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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万特·阿伦尼乌斯

瑞典物理化学家,其电离理论、反应速率理论及二氧化碳气候效应研究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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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万特·奥古斯特·阿伦尼乌斯(1859年2月19日—1927年10月2日)是瑞典科学家,他的研究推动了物理化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提出,电解质溶解后会分离成带电粒子,并凭借这一理论获得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以他命名的阿伦尼乌斯方程描述了许多化学反应的速率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他还在1896年计算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会如何改变地球表面温度,这项研究影响深远。

阿伦尼乌斯最初接受的是物理学训练,后来将数学和物理学的推理方法应用于多个领域,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他的研究将电导率、化学平衡、反应动力学、大气辐射以及生物反应联系起来。其中一些成果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另一些观点,包括生命可通过太空传播的设想,则仍停留在推测层面。他的职业生涯也体现了科学界人际网络与科研机构的重要性:他的博士研究起初反响平淡,后来却为他赢得了国际认可,使他在斯德哥尔摩科学界担任领导职务,并在诺贝尔奖体系内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求学经历与物理化学家之路

阿伦尼乌斯出生于瑞典乌普萨拉附近的维克。他的父亲从事庄园管理工作,后来到乌普萨拉大学任职。阿伦尼乌斯曾就读于乌普萨拉主教座堂学校,1876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化学。他后来的研究体现了这些学科的融合:他研究化学物质时,主要着眼的不是分类或合成,而是浓度、温度与电学行为之间可以测量的关系。

1881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跟随埃里克·埃德隆开展研究,后者的研究兴趣包括电现象。阿伦尼乌斯研究的是水溶液如何导电。这一问题是19世纪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溶液的行为很难用物理混合物与化学结合物之间的明确界限来解释。纯水的导电能力很弱,但加入少量某些酸、碱或盐,就能使其电导率大幅提高。要解释这种差异,就需要一种理论,说明溶解的物质在液体内部变成了什么。

他于1884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电解质的电导研究》(Recherches sur la conductibilité galvanique des électrolytes)介绍了电导率测量结果,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溶解物质的命题。论文认为,电解质中可能有一部分具有化学活性,负责导电,而且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会随稀释而增加。这是其理论的早期表述;后来,他以解离为带电粒子的概念,更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理论。乌普萨拉的考官给这篇论文的评分并不高,表明他们并未充分认可这项研究。这段经历常被描述为他的理论遭到了否定,但他实际上获得了学位;更准确地说,当地评审者对其解释及重要性的认可相当有限。

阿伦尼乌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了国外的研究者,包括鲁道夫·克劳修斯、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和雅各布斯·亨里克斯·范特霍夫。奥斯特瓦尔德认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并前往乌普萨拉拜访了他。随后,一笔游学资助使阿伦尼乌斯得以在1886至1890年间,前往欧洲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工作,其中包括奥斯特瓦尔德、弗里德里希·科尔劳施、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和范特霍夫所在的实验室。

这些学术联系对他的思想发展影响深远。科尔劳施精密的电导率测量、范特霍夫对溶液性质的理论研究,以及奥斯特瓦尔德对化学平衡的研究,为检验和拓展电离理论提供了彼此独立的途径。因此,阿伦尼乌斯并非只是一个孤立假说的提出者,而是一场国际性学术运动的参与者;这场运动致力于寻找将化学与热力学及分子物理学联系起来的定量规律。

电离与溶液的性质

阿伦尼乌斯最主要的贡献是电离理论。该理论在成熟阶段认为,电解质溶于水后,可以分离成带正电和带负电的离子;在施加外部电压之前,这些离子就已存在于溶液中。例如,氯化钠会产生钠离子和氯离子:

NaCl(s)→Na+(aq)+Cl−(aq).\mathrm{NaCl(s)\rightarrow Na^+(aq)+Cl^-(aq)}.

外加电场使带相反电荷的粒子向不同方向移动,从而形成电流。因此,导电现象表明溶液中原本就存在能够移动的带电组分,而不是说明必须先由电流将每个已溶解的分子拆开。

这套术语有其历史渊源。迈克尔·法拉第在研究电解时引入了离子的概念,但这些载流粒子究竟是怎样的物理实体,当时仍有争议。许多化学家难以接受,一种稳定的盐仅仅通过溶解,就能产生化学性质各异的带电组分。离子与中性原子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水中的钠离子不具有金属钠的化学性质,氯离子也不是氯气。后来,电子的发现和原子结构理论的发展,使这一区别更容易得到解释,不过阿伦尼乌斯的理论早于这一理论框架。

将电导率与溶液性质结合起来考察,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论据。范特霍夫已经证明,稀溶液的行为往往遵循与理想气体相似的关系。然而,电解质溶液表现出的渗透压,可能高于按所溶解的化学式单位数目推算的预期值。电离为此提供了解释:一个化学式单位可以产生两个或更多独立运动的溶质粒子。在理想化情况下,若一种电解质每个化学式单位可产生 ν\nu 个离子,且发生电离的比例为 α\alpha,则范特霍夫因子为

i=1+α(ν−1).i=1+\alpha(\nu-1).

对于氯化钠,ν=2\nu=2,因此在理想稀溶液极限下,完全电离时应有 i=2i=2。

阿伦尼乌斯还利用电学测量结果,通过以下近似关系估算电离度:

α=ΛmΛm∞,\alpha=\frac{\Lambda_m}{\Lambda_m^{\infty}},

其中,Λm\Lambda_m 是给定浓度下的摩尔电导率,Λm∞\Lambda_m^{\infty} 是其在无限稀释时的极限值。这就将微观解释与实验上可以测得的量联系起来。

这种解释对弱电解质尤其有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浓溶液或强电解质的完整理论。即使电导率随浓度显著变化,强电解质也基本上已完全电离;离子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其迁移能力和热力学行为。彼得·德拜和埃里希·休克尔于1923年提出的理论,后来解释了这些相互作用的若干重要方面。因此,现代处理方法会区分电离与非理想性,并在描述平衡时使用热力学活度,而非仅仅使用浓度。

酸、碱与化学平衡

电离理论为酸、碱和盐在水中的典型行为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按照阿伦尼乌斯的分类,酸能提高水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碱则能提高氢氧根离子的浓度。符号 H+(aq)\mathrm{H^+(aq)} 是一种便于使用的化学简写:水中的氢离子处于溶剂化状态,在基础化学方程式中常表示为水合氢离子 H3O+\mathrm{H_3O^+}。这一补充说明并不影响其核心观点,即酸性和碱性取决于溶液中特定的离子种类。

这一框架解释了为什么化学组成不同的物质会具有共同的性质。盐酸和硝酸的组成不同,但都能在水中产生氢离子。同样,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都能提供氢氧根离子。不必将它们共有的反应视为完整分子各自发生的、互不相关的转化;这些反应的本质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组成离子。强酸与强碱中和反应的净离子方程式为

H3O+(aq)+OH−(aq)→2H2O(l).\mathrm{H_3O^+(aq)+OH^-(aq)\rightarrow 2H_2O(l)}.

其余离子往往不直接参与这一特定转化。将它们从净离子方程式中略去,并不意味着它们实际上不存在,而是表明它们在反应中未被消耗。

这一解释将酸碱反应与化学平衡联系起来。弱酸不会完全电离。对于一种简单的酸 HA\mathrm{HA},有

HA+H2O⇌H3O++A−.\mathrm{HA+H_2O\rightleftharpoons H_3O^++A^-}.

其电离可以用平衡常数描述,通常以活度表示,在足够稀的溶液中则可用浓度近似表示。稀释会改变平衡时各组分的比例,而加入溶液中已有的某种离子则可能抑制进一步电离。因此,电导率、化学组成和平衡行为可以在同一个定量体系中加以分析。

奥斯特瓦尔德提出了将弱电解质的电离与浓度联系起来的稀释定律。对于一元弱酸,其以浓度表示的简单形式为

Ka=cα21−α,K_a=\frac{c\alpha^2}{1-\alpha},

其中,cc 为分析浓度,α\alpha 为电离度。这一定律成功适用于某些弱电解质,增强了离子解释的说服力。而将其不加区别地应用于强电解质时所遭遇的失败,也揭示了把所有电导率变化都归因于电离程度变化的局限性。

后来,人们认识到,阿伦尼乌斯的定义只是适用于水溶液的特例,而不是酸性的普遍定义。1923年,约翰内斯·布伦斯特德和托马斯·劳里各自独立提出了以质子转移为基础的定义,吉尔伯特·N.路易斯则提出了基于电子对的解释。这些更广泛的理论涵盖了非水介质中的反应,以及化学式中不含氢氧根的碱。不过,阿伦尼乌斯的分类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能直接解释许多水溶液反应,为入门阶段的计算提供依据,并标志着酸碱化学从描述性研究向离子机理解释的关键转变。

温度依赖性与阿伦尼乌斯方程

1889年,阿伦尼乌斯发表了一种理论解释,阐明反应速率为何强烈依赖于温度。他提出的关系式后来被称为阿伦尼乌斯方程:

k=Aexp⁡(−EaRT),k=A\exp\left(-\frac{E_a}{RT}\right),

其中,kk 为反应速率常数,AA 为指前因子,EaE_a 为活化能,RR 为气体常数,TT 为绝对温度,以开尔文为单位。该方程解释了为什么温度仅略微升高,反应速率就可能大幅增加:温度位于指数项的分母中。

在此之前,范特霍夫等研究者已经研究过相关的温度关系。阿伦尼乌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这种数学上的依赖关系与一个观念联系起来:参与反应的分子中,只有一部分处于能够发生反应的活化状态,而这一比例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他最初提出的图景与后来的碰撞理论或过渡态理论并不相同,但它为普通反应物转变为可反应构型所需跨越的能垒提供了解释。

取对数后,可得到一种便于实验分析的形式:

ln⁡k=ln⁡A−EaR1T.\ln k=\ln A-\frac{E_a}{R}\frac{1}{T}.

如果在所考察的温度区间内,AA 和 EaE_a 近似为常数,那么以 ln⁡k\ln k 对 1/T1/T 作图,所得图线近似为一条斜率为 −Ea/R-E_a/R 的直线。由此便可根据测得的速率常数估算活化能。例如,若 Ea=50 kJ mol−1E_a=50\,\mathrm{kJ\,mol^{-1}},并将指前因子视为常数,则温度从 298298 升至 308 K308\,\mathrm{K} 时,有

k308k298=exp⁡[50 000R(1298−1308)]≈1.9.\frac{k_{308}}{k_{298}} = \exp\left[ \frac{50\,000}{R} \left(\frac{1}{298}-\frac{1}{308}\right) \right] \approx 1.9.

因此,人们熟悉的“温度每升高十度,反应速率就加倍”这一说法,只是适用于某些反应的粗略经验法则,并非普遍的化学定律。

该方程成为化学动力学的核心方程,也被用于描述扩散、材料劣化以及某些形式的电输运等过程。其参数必须结合具体机理来解释。对于多步骤过程,测得的表观活化能可能反映多个基元反应、不断变化的平衡或输运限制,而非单一的分子能垒。

现代反应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阿伦尼乌斯图可能出现弯曲。反应机理可能随温度改变;指前因子可能发生变化;量子隧穿可能变得重要;或者,观测到的速率可能受相互竞争的过程控制。在生物系统中,分子结构的变化还可能带来额外的复杂性。该方程之所以始终重要,在于它兼具简洁性、可检验性和广泛适用性,而不在于它声称所有依赖温度的过程都严格遵循同一条指数定律。

1896年关于二氧化碳与气候的计算

阿伦尼乌斯在化学领域之外最广为人知的成果,是他于1896年发表在《伦敦、爱丁堡与都柏林哲学杂志及科学期刊》上的论文《论空气中的碳酸对地面温度的影响》。在当时的语境中,“碳酸”指的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篇论文探讨了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是否有助于解释大幅度的气候变迁,尤其是冰期与较温暖时期的交替。

这一研究所依据的物理思想早于阿伦尼乌斯。约瑟夫·傅里叶曾讨论过大气在维持地球温度方面的作用,约翰·丁达尔则通过实验证明,不同气体吸收热辐射的能力差异很大。阿伦尼乌斯试图以更全面的数值计算,建立大气成分与地表温度之间的联系。因此,他的贡献并非发现大气会影响气候,而是较早地定量计算了某一种吸收辐射的气体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气候影响。

他的分析涉及温室效应:大气允许大量入射太阳辐射到达地表,同时吸收并发射部分向外逸出的红外辐射。对向外辐射的吸收发生变化,就会改变地球能量收支达到平衡所需的条件。阿伦尼乌斯采用了当时已有的大气透射观测资料,包括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的测量结果,并结合了有关水汽、云量和地表状况的假设。他分别计算了不同纬度带的温度响应,而不是用一个统一的温度代表整个地球。

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水汽视为一种放大因素。在相对湿度相近的条件下,较暖的空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而水汽本身也能吸收红外辐射。冰雪还带来了另一种增强作用,因为其覆盖范围的变化会改变地表反照率。这些都是将反馈纳入计算的早期尝试,不过其处理方式远比现代气候模型简单。

他在1896年的计算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翻倍会导致约 55–6 ∘C6\,^\circ\mathrm{C} 的升温,且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历史计算的具体结果不应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精确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不完整的吸收数据和简化的大气假设。尽管如此,他将二氧化碳视为可能对全球温度产生强大调节作用的因素,这在当时仍是一项非凡的成果。

阿伦尼乌斯还认识到,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内,二氧化碳含量与温度响应之间存在近似的对数关系:浓度以相近比例变化,会产生大致相近的温度变化。这与后来描述二氧化碳辐射强迫时采用的形式相似,但他的计算并未包含现代估算所依据的光谱学和辐射传输理论框架。

气候研究、工业排放与认识的演变

阿伦尼乌斯开展气候研究的直接目的,与当代气候科学的核心关切有所不同。他主要研究地质时间尺度上的自然气候变化,尤其关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减少是否可能促成冰期。瑞典地质学家阿尔维德·赫格布姆对碳源与碳汇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在碳循环中,火山排放、化学风化、海洋交换和生物过程都可能改变大气中的碳储量。

当时,工业燃煤已被认为是这一循环中新增的碳来源。阿伦尼乌斯讨论了人类使用燃料可能增加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情况,但他估计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远长于后来观测到的快速变化。在1908年出版英文版的《宇宙的演化》中,他总体上以乐观的态度描述未来可能出现的变暖,包括它可能给寒冷地区和植物生产带来的益处。这种看法反映了他所处的地理环境、当时人们的预期,以及他所能获得的有限气候影响评估,并不意味着他已预见到现代科学对快速气候变化风险的全面认识。

他的气候论证并未立即成为科学界的共识。1900年前后,克努特·奥ng斯特伦等人的实验似乎表明,二氧化碳的吸收已接近饱和,而且其吸收与水蒸气的吸收相互重叠,因此新增二氧化碳几乎不会产生额外影响。一些研究者将这些结果视为二氧化碳不会对气候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然而,不能简单地把大气当作近地面的一根短气体管来解决这个问题:气压、温度、光谱细节,以及辐射逸出大气时所在的高度,都至关重要。

后来的研究澄清了这些问题。强谱线中心附近的吸收即使已接近完全,新增的二氧化碳仍会改变邻近波长处的吸收,并抬高向太空发射辐射的有效高度。此外,高层大气中的水蒸气含量远低于潮湿的低层大气。因此,两种气体吸收范围的重叠,并不会消除新增二氧化碳的气候效应。要准确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光谱学、大气观测和数值计算取得进展,而这些条件在阿伦尼乌斯的时代尚不具备。

盖伊·斯图尔特·卡伦德于1938年发表的研究,将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与观测到的变暖联系起来,后续研究则发展出精细得多的辐射计算方法。系统性的大气测量,以及后来取得的冰芯记录,以远超19世纪估算的精度,确定了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因此,阿伦尼乌斯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有其明确界限。他在早期通过定量计算,有力地论证了一种合理的气候机制,但并未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气候作出完整预测。现代科学的结论建立在独立观测、不断完善的物理理论和多方面证据之上,而非依靠他的权威或其最初计算的数值精度。

学术领导工作与诺贝尔机构

阿伦尼乌斯的职业发展与斯德哥尔摩日益发展的科学机构密切相关。1891年,他成为斯德哥尔摩高等学院的物理学讲师,1895年升任教授,1896年出任校长,并任职至1905年。这所学院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前身。尽管他在化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却受聘担任物理学教职,这表明直到19世纪末,物理化学的学科归属仍未定型。

他的国际联系使斯德哥尔摩得以融入更广泛的科学网络。奥斯特瓦尔德和范特霍夫不仅是与他通信、支持某一理论的学者,更是一个研究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这个共同体重视定量关系、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专业出版物。在他们的影响下,溶液理论与反应动力学逐渐被视为同一个完整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随着不同实验室的实验结果共同证实离子解释的实用价值,阿伦尼乌斯本人的学术地位也得到巩固。

1901年,他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03年,他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通过电离理论为化学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瑞典人。在他之前,范特霍夫于190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他之后,奥斯特瓦尔德于1909年获奖。因此,早期诺贝尔奖的颁授对于物理化学获得公众认可尤为重要。

1905年,阿伦尼乌斯出任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并任职至1927年。该研究所为他的研究和国际科学交流提供了稳定的基地。他还通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参与诺贝尔奖相关工作。这些身份应当区分开来:主持诺贝尔研究机构、担任奖项委员会委员和获得诺贝尔奖,是彼此独立的角色,尽管它们都提升了他的声望。

通过评价其他科学家的工作以及参与科学组织,阿伦尼乌斯的影响超出了他本人的实验研究专长。这类机构性工作是科研实际组织运作的一部分:人事任命、经费资助、提名和国际声誉,都会影响哪些研究方向能够发展,以及哪些研究者能够获得支持。因此,他的职业生涯既涉及学术研究,也涉及行政管理。

与此同时,不应因为他的早期理论最终取得成功,就将这一结果视为从一开始便不可避免。该理论获得接受,有赖于测量方法的改进、有用的预测,以及一个能够用共同语言解释看似互不相关现象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从最初反响平平的博士论文,到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研究体系,他的经历体现的是化学内部解释标准的转变,而不只是反对声被赞誉声取代的简单过程。

免疫化学与定量方法的拓展

阿伦尼乌斯尝试将物理化学的方法应用于生物反应,尤其是毒素与抗毒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项研究是他与丹麦医生兼研究人员托瓦尔德·马德森合作开展的。他们的研究属于免疫化学的早期探索,当时的研究者正试图确定:能否通过化学结合、平衡和可测量的浓度来描述免疫反应,而不只是依据其生物效应加以描述。

实验的核心问题在于,毒素制剂能够引发生物反应,而抗毒素能够减弱或阻止这种反应,但要确定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并不容易。生物测定衡量的是作用结果,而非直接计数分子复合物,且制剂本身往往成分不均一。因此,一条描述抗毒素剂量与残余毒性之间关系的曲线,可能有不止一种解释。

阿伦尼乌斯和马德森将某些毒素与抗毒素的相互作用视为可逆的化学结合。用现代符号示意,这一设想可以写成

T+A⇌TA,\mathrm{T+A\rightleftharpoons TA},

其中,T\mathrm{T} 代表毒素,A\mathrm{A} 代表抗毒素,TA\mathrm{TA} 代表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如果结合是可逆的,那么即使存在抗毒素,仍可能有一部分毒素处于游离状态。残余毒素的量取决于浓度和结合平衡,而不只是取决于是否加入了固定的中和剂量。

这种思路不同于保罗·埃尔利希提出的解释。埃尔利希的免疫学理论强调特异性的结合基团,并将复杂的中和现象部分归因于毒素各组分之间的差异。双方的分歧既涉及参与反应的物质具有什么性质,也涉及能够从实验曲线中合理推断出什么。从简单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化学与生物学之争:双方都运用了化学概念,但对平衡、非均一性以及特定分子结构各自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看法。

1907年,阿伦尼乌斯在《免疫化学:物理化学原理在生物抗体研究中的应用》中阐述了这一更广泛的研究纲领。该书探讨了反应动力学和平衡的概念如何帮助解释生物体系中的结合与中和现象,体现出他一贯偏好用简洁的数学解释将不同实验观察联系起来。

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问题为何难以用简单模型处理。抗体并不只是具有某种普适亲和力的抽象试剂;其结合取决于分子结构、抗原上可供结合的位点,以及参与相互作用的制剂的性质。生物效应还可能取决于结合之后的其他步骤。阿伦尼乌斯并不具备后来人们对蛋白质结构和免疫识别的认识。他的贡献在于推动确立了免疫反应可以开展定量研究这一观念;与此同时,其模型的局限也揭示出,有必要将平衡测量与分子特异性及生物学机制联系起来。

宇宙构想、科普著述与晚年生活

阿伦尼乌斯的兴趣从地球上的化学延伸到了生命的起源与分布。他提出了一种泛种论,认为极其微小的生物颗粒可以在光压的推动下穿越太空。这一构想通常被称为辐射泛种论,其中微小的孢子被认为是可能的生命载体。该机制所依据的是一种真实的物理效应:电磁辐射能够传递动量,并对物质施加作用力。

对于足够小的颗粒,辐射压力相对于引力而言可能相当显著,因为颗粒所截获的光产生的力主要取决于横截面积,而质量则与体积成正比。阿伦尼乌斯据此认为,大小合适的微小颗粒可能被推离恒星,最终抵达另一个行星系统。他的设想将有关生命的推测与当时关于辐射及宇宙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星际传播当作一种机制全然不明的事件。

其中的难题不仅涉及力学,也涉及生物学和环境条件。颗粒必须脱离原先所处的环境,经受住辐射和真空,在可能极其漫长的旅途中保持活性,并抵达合适的目的地。现代关于微生物存活能力和行星间物质交换的研究也在探讨类似问题,但这些研究并未证实阿伦尼乌斯提出的机制能够解释地球上生命的由来。泛种论还只是将生命起源的问题转移到了别处:即便生命确实能够在不同世界之间成功传播,这本身也无法解释生命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阿伦尼乌斯通过《形成中的世界》和《宇宙的生命》等著作,向更广泛的读者介绍宇宙与地球科学;这两本书的英文版分别于1908年和1909年出版。书中内容涵盖行星的形成与发展、大气过程、宇宙演化,以及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这些著作将已经确立的研究成果与证据充分程度不一的假说交织在一起,将其作为科学史文献阅读时,注意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阿伦尼乌斯一生有过两段婚姻。1894年,他与索菲娅·鲁德贝克结婚,两人育有一子奥洛夫,并于1896年离婚。1905年,他与玛丽亚·约翰松结婚,两人育有三个孩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仍与诺贝尔研究所保持着联系。1927年10月2日,他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在他去世后,其各种学说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依然清晰可见。电离理论和反应速率对温度的依赖关系成为化学的基本内容,并随着离子相互作用理论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发展而得到完善。随着大气科学的发展,他关于二氧化碳的计算重新获得了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辐射泛种论仍停留在假说层面,需要有关传播和存活的证据支持,这些证据并非最初的物理论证本身所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