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敏感度衡量的是全球气候对其能量平衡持续变化的响应程度。它最常用的表达方式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所引起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幅。这种响应不仅取决于二氧化碳对向外辐射的红外线的直接影响,还取决于水汽、云、积雪、海冰以及气候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因此,气候敏感度是一个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系统所具有的属性,而不是单独衡量二氧化碳增温效应的指标。
几个相关的量用于区分气候接近平衡后达到的升温幅度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过程中经历的升温幅度。对这些量的估算综合运用了物理理论、仪器观测数据、古气候证据和数值模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21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认为,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时,平衡气候敏感度的最佳估计值为3°C,可能范围为2.5—4°C。这些估计值对于理解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未来的升温幅度:排放量、其他气候影响因素、海洋热量吸收以及所考察的时间尺度也都很重要。
气候响应的定义与衡量指标
讨论最广泛的指标是平衡气候敏感度(ECS):当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维持在加倍后的水平,大气、海洋及其他响应相对较快的组成部分接近新的能量平衡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最终上升的幅度。按照常规定义,大型冰盖及其他变化缓慢的边界条件通常保持不变。“平衡”并不意味着所有环境变化都已停止。在 ECS 所代表的温度响应基本完成之后,冰盖、生态系统和沉积过程仍可能继续演变。
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是一种标准化实验,并不是预测浓度必然会沿某条特定路径变化。从代表工业化前状况的约 280 ppm(百万分之几)加倍至 560 ppm,为研究提供了共同的参照。由于在与现代气候变化相关的浓度范围内,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与其浓度大致呈对数关系,因此,从 560 ppm 加倍至 1,120 ppm 所产生的额外强迫也大体相当。不过,由此造成的升温幅度未必相同,因为反馈强度可能随背景气候状态而变化。
瞬态气候响应(TCR)衡量的是深海达到平衡之前的升温幅度。其标准定义采用一项理想化实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长 1%。约 70 年后,浓度达到初始值的两倍;TCR 即以浓度加倍时点为中心的 20 年间,全球平均温度升幅的平均值。TCR 通常小于 ECS,因为此时海洋仍在吸收大量热量。2021 年的评估给出的 TCR 最佳估计值为 1.8°C,可能范围为 1.4–2.2°C。
有效气候敏感度是根据有限时段内温度、强迫与地球能量不平衡之间的关系推算出的估计值。它通常依据观测资料或尚未达到平衡的模型模拟计算得出。其数值可能不同于最终的 ECS,因为升温的地理分布格局会随时间演变,进而使总体反馈强度发生变化。因此,即使使用同一个模型,百年尺度的模拟与时长更长的实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有效气候敏感度。
地球系统敏感度将响应范围扩展至较缓慢的变化,例如大型冰盖退缩和植被分布变化。使用这一术语时需要仔细界定,因为不同研究所涵盖的过程和时间尺度各不相同。同样,以每瓦每平方米对应的温度变化度数表示的敏感度,也不等同于以二氧化碳浓度每加倍一次对应的温度变化度数表示的敏感度。因此,引用任何数值时,都需要明确其对应的强迫、响应变量、时间尺度,以及允许发生变化的一组过程。
辐射强迫与反馈框架
地球主要以太阳光的形式接收能量,并主要以热红外辐射的形式向外释放能量。改变大气层顶净向下能量通量的扰动称为辐射强迫。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时,最初会减少逸向太空的红外能量。由此产生的正能量不平衡使气候变暖,直到向外辐射增加及其他调整使能量重新达到平衡。
一个实用的全球近似关系为
其中, 是地球净向下的能量不平衡, 是强迫, 是全球平均地表升温, 是净恢复参数,在这一符号约定下通常取正值。达到平衡时,,因此有
这里, 是二氧化碳浓度加倍产生的强迫。这一方程是用于诊断的近似关系:强迫和反馈参数都并非完全独立于气候状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
对于二氧化碳,强迫通常近似表示为
其中, 和 分别为最终浓度和初始浓度, 则取决于所采用的强迫定义和近似方法。早期广泛使用的公式给出的浓度加倍强迫约为每平方米 3.7 瓦。《第六次评估报告》评估认为,二氧化碳浓度加倍的有效辐射强迫约为每平方米 3.9 瓦。有效强迫包括平流层冷却和某些云变化等快速调整;这些调整并非由全球平均地表升温所引起。
最基本的稳定性响应是普朗克响应:行星越暖,发出的红外辐射就越多。如果没有其他随温度变化的反馈,二氧化碳浓度加倍将使地表升温约 1.2°C。全球每升温一度,普朗克恢复响应约为每平方米 3.2 瓦,不过其具体诊断值取决于所用方法和气候状态。
其他气候反馈会改变这一响应。由于较暖的空气能够容纳更多水汽,水汽增加通常会放大升温,而垂直温度廓线的变化则会改变红外辐射的发射。具有反射作用的积雪和海冰减少,会增加对太阳光的吸收。云的变化既影响入射太阳辐射,也影响向外发射的红外辐射。正反馈会放大最初的升温,但不一定使系统失稳。只要按照上述符号约定,综合恢复响应仍为正值,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平衡。有些文献采用另一种写法,以负的恢复系数表示反馈项,因此容易引起混淆。
水汽、温度递减率、云与地表反射率
水汽反馈是温室效应增暖的重要放大机制。在低层大气的典型温度范围内,温度每升高一度,饱和水汽压约增加7%,但具体百分比随温度而变化。在许多增暖模拟中,大气相对湿度在大尺度上保持大致稳定,因此比湿通常会上升。增加的水汽会吸收更多红外辐射,从而在地表温度给定的情况下,降低地球向外散失能量的速率。
这一反馈与温度递减率反馈密切相关,后者涉及温度垂直梯度的变化。在热带对流层,湿对流往往使高空的升温幅度大于近地面。这会增强向太空的辐射,形成有助于稳定气候的反馈。在高纬度地区,强烈的近地面增暖和稳定的大气层结可能产生不同的响应。水汽反馈与温度递减率反馈通常会一并评估,因为二者在物理上相互耦合,分别诊断出的反馈强度会随分析方法的选择而变化。
当增暖使积雪覆盖和海冰减少、露出颜色较暗的陆地或海洋时,冰—反照率反馈便会发挥作用。暴露的表面吸收更多阳光,从而加剧增暖。这一反馈的强弱取决于季节、云量、太阳高度角,以及反射性表面消失的位置。极地冬季没有阳光,因此此时海冰减少几乎不会直接影响短波辐射;而在有阳光的季节,海冰变化则可能显著影响太阳辐射的吸收。常规定义的平衡气候敏感度(ECS)通常不包括大规模冰盖变化,但这类变化会影响地球系统敏感度。
云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既能反射阳光,又能抑制红外辐射冷却。明亮的海洋低云通常具有很强的冷却作用,而温度较低的高云则可能产生显著的温室效应。气候变暖会改变云的覆盖范围、高度、厚度,以及液态水与冰的组成比例。云辐射效应的变化并不必然等同于云反馈,因为大气的其他变化也会改变穿过有云区和晴空区的辐射。
各项评估认为,云的净反馈很可能为正,其中低云变化是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高云云顶升高往往会增强温室效应增暖,而副热带低云覆盖减少则可能增加对阳光的吸收。相反,某些混合相云中的冰转变为液态水,可能提高反射率,起到稳定气候的作用。这些作用的净结果取决于一些发生在小尺度上的过程,其尺度小于许多全球模式的网格。因此,卫星观测、飞机测量、野外观测试验和高分辨率模拟,为检验模式如何表征这些机制提供了关键依据。
海洋吸热与变暖的地理分布
海洋热容量巨大,并能将热量输送至内部,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时间进程有着重要影响。近几十年来,气候系统积累的多余热量中,超过90%进入了海洋。因此,即使地球能量收支持续处于正失衡状态,地表升温幅度仍可能远低于最终达到平衡时的响应幅度。这种热惯性是瞬态气候响应(TCR)与平衡气候敏感度(ECS)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个简化的双层模型将地表气候系统与上层海洋视为一个热库,将深层海洋视为另一个热库:
其中, 和 为有效热容量, 和 为温度距平, 表示热交换。该模型呈现出初期较快的响应,随后随着深海逐渐调整,升温速度放缓。它无法再现海洋环流的全部复杂性,但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平衡敏感度可以对应多个响应时间尺度。
海洋吸热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均匀。南大洋尤为重要,因为这里的环流使深层海水与大气接触,并将新吸收的热量输送到海面以下。北大西洋也通过深水形成和翻转环流发挥重要作用。风驱动的上升流和热带海洋动力过程,则进一步影响不同地区海表升温的快慢。因此,温盐环流的变化会影响瞬态响应,而这种影响无法简化为一个全球热容量数值。
变暖的空间分布也会改变反馈本身,这被称为格局效应。如果变暖集中在辐射响应具有较强稳定作用的区域,所产生的全球恢复参数可能大于变暖集中在其他区域时的值。热带太平洋的海表温度格局影响尤为显著,因为它会影响广大区域的对流、大气稳定度和低云。因此,根据历史变暖格局推断出的反馈,可能不同于二氧化碳浓度加倍并维持在该水平后,主导长期变暖的反馈。
内部变率使这种诊断更加复杂。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相关的事件会在海洋与大气之间重新分配热量,并改变云和辐射。这些事件中的短期温度—辐射关系,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平衡气候敏感度。同样,两个平衡气候敏感度相近的模型,可能因海洋吸热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瞬态气候响应;而瞬态升温相近的模型,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平衡响应。要区分这些情况,需要同时观测地表温度和海洋热含量。
概念的发展
对气候敏感度的早期探究源于对大气红外吸收的研究。1896年,斯万特·阿伦尼乌斯计算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会如何改变地表温度。他的估算对辐射、湿度和热量输送作了大幅简化,但确立了二氧化碳浓度与全球气候之间的定量联系。这些计算还认识到,水汽不仅是一种独立的大气成分,还能放大最初的升温。
20世纪,光谱学和数值方法的进步使更贴近实际的计算成为可能。盖伊·斯图尔特·卡伦德于1938年提出,二氧化碳含量上升可能是观测到的变暖的成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吉尔伯特·普拉斯利用改进的红外辐射计算方法,研究了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这些研究对大气过程的处理各不相同,说明仅凭实验室中的吸收测量无法确定气候敏感度。
辐射—对流模型的出现带来了一项重大进展,这类模型同时描述辐射和大气中的垂直热量输送。1967年,真锅淑郎和理查德·韦瑟拉尔德发表了一项计算结果:在相对湿度保持不变的假设下,二氧化碳浓度加倍会使地表升温约2°C。这项工作表明,水汽的放大作用以及允许大气温度廓线发生调整都十分重要。后来的三维模型纳入了大气环流、地理分布、海冰,以及越来越贴近实际的海洋。
197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朱尔·查尼主持下开展的一项研究估计,二氧化碳浓度加倍引起的平衡升温约为3°C,可能范围为1.5—4.5°C。这一“查尼范围”在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具有影响力。它长期沿用,并不意味着其背后的证据没有变化:模型物理过程、观测和古气候重建均有显著改进,但相互抵消的不确定性仍限制了能够得到证据支持的范围。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历次评估逐步明确了平衡响应与瞬态响应之间的区别,并日益注重综合相互独立的证据。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给出的平衡气候敏感度(ECS)的可能范围为1.5—4.5°C,未给出最佳估计值。2021年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将可能范围缩小至2.5—4°C,最佳估计值为3°C,很可能范围为2—5°C。其评估方法依托于对反馈过程的理解、历史气候记录、古气候证据和涌现约束,而非将现有模型的气候敏感度取值分布视为概率分布。
仪器观测记录的约束
仪器观测记录通过比较估算的辐射强迫、观测到的升温以及气候系统中仍在积累的能量,对气候敏感度提供约束。将简单能量平衡方程重新整理,可得
随后,用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所产生的辐射强迫除以这一推算出的恢复参数,即可估算有效气候敏感度。在实际计算中,通常采用选定时段之间的变化量,或拟合随时间变化的模型,而不是依赖某一年的数据。温度观测可追溯至19世纪,但相关测量的质量和地理覆盖范围随时间而异。
辐射强迫的不确定性是一项主要限制因素。历史升温不仅反映二氧化碳的影响,也反映甲烷、氧化亚氮、臭氧、土地利用变化、火山喷发、太阳活动变化以及大气气溶胶的影响。总体而言,人为气溶胶通过散射阳光和改变云的性质,抵消了部分温室效应引起的升温。如果估算的气溶胶冷却作用更强,就可能需要更强的温室气体增暖响应,才能解释观测到的温度变化历史。因此,气溶胶强迫的不确定性会直接转化为根据历史能量收支推断的气候敏感度的不确定性。
海洋观测为能量不平衡提供了独立约束。Argo计划自21世纪头十年扩大规模以来,已提供大量温度和盐度剖面数据,通常覆盖海洋上层2,000米。船舶测量和深海观测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记录,不过某些区域和深度范围的覆盖仍不够完整。云与地球辐射能量系统的卫星辐射测量用于追踪地球入射与出射能量的变化。海洋热含量观测对于确定地球整体能量不平衡的绝对值十分重要,因为卫星对其随时间变化的测量,比对其微小绝对值的测量更为准确。
火山喷发提供了额外的检验机会。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将硫注入平流层,形成的气溶胶暂时减少了地球吸收的太阳辐射,使地表降温。这种温度响应有助于检验辐射、海洋热吸收及反馈过程。但它并不能直接测得平衡气候敏感度(ECS),因为火山强迫持续时间短、空间分布独特,而且伴随着环流变化。强迫变化历史的不确定性及其与内部变率的叠加,也会影响推断结果。
基于仪器观测的估算还必须考虑实测地表温度数据集与模型温度定义之间的差异。观测数据产品通常将陆地上空的气温与海洋表面温度结合使用,而模型诊断可能在所有区域都采用近地表气温。地理覆盖的空白也可能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早期观测中。这些问题与空间型效应和内部变率共同说明,为什么历史升温与辐射强迫之间一个看似简单的比值,并不能唯一确定平衡气候敏感度。
来自古气候的证据
与仪器观测记录相比,古气候可用于检验更长时间尺度、幅度更大的气候变化。气候代用指标包括海洋沉积物中的化学和生物指标、冰芯测量数据、花粉以及其他自然档案。这些记录并不直接测量某个单一的全球温度或强迫值。相反,气候重建需要运用物理和统计方法,综合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证据,其中存在与年代测定、季节性解读、校准以及覆盖不完整有关的不确定性。
距今约21,000年的末次盛冰期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当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约为180—190 ppm,远低于工业化前约280 ppm的浓度。巨大的冰盖覆盖了北美洲和欧洲北部的广阔地区,全球海平面比今天低约120米,地球也寒冷得多。将温度变化的幅度与各项强迫的综合作用进行比较,有助于约束气候响应的估计范围。
解读这种比较时,需要区分强迫与反馈。为了得到可与常规平衡气候敏感度(ECS)相比的估计,通常将大型冰盖的影响视为外加的边界条件变化,而将水汽、云和海冰视为气候系统内部作出响应的因素。如果把大陆冰盖的变化也计入反馈,所得结果就更接近地球系统敏感度。冰盖地形还会影响大气环流,因此,并不总能用简单调整全球反照率的方式来准确表示其影响。
较温暖的时期提供了补充信息。距今约330万至300万年的上新世中期,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与现代大致相当,但温度更高,冰覆盖范围更小。这一时期的气候为持续温暖状态及缓慢的环境调整提供了证据。然而,植被、冰盖、海洋通道和地理格局的变化,使其难以直接与现代条件下的二氧化碳浓度翻倍试验进行比较。对于年代更为久远的温暖时期,二氧化碳浓度和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还要大得多。
冰期旋回也说明,二氧化碳与温度之间的相关性本身并不能用来估计气候敏感度。米兰科维奇循环所描述的地球轨道变化,会改变阳光在不同纬度和季节的分配,并可能触发气候变化,而冰盖和温室气体又会放大这些变化。二氧化碳在一种情境下可以起反馈作用,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可以作为外加的强迫。因此,古气候研究会将重建结果与模拟及对物理过程的认识相结合,以辨明各因素的因果作用。其价值部分在于检验某个提出的敏感度是否与多种气候状态相符,而不仅仅是与相对短暂的现代变暖时期相符。
气候模型、不确定性评估与解读
大气与海洋环流模型利用物理方程和数值近似,计算大气、海洋、陆地和海冰的耦合演变。地球系统模型还可能纳入碳循环等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气候敏感度由模型中辐射、环流、云和地表过程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通常并不是一个单独设定的输入参数。不过,气候模型参数化方案的选择,尤其是对模型无法解析的云和湍流过程的处理,会显著影响其数值。
一种标准的诊断方法是将二氧化碳浓度骤然提高至工业化前的四倍。在以乔纳森·格雷戈里命名的格雷戈里回归中,将模拟得到的大气顶能量收支不平衡量与全球平均地表升温幅度绘制成图。截距用于估计强迫,斜率用于估计有效恢复响应。将回归线外推至能量收支不平衡量为零的位置,即可得到该试验的有效平衡升温。把这一升温幅度除以二,可以近似得到浓度加倍时的响应,但非线性、不断演变的空间格局以及依赖气候状态的反馈,都限制了这种换算的等效性。
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六阶段所包含模型的有效敏感度分布范围比上一阶段更广,其中有几个模型的数值超过了5°C。在一些模型中,更强的云正反馈是造成高敏感度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能证明真实气候系统的敏感度有所上升。一组模型是由科学建模成果构成的集合,而不是从所有物理上可能的气候中随机抽取的样本。不同模型共用某些组件和假设,而且在某一变量上表现良好,并不保证其敏感度准确。
因此,评估范围需要综合多方面证据,而不是简单地对模型取平均。《第六次评估报告》给出的平衡气候敏感度(ECS)“可能”范围为2.5—4°C,意味着经评估,其落在该区间内的概率至少为66%;“很可能”范围为2—5°C,对应的概率至少为90%。这些并不是绝对的物理界限。极低的敏感度难以与放大性反馈和已观测到的气候变化这两方面的综合证据相吻合,而历史升温、古气候证据及反馈过程研究,则对极高敏感度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
气候敏感度还必须与基于排放量的指标区分开来。累积碳排放瞬态气候响应将升温与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联系起来,同时涵盖热响应和碳循环行为。相比之下,ECS规定的是浓度变化。同样,保持二氧化碳浓度不变并不等于停止二氧化碳排放:排放停止后,陆地和海洋仍在持续交换碳,因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仍会变化。要判断区域降水、极端事件和海平面上升,还需要有关环流、水分、海水膨胀和冰体动力学的更多信息。全球敏感度数值可以约束总体温度响应,却无法单独确定这些在地理分布和物理机制上各不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