280 ppm相比,仅二氧化碳一项产生的辐射强迫就约为瓦每平方米。这并非末次盛冰期的总辐射强迫,因为冰盖反照率、其他气体、尘埃及地理变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产生的温度响应取决于涉及水汽、云、积雪和海冰的反馈。这些过程使末次盛冰期成为评估气候敏感度的重要参照,但据此作出估算时,必须区分哪些效应被设定为外部边界条件,哪些被视为反馈。例如,在模型试验中,冰盖可能被设为固定不变,尽管在真实气候系统中,冰盖是在与其他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中演变的。
大陆冰盖与山地冰川
北半球最大的冰体是劳伦泰德冰盖,它覆盖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并延伸至美国北部。其南缘抵达如今五大湖所在地区,以及美国中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冰盖内部主要冰穹的厚度达数千米。其重量使下方地壳下沉,而其高耸的表面则构成了大陆尺度的大气流动屏障。
科迪勒拉冰盖占据了加拿大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及邻近山地。在冰盖范围最大时,它在加拿大西部部分地区与劳伦泰德冰盖系统连成一体,使北部内陆与更南方地区之间的无冰通道受到限制。这种格局对于重建冰流排泄路径和评估人类可能的迁徙路线都具有重要意义。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尽管严寒,却未被大陆冰盖覆盖,因为降雪量少,限制了冰的积累。
在欧洲北部,芬诺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了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并延伸至周边低地。其边缘位置及其与其他冰体的连接状况随时间而变化。不列颠—爱尔兰冰盖覆盖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并向近海延伸;巴伦支—喀拉冰盖复合体则占据了欧亚大陆北极陆架的部分区域。这些冰盖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而非固定不动的冰帽,其中的快速流动通道将冰输送至海洋边缘。
南极冰盖的扩张尤其体现在大陆架上,但各区域新增的冰量有所不同。与北半球一些陆地边缘地区相比,对南极洲冰盖的重建仍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许多相关证据埋藏在现代冰层或深水之下。格陵兰当时的冰盖也比现在更大,其出口冰川沿沿海陆架向外延伸得更远。必须区分这些冰体周围的海冰与接地的陆地冰:漂浮海冰对海平面降低的直接贡献很小。
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以及许多其他山脉中的山地冰川都发生了扩张。其范围取决于降温和降雪量两方面。在寒冷但干燥的地区,冰川的范围仍可能较为有限;而在较湿润的山脉中,则可能形成大面积冰原。因此,冰川物质平衡,即积累量与损失量之差,比单独考虑温度能提供更全面的解释。
冰流、冰底滑动和冰崩控制着这些冰体向外排泄冰量的过程。冰川底部的融水压力可以减小摩擦,而松软沉积物则可在移动的冰体之下发生变形。以海床为基底的冰缘对水深和基床几何形态尤其敏感。这些过程形成了冰舌、快速流动通道和不均匀的退缩格局,并留下了可用于重建昔日冰盖的地貌。
海平面下降与地理格局变化
扩张的大陆冰盖储存了大量水,使全球平均海平面比现代低约125至135米。这一估计反映的是全球平均意义上的水量重新分配,并不意味着各地海岸的海平面都下降了相同幅度。局地相对海平面还取决于地壳变形、地球重力场变化,以及地点相对于主要冰荷载的位置。
冰川均衡调整造成的地理差异尤为显著。在冰盖下方,地壳因承受荷载而下沉,冰缘外围则可能形成隆起带。此后,随着冰体消融,原先下陷的地区发生回弹,一些先前隆起的地区则开始下沉。这些响应至今仍在持续。因此,要重建末次盛冰期的海岸线,需要同时模拟冰盖演变历史和地球内部的力学响应,而不能仅仅将现代高程图上的海平面降低130米。
海平面下降使许多大陆周边的广阔陆架出露。白令陆桥地区横跨今天的白令海峡,将亚洲东北部与北美洲西北部连接起来,并涵盖了相邻的大片低地。在东南亚,巽他古陆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及其间广阔的陆架区域连为一体。更东面的萨胡尔大陆则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连成了一块更大的陆地。
并非所有海峡都消失了。巽他陆架与萨胡尔陆架之间的深水通道仍构成海洋屏障,因此两者之间的迁移依然需要渡水。同样,在其他地方,海平面降低也没有消除所有岛屿之间的阻隔。具体影响取决于当地的海底水深与地形。在欧洲西北部,北海的大片区域成为出露的陆地,或被冰体覆盖,而河流水系则延伸至如今已被海水淹没的地带。
陆架出露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增加了陆路通道。河流入海前流经的距离变长,在陆架上切割出河谷,并将泥沙输送至不同的沉积环境。河口与近岸浅水生境向海侧迁移。海洋通道变窄以及陆架面积变化,也影响了潮汐、区域环流,以及边缘海与大洋之间的水体交换。
这些变化增加了考古重建的难度,因为昔日的沿海聚落与景观如今可能已沉入水下。它们也使海平面估算更加复杂:解读古海岸线时,必须综合考虑珊瑚生长水深、沉积物压实、构造运动和冰川引起的地壳变形。因此,重建工作会结合远离冰盖地区的珊瑚记录、水下地貌、沉积证据和物理模型,而不是将某一处海岸地点直接视为全球海平面的标尺。
温度、大气环流与水循环
末次盛冰期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低数摄氏度。估算结果因所用的代用指标、数据缺失的处理方式,以及陆地与海洋信息的整合方法而异。杰西卡·蒂尔尼及其同事于2020年开展的一项重建研究估计,全球降温幅度约为6.1°C,报告的区间约为5.7—6.5°C。其他重建研究得出的降温幅度较小,这说明确切的降温幅度仍是一个有待定量研究的问题,而非直接测得的全球平均值。
各地的降温幅度极不均匀。被冰盖覆盖的大陆内部地区,由于海拔高、反射率强且远离开阔水域,局地气温发生了极大变化。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降温幅度通常大于热带,陆地气温的变化也比海洋更为显著。不过,热带的状况仍与现代有很大差异:海表温度降低、山地环境变冷,以及植被带向低海拔迁移,都表明热带气候并非没有变化。
冰盖改变了大气环流的路径。冰盖巨大的高度改变了行星波、风暴路径和急流,由此形成的一些区域气候格局,无法仅用从极地到赤道的温度变化来解释。在北美洲西部,环流变化和蒸发减弱促使一些内流盆地形成了大型湖泊。邦纳维尔湖和拉洪坦湖就是典型例子,不过,它们的最高湖岸线未必与全球冰盖范围达到最大值的时期同步。
全球水循环总体上有所减弱,因为较冷的大气所能容纳的水汽更少,蒸发也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降水都减少了。区域降雨取决于风暴路径、水汽输送、季节性环流,以及与变化后的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即使降雨有限,只要寒冷条件使湖面及其集水区的蒸发大幅减少,湖泊仍可能扩张。
许多热带季风系统有所减弱,或在地理位置上发生了偏移。海陆温差、温室气体、冰盖以及出露的大陆架的变化,都影响了季风系统的活动。在亚洲部分地区,沙尘输送增加和植被变化表明当地气候寒冷干燥,但夏雨区与冬雨区的响应并不相同。因此,不应将末次盛冰期描绘成全球各地干旱程度一致加剧的单一图景。
许多冰芯和海洋记录显示,沙尘沉降显著增加。植被覆盖减少、沉积物裸露、冰川研磨作用以及风场变化,为矿物颗粒提供了来源及输送条件。黄土高原及其他地区的沉积物保存了这一时期环流的部分特征。沙尘还影响了辐射,并向海水输送营养物质,从而将大气状况与碳循环联系起来。
海洋环流、海冰与碳储存
冰期海洋比今天更冷,平均盐度也更高,因为大量淡水储存在大陆冰盖中。降温使海水密度增大,而海水冻结和海冰融化引起的盐分再分配,则影响了高密度水体形成的位置。海冰随季节变化而扩张,其扩张程度也因地区而异,南大洋和北大西洋区域尤为明显。海冰的确切范围仍不确定,因为许多海洋指标主要记录的是特定季节的状况,而非全年平均状况。
末次盛冰期期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并未完全停止。证据表明,北源水仍在形成,但其深度、性质、分布范围和更新速率均与现代不同。许多重建结果显示,较浅的北源水团覆盖在体积更大的南源深层水之上。对环流输送强度的估算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解读代用指标,以及所考察的具体时段。
多种地球化学示踪指标为重建这一环流提供了约束。底栖有孔虫中的碳同位素有助于区分水团,并追溯其营养盐变化历史。放射性碳测量可揭示水体与大气隔绝、未发生交换的时间有多长,但表层海水储库年龄的变化使解读变得复杂。沉积物中的镤钍比值提供了另一种环流指标,但也受到颗粒物清除作用和沉积物搬运的影响。因此,不同示踪指标之间的一致性,比任何单项测量都更有说服力。
冰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较低,这意味着碳必然在大气、海洋、陆地和沉积物之间发生了重新分配。较冷的海水能够溶解更多二氧化碳,但仅凭溶解度随温度的变化,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冰期二氧化碳浓度的下降。海洋层化、深层水通风、生物碳输出和海水化学性质的变化也发挥了作用。在陆地上,森林面积缩小和二氧化碳浓度降低改变了植被及碳储量,部分抵消了碳从大气向其他碳库的转移。
南大洋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深海水与大气相互作用的主要区域之一。更持久的海冰覆盖和更强的层化,可能抑制富碳深层水中的碳向大气释放。与此同时,矿物尘埃带来的铁可以促进缺铁海域中浮游植物的生长,从而增强生物泵的部分过程,将更多碳从表层海水输送至深海。
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完整解释冰期碳循环。合理的解释必须能够再现大气气体浓度、海洋营养盐分布格局、碳同位素分布,以及深层水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的证据,还必须解释这些状况在冰消期如何发生变化。因此,对末次盛冰期海洋状况的重建,着眼于物理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相互作用的系统,而不是仅根据温度推断出的环流格局。
植被、土壤与动物群落
寒冷、干燥、季节性变化、低二氧化碳浓度及环境扰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使末次盛冰期的生态系统不同于现代生态系统。保存在湖泊和海洋沉积物中的花粉,为了解当时的植被分布提供了主要证据。植物大化石、炭屑、甲虫遗骸、古代脱氧核糖核酸以及哺乳动物化石,则从不同空间尺度补充了相关信息。这些记录常常揭示出在现代找不到相近对应类型的群落,因此,仅依据现今植被带进行重建存在局限。
在欧亚大陆北部和白令陆桥地区的广大区域,富含草本植物的开阔植被构成了猛犸草原。它并非只是向南迁移的现代北极苔原,而是在季节性变化强烈的条件下,由禾草、莎草和多种开花草本植物组成的生态系统,各地区的水分状况和土壤肥力有所不同。披毛猛犸象、马、驯鹿、野牛及其他大型植食动物,分别栖居于这片广阔、呈镶嵌格局的生态环境中的不同区域。
森林总体上有所收缩或发生了组成变化,但并未在热带以外的所有地区消失。有遮蔽的地形和有利的区域气候,使一些树木种群得以在避难所中存续。南欧各半岛是重要的避难所地区,也有证据表明,树木在某些更偏北的地点同样存活了下来。这些种群的分布与规模,影响了末次盛冰期之后森林扩张的路线和速度。
热带地区的响应各不相同。气候变冷使山地植被向较低海拔迁移,而水分减少则使一些地区更有利于开阔植被生长。然而,认为整个亚马孙森林都破碎为少数孤立避难所的说法,并不能作为普遍适用的描述。不同地区有的保留了森林,有的植被组成发生变化,还有的形成了更开阔的环境。要区分这些不同的变化情形,需要结合当地的花粉记录、沉积历史和气候模拟。
较低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对植物施加了额外的生理限制。大多数树木和许多温带草本植物采用C3光合作用途径,其生产力受低二氧化碳浓度的限制比C4植物更强。然而,与适应温暖环境的C4禾草相比,低温往往更有利于C3植被。因此,植被格局反映的是生理因素与气候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非仅由二氧化碳浓度决定。
冻土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陆冰盖的边界。多年冻土、季节性冻融扰动和稀疏植被共同影响了土壤发育、坡体运动及河流活动。在沉积物供应、风力搬运和地表条件适宜的地方,风成黄土不断堆积。这些环境后来影响了肥沃土壤的形成,并保存了粉尘与气候变化的详细记录。动物种群对由此形成的生境镶嵌格局作出了响应,但晚更新世的灭绝事件在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并不相同,不能将它们视为末次盛冰期引发的一次同步事件。
人类群体与考古景观
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末次盛冰期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考古学分期的名称具有地域性,不应在世界各地一概套用。当时的人类群体栖居于多种环境,从热带森林、稀树草原到寒冷的大陆内陆地区都有分布。相关考古记录反映了聚落、流动性、生计和技术的变化,不过,遗存的保存状况和研究的深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能够看到哪些证据。
在欧洲,冰盖扩张和严酷的冰缘环境限制了北部部分地区的人类居住。人口分布随之发生变化,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成为重要的人口集中地。梭鲁特考古文化传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24,000至19,000年前,主要分布于欧洲西南部。其制作精细的石尖器代表了一种区域性的技术发展,既不是末次盛冰期普遍存在的文化,也不能直接作为衡量人类适应寒冷程度的指标。
住所、衣物、用火、食物储存以及灵活的迁徙方式,都是在寒冷环境中生存的重要条件。动物骨骼和石器表明,人类曾获取并利用大型食草动物,但在条件允许的地方,植物性食物和小型动物也可能是食物来源。各种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差异很大。考古证据很少能够支持用单一生计模式解释冰期的所有人群,短期狩猎营地也不应被视为全年经济活动的代表。
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同时受到出露陆地和冰障的影响。白令陆桥连接了亚洲与北美洲,但冰盖的分布格局限制了进一步向南的通道。人类何时进入美洲、沿海路线是否可供通行,以及后来内陆通道何时开放,是彼此不同的问题。仅凭陆桥的存在,无法确定人类何时曾穿越那里;一条无冰路线也未必立即就有足够的食物等资源来支持持续行进。
较低的海平面也改变了东南亚和萨胡尔地区可供定居的空间。人类远在末次盛冰期之前就已抵达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因此,不能将这两地最初有人类定居解释为大陆架最大程度出露的结果。末次盛冰期期间,当地人群面对的是改变了的海岸线、范围扩大的干旱内陆,以及不断变化的淡水和食物分布。尽管海平面下降,一些主要陆块之间仍有深水海域相隔。
古代遗传证据有助于重建人群之间的关系及其祖源变化,但遗传谱系不能与考古学文化或语言等同起来。对人口收缩与扩张的推断取决于所采用的人口学模型和样本。末次盛冰期之后,沿海地区被海水淹没,掩盖了过去的海岸线,使现存记录进一步产生偏差。因此,要理解人类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就需要结合考古学、遗传学、古环境证据以及重建的地理格局,而不能假定文化变迁仅由气候决定。
冰消期与作为气候模型检验基准的末次盛冰期
冰川最盛状态的消退始于距今约19,000年前,但这一过程并不同步。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量的增加促进了冰量减少,而海洋环流、大气二氧化碳和反照率的变化则放大了增暖,并改变了增暖的空间分布。冰盖最初的退缩可能使颜色较深的陆地和水面暴露出来,增加对太阳辐射的吸收。随着冰面高度下降,冰面也会接触到更温暖的空气,从而进一步加剧某些地区的融化。
在冰消期的长期增暖趋势之上,还叠加了一些突发事件。海因里希冷期1大致发生于距今18,000至14,700年前,期间北大西洋显著降温,海洋环流受到广泛扰动。博林—阿勒罗德暖期始于距今约14,700年前,之后出现了新仙女木期,约为距今12,900至11,700年前。这些事件均发生在末次盛冰期的主要时段之后,且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很大。
随着冰盖质量减少,全球海平面上升,但上升速率并不恒定。距今约14,600年前发生的融水脉冲1A,使海平面在数百年内迅速上升了约10至20米,具体估算值因年代框架和重建方法而异。不同冰盖各自的贡献仍存在争议。大量融水的注入改变了沿海环境,并可能影响海水密度和海洋环流;与此同时,冰缘退缩形成的湖泊也可能突然泄流。
对于气候模拟而言,末次盛冰期提供了一个与现代显著不同、却有多种证据记录的气候状态。古气候模拟比较计划协调开展采用统一边界条件的试验。这些条件通常包括较低的温室气体浓度、重建的冰盖高度和范围、较低的海平面,以及距今约21,000年前的地球轨道参数。随后,便可将大气与海洋环流模型及更综合的地球系统模型的试验结果,与代用指标重建结果进行比较。
这些比较检验的不只是模型能否产生足够的平均降温,还考察热带海表温度、极地放大效应、季风变化、尘埃、植被和深海特性。模型可能再现全球平均状况,却错误地模拟了区域降水或海洋水团的空间分布。反过来,某一地点的模拟与重建结果不符,也可能源于代用指标所反映季节的不确定性、定年误差或局地过程,而非大尺度模拟本身的缺陷。
冰盖几何形态、南极冰量、区域降水和碳储存机制等方面仍存在重要的不确定性。标准的平衡态试验也对当时的气候作了简化,未能充分体现其内部变率及此前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影响。瞬态模拟通过允许强迫因素和冰盖几何形态随时间变化来弥补这些局限,而数据同化则将模型动力学与地理覆盖不完整的观测资料结合起来。这些方法被用于辨别彼此竞争的重建方案,并量化末次盛冰期证据对气候反馈的约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