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强迫是指某一特定扰动引起的、进入地球气候系统的电磁辐射净通量的变化。这类扰动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火山喷发或太阳辐射输出变化等。辐射强迫通常以全球年平均值表示,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即 。正强迫通常使地表和低层大气变暖,负强迫则通常使其冷却。这里的“强迫”指对能量平衡的扰动,而非力学意义上的力。
这一概念使物理性质不同的气候变化驱动因素能够在统一的能量尺度上进行比较。其确切含义取决于计算通量变化之前,将哪些大气和地表调整过程纳入考虑。现代评估区分了瞬时辐射强迫、平流层调整辐射强迫和有效辐射强迫。这些量描述的是引发变化的初始扰动,而非完整的温度响应;后者还取决于气候反馈、海洋吸热以及强迫的地理分布。
地球辐射收支中的物理基础
地球能量收支主要取决于吸收的太阳辐射和向外发射的热辐射。按全球平均计算,入射太阳辐射约为 。其中约有30%被云、大气颗粒物和地表反射,其余约 被地球系统吸收。处于长期能量平衡状态的气候系统,会以热红外辐射的形式向太空发射等量的能量。这些取整后的数值描述的是背景能量流;辐射强迫衡量的则是这些能量流之间平衡的变化,其大小往往仅为每平方米几瓦。
在大气层顶,净向下辐射通量可写为
其中, 为地球轨道距离处的太阳总辐照度, 为行星反照率,OLR 为向外长波辐射。式中的四分之一因子源于:地球以圆盘状截面截获阳光,而全球平均值则按整个球体表面积计算。若规定向下的通量为正,反射的太阳辐射减少或向外发射的红外辐射减少,都会使 发生正向变化;反射或红外发射增加则会使其发生负向变化。
这些物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长和高度。到达地球的太阳能主要集中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而地球发射的辐射则主要位于热红外波段。温室气体在特定光谱带内吸收和发射辐射,改变辐射逸向太空所来自的大气层高度。云既反射太阳辐射,也与热红外辐射相互作用。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能够散射和吸收太阳辐射,还能改变云的性质。因此,同一种扰动可能产生相互抵消的短波和长波贡献,不能仅凭其中任一分量推断其净效应。
必须区分辐射强迫与气候开始响应后实际存在的能量不平衡。施加的正强迫最初会增加地球系统留存的能量,但随后的增暖会增强热辐射发射,并触发其他反馈。观测到的能量不平衡,是这些响应发生后入射与出射能量之间剩余的差额。辐射强迫也不同于地表辐射:吸收辐射的大气颗粒物可能使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减少,同时使大气增暖,并在大气层顶产生正强迫。因此,明确所指的高度层次和正负号约定至关重要。
定义与快速调整的处理
瞬时辐射强迫是指在温度、云、水汽及其他相关性质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强迫因子发生变化后,辐射通量立即产生的变化。它是诊断直接辐射相互作用的有用指标。例如,在保持大气廓线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二氧化碳会立即改变红外辐射的吸收和发射。这一量尚未包含加热率变化随后引起的大气温度变化。
平流层调整后的辐射强迫在许多早期评估中通常简称为辐射强迫,其定义允许平流层温度达到辐射平衡,同时保持地表和对流层状态不变。这一调整很重要,因为温室气体对各大气层的影响并不相同。二氧化碳增加通常会使平流层冷却,改变其红外辐射发射,进而改变传递至气候系统其余部分的净通量。过去,调整后的通量通常在对流层顶计算;在平流层完成辐射调整后,也可以在大气顶诊断相应的通量扰动。
有效辐射强迫,简称 ERF,还包括大气温度、水汽、云以及陆地表面某些特征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并非由全球地表增暖所引起。这些变化称为快速调整。“快速”体现的是物理机制上的区别,而非严格的时间界限:关键在于某一变化是对强迫因子本身的响应,还是与全球地表温度变化有关的反馈响应。例如,气溶胶引起的云变化可以是 ERF 的一部分,尽管云也参与依赖于温度的反馈过程。
气候模型通常通过比较海表温度和海冰设定完全相同、但强迫因子浓度或排放量不同的模拟来估算 ERF,同时允许大气和陆地作出调整。由于即使海洋温度固定,陆地温度仍可能变化,因此一些计算方案会对由此产生的地表温度响应进行校正。另一种方法是开展耦合模型试验,将大气顶能量不平衡与全球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外推至零增暖状态。当反馈随时间或增暖的空间格局而变化时,这些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一定相同。
ERF 已成为优先采用的比较指标,因为相较于瞬时辐射强迫,它通常能更一致地预测不同强迫因子引起的全球温度响应。不过,它并不能提供一种不依赖于强迫因子的温度换算关系。即使两种扰动具有相等的全球 ERF,其地理分布、垂直加热分布、对降水的影响以及随时间演变的反馈也可能不同。因此,若不明确说明所用定义、参考状态、平均时段和包含的调整,辐射强迫的估算就是不完整的。
温室气体及其光谱效应
温室气体的辐射强迫源于分子吸收光谱与大气垂直温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地球大气层的很大一部分区域中,对流层内的温度随高度升高而降低。红外不透明度增加,会使向太空发射辐射的有效高度移至更高、更冷的大气层,从而在最初减少受影响光谱区域内的向外辐射。随后,地表和低层大气趋于变暖,直到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辐射发射增强有助于恢复平衡。实际计算需要对众多波长上的辐射传输进行分析,并考虑气体吸收的重叠、云、压强和温度等因素。
对于二氧化碳,经过平流层调整的辐射强迫有一个广泛使用的近似公式:
其中, 和 分别为扰动后的浓度和参考浓度。按此表达式计算,浓度加倍对应的辐射强迫约为 。这一表达式是在特定强迫定义和浓度范围内适用的近似式,并非普遍成立的恒等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21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将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所产生的有效辐射强迫(ERF)评估为 。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计算方法的更新以及快速调整过程的纳入,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量相互矛盾。
辐射强迫与浓度之间之所以近似呈对数关系,是因为新增的吸收逐渐影响到二氧化碳吸收带中那些吸收最强、光学厚度已很大的部分之外的光谱区域。因此,吸收带中心附近的饱和并不意味着浓度进一步增加就不再产生作用。吸收带翼部的吸收、辐射发射高度的变化,以及较稀薄的高层大气中的条件,仍然十分重要。计算依赖于实验室和大气光谱学研究,包括压强展宽和温度对分子吸收谱线的影响。
甲烷、氧化亚氮、臭氧和卤代气体具有不同的吸收光谱与化学行为,不能全部用二氧化碳的对数公式来表示其辐射强迫。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吸收特征存在重叠,因此两者共同产生的强迫并不恰好等于分别独立计算所得贡献之和。一些卤代气体在大气相对透明的光谱区域内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即使浓度很低,每个分子也能产生可观的强迫。甲烷还会通过大气化学过程影响臭氧和平流层水汽。
对于水汽,需要区分其作为强迫因子和反馈的不同作用。对流层中的水汽大多受温度和水循环控制;变暖过程中水汽的增加,通常被视为反馈,而非独立的强迫。相比之下,由甲烷氧化引起的平流层水汽变化,则可计入强迫贡献。因此,同一种具有辐射活性的物质,可以因导致其浓度变化的过程不同而发挥不同作用。
气溶胶、云与地表改变
大气气溶胶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其成分、粒径和光学性质各不相同。硫酸盐颗粒通常会散射太阳光,产生负强迫;而黑碳会强烈吸收太阳光,可能产生正强迫。矿物尘既散射又吸收辐射,其净效应取决于粒径、矿物成分、所在高度以及下垫面的性质。与混合均匀的温室气体不同,许多对流层气溶胶在空气中仅能停留数天至数周。因此,它们的负荷及强迫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排放区域和输送路径附近。
气溶胶与辐射的相互作用包括直接散射、吸收及其引起的大气调整。吸光颗粒会加热其所在的大气层,可能改变大气稳定度、环流、湿度和云。位于明亮云层上方的黑碳能够吸收原本会逸向太空的辐射,产生较强的正强迫。同一种气溶胶位于暗色地表上方时,可能产生不同的净效应。因此,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减少,并不足以证明某种气溶胶会使整个地球降温。
气溶胶与云的相互作用是另一条重要途径。一些颗粒充当云凝结核,使水滴得以形成。在云中液态水总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云滴数量增加通常会使云滴变小,并增强云的反射能力。这一响应通常称为图米效应,名称源于肖恩·图米对云反射率的研究。随后发生的蒸发、降水、卷入、云水含量和云覆盖范围的变化则没有那么一致。较小的云滴并不必然使云维持更久,因为相互竞争的过程取决于云的类型和气象条件。
地表改变也会影响辐射平衡。将暗色森林转变为较明亮的农田或牧场,可能增加对太阳光的反射,在积雪因此更多地暴露出来的地区尤其如此。相反,黑碳沉降到冰雪表面会降低反射率,产生正强迫。土地利用变化还会影响碳储量、空气动力学粗糙度和蒸散。这些效应不应混为一谈:蒸发变化造成的局地地表温度变化,并不一定等同于大气顶的辐射强迫。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21年的评估中估计,2019年相对于1750年的人为气溶胶总有效辐射强迫(ERF)约为 ,评估范围约为 至 。所评估的负强迫贡献大部分来自气溶胶与云的相互作用。范围较宽,反映的是重建工业化前颗粒群体特征以及确定云响应的困难,而不是对颗粒是否与辐射发生相互作用存在疑问。气溶胶在全球范围内部分抵消了温室气体的强迫,但其寿命短、分布不均,这使它们在物理上不同于二氧化碳的持久累积。
太阳、火山和轨道的影响
太阳的变化会改变进入地球气候系统的能量。在一阶近似下,不考虑大气调整时,太阳总辐照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如下全球辐射强迫:
在约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内,太阳总辐照度从极小值到极大值的变化幅度约为0.1%,相当于全球平均吸收的太阳辐射变化约为 量级。单个波长处的辐照度变化比例可能更大,尤其是在紫外波段;这些变化对平流层臭氧和加热过程的影响,也不同于整个太阳光谱上的均匀变化。
大规模爆炸式火山喷发可将二氧化硫注入平流层,并在那里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硫酸气溶胶液滴。这些粒子会反射阳光,通常会产生持续数年的全球负辐射强迫。气候效应更直接地取决于进入平流层的硫含量及其随后的分布,而非喷发的火山灰总体积。大多数火山灰会较快沉降,而平流层中的硫酸盐由于不会受到降雨清除,可以扩散到广阔区域。
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于1991年的喷发提供了一个观测充分的实例。其气溶胶云在影响最强时产生了每平方米负几瓦的全球辐射强迫,并促使随后一至两年的全球地表温度下降约0.5摄氏度。气溶胶对辐射的吸收也使平流层下部升温。地表降温与平流层增温同时出现,说明单一的全球辐射强迫数值无法描述大气的所有响应。富含水汽,或具有特殊注入高度和成分的火山喷发,还可能产生需要单独评估的其他影响。
地球轨道和自转轴方向的变化,会改变入射太阳辐射在不同纬度和季节之间的分配。这些变化通常称为米兰科维奇循环,发生在数万年至数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它们是解释冰期—间冰期循环的核心因素,因为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夏季日照会影响冬季积雪能否留存,以及冰盖能否增长。与区域性的季节效应相比,其全球年平均辐射强迫可能很小。因此,相较于分布广泛的温室气体扰动,全球平均的单一标量并不能同样直接地反映轨道变化的影响。
一种影响是否被归类为强迫,还取决于系统边界和时间尺度。在模拟冰期循环的长期模拟中,冰盖反照率变化可能属于反馈;但在研究大气对给定冰盖的响应的试验中,它又可能是预设的强迫。同样,太阳活动变化属于地球气候系统的外部因素,而温室气体变化在某项试验中可能由外部规定,在另一项试验中则可能由碳循环反馈产生。因此,“外部”是相对于分析中纳入的过程而言的。
概念的发展
辐射强迫分析的基础早在现代术语出现之前就已逐步形成。19世纪20年代,约瑟夫·傅里叶研究了地球温度如何受到地球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热交换以及大气作用的影响。1856年,尤妮斯·牛顿·富特报告了比较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不同气体受热情况的实验,并将大气成分与气候联系起来。1859年,约翰·丁达尔开始开展实验室研究,证实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会选择性地吸收红外辐射。这些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到,大气对气候的作用取决于其成分,而不仅仅是其质量。
1896年,斯万特·阿伦尼乌斯发表了将大气二氧化碳变化与地表温度联系起来的计算结果。他的处理方法与现代模型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在大气吸收和反馈的表述方面,但这项工作使温室效应与气候关系的定量计算成为一个持续受到研究的科学问题。盖伊·斯图尔特·卡伦达1938年的研究汇集了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与温度变化的证据。20世纪中叶,红外测量技术的改进,以及吉尔伯特·普拉斯等研究人员开展的计算,加强了估算辐射通量变化的物理基础。
数值大气模型的出现,使研究人员能够更系统地将辐射扰动与其引起的气候响应区分开来。真锅淑郎和理查德·韦瑟拉尔德于1967年进行的辐射—对流计算纳入了水蒸气反馈,并展示了二氧化碳变化如何改变大气温度廓线。这类研究需要明确处理红外辐射传输、太阳辐射加热、对流和湿度。后来的三维模型又加入了大气环流、海洋相互作用、随空间变化的云,以及其他过程;这些过程决定了施加于全球的扰动如何转化为具有地域差异的气候响应。
从1990年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开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历次评估推动了辐射强迫概念日益标准化。采用共同的基准年份和统一的单位,使温室气体、气溶胶、太阳变化和地表反照率各自的贡献得以比较。对于许多强迫因子,传统的经平流层调整的辐射强迫定义能够有效预测全球温度响应。它也揭示了这样一些情形:由于大气和云的调整,相同大小的传统辐射强迫会产生不同的响应。
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研究日益重视有效辐射强迫,以及调整与反馈之间的区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着重采用了有效辐射强迫(ERF),2021年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则进一步完善了对它的定量评估。这一演变并未取代其背后的能量收支原理,而是更精确地界定哪些变化应归入初始扰动,从而使二氧化碳、气溶胶、臭氧及其他强迫因子之间的比较,更好地反映它们对耦合气候系统的影响。
计算、观测与不确定性
最精细的计算从按波长分辨的辐射传输入手。逐线模型利用光谱数据库,计算大量分子跃迁所产生的吸收和发射。这些模型考虑谱线强度、压力展宽、温度依赖性、光谱重叠以及大气廓线。由于这类计算的计算成本很高,天气和气候模型通常采用速度更快的谱带法或相关-法,并以精细计算的结果加以检验。此外,还必须指定云的几何结构、气溶胶的光学性质和地表反射率;仅靠分子光谱学并不能确定整个大气的辐射强迫。
对于温室气体,可以通过受控计算,在背景大气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比较浓度发生变化和未发生变化时的辐射。计算气溶胶强迫还需要了解颗粒的粒径、成分、混合状态、垂直分布及其与云的相互作用。有效辐射强迫(ERF)的计算通常需要集合模拟或长时间模拟,因为云和环流的自然变化可能掩盖全球能量收支中由强迫引起的微小变化。模型之间的差异既可能来自辐射传输计算中的近似处理,也可能来自物理机制不同的快速调整。
卫星仪器观测大气顶反射的太阳辐射和向外发射的热辐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云与地球辐射能量系统(CERES)为这些通量提供了重要的测量数据。具备光谱分辨能力的红外仪器通过识别特定气体所对应波长区域内的变化,提供补充证据。地面观测也能探测到向下红外辐射的变化。这些观测可以检验辐射强迫背后的机制,但没有任何单一仪器能够直接测量历史人为有效辐射强迫的所有组成部分。
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确定反事实基准。卫星观测的是实际存在的大气,而不是一个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却没有工业时代排放的大气。云、水汽、地表温度和环流会与强迫因子同时发生变化。要区分它们各自的影响,需要结合辐射计算、统计分析、模型实验,以及对大气成分的独立约束。工业化前的气溶胶状态尤其难以重建,因为当时的系统性测量十分稀少,而天然颗粒物来源又具有变动性。
测量不确定度也不同于对通量变化进行归因时的不确定性。仪器需要稳定的校准,而微小的长期变化必须从大得多的背景通量中提取出来。海洋热含量测量为地球能量积累提供约束,并有助于确定能量不平衡绝对值的估计基准。但这些测量并不能直接识别是哪个强迫因子提供了能量。因此,评估需要结合观测与对物理过程的理解,并明确区分仪器误差、历史排放的不确定性、调整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气候内部变率。各个强迫分量的不确定性之间也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不应一概将其范围当作相互独立的误差来相加。
从强迫到温度和降水
一个简单的全球能量平衡关系式将有效强迫与变暖联系起来:
其中, 是向下的能量不平衡, 是有效辐射强迫(ERF), 是全球地表温度变化,而在这里采用的符号约定下, 是取正值的辐射恢复系数。这个方程表明,变暖会增加向太空的净能量损失,从而抵消所施加的强迫。达到平衡时,,因此有 。这是一个有用的近似关系,而不是一条具有普适恒定 的精确定律。
恢复系数包含多种反馈过程。地球变暖后,热辐射发射增加,产生基本的稳定性普朗克响应,这与黑体辐射有关。水汽增加通常会放大变暖,而具有反射作用的冰雪减少则会产生正的反照率反馈。大气温度递减率和云的变化会进一步改变响应。这些过程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气候敏感度,通常以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最终导致的全球升温幅度来表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的评估给出的最佳估计值为 ,可能范围为 –。
海洋具有巨大的热容,且会将热量输送到海表以下,因此会延缓平衡的建立。所以,在较短时期内,强迫与全球温度不一定按固定比例上升。在简单的瞬态模型中,温度变化率前乘以一个有效热容;更复杂的模型则将表层与深海区分开来。环流变化和海洋变暖地理分布的变化,可能在数十年至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上改变有效反馈强度。因此,对持续强迫的响应不同于对短暂火山脉冲的响应。
相同的全球强迫并不保证产生相同的区域变暖。响应取决于能量增加或减少的位置、大气环流、地表性质,以及与海洋的耦合。强迫效能描述的是,相对于某一参照因子(通常为二氧化碳),单位强迫所引起的温度响应。有效辐射强迫纳入了快速调整,因而减小了部分效能差异,但并未完全消除对空间分布的依赖。对于地理分布集中的气溶胶、使积雪变暗的物质,以及作用于不同大气高度的扰动,这一点尤为重要。
降水还受到另一项能量约束。全球平均降雨量与大气辐射冷却和地表感热交换有关,而不只是取决于较暖空气容纳水汽的能力。二氧化碳增加可以迅速减弱大气辐射冷却,在地表尚未明显变暖之前就抑制降水;随后的变暖通常会使降水增加。太阳强迫和吸收性气溶胶造成的大气加热垂直分布不同,因此引起的降雨快速调整也不同。常被引用的“大气水汽容量每升温一度增加约7%”,并不意味着全球平均降水量也会以同样的速率增加。
历史强迫收支与归因
历史强迫收支采用一致的定义,比较两个指定时点的气候系统状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估计,2019 年相对于 1750 年的人为有效辐射强迫(ERF)总量为 ,评估范围为 –。这一正值总量反映了温室气体及其他因素的增温作用,被气溶胶和地表反照率的降温作用部分抵消后的净效应。它表示相对于参考状态的差值,既不是大气温室效应的总量,也不是 2019 年观测到的地球能量不平衡。
在该评估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贡献约为 ,甲烷为 ,氧化亚氮为 ,卤代气体合计为 。臭氧变化还带来了额外的正贡献。气溶胶是最大的负贡献来源,也是总量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在同一项 1750—2019 年的比较中,评估所得的太阳活动贡献相对于人为强迫总量很小。所有这些数值都与所注明的时间和评估方法相联系,并非恒定不变的常数。
强迫收支既可以按大气成分的变化来核算,也可以按引起这些变化的排放来核算。在基于浓度的核算中,甲烷强迫描述的是甲烷含量变化本身的辐射效应。在基于排放的核算中,甲烷排放的贡献还可以包括其对臭氧、平流层水汽以及其他由化学过程介导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氮氧化物排放会影响多种大气成分,而这些成分的辐射效应方向相反。如果不作调整就混用这两种核算框架,会造成重复计算或遗漏。关键在于明确:收支描述的是大气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是哪些排放导致了这些变化。
辐射强迫为观测到的气候变化的归因提供支持,但仅凭辐射强迫本身还不足以完成归因。归因研究将强迫的历史演变与模型模拟的响应、观测结果以及内部变率的估计结合起来。温度的空间分布和垂直分布提供了全球平均值之外的信息:温室气体增加、太阳活动变化和火山气溶胶在大气中产生的特征信号并不相同。自然变率能够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尺度上重新分配热量、改变温度,而并不意味着存在持续的外部强迫。区分这些过程,需要兼顾能量和动力学方面的证据。
在比较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排放影响时,辐射强迫也是全球增温潜势的基础。全球增温潜势将一次脉冲排放之后的强迫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积分,并与等质量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应积分值进行比较。这一指标取决于大气寿命、辐射效率、化学效应以及所选的时间范围,通常为 20 年或 100 年。它并不等同于该时段结束时的温度。二氧化碳也没有单一的大气寿命:陆地和海洋的吸收会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移除不同比例的二氧化碳,而一次脉冲排放中的一部分会留存数千年。因此,比较强迫时必须区分持续的浓度变化、持续的排放速率和一次性脉冲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