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流是大气中相对狭窄、呈长条状的强风带,其特征是风速明显高于周围空气。最广为人知的急流出现在对流层顶部附近,通常位于海拔约8至15千米处,在中纬度和副热带地区主要自西向东流动。急流的位置、强度和形态不断变化。它们并非形成永久、连续的环状风带,而是常常表现为位置移动的分支、相互汇合的气流,以及风力格外强劲的局部区域。
急流在气象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有助于组织天气系统的移动和发展,重新分配能量与动量,并将相距遥远地区的大气状况联系起来。它们还会显著影响飞机航线、飞行时间以及遭遇湍流的可能性。急流的存在反映了太阳加热不均、地球自转与大气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大多数讨论主要围绕极锋急流和副热带急流展开,但其他大气气流——包括热带东风急流、低空急流和平流层急流——也具有急流的某些特征,只是由不同过程的组合形成。
物理特征与大气环境
急流的标志性特征是其急流轴,即风速达到局部最大值的连线。在急流轴周围,风速通常沿水平和垂直方向向外减弱。典型的对流层上部急流长达数千公里,宽数百公里,垂直厚度却只有几公里,不过这些尺度的变化幅度很大。急流的边界并非固定的界面,而是取决于识别急流时采用的风速阈值和诊断方法。
传统的气象业务定义要求,急流核心的风速至少约为每秒30米,相当于每小时约108公里或58节。强急流核心的风速常超过每秒50至70米,异常强劲的急流甚至可超过每秒100米。这些数值描述的是空气的运动速度,而不是整个急流形态的移动速度。急流中某个近乎静止的弯曲段,其内部的空气仍可高速流过,就像水流穿过位置相对固定的河湾一样。
最常见的急流大多位于对流层顶附近,这一界面将对流层与平流层分隔开来。对流层中的气温通常随高度升高而降低,而平流层下部的大气层结则更为稳定。对流层顶在热带通常较高,向两极方向则逐渐降低。急流常出现在对流层顶高度急剧变化的区域,那里的温度结构和水平气压梯度有利于形成强劲的高空风。因此,不能用一个全球统一的高度值来表示急流所在的高度。
气象学家通常在等压面图上分析急流,而不是在固定几何高度的图上分析。300百帕等压面通常位于海拔约9公里处,适合分析许多中纬度急流;200百帕等压面位于约12公里高度,往往能呈现位置更高的副热带急流。实际高度会随大气状况而变化。急流可能倾斜穿过不同的等压面,因此单张等压面图可能无法显示其最强核心的全部范围。垂直剖面和三维分析能够提供更完整的图景。
沿急流出现的局地风速极大区称为急流核。一条绵延的急流中可能存在多个急流核,它们的演变对天气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急流中还存在强烈的风切变,即风速或风向随空间距离发生变化。急流两侧的水平风切变十分显著,核心上方和下方的垂直风切变也往往很强。无论是高风速还是风切变,单独存在都不一定会造成湍流,因为大气稳定度和扰动结构也起着重要作用。
动力学起源:加热、自转与大气涡旋
急流的能量归根结底来自地球受热不均。热带地区接收的太阳能多于极地地区,形成大范围的水平温度差异。这些差异使大气层的厚度有所不同:在两个等压面之间,暖空气柱比冷空气柱更厚。因此,等压面的坡度随高度变化,使得对流层大部分高度范围内的西风往往随高度增强。
地球自转对这种环流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由于科里奥利效应,运动的空气在北半球向右偏转,在南半球向左偏转。在远离赤道的地区,大尺度高空风近似处于地转风平衡状态,即水平气压梯度力与科里奥利力相平衡。因此,空气大致沿等压面上的等位势高度线流动,而不是直接从高压流向低压。
水平温度差异与风的垂直切变之间的联系,可用热成风关系表示。在气压坐标系中,其一种形式为
其中, 为地转风, 为气压, 为干空气的比气体常数, 为科里奥利参数, 为竖直向上的单位矢量, 为沿等压面的温度梯度。这一关系描述的是风切变,而非一种独立存在、名为“热成风”的风。在通常的中纬度情形下,较冷的空气位于偏极一侧,西风随高度增强。
两种相互补充的过程有助于将上述气流集中成急流。在哈德莱环流中,空气在低纬度地区上升,并在高空向极地流动。如果空气绕地球自转轴的角动量近似守恒,那么随着它与自转轴的距离减小,其向东的速度就会增加。这为副热带急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解释。不过,摩擦、波动和动量交换使大气无法像一个完全孤立、角动量守恒的系统那样运转。
在更靠近极地的地区,天气扰动主动维持着环流。通过斜压不稳定过程,扰动从水平温度梯度中获取能量,发展成气旋和反气旋,并输送热量与动量。这些扰动的总体动量输送可使西风动量在某一特定纬度带内辐合,从而维持一支涡旋驱动急流。因此,急流并非只是冷暖空气之间的被动边界。急流影响大气扰动的形态与演变,而这些扰动又反过来重塑并维持急流。热力平衡、角动量输送和涡旋反馈必须结合起来考量。
主要急流系统及相关气流
极锋急流与中纬度地区强烈的温度反差,以及沿这些温度反差区发展的扰动有关。它通常出现在纬度约40°至60°之间,但个别区段可能远远超出这一范围。极锋急流通常位于海拔约8—12千米处,路径往往曲折,伴有大幅度的南北摆动。它与极锋的联系体现在动力学上,而非几何位置上的严格对应:高空风速最大区不一定正好位于地面天气锋面的上方。
副热带急流通常出现在纬度约25°至35°附近,高度也更高,一般约为10—16千米。它在冬半球尤为显著,位于哈德莱环流靠近极地的一侧边缘。与极锋急流相比,副热带急流可以形成更连续、沿纬向延伸的风带。不过,这两支急流并非总是截然分开。它们可能相互靠近,合并为一股强大的气流,在下游再度分离,或相互交换动力学特征。因此,仅按纬度分类可能会造成误解。
南北两半球都存在副热带急流和涡旋驱动急流系统,但其地理分布有所不同。在北半球,广阔的大陆和大型山脉使环流难以连续,形成了分属不同洋盆的急流,并带来显著的季节差异。在南半球,环绕南极洲的宽阔海洋带使绕极环流更为连续。即便如此,在某些地区和季节,仍能辨认出彼此分离的副热带急流和涡旋驱动急流,尤其是在南太平洋及澳大利亚所在扇区。
并非所有高空急流都是西风。热带东风急流在北半球夏季十分显著,自东向西流经亚洲南部和非洲热带的部分地区。它的发展与夏季风环流以及热带地区加热的大尺度分布有关。非洲东风急流则是另一支气流,主要位于对流层中部,通常出现在600—700百帕气压层附近。它与炎热的撒哈拉沙漠及其以南较凉爽、较湿润地区之间的强烈热力差异有关;与之相关的扰动可能有助于大西洋热带气旋的形成和发展。
低空急流的位置离地面近得多,其直接成因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大平原的夜间低空急流有助于将墨西哥湾的水汽向北输送,为暖季雷暴提供条件。日落后摩擦作用的变化、惯性振荡、地形和气压梯度都对其形成有所贡献。平流层中也存在强急流,冬季极涡周围尤其显著。这些气流都属于广义的大气急流,但不应将其与对流层上部的极锋急流混为一谈。
波动、风暴发展与持续性天气
急流很少沿着纬圈笔直流动。其大尺度弯曲与罗斯贝波密切相关,后者的动力学特征取决于行星自转效应随纬度的变化,以及大气涡度的分布。高空气流向极地凸出的部分通常对应着脊,向赤道伸展的部分则形成槽。空气会流经这些结构,但波本身可以以不同的速度传播,也可以近乎静止不动。
这些波动有助于决定气旋在哪里形成,以及如何移动。许多温带风暴在急流下方或附近温度反差强烈的区域发展。高空扰动可在槽的下游引发上升运动,同时,正在发展的近地面环流将暖空气输送至极地方向,将冷空气输送至赤道方向。由此产生的热量和动量交换又会反过来影响高空气流。因此,这是一种相互耦合的三维发展过程,而不是急流简单地推动一个已经形成的风暴在地图上移动。
急流中局部的急流核可通过偏离地转平衡来增强垂直运动。当空气加速进入急流核或减速离开急流核时,非地转环流有助于维持质量和动量平衡。在理想化的北半球平直急流核中,顺着气流向下游看,入口区右侧和出口区左侧往往有利于上升运动。这条常用的预报法则有其适用条件:气流曲率、温度平流、急流核的重叠,以及更大范围的气压形势,都可能使预期的响应发生偏移,甚至反转。仅凭高空辐散,并不能完整解释风暴为何增强。
急流的配置也会影响降水的位置和持续时间。强劲且较为平直的急流可引导一连串风暴接踵而至,袭向同一沿海地区。分支急流则可使风暴系统沿不同支流移动,让位于支流之间的一些地区相对干燥。当急流将富含水汽的天气系统一次次引向陆地时,这些系统与山地的相互作用可显著增加降雨和降雪。产生这些降水的水汽并非全部蕴含在急流本身之中;急流的作用是组织环流,输送并抬升湿空气。
当波动的正常推进速度减慢,或出现大气阻塞时,就可能形成持续性天气。一个长期维持的高压系统可能迫使急流分别向极地和赤道方向绕行,导致其一侧风暴频繁来袭,而其他地区则长期干旱或炎热。某些配置会使一个低压环流脱离西风主气流,形成可在某一区域上空停留数日的切断低压。因此,急流形态与干旱、洪水、热浪和寒潮都有关,但没有任何单一的“波动程度”指标能够决定所有这些结果。这些现象的发展还取决于土壤湿度、海洋状况、季节,以及各个扰动具体的演变过程。
季节性分布与气候联系
急流总体上的季节性迁移随大气受热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冬季,赤道与极地之间更大的温差通常有利于较低纬度地区形成更强的西风急流。夏季,中纬度的主要急流通常减弱,并向极地方向退缩。这一模式在全球各地并不一致:陆地升温和降温的速度比海洋快,而季风会重塑热带和副热带环流。因此,急流的季节平均位置掩盖了显著的逐日变化和区域结构差异。
北太平洋急流在北半球冬季尤为强劲,常从亚洲东部向东延伸至太平洋中部。亚洲沿岸附近冬季的巨大温差,加上下游的风暴路径,有助于维持这支急流。北大西洋急流大体从北美洲东部延伸至欧洲,其纬度、倾斜方向和强度都有显著变化。它的位置会影响大西洋风暴主要抵达北欧、中欧,还是更偏南的地区。山脉和海陆差异有助于使急流的大尺度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但不会将其固定在某一位置。
北大西洋涛动描述了与大西洋环流相关的一种重要气压变化模态。其正位相通常伴随着副热带大西洋与冰岛地区之间气压差的增强,也常伴随着更强、位置更偏北的大西洋西风。其负位相则往往伴随着风暴路径南移,或阻塞活动增多。这些是统计关系,而非严格不变的规律;这一涛动也无法完整描述急流随经度变化的结构。
热带加热还会通过大气波列影响远处的急流。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会改变热带太平洋对流的位置和强度,进而可能改变太平洋副热带急流以及冬季风暴的主要路径。在许多厄尔尼诺年份的冬季,副热带急流会跨越太平洋向东延伸得更远,影响北美洲部分地区的天气状况。具体结果因热带增暖的位置、季节及其他环流异常而异。热带印度洋的加热以及热带对流的季节内变化,也会产生类似的遥远影响。
地形也是塑造环流格局的重要因素。落基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会扰动西风环流,并有助于形成定常波。在亚洲南部,副热带西风急流冬季位于高原以南,随着夏季季风环流的发展而向北移动。在南半球,绕极西风的变化常用南半球环状模来描述。该模态的变化会影响南大洋上空风带和风暴路径所在的纬度,进而影响南半球各大陆南部的降水以及海洋环流。
发现、观测与数值表征
随着气象学家逐步获取地面以上的观测资料,人们对急流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形成完整的全球图景之前,人们就已根据云的移动和早期气球测量推断出高空存在强风。20世纪20年代,日本气象学家大石和三郎在富士山附近利用测风气球,记录了高空的强劲西风。他用世界语发表的报告在当时未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39年,德国气象学家海因里希·赛尔科普夫将 Strahlströmung(即“急流”)一词引入气象学术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远程飞行,使这些风的实际重要性显露无遗。在东亚上空飞行的飞机遭遇了极强的高空风,导致预期地速与实际地速之间出现巨大差异。战时观测和战后高空观测网的扩展,帮助确立了急流作为大气环流主要特征的地位。随着大尺度波动、大气不稳定性和全球能量平衡理论的发展,人们对急流的解释也不断深化。
一种核心观测仪器是由气球携带升空的无线电探空仪。它测量气压、温度和湿度,同时通过追踪气球获取风速和风向。常规探空通常在协调世界时00:00和12:00前后施放气球,揭示急流核心的垂直结构及其与对流层顶的关系。然而,气球观测站分布不均,尤其在海洋和偏远极地地区更为稀疏,而且每天两次的探空无法分辨每一个快速变化的急流核。
飞机沿商业航线提供大量风和温度测量资料,其飞行高度往往接近急流所在高度。卫星则通过追踪云和水汽特征来推导大气运动矢量,并测量辐射,为大气温度和湿度提供约束,从而补充这些资料。每种观测系统都有局限:云迹风的推算依赖于对所追踪特征高度的正确判定,而卫星辐射观测通常只能间接提供风的信息,并非对某一点风的直接测量。地基风廓线雷达和专用科研飞机则为特定区域补充观测信息。
现代数值天气预报通过资料同化整合这些观测,生成物理上自洽的大气状态估计。随后,模式根据描述运动、质量守恒和热力学过程的方程,计算急流的演变。预报水平不仅取决于能否确定风速最大值的位置,还取决于能否准确表征上游扰动及对流层顶附近的陡峭梯度。集合预报通过模拟多种可能的大气演变来探究不确定性。在气候研究中,再分析将一致的模式和同化框架应用于历史观测资料;不过,观测系统的变化可能引入人为的不连续变化,使长期趋势估计变得复杂。
航空、湍流与大气输送
急流对航空活动有重要影响,因为飞机相对于周围空气运动,而航班时刻安排取决于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顺风会提高地速,逆风则会降低地速。在一个简化的例子中,若飞机沿航迹方向保持每小时900千米的空速,每小时150千米的顺风会使其地速增至每小时1,050千米,而同样强度的逆风则会使其地速降至每小时750千米。实际制定飞行计划时,必须考虑风的变化、飞机性能、空域限制以及整条航线的情况。
因此,航空公司会根据预报风场优化航线,而不总是选择地理距离最短的路径。向东横越北大西洋的航班往往能借助强劲的西风,而向西飞行的航班则可能避开风速最大的急流核心区。随着大西洋急流的位置移动或出现大幅弯曲,最佳航线可能每天都有显著变化。飞行高度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飞行高度层即使略有调整,也可能改变飞机遇到的风况及其燃油效率。
一个主要危险是晴空湍流,它可能出现在远离可见对流云的地方。急流附近的强风切变可能使较薄的大气层失稳,产生湍流涡旋。一个有用的诊断指标是梯度理查森数:
其中, 为浮力频率, 和 为水平风分量, 为高度。该指标比较了层结的稳定作用与风切变的失稳作用。数值较小表明条件更有利于切变不稳定的发生,但不能仅凭某个数值阈值就对所有情况下的湍流作出预报。
湍流往往集中在急流边界附近、气流强烈弯曲处、高空锋区,以及地形激发的波动与背景风相互作用的区域。急流中风速最大的部分不一定是湍流最强的地方。常规机载气象雷达主要探测降水粒子,无法可靠地识别所有晴空湍流。因此,业务评估会综合使用预报诊断指标、航空器报告和可用的遥感资料;预报给出的是湍流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区域,而不是每一处具体的湍流区。
与急流相伴的环流也会影响大气输送。对流层顶附近的陡峭梯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空气混合,而波动破碎和对流层顶折叠则可使空气在平流层与对流层之间交换。下沉的平流层空气可能将浓度较高的臭氧带入对流层上部。烟、尘及其他大气气溶胶的远距离输送也受周围环流影响,不过,它们的输送路径还取决于注入高度、化学转化、云过程以及降水清除作用。因此,急流既是快速输送通道,也是一个由输送屏障和物质交换共同构成的、更复杂系统的一部分。
长期变化与未解问题
关于急流与气候变化的研究考察了多种不同特征:平均纬度、风速、垂直位置、季节性持续程度、经向延伸范围以及波动结构。这些特征不一定同步变化。急流可以向极地移动而不增强,也可能在某一高度增强、同时在另一高度减弱。研究结果还取决于识别急流所依据的是逐日局地风速极大值、季节平均值、风暴路径,还是环流指数。因此,笼统谈论“急流”可能会掩盖不同区域和诊断方法之间的重要差异。
人为驱动的变暖使大气温度梯度发生相互竞争的变化。北极放大效应减小了北极与较低纬度地区之间的近地面温差,尤其是在冷季。与此同时,热带对流层上部更强的增暖可能增大高空温差,而平流层冷却则会改变对流层顶以上的垂直结构。通过热成风平衡和大气波动反馈,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影响急流的强度和位置。仅凭地表温差不足以确定高层大气如何响应。
20世纪后期,南半球西风带向极地移动,是观测到的一项显著变化。温室气体增加和南极平流层臭氧损耗都促成了这一变化,其中臭氧损耗对南半球夏季环流的影响尤为重要。臭氧减少会使极地下平流层冷却,并改变平流层涡旋及其与对流层的耦合。此后的演变取决于季节,以及臭氧恢复、温室气体强迫和内部变率之间的竞争作用。单一的线性趋势无法同样准确地描述所有时期。
北极变暖是否会使北半球急流减慢并变得更加蜿蜒,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课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物理机制,解释温度梯度减小或波传播变化可能如何促成持续性的环流形势。然而,观测到的关系会随区域、季节、数据集及蜿蜒程度的定义而变化,模式试验也未得出普遍一致的响应。具体的阻塞事件和寒潮暴发还可能源于大气内部变率、热带影响,以及与平流层极涡的相互作用。仅凭这些事件的发生,无法确立长期因果关系。
模式普遍预估,持续变暖将导致急流位置和风暴路径发生变化,但变化幅度及其区域分布并不一致。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包括云、海洋温度分布、大气模式分辨率,以及大气与海洋环流模型对波动与平均气流相互作用的表征。有关未来航空湍流的研究还考察了高空风切变和稳定度的变化;对湍流发生概率变化的预估,并不等同于对事故率的预测。要区分外部强迫引起的变化与自然波动,仍然必须改进观测、积累更长的记录,并更好地表征相互耦合的大气过程。